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

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通用6篇）

篇1：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

单选题

1、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时，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信用增级方式提升产品的信用等级，以下选项中属于外部增级方式的为（C）A增加现金流的覆盖倍数 B优先劣后的结构设计 C第三方担保

多选题

1、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时，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信用增级方式提升产品的信用等级，以下选项中属于内部增级方式的为（AB）A增加现金流的覆盖倍数 B优先劣后的结构设计 C第三方担保

2、发行ABS产品时，基础资产必须选择负面清单之外的资产，这些资产可大致归类为（ACD）。A债券类基础资产 B负债

C收益类基础资产 D不动产财产

3、海尔保理一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的风控措施-增信措施包括（ABCDE）。A超额抵押 B利差支持 C结构化分层机制 D担保人履约承诺担保 E原始权益人差额支付

判断题

1、ABS业务的承做人只有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等监管允许的持牌机构。（对）

2、在开展ABS业务时，应通过法律合同对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保证基础资产独立于发行人和管理人。（对）

3、真实出售即原始权益人要将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真实转移给投资者。（对）

4、海尔保理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约定专项计划的现金流回款不足时，由原始权益人海尔保理进行差额补足。（对）

5、ABS业务时一类投融资活动，可视为证券发行活动，ABS产品是利用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机制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对）

篇2：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

一、目前我国银行业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风险

(一)经营方式传统单一，盈利渠道少、空间小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只经营存贷业务。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业的开放，这种经营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1.经营品种单一，盈利途径较少。据统计，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的存贷业务占比超过60%，利息收入是我国所有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287.14亿元，其中利息收入为1165.51亿元，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85.8%。2003年、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三年，中国建设银行的中间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4.6%、5.7%和6.6%。虽然中间收入的占比逐年增长，但这与西方国家平均40%的中间收入比差距还是比较大，其他商业银行情况类似。

2.利差变小，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倒挂。随着利率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必然面临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的压力。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正常现象，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我国自从1996年以后就开始了实施市场化利率。在2004年，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放开贷款的上限和存款的下限。由于同行业竞争激烈,尤其对优质客户的竞争，必然提高存款利率的下限和降低贷款利率的上限。这样一上一下就挤压了银行的利差空间。据统计，中国建设银行在利率浮动前后的2004年、2005年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89%和85.8%，2005年比2004年下降3.2%。银行的利差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其他银行情况类似。

由于利率动态地随宏观经济周期调整，当经济处于上升期，利率相应地上调，进入所谓的加息周期。但经济进入衰退期时，利率则会相应下调，进入降息周期。由于存贷的错期，处于降息周期的贷款利率必定较低，而处于加息周期的存款利率必定较高。如果用加息周期的存款去供应降息周期的贷款就有可能出现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这时银行会出现利息倒挂。这种利率风险扩大就会形成系统性风险，轻则引起银行亏损，重则导致银行破产。例如2006年8月19日之前商业银行五年期商业性贷款利率为4.77%，但如果按当时五年期存款基准存款利率为4.14%，利率空间非常小，仅0.63%,加上0.75%的管理成本,这样利率倒挂0.12%。

(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严重，流动性风险大

银行资产的期限逐渐延长。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多为一年左右的短期存款，而资产则多为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随着大宗消费贷款的发放，银行贷款的期限倾向延长。特别是1998年以来，配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支持住房体制改革，我国银行发行的国债项目配套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大量增加。随着住房抵押贷款规模日益扩大，银行贷款期限更是倾向延长，最长的可达30年。据统计，我国全部住房贷款(包括公积金贷款及组合贷款)平均期限为17年（岳振，2006）。

银行负债期限趋向缩短。随着银行的降息，居民储蓄日益趋向短期，活期存款在居民存款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自1996年5月1日以后，央行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地放松银根，连续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息从1996年5月1日的9.18%下降到2002年12月21日的1.98%，下降幅度为78.5%。由于利息较低，加之人们生活富裕，支付需要更多的现金，因此活期存款占存款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据统计，从1999年末到2006年末，活期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重从24.60%逐步增加到36.25%。

我国银行“短存长贷”现象日益严重。截至2006年末，我国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7.28%，活期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为36.25%，分别比2005年末提高2.36和1.66个百分点。据统计，目前我国长期存贷比最高达4.82倍（吴雨珊，2006）。

银行以短期性储蓄存款（负债）来支撑长期性放贷（资产）非常困难，可能加大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是指一旦短期利率上升，接近或超过长期利率时，银行的效益将迅速下降，难以维持正常营运，甚至出现资不抵债。流动性风险是指一旦资本市场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短期储蓄便会迅速地转移出去，从而迫使放贷银行面临风险，严重制约银行的放贷规模。如2006年5月股市火爆，据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统计，“五一”前后，从银行转入证券市场的资金增长了203%；5月8日一天银行转账就高达2万多笔，是平时的数倍；浦发银行上海分行透露，5月1日到15日，仅上海地区就有12亿元的资金经“银证通”进入股市（李强，2006）。

(三)资本充足率偏低，系统性风险过大

资本充足率偏低是近年来我国银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1998年国家曾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到2003年12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为7.62%，低于《巴塞尔资本新协议》8%的标准。为了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改造，2004年年初，国家又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它们进行注资。中国建设银行在国家注资后，2004年末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29%,2005年又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将资本充足率进一步提高到13.57%。中国银行的情形与其类似。通过国家注资仅是个案，不可能推广到其它银行。通过证券市场发行股票融资不失为一种较佳的途径，但上市条件较苛刻,资本充足率本身就是一项要求。这对于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银行来说通过上市融资来增加资本金就更难。

(四)经营存贷业务，风险高度集中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经营传统的存贷业务，由此产生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集中的状况。

利率风险主要是指利率提高的风险。当银行短期利率上升，接近或超过长期利率时，银行的效益将会迅速下降，难以维持正常营运，甚至出现资不抵债。提前还贷的风险主要是市场利率下降所导致的风险。市场利率下降会使得信贷的借款人选择其他的资金来源更为合算，这就可能促使贷款人提前偿付银行的贷款，甚至以当前的低利率水平再融资用以偿付。通行的市场利率水平与合约利率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借款人对抵押贷款再融资的动力就越强。提前偿付将使银行面临现金流的不确定性，降低其预期的收益率。当市场利率降低至抵押贷款的合约利率之下时，借款人提前偿付的可能性增大，而这时正是银行不愿意被偿付的时期，因为债务清偿后，银行再投资的收益率会比较低。

信用风险是指在信用活动中，由于信用关系的一方违约而给另一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通常是指，在债权债务关系中，由于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本金和利息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是银行经营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风险，也是其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之一。由于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没有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无法识别。又因为没有征信体系，企业和个人普遍不重视信用的积累，借贷市场存在严重信用危机。银行面对这样一个信用缺失的市场，必然采取慎贷甚至惜贷的策略。目前我国经济效益好、信用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选择上市发行股票直接融资，不能上市直接融资的企业其资质、信用相对较差。这样又会迫使银行慎贷甚至惜贷。银行慎贷、惜贷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差出现，并且越来越严重。据统计，2006年末存差为10.92万亿元。面对巨大的存差，银行的放款压力非常大。加之各级机构的考核机制，迫使银行将放贷集中在优质客户身上，对住宅等不动产重复放贷，从而放大操作风险。即便银行和放贷员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还是会坚持这样做。例如2005年10月，上海浦东陆家嘴支行优佳公司的二手房的重复抵押案（辛红，2006）。

