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矛盾

2024-04-27

内在矛盾(共9篇)

篇1:内在矛盾

论公平的本质、内在矛盾及其效率价值

公平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平等或等同于公正,公平实际上蕴涵着平等和公正两方面的矛盾性要求,公平的本质就是对这一矛盾性的把握.公平与效率具有一致的`关系,效率的提高决定着公平发展的历史,而社会对公平的追求又最大限度地实现着效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是效率的保证,效率是公平的尺度.然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具体说来,又是在公平内部平等和公正的矛盾性张力中展开.

作 者:朱尚华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系,湖南,怀化,418008刊 名:怀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年,卷(期):200423(6)分类号:B82关键词:公平公正 平等 效率

篇2:内在矛盾

论自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矛盾

自我思想道德教育是个体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自己完善自己主观世界的精神建筑活动.自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矛盾以及矛盾运动是其发展的动力和根本源泉,它推动着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主体自己形成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和自己完善自己.从整个自我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来看,包含三对内在矛盾: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主体与统治思想的.矛盾;自我思想道德教育客体与统治思想的矛盾.

作 者:杜凯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列部,贵州,贵阳,550025 刊 名:黑龙江高教研究  PKU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年,卷(期):2007 “”(10) 分类号:G641 关键词:思想道德   自我教育   内在矛盾  

篇3:六书说的内在矛盾分析

关键词:文字学,六书说,内在矛盾,创新说

一、六书说的沿革

分析六书说的内在矛盾前, 有必要系统回顾梳理六书说从概念萌芽到理论构建的历史沿革。

早在战国时代, 《周礼·地官·保氏》就记载了六书之名:“保氏掌谏王恶, 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子六艺: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只是《周礼》中“六书”的确切含义已无从考证。

六书源头, 出自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刘歆在《七略》中明确指出“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以《七略》做底, 完整转录“刘歆六书”。所以, 刘歆六书和班固六书是同一内容。

刘歆的再传弟子郑众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对“六书”的解释与刘歆说稍异, 认为“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刘歆的另一再传弟子许慎在文字学开山之作《说文解字》中修正了“四象”之名, 排定“六书”的次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说文·序》曰:“《周礼》八岁入小学, 保氏教国子, 先以六书。一曰指事, 指事者,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象形者, 画成其物, 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 形声者, 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会意, 会意者, 比类合谊, 以见指撝,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 转注者, 建类一首, 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 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许慎所提出的六书细目名称、定义和实例, 可以说是史上最详细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1]

在汉字构成问题上, 唐兰先生指出, 传统的“六书”说, 自郑众、班固提出的“六书”名目后, 到许慎才建立了义例, “六书”说才得以成立。[2]

二、六书说的内在矛盾

在文字学理论中, 汉字结构的研究处于核心地位且历史悠久。自汉代六书理论构建至今, 历代文字学者奉其为汉字结构的经典理论。多数文字学研究者大多在六书框架内, 对其做些解释或补充。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 随着古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 人们得以认识到更多的比小篆更早的早期汉字的结构形态, 有学者开始对六书理论提出质疑。[3]

矛盾之一:班固六书的次第和高本汉的字形四个演化阶段

关于六书的次第, 有八种不同的主张。后世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名称, 班固的“六书”次第, 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国学大师胡朴安认为: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判断, 应该以班固的主张为标准。“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是独体的“文”;会意、形声是合体的“字”。文字的次序, 文先字后, 可见象形、指事和会意, 形声绝不能颠倒的。至于转注、假借, 则是用字的方法, 更不能在造字之先了。

六书又可分为虚实, 象形实, 指事虚;因物有实形, 事没有实形。会意实, 形声虚。因会意会合两文三文, 便成了意义, 而形声却没有意义可以体会。转注实, 假借虚;转注各有专意, 有独立的字义, 而假借却要有上下文做依据, 不能指出一个单独的文字, 断它是不是假借。古人思想的演进, 必是由实而虚, 所以变乱班固的次序的, 都是不明了虚实的意义, 和古人思想演进的原则。[4]

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 高本汉对汉字历史的阐述和许慎稍有不同。高本汉认为上古时代形成的字形有四个演化阶段, 首先是简单的象形字, 然后是会意的合体字, 再后是语音假借字, 最后是改良的语音假借, 即形声合体字。[5]

高本汉的论述顺序是“象形”、“会意”、“假借”、“形声”, 这表明他认为“假借”这种造字方法 (或者说“用字方法”) 是在“形声”之前产生的。应该承认, 高本汉主张的这个次序比中国传统的六书更加符合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常情, 至少就汉字本身来说, 形声字里的“声”本来就是假借去的, 例如, “扣”字里的“口”在词义上和“扣击”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6]

矛盾之二:指事、象形二书的混淆。

据《说文解字·叙》:“指事者,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显而易见, “上、下”是两个典型指事字。其他常见的、起源较早的指事字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廿等。

许慎在其著作的正文中对“上”、“下”二字作了相应的解释。《一部》:“⊥,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T, 底也。指事。”

指事字的显著特点是形象性与抽象性高度统一。指事字的形象性表现在指事字能够以文字字形体直观地反映文字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 (包括抽象的意义) 。举例来说, “一”指一个事物, 这个字所记录的语词的意义是抽象的, 文字形体“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地反映、表达这个意义。正因为指事字具有形象性特点, 导致指事、象形二书的混淆。这个弊病可以说是从传统文字学的“娘胎”里带来的。《说文解字》作者在全书中仅标明“上、下”二字为指事, 而对其他的指事字都用“象形”、“像某某之形”来表达。[7]

前人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宋郑樵《通志·六书略》:“象形、指事一也, 象形别出为指事。”清孔广居《说文疑疑》:“指事、象形, 其义一也。”章太炎《小学略说》:“盖指事亦象形之类, 惟象空阔之形, 不若象形之表示个体耳。”

