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九等说教授

三六九等说教授（精选6篇）

篇1：三六九等说教授

三六九等说教授

?三六九等说教授贺卫方 以教师定岗定编为基本内容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自北大清华两校开始，眼下正逐渐向全国各高校推进。这项高校内部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将所有的教师（实际上也包括职员）的岗位设定为九个等级，教师以其不同等级的岗位领取不同的津贴，年津贴高者五万元，低者三千元。为了减少冗员，另规定15％的人员得不到岗位，因而也就不享受津贴。很明显，这项改革具有极好的初衷，即在高校中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观念，让那些贡献更大的优秀人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从而激励人们的工作热情，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准。然而，疑惑还是存在的：分级过细是否符合大学教师职业的内在特质，不同等级之间的界限能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相对清晰地分辨，排定座次后是否应当经常再调整，以及再调整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职业特性上看，大学教师这一职业具有反等级的内在性格。与行政机关与军警单位不同，在大学教师群中，虽然人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讲师、副教授与教授的头衔区别，但那并不意味着一种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副局长是局长的下级，副军长是军长的下级，但副教授却无论如何不是教授的下级。不同头衔的大学教师通常是各自独立地从事非常类似的工作，头衔的差别往往只是教龄长短的标志。显而易见，某些副教授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常常要大于某些教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分等级化的安排，例如，将教授、副教授分作六七个档次，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三倍以上，效果恐怕不仅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反而会加剧人们的不公平感和屈辱感。过细的等级化安排必然带来不同等级之间界限的难以划分。资历深厚、声誉卓著的教授聘一级岗，进入教师队伍不久的博士毕业生聘八级岗，其中分别不难理解。然而，同样是教授，年资差不多，却硬要分出三四个档次，一二级之间，二三级之间的界限到底怎么解说，怎么让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行的做法是看最近数年甚至一年内所发表的科研成果，在某个层次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多者居优势地位。可问题在于，学术创造不同于农民种庄稼，一年两季，定期收获；学者酝酿一篇重要论文可能需要数年的沉寂。假如不巧或不幸这沉寂期正赶上定岗之前，那可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了。不仅如此，为防止已经获得高等级岗位的教授裹足不前，相关机构还设置了年度核查制度，如果每年发表的成果量达不到标准，其岗位便要下调。这样的做法只能诱发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倾向，从而对学术和教育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难以厘清界限，另一方面又必须分出三六九等，这不仅加剧了有关决策者的压力，而且人为地制造了教师与决策者以及教师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成果的甄别、各种因素的考量、申诉的受理以及对不服气者的说服上。为了使这一制度真正起到鼓励竞争的.作用，“重新来过”的周期就不能太长，但周期越短，决策成本就越高，结果呢，恕我夸大一点说，必将是一年一度定岗愁，不是杀头，胜似杀头。实际上，大学合理的人事机制应该是，在选任程序上严格标准，只有符合本校水准的学者才能受聘成为本校教授。一旦聘任，则采“用人不疑”之策，待遇基本一律，至多随年资增长有些许提高。当然，也可以采纳西方某些大学的做法，教授只分校聘（UniversityProfessor）和院聘（Professor）两种，前者属资深且具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少数人，享有较高待遇；后者的待遇则虽然由于学科差别而在不同学院之间有高低之分，但在一个学院之内，则大体一样。这不又回到大锅饭了么？也许马上就会有人质疑。是的，的确有点像。但是，所谓“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不同机构的大锅饭产生的效果并不一样。与企业相比，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对人的激励机制是别具一格的。能够成为这里的教授本身是极高的荣誉，也是巨大的压力。你会珍惜这样的地位，你要发表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校园里学术大师的身影让你感受到学者的尊严和学术的魅力，课堂上学生们期待的目光使得你必须加倍努力。何况做学问本身就有那么大的乐趣呢。相比之下，定岗云云，又何足道哉。（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南方周末》12月22日

篇2：三六九等说教授

董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是清华、北大、复旦等著名高校客座教授。他经常为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部门作大型专题报告，深受好评。他曾经在美国公共管理专业排名第一的马克斯韦尔学院做访问学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很高的学术造诣，并著有《公共行政概论》《中国行政发展》《中国干部人事管理》《面向21世纪中国人事管理工作实务》《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全书》《东方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等多部著作。

董明以《领导用人与激励艺术》为题，从如何识别人才、如何寻求人才、如何吸引人才、怎样使用人才和保护人才等五个方面，阐述了领导用人与激励艺术。他认为，领导应有识别人才之眼、寻求人才之渴、吸引人才之法、使用人才之术、保护人才之魄。人才选准之后，领导者应当讲究用人之方，一是利益基本均衡，要为下属搞好利益基本均衡，让其感到贡献与报酬相当，使之心理平衡；二是性格互补，即利用下属性格方面的长处，使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三是能位相称，即能力与职位相称；四是资历相随，即在两个或几个人能力相当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决定；五是兼容，即对单位内部不同情况都要兼容。