(五)活期储蓄占比过大、总存款量环比下降，可贷资金缺口过大

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很大,到2006年12月末为10.92万亿元。但这不是表明资金富余，供过于求。

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各类消费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例，我国1997年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仅为190亿元，2002年年底，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达到了近8000亿元。2002年以来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直线上升，2004年年底与2005年第一季度末的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分别为15922.3亿元和1674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1%和30.9%。由此可见,人住房抵押贷款发展很快,规模也很大。但根据国际经验，我国住宅抵押贷款的缺口相当大。2001年欧盟国家人住房抵押贷款占GDP的比率平均达到39%，其中，英国为60%、德国为47%、荷兰达到了74%，而我国到2004年年底的人住房抵押贷款占GDP的比例仅为11.7%（唐文进2006）。如果以此作为一个参照指标来做动态匡算的话，我国银行发放住宅抵押贷款的资金缺口是相当大的，甚至可以说今后是无力满足这种贷款需求的，即使做保守的匡算，也不会改变这一结论。并且其他各类消费贷款增长也很快，商业银行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资金需求的缺口将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金存差逐年增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又贷不到款，此外还有很多个人也贷不到款，这是因为银行惜贷、慎贷的结果。虽然目前商业银行的绝对存款量在逐年上升，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的存款增量在下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储蓄占整个存款比在上升。二是总存款的月度环比在逐渐下降，2005年总存款月度环比由年初的1.42%下降到年末的0.57%，2006年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由年初的2.22%下降到年末的0.23%。前者除了容易形成流动性风险之外，也很难构成稳定的资金供给，后者说明资金的相对供给量在下降。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综合解决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困难

(一)有利于商业银行改革传统的盈利模式，实现运营方式的转型

资产证券化是实现银行运营方式转型的重要工具。传统商业银行业的盈利模式主要是经营存贷业务，以利差收入为主要营业收入来源。现代银行业盈利主要以低风险的中间业务为主，存贷业务为辅。资产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将贷款利息收益转化为中介手续费和管理费收入等中间业务收入。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中间业务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发起银行的优势充当起资产证券化的服务机构，为投资者提供贷款本息回收、贷款催收和处置、汇划回收款、提供服务机构报告等项服务。商业银行还可以充当资金保管机构，为受托机构提供资金保管、提供保管机构报告等项服务。此外，商业银行也可以为企业应收账款、基础设施收费权、房地产物业租金设计证券化产品，从而拓展出新的业务范围和收入盈利空间。从国外的经验看，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间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西方商业银行早在1980年～1998年的10年间，其中间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就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美国、日本、英国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比重均在40%左右，美国花旗银行收入的80%来自中间业务，英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其中间业务的利润可以弥补全部业务支出的70%以上。

可见,商业银行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变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实现运营方式由传统银行业向现代银行业转型。

(二)有利于解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防范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因流动性资产不足以应付需要而导致其损失的可能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主要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银行流动性资产不足，不能满足客户提存或偿还到期债务的需要；二是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资产以满足借款人融通资金和不当的贷款需求。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银行信誉或客户的损失，严重的可导致银行破产。可见，资产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是至关重要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一些金融机构（如香港的百富勤公司）倒闭事件，更是表明了资产流动性的重要性，并提示各国金融机构要十分注意资产的流动性问题。由于“短存长贷”，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很差，金融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容易使银行陷入支付困难甚至支付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储蓄机构的“短存长贷”，使得储蓄机构出现

严重的流动性风险，三大储蓄机构都面临破产的危险。

资产证券化能使银行资产流动性增强，一方面银行可以把长期贷款迅速变现，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变现的资金再投入到各类贷款业务中。这样既扩大了银行的贷款业务规模，又增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防范了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是采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方式化解了这一危机，这也是资产证券化的最初目的。

(三)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满足国际监管的要求

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可简单表达为：资本金/风险加权资产。从国际经验看，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通常不外乎扩大分子和缩小分母两种方式。扩大分子的办法：一是通过注资或者银行将自有利润转为资本金：二是由银行发行次级债券或通过股票市场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缩小分母则主要通过减少风险资产的方式来实现。采用注资的方式在我国已经试过两次，局限性较大。由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则需等到银行符合条件并上市之后才能做。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银行利润的积累速度难以满足资产扩张的需求，部分中小银行已经明显感觉到资本对资产的制约。在资本增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调整风险资产的结构不失为一种良策。而资产证券化技术为调整资产结构提供了一种可行且灵活的方式。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作为证券化交易发起机构，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一方面可能会因转移信贷资产而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另一方面如果形成了证券化风险暴露，则需要在风险加权资产（分母）中增加相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从资本（分子）中扣减证券化风险暴露。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如果因转移信贷资产而减少的风险加权资产多于因证券化风险暴露而增加的风险加权资产，以及需要从资本中扣减证券化风险暴露，则会起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由此可见，选择风险权重大的信贷资产实施证券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本，更有效地起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四)有利于合理分散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通过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把信贷资产通过中介机构转卖给各类投资机构和广大投资者，这样集中于银行方面的风险就得到相当程度的转移和分散，从而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机构投资者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从四个方面降低商业银行集中的各类风险：一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各类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因其负债稳定且期限长，都趋向在市场上购买安全、稳定和收益较高的金融资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仅次于国债，且收益较高，使得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乐意在证券市场上购入、持有这类产品。期限长的资产对于银行是风险，但对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并不构成风险。后者购入正好实现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期限匹配，而前者通过资产证券化售出长期资产收回现金，可以实现短期资产和短期负债匹配，从而化解风险。

二是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数目众多,但每个投资机构或个人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后，各自所分摊的风险是有限的。

三是机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对不同的证券化产品进行对冲操作，从而进一步规避相关的风险。如当利率下降和早偿时,IO和PO产品的风险收益正好是相反的，这两种证券化产品就可被投资者运用于对冲交易,有利于投资者较好地控制风险。

四是证券化产品自身的信用增级机制分散和降低了原信贷资产所汇集的风险。

(五)资产流动带来融资的便利，拓宽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首先，从筹资人方面看，资产证券化能把本来流动性很小、甚至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的资产动员起来，使之流动并帮助其从金融市场融资。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活动。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即便筹资主体的整体信用级别不是很高，但也可以通过部分合格资产证券化从金融市场上融资。