清江声《六书说》:“《说文解字》之中, 颇有象形而实为指事者。”“凡有‘象形’字者”, 或为象形, 或为指事, 以意求之皆可知矣。”

矛盾之三:形声、假借二书名称条例的错乱。

单就“形声”二字而言, 有两种结构可能, 一为动宾结构, 一为并列结构。而依据经典的解释, 许慎“六书”中的“形声”实际上是形符加声符, 即“形+声”结构, 是并列结构。《说文》:“形、象也”, “形声”即“象声”, 它本来和“谐声”、“象声”是一脉相承、本质一致的, 是动宾结构。而“形声”依经典的理解却是并列的。这就是矛盾。为迁就条例“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 “形声”只好改作并列结构理解, 即当“形声”处于“六书”理论体系中, 只有在受条例规定的时候, 被理解成并列结构才是合理的, 而当它不受条例规定时, 它是与“象声”、“谐声”保持同一性, 是动宾结构。至此, 我们怀疑“形声”名称条例的合理性:“形声”所统领条例, 被人偷换。“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是从“假借”名下被挪移“形声”名下, 而本是“形声”的条例被移到“假借”名下。形声、假借二书名称条例的错乱, 造成“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发展的实际历程不相符。[8]

三、矛盾之解决方法

唐兰先生认为:因为许氏给予六书的界说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 所举的例, 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 所以后来人的解释, 人各一词。六书之学, 简直可以汗马牛, 充栋宇。唐先生几乎全部否定了“六书”说:“……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 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 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 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 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单以这两点说, 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

被文字学界冠以“打破传统的创新说”的“别的解释”有:

唐兰先生自己寻找到的“更合适更精密的理论”是他的“三书说”, 认为文字系统由象形、象意、形声三种结构组成。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 必归于意, 不归于意, 必归于声”。[9]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象形、假借、形声三书说;裘锡圭有表意、假借和形声三书说;李锦溪先生有六书新说, 认为六书细之则六, 统之则二:一象形, 一假借。象形又包括指事、会意, 均以字形表义;假借是纯音文字, 转注、形声则为半音半形文字。另外, 还有万光泰、戴东原两家“四体二用说”。

王宁、邹晓丽在《汉字》一书中提出部件十种“组合模式”: (1) 成字部件零合成; (2) 标形合成; (3) 标义合成; (4) 会形合成 (5) 形义合成; (6) 会义合成; (7) 形音合成; (8) 义音合成; (9) 无音综合合成; (10) 有音综合合成。[10]

六书中的各细目划分一直是历代文字学家争论的焦点异说颇多。唐兰先生称之为“永远不能解决的聚讼”, 其中含义深远。

参考文献

[1]熊柱.《说文解字.序》存疑举要.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 VOL22, (1) .

[2]傅根清.唐兰中国文字学导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沙宗元.百年来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关于汉字结构研究的综述.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VOL28, (2) .

[4]胡朴安.文字学常识.中华书局, 2010.

[5]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商务印书馆, 2010.

[6]聂鸿音.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导读.商务印书馆, 2010.

[7]殷寄明, 汪如东.现代汉语文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8]周同科.六书“形声”异说.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 1996, (2) .

[9]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篇4:完美人格潜藏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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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复杂的变化当中,我们看到有的人适应着这种变化,快乐地工作着,而更多的人却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焦虑情绪,还有人甚至由于压力导致形形色色的身心疾病,面对大多数人的困惑和不安,让我们今天了解一下A型性格,也就是平常人所常说的完美性格,完美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A型人格是两位医生弗里德曼和罗斯曼提出的,也是心理学对于身心疾病研究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贡献,长期以来医学界认为诱发心脏病的原因是高血压、血清胆固醇、吸烟等,但这些因素解释还不到心脏病的半数。后来心理学的学者提出易患心脏病的人有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称为A型性格。以是否为A型性格预测心脏病现在在临床上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A型性格的人存在生活节奏快,做事匆忙,有些顾头不顾尾,但又争强好胜,竞争心强等特点,班杜拉在1980年发表的《人类行为中的自我效能机制》演说中,指出效能的自我感知影响思维模式、行动和情绪激活。A型性格性情急躁,外向,动作敏捷,说话快,生活常处于紧张状态,所以他们需要强烈的自我效能感来满足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领导者多是A型性格的原因。

A型行为其特征如下:其一,雄心勃勃,争强好胜,对自己寄予极大的期望;其二,苛求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实现目标;其三,以事业上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其四,把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试图在极少的时间里,做极多的工作;其五,终日忙忙碌碌、紧紧张张,不知道放松自己,极不情愿把时间花在日常琐事上。

由于对自己期望过高,A型性格的人往往在心理和生理上,负担都十分沉重。他们被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所驱使,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坚定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拼命直奔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既定目标。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紧张的节奏之中,其思想、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模式,源源不断地产生内部的紧张和压力。

而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性格,大多是由于他们在儿童时期曾经经历严格的教养:他们通常会有苛求完美型的父母或监护人。他们在违背所谓家庭规则时,会遭受到严厉的批评;很多A型性格的人还会记得他们儿童时期发誓再也不犯某件错误、或者任何一件错误的情景。他们内心是严肃、努力不懈而乖巧的孩子,他们自儿时就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他们选择认同的政策,摒除自我的感情,而长大后他们也许就直接认同最初给他们施压的人。即使自己的内心深感受伤,也会觉得自己能够再努力一些,遵循这些规则,或者让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做事尽善尽美就好!这就是A型人格内在的矛盾。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不要带着常规的思维去看他,试着去看他的内在,了解他的动机和想法,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宽容,也就能更好地和谐相处。自己身边就有一个同学是A型人格,早些年和她相处就觉得难以容忍,她一定要什么都做到最好,以自己为中心,不能容忍别人说话中对自己一点点的不满意,当后来了解到这一人格的内心才知道,小时候家庭的影响是多么深远,而这种影响多是家长不了解的。