董明认为，做领导首先眼光要好，即所谓的知人善任。一个好领导就是善于把下属的长处和优点发挥出来。要懂得人心，把握人性。能够常常换位思考来体谅下属，有宽广的心胸和气量。事实证明，得以施展空间的“千里马”往往会跑得更快。

董明说，当好领导，还要勇于担当，勇于保护下属。要让人才对本部门本单位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情。这样，“一把手”才能带领本部门本单位的人不断有所突破。另外，就如何使用人才方面，董明说出了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和体会——要使下属的贡献与报酬相当。如何判断做没做到这一点？董教授给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是否做到了手下的大多数人在背后说你待他们不薄。

董明教授语言的质朴无华与犀利，思维在因势利导中出新，能于人之所常见常道中一层层引出深义，让人知其一后再知其二，这就是董明老师讲学的风格。

几点火花：

1、人人有敬畏权力和权威的本能、本性。这是正常心理。这是等级制度的基础。民主是相对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是绝对的，可能也是必须的。

2、为员工“洗脑”，有时是必需的。说得好听一点，发展企业文化，以文化凝聚人心，是必需的。

3、组织本身有生命，有自己的特点甚至发展规律，顺之可壮，逆之则败。土壤比领导更重要。如温州之经商氛围，历任领导均被同化。身为组织的一员，不要与组织对抗。如果想对抗组织，需要组建或加入另一组织，才可以攻击你原来的组织。

4、斯格恩说：真理与人的利益冲突时，真理也是谬误。（胜为王，捉着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5、人类是自私的动物。真正彻底的环保方法，是人类全都死光光，还一个和谐的地球。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在人类社会中，道德仅是麻醉品，是迷惑大众的工具，是一种影响众人心灵的手段。

6、人性就是以己推人。把握人心的第一步，是洞悉自己的心理。将心比心，可以准确地理解和揣摩别人。识人就是识人心，人心就是识自己。例应如何理解作为普通人的森繁孔。

7、人性，其实是混合着善与恶的。见孟子与荀子学说。恶性约占三分之二，善性约占三分之一。人人有私心，适当满足之，可以调动积极性。多数人，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愿意行善。地震中救人者，多数是刹那之间，来不及考虑，就靠本能去护住了别人，社会义务或职务义务在这里会影响本能反应。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灾难发生后令时间停止，让当事人细细想几天，勾画一下自己死以后家人如何伤心，十几年后活着的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死，然后，再令时间恢复，则少有人会选择舍命救人。捐款也一样，将自己一半财富甚至全部财富捐出来的人，极少，是另类，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不合常理、不太正常的，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肯定也不合适。

8、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反之亦然，不服不行。西方人说，上级说YES你说NO，你肯定GO，滚蛋。可见东西方人的人性是一样的。

9、有用的人，就是人才。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如许国璋。人才不是全才，道德可以有缺陷。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纠纷，可以看出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很卑鄙，可是二人都是人才。爱因斯坦至少有11个情人，不影响他思想的深刻。我们身边的人，包装一下，也可以成为英雄，伟人。传奇人物是包装过的常人，常人是因种种原因没被包装的奇人、伟人。

10、被领导者，一般以是非曲折作为评判事情的标准。领导者，一般以利弊得失作为决策的标准。视角不同，本能反应不同，因此往往矛盾。有趣的是，领导一般表面上仍标榜自己是按是非曲折作为行事标准的，有时连他们自己都是受骗者。

11、军师智囊型、参谋型人才：可在朋友及朋友之友中寻找，结交。可助己出谋划策，谈私人前程。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世界上想得开的人是少数，需要这样的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启发。

12、公关型人才：应变能力强，思想可以不深刻。要八面玲珑，借毛变色。可用之。

13、人品：大事可以试出一个人的能力，小事可以试出一个人的人品。一件小事，不宜否定一个人的全部，但一件小事，有可能试出对方的确人品不错。人品较好有三个标准：不吃里扒外；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与人为善，愿意从善意的角度去揣摩别人，与人交往。

14、喝酒，有酒品。豪爽型，动辄过量，耿直，可交，不可重用。自控型，不扭捏，存理智，可交，可重用。心术不正型，有量而故意保留，喜欢灌醉别人，此类人不可交，不可重用。打牌时有牌品，开车时有车品，均可折射出人品的一部分。

15、愿意展示优秀的一面，掩饰劣处，是每个人的本能。全面了解下属，很难，只能尽量做。可以装糊涂以了解真相，如明知某事，故意询之，看对方如何展示。有时需要装糊涂而不去了解真相，按利弊得失原则处理事情。如章鸿李不查北洋走私案。有时，不作为是就最好的作为，不协调就是最好的协调。小事及派别之争，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绝对不要参与调和。

16、人才多傲。应容之，尊之，礼贤下士，为其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驾驭之，为己所用。气量大的领导很少，但气量大是优秀领导的首要条件。气量大小与道德无关，枭雄多有大气量，照样可成大事。如凯世袁对待狂人杨度，张之洞对幕下辜鸿民。

