中印文化交流史

中印文化交流史（通用6篇）

篇1：中印文化交流史

中印文化交流会

活 动 总 结

主办单位：共青团材料学院委员会

材料学院学生会

国际交流与关系学院

一、活动背景：

目前校内留学生越来越多，特别是来自印度的朋友更成为其中主要的一群。然而，由于语言及文化的差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未与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学子们进行过真正深层次的交流，使得我们与其一直处于隔缘状态。

二、活动目的：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学习部希望通过举办中印文化交流会，加强中印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于其建立稳固的友好关系，从而打破这种隔绝状态。

三、活动时间：11月20日下午2：30开始；

四、活动地点：灯光球场；

五、前期准备：

1、宣传工作：⑴：在三岔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

适当张贴海报以进行宣传；

⑵：安排干事在大一的各个专业进

行宣传；

⑶：提前一周通知印方负责人负责

宣传工作并邀请好友。

2、人员安排：⑴：选取主持人：提前一周在大一

年级进行宣传并通过面试形式选取中方主持人；提前一周通

知印方进行主持人选拔工作。

⑵：邀请相关人员：中方提前一周开始邀请擅长中国古典文化的同学参与活动，如书法、绘画高手；提前一周通知印方负责人邀请能展示印度文化的朋友参与。

⑶：学习部成员务必全部到场，作

为工作人员布置会场、维持秩序并做好会后清洁工作。

3、物品准备：⑴：提前三天做好预算并通知秘书处，提前购买好活动所需气球、彩带等装饰品及小奖品（主要为水果）；提前一周通知印方负责人准备好相关物品作为装饰及活动之用；

⑵：确保多媒体等设备正常工作。

4、前期沟通：中方主持人提前一天与印方主持人进

行关于活动流程的交流，确保对活动流程比较熟悉，能使活动顺利进行。

六、活动流程：

1、学习部干事提前一小时到达指定活动场所完成活动的准备工作，如装饰会场等；

2、主持人介绍所邀人员并宣布活动开始；

3、在主持人引导下进行相关活动：

小活动安排：

⑴：舞蹈表演：印度朋友在音乐背景下表演具有

印度特色的传统舞蹈。（背景音乐You rock或其它）；

⑵：歌曲互动：印度朋友和中方表演者轮流进行，演唱具有名族特色的歌曲（印方演唱I hate luvstorys，中方演唱《冰吻》《菊花台》）

⑶：书法水墨画表演及模仿：中方同学先现场表

演水墨画和书法然后让现场工作人员展示，接着由书法表演者邀请印方朋友模仿书法艺术并亲自体验，同上，模仿最佳的同学亦可获得小奖品。

⑷：武术表演及模仿：由中方表演中国传统武术，如有必要会邀请印方朋友进行模仿，模仿较佳者可获得小奖品；

⑸：玻璃杯游戏：一组人在已装满水的杯子里依

次轻轻放入围棋棋子，使水溢出的同学要当场表演节目。

⑹：筷子夹球：用筷子将一个盆里的乒乓球夹到

另外一个盆里，最先夹完的获胜并获得小奖品。（此活动主要由印方朋友参与）

⑺：中印牵手：六七个人一组，先围成一个圆，互相记住自己的左右方各是谁，然后打乱，但仍按记住的左右顺序牵手，然后再重新解成一个圆。（此活动用于更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同学的交流）

⑻：所有参与人员合影留念。

4、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结束方式：请参与活动的同学在提前准备好的海报上签名留念，并随意与印方朋友拍照合影。

5、学习部成员留下整理会场。

七、注意事项：

1、以上所述小活动及其顺序可能会根据交流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后期与印方朋友的交流而有所变动；

2、活动的时间长短视活动情况而定；

3、学习部会安排人负责维持秩序，确保活动的正

常进行及其安全性。

4、目前的活动经费预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在活动举办前一周会再进行一次活动预算，以确保其准确性。

八、活动结果：

中印文化交流会于11月20日晚顺利结束了。由于活动前期准备比较充分，在活动过程中并未出现较大混乱。活动是以一支印度舞蹈开始的，在印度经典乐曲旋律中，该舞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参与其中。接下来又分别进行了书法交流、武术表演和印度民歌、服饰展