英国诗人纪伯伦在《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 中曾说过,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孩子性格形成大部分是后天培养的,父母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求完美的父母也要适时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给他们施加过多的负担,否则这种要求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孩子吃糖多 可能更抑郁

文/帕特里克·霍尔福德

营养学及智力健康领域的权威

专家,伦敦脑生物学中心负责人

如果你的孩子平时上课不听讲、总是坐不住、经常搞小动作被老师罚,偶尔有一天他表现不错、认真听课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你会怎么做?如果你买了他最喜欢的棒棒糖和“好浓度”果汁奖励他,而他一口气全部“消灭”了,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孩子第二天的课堂表现会恢复原状,甚至更糟。

很多家长想不到的是他们奖励给孩子的糖果其实正是孩子在学校表现不理想的根源。摄糖量过多会让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充满攻击性,出现学习困难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还会令孩子焦虑、容易疲劳、甚至抑郁。所以,别再拿糖奖励孩子了!

在英国,大约有1/3的孩子面临学习障碍的困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有吃糖过多的问题。在调查中,我们调整了这些孩子的饮食,把含糖饮料和甜点都剔除掉以后,仅仅是一个星期,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了:一周前作业潦草、涂改很多、写几句话就交差了;而一周后的作业虽然仍算不上优秀,但是工整、清晰而且写满了整篇。

不要以为“低糖”的作用只是短期的,在长期的“低糖”调查中,孩子们的进步更惊人。多年前,我与英国科学家迈克尔·科尔根医生进行了一项一年半的智力实验,以学习和行动都有困难的孩子为研究对象,给他们补充营养搭配合理的饮食,主要是在饮食中减少了糖类和精加工食品。结果到实验结束时,这些孩子们的智商提高了17.9分,阅读年龄更有了1.8年的增长!

当然,过量摄入糖并不是儿童的特有问题,但是儿童尤其是3岁前的孩子日常接触的食物会决定他们的口味偏好,而包括许多儿童饮料和麦片粥在内的食物都含有浓缩的糖,这会让孩子甜食上瘾。如果家长不给孩子吃含糖的食物,或者让他们只从水果中摄取糖,甚至限制他们喝果汁,比如可以喝加水稀释到一半浓度的果汁,那孩子就不会对甜食上瘾,这也使得他们更聪明,更能够集中注意力。

其实,从古至今孩子都很爱吃糖,为什么现在的糖会有这么大危害呢?实际上,200年前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糖都来自纤维,比如水果,它们被缓慢地释放。而现在的含糖食物和饮料,就像把火箭燃料加到小型汽车里一样,使你突然充满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孩子喝了甜饮料后血糖水平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下升得非常高,然后再迅速降低,这会导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和嗜睡。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吃起来不甜的食物,其实也含“高糖”。以水果为例,李子、樱桃中的糖(主要是木糖)是缓慢释放的,因此它们是很好的食物;而香蕉、葡萄干、葡萄和海枣中的糖是快速释放的,所以除非孩子去郊游否则还是少吃些。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吃完整的食物,比如一整个水果,不过如果它像香蕉那样糖含量排在所有食物成分的前三位,就说明它是高糖食物,要小心。

同时,一些心理暗示也会帮助孩子少吃糖,有时甚至比强制更管用。父母向孩子传递的有关食物的信息至关重要,如果有父母说“你吃完绿色蔬菜才能吃甜点”,那就会向孩子传递绿色蔬菜不好而甜点好的错误信息。所以父母应该向孩子传递积极的信息,比如多吃绿色蔬菜和鱼可以让你更聪明,在学校表现更好。当然,只是少吃糖还是不够的。要想让孩子更聪明,还要知道经常喝咖啡和浓茶的孩子会常常感到焦虑和沮丧,大脑变得迟钝、学习表现差;而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炸鸡腿、炸薯条等油炸食品,会扰乱他们思考的过程,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弊无利。此外,磷脂、维生素B族等也是提高孩子智商的利器,有一些甚至能帮助宝宝在母体中就发育得更聪明。不过,让我们先从控制糖分摄入量做起吧!

篇5:内在矛盾

三、“小孩都是天才,现代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辩析“小孩都是天才,现在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这是对现代教育最尖锐的批判。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这在预料之中。有一句名言“天才进行创造,人才进行工作”,所谓天才就是最有创造性的人。好奇心、求知欲和想像力是创造的源泉,而这些素质儿童最好,因而最富于创造性。人们说艺术家、科学家都有一颗童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都是天才!”毛泽东讲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些。我曾随机问过100个人,是大人聪明还是小孩聪明,有89个人回答小孩聪明。难怪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婴儿境界”!因为在婴儿看来一切都是新鲜的神奇的!罗凡说,“不是生活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当代世界天才教育学的崛起,给我们以重要启迪。最新的教育理念不是给孩子塞多少知识,而是帮助孩子打开智慧的大门,开发其潜能和价值,鼓励其探索和创造,因为在孩子的脑细胞之中本身就保存有人类亿万年积淀下来的经验的秘码,教师的责任是激活它,把它引向创造之路。前景山学校的校长生前就曾经在《求是》杂志发表有关文章,极力倡导过“天才教育学”,正好抓住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是警世之言。现代教育以规模教育、知识教育、成才教育为基本特征。而中国的当代教育则是应试教育为基本形式,小孩子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甚至大学以传授知识为天职,学生负担太重,升学压力太大,忽视实践、生活,忽视基本素质,忽视个性心理,而求同思维模式更加强化了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这是学生缺乏创新精神的主要根源。成才本身并没有错,培养人才是教育的目标之一。然而成才对人生而言并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成了知识的奴隶,是人才却没有人生乐趣,那么这种教育就值得怀疑,就有改进的必要。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教育是培养幸福的人”,这个思想是富有远见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成才的欲望太强烈,家长和学校都有急功近利的倾向,狠不得一下子把学生都培养成博士,让他们读那么多的书,参加那么多的培训班,节假日也不得休息,结果怎么样,考上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获奖的学生人数也不少,但是原创性、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却不多,中国国内至今无一人得诺贝尔科学奖,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杨振宁讲他们到美国读大学时,考试名列前茅,然而一旦研究问题就不知如何下手,经过几年时间才学会了适应美国大学的研究式教育模式。中国教育培养考试型人才,而不是培养创造型人才,这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根本性缺陷。说“小孩都是天才,现代教育使他们堕落成了人才”,并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教育,而是指出以成才作为教育根本目的是有严重缺陷的,是近现代人工具理性的产物,正像现代人崇尚金钱、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一样,我们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价值观,但指出其偏颇,总不能说是大逆不道吧!