17、收买人心，和赢得人心，是同一做法的两种说法，没有任何区别。应锻炼气量，让人才来去自由，放长线，钓大鱼。待10个人才不薄，9个终离你而去，仍有10%成功，这个比例已经很喜人了。一直这么做下去，则人才济济。刘备三顾茅庐，表面上对孔明低声下气，有屈辱，可是换回的是孔明为刘家卖了几十年的命。显然，刘备远比孔明聪明，刘备才是真正的赢家。

18、官场中，人上有人。公司负责人，却似一国之主，在市场领域中是不折不扣的KING。因此必须学用人之道，而且要学得更多。

19、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典型的例子是命革大化文中喊着口号整人的例子。国家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人是国家，国家是无数具体人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员工说“我不听领导的，我听国家的”，是典型的诡辩。多数时候，领导代表的就是国家，大国或小国。

20、刘邦善用人，“天下利，共享之”，终成大事。项羽做得不好。领导肯定有好处，把应得的部分收入囊中，并无不可，而可得可不得的部分，最好拿出来与下属共享，则可收买人心。若身为领导，私心太重，必失道寡助。如红塔集团老总很得人心，入狱后很快保释，现在生活悠然。

21、不可用犯错的多少来评价人的能力。不工作不犯错，做得多，做得新，才容易出错。不犯错的下属，或者在撒谎，或者无所作为，因此是不称职的。

22、伟人不过功过四六开，常人，五五开已经不低了。要勇于承担责任，并宽容别人。领导应保护下属，吃小亏，得大便宜，利于下属忠心耿耿，关键时刻，士为知己者死。如吴仪提拔两位副市长。

23、辩证法不应成为“变戏法”，只做文字游戏。

24、中国人，仕途往往是第一选择。仕途无望，才选择经商，当学者。如温州市长下海经商之事。权力本身，可提供一种满足感，快感。当官，须有能力、有下级拥护、有上级赏识、有机遇，四者缺一不可。前三者相对可控，第四样可遇难求。

25、领导应只管大事，不去管小事。管太多小事，累，且易失去权威。权力少用，才更有权威。

26、群体内的协调，第一原则是“利益均衡”。利益是否均衡的金标准：大多数下属（不必100%），在背后（非当面），认为领导对待下属不薄（不必评价相当高）。

27、贡献与报酬应相称。讲奉献而不给报酬，可以自己去做，但不能要求下属这样去做。有时高薪的确可养廉，否则多干而少得，人心不平，易贪，易人心涣散。

28、领导手中必须有糖，以之奖励，否则不可能调动下属积极性。钱，提拔重用，单位利益，证明个人能力，均可为糖。

29、利用下属的优点，避免下属的缺点，仅仅及格。真正优秀的领导，有时能够创造条件，将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作为长处来使用。小偷可以当间谍，黑客可当网络警察。

30、一山不容二虎。给单位配领导班子时，不应把两个能力和个性都比较强的人安排在一起。在领导的位置上，强强联合是不可能的，必成二虎势，渐渐对立，争权夺利。

31、论资排辈有弱点，但可量化，可操作性较强。仅要求能位相称，极易引起混乱，因人人心中一把尺，很难有公认的衡量标准。

32、事业单位，面对的是既定员工，不能辞退，无法改造，只能适应之，引导之。这时更可看出高明领导的管理水平。

33、单位小团体，或者小派别，应重视，没法消除之，消除之亦无必要。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权威，各派内斗可以故意无视之。千万勿试图调和。如果必须出面，则只讲大道理，讲套话，保持完全中立，不评论具体事情。

34、上级是否信任你，标准是，感情上是否认可你。《韩非子》是科学管理方面很好的一本书。感情好，与感情不好，就相同的表现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工作与感情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注意，拍马屁有一定好处，但总的看，弊大于利。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主要领导更换一般挺快，拍马者一旦失宠，下场不佳。尤其是小人得志的人，失志后，下场更是悲惨。尽量不要做领导的“红人”亲信，要避免太露锋芒。如某省第一秘李争（音）案例。

35、与上级领导比较好的关系是“等距离外交”，即与所有领导均保持相同距离的良好

关系，经常反省，太远需时，太近需退。上层变动无人知晓，以不变应万变，基础良好，则易始终受重用。凡三朝元老之类的人，均深谙此道。《曾国藩》不错。曾国藩有“外圣内王”风格，内心纯正，外部手段圆滑，掌握等距离外交原则很成功。

36、如果与上级在个人恩怨方面有冲突，解决方法：一，辞职，走人。二，忍气吞声，心理压抑。三，从心底认为上级是正确的。第三种方法较好。上级权力大，可为己所用，有时权力大者就是正确的；换位思考，找领导的优点与自己缺点相比较，可用此法自强；应存感恩之心，始终从善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则心态乐观，心胸开阔，与人为善。

37、与平级部门协调，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时动力才足。本质上不是为了高尚，只是为了自私。人脉关系也是生产力。感情交流是必须的，如请上海市长去国家行政学院讲课一事。再如温州人的团结，如犹太人。

