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精选8篇）

篇1：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摘要：本文将中印两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两国第三产业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以及印度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并借鉴印度的经验，为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印度；第三产业；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7)03创新版―0082―03

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相似之处，但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上。2004年，中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3．4％，相反，印度的第三产业比重却达到了51．2％。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印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些经验，希望对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两国第三产业总体情况的对比

1．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80―2003年中印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产业结构均呈现出一、二、三产业梯次转移的趋势。1980―2003年，两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的幅度都在1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三产业上升的幅度也基本相同，分别在3和13个百分点左右。但由于中国第二产业的初始比重较大，20年来，始终高出印度24个百分点左右。相反，印度第三产业的初始比重较大，并始终高出中国16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第二产业始终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印度的主导产业一直是第三产业。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由农业、工业再到服务业逐步进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世界分工调整以后，制造业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印度走的是由农业生产国直接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2．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国际统计年鉴》1997至2005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印度第三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并呈现上升趋势，在2001年达到了73．8％。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以金融、软件服务业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服务业在印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其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相比较而言，中国第三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印度，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保持在20―40％之间，2001年以后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而且我国第三产业的总体层次还不高，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技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印度。

3．就业结构。1979―2004年中国第三产业占全社会的就业比重上升了132％，而印度的就业比重仅上升了35％，这一变化率说明印度第三产业增加值虽然上升幅度不小，但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却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印度主要是依靠以金融、软件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这些行业主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比较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并不大。相反，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幅度远高于增加值比重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中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较大，这些行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促进就业的效果显著。

二、两国第三产业差异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国的发展走的是由农业、工业再到服务业逐步进化的发展道路，目前正处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阶段；而印度的发展走的是由农业生产园直接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从改革的初期就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是造成两国第三产业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主要源于投资和商业环境的差异。主要有三点：一是基础设施的不同。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各级政府都致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印度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国内外债务的利息，而且印度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地方政府也无法通过土地批租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二是商业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商业环境要优于印度，因此中国的企业更适合投资大规模的制造业，而印度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小规模的服务业，因为投资大规模制造业的风险较大，一旦经营发生问题，就会因为僵化的劳工市场和繁琐的破产程序而陷入困境。三是劳动力素质的不同。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低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所占比重较高，劳动力群体的整体水平不能满足制造业的发展需求，而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印度，更加适合发展制造业。

2．经济体制不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框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经济体制是否成熟往往决定了第三产业的发育程度，中印两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差别是造成两国第三产业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印度实行的是经济自由化改革，建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除了少数几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均向私营企业开放。特别是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管制更松，几乎没有什么管制，而且国营企业逐步退出该领域，从而进一步调动了该领域的市场积极性。而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第三产业，政府的管制还比较严格，如金融等许多领域还没有放开，仍旧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在一些制度上还比较僵化，这种严格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3．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同。以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资本、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与先进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各国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印两国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的差距，导致了两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发展速度上的不同。从表1可知，印度第三产业比重在1990―2003年迅速上升了10．3个百分点，同比升幅高出中国8．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其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即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凭借语言的优势，印度软件服务业在20世界90年代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增长率，2000年以后，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也始终保持在25％左右，2003年，软件服务业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3％，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以上。这种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是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较印度而言，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三、印度第三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十多年来印度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与印度的对比分析中，我们要立足国情，有选择性地予以借鉴。

1．放宽管制，增强第三产业发展的活力。政府对第三产业的管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印度的做法，逐步放开对第三产业的管制，广泛调动各类社会资源，特别要鼓励并扶持民营资本进入第三产业，提高市场活力。同时，对不再适应市场化需求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应逐步退出市场，原来一些福利型、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应加快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向经营型、服务型的企业转变，保证在制度上适应第三产业市场化经营的需要。例如机关事业单位下属的后勤、科研单位，完全可以按照市场要求实行企业化经营，通过这种制度的转变，可以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也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产值。此外，也应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有条件的吸引外国资本的投资，丰富资本结构，促进有效竞争。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要加快完善监管制度的建设，以保证第三产业市场的规范有序地运行。