示，这几项具有丰富名族特色的活动将整个交流会推向了高潮。

在书法互动环节中，印度朋友们饶有兴趣地一遍遍模仿着去握笔并进行书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吸引力。

接下来在印度传统服饰的展示中，印度朋友们现场教一位中国女孩怎样穿上印度服装。这个小活动再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同学们都聚集过来兴奋地看着这么一个中国式的印度女孩慢慢诞生。

穿着完成后一位印度朋友还主动邀请其拍照，更是引来了一阵阵欢笑。这些互动活动过后，又玩了一些小游戏，在绕口令环节，印度朋友们说的绕口的话语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捧腹大笑，现场气氛更加活跃了。

活动最后一个环节是中印朋友们一起玩牵手游戏，这个环节使得大家跟印度朋友们更有了直接接触，更有了直接了解。然而欢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九点左右活动将要结束了，不同肤色的朋友们在一起合影来纪念这个难忘的一晚。

此次活动的目标基本完成，这个活动过后，我想每一位参与者都将对印度这个古老国度的文化有一个更充分的了解，中印留学生之间的友谊也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是活动的初衷。虽然活动中仍存在些许混乱，活动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我相信，通过经验的积累，以后再办此类活动时定能获得一个更好地效果。

共青团材料学院委员会 材料学院学生会

2010-11-24

篇2：中印文化交流史

中国与印度都是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相得益彰，两个相邻大国之间有着悠远的经济和文化往来。然而，由于英国殖民者侵占印度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犯中国西藏，导致中印政治关系中断。中印文化交流也进入了特殊的年代。19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奉甘地为领袖，掀起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高潮，出现各条战线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猛烈冲击英印当局的殖民统治，中国则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发展。

泰戈尔访问中国与中印学会的建立

1913年, 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泰戈尔热”。

中国报刊上充满了欢迎和赞美泰戈尔的文章。泰戈尔访华的主要接待人和翻译、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称颂泰戈尔的访问中国，如同泰山日出，“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是“东方的复活”，是“光明的胜利”。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从另一角度对泰戈尔表示敬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载沈雁冰的文章，赞美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先后访问了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到处发表演讲，与众多中国文化名人交流，向中国人民传递印度人民的情谊，对于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曾深情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的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泰戈尔访问中国，首先推动了中印两国革命运动的互相支持。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印度国大党、印度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欢呼与支持，也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领袖加强了联络和互相支持。

中印学者的互访，自古以来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传统，即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早在1901年11月至1903年5月，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在印度居留17个月，著有《印度游记》，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者游学印度的先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关注印度，主要目的是“举印度之事以警中国”。据林承节统计：康有为有80篇论著100处，梁启超有近百篇论著200余处提及印度。他们猛烈抨击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的高压统治和种族歧视制度，深切同情和描述了印度人民的亡国奴生活，分析和研究印度亡国的原因，将对印度问题的思考与中国如何避免重蹈印度覆辙问题相联系。自泰戈尔访问中国后，推动中国高层学者出现了一个游学印度的高潮。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中国学者谭云山、徐志摩、许季上、许地山、高剑父等先后访问游学印度。尤其是谭云山长期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并曾周游全印度，著有《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等，对于推动中印间的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从1931年起，谭云山与泰戈尔酝酿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在中印两国学者和政要的热情支持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设在国际大学，泰戈尔任主席。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任监事会主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学会推动了一系列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国中印学会向印度印中学会赠送中国古籍，第一批有6万卷之多；分别在印度的大学设中国国学和中国佛学讲座，在中国的大学设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讲座；推动中国学者陶行知等访问印度，选派留学生赴印度学习等。

泰戈尔与中国学院的建立

中印学会最大的成就是推动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谭云山教授的积极奔走下，筹集款项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泰戈尔则在由他主持的国际大学专门拨出一大块土地用于建设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该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甘地亲自致函祝贺，尼赫鲁派女儿为代表出席，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该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信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有效交往。”谭云山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中国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印文化交流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中印文化交流由此而有了一条常年开通的渠道，其意义不可低估。