其次，从投资人或资金供给者方面看，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种更安全的投资方式。因为投资者投资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只需对该产品未来状况进行分析与判断，这比对该产品原始所有人的信用状况判断简单得多。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发达国家以资产作支持的结构性融资发展较快的原因。例如，美国2006年资产证券化债券的发行和存量规模已经成为债券市场最大的投资品种。从发行的角度看，2006年美国债券发行总量为6.13万亿，其中MBS为19300亿美元、ABS为12300亿美元、CDO为4886亿美元、联邦机构长期债为7441亿美元，各类资产证券化债券合计43927亿美元，总占比71.7%。从未偿债角度看，到2006年末，未偿债总量为27.4万亿，其中MBS为6.5万亿美元、ABS为2.1万亿美元、联邦机构长期债为2.7万亿美元，各类资产证券化债券合计为11.3万亿元美元、总占比51.2%。

三、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

2005年12月15日，国家开发银行第一期41.7727亿元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和中国建设银行30亿元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交易，标志着中国第一支规范的信贷资产证券业务在境内正式开展。试点的成功，说明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在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必须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

(一)加强“试点”和“立法”平行推进的工作。资产证券化是帕来品，虽然在国外很成熟，但国内毕竟没有实践过。在广泛推广之前，应该有个基本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况且这种试点产品国内没有见过，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鉴，如果再没有规则指导，很容易出问题。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制订的部门法，法律层级过低，缺乏权威性。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法院不能查封用于抵押贷款个人居住的唯一住宅的司法解释，使得资产证券化标的的抵押物徒增法律风险，所以在出台资产证券化管理规则试点的同时，加强资产证券化立法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创造条件让更多的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发行机构范围。

目前我国试点资产证券化的两家银行：一是政策性银行，一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试点范围过小，应该把资产证券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它类型的银行。当然，在试点初期，只试点这两家银行是有必要的。首先，因为两家银行的政府可控能力强，能够体现政府的意图。其次，这两家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比较优良，相对风险较小，成功的概率较高。最后，这两家银行经过长期的资产证券化试点，经验较丰富，试点的方案较完善和成熟。但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资金约束比较大，受业务规模和融资渠道的局限，资本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更加迫切需要资产证券化。所以一旦试点成功，应该及时把试点面扩大到中小商业银行。更多的商业银行参与试点，解决了资产证券化的供给问题，是资产证券化最重要的一环，也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基础。

(三)拓宽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主体

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是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方。试点的开元和建元证券的投资主体还比较单一，主要是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较少，只有社保基金被批准入市，其它保险基金尚未被批准入市，其他投资基金也被排斥在外。这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结构不匹配，保险基金属于长期资金供应者，偏好于风险小、收益稳定的长期投资，理应成为建元MBS的投资主体。据统计，美国股市拥有全球投资规模最为庞大的投资者群体，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是美国股市的投资主体，成为稳定美国股市的铁三角。2001年，这3类投资者持有美国股市总市值的46.7%。从比例变化来看，机构投资者占美国总股本的比重由1950年的7.2%上升到2001年三季度末的46.7%。其中，养老基金由0.8%上升到19.8%，共同基金由2%上升到17.9%，保险公司由3.3%上升到7.3%（赵锡军，2006）。

此外，投资主体也还应扩大到自然人。目前，我国股市有8005万股民，那里的风险特别大，银行有16.16万亿储蓄存款，那里收益特别低。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市场只有国债市场，比重较低，供不应求，所以应该适度开放这个市场，引导大众投资者适度进入国债市场。

(四)积极扩大证券化资本类别

目前，证券化试点的两类资产分别为个人房贷和公司贷款。这两类贷款的质重较好，规模也较大，属比较典型的传统贷款类型。但现在两者已经出现了分化：个人房贷的比例逐渐上升，风险也在逐渐上升，根据美国的经验应成为证券化的主流；公司贷款规模已呈逐渐下降趋势，并且资产的质量也逐渐下降。其实，可以实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品种类别应该很多，从国际实践看，只要具备资产量大、同质性高、现金流可预测的资产都可以实行资产证券化。具体的资产应包括：短期应收款及其他贷款、基础设施收费项目以及债券组合资产等，这就是我国下一步应该扩大和推广的方向。

(五)尝试丰富资产证券化发行模式

资产证券化发行通常采取SPV方式，SPV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SPC、SPT和合伙型实体三种形式。SPC并不是实体公司，而是由发起人注册设立的壳公司。它拥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一般没有专门的雇员和业务部门。SPC只从事证券的发行等与证券化有关的业务，不进行其他任何与证券化无关的业务。目前，我国的法律还不允许SPC存在，试点采取的是SPT形式。但SPT形式存在中小商业银行贷款的地域和行业集中度较高，风险相对较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SPT形式不允许受托人把受托资产和自己资产混在一起，也不允许受托人把同时受托的不同资产混在一起。这样规定的是为了隔离风险，避免不同的风险相互转移、相互影响。这样受托人无法对不同资产进行分拆组合，但如果采取SPC形式，则可以克服这种弊端。SPC作为证券化专业服务公司，可以购买多个中小银行业的打包贷款资产，组合成新的分散化的资产池，并以此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由于SPC是对资产池的买断，法律上可以自由处理所购买的资产，这样SPC比SPT在支持资产的管理上更加主动。因此，在完成试点以后，应加快立法，允许SPC出现，使证券化发行模式多样化。

(六)合理设计资产证券化结构，深入资产支持证券定价机制

风险越大，收益和报酬自然越高，利润就丰厚。但试点两资产化产品存在风险收益不匹配、甚至倒挂的现象。因此要深化资产支持证券定价机制研究，既要按信用等级差别定价，又要根据提前还款的风险定价，把所有的风险因素都考虑进去，最终做到同风险同报酬，符合资本市场的“一价定律”。

(七)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降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提高效率

篇3：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

根据《资产支持票据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 , 资产支持票据 (ABN, Asset-Backed Medium-term Notes) 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 由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 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与传统信用融资方式不同的是, 它凭借支持资产的未来收入能力获得融资, 支持资产本身的偿付能力与发行主体的信用水平分离, 从而拓宽了自身信用水平不高的企业的融资渠道。

二、资产支持票据特点

资产支持票据与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券等其他债权融资方式相比, 具有审批周期短、产品期限灵活、融资成本低等优点。作为一种直接融资的渠道, 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发行人担任票据发行人, 基础资产通过特定目的信托隔离;

二是双重追索权, 即首先由基础资产现金流提供中期票据偿付, 其次当特定事件发生后, 由发行人整体信用进行偿付;

三是通过交易结构设计实现票据持有人对基础资产享有优先于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受偿权利;

四是发行人表内融资, 即基础资产留在发行人报表内;

五是设置交易管理人, 定期监测基础资产现金流量及其超额抵押率, 确保正常情况下基础资产规模足以覆盖中期票据未偿本息余额;

六是由于有基础资产优先受偿等信用增级措施, 资产支持中期票据的债项评级将高于发行人的主体评级。

资产支持票据属于资产证券化的范畴, 产品设计采取的是证券化技术。但由于交易结构、信用增级、流动性支持方面有所不同, 其与普通的ABS产品有所区别。根据《指引》内容以及国际成熟的资产支持票据市场, 将资产支持票据与普通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区别作出如下比较分析:

一是信息披露。普通的ABS产品的信息披露完全, 基础资产的数量、规模、信用质量、期限、现金流等信息, 以及基础资产的相关统计信息都会详细披露。资产支持票据通常不披露这些信息。