2．加强引导和规划，促进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否则将有可能发生高层次三产发展不足、低层次三产发展过度的情况，印度在90年代以前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较大，这为我国发展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应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引导，促进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等产业链上游的一些环节，主要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附加值高，同时也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部分。我国应从提高制造业结构层次着眼，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做好引导，通过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等方式，激励技术创新，通过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自主研发的能力，争取掌握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同时通过合理规划，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确保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以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制造业结构层次的提升，建立起以制造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联动机制。

3．拉动城市居民的消费，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第三产业的需求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可以通过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一直高于印度，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农转非人口的就业、拉动城市人口的消费等方面情况并不乐观。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还应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拉动消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一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中农转非人口的就业；二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失业人员和严老保险金的最低保障标准；三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四是规范商品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五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层次，改善对第三产业的需求结构等等。政府可以在以上几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拉动城市居民的消费，改善他们对第三产业的需求结构，从而实现城市化进程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赵树宽)

篇2：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农业保险：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至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冉杰，;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 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

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 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篇3：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工业化服务业;外资

在过去的10多年中, 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 这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 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由于中印两国制度环境和初始条件不同, 两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中, 尤其是欧美国家, 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依然保持较高增长率, 证明了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活力。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立足国情通过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赢得世人瞩目。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 我国经历了艰难的体制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最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 有效地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 立足于国内资源, 充分利用外资

资金、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是后起的国家碰到的突出问题,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中国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 在政策上鼓励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以及其他合作经济充分发展, 使得国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其次, 实行逐步扩大的开放政策, 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经验。这种方式既充分利用了国内的资源, 又有效地吸引了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投入国内建设, 还不损害国家经济主权和民族独立, 因而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三) 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后, 我国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 在保持重工业发展的同时, 大力发展轻工业;其次, 紧跟世界工业发展的最新进展, 及时启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并使信息产业及信息技术与整个国民经济紧密结合, 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这是一条跨越式的工业化道路, 其最大特点是, 工业化不是跟在别国后面按照技术发展的自然阶段逐步发展, 而是借助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 结合中国国情, 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 使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提高。

二、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20世纪中叶, 印度摆脱了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获得了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印度的发展模式也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曲折道路, 当代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以下方面:

(一) 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引领经济快速增长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时, 就将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重点。目前, 在印度的制造业产出中, 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占到近4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软件产业。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2006年2月9日发布的报告说, 印度以技术支持服务、研发和软件制造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印度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8%。

(二) 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努力地完善私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为了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使私营企业能够参与重要的经济活动, 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了更多的部门, 加大对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 现在又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电力、钢铁等部门的发展。

(三) 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 印度受英国立法方面的影响, 其法律体系非常完善, 并且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着很好的兼容性。印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对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分析

中国和印度国情不同, 双方各有优势和不足, 因而, 两国采取的发展模式也不同。

(一)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不同

从历史上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人们所熟悉的增长道路, 即第一步摒弃农业, 转向制造业, 再后来则转向服务业, 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 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 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 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印两国经济

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史晓鹏

(二) 印度的私营企业比中国发达, 国际竞争力强

印度的国际著名公司要远远多于中国, 且都是土生土长的私营公司。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中国没有几家可引以为豪的成功的本地私营公司。中国的私营公司一贯受到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的歧视, 外国公司比本地私营公司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好的法律保护和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 而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又效率低下。

(三) 印度的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比较完善,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强于印度

由于历史原因, 印度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系统, 资本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较高。但在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以及能源供应等方面, 印度则不如中国, 基础设施建设是印度的软肋之一。

(四)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比印度大, 外商直接投资多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外资和出口, 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显著的差别。

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的启示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模式。印度的发展模式是知识密集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印度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既有反面的又有正面的。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印度, 这一现象自20世纪40年代末就有所表现。两国三大产业的构成既反映了中印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也是今后中印发展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关键词:中国;印度;发展速度;三大产业构成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一直是媒体的焦点。即使处于

(一) 大力发展服务业, 变过度工业化为适度工业化

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在于, 第三产业的发展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过渡和升级衔接得很好, 使第三产业自始至终处于良性发展的状态。而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其占GDP的比重没有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主要是靠传统服务业的拉动, 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拉动。而以金融、保险、软件信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却不高。这种模式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风险, 现阶段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已经预示着风险。要尽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的转变和升级。