38、妥协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原则性妥协，一般是小事情。第二种是原则性妥协，实际上，原则性妥协有时是必须的，因为有时，谈判成功才是最大的原则，其他所谓的原则都应为之让路。如朱基熔谈加入世贸时的策略。

39、沟通是必要的。员工掌握一线资料，上级获得这些真相很重要。如非典时的失误原因。情感交流很重要，只有彼此真的愿意交往，才会有效沟通。领导积极与下属主动沟通，一般来说下属会受宠若惊，此乃人性。要花最少的时间了解最多的情况，在员工面前要成功扮演角色，“作秀”要尽量自然得体。勿让谣言四起。瞒不住的信息，早早公开，可掌握主动。民愤是政治词语，不是法律词语。如三鹿事件；处死前药监局长等事。

40、在领导那里，文字功底已经不太重要，因为自有代笔者。但说话艺术，尤其是现场致词，临场发挥，很能看出水平，可以充分赢得民众分。据说，李口才一般，实能力出众，但民众分不高；朱口才绝好，能力一般，但民众分极高。此即口才之利。

41、讲话，要自己相信自己讲的，违心话可以故意避开不说，凡是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有些口号可以仅为包装，内容是自己的观点。如清岚李讲话。把复杂的问题讲简单了，才见功力。好的演讲，前三分钟就能抓住人心。听众不喜欢听，只说明讲课者水平太低。要以理服人，此理乃常理，而不是所谓的真理。凡做出超常理事情的人，或者是疯子，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如烹子供齐桓公享用之人。要让下属从常理角度理解自己。如尼克松在受贿案及水门事件中的不同策略。再例陪审团制度，让普通人依常理推测案情，由常人断案。

42、绝对不能和下属吵架，声高传出，极影响权威。不必话说绝，不必急于答复下属，可以充分研究后再回答。可以给双方一点时间，各自思考一下，沉淀一下，然后再交流。可以该处分仍处分，但一直好言相劝，处分是针对某件事的，不是针对整个人，要充分尊重下属的尊严，允许他们被处分后适当发泄情绪。事情可以照做，话不宜说绝；态度可以温和，处罚可以照旧。

43、刘邦率兵不内行，但率将内行，故为帅才。韩信带兵内行，仅为将才。刘邦管好10将，即可掌控天下。组织系统中，应一级管一级，能放权处均放权，则能干好，且干得轻松不累。胡，仅管好8个常委加2个军委即可，权虽大，事情不必多，更不必全才，事事懂。好的领导可以没有其他长处，仅有领导才能。好的领导，一定会有一大群智商高于自己的下属为己所用，为自己“卖命”。

44、要学刘备，不应学孔明。孔明智商高，刘备情商高。情商可以学，智商不易学。刘备无别才能，但会用人，手下文武大臣不少，均可为己所用。刘备待人真诚，所谓摔孩子收买人心，乃心胸狭窄之人的误解。真正好的领导，必然真诚对待下属，仁厚结交，因为骗下属，仅可一时成功，不可能骗一生一世，尤其当下属的智商比自己还高时。孔明事无巨细均用心，造成两个悲剧，一是自己活活累死，二是后继乏人，自己太强，不能培养出诸多人才。孔明不谙用人之道，情商不高，是将才，非帅才，败乃必然。

45、授权，有大学问。好的领导都善于授权。如西点军校考试排长的题目。一把手直

接抓普通职工，或者架空副手直接管科室主任，累，且不能培养人才，易引起副手和下属怨恨。武大郎开店有问题，有时武松开店存在同样的问题。磨刀不误砍柴功，下属就是领导的刀，培养下属，锻炼下属，给下属压力和动力，给下属满足感，省事省力，何乐不为。好的领导，能不干的活就不干，能不管的事就不管。把小事全授权出去，腾出精力来管大事，谋发展。如松下幸之助，每日1小时冥想时间。

46、授权要注意，忠诚是第一位的，不必怕任人惟亲，而应举贤不避亲，从亲信中选贤，这是必须的。如美国总统可以给6000余人任意授权。授权不能过度，三种权力不可放手：事关组织前途的决策权；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权；财权。另外，权力不可集中交给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极端忠诚也是不可以的。因为风险太大，且，人是会变的，很多人初本忠诚，因得到授权，即在短时间内腐败变质，野心膨胀。权力的腐蚀性极强。如齐桓公不敢给管仲太大权力，再如林，初极忠，被毛所逼，实际上70年才变质。

47、授权要把握下属的心理承受能力，太难太易皆不可。如背水一战案例，须小心兵变，下属杀领导而降。如张飞之死。

篇3：三六九等说教授

神机、气立, 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根于中者, 命曰神机, 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 命曰气立, 气止则化绝”。那么, 什么叫神机?什么叫气立?神机、气立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有何重要性?

