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通用7篇）

篇1：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2016-01-07 16:59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总书记在江苏调研后，首次并列提出并在多个场合数次提及，意蕴深邃。

一、“四个全面”的总体部署

“四个全面”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四个大的方面。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其中一步，主要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要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民主化建设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在总书记的扩充之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增加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第二，全面进行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完善进行系统的政治革新和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涉及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第三，全面实现依法治国。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全面的战略部署。第四，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

二、“四个全面”战略架构的内在关系

1、党的全面领导是基础

对于“四个全面”战略构架共同的落脚点而言，深化改革、小康社会、依法治国都应该归根结底地落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党的领导。无论是深化改革的大刀阔斧、小康社会的宏远目标还是依法治国的法律依据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理所当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伟大英明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才能跟随着党坚定的步伐，在建设小康社会、依法治国、全面深化等方面看到成效，才能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不落伍，不掉队，平稳而快速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推进，总体上要依赖于党自身的不断建设，党自身不断建设的推进，最终都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的，所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宏大复杂艰巨的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实践、制度、法律、权利、义务等体制的重新调整，能保证这一宏大复杂艰巨工程的顺利有序建成的就只有中国共产党。党法关系就是党的领导与国家宪法法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使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要坚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党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所以，党的领导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最根本保证。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终极目标

对于“四个全面”战略构架的构建而言，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在现阶段从严治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都是可实行的目标，建设小康社会是长远的目标，建设小康社会是要依靠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体制，依靠依法治国来建设法治国家、依靠从严治党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自身建设，所以，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终极目标。

对于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长远蓝图，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随后在理念的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不断推陈出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对于如何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地探索和实验。现阶段，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所以对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主要就是结合现在的国家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到来，采取的措施就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深化改革。前面已经讲过，不同时代对于建成小康社会有不同的措施来执行，在现代这个时代里，国家和政府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措施就是通过“法、党、改革”三个方面来实现。

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思考和谐社会，就会清晰的领会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动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有生力量，协调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共同构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神圣殿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人类道德文化母体的宗教文明纳入其中，这对全国一亿多的宗教信徒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的和谐与美好，是人类的本能需求。孔老夫子毕生追求的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佛教提倡行菩萨道，建设十善社会，最终成就圆满的佛国净土，这都与我们国家今天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相同的旨趣。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痛苦，引导众生了知生命的真相、苦乐的真谛，以及解脱痛苦、得到快乐的方法，给人民以和平、安乐、幸福和智慧。佛教传入后，渐渐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高僧大德追随佛陀的脚步，追求佛法的真谛，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着佛陀舍己为人、慈悲济世、大公无私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又有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他们的宗教追求和实践，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对国家、社会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给人民带来了真实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的和谐。这一切都展现出了宗教对社会正面、积极的功能。

推行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法治化国家，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和法律意识，让全社会的人都知法、懂法、不犯法，从思想意识层面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是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体制革新，要找到能够适应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体制建设。党的领导是建成小康社会永恒不变的话题，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国家发展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所以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是重要的方面。依法治国、深化改革、党的领导都是为了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终极目标而服务的，所以要坚持建设小康社会，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3、依法治国是保障机制

依法治国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律保证。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人人平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这些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经济的增加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法律是最基本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保证，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在的法治社会、或者是未来的“小康社会”都离不开法律的秩序维护。所以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实行依法治国，来保障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依法治国是推进深化改革的可靠保障，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法律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也是改革中的一部分。依法治国不是一成不变的体制，而是在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和研究总结中提炼出来的，是适应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在深化改革中，关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改革都要以法律为依据，不能超出法律的范围之外，否则改革也是徒劳的。而宪法和法律都是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修订，与社会发展相配匹，所以在深化改革中，依照法律就一定能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修正过来。依法治国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客观要求，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员要严格执法，遵照法律实现党的建设，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任何政党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党的建设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依照法律的规定，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建设水平，增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