(二) 调整外资优惠政策, 引导外资流向, 为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近年印度也越来越重视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虽然两国政府都对FDI提供税收优惠, 但印度的税收优惠分类更细、限制更严, 往往强调的是投资的流向, 而不是来源, 因而对相同领域内的内资、外资少有区别对待。一直以来印度的外资企业都与印度本土的企业负担着相同的公司所得税率, 有时甚至还要高一些。但在中国, FDI承受的实际税率大约只有国

2008年经济危机中, 中印的经济增速也让许多国家称羡不已。中印的速度差异是始于中印两国建国初期的50年代, 而非90年代。两国GNP在1951-1990年的经济增速同期对比结果是:除了“二五”计划的5年中国年均速度落后于印度6.3个百分点之外, 剩余35年中国都同步领先于印度, 领先幅度最大达到5.4个百分点。从世界银行196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当然, 中国的发展速度高于印度是有着多方面深刻原因的, 而不是因为中印没有可比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GDP数据计算, 1960年印度GDP数值是中国的内企业税率的一半, 而且由于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来对待, 对外资的产业流向不加选择, 使得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发生直接竞争, 并可以利用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挤垮民族资本。这显然与引进外资的本意相违。因此,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印度引导外资流向先进技术及优先发展行业的具体政策。

(三) 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微观环境

企业所处的微观环境包括很多内容, 而对印度来说, 它的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值得中国借鉴。印度的第一部专利法是在1970年出台的, 从那时起印度就初步建立起了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在以后的三十年随着知识产权概念的不断扩大, 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在不断完善。

看, 中国自70年代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年均GDP增长率都要高于印度, 被印度超过的年份只有1975年、1976年、1981年、1989年和1990年。1991年至今, 印度速度一直慢于中国。

从三大产业构成看中印发展速度的长期表现

■单翔宇

摘要：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都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的进程, 也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 同为“金砖四国”成员, 被国际上称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很有可比性, 尤其是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通过比较两种不同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可以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关键词：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工业化服务业,外资

参考文献

[1]、赵建军.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比较 (国际扫描) [J].中国国情国力, 2003 (11) .

[2]、孙士海.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比较[J].南亚研究, 1998 (1) .

[3]、陈锋君.论印度模式及其转型[J].南亚研究, 2000 (1) .

[4]、文富德.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赶上中国[J].南亚研究季刊, 2004 (4) .

篇4：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比较分析

摘要：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就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国际间的服务贸易，加速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产业结构

一.中印服务贸易的现状比较

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的4.6%，排名第4，进口占世界服务进口的5.5%，排名第3，而印度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进口的3.4%，排名第12，进口占世界服务进口的3.3%，排名第7。中印两国已经成为了服务贸易中的新生力量。

⒈服务贸易额比较

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1702.5亿美元和1921.7亿美元，印度分别为1232.8亿美元和1161.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服务贸易的72.4%和60.4%，中国服务贸易在总量上领先于印度。

从服务贸易差额来看，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情况，2001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61.1亿美元，2010年扩大到219.2亿美元，服务贸易情况持续恶化。2001年印度服务贸易逆差为29.9亿美元，2010年则处于顺差状态。印度服务贸易的收支状况要优于中国。

从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来看，由2001年到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9.9%，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为23.2%，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为20.0%，印度为24.8%。印度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比中国同期高出3.3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比中国同期高出4.8个百分点。

从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仅占11.5%，低于世界服务贸易平均水平。而印度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对外贸易总额的29.7%。

2.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将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行业结构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以旅游业和运输业这些传统的服务行业为主，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而印度的服务贸易结构相对比较合理，已经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并且有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通过对中印贸易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印服务贸易总额都在逐步增长，在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增长进一步证明了中印服务贸易有光明的发展前途。而比较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发展速度慢于印度，但是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落后于中国，在服务贸易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说明两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中印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可能性，更上世界的脚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三.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分析

通过对中印服务贸易现状的分析研究，中国货物贸易强、服务贸易弱的格局制约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有效地发展，中国服务贸易转型已成为现实需要。

⒈ 加强政府对服务贸易的支持保护

政府应放宽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加强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人力资本及科技方面的投入，加大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为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创造良好的环境。

2.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培育竞争优势。同时有重点地选择一些行业大力发展具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服务出口项目，不断提高服务出口项目的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服务出口项目向资本、技术、资本密集型项目转变。