1 神机、气立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 它是“天人相应”理论的总概括, 是仅次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另一高层次理论体系。

神机象征着生命活动, 包括外在表现的精神意识及内部各脏腑的功能活动状态, 并通过口、鼻、耳、目等五官和外界联系。《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天地之大纪, 人神之通应也”。是说由于天体日月星辰的运行, 导致天地自然界不断地运动变化, 人也必须不断地去适应这种变化。这就是天地与人神的关系。正如《灵枢·邪客》篇说:“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岁露》篇也说:“人与天地相参也, 与日月相应也”。故人与天地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天运与神密不可分, 天体的运行是神作用的结果。人体的生命活动也是神的力量。正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夫变化之为用也, 在天为玄, 在人为道, 在地为化, 化生五味, 道生智, 玄生神”。“神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天为热, 在地为火;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在天为燥, 在地为金;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 在地成形, 形气相感, 而化生万物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有类似的论述月曰:“神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体为筋, 在脏为肝……”。

神的联系如此广泛, 由于神的联系, 才产生了生命之机的运转不息, 所以把它概括起来, 称之为神机。“神机”根据“天人相应”理论将人体内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等所有生命活动的物质与功能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并表现为阴阳之气的内在的出入升降运动, 精神意识的外在的活动表现。

可是, 生命活动单纯依靠神机是不能持久的, 这就是需要气立的辅佐。“根于外者, 命曰气立”。“气立”, 因“气”而立”。气”是什么?《素问·六节脏象》篇说:“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 六气为一时, 四时为一岁”。故“气”即是节气, 即是风火暑湿燥寒六气, 即是木火土金水五运, 即是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化。所以, “气立”即人体生命活动与外在环境的阴阳平衡与协调, 五运六气之间的更替有序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 生克制化的平衡与和谐保障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上下相运, 寒暑相临, 气相得则和, 不相得则病”。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寒暑燥湿风火, 天之阴阳也, 三阴三阳上奉之, 木火土金水, 地之阴阳也, 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天以阳生阴长, 地以阳杀阴藏”。等都具体描述了阴阳平衡外在的不同状态。

“气立”对生命活动的影响, 除与外界五运六气的联系外, 还有负责大气和水谷的摄入。如《素问·六节脏象》论篇说:“天食人以五气, 地食人以五味, 五气入鼻, 藏于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 声音能彰, 五味入口, 藏于胃肠, 味有所藏, 以养五气, 气和则津生, 津液相成, 神乃自成”。所以, 在“气立”的协同作用下, “神机”凭借后天水谷之精, 完成生命活动中生长壮老已的全过程。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如是, 则内外调和, 邪不能害, 耳目聪明, 气立如故”。

神机与气立一旦出现了较大的变故, 就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甚至危及生命。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说:“从其气则和, 逆其气则病, 不当其位者病, 迭移其位者病, 失守其位者危, 尺寸反者死, 阴阳交者死”。

在《内经》看来, 气立较神机尤为重要, 因为气立产生了神机, 是由相互结合的天地之气生成的。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 悬命于天, 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

总之, 没有气立的出入, 神机也无法存在, 没有神机的升降, 气立对于生命而言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二者相辅相成。故经文中继而谈到:“根于外者, 命曰气立, 气止则化绝”。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中亦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 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 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 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神机、气立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 进一步证明了生命体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总体概括了“天人相应”的思想。

2 神机、气立的协调是机体阴阳平衡的具体表现

神机、气立自身以及二者的协调与平衡是机体阴阳平衡的具体表现。神机的自身协调, 就是生命活动内在的阴阳平衡, 神机将人体生命活动的全过程概括于太阴、厥阴、少阴、太阳、阳明、少阳三阴三阳的运动形式, 这种运动形式即开、合、枢三种形式。太阳、太阴为开, 阳明、厥阴为合, 少阳、少阴为枢。通过开、合、枢的运动, 使之处于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状态中, 由此实现了内在的阴阳平衡。

气立的自身的协调, 就是生命活动与外在环境的阴阳平衡。气立将其概括为“木火土金水”五运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 它们之间的生克制化的和谐与平衡为生命活动的阴阳平衡提供了保障。气立除完成自身的协调外, 还和神机发生联系, 只有神机、气立相互协调统一, 才能维持生命活动中的阴阳平衡。

在神机、气立二者中, 中医学认为气立的作用比神机更重要, 因为产生及维持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的力量主要来自气立。为此将作为气立主要成分的“六气”, 称为“六元”, 赋予其生命本原的含义。由于六气来源于天, 而属于阳, 进而又提出阳气才是实现并维持阴阳平衡的主导力量。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由此可知, 中医学中的阴阳平衡并不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均等, 而是以阳气为主导的“阳生阴长, 阳杀阴藏” (《阴阳应象大论》) 的平衡。

3 疾病产生的机制与神机气立学说的关系

疾病的发生是一个复杂而涉及诸多因素的过程。但不论其多么复杂, 从神机、气立学说的角度来看, 其根本原因不外乎神机、气立自身失调或二者兼而有之。以气立失调为主者称为外因, 以神机失调为主者称为内因。但不论何因都是正邪相争, 正不胜邪的结果。