抗日战争期间，中印文化交流继续得到发展。1939年8月，尼赫鲁访问重庆期间，曾撰写《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送交中国国民党中央。该文指出：中印两国皆在作培养国力、争取自由的奋斗，因此彼此可以借镜之处甚多。并提出7点建议，深得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赞同。国民党中央陈立夫、朱家骅在参考尼赫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印文化合作办法办法大纲》。这反映了中国官方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意愿和政策走向，使双边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39年底，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历时1年多时间。其他赴印讲学访问的著名学者还有陈翰笙、常任侠、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陈洪进等。1940年初，中国太虚法师率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曾会见该代表团。同年，中国回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穆斯林领导人真纳会见代表团。11月，国民政府派遣考试院长、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当时，尼赫鲁由于参加反战不合作运动已被英印当局逮捕入狱，戴季陶到尼赫鲁家表示慰问，并转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礼物。1941年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全印妇女协会副主席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泰戈乐逝世与中印友谊的提升

1941年8月，泰戈尔因病逝世，中国朝野无限哀痛。中国战时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亲发唁电，内称：“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并撰写挽联“诗圣云亡”。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挽文对泰氏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泰戈尔先生而今不在人间，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

1941年11月19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印学会、中国哲学会等7单位联合举行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及纪念演讲会。11月24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决定由中央广播电台播放泰戈尔先生之留声机片，并由张道藩发表广播演讲。12月5日，又由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等领衔发起建立“泰戈尔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大型的纪念册，内容包括泰戈尔先生的传略、年谱、著作表、来华讲学纪事、照片、函电、自制乐谱、相关的纪念文字以及挽诗、挽词、挽联等18种资料。这些都表达中国人民崇敬和怀念泰戈尔的心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关系，共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援助印度等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官方战时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并视之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中国官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对英、对美交涉中，继续劝说英国放弃殖民主义立场，抗议英印当局对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镇压，不断催促美国主持正义，对英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早日给予印度独立的承诺和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印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2年8月，中印学会为适应战时中印关系的发展需要在重庆举行会议，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朱家骅为理事长，顾孟余为副理事长，陈立夫等为常务理事，戴季陶为监事长，陈布雷为副监事长，王宠惠等为常务监事。戴季陶指出：“现在印度已具有独立自治之政治规模，其人口在4万万以上，以世界言之，合中印两国人口即达8万万以上，故就新亚细亚言以及就新世界言，中印文化之研究合作，实与人类之安危祸福、国际之治乱兴衰所关最大。”

中印学会拟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关于组织工作，以“详切拟定各种会议之章则，健全本会之组织，加强行政之效率”为中心工作；关于总务工作，以“精密筹划本会应用经费之来源及其处理办法”；关于研究工作，以“特聘中外知名之专家，共为中印各项事业之臻密发展而讨究，且对中印双方有志中印事业优秀之学子介绍而达成交换留学，储育今后本会工作之基本干部”为中心工作；关于学会活动，以“切实促进中印双方相互之了解文化之交流”为中心工作。同时，该学会还拟定了《研究及编译工作计划纲要》。

中国中印学会参与了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活动。1942年10月，印度印中学会也于圣地尼克坦举行大会，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泰戈尔的哲嗣罗缔·泰戈尔为主席，尼赫鲁为名誉主席，从中可见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之中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11月24日，该学会第3届年会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中国教育部、中国中印学会朱家骅、戴季陶、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健等致电祝贺。会议就印中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决定。

篇3：中印文化交流史

一、交流历史的沟通与界域的拓展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极其悠久, 上可追溯至秦朝建立以前。到了清末, 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两国虽保持着对对方的关心和同情, 却没有正式的文化往来。直到1924年, 受中国学者徐志摩、梁启超等人邀请, 泰戈尔以国际大学代表身份率领6人代表团访华, 才沟通了几乎中断的文化联系, 并带来了突破宗教层面的广泛交流。