3.渠道培養服务贸易人才

现代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知识和高技术服务水平的高层次服务人员。目前我国缺乏这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如熟悉服务贸易的研究人员、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大力培养复合型、国际型的服务业人才，在通过优惠政策保护国内服务业人力资源的保护的同时，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培训。

4.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政府应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规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使服务贸易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

5.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吸引外商投资

要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有步骤地将利用外资从生产领域扩大到第三产业，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同时要适当加快对国外第三产业的投资，通过设立服务行业的海外机构，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的渠道。（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小平.中国服务贸易的特征与竞争力分析[J].财贸经济，2004（8）

[2]夏晴.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3（9）

篇5：中印土地制度及现代化道路比较

新近一期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刊载了曹锦清学术讲座，谈他对印度之行的所思所想。

曹锦清说，在印度的三天会议中最大的感受之一，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的会议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它有浪漫化的可能，而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

第二个感受，是在印度学者讲中、印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不是革命。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被分掉了。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在当代印度不只是在农村存在，它也是一个城市存在。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程度与种姓结构有关。

在中国，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而印度不是这样，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

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密切关系。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把土地集中，于是公社应运而生。公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可以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

曹锦清说，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中国农民长期保留了一个观念，即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土地分掉了，依然可以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是地权实质上的国有。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

曹锦清认为，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有必要隔断与传统的关联。当传统不再纠缠于现代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传统被大规模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的一种符号，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干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不纠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

篇6：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论文摘要：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实现了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与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结合，揭示了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在产业结构变迁中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以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提升为先导，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突变以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赶超是经济赶超的关键。

论文关键词：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结构 产业变迁 人力资本赶超 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理论界对于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发展战略有较多的讨论，在讨论中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较好地说明了一国产业结构变迁及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路径，但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方面遇到了较多的挑战。笔者试从比较优势角度论述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快速变迁和经济赶超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一、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及其科学性

林毅夫等从对赶超战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一样，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揭示了一国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律。

(1)要素禀赋差异是落后国与发达国的差异所在这一论断，指出了经济演讲过程的特点，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

(2)揭示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可否认，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对该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约作用，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存在对应关系。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升级无疑也要反映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得到促进，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受阻。

(3)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产业发展以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接近并赶超发达国家，必须注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比较优势上寻求突破。

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是由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由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萨缪尔森称之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绝对成本论不仅指出了产品的绝对成本是一国贸易的基础，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质，而且揭示了绝对成本优势的来源：一是自然禀赋的优势，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艺上的优势。比较成本论的“两优择重，两劣择轻”思想则揭示了分工和贸易互利性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论一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从中获利。要素禀赋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说明了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通过要素选择和合理组合降低成本，获取贸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理论界得到一定的认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评。郎永清认为，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形成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并非仅由要素禀赋结构先天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将一直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强调要素禀赋对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

胡汉昌和郭熙保()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条件的。第四，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此，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行的选择。郭克莎()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一国即使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技术劣势和竞争劣势，该国的产业也必将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可能从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一国哪怕不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规模经济存在比较优势，该国在分工中同样具有竞争力，能够充分享受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内生比较利益，从而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对比较优势战略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进行充分的分析，这是该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中国劳动力优势，是静态的低端的要素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的劣势会自然抵消这种优势。规模经济理论(朗永清，2004)也说明了只存在高级要素的优势，而不存在低级要素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上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变成劣势，结果可能是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导致贫困化增长。这必将影响到国内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剩余的积累速度，从而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这个角度说，认为由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产品收益不能长期化，其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带动产业升级的批评是有理论依据的。

第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具有先验性，而是具有后验性。即一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是以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产业结构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状况，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不必然地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其竞争力的加强。只有在把一国经济发展看成是封闭的自然演变过程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先验性才能成立。最先发展的国家其产业发展往往是自然演进的，而后起国家大多必须走跨越式扶持发展的道路。

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要得到发挥，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熊贤良(1995)所说，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反映到产品价格上。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市场所固有的缺陷，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