邪气:即指各种致病因素, 有从外入者, 有从内生者。正如《素问·调经论》曰:“夫邪之生也, 有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阳者, 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 得之饮食起居, 阴阳喜怒”。正气:《灵枢·刺节真邪论》说:“正气者, 正风也”。即指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这种抗病能力也是神机与气立相结合而共同构成的。在正气之中气立比神机尤为重要。外在的五运与六气互相制约协调, 无不及, 无太过, 如此人体内部及天地之间正气充沛, 邪弗能害。

虽然如此, 但神机、气立之间常常是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如外邪入侵常因神机的失衡, 精神情绪低落而发病, 并因神机之衰弱而加重。如冠心病、心肌梗死、脑中风等常因精神情志因素而发病, 继之因干扰了气立使气机升降出入失调而加重。正如《医学入门》中所云:“神形也恒相因”。因此, 所谓外因、内因的不同不过是孰重孰轻, 孰多孰少, 以孰为要而已。

4 以神机、气立学说指导中医妇科诊治

至于治法, 汉末张仲景在神机、气立学说指导下提出:祛邪, 主以汗、吐、下三法, 以疏通气立出入之通道;扶正, 重在保存阳气, 以维持神机升降开合之运转。形成了严谨的证治体系, 为后世辨证论治树立了典范。故如因气立出入通道受阻而出现脘腹胀满作痛, 大小便不通, 甚则恶心呕吐者, 不论其病属标属本, 是主是从, 当立即进行救治, 以免累计神机, 遭致化灭之灾。如因精神情志异常, 思虑忧愁劳累太过致神机失衡, 进而气立受到影响, 出入升降失调而致病者, 当以扶植正气疏通气机相兼为用。现举例如下:

病例、患者女性, 45岁。既往月经正常。一年前因父病住院, 劳累忧愁太过致月经不调, 经来淋漓不净, 经西医检查诊为“功血”, 曾服妈富隆3个周期, 服药期间月经规律, 按月来潮, 停服后则闭止不行, 每月需用黄体酮迫使月经来潮, 因考虑西药有一定不良反应, 故前来求治中医。

查体:形体较瘦, 神态正常, 面色黄白, 舌质淡白, 苔少薄白, 脉沉弦细无力而缓。妇检:外阴:已婚已产型。阴道:通畅, 后壁膨出。后穹窿触痛明显 (++) 。宫颈:轻度肥大, 光滑。宫体:稍大较硬, 活动差, 压痛明显 (++) 。附件:双侧附件增厚, 压痛 (++) 。分泌物:黏稠, 中量, 色白。解脲支原体检测回报:尿道 (+) , 宫颈 (+) , 白带 (++) 。印诊: (1) 月经不调; (2) 慢性盆附炎; (3) 解脲支原体感染。治疗:健脾益气温肾助阳, 兼以祛邪通络。用理冲汤 (《衷中参西录》) 合桂枝茯苓丸方 (《金贵要略》) 加减化裁。治疗二月余月经恢复自然来潮。讨论:该患因父病, 忧愁悲哀太甚, 精神情志, 不得愉悦舒畅, 神机失衡, 进而累及气立, 升降开合失调, 胞宫藏泄失职, 发为崩漏, 继而闭经, 同时兼有邪毒内蕴。故治以健脾益气温肾助阳以扶植正气, 同时兼以祛邪通络以疏通气立之通道, 坚持治疗二月余而获愈。

病例因月经不调3年, 停经2月余于2007年9月11日始在本室诊治。经询问三年前在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因学习紧张, 加之兼任班干部, 工作劳累, 致月经突然出现不调, 每月行经3 d, 周期为3个月~半年, 量少, 色黑褐, 用黄体酮能来潮, 不用则闭止不行, 就诊时已停经二月余未行。既往月经正常, 初潮16岁, 每月行经4~5 d, 周期28~32 d, 量多, 色正常, 无块, 经行无明显腰腹痛。末次月经2007年7月10日。 (肌注黄体酮5 d后来潮) 。平时常感乏力, 头晕, 纳呆, 眠差, 少寐多梦, 二便尚可。带下不多, 色白, 无臭味, 无阴痒。查体:形体较瘦, 神态正常, 面色黄白少华, 眼圈黑晕。舌质红绛, 光嫩无苔。脉沉弦细无力略数。曾查血激素六项:FSH 111.8 IU/L, LH89.7 IU/L偏高, E289.7μmol/L偏低, 显卵巢功能早衰。B超:子宫后位, 5.6 cm×3.4 cm×4.4 cm大小, 内膜线回声欠清晰, 厚0.3 cm。当时诊为: (1) 卵巢功能失调, 卵巢早衰。 (2) 二度闭经。治法:从四诊所见, 考虑肝肾阴虚, 心营不足, 精亏血少, 冲任亏虚, 血海不能按时满盈, 无血下行为经, 发为二度闭经。为此, 治以补肝肾, 养心阴, 兼以通调月经, 以柏子仁丸合五子衍宗丸加减化裁进治。初时曾辅以西药人工周期疗法3个周期, 停用后继续此法进行治已一年余, 月经能自然来潮, 但周期错后或稀发, 量色基本正常, 曾多次复查血激素六项, 各项基本正常而获愈。