四、指出“中国教育落后”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吗?指出现代教育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大骂现代教育,在肯定中否定就是思想混乱,这是什么逻辑?江泽民同志只所以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党的十六大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就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教育问题的深深忧患,和对民族的前途负责,对青少年一代的关心而提出来的。刘吉同志在《文汇报》1998年9月4日发表的《按照三个面向“改革教育”》一文,开宗明文指出“中国教育必须根本改革,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东改一点,西补一点,中国教育必须加速改革,这个跨世纪的关键时刻,千万别错过机遇。”中国教育如果不落后,不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指出中国教育落后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就是不客观,没有责任感,没有理性,就是骂娘”,那么我要问,只有给中国教育唱赞歌,说中国教育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就是有自知之明,有责任感吗?由此,我联想到柏扬先生写了《丑陋的中国人》说中国人死要面子,老虎屁股摸不得,取得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柏扬先生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进行国民性批判,是一片爱国之心,在台湾坐牢房,在大陆受批判,他只有流亡到美国去。我的文章中说了一句“中国教育落后”也被人指责,“没有理性,眼里看不惯,心里有怨气”,大有建议有关部门撤销“副教授”职务的危险,试问中国还有没有学术自由?

篇6:内在矛盾

庄子哲学的内在矛盾-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

庄子哲学中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分析归纳为八组四个方面.矛盾是由庄子自觉提出的.任何哲学家都不希望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矛盾,都追求体系的.封闭.从“天人”概念上看并与儒家比较,儒家是人为地将体系封闭在“人”即人文的一面,但最终又不得不面对“天”、面对开放;庄子倾向于“天”即自然的一面,追求绝对的“天道”而将人道视为附属,但由于其体系包含内在矛盾,实际上是导向了开放.庄子的哲学体系兼有封闭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这一点与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原则相一致.

作 者:张京华 ZHANG Jing-hua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濂溪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00刊 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26(6)分类号:B223.5关键词:庄子哲学 内在矛盾 封闭性 开放性 先秦儒家 天人关系

篇7:内在矛盾

股票内在价值的概述

股票市场中股票的价格是由股票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当市场步入调整的时候,市场资金偏紧,股票的价格一般会低于股票内在价值,当市场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市场资金充裕,股票的价格一般高于其内在价值。总之股市中股票的价格是围绕股票的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

方法

股票内在价值

那么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怎样确定的呢?

一般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恒丰粤国际微盘,市盈率法是确定股票内在价值的最普通、最普遍的方法,通常情况下,股市中平均市盈率是由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所确定的,比如,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为3.87%,对应股市中的平均市盈率为25.83倍,高于这个市盈率的股票,其价格就被高估,低于这个市盈率的股票价格就被低估。

第二种方法资产评估值法,就是把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一遍,扣除公司的全部负债,然后除以总股本,得出的每股股票价值。如果该股的市场价格小于这个价值,该股票价值被低估,如果该股的市场价格大于这个价值,该股票的价格被高估。

第三种方法就是销售收入法,就是用上市公司的年销售收入除以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如果大于1,该股票价值被低估,如果小于1,该股票的价格被高估。

决定性因素

股票内在价值即股票未来收益的现值,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和市场收益率。

决定股票市场长期波动趋势的是内在价值,但现实生活中股票市场中短期的波动幅度往往会超过同一时期内价值的提高幅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价格对于价值的偏离呢?投资者预期是中短期股票价格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在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下,股票市场会自发形成一个正反馈过程。股票价格的不断上升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及期望,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推动股票价格进一步上升,并促使这一循环过程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这个反馈过程是无法自我纠正的,循环过程的结束需要由外力来打破。

计算方法模型

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模型有:

A.现金流贴现模型

B.内部收益率模型

C.零增长模型

D.不变增长模型

E.市盈率估价模型

计算方法

股利贴现模型DDM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基本模型)

贴现现金流模型是运用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来决定普通股票的内在价值的。按照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任何资产的内在价值是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中所接受的现金流决定的。一种资产的内在价值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

1、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如下: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k:在一定风险程度下现金流的合适的贴现率V:股票的内在价值)净现值等于内在价值与成本之差,即NPV=V-P其中:P在t=0时购买股票的成本

如果NPV>0,意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大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价格被低估,因此购买这种股票可行。如果NPV<0,意味着所有预期的现金流入的现值之和小于投资成本,即这种股票价格被高估,因此不可购买这种股票。通常可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证券市场线来计算各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并将此预期收益率作为计算内在价值的贴现率。

内含收益率模型IRR模型

1、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就是使投资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

(Dt: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票的股利k*:内部收益率P:股票买入价)

由此方程可以解出内部收益率k*。

零增长模型

1、假定股利增长率等于0,即Dt=D0(1+g)tt=1,2,┅┅,则由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P=D0/k

2、内部收益率k*=D0/P

固定增长模型(Constant-growthDDM)

1.公式

假定股利永远按不变的增长率g增长,则现金流模型的一般公式得:

2.内部收益率

折叠本段市盈率估价方法

市盈率,又称价格收益比率,它是每股价格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反之,每股价格=市盈率×每股收益。

如果我们能分别估计出股票的市盈率和每股收益,那么我们就能间接地由此公式估计出股票价格。这种评价股票价格的方法,就是“市盈率估价方法”。

例:

用二阶段模型计算格力电器内在价值:

净利润增长率:

21.00%,

24.00%,

13.85%,

13.41%,

4.20%,

8.90%,

8.20%,

6.72%,

7.64%,

20.08%.