第三，更重要的，没有充分论证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升级的来源，因此也就很难充分说明落后国家何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所考察的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但落后国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实现产业结构自然升级，这个过程是过于缓慢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勾画了一个经济自然演进的图景，而忽略了在历史进程中，一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径，自然演进者通常是被世界经济所被抛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跨越式发展过程。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就没有英、西、葡、荷等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法迅速建立。美国、德国是靠保护扶持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后起国家日本、韩国等则采取的是跨越式发展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实现了经济赶超。在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创新，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首先实现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突变，从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没有对这种突变及其发生进行充分的解释。

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实现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所有落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一个普遍取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对欧洲的赶超，说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可能实现的。但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出现了战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赶超战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否定。符合产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战略就有可能实现。而如果赶超战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驱动，则往往是反比较优势的，也是违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这样的战略容易走向失败。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所主张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就是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首先体现在其技术的快速发展上。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关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从而产生变迁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通过低成本、低风险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模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技术模仿和引进必须与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才能转化为赶超的速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起先导和制约作用的。这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越是新技术，发达国家的保护越严，获取的代价越高，而对成熟技术，则保护轻松，获取的代价也较低。这说明，技术可以模仿，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持续地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适宜的`技术”。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要求在技术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更大更多的创新，突出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使得一国在最高级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才能支持产业向高级化和具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变。为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的快速转变，缩短追赶的过程。实现这种快速转变的唯一路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邹薇，2003)。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过程中缺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结构的系统提升就无法实现，从而产业的跨越式变迁和经济赶超就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保障技术引进效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并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先导。

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须由政府刻意而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历史上成功的经济赶超都是由落后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开始的。日、韩等国正是由于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优势，才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得以跨越式提升，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在选择产业升级方向时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是注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为扶持所获得的，不是比较优势自然提升的缓慢结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在产业发展上是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这个比较优势的获得正是它们优势跃升的结果，而不是渐进取得的。

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会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较优势往往只能是发达国家多年前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也往往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所放弃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一个跨越式的提升过程，落后将是长期的，循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去实现赶超的希望是渺茫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应遵循“人力资本先行追赶——技术追赶——产业跃升——经济赶超”的路径，重在发挥人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命运的真正转变应该是发生在佩雷丝和苏蒂所说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倡导的“第一种机会窗口”。

四、结语

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任何国家在确定主导产业并实现产业升级时，都不能脱离由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应力求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突变性提升，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增加资本存量中人力资本的比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经济的赶超必须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的赶超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持其竞争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2.张二震.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变与发展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2003(1)

3.郎永清.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J].国际贸易问题，2004(8)

4.胡汉昌，郭熙保.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J].江汉论坛，2002(9)

5.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5)

6.廖国民，王永钦.论比较优势与自生能力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3(9)

7.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

8.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J].经济研究，(6)

9.马云泽.“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再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3(7)

10.邹薇，代谦.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1.罗良针，张莹.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驱动作用辨析[J].江西社会科学，(1)

篇7：中印纺织业发展现状比较研究

自2005年纺织品服装配额被全部取消以后, 全球纺织业进入了后配额时代。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国, 文章将对中印纺织品发展现状的主要优劣情况逐一进行对比、分析, 最终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 以期中国纺织业能够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二、中印纺织业发展现状对比

(1) 外部贸易环境。近几年来, 印度的纺织品国际贸易有大幅发展。2005年到2006年度印度纺织品出口额约为171.13亿美元, 而2001到2002年度约为108.01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91%。服装和棉纺是印度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品种。2005年度服装出口额约为343243亿卢布, 约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51%。而北美和欧盟国家从2005年6月份开始对中国的部分纺织品重新实行配额制度。而印度的纺织企业却侥幸躲过了这种贸易壁垒, 继续向北美和欧盟市场大量出口纺织品, 客观上为印度的纺织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促进了印度纺织业的发展壮大。印度纺织品服装主要的出口市场为北美, 欧盟原配额市场。中国纺织品服装主要的出口市场为日本, 香港及韩国等原非配额市场, 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市场更为多元化, 可以弥补其在北美和欧盟市场上的限制。

(2) 生产成本。中国和印度是劳动力廉价的国家,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调查, 中国纺织业平均工资为0.68美元/小时, 印度为0.38美元/小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上涨趋势, 而印度仍将朝着人口大国的方向发展, 且人口年轻化优势明显, 相应地印度的劳力价格将持续走低,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则没有印度明显。