4、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发展过程的有效手段

全面深化改革是建设其他三个方面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何种建设，都需要改革来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求。在依法治国、党的建设、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改革是进行这些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手段。

依法治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体制建设，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基本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提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依法治国方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所以说改革是发展中的重要手段，只有改革才会有发展，只有发展社会才会进步与前进。在党的建设和建设小康社会中也要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保证党的不断完善，提高执政党的能力，促进小康社会的平稳与快速实现。只有在不断的革新中，中国共产党才能焕发出饱满的精神和创新的理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只有在不断地革新中，小康社会的构想和实践才能不断完善，甚至说超过原来的构想，实现更伟大的飞跃，当然这一切都要以深化改革为重要手段。

篇2：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中共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

3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改革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习近平用言简意赅的两个“关键一招”加以概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他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破除利益集团需要一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中国的全面深改，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3“全面依法治国”：

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亲身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

在我看来，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棋局中来考察，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纵深推进，到反腐倡廉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理政比喻成书写一篇大文章，那么写好依法治国就是其中的精彩篇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是关键环节；治理能力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是最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同奔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鸟之双翼。

4“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去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就是可以实现的。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紧迫的。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对于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此做了简明而透彻的分析。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这就是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篇3：试论“四个全面”架构的内在关系

一、全面深化改革和其他几个全面的关系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离不开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要得以满足, 让百姓过上真正“双丰收”的好日子;全面深化改革, 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离不开崇德向善的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从严治党,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 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 有的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 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 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所有领导干部都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 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题。同时他还强调了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模范, 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范, 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 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做用法的模范, 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1. 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工具

在党的第十八大报告当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同时不失时机的来深化重要领域方面的改革, 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以及机制体制弊端等, 以此来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以及运行有效的制度体制, 以促使各方面的制度能够更加成熟和定型。所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从深化体制改革方面入手, 以此来增加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还有社会和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制度建设力度, 以此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新的体制构架, 通过改革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去除障碍和弊端,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工具。

2. 全面深化改革有效的推进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依法治国的主要客体和对象还是国家, 具体是指国家的各项基本建设、事业以及工作等, 然而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以及工作当中, 又是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作为其作蕴含的精髓和灵魂贯穿其中, 这些都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领导下的各项基本建设工作 (2) 。不过, 从逻辑的层面上来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体对象应当准确的运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家当中。因此这就充分的表达了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其他几个全面的关系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的

总的来说, 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还是为了改革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则是为了发展, 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本质则是为了保持发展的稳定。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的对应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的关系, 并且这三者的关系也已经定型, 其中改革是主要的手段, 发展是前进的目的, 而稳定是一切工作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3) 。而这三者当中发展才是硬道理, 无论是进行改革还是追求稳定, 其最终都是为了寻求发展。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的来服务的, 因此是现实小康社会的工具和手段。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从严治党价值取向

在党的建设过程当中, 存在着一条被公认的基本原则, 也即是党的建设工作必须要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以此来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而完成党政治路线的实际有效效果则是用来对党的建设成效进行检验。这就充分说明党的建设重要价值必须要充分的服务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 而且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就是要将国家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以及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具体就是以建成小康社会为主要目标, 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作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价值形态。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其他几个全面的关系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内容

在党的第十八大报告会议当中, 明确清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同时指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的全面落实、法制政府的基本建成, 提高司法公信力度, 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这就直接说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部分, 同时也是其内涵构成的要义。而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 同时也是其建设成功的重要支撑。如果没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法制缺失情况。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和后盾

依法治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保障, 能够有效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 对我党执政兴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国家的长久治安等起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就必须和全面深化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 而且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以及坚实的后盾。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促进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 这就必然会要求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党的领导方面, 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方面的有效保证。因此, 就需要将党的领导充分的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以及全部过程当中, 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客观上必须坚持从严治党, 强化党的约束力, 同时顺应依法执政的要求, 以此来全面从严治党。