5 讨论

《素问·评热病》论篇云:“月事不来者, 胞脉闭也, 胞脉者, 属心而络于胞中, 今气上迫肺, 心气不得下通, 故月事不来也”。该患因学习紧张, 工作劳累太过, 致神机失衡, 进而累及气立, 损伤心营肾水, 冲任亏虚, 血海欠盈, 发为二度闭经。

篇4：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１，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该文举例说：１９２７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聘为副教授；而现在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多人；故该文还引用这个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对学生说的话：“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对此，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过于偏颇，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一种理性观察和实际接触，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授、尤其是那些身为白丁的“纯教授”，其行为价值的取向仍属于置身学问并埋头苦干的“脊梁”一类，且当中不少人顶住了“官”念和外来高薪的种种诱惑而坚守住自己对学术本位的诉求，他们的贡献率无论如何都对得起国家给他们的俸禄。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谢泳先生认为：“过去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２不过，今日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所谓“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现象^３，只是从“教授通货膨胀”的角度，论证当下教授贬值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导致教授身份危机的核心原因，恐怕还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这使我萌生了写这篇“比较研究方向”文章的动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指教授的专业能力。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５。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了几点希望：希望知识分子首先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学问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明过去教授精神气质的事例时，发现符合金岳霖先生价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过去“手工生产”教授的年代里，能找到不少佐证材料。有人说：怀念过去，多指怀念过去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查阅中，我也仿佛找到了这种感觉。根据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归纳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观察：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６当然，这个例子所述只是一介个案，不好以此作为判定当时社会中官员和教授所处状态的惟一参照。但至少可以说，那时尚有一些教授鄙薄做官发财且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自信。然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还能有此等风范吗？有，但可能已不多了；因为当不当官，与能否更加容易地得到我们目前高校行政教育主导下的如课题项目、研究经费、获学术奖项、资助出版专著、荣膺评委等关系极大。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使现在的教授很难在官位利益诱惑前发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壮语——哪怕你确实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然，官本位体制下，也难以造就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质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拟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口述了一封题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信由当时劝其北上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记录）的信。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７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能发现，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若视为一个整体，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９，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常看到教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不满的公开“联合声明”，如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１１，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１２，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１３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殷海光先生认为对他人格的影响除五四运动外，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说：“碰见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魅力。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１５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头衔不是看重它的学术权威意义，而是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转移工作重心。如此对教授内涵的“理解”，加之大学教授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运作模式，其客观性、公正公平性完全取决于评委们的道德自律，当这种自律受到方方面面的学术外因素干扰时，若失控，“评”出一些真的“假教授”是很正常的。如前所述，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和本质。相反，教授的学术研究若只是基于功利目的，或是视为自己谋“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必然使学术研究这一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异化为作秀式的“学术表演”。朱学勤教授认为，一年一度的大学学术评奖、评职称，便是大学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集中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的时候”^１６。依我的观察，体制性毒素对现在教授行为取向的负面发酵功能，主要表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黑色的“学术幽默”。学术幽默的实质说轻一点可理解为“学术动机不良”，说重一点就是“伪学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学术成果的内容、水平及社会独立评价、社会效益等置若罔闻，好坏不分，轻质重量，且因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评价体制惯性使然，加之权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钱因素的纷纷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前不久，报上披露的两条学术“八卦”新闻，堪称了解当前大学这种学术认定标准“动态”的另类窗口。第一条，广东某知名大学一次就审批通过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导师，其中还有既无研究生学位、也从未独立指导过研究生的处级官员；第二条，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如此“戏评”比教授还尊贵的“博导”头衔，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否则，学术荣誉极容易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探索性研究没有多少兴趣的人身上^１７。

“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１８。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的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１９这样的“雅景观”，眼下的校园不太常见了。相反，社会上、官场上流行的庸俗风气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双身份”教授们身上发散开来，其中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行严肃自省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吃喝风、裙带风、关系风、送礼风等均能在这些与时俱进的教授们身上找到佐证。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许教授下海经商，若教授想办公司，则要解除其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估计是基于中国的大学需要用市场竞争的原理来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办学水平的考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前几年七部委联合发文允许高校办企业，对鼓励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注释：

〔１〕苗体君：《教授贬值为哪般》，《瞭望》２００１年第２１期。

〔２〕〔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９〕引自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５１、３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３７页。

〔３〕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１８〕任剑涛：《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商子雍：《官是几等人才》，ｗｗｗ．ｂｏｏｋｅｒ．ｃｏｍ．ｃｎ。

〔７〕高墨：《清华思想讲座》，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８〕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３〕〔１５〕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２０２页。

〔１６〕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１７〕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０〕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篇5：名师教授讲课说课心得体会