二是风险隔离程度。普通的ABS产品通常需要实现“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 风险隔离程度较高, 破产风险和法律风险相对较小。ABN的风险隔离程度较弱, 通常通过渠道的滚动式融资偿还到期的现金流。一旦出现无法滚动式融资时, 基础资产的现金流未必能够实现ABN现金流的完全偿付。这种情况发生时, 往往通过流动性支持方和信用支持方提供现金流补偿, 但此时资产出售方往往并不能做到完全的隔离, 可能仍需承担一定的融资义务以满足ABN的偿付。此外, 由于渠道往往不断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用以购买新资产, 如果资产转让正在进行中, 资产出售方、原始债务人等参与人却破产, 那么由于资产的转让并未完成, 能否被认定为“真实出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是发行成本。ABS产品由于发行过程比较复杂, 时间较长, 成本较高, 通常成本约为50~60bp左右。从国际市场来看, 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时间相对较短, 程序相对简单, 成本比较低, 通常成本约为6~13bp左右。

资产支持证券与其他债务融资工具比较有以下区别:

一是与现有短期融资券相比, 二者比较类似, 但短期融资券被限制在一年以内, ABN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获得更长期的融资渠道。资产支持中期票据的期限均在1年以上, 最长期限可达到10年。从这个意义上看, 央行通过金融创新的形式实际上是突破了短期融资券在发行期限上的限制。

二是与目前的企业债相比, 资产支持票据使央行在推动企业直接融资方面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按照现行的《企业债管理条例》, 企业债实际上是多头管理:企业债发行的资格需经过发改委审批, 发行上市由证监会监管, 央行实际上只负责发行利率的监管。相比之下, 资产支持中期票据的监管则在更大范围上由央行来负责, 甚至是只需要央行的审批, 从而打破企业债多头监管的格局。

三是ABN与ABCP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原理上基本相同, 在期限上各有长短。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期限较短, 一般期限短于1年 (美国通常短于270天, 有时365天) , ABN期限更长, 期限越长对“资产池”的质量要求就越高。

三、小结

资产支持票据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便利的融资手段, 如果合理运用, 可以为很多机构尤其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手段。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还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资产支持票据的推行, 笔者认为, 必须采取合理性措施, 努力营造适合于该产品发展的金融环境, 例如, 加强对风险评级机构的审核和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使投资者对投资产品有更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等,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发挥资产支持票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窦尔翔, 冯科.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篇4：开资产证券化之端的法币土地债券

第1至3期法币土地债券概况

1941年初，国民政府指令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增设土地金融处，专门负责土地金融业务的计划、指导与推进。中国农民银行兼办土地金融业务为照价收买、土地征收、土地重划、土地改良及扶植自耕农、地籍整理与乡镇造产等七大业务领域放款，其中土地改良与扶植自耕农放款是重点领域。土地金融处成立之初的自有资金仅为国币1000万元，必须通过发行土地债券来筹集长期资金。

土地债券是建立在土地金融放款之上，且不同于一般公债的特种债券，其发行依据为1942年3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该法共17条。土地债券是“以中国农民银行兼办土地金融处之全部资产及其放款取得之土地抵押权为担保”而发行的有价证券，且“土地债券之发行，每年应拟定详细计划，载明发行总额，发行方法，偿还期限及其他必要条件，连同全样呈请财政部核准”。

1942至1947年间，中国农民银行分两次核准发行11亿元法币债券，1948年发行了第3期法币债券。同年还发行了稻麦实物债券各1000万石。第1期法币土地债券在战时发行，目的是配合战时土地政策的实施，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抗战大局。第2期与第3期土地债券则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及国家工业化的政策相关。

1942年首次发行的1亿元法币债券，券面金额有50元、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五种，采用记名与非记名式两种，以记名式为主，按年偿还本息，偿还期限为15年。考虑到地价高涨导致币额扩大等客观因素，为了满足购券人的需要，并节省土地债券的制作成本，有关方面倾向于多发行大面额券种而少发小券种，实际上50元面值的土地债券并没有发行。本期土地债券的年利率为六厘，由于此次债券按面额十足发行，所以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一致。第1期法币土地债券的发行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国民政府土地金融进入了真正操作阶段。

至1946年3月底，第1期1亿法币土地债券已发行4000余万元，其余大部分则分散于中国农民银行各分支行处。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土地金融业务也随之扩展，土地债券规模必须增加。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申请发行第2期土地债券3亿元，之后由于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经四联总处核准，此期土地债券的数量增加至10亿元。根据《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1946年底，中国农民银行核准发行第2期土地债券10亿元。总的原则未变化，但发行方式有所改变。

与首次发行相比，第2期土地债券的发行方式、利率基本相同，但在债券期限与债券面额等方面则有所变化，两者异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就发行方式而言，第1期与第2期都针对不同的土地金融放款设计不同的发行方式。其一，土地债券作为补偿地价在办理照价收买放款、土地征收放款及扶植自耕农放款时发行，由借款人交付地主；其二，在金融市场公开发行，筹集资金用于土地重划与土地改良放款。另外，第2期土地债券还随市地改良放款时搭发。

2.两期土地债券的利率都依据《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第六条的规定，比土地抵押放款的利率（八厘）低二厘，所以两期的年利率均为六厘。1947年中国农民银行接受中央银行转质押办法后，其放款利率由年利八厘提高到月息三分六厘，土地债券利率也随之提高。

3.第2期土地债券偿还期限由第1期的15年缩短为7年。

4.土地债券面值不同。第2期土地债券面值因通货膨胀扩大为5000元、10000元及20000元三种。至于土地债券偿还方式，两期都规定采用债券本息分期摊还法，每年还本付息一次，发行之时起满两年，可随时提前偿还债券本息。

1948年，中国农民银行第3期土地债券发行计划及办法经同年3月12日国务会议通过。该期债券发行总额为500亿元，券额分25万元、50万元、100万元及200万元四种，由中国农民银行依照该行土地债券法的规定，呈奉财政部核准发行。该项债券年息一分，其发行方法与第2期相同，即在办理照价收买土地放款、土地征收放款及扶植自耕农放款时随同发行，由借款人交付地主以补偿地价，并于市地改良放款时酌予搭放，或按金融市场状况公开销售吸收现金，以备土地改良与土地重划之用。而偿还期限则由第2期的7年再度缩减为5年。由于法币急剧贬值，此时的500亿元看起来是天文数字，但由于通货膨胀，这些钱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十万分之一，即七万余元。

对法币土地债券的相关规定

（一）记名方式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第四条规定：“土地债券为记名式，但于必要时，得改为无记名。”土地债券以记名式债券为主，是因为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土地债券旨在配合国民政府的平均地权政策，而这一政策暗含了债券本息的延期支付，记名式很有必要，其在实际转让时手续繁杂，客观上减少了债券的流通量，较有效地防止了投机与信用膨胀。然而，记名式债券的缺点是流动性较差。因此，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了记名与无记名两种形式的土地债券供选择，一旦认购，两种债券就不得互改。由于土地债券交由地主以补偿地价之用，所以地主拿到的是记名债券。即使是无记名债券，在市场利率高涨的环境下，按票面金额来买卖与抵押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记名土地债券也形同虚设。