1995年净利润:1.55172亿元。

20净利润:5.0961亿元。

内年比1995年净利润增长5.0961÷1.55172=3.28倍,10年复合增长率为12.6%。

由于格力电器进入快速发展期,预计10年净利润增长率:15%。

分红率:

2005年37.89%, 2038.92%, 2041.9%, 2046.5%, 2045.05%,2045.07%, 1951.06%, 1955.38%, 190%, 1965.72%,

平均税后分红率为42.0%

今后公司将进入快速增长期,适当调低分红率,预计今后10年平均税后红利分派率:35%

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3.3%-7.0%,平均4.5%,考虑利率变化趋势,调整为7%

基准市盈率:1/0.07=14.3

年度每股盈利(元) 分红折现系数分红现值

2005 0.950.3325

1.0925 0.3823 0.935 0.3574

1.2563 0.4397 0.873 0.3838

1.4448 0.5056 0.816 0.4125

1.6615 0.5815 0.763 0.4436

1.9107 0.6687 0.713 0.4767

2.1974 0.7690 0.666 0.5121

2.5270 0.8844 0.623 0.5509

2.9060 1.0171 0.582 0.5919

3.3419 1.1696 0.544 0.6362

3.8432 1.3451 0.508 0.6833

合计红利值为:8.0955元

合计分红现值为: 5.0484元

上市以来筹资共7.4亿,分红14.8亿,分红/筹资=2,故折合实际分红现值为5.04/2=2.5元.

折现率:7%

盈利增长率为:15%

分红率为:35%

实际分红现值(考虑分红筹资比后)为: 2.5元

第二阶段即第10年以后,增长率为:7%

第10年的每股盈利为3.84元

折现到第10年的当期值为:3.84/0.07=54.85元

第10年的折现系数为0.508

第二阶段的现值为:54.85*0.508=27.86元

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为:27.86+2.5=30.36

给以5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5=15.18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5.18-0.4)/1.5/1.16=8.49元.

给以6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4=12.14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2.14-0.4)/1.5/1.16=6.75元)

给以70%以上的安全边际,30.36*0.3=9.10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9.10-0.4)/1.5/1.16=5.00元)

为获得15%年复利,现在可支付格力电器的最高价格:

净利润增长率为15%

的预期价格:3.8432*14.3=54.90元

加上预期红利:8.09元

预期20总收益:54.90+8.09=62.99元

获得15%盈利现可支付的最高价格62.99/4.05=15.55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5.55-0.4)/1.5/1.16=8.70元)

折叠本段内在价值

净资产收益率(%):

2005年18.72

年17.24

年15.53

年16.17

年15.82

年15.48

年21.68

年26.3

年32.9

年33.56

平均:21.34%

预计后10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

则内在价值为:

每股收益(0.95)/贴现率(0.07)=13.57元

净资产收益率(18%)/贴现率(7%)=2.57

13.57*2.57=34.87元即格力电器内在价值的现值为37.37元.(加上红利的现值2.5元)

给予5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2=18.68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8.68-0.4)/1.5/1.16=10.5元)

给予4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0.4=14.94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4.94-0.4)/1.5/1.16=8.35元)

给予3折的安全边际则37.37*0.3=11.21元

(除权及增发后调整为:(11.21-0.4)/1.5/1.16=6.20元)

成长率为10%,10年后将成长2.58倍;

成长率为12%,10年后将成长3.11倍;

成长率为15%,10年后将成长4.05倍;

成长率为16%,10年后将成长4.41倍;

成长率为18%,10年后将成长5.23倍;

成长率为20%,10年后将成长6.08倍;

成长率为25%,10年后将成长9.31倍;

成长率为30%,10年后将成长13.79倍;

成长率为40%,10年后将成长28.95倍;

篇8: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内在矛盾

一般而言, 学者们在处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时, 均认为和平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建设;没有各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 甚至已实现的和平也难以巩固。

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以为和平与发展主题中除了相互促进的这层关系以外还内在的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同国家追求发展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导致国际环境的不和平。正如亨廷顿在书中的观点一样:“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 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1] (P4) 。

世界各个国家在发展的时候, 必须依靠某种资源, 而资源往往是有限的, 因此每个国家的发展, 内在的就孕育着威胁世界整体和平的元素。发达国家需要发展, 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发展, 但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国家经历过现代化的混乱之后, 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国内的生产力高度发达。这种综合性的提高, 使得这些国家国内的各种资源会得到了积极的调动, 效率急剧提高, 但是这种提高也导致了另一种后果, 即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和各种资源的使用几乎达到饱和, 也就是说单单依靠国内资源的利用, 已经无法满足这些国家的发展要求。在国内资源差不多已经得到充分的开发之后, 这些国家必定并不希望就这样停滞不前, 但在这种饱和的状态, 以提高科技水平的形式来更大化的利用国内有限资源, 其可以操作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并且成本会非常之大。因此发达国家会考虑向外界获取廉价的、更为广泛的资源, 来支持这个国家继续向前发展, 来支持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活 (a) 。