佛教历来是联结中印两国文明的重要纽带, 泰戈尔访华近一半时间是在北京渡过的, 佛教交流也主要集中在此地。北京佛教新青年会出版“泰戈尔专号”, 并在法源寺为泰戈尔举办了欢迎活动, 席间泰戈尔称赞佛教所传播的“大爱与和平”思想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泰戈尔与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何雯等人交谈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印两国人民达成精神上的结合, 发扬东方文化, 消除世界劫难。泰戈尔还与任教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梁漱溟就儒家思想和宗教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印度著名佛学专家和国际大学教授沈莫汉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做了关于印度佛教和印度反抗正统思想的演讲, 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零距离地感悟印度的宗教文化。

文学交流尽管不是泰戈尔访华的主要目的, 但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获得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早在来华前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在其访华前后中国学界掀起译介与研究泰戈尔的热潮。徐志摩、王统照、冰心等一批被泰戈尔的诗所迷恋的忠实追随者在其左右不时与之交换心得, 因喜爱泰戈尔进而模仿进行文学创作, 从而引领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改革的发展方向。一向认为与泰戈尔“志不同, 道不合”的胡适, 在听了泰戈尔印度文学现状的演讲并与之交谈后, 与泰戈尔在文学改革方向上达成了难得的默契, 不仅彻底改变了排斥心理, 拒绝了陈独秀“批泰”的邀请, 在泰戈尔遭受非议时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为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 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编写的话剧《齐德拉》, 在中印文化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上演印度的戏剧。京剧大师梅兰芳应泰戈尔之邀演出了《洛神》, 在演出次日的饯行宴上, 泰戈尔赞扬了梅兰芳的精湛表演, 也道出了由于语言障碍不能完全理解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一丝遗憾, 并希望梅兰芳能到印度演出让印度观众领略中国京剧的风采, 梅兰芳欣然答应。泰戈尔还提出采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以表现美丽的神话意境和诗人丰富想象力的看法。梅兰芳采纳泰戈尔的建议对布景做了更贴近剧情的改进,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直沿用下来。

泰戈尔对中国绘画兴趣浓厚, 所到之处受到中国画界的热烈欢迎。泰戈尔一到上海, 最先接见的青年画家刘海粟为其绘制了两张素写, 融书画、篆刻、诗歌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杭州西泠印社赠送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 北京画界专门举办了欢迎画展。泰戈尔表示赞同中国画界“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观点, 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提出将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建议, 并表示可以提供印度与中国美术相互融洽的机会。泰戈尔回国后, 开始学习绘画并融入文学创作中以体验诗与画的结合, 深感“把字作为艺术品是中国特有的”, 他还邀请徐悲鸿等中国画家到印度进行学术交流并提供了便利条件。泰戈尔访华团随行成员之一、孟加拉画派大师南达拉尔·鲍斯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印度艺术之复兴”的演讲, 利用幻灯片演示了印度的艺术名作, 使中国学界同仁大开眼界。他还在陪同泰戈尔观看《洛神》后, 凭印象绘制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大型油画, 令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此外, 泰戈尔还就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的价值、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儿童和青年教育的现状与趋势、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模式等方面与中国学界进行了交流。

二、交流机构的创建与频度的增强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但两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组织机构。泰戈尔在访华期间及归国后通过与中国学界的不断沟通, 特别是在谭云山的鼎力帮助下, 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 为两国学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场所, 推动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

1.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游走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大中城市, 加深了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何雯曾向泰戈尔提出“将来可组织‘中印学会’, 互通声气”的建议, 得到了泰戈尔的赞同, 由此泰戈尔萌发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设想。泰戈尔回国后, 由于与中国联系较少, 建立中印学会的事宜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直到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 结识了在那里教书的中国学者谭云山, 邀请谭云山赴国际大学任教。1931年9月, 谭云山带着国际大学同仁制定的交换学者和成立研究机构的交流计划回到中国寻求支持和帮助, 得到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大力支持, 使组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934年5月和1935年5月, 中印学会在国际大学和南京正式成立, 泰戈尔和蔡元培分别担任印中双方的会长, 许多热衷于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士也纷纷申请加入。