（二）账务处理

关于土地债券发行的具体账务处理，中国农民银行1943年2月12日以“地字第16号通函”公布了《土地债券处理办法》，该办法共分8节38条，具体包括总则、帐薄表、债券之订印调拨及其记账、债券的发行及其记账、债券之兑付及其记账、债券之代兑及其记账、债券之移转及核对验收手续、债券及图章之挂失及更换印鉴手续等内容。该办法还规定，发行土地债券由土地金融处经办，分支行处为代理发行，所有款项的收付，应按相关规定转账。分支行处发行土地债券，每月应报送土地债券发行月报与库存月报。土地债券未经到期，不得兑付本息，持券人如有急需，可申请押款，其手续按其它证券押款办法办理。

（三）总额限制

关于土地债券的发行总额限制，各国通行的惯例是受资本金与放款额的限制。《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第三条仅规定不得超过土地抵押放款，而不受资本金的限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农民银行兼办土地金融业务的资本金过小，1000万元放大50倍也不过5亿元。限制过小，则达不到筹集资金的目的，不仅增加放款利息，而且无法适应土地金融业务的实际需要；限制过大，则又恐怕导致滥发而有损债信。选择放款的多少来确定发行规模相对富有灵活性。

法币土地债券的发行与销售

由于市场利率过高，土地债券推销困难，债券只得在放款时搭售，土地债券1941年奉准发行，1942年即已印制完竣。然而直至1945年6月底，除兑付外，实际发行余额尚不足1900万元，1946年销售明显加快，当年3月底销售量为4000多万元，6月底超过7000万元。至1946年底，首次发行的1亿元方告销售完毕。而从1943到1947年，法币不断贬值。如果按当时的购买力来测算，10万元法币，1941年可买地30亩，1942年可买25亩，1943年可买20亩，而到1945年只能买2亩，到1946年只能买几分田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土地债券的销售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接交给借款人，这里的借款人是指以土地作抵押向土地银行借款的土地所有人，由其自行售出换取现金；第二种为公开发售给投资人；第三种是由投资银行代为销售。上述三种销售方式均须有一个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

根据中国农民银行兼办土地金融业务的角色，并考虑资金需求与土地债券用途及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土地债券大部分直接交于借款人，但这里的借款人是贷款购地的农民，由其作为对地主或业主进行“补偿地价”。从形式上看，此种方式与发达市场第一种销售方式相似，但仔细分析，两个“借款人”含义不同，此处向土地金融机构借款人借入的是土地债券而非现金，而西方发达国家借款人借入的最终形式是现金（虽然开始借入土地债券，但其可通过资本市场出售获得现金）。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是借款人作为支付手段向地主或业主“补偿地价”，处置土地债券的不是借款人自己，而是其所交付的地主或业主；而西方国家土地债券的处置人是借款人（作者注：指向土地银行借款的人）自己。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虽然也曾考虑公开市场发行，但是实际操作中因受制于资本市场通常难以如愿。法币土地债券与实物土地债券均未采取后两种方式发行，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环境决定的。1942至1948年间，通货膨胀导致币值不稳，战前与战后商业利润过高，市场利率远超债券利率。所以土地债券发行困难重重。虽然游资充沛，但由于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投资利润很高，土地债券的投资收益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公开发售几无可能，只能采取非公开的随放款搭售方式来进行，即借款人向土地金融机构借款时，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土地债券作为条件。例如1947年，中国农民银行规定：市地改良贷款放款，搭售20%～30%的土地债券；其它各类放款，搭售比例为10%～20%。此举等同于土地金融的变相放款，其债券的融资功能大为退化。

另一方面，土地债券的付现功能在土地改革中愈加明显，特别是在龙岩土地改革中大显身手。1942至1947年间，福建龙岩县实行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以三成现金与七成土地债券来购买地主土地。土地改革分五期进行，规定补偿地价必须搭发土地债券。第1期占五成，第2、3、4期占七成，由于配搭土地债券过多可能影响工作的推进。从第5期开始，福建省政府征得中国农民银行的同意，对土地债券搭配办法酌情进行了修改。凡补偿地价每户在五万元以下的免搭配土地债券，超过五万元的，采用累进搭配制，就其超过部分，以十万元为一级，一元至十万元，搭配土地债券三成，以后每递增十万元，就其增加部分加搭一成，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其超过部分一律搭十成。后因物价飞涨，此项标准改为免搭配的基数及累进间距数，均提高十倍。

为督促各行处土地金融业务部加紧推销土地债券，为充实土地金融放款起见，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特制定了《推销土地债券贴息办法》，规定土地债券贴息为每月二分五厘，自1947年6月起实施。由于土地债券基准利率较低，加之严重的通货膨胀，贴息不过是杯水车薪。

法币土地债券助推土地资金化

作为特种债券，法币土地债券既是融资工具，也是土地改革与土地资金化的桥梁。它与国民政府土地金融业务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战时土地政策色彩。

从土地债券的用途来看，第1-3期法币土地债券其实可分为地价债券与抵押债券两大类型。前者不公开发行而直接交给地主，以补偿地价。后者则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发行来为土地金融放款融资。地价债券主要用于照价收买土地、土地征收及扶植自耕农业务，而抵押债券则主要用于土地重划与土地改良业务。从实际情况看，虽然第1-2期的发行计划中均规定有两种用途的土地债券，但基本以地价债券为主，抵押债券很少发行，即使发行也是面向机构，很少面向个人投资者。

地价债券运用政治法律等强制手段，规定国家土地金融机构以土地债券形式直接交付地主，作为补偿地价来收买其地权，重在土地改革中的付现功能，它涉及土地所有人与借款人的关系，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则充当二者的中介；而抵押债券则强调融资功能，是土地金融传统的融资工具，它体现的是投资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债券的流通性至关重要。

上述两种用途的土地债券，都是促进土地资金化的土地金融工具，但在职能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其一，抵押债券是西方国家实行土地资金化的通常做法，土地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土地抵押贷款为主，目的是增加土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地价债券则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替代现金。其二，适用对象不同。抵押债权是公开市场发售给广大的投资者，地价债券则主要面向土地所有者不公开发售。

可以看出，法币土地债券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具有将土地抵押贷款再度资金化，即具有证券化功能，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土地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促进农地金融的深化。其次，土地债券本身又一定程度上具备可支付手段功能，国家可对地主多余土地的购买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地改革政策。地价债券能够有效促进地权的合理流动，通过和平手段完成土地改革与国家工业化，实现社会转型。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借助土地债券的工具，发挥地价债券这一土地资金化的桥梁功能，有着更深刻与迫切的意义。

然而，法币土地债券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前两期，即战时与战后初期，这两期土地债券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的实施，在土地改良与扶植自耕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第3期法币土地债券因法币的崩溃几成废纸，受战乱、通货膨胀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不足等条件的制约，法币土地债券应有的功能也未能发挥。本可以作为直接融资工具为土地金融业务融通资金的抵押债券，却成为土地金融贷款这一间接土地金融的“附庸”。