四、全面从严治党和其他几个全面的关系

1. 全面从严治党有效的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党是执政党和领导党, 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使命就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然而我党要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就必须做好党的自身建设, 遵循客观归来来推进党的公正廉明, 以此来提高党的严肃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推进需要依赖于党的全新建设成效, 并最终服务于伟大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 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步伐, 如果不努力遵循从严治党的党政建设, 那么党就很难负担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2. 全面从严治党保证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 主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体制方面的改革, 所涉及的思想比较全面, 因此需要对其权利、利益以及权力方面的格局进行重新调整。为了保证这项工程的顺利建成, 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来对其进行领导、主导以及掌控等, 所以就必须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导向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水平, 从而以党的建设科学化来保证和支撑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

综上所述, “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关系错综复杂, 互为支撑, 相互推进, 有效的提高我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确定和稳固了我党执政党的地位, 实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对国内的各项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化改革, 提高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不断奋斗。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着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创造新经验, 有效发挥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 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进。本文针对“四个全面”构架进行讨论, 并对其内在关系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词：依法治国,四个全面,小康社会,党的建设

注释

11 朱新山.从革命理论到执政理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理论基础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 2015 (01) .

22 刘雪梅.试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J].宁夏党校学报, 2015 (01) .

篇4：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各行各业（包括新近出现的新媒体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的创新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新媒体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媒体发展的关系，完善自我定位制定发展策略，这对新媒体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四个全面；新媒体；关系探析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95-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各行各业（包括新近出现的新媒体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媒体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的创新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尤其近年来，新媒体自出现起发展日趋激烈，大众对新媒体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新媒体自身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境，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新媒体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媒体发展的关系，完善自我定位制定发展策略，这对新媒体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在物质层面以及居民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提升，同时，也对新媒体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新媒体的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可以从发展脉络和内涵两个方面看出

发展脉络上相互交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然而当时描绘的小康社会还是不全面的。十五大上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直至十八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期恰好也是我国媒体事业迎来复苏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以即时通讯、手机传媒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以来，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受众和影响日益广泛，这是我国小康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现象。

具体内涵上相互交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内涵上包括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文化教育水平全面提高、经济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精神文明程度全面提升等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和新媒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新媒体自身的传播和广泛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促进人民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审美等方面的提升，进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小康社会的提升可以促进人民大众对新媒体精神文化的需求，进而促进整个新媒体事业的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媒体发展的动力源泉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由之前的尚不能解决温饱，到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新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也就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期的深化改革开放，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等方面做出了描述。”全面深化改革是新媒体发展的动力源泉，具体而言：

指导思想上相互贯通。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深化改革的前提。新媒体出现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状态，受众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新媒体不能坚持原则的事情出现，这与其没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其指导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新媒体作为当代的主要媒体手段之一，也肩负着向人民大众宣传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思想和政策的重任。新媒体行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目标任务上相互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促进人民精神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新媒体的目标任务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新闻和有价值的资讯，以方便民众，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从以上可以看出，新媒体的目标任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有差异，但两者从根本上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新媒体发展的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新媒体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国家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也应该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决不能做出背离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而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法律法规的普及，提升广大民众的法律知识水平，做到知法守法用法。

从当前法律制定的全面性上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涌现出了一大批如新媒体的新兴行业，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这些新兴行业上，法律本身存在一些空白区域。因此，全面依法治国的施行可以促进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进而能够保障新媒体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从我国当前的国情上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些列发展成就，但不能否认，我国当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各行各业都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媒体行业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更需要转变自身发展定位和策略。法律法规就是各行各业进行转型的法制保障和稳定器。新媒体行业只有在法律法律的保障下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自我转变，提高效率和进度。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充分保障，新媒体的转型只会出现一系列乱象。因此，全面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为新媒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媒体发展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领导核心。自党成立以来，就一直重视媒体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建国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媒体事业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媒体性质，迎来了媒体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媒体事业更是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开始出现的新媒体更是迅猛发展。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媒体事业发展的关键。