中印学会成立后所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就是与国民政府一道, 帮助泰戈尔和谭云山筹建中印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学院。中印学会捐款约三万一千七百卢比, 赠送十万卷中文图书, 会长蔡元培赠送一套《四部备要》线装书。其他热心人士和出版社赠书大约五万卷。国民政府委派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政要担任人中印学会的领导人。戴季陶书写的叙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的铜牌和林森书写的“中国学院”题字, 至今悬挂在中国学院大楼非常抢眼的位置上。

1937年4月14日, 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落成, 几易人选, 揭幕礼最终由泰戈尔亲自主持, 冥冥中似乎注定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中印朝野重要人士也纷纷发来贺电或贺信。泰戈尔在开幕词中表示:“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作为我们的成员住在这儿, 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他们将为共同的事业付出辛勤的劳动, 帮助逐步复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业已中断十个世纪、富于成果的康庄大道。”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阐述了中国学院的发展规划, 他强调要把中国学院建成一个中印两国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的高级活动中心。

2.以中国学院为中心的文化交流

民国初期, 中国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意向越发明显, 绝大多数留学生乐于选择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 泰戈尔访华使中国人不愿意去印度留学的状况大为改观。中国的中印学会成立后, 魏风江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赴印度学习, 进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派往印度的第一个留学生, 同时他还是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也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 魏风江回国, 七年留印期间与泰戈尔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激励他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工作。1987年, 魏风江故地重游, 国际大学校友们打出:“欢迎您——在中国为泰戈尔精神不倦呐喊的老校友”的中文标语。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沙尔曼·海达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 还赠送魏风江一尊古铜色的泰戈尔半身塑像, 以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泰戈尔访华不仅促使一批中国学生赴印度留学, 而且由泰戈尔推动建立的中国学院还邀请许多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参观访问, 为一大批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赴印度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著名画家徐悲鸿受泰戈尔邀请于1939～1940年担任中国学院的客座教授, 教授中国艺术。同时, 这一年也是徐悲鸿创作空前高产的一年, 他的代表作之一《群马》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还在国际大学举办作品展, 与南达拉尔·鲍斯一起整理并出版泰戈尔的绘画作品, 与泰戈尔和印度美术界许多同仁结下了深厚友谊。金克木、徐梵澄、陈翰生、常任侠等人都曾到中国学院访问或短期工作, 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为中国学院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回国后, 他们普遍在大学讲授印度文化的相关课程, 进而成为印度问题研究专家。

三、交流语言的对接与学术研究的推进

泰戈尔访华期间, 两国学者曾达成交换留学生的协议, 由国际大学沙斯特里带领印度学者到清华大学教授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 由梁启超带领中国学者到国际大学教授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这项设想因梁启超的离世而未能实现, 但在泰戈尔访华影响下印度中国学和中国印度学都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1.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的开创

印度关注中国的最初动力来源于探索与邻国文化联系的渴望, 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和研究范式。到了近代, 两国文化交流的基本中断致使印度学界获悉中国信息的渠道更为有限, 对中国的研究不是直接运用中国语言和中文资料, 而是以第三方语言“英语”为媒介。就连泰戈尔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如此, 他在中国的演讲中几次表达过这一缺憾。直到中国学院成立后, 以中印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研究才真正开始。中国学院相继开设了汉语、藏语、梵语、英语等多种语言课程, 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等中国文化课程。1947年起, 中国学院由单纯的科研机构转向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成为印度第一个汉语教学机构和设有中国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为印度中国学研究特别是语言方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中国学院利用丰富而珍贵的中文藏书展开研究, 进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最重要机构。中国学院的图书馆藏绝大部分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前出版发行的中文古籍, 中国文化百科知识方面的图书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是中文佛学经典。中国学院充分利用这些馆藏, 在谭云山的领导下组织学术演讲和文化考察, 组织来自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学者和学生翻译中国的古籍, 撰写研究中国的著作, 出版并发行《中印研究》丛书。中国学院不仅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地理、哲学、文学等方面, 还涉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内容, 呈现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特点, 同时, 还开展中印宗教、文学、哲学等比较研究。印度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便存在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 这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印度独立特别是中印两国恢复邦交后, 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和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 印度学界陆续产生和分化出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机构, 中国学院将研究重点转向汉学方面。