尽管受客观条件限制，中国农民银行法币土地债券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但对土地金融工具的探索却影响深远。随着当前中国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土地资本化的不断深入，重温近代中国农民银行法币土地债券的实践对于目前探索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借助金融工具实行土地流转的资金化以及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系独立学者

篇5：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之

内容提要: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作为信用交易的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它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建构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在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关系的表现之一。本文在界定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中信息监管失灵三个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我国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信息监管的必要性，以作为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制度选择。

一、次贷危机根源分析的新视角：金融信息披露失范

信息是指有目的地标记在通讯系统上的信号，表示传达的过程与内容。www.11665.coM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中，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1]从哲学上看，信息是对物质的运动及物质间运动的一种描述。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能量为动力。

从经济学上看，金融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表现形式。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近代整个经济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可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底层经济，指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二是中间层次的市场经济，通常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而第三个层次是以货币、信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2]布罗代尔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透明的，而后者是“不透明的”，容易产生垄断和操纵的问题。[3]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布罗代尔的经济生活三层论，关键在于它深刻剖析了以金融信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特点：货币和信贷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语言”，[4]日益复杂，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而且由于进入壁垒，导致垄断和操纵信息出现。金融信贷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操纵的特点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和符号经济的显著特点。[5]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有力的实证，如美国著名资产证券化法律专家施瓦茨教授曾经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度复杂性、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以及人性贪婪与利益冲突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6]而这三点原因都与信息经济中金融信息的披露不充分密切相关。

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复杂性和高度杠杆性树立起层层的信息壁垒，导致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成为常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方式，是应对严格金融监管而产生，以结构复杂著称于世。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7]商业银行必须遵守维持存款准备，保留资本充足率为8%，即杠杆率不能超过12.5，并向存款保险体系缴纳保险费等监管要求。但有研究估计，美国在这次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超过60万亿，它们赖以发起的担保品即物质金融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7万亿，其杠杆率达到200。[8]在如此高度的金融杠杆启动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多种金融创新在为社会提供巨大购房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尤其是按揭贷款衍生证券的长链，牵涉多个环节当事方，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9]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层层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现象，最终导致风险累积，引爆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工具的复杂性造成了投资者信息障碍，从而形成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给予评级机构极大的操纵信息的机会和空间。证券化产品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使信用评级成为必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1975年起就开始依赖“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nationally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作为信用评级手段。此后，美国国会也在各种金融立法中要求使用nrsro评级，[10]并逐渐形成了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格局。[11]从本质上来讲，信用评级机构的地位不应该等同于其它金融机构，它们是具有明显公共服务性质的金融机构，在充当金融工具价值评估者的同时，还肩负着投资者利益保护、合法实现金融市场再分配功能以及金融自律体系守门人的责任。然而事实证明，三大评级机构并不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与此相对应，广大投资者对结构性融资工具的无知成为信用评级机构谋取暴利的良机。与传统债券发行相比较，结构金融评级费用构成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些收入来自为数不多的投资银行，作为回报，提供评级费用的投资银行获得非同一般的市场权力。[12]这无疑会带来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事实正是如此，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优势给次级贷款的高评级，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危机发生前，大约有75%的次贷产品获得aaa的评级，10%得到aa，8%获得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评级。[13]危机发生后，那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为推卸责任，又将当年评级为aaa级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评级一降再降。仅7月，标准普尔就将2996种曾自诩为黄金质量的抵押贷款、次级房屋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评级为“d类证券”。[14]评级机构操纵信息的套利行为，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金融机构内部最高决策者与二线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信息链的断裂，进一步恶化金融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内部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报酬冲突，二线经理(secondarymanagers)通常是受过严格证券技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是将信贷资产结构化、销售和投资于复杂证券化金融工具的次级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他们依据分配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获取报酬，而不是将金融公司或投资银行长期业绩与其收益挂钩。在公司治理领域，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往往只是集中在最高管理者身上，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最高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因为最高管理者通常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二是如何提高董事会管理职能。[15]这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隐含着的一个推定就是，二线经理受金融公司最高决策者(top manager)的监督和指挥。因此，二线经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往往被排除在公司有效治理架构和金融监管范围之外，造成现实中二线经理为其自身利益隐瞒、掩盖甚至扭曲各种风险信息，甚至连投资银行的最高决策者也被蒙在鼓里。在金融行业，金融公司广泛采用风险评估模型(var，value-at-riskmodel)[16]来确定二线经理的报酬，即采取将二线经理的报酬不仅与其创造的利润挂钩，而且与低风险相联系的方式。因此二线经理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往往倾向于低额利润回报但损失几率小的金融衍生工具，诸如信贷欠债互换(gredit-default swaps)。其实，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二线经理深知这类衍生工具虽然就单笔交易而言貌似风险不大，但却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由于利益冲突，他们很少向上级决策者汇报。信息在二线经理和最高决策者之间中断或者受阻，难以上传，即使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最高决策者“准确无误”地将已知信息传达给董事会，也无法形成真实充分的信息流动，信息严重不对称在当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金融机构内部也依然痼疾难除。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见仁见智，但就笔者而言，以信息监管的视角观之，此次金融危机实为信用危机和信息监管失灵。在此基础上，如何反思信息监管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构建当前金融环境下有效的信息监管机制，颇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护航者：信息监管

金融监管是以有效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非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信息都构成金融监管法上的信息，就本文所言的信息监管中的信息，是指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决策具有重要性的信息。在重要性的认定标准上，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观点值得借鉴。按照巴塞尔协议及其报告的规定，所谓的重要性是指遗漏或误报可能会改变或影响信息使用者的评估或判断。以此标准，若某信息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安全，或会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动产生影响时，则其便属于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17]笔者认为，信息监管起码要求三个层面的监管技能：一是能够通过观察金融市场中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异动和数字变化获取合理判断的基础信息;二是克服市场障碍对该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和技术;三是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金融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18]金融监管机构具有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分析技能作出艰难决策的意愿和能力。信息监管直接地决定着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秩序、安全和效益等宏观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效信息的获取是一切有效监管的出发点与中心。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信息监管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保障信贷资产证券化成功展开。从证券化的过程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这样一种融资制度安排：作为发起人的银行把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标机构(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银行参与的证券化活动中，所涉及的诸多操作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首先，当银行将资产出售给spv时，要向spv的董事或受托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评估资产质量、确定交易价格和对资产进行管理;其次，银行需要向信用评级机构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完成资产的内部评级和对随后设计好的资产担保证券进行正式评级;再次，银行需要向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提供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决定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幅度;最后，当进行资产担保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依据相应的证券法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并借以作出相应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功展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资料的合法获取和依法披露，亦即有效的信息监管。