名师教授讲课说课心得体会

从第一天培训开始，有幸聆听多位名师教授讲课说课讲座，从中有一点点自己的感触。

首先是说课上，因为从未接触过，因此是一个新鲜的领域，当第一节课沈国萍老师开始讲时，才明白说课要从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法与学法、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来讲解，我清晰明白的了解了如何去说一堂课，同时清楚的知道要说好一堂课还要我不断的努力,并且在以后的说课中会认真的准备，努力的备好一堂课。

其次在教学上，我有了许许多多的反思，1）教学目标的制定一定要根据教材和学情，尤其学情尤为重要；2）信息技术课程要保证学生的操作练习的量，作为一门实践类课程，教师不能讲的太多，应该让学生多去探索，多去发现，多去实践；3）在分组活动时，尤其是学生进行自我练习时，要不停的巡视走动，对学生的情况进行及时的反馈，解决小部分人的问题，大部分人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讲解，做到有问题及时解决，本节问题本节课解决，不留下尾巴；4）注意进行问题式的引导，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如果问题过于繁琐，可以进行问题的分解，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从解决简单问题出发，层层递进的进行学习；5）一堂课，可以用一个主线串联起来，将整堂课的所有内容用一条线串联起来，以达到学习的整体性，还可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兴趣；6）在学生自学过程中增加自测模块，让学生在自测中对已经学习的知识有一个进一步的巩固，并对未学会的知识有一定认的识，同时对所有的知识进行梳理；7）在课堂中举例子的时候可以从实际生活出发，举学生了解的例子，不仅增加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同时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快乐中读书。

篇6：三六九等说教授

前言：2018年5月26日，91速课创始人邓方芳及其骨干团队有幸拜访了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并与黎加厚教授及其它专家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洽谈。

黎加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硕士点学科领头人。主要研究领域教育技术理论，信息技术教育，教师教育信息化。至今共发表论文136篇，其中本专业最权威核心期刊《中国电化教育》和《电化教育研究》论文45篇。主编和参编著作20多部，其中主编10多部。曾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指导教师奖。

一直以来，黎加厚教授聚焦教育信息化，致力于新媒体、新技术、新理论、新理念引入常态化教学。他深入教学一线、身体力行、亲自示范、无私分享，堪称国内教育技术的引领者、实干家和示范者。

拜访当天，黎加厚教授正和中山大学王竹立教授等几位专家在共同探讨如何开设一门创造性学习在线开放课程，讲述新构建主义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同时对创造性学习作出了新的阐述。

创造性学习是创造性教育的一种形式，它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倡导学会学习，重视学习策略，打破传统教条式的授课方式，让学生自我发现。黎加厚教授认为，学习即创新！为创新而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对学习的创新。

把创造性学习与具体的专业和领域相结合，落实到现实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创造性学习课程能带给学习者什么具体的收获？

91速课创始人邓方芳认为，现在大家对智能时代人们到底应该如何学习充满了焦虑，创造性学习课程可以舒缓大家的这种焦虑，有可能使这个问题变得明晰起来。如果可以结合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交流与分享，或许在合作交流中会产生一些创新成果。

在创造性学习过程中，老师的作用是帮助学习者找到解决未知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而不是像继承性学习中那样让学生掌握已知问题的正确答案。

二、开设新型的在线开放课程应该由哪些合适的平台来支撑？

洽谈中，黎加厚教授向大家举荐了91速课。黎加厚教授认为，教育信息化时代，学生缺乏创造性学习。再多的微课、速课，学生看不到。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式不可能群体创新，他不可能记录他的学习过程。因此，需要把创造性学习付诸实践，而开设创造性学习在线开放课程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来支撑，这个平台就是——91速课。

91速课是基于微信的移动教学应用工具平台，通过手机微信即可实现移动资源的建设，并且为PPT配上语音，开班开课，课件发布、课堂签到、管理等功能，可以承担创造性学习的课程教学形式。黎加厚教授在评价91速课时说：“对比蓝墨云班、云课堂、慕课，91速课有三大亮点：极简教育技术、微信生态园、知识付费。”

什么是“极简教育技术”？

在黎加厚教授看来，“极简教育技术”是指在学校教学工作中，倡导师生使用方便、实用，易学、易用、能够有效提高工作学习效率的技术，其具有三大特点：

1.掌握简便：易学、易用、方便、省时；

2.解决问题：实用，有效，能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3.提高效率：减轻工作强度，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91速课是基于微信开发，不需要另外安装APP，以教师最常用的PPT为基本呈现方式的移动学习的平台，技术门槛低，基本上一看就会操作，这是建立在微信生态园的极简教育技术。91速课突破了传统班级教学模式，可以面向社会大众进行慕课式的开放教学，同时兼有班级管理的一些基本功能。

91速课以移动教学为主线，在改变传统知识传播方式的同时，提供知识付费变现，撬动了所有人的最原始的动力，对整个教育信息化产生强大的力量。91速课的教育信息化从政策层面、理论层面直到人的生存层面来激发用户的原动力。黎加厚教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