2.古代与近代并重的中国印度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 中国学界关注印度主要出于政治同情和避免中国重蹈印度覆辙的考虑, 而未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一战”后, 随着东方文化热的兴起和佛教在中国的复兴, 中国学界的佛学研究开始升温, 对印度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1917年, 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开设《印度哲学概论》课程讲述印度哲学的起源和流派, 解释相关专业术语, 此后, 一些大学也开设有关印度学的课程, 将对印度的关注和研究纳入学术化发展轨道。1924年, 泰戈尔访华前后特别是其热情洋溢的演讲, 中国学界掀起一般“泰戈尔热”, 推动了以泰戈尔为中心的印度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并将其融汇到新文学运动的改革中去。20世纪20年代, 印度国大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反英斗争, 使其精神领袖甘地的名字频繁地在中国出现。直到1948年, 甘地遇刺, 中国出版有关甘地的书籍高达30余种, 中国学术界还围绕甘地主义展开了一次大讨论, 随着泰戈尔访华团的到来, 泰戈尔与甘地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出现。

在众多印度研究的中国学者中, 谭云山是第一个抱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明确目的赴印度的中国人。他不仅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 还十分关注印度情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撰写了《印度国际大学概述》、《1929年的印度国民大会, 印度民族运动之进一步》、《印度独立运动之近局》等大量以印度为主题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刊物上。1931年, 谭云山赴印度各地旅游后写成的《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两本著作, 详细地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是当时中国人深入了解印度历史和时局的必读书目, 也是当代中国人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的一份宝贵资源。

1924年, 泰戈尔访华就像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一样, 将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桥梁又重新搭建起来。时隔数十多年, 我们回顾这一文化盛事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中印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同时也体会到消除中印文化交流隔阂的路依旧很漫长, 这意味着中印双方还需要加倍努力增强对对方的理解与包容, 争取两国文化交流之树早日开出友谊之花, 结出幸福之果, 使CHINDIA的理想早日实现。

摘要：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 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 不仅沟通了自清末以来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联系, 带来了突破宗教方面的广泛交流, 而且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 从而带动了以中国学院为中心的中印学术交流, 同时, 泰戈尔访华还开创了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研究之路, 推进了古代与近代研究并重的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泰戈尔,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学院,印度中国学,中国印度学

参考文献

[1]刘作忠.泰戈尔中国行.贵州文史天地, 1998, (1) .

[2]关于佛教的谈话.申报, 1924-5-20.

篇4：中印交流绽放文化之花

本刊总编辑应金泉向客人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文化交流》杂志的概况。他说，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山川秀美，文化底蕴深厚。在这块人文荟萃、友好交流频繁的土地上，才能诞生这本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过26年历史的中英文对照月刊。杂志注重宣传国内外的优秀文化和独特民俗，希望印度朋友积极为我们推荐当地的鲜活素材，以丰富杂志的内容、拓宽读者的眼界。同时，也欢迎印度友人为本刊撰稿，写写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

印方代表团团长说：“这次我们专程来到文化交流期刊社，是因为看到了贵刊今年第5期刊发的《中印交流史上的一缕风雅》一文，介绍了泰戈尔应孙中山之邀访华的一段佳话，贵刊发表的文章可读性强，图文并茂，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在印度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老诗人的崇敬之情。所以我们非常乐意与贵刊优秀的采编人员进行交流。”今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近日西湖美术馆和浙江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纷纷举行泰戈尔艺术展，追思这位伟大的诗人；而文章中另一位主角——徐志摩，也是浙江海宁人。此外，本刊还曾经刊发过《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一文，叙写浙江萧山人、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魏风江生平。所以，泰戈尔对于座谈双方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说到这一话题时，就触到了共同的兴奋点，交流异常融洽热烈。

座谈中，本刊副社长何一枫援引了泰戈尔《飞鸟集》里的一句诗：“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他说，这句诗在中学时代就已读过，至今印象深刻，用在今天的座谈中，也十分合适。去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而今年又是中印政府既定的交流年。双方政府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上要求，要促进双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本刊刊发的《中印交流史上的一缕风雅》一文，正是践行我们国家和印度文化交流的实际工作。