其二，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提高融资透明度。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不论是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还是企业以其信用到资本市场上直接发行证券进行的直接融资，都存在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正是信息监管的必要性所在。当一个企业欲向银行贷款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企业的各种财力指标，以取得银行的信任;当企业为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取得直接融资时，又往往采用“包装上市”的手段，公布的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多有不全面的成分，发行证券的市场价值与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背离。从理论上讲，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结构性、社会化的融资方式中，投资者不再对自己想了解但又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企业“信用”进行投资，而是对正在或未来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特定资产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由发起银行转移给spv机构，并通常由金融机构为该资产的现金流和资产损失提供担保，因此投资者有可能了解投资对象的详细情况，实现全部融资过程信息的透明化。但理论假设不能代替现实运行，可能性也还不是现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尚需要一定的条件，这里的条件便是对证券化资产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如果信息监管不力，则后果不堪设想。次贷危机的发生已充分说明社会化融资中信息监管更为必要。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银行业内一些害群之马为了多挣佣金，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诱骗消费者上钩。美国货币监理署的咨询函中归纳了上述掠夺性贷款的主要类型，诸如：“驴打滚”、包装在融资额中的隐蔽费用、“气球尾款”、强制仲裁条款以及对真实交易风险与费用未作充分披露等。[19]如果此时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信息监管，次贷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其实，在次贷二级市场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乔治亚州率先进行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出台了《乔治亚州公平贷款法》。[20]该法规定，如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的是掠夺性贷款，他们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于是，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对这些监管套利[21]的行为，投资者浑然不觉。其实，只要投资者掌握一个简明的信息，即由于次级贷款需要负担证券化成本，因此对借款人而言，此类贷款总费用一般高于传统银行贷款费用，其除了本金和利息之外，还包括启动费用或者点数以及其他与完成贷款相关的费用，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对次级贷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工具趋之若鹜了。

其三，协调不同监管者以保证监管之有效性和维护金融消费者[22]利益。在间接融资时期，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分解了银行在储蓄转为投资链条中作为融通资金中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银行利用其经验和优势在证券化操作中充当多种角色的渠道，即其运作已突破银行业进入到证券业，因此对其的监管必然既涉及银行监管，又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首先，监管目的和重点不同。传统上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系统的稳健运行;而证券监管侧重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市场公平。其次，监管方法不同，银行监管传统上主要采取监管机构直接管理和“秘密监督”;证券监管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约束而不是监管当局的干预。再次，监管手段不同。银行监管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式，而证券监管则侧重于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效监管，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关系势在必行。

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关系的方式有两种：组织协调与制度协调。组织协调的方式即将银行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合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23]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国情下，这种由分业监管体制立即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的做法并非务实之举。因为统一监管以金融混业经营为基础，混业经营虽然具有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等优点，但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要比分业经营的监管标准更高，技术更为复杂，操作更为困难。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尚未能达到比较有效地控制混业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适度内部隔离的情况下，金融混业经营的变革还是应该持谨慎态度，逐步推进。正是鉴于这一考虑，我国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在法律监管方面为金融创新留了余地，但仍保留了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未变。制度协调即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克服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中的“两张皮”现象，比如建立监管机构之间定期与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具体方式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其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信息监管以新的监管理念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目标。信息监管的监管理念为：“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实质上是信息与信用的二元一体。信息是前提，信用是核心。[2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而金融信用的建立，有赖于对金融信息的保护以及对金融信息流通和使用的规范。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信用是交易当事人在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客观性。金融风险源于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因此，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共同目标应该是通过信息监管削减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对金融机构的间接监督来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等的合法权益。

其次，信息监管中最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方式。信息披露制度原只是证券监管中最重要的制度，设立该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广大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上的主力军，是股本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与条件上，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使广大中小投资者不至于在交易中处于显然不利的地位，通过立法令发行人承担披露有关信息的强制义务是必然的选择。最早试图通过信息披露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统一起来的文件是《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该文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国际证券监管组织于1995年11月联合发布的，两委员会在该文件中就大量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银行与证券公司如何进一步改进其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25]《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上述工作成果表明：尽管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信息的提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协调的可能，从而在统一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开了先河。如果说在该文件中信息披露对于银行还只是就衍生产品而言，那么，信息披露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则被引入整个银行监管，其思路是通过使与银行有利益关联的人了解银行的风险资产组合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对银行的社会监督。由此，银行监管在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当局督促检查之外，又获得了与证券监管相同的监管方式和手段――信息披露。

由此可见，信息监管对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当前，建立与完善信息监管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发展，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关系中实现金融监管不断优化的战略选择。

三、构建信息监管制度：最新趋势及启示

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州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化解地方财政困难。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也有再度兴起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作法，建立信息监管制度，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的健康发展，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次贷危机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对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已显得软弱无力。早期的机构性监管，侧重点是指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但随着金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各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理念逐渐发生变化，功能性监管[26]逐渐取而代之。美国是在多元监管体制下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的国家。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深刻揭示了美国式的不彻底的功能监管的弊端。事实上，在功能监管的模式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机构之间既有权力之争，也存在权力漏洞，“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等负面效应也一直受到指责。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监管之源并进而做出立法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7月21日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对该法案统一监管者的预期不同，它并未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27]可以说，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过渡，其本质在于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新法将美联储这一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权力集中在信息综合和汇集功能上。赋予其权力包括：(1)在事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上有权从所有的金融公司收集周期性或其他种类的报告;(2)有权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3)有权监测美国境内重要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及金融公司的相关活动。[28]新成立的跨部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的职责第一项也赫然凸显其信息监管职能，即收集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主管金融研究所，收集各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机构的信息。[29]

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的监管，该法案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信息监管发挥监管中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1)要求sec继续提高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标准化，对sec建立的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商报告制度给予清晰的授权，尽量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解决复杂的结构性金融晦涩难懂问题。(2)对所有otc衍生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实施全面监管，提高市场有效性和透明度，防止该市场风险渗透入整个金融体系，防止市场操控和欺诈，避免不成熟的主体进入市场。此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解决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让不成熟的市场主体知难而退。(3)进一步协调期货和证券监管规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监会应向国会建议，对有关管理条例和规定进行必要修改以协调对期货和证券的监管。许多证券化产品是期货和证券的结合和衍生变异的结果，因而期货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监管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也时有信息合作。最近的例子有，207月，sec对高盛的诉讼矛头直指其债务抵押证券，指控高盛在房产市场崩溃时误导投资者购买次级抵押相关产品。高盛虽与sec达成和解，但并未承认或否认相关指控。在听证会上，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希望sec对高盛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联邦法官最终批准了高盛与sec的和解协议，高盛将支付5.5亿美元解决次级债复杂金融工具相关披露民事诉讼，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罚款之一。sec还将继续追究金融机构在20、金融与房产市场危机中的责任。美国司法部及包括sec在内的金融诈骗执法力量已表示将继续共享信息，针对金融危机中曝光的其它问题公司展开调查。[30]无独有偶，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中，也将信息监管提到了重要位置。207月，巴塞尔委员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提出了《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它是因20巴塞尔协议遭到了众多批评而作出全面修订。这些批评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评估不足;对流动性风险计量方法的缺失和监管不足;对市场风险，尤其是交易账户下新增风险的资本计提不足和监管缺失;var (风险价值)方法的固有缺点和压力测试方法等尚待应用于完善;公允价值等会计准则的度量和建模以及跨境监管等存在缺陷。巴塞尔委员会根据上述反思与批评，对新协议的三大支柱进行全面修订。值得一提的是，对第三支柱下的主要修订，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从四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31]