从党的性质上来说。党的性质决定了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党在新时期巩固执政地位、提高自身执政水平、应对新形势新情况的重大举措。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近代以来的历史也证明，离开党的领导，媒体事业只会走入歧路弯路。全面从严治党，在一方面能够提高党对新媒体的领导水平，促进新媒体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新媒体认清自身责任，树立和坚持新媒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感和使命感。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性上来说。当前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金钱和权力等的诱惑下，慢慢丧失了自己的理性信念和党性原则，做出了一些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党在十八大后，尤其是在施行全面从严治党后，严抓党的纪律，坚决打击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维护了党的原则。新媒体在这些活动中发挥自身优势，一是配合人民群众及时地监督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二是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党的动态。全面从严治党也净化了新媒体行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媒体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在真正落实和贯彻党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我国的新媒体事业才能获得相得益彰的发展和创新。而新媒体事业的发展也能够促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一步落实和贯彻。

参考文献

[1]李忠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演进脉络与重大意义 人民论坛[J] 2015年第6期

[2]许静波，李晓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J] 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猛，2014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篇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种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成长于实践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

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人民群众有了新期待不少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样的历史节点我们迫切需要拿出一整套有机联系和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来不断提高我们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四个全面”,总书记这一意蕴深邃思想理论的提出是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继承完善和发展创新它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集中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期待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成为我们在新时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这“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它有效地破解了当前我们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时代难题彰显了“四个全面”这一思想武器的巨大威力。围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中央紧抓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近段时间以来一个个重大改革方案相继出台一项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作用的重点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新一轮改革大潮磅礴起势、强力推进;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带来新的趋势和动态突破了既有法治治理的框架人们呼唤法治在每一个案件中不断感受到公平正义;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中央以作风建设开局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四风”问题开刀极大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凝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正能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三步走”规划的总目标代表了中国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改革无疑就是我们通往安定和谐小康生活的“必由之路”;法治就像这条广阔道路上铺就的一条“铁轨”,其上运行着承载13亿中国人民的“高铁”;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这趟列车高速运行的“火车头”.确保这趟高铁能够稳健、快速抵达目的地就需要道路平坦也就是说改革必须于法有据;轨道不能偏离也就是说深化改革要贯穿依法治国的全过程;方向要正确也就是说从严治党既要体现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三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了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三驾马车”.“四个全面”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这四个方面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变得更加清晰它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为紧密、历史与现实的交集更显悠扬。这四个“全面”,如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棋盘”上的战略“四着”,着着都下得好、下到位就能互为犄角、满盘皆活。

篇6：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远比100年前重要得多。在中国国内，1992年的市场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归、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奥运盛典，这一连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画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迈向复兴的轨迹，也将那个不曾消失的疑问一次次推上前台：中国将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个全面”之思想脉络 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四个全面”之现实逻辑 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描绘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图景。小康梦的升级版，为中国梦注入更多实实在在、鼓舞人心的内容。“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与“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相互激荡，从最贴近民心的角度激发起全面小康的无尽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介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开始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之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清晰路径，“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些创见，清晰地标定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

篇7：四个全面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解读

一、政党在推进现代化中的角色

对于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而言, 如何处理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面对不断出现的社会或经济集团要求实行权力分享,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 过多的或过快的政治参与给亚非拉国家带来了长期的政治分裂和国家动荡。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威, 也就是一个强大的、能适应的和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