何一枫副社长还深情地回忆起18年前的往事：1993年，印度国大党主席、印度前总理拉·甘地的夫人索尼娅·甘地出访杭州西湖时，自己参与接待工作，索尼娅·甘地夫人平易近人和美丽睿智的风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并拿出老照片与大家分享，引发了印度友人们的共鸣。

篇5：世界文化交流史

汉武帝即位后，位解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决定联络大月氏工击匈奴。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之间，后被匈奴所破，西迁妫（gui）水流域，重建国家。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大月氏，目的是约大月氏与汉联合，两面夹击匈奴。他率百余人离开长安西行，刚刚进入河西走廊即被匈奴俘获。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让他取匈奴妻成家，以忘使命。但张骞忠贞不屈，在匈奴十年，后乘机西逃，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大月氏此时已在此地安居乐业，不愿再与匈奴交战。张骞于是从大月氏到达大夏，而后从那里踏上归途。为避开匈奴，张骞取道昆仑山北麓，经于阗东归，不幸路上又被匈奴骑兵扣留。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逃回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约乌孙共击匈奴，以招引其回河西故地，同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达乌孙后，乌孙王因年老且惧怕匈奴，不敢与汉联合。张骞没有得到结果，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回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的使臣一起，陆续回到长安。从此，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张骞的西域之行，扩大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那时起，中国丝绸便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不断输往西方，西方商旅沿此路东来，所寻求的第一东方产品也是丝绸，丝绸把东方与西方联系了起来。试述佛教的东传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印度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是由迦毗罗卫城净饭王子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徒尊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由于五河流域居民与新疆于阗居民之间往来频繁，公元前一世际，佛教便有克什米尔传入于阗，梵本佛教经典在于阗也有人传抄。

西汉末年，佛教便已传到了长安。东汉明帝曾派蔡愔和秦景等人赴天竺取经求法。公元67年，蔡、秦二人偕同在大月氏遇到的两位天竺高僧，用白马驮着佛像和42章佛经回到洛阳。明帝于是下令在洛阳故城西建造了一座式样独特的佛寺，并未该寺取名“白马寺”。中国开始有了汉译本佛经，从事佛学研究的学者增多。

有些中国僧人不满足于转译的佛经，便决心亲赴天竺探求梵本。三国僧人僧人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至于阗，得梵本佛经90章，未及东归，便克死彼地。所得梵本由其弟子带回洛阳并译出，即《放光般若经》。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偕同学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他游历天竺各地，学习梵语梵文，抄录佛教经典。回国后，法显夜以继日地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贞观元年，玄奘只身一人离开长安西行，到达天竺。为研习各派经籍，他遍游整个印度，拜访佛迹，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等地，潜心研究佛学。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待会佛经657部。此后他便潜心翻译佛经。另一位高僧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由海道往印度求法，带回梵本佛典约400部。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影响，深入到哲学、道德、文学、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它的影响，不仅限于汉族，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也同样受到了深刻影响。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占有着重要地位。简述儒家学说在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传播与影响

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教士起了怎样的作用

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篇6：《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

沈福伟（1935.03-），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亚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现代化与世界经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郊和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与非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中外文化因缘》（台北贯雅公司1992年出版）、《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出版）。先后担任10卷本《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4卷本《中华历史通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外文化交流学科主编及撰稿人。发表了《12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刊于《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论文40多篇。两次获江苏省优秀成果奖。负责指导“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研究，培养硕士生多名。[1]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大量的中外考古实物及中外文献资料，辅以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图片和精心绘制的线路图，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地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交通、科技的进步，以及贸易及工业化的发展。

本书共分十二个章节，从新石器时代说起，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至当今，着重介绍了明清之际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崛起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奋斗历程。本书特色：

历史是充满趣味和深远意义的，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中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因此此类书籍往往引人入胜。虽然本书被很多高校列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科书，但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是，本书不仅配有作者精心收集的珍贵图片及线路图，而且体现了严谨性和点面剖析的特色。