这样情况之下, 发达国家必然要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去抢占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资源。发展中国家的可利用总资源本身有所不足, 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过程, 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些国家原本就不能将自己国内的资源重新分化组合以充分的调动起来, 使其以发挥最大效能, 这个时候, 又有其他发达国家采取各种形式到这些国家来抢占资源, 在这种资源利用率不高, 自身可利用资源又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这些发展中小国也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那么, 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到他们国家来抢占资源的发达国家自然充满敌视态度。这种敌对态度, 就包含着不和平的因素。

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想采取以资源来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方式, 去提高自身资源利用能力, 以谋求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希望以牺牲一定的资源来换取能够提高资源利用能力的办法, 从而提高现阶段的可利用资源创造的总价值 (b) 。但是这个时候, 发展中国家会发现, 他们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发达大国利用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不断压低这些资源的价格, 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卖的资源量所能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补偿能够创造的价值, 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触出卖资源的价值大于资源利用率提高后剩余资源产生的总价值的提高, 即损失大于提高。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这种模式, 必然走入一种恶性循环,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可利用资源不断的被发达国家蚕食, 而其自身的发展也会变得越来越慢, 甚至可能直到失去所有资源的一天, 这些国家也无法成功的走向现代。因而发展中国家必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相反发达国家当然是希望能够持续这种模式, 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汲取营养来供应自己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之间, 存在着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至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根基是严重不稳的。

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每个国家追求发展的愿望, 就会造成国际环境的不和平。我们知道和平应该是一种稳定状态, 如果参考亨廷顿所说的“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 但却是稳定的”,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 (P31、32) 这种逻辑,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 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一直停留在待发展的状态, 发达国家也只是慢慢提高本国资源利用率而不去打其他国家的主意, 这个世界就会处在一种和平的状态下;要不然就是每个国家都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之后, 任何国家已经没有外国的资源可供抢夺, 想要再发展, 只能依靠提高自身的资源利用率, 所有国家都处在这种缓慢的发展状态之下, 世界也能变的和平。这两种情况下, 世界保持和平状态的前提, 都是需要消灭发展或缓慢发展。这不也是意味着发展与和平之间存在着矛盾。当然这两种情况都非常的理想化, 在现实世界里很难实现,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拼命的谋求发展, 每个国家的发展进度也都不一样, 并且发展的快的国家还要想各种办法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 导致这个世界会长期处于亚和平的状态。而造成国际环境不和平的因素, 就包含着这种希望发展的意念。因此我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内在矛盾的。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辩证统一的, 以前的讨论多局限于两者统一的方面, 而对于两者之间的矛盾方面的辩证却很少有所涉及, 本文正是对于这一方面的初步探索。

a市场经济下, 人们总会希望以更少的成本来获取更多的资源, 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去抢夺世界资源。

a可利用资源创造价值=可利用资源×资源创造价值率

摘要:一般而言, 学者们在处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时, 均认为和平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 和平与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以为两者间除了相互促进的这层关系以外还内在的蕴含着一定的矛盾。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关系,矛盾

参考文献

篇9:先秦儒学的内在矛盾

我们知道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基本由政治和道德两大部分组成,这就是“礼”(政治)和“仁”(道德)。“礼”即由周初开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其最重要意义就是使社会稳定于一个“亲亲、尊尊”、上下尊卑严格有序的政治和伦理的秩序之中。“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当然是“和”于“礼”:“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是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道德之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神鬼,非礼不诚不庄”。“礼”在孔子的眼里成了一个社会永恒不变的大经大法。然而这“礼”又不是单纯的政治。其等级既包括政治上的关系(如君/臣、官/民关系),又包含具有血缘亲情联系的家庭(家族)关系(如父/子、夫/妻关系)和一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此构成了一个融整个社会于一体、用道德加以确立、维系,并把等级制道德化的家长制大家庭。“礼”就是道德的体现,合于“礼”就是道德的,而道德的具体内容,就是“仁”。“礼”是孔子对周礼的认同和绝对肯定,也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却是“仁”,充满了道德的说教。有人曾经统计过,《论语》一书,就有六十六处谈到“仁”。孔子虽在不同场合赋予“仁”以不同的意义,但一般来说,“仁”总是与忠、孝、智、勇、信、宽和、慈爱、善良、同情心、谦恭、辞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精神相连。孔子称赞郑国的大夫子产有君子之道,提到四点,即“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以敬,其养民以惠,其使民也义”,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这些都可以看作“仁”的基本精神。总的来说,如果说“礼”是外在的制度和规范,是社会的纲纪,那么“仁”就是人的内在修养,是实现“礼”的必要条件。“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由内在的“仁”,形成外在的“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这里,“礼”可以对应“天”,是宇宙安排的人间秩序;“仁”可以对应“德”,“以德配天”,是人对“天”和宇宙安排的人间秩序的自觉伦理守护。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孔子儒家学说的要义。透过这要义看这个学说,怎么看它都是很荒谬的。首先,他把人间社会的各种不同关系都煮到“仁”这个伦理大锅里,特别是把政治关系与血缘亲情的家庭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浑搅搅,用伦理来说明一切,妄图以此建构一个“和为贵”的和谐大家庭,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混沌和荒唐。再就是他的思想一出发,就把“周礼”绝对化为永恒的真理,要后代都要“泥古”、“法古”、“法先王”,不但否认了历史,也肯定了僵化,这也十分荒谬。儒家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道”、“知道”、“问道”、“守道”、“行道”,以“道”为立身之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追求真理,守护真理,实践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意思就是天下的读书人都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落在“道”上,从而体现“士”意义和价值。“道”在这里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但在孔子的思想中“真理”已经基本体现于他自己发现和创立的“道”中了,这就是上面说的“礼”和“仁”。这样,“士志于道”中的“道”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知性意义,变成对既定“儒道”的守护与传承,因而也有了某种宗教属性,难怪后人们把儒家学说也看作“儒教”。