且不说《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对于我国在内的所有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具有指导性，就是美国在反思次贷危机教训后加强信息监管的实践对于我国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的证券化实践最早可以溯及到1992年，当时的海南三亚市政府利用下属的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作为发行人，以三亚市单洲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向持有三亚市身份证的居民以及海南的法人团体发售总金额为2亿元的地产投资券。这一通过发行地产投资券，证券化其地产销售收入的筹资安排在当时取得了成功。[32]银行参与证券化则较晚，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先后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年4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包括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在内的6家银行进入试点行列。2007年末，在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按计划将结束试点，进入常规化发行之际，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美国发生危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可以预计，次贷危机的硝烟散后，资产证券化的世界性浪潮会在加强信息监管的条件下重新兴起，这一结构融资工具在我国的出台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国商业银行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很不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作好法律准备。

第一，构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正如美国信用报告的广泛使用使全国银行体系共享客户金融信息，不仅降低了贷款机构的各项成本，并使信用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33]我国近日也着手构建金融信息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推动的银码信息共享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银码信息共享平台系统(以下简称“银码共享系统”)已经于年4月9日在北京、河北、山东(含青岛)等3个地区向工商银行、光大银行2家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信息查询服务。[34]通过“银码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将有效拓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信息渠道，增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服务开始迈向金融信息监管，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与构建信息监管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应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持下构建一个类似美国的消费信用平台，这在现代金融创新频繁推出的时代必不可少，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35]那么金融信息的共享是现代社会金融大厦建设成功的粘合器。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抵押贷款法，保证基础信息真实准确。金融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的信息真实就是抵押合同的信息真实。“只有信号足以信赖时，信号机制才能发挥作用。”[3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环节的贷款者信息真实是资产证券化后面各环节真实可靠的基础。首先，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会回溯信息保证，中间任一环节的断裂都会导致信息链条的断裂，然而如果第一环节的基础信息错误，将使结构金融信息传递整体失败。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会考虑各种行为惩罚，不仅包括法律责任承担，还包括失去市场机会等市场规范惩罚。经纪商会考虑如果真正出现夸大申请者收入的虚假称述时，什么惩罚将会发生;借款者会考虑是否承销商或者债券持有者将真正行使买回权利。但无论从哪一步责任向前回溯，都会追溯到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抵押贷款法，来保证基础信息的真实准确，如204月3日明尼苏达州《反掠夺性贷款法》修正案生效，该法案被看作是美国各州立法中最复杂而综合性最强的一部法律。其中，被视为不合法行为[37]的规制值得借鉴。该修正案规定实施下述行为时为不合法：(1)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引起使用任何口头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的行为;(2)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为使用任何故意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的行为;明知与文字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同等效果的行为;或者(3)试图违反条款(1)与(2)的其他行为。抵押贷款法律制度能够将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甚至信息欺诈从源头上切断，保证金融信息监管行之有效，这一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建立、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与国际监管趋势相适应，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银行披露义务的法律法规。205月，中国人民银行曾印发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这对我国银行业的治理完善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7月3日，银监会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发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适用对象、监管主体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证监会也于2007年1月30日发布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就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发布了公告，[38]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披露基础资产池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公告》还要求《发行说明书》必须披露投资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内查阅基础资产池全部具体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基于以上文件和相关法律，证监会又制定并于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年8月中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第五次征求意见稿)，将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变动融入其中，除了内部评估法(iaa)未在本次征求意见稿得到体现外，其整体内容已趋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也即将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

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信息披露的一个开端。国际清算银行副总经理hervéhannoun在2010年于imf-fsb公开发表最高官员帮助执行具体计划的报告中阐明，银行统一地位的适当性信息分析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个体机构层面，一些银行信息在银行统一全球平衡表中体现为常规金融报告，然而，这些信息缺少衡量资产负债表压力的必要统计分析，诸如货币信息、到期日与交易对方当事人种类和双方资产和负债地位，以及表外信息等等。换句话说，金融消费者能得到的有效公众信息远远低于有效监管的需求水平。”[39]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检验显示该规则相当原则性，并没有保障资产支持证券信息得到完整、全面的披露。以“建元2005-1”mbs为例，该证券《发行说明书》作出“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申明”后，并没有披露证券发行人(受托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更没有说明为何最终信用评级报告仅有“中诚信国际”一家公司署名而不见“穆迪公司”信息。因此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的全程信息披露而言，笔者认为，应专门立法对其运作中不同角色的主体作出不同的要求：

其一，对原始债权人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在综合证券化和传统证券化项下贷款和贷款承诺的总金额;如果适宜，再将其区分为定期和循环证券化，循环证券化中的销售者权益要予以披露;通过证券化活动融资的数量;(2)证券化资产的类型;(3)原始债权人银行在其证券化活动中充当的角色;(4)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这些合同义务;(5)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上述前四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二，对发起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合同规定的数量;(2)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以上两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三，对发行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所有评级机构或其他评估风险者的名字;(2)有关交易法律结构的总结;(3)所使用的资产转让形式，特别是任何有关原始债权人持有的残余权益;(4)证券化资产的类型、选择的标准和替换的标准;(5)所有证券化交易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充当的相应角色;(6)证券化交易中信用增级的数额、形式和信用等级，并表明以所述的为限，没有进一步的信用支持;(7)流动性便利的数额、形式、信用等级和偿付顺序;(8)引发资产池早期摊销的触动点。

其四，对支持资产质量变化的信息跟踪披露要求：除了继续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说明书中提示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后进行跟踪评级外，有必要规定证券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说明书和信用评级报告中提示投资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时的信用评级随着资产池的老化会发生信用下降或提升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包括二线管理者)设计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换言之，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不应是“一般审慎之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应是“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他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更全面和及时。

小结

篇6：银行资产证券化案例

今年以来，银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呈密集发行趋势，已有浦发银行(、江苏银行、顺德农商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加入了发行队伍。业界人士分析，参与机构的扩大以及基础资产池种类的增多，是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容的典型特征，其在盘活银行信贷资产、缓解流动性压力上的多重效应正在显现。

“当前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在第三轮试点中，有望进入常态化的发展轨道。”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对银行而言，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当于将部分资产“表外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资产，那么银行融资以补充资本的压力就会减轻。

在一些银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池中，贷款期限比较长，比如3至5年，对银行来讲这是很长的资金占用，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的存款利率在升高，而且稳定性在下降，这意味着银行存款成本越来越高，期限越来越短，如果在资产端匹配的是长期流动性较低的贷款的话，会带来流动性方面的压力。因此，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能够加快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节奏加快的同时，不少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步伐同样加快，仅8月份就有农行、建行、中信等多家银行完成发行。有分析认为，虽然16家上市银行中报披露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较高，但是随着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监管的加强，将来这部分业务将逐渐“回表”，加之中报披露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上升，多家银行的不良率超过1%，银行客观上有补充资本以提高拨备覆盖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