（1）严谨性。纵观全书，我们发现，本书中对于每一处引用都有详细的注释；而且针对每个外文名词都有注明外文字母，这是在文章著作中的严谨性。同时，作者写作时的严谨的态度也在书本中有所体现，如第四章提到的炼丹术的起源与传播作者并没有避讳欧美学者及约翰生等具有误导性的说法，而是参考《抱朴子·论仙篇》《周易·参同契》等权威历史文献，利用文献中所记载的汞齐炼金法、硫磺可以克服水银的挥发性制造出人造丹砂（HgS）等事迹证明炼丹术早在公元2世纪产生于中国，而“在2、3世纪时在南中国和埃及、红海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交通的同时，传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又如在全书的后记中，作者坦然了本书的不足，即单纯描述了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却缺乏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描述，而作为国内学者，一本顾全这两方面的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书是难以完成的，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谦虚，也是一种严谨。（2）点面剖析。本书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载并不单纯局限于历史事件及文化发展的陈述，而是由点及面，点面剖析。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是第十一章第五节中关于天演论指导下的思想解放部分。19世纪末是我国遭受屈辱割地赔款的危机时期，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人充分感受到了文明与科技的重要性，于是展开了以“进化论”为中心所进行的系列文化与科技的革新浪潮。进化论就是一个点，从这个点辐射开来，分别描述了西洋医学、话剧与舞台艺术、翻译文学与文体革命，以及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等，深入剖析各个方面我国先进革命者的具体努力与实践，为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读后感：

古老的文明总是充满了神秘感。而文化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交通的进步，文化乃至科技等的交流日益宽广、愈加密切。而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本书的结构，我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可大致分为三部分：

（1）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使节、商人、宗教、游牧民、战争等途径，本书第一到第五章主要按照新石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这样一个时间顺序对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进行记录讲解，这段时期主要呈现出单一性、不连贯、以我国文化的和平输出为主。单一性体现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多为交通路径的开拓，虽然伴随有贸易商业的交流，但并不能形成规模；而古代中国对外交流是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国家地位提升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不连贯性的特点，且发展缓慢；纵观明代之前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无论是玄奘访印讲学、还是张弿出使西域，从文化输出方向看，多为我国“高势文化”向西方“低势文化”输出，而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处于次要位置，对文化的输出方式也多以和平方式进行。

（2）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这段时期我国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从傲视全球到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然而，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却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同时也很值得后人去品鉴、总结。本书主要利用第六到十一章来介绍这段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初为我国经济的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带给人类的不仅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光辉兴盛，更是世界交通的开拓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传播。四大发明的传播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带来了机遇，“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本书引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的话作为第七章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的结束语，四大发明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也为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侵略的血盆大口。明清之际西方文化的传入主要依靠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的来使使得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入我国，并同我国的文化进行了融合发展，天文学、数学、地理等多学科的发展为我国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交流范围窄、社会影响有限，交融与冲突并存的特点。受社会等级制度的制约，明清之际只有少数的贵族人士能够接触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而大多贫苦大众却仍处在未开化的局面；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的传教对我国思想的变革开创了新局面，然而传教作为一种宗教的传播是具有局限性的，文化和科技只是作为副产品出现在传教中，因此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注定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会有冲突的存在，从南京教案到钦天监教案，从罗马教廷与我国礼仪，冲突的扩展成为文化交流的支流。

（3）改革与现代化进程。

十九世纪无论在航运业还是金融业，我国经济遭受列强控制和压迫的形势下呈现缓慢增长，外债的负担使我国难以摆脱落后与贫困。留日学生接受日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对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同盟会掀起了一阵以海外学子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潮，为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打好了思想基础。本书在最后一章从教育、医学、科学、农业和城市几个方面着手，介绍了新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步发展。在民主与科学的指导下，中国的文明和艺术也开拓了新天地，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研究和发掘，为中国的艺术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最后一节作者提出了增强文化趋同的美好愿想，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带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文化差异并非一定要以冲突为指归的”，文化的趋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主流地位。启示：

新世纪全球化的推动，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景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国家，传统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价值观影响着世代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中西文化的交流。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和挑战，中西文化交流作为外部根源之一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又掀高潮，邓小平同志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性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2]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而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可谓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开放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有效实现中西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有利于现代化的繁荣富强，更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优势给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威胁，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等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考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总结历史经验，以清醒的头脑接受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和发展贡献力量。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