(3) 生产原料。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纺织品生产原料的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最大的蚕丝生产国、亚麻的主要生产国, 在人造纤维生产方面, 中国也有较大优势。印度是世界第三大产棉国, 目前印度棉花产量比中国低70%。除此之外, 中国和印度还有一些特有和稀有的天然纺织资源。

(4) 生产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中国纺织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国内的生产加工市场体系相对成熟和完善, 纺织技术持续提升, 设计能力逐渐增强, 销售渠道日益通畅, 工业环境不断改善、市场体系在逐步建立和健全。目前基本形成自成生物链的发展体系, 良性的竞争机制。在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明显好于印度。相对于中国, 印度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在运输、能源以及技术方面的都明显滞后, 电力供应成本高, 这些都是印度纺织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5) 印度政府对本国纺织业的扶持。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 出口额约占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额的4%。但随着近几年出口不断增加, 印度纺织品出口额已经约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35%, 纺织业已成为印度出口贸易的重要部分。尤其面对后配额时代的来临, 印度政府和企业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有效措施, 以期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政府政策的倾斜为印度纺织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

(6) 印度优势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强。印度纺织业中的优强企都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产品创新和开发能力、融入高端国际产业链的能力等。由于印度高端的棉纺织企业融入国际高端产业链、贴近中高端消费, 再加上先进设备和人力资源优势, 在纱线、面料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链前端产品上的开发创新能力较强, 服装行业中也有一些品牌和创新意识很强的知名企业, 对中国同类企业的产品形成挑战。

三、对我国纺织业未来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 中印两国纺织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面临各自的困难, 中国纺织业应该扬长避短, 提高自身竞争力并考虑双方互利合作。

1. 中国应立足庞大的国内市场。

与印度相比中国有着更加庞大的潜在国内市场。首先, 中国有自己的用棉基地, 棉花总产量占世界棉花产量的25%。其次, 中国是个消费大国, 对制成品的需求很大。第三, 中国很多厂家都有为国外名牌和企业代工的经验, 在技术和质量上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努力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

我国定位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企业需要提高运用国际资本的能力, 直接融入国际中、高端产业链的能力、国际化营销和管理能力。以及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化水平。

3. 品牌和创新是我国纺织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要想从纺织大国发展为纺织强国, 纺织工业必须实施品牌战略, 通过发展品牌来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印度相比, 中国正逐渐失去劳动力和成本方面的优势, 自主创新、创建品牌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保证我国纺织业竞争力的关键。

4. 政府应加大对纺织业的扶持力度。

具体而言, 比如政府在财政政策, 贸易政策, 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对纺织业的扶持。中国纺织业的客观状况是规模庞大但还不够强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需进一步的加强。政府应在纺织产业结构优化, 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给以引导, 帮助中国纺织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5. 中印两国应加强纺织业的合作。

通过笔者的分析发现, 中印两国纺织业在今后的发展中, 竞争将难以避免而且还会非常的激烈。发展过程中有竞争是很常见和正常的, 但是中印两国纺织业除竞争以外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第一, 优势互补, 促进中印双方纺织业的共同发展;第二, 促成中印纺织业实现产业链的对接;第三, 中印两国的企业界也可以进行大量的相互合作和学习;第四, 中印两国纺织业可以集中优势, 打造国际知名大品牌, 实现互利, 共同发展;第五, 中印两国纺织业实现成功合作以后, 可以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以面对共同挑战。

参考文献

[1]於荣赓.印度纺织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及启示[J].纺织导报, 2007 (9) .

[2]苏玲.中国纺织品服装“走出去”策略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篇8：中印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金文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迅速走向非洲。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经营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印在非企业发展模式具有很多共同性，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客观地比较两国在非洲企业发展模式，不仅能够为两种模式相互借鉴提供一种思路，而且对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中印在非企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政府从2000年起实施“走出去”战略，非洲市场很快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建厂，中国政府先后同4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受国家政策的引导，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呈平稳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首次部长级会议召开，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为2.16亿美元，到了2008年增至8亿美元，2009年11月据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前三个季度对非洲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6%，是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印度企业曾一度忽视非洲，布局非洲较晚，因此如今印度企业在非洲的影响不如欧美、中国甚至日本。为赶超其它大国在非洲的影响，后发制人，印度企业强调要走出一条与其它大国截然不同的道路，向非洲输出文化、教育和技术等软实力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更多的强调印度与非洲共同的曾被殖民的历史、一衣带水的比邻关系，以及南南合作，强调双方互利、双赢优势，避讳提及对非洲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根据印度官方的报道，2007年印非贸易总额增至300亿美元，相当于1991年水平的30倍，上升速度极快。2009年印度政府宣布对5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其中34个国家在非洲，该计划覆盖了这些国家92.5%的出口品种。2010年元月印度政府再次宣布计划未来10年内在非洲投资1.5万亿美元，以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二、中印在非发展模式的差异比较