既然“士志于道”,而“道”又具有“真理”属性,“士”就应该是超越的,特别要超越政治,不依附于政治,面向人类置身的整个宇宙;但孔子却又强调“以道事君”、“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把“道”紧紧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从孔子的主观意图上看,他是想通过“士”的“以道事君”,把“道”凌加于“君”的头顶,让“道”具有至高无上的灵魂意义,并把“道”直接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向天下“布道”。想法固然很美妙,但他没有想到,一方面,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的超越意义,把“道”完全变成了促狭的学问,也把读书人直接导上了“仕途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士”一旦“入仕”,进入体制,成为“君”的“臣”,他能不能“以道事君”就由不得他了,他就要受制于体制的约束了,可见孔子的道义精神又有很大空想性。

孔子的思维也并不复杂,概括地说就是出于其春秋后期“礼坏乐崩”的现实,重申“礼”的神圣原则和对“礼”遵循、守护、传承的精神。他并没有认真分析“礼”所以遭到破坏的原因,只是简单地把它归于“人而不仁”(“人而不仁,如礼何?”),所以只在“克己”的“仁”上大做文章。把“礼”道德化,自然也把一切不守“礼”的思想和行为打入不道德之中了。

孔子学说的内在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孔子既强调了“君君、臣臣”的不易等级,实质是肯定了君权的绝对性,同时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恭”(这里的“礼”和“恭”都指“仁”),这就告诉人们君/臣的固定等级关系落在具体人上是有条件的,要“臣事君以恭”,前提是“君使臣以礼”。这条件性其实意味着君/臣在人格意义上是平等的,也内含了一个逻辑推理:即如果“君”不使臣以“礼”,那么“臣”是不是就不必“事君以恭”呢?若这样,就一方面要在实际上打破孔子关于“君君、臣臣”的绝对等级,一方面也在理论上粉碎了他关于君/臣关系的道德理想主义。正是在这个关键处孔子打住了,不再往下说了,他的弟子们也不再追问。然而,不再说或不再追问,不等于没有问题。

如此,一百年过去,孔子留下来的“问题”被孔子孙子、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解决”了:孟子身处战国,特别从“性善论“出发”继承了孔子的“仁”学理念,也特别注意到了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观念中的“条件性”,开发了其中蕴含的君臣“对等”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不但正面回答了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中含蕴着的“问题”,强调了各自承担的道德义务,也明确肯定了臣(民)有推翻、甚至诛杀暴君的道德权利。孟子还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后世的很多学者把孟子“诛一夫”和“民贵君轻”思想看作儒家学说中的“民主”观念,应该说,孟子这一思想是彻底贯彻了孔子“士志于道”的原则,并对之做了合乎逻辑的推演:在至高无上的“道”面前,君/臣(民)是平等的,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行道”。如果君不“行道”,则臣为了“守道”完全有权利用暴力手段推翻“无道”君的统治。孟子这一思想无疑有颠覆礼制和绝对君权的危险,难怪明太祖朱元璋最忌恨孟子,不但把《孟子》一书删改了百余处,凡属于“民贵君轻”这些有“民主”嫌疑的思想尽行删除,还想拆掉孔庙中的孟子像,取缔孟子的“亚圣”地位。

孟子的思想是否真符合孔子的原意,不太好说。孔子去世前两年,齐国大夫陈恒(即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听说之后,特地为此事斋戒、沐浴上朝,请示鲁哀公出兵予以讨伐。孔子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地要求出兵讨伐齐国,不惜把战争加于两国,是因为陈恒的“非礼”,似乎并没有认真研究陈恒的“非礼”是不是“诛一夫”的问题。从“礼之用,和为贵”的现实要求出发,孔子是现存秩序的坚决守护者;但从理论上说,孔子又陷到了“礼”与“仁”的内在紧张和困境里,所以“孔圣人”也只好对此“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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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孟子“诛一夫”,赋予推翻暴君以道德权利的思想,并没有摆脱荒谬性和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

把“道”绝对化,用行“道”与否直接惩治国君,其实与现代“民主”毫不相干,那不过是突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把这个“绝对精神”(“道”)置于君的头上,变成一种绝对的权威。它一方面固然是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性,但却没有否定绝对化本身,而是推出了它的替代品“道”;这个“道”并非不干涉人间物事的形上之道,而是由孔子创立的儒道。所以也埋藏着另一种危险,这就是“造反有理”论:任何人都可以“道”的名义号令天下,以“有道”诛“无道”,以暴制暴,以至造成社会循环往复的动乱和危机。反抗“暴君”的道德权利,完全没有了边界的制约。

儒家思想这个内在矛盾,早在汉初就已经被人意识到了。《史记·儒林传》曾记载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的一场著名的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伐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场争论很有意思。话题由史上的“汤武革命”所起。黄生认为汤、武杀桀、纣是“弑君”,也就是一种有失臣道的不合法的“造反”行为。但辕固生却充分肯定它,认为是桀、纣“失道寡助”所致,因而合法;黄生以“君君臣臣”、“上下之分”的“礼”来反驳他,辕固生却以“高帝代秦即天子位”的本朝事实反诘黄生。我们可以看到前半截的争论,二人凭借的都是“理”,而所依据的又都是儒道,一个是儒道所特别肯定的“礼”,一个又是儒道中“诛一夫”的“仁”,也可以说一个是现实至高无上的绝对君权,一个是神圣无比的道德理念,于是这儒道自身所存在的二元结构就冲突起来了。最有趣的是二人的争论是当着汉景帝的面发生的,“高帝代秦即天子位”是一个不能有任何异议的既定事实,它与“汤武革命”是一回事,若肯定“高帝代秦即天子位”就势必肯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而若肯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那就无疑给臣民的造反提供了根据。正是看到了这个无法摆平的深刻矛盾,聪明的景帝来个模糊处理法:不让“言学者”再谈“汤武革命”。

顺便说一下,海外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曾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文中,谈到汉初这场争论,不过他是把这场争论作为黄老学派(黄生属黄老学派)与儒家(辕固生属儒家)之间的争论。我个人则认为无论是道家、法家,还是儒家,在尚“礼”这一点都无不同,只是道、法直截了当把君权绝对化,而儒家却在“礼”/“仁”孰高孰低的问题上陷入矛盾。所以黄生与辕固生之间的争论也毋宁说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双方各自所执的观点,都为儒道所坚守。景帝虽然采取了模糊法,使“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但从学理上来说,毕竟其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以及在现实中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不能不是历史面临的实际问题。

孟子后又出现了荀子。如果说孟子以“性善说”奠立了“仁”学的哲学基础,那么,稍晚于他的荀子则以“性恶论”奠立了“礼制”的哲学基础。荀子认为欲念是人的本能,“凡人有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这种本能如漫无节制的发展就会造成社会的“乱”。为了制止可能的“乱”,荀子特别重视孔子“礼制”思想,强调以“礼制”的刚性扼制人的贪欲:“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通过这一系列因果链把“欲”与“礼”联系起来,从而把“礼”奠立在永恒的“人欲”基础上。

“性恶论”很有些类似于西方的“幽暗意识”,并由此发展出类似于“法治”的观念。然而,荀子的“性恶论”却拘束于“道”的思维框架,沿着孔子、孟子的“仁人”、“圣人”理想,发展出“圣王”观念。所谓“圣王”,即“内圣外王”,也就是集崇高的伦理精神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于一身的人,“居如大神,动如天帝”,人民的安危祸福、天下的动乱太平全决定于他一个人身上。这个“圣王”又是为人民的福祉而产生的,并承担着以“礼”教化人民的重任。“故天下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者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这个“圣王”是超越于“性恶”之上的人伦极致,是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代表。按照荀子的观点,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这样的“圣王”,今后的天下“治平”,也需要这样的“圣王”出现。本来荀子“性恶论”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孟子“君权相对化”的思想萌芽,或许可以开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思想之花,但他却回避了孟子在“民”与“君”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以“绝对圣王”把二者统一起来,并把“圣王”从一般人共有的“性恶”中排除,赋予他以超越“欲念”之上的绝对伦理精神。“性恶”只成了普通常人的人性,与“圣王”无关,这就从思想上通向了绝对君权。

荀子“圣王”的理念和理想,无疑与孔子、孟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鉴于战国晚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的时世,更强调了“圣王”中“王”也即“权势”的一面:“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无不振动服从,比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用焉者是之,异焉者非之。”天子“尊无上矣”。荀子“尊君重势”的思想也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虽然荀子一如孔、孟执著于“道”,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从道不从君”,“道义重则轻王公”,但他理想的绝对“圣王”却是集“道”与“势”于一身的人物,因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理想和想象的绝对“圣王”,否认了“道”对“王”的超越和规范意义,而与现实的绝对王权连接到一起,这就与强调君权绝对性和“以法守礼”的法家接通了。荀子的弟子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成为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并不是偶然的。

孔、孟、荀都属于先秦儒家。孔子是源,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和荀子则分别从孔子的“内仁”、“外礼”的儒道核心点向前发展,孟子讲“性善”,主“仁”,强调“内圣”;荀子讲“性恶”,主“礼”,强调“外王”,但三人都追怀“三代”和周初之治,从这一意义上说,“圣王”理想也是先秦儒家所共有的。

概括地说,从孔子顺流而下的先秦儒家学说,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的。它妄图以“仁”入“礼”,实现一个“内圣外王”的理想世界,却不能充分正视人性的幽暗,以及在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它既肯定了“礼”(政治)的绝对,又肯定了“仁”(道德)的绝对,却把二者搅和到一个“道”里,让二者混沌不分,并在现实上不断遭遇尴尬;它看到了权力与道义冲突的可能性,却把希望寄托在把二者统于一身的“圣王”理想上,由此,又让这理想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它期待着从事精神生产的读书人追求真理、认识真理、守护真理,却把这种真理意识局限在自己的学说,又把自己的学说和读书人的价值理想定位在“为政治服务”上,最终让读书人成为体制中的官僚。

事实上,是儒道这一学说内部的矛盾性,一直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一种困境。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学人、士大夫从来也没有在这一矛盾性上从学理方面进行深究,开拓出一个学术境界;落在行为上,则经常是各执一端,为之张目。例如,为了夺取天下,争夺皇位,则可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为根据,否定具体君主的绝对性,也否定了“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道德信条;作为臣子,也可以用“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此解构对具体君主的绝对效忠。同样,为了效忠于某一个君主,也可讲“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在“忠”/“义”、“礼”/“仁”不能两全的“二元对立”、两个“至上”上,事实上是各取所需。然而无论取舍,都以儒道标榜,也确实不违背儒道的要义和精神。一部《三国演义》写的几百位“忠臣”或“奸雄”,争权夺利,打打杀杀,似乎谁都没怎么离开儒道。就是张扬“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也没有离开儒道——梁山好汉们打出的旗帜不就是“替天行道”么?最让人感到滑稽的是,在任何一个王朝面临崩溃的时候,总有大批为王朝尽忠,甚至以死殉道守节的孤臣孽子“名垂青史”,可是待到新王朝建立,一个新人“登基”成为“天子”,那些曾经效忠旧王朝的人又转而成为效忠新主人的“治世能臣”“青史留名”。前者为“忠”,后者为“义”,无论“忠”或“义”,都内含着“成王败寇”的权力崇拜,谁坐上金銮殿的金交椅,谁就是“天命与归”的新主人。

儒道内部思想的矛盾性到了这样一种实用化地步,已经很难说有什么实在的价值和意义了,这也许是先秦儒家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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