20多年来，随着中印经济快速发展，两国企业的产业技术已日趋成熟，且拥有了较成功的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在走进非洲过程中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相对西方企业而言，中印企业在人力成本、技术成本方面占据优势，相对当地企业而言，中印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则更加突出。对于非洲国家市场不够规范和法制不够健全的竞争环境，中印企业拥有比较丰富的运营经验，其技术水平也较符合非洲现阶段的需求，能够在非洲投资过程中节省接入成本。中印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模式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印在非企业发展模式的差异和相互借鉴提供了思路。

（一）中印企业在非洲的软实力优势不同

相比欧美企业，中印企业在非洲具有软实力优势。但是中印相比，印度企业软实力明显优于中国企业，印度在非企业的软实力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和文化优势。由于许多非洲国家与印度都是前英国殖民地，不论在语言、思维、制度、经历上都有很多共同处。第二，地理优势。印度和非洲都位于印度洋沿岸，具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出口非洲的印度产品具有物流成本的巨大优势。印度的地理优势有助于印非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信息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第三，侨民网络优势。非洲的印度移民约有280万，其中仅南非一国就有100多万，约占南非总人口的2.7%，而华裔只有20万。印度移民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额财富，在很多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四，注重“感情因素”，重视“道义”和价值观的作用。印度企业注重“感情因素”，在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中，避免与当地企业过分竞争，不要大量引入本国劳工等。他们重视宣扬其“人道主义”性质，强调印度在非洲的投资项目着眼于为非洲自然资源增值，为非洲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源培训等，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解决首当其冲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问题。

（二）中印企业在非洲的运作方式不同

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多为大型国企或政府控股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在非企业由于规模较大，有政府作后盾，倾向于选择基础建设、能源矿产开采等大型项目，重要部门的员工主要从国内调集，合作对象以非洲各国政府为主。因此，它们可以和美国、法国等大国公司竞标开采权。而中国的私营公司仍然要受到限制，必须与控制着关键经济部门的国有企业合作。相比之下，由于国家体制结构的差异，印度在非洲投资的企业，类型丰富，以中小型私人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居多。在这些企业投资非洲的过程中，政府倾向于以小额贷款的方式予以扶持。因此，印度在非企业分布面较广，从基础设施建设、矿石资源开发到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型产业，员工招募以本土化为主，生产所需辅助物资主要从非洲或国际市场上获得，很少直接来自印度国内，合作对象从政府机关到非洲私营业者。

（三）中印企业在非洲的本土化战略不同

印度在非企业的投资战略是更多地融入本地市场，在经营中大量采用非正式渠道，甚至融入当地政治经济的层面。而中国在非企业的业务战略上谋求加强对生产链的全程控制，企业属于独立王国类型，溢出效应较为有限。中印在非企业本土化战略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印企业在非洲的用工方式不同。中国至少有50万名工人在非洲参与建设。比如在安哥拉，中印都在改造铁路系统，中国人带来大量自己的工人，而印度只派了些专家负责监督当地人工作。在安哥拉工作的印度工人只有1500名，远低于当地的4万多名中国工人。

其二，中印企业在非洲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不同。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印度裔非洲公司员工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国籍在非洲。这些数字说明，印度裔移民已实质性地融入非洲工商界。另一方面，接受调查的在非经营的中国公司员工中，无论是按国籍还是按族群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还没有融入非洲工商界。

（四）中印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产业不同

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同，中国主要是靠制造业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制造业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硬件”领先模式。因此，中国在非企业充分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在非洲的采矿、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机械、家电、建材、纺织、医药、农业、电信等行业中的发展最为明显。印度的优势在于IT产业和金融业而非制造业，印度是靠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IT产业，特别是软件业是印度在世界上最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软件”领先模式。所以，印度企业充分利用在信息、生物、制药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拓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五）中印企业在非洲的竞争策略不同

以私营企业为主体在非洲进行经济开发的印度，显然无法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相抗衡。在没有政府相对雄厚财力的支持下，印度私营企业则进行“群狼”战术，以其国内不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为首抱团进入非洲相应的产业。例如，印度的私营企业塔塔汽车公司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组装和生产线，2006年在南非购买日本尼桑的生产基地。相对中国国内小而分散的汽车产品陆续进入南非及周边国家，塔塔集团的6个不同型号的家用、商用车型已经在南非及周边国家中形成了品牌。在南非国家电视台中以塔塔集团为品牌的媒体效应远强于中国汽车通过小型经销商在社区免费报纸上的广告效果。印度的民族联合酿酒厂、钻石集团、生物制药、汽车业等都通过这种“群狼”突击的方式在非洲站稳脚跟。而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协调，在非洲市场上出现了各自为战、分散经营、重复投资，以及为获取短期利益不惜低价竞销等现象。为了抢占市场，追求眼前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一些企业竞相压价。这些行为既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形象，也损害了企业自身利益。

三、印度在非发展模式对中国企业的借鉴

中印在资源禀赋、历史际遇、发展进程、国家抱负方面大同小异，而非洲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决定了“龙和象”必有一争。但是另一方面，中印两国企业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有较大优势，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时间早、经验足；印度企业具有地理邻近的优势，在非洲有数百万印度裔，与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印在非企业的发展是值得鼓励的双赢战略。中印政府、学界以及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都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未来中印在非企业要做到共赢，应该互相学习和借鉴。印度企业在认识到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已经先自己一步后，已开始虚心学习中国各方面的经验，比方说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出对非关税减免、举办首脑高层论坛等。印度在非企业也有很多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经验，比方说本土化程度高、软实力强、竞争规范等。具体来说，中国在非洲企业的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在非企业要努力实现本土化经营。投资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获得当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并融入其中。我国企业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共赢的，而不是建立在一方剥夺另一方的基础之上。我国企业要实现本土化经营，首先要适当使用当地员工特别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在一些关键岗位聘用本土员工；其次是业务经营要本土化，按照当地的经营规则和经营方式去运作。让本土员工参与公司管理，让他们有职有权、有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熟悉当地情况并与主流社会相融合的优势，只有这样，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第二，中国在非企业要不断加大软实力投资。要克服在非洲发展中的短视行为，扩大中非民间交往，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在非企业。非洲是一块待开垦的热土，商机巨大，是企业家闯天下的广阔舞台。但非洲远隔重洋，气候与生活习惯不同，文化差异巨大。面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不同，需要去适应、沟通，并积极主动推进项目的实施。因此不仅要求派往海外工作的人员熟悉业务，精通管理，而且要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具有开创事业的敬业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这要求经营者有特别的勇气、毅力和适应力，可以说海外企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投资项目经营的好坏。

第三，加强中国在非洲企业之间的协调。可以考虑在非洲成立一个比较有权威的行业协会，及时处理各种状况，协调各种关系，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对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或者定期公布相应数据供企业参考，对产品价格进行一定的规范。准备进入非洲市场的企业可以通过数据查询，给自己的投资项目明确定位。此外，企业家要改变经营思路，企业之间要加强互相沟通和协作，商贸业与加工业要密切配合，优势互补，结成产业链，从而拓宽市场销售渠道、规避风险、优化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在非企业要自强自律，服务当地社会。中国在非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声誉管理”的问题。中国企业应当维护自身在非洲的声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要保护当地环境。需要自强自律，调整经营策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社会习俗，注重企业本土化进程，积极服务当地社会，并与非洲本土企业开展沟通协调，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第五，中国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服务。政府有关部门帮助国内企业了解非洲市场的特点和商情，了解非洲国家的政策法规，减少不必要的犯规。敦促在非洲经营的企业维护本国形象，维护中非关系。此外，中国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产品质量高、经营信誉好的企业进入非洲；对于故意扰乱出口市场、低价竞销的企业则给予严厉查处。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为中国在非洲企业的投资活动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