亨廷顿提出:“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即政党制。”但是, 我们从政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 对于早期的政党,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对此嗤之以鼻, 认为政党只会搞拉帮结派, 导致社会分裂、腐败盛行, 而且对于现代化中的国家而言政党还可能沦为外国进行渗透的工具, 对于这些现象, 亨廷顿认为这些都是软弱政党的体现。软弱的政党只会导致无休止的动荡和政变, 比如泰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软弱的政党体制使得国家陷入一个政变无限循环的怪圈。而对于无政党的国家而言情况更为糟糕, 长期被压制的参政情感会随着独裁统治的结束而集中爆发, 导致政治参与的过快发展, 这只会加快国家的分裂和动乱。比如现在的利比亚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即陷入内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亨廷顿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之后, 首先完善党组织, 实现了对全中国的有效控制, 而后再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路线是非常适合其他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借鉴的。

毫无疑问, 亨廷顿通过研究认为, 任何一个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为了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体制, 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权威的、强大的政党。

二、现代化理论对建立强大执政党的积极启示

强大的政党维持了政治秩序这是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核心命题, 而“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复杂性、自制性和内聚力,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现在其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上。这对于加强和巩固我党的领导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 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党的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由于共产党国家特殊的政党体制, 每一次交接都是对党的一场大考验。邓小平指出,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最大的问题, 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 是选好接班人”, 再次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首先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时把坚持发展经济作为政治路线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对党的组织路线作出了调整。确定了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 建立了“能上也能下的”的干部离退休制度, 同时通过党章和宪法明确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不能超过两届。此后领导人的交接都是按照邓小平改革后的组织路线顺利进行, 并且越来越制度化、法治化。

“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 特别是体现在党与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 通过组建专门的组织部门负责党的组织建设, 确立了由中央组织、地方各级组织和基层组织组成的党组织体系, 而且从毛泽东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开始, 通过不断地“整党和建党”工作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使党的组织可以深入基层。此外, 党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工会、农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 不仅对工会、农会、共青团、妇联等传统的群众组织实行领导, 而且还加强了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这样, 党在维护它们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了与它们的沟通和联系, 吸纳了这些新的社会力量, 从而凝聚了组织力量。

“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 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笔者认为, 这体现的是如何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统一的问题, 党在不同时期开展的整风或整党运动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延安整风整顿了当时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使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党在执政之初在党政机关中开展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 不仅再次使党达到了统一, 而且纯洁了干部队伍;此外, 十八大之后开展的反“四风”斗争, 这也是对整风或整党运动的一种有效延续。其次, 这还体现为如何巩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 党要维持政治秩序, 不仅要党内的团结统一, 更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而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亨廷顿一直认为, 对于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而言, “得农村者得天下”, 党长期重视农村建设,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非常重视“三农”问题, 加大对“三农”问题投入和建设的同时更是史无前例地取消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 此外还对农村进行厨卫改造、道路建设以及完善教育医疗等等, 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对于建立一个强大执政党具有启示之外, 亨廷顿认为还应该包括政党体制的适应性。“衡量政党体制适应性的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各组成政党的平均年龄。”“各政党的平均年龄越大, 该体制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就越高。”尽管在亨廷顿看来最理想的政党体制是两党制, 但是就从我党的历史发展而言, 在不同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 党总是能够制定出符合当时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有94年历史, 执政已有66年, 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到目前已经拥有了用于指导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具体到党的建设而言, 自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 始终坚持以提高执政党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 并不断进行改革创新, 就在党的十八大上又把纯洁性建设纳入这条建设主线中, 坚持做到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中我们知道了建立一个强大政党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而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必须具备力量和适应性, 这要求不仅要加强党内的团结, 更要学会接纳其他社会势力, 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社会力量, 同时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做一个创新型的政党, 从而真正壮大自己的力量, 保证政治秩序。

三、现代化理论对执政党变革认识的不足之处

无论怎样, 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并非完美无缺, 他过分地强调了政治秩序, 甚至不惜为了秩序而牺牲自由, 难怪有许多学者认为亨廷顿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没有划清界限”。实际上, 如果一个政党认为秩序就是一切是真理, 那是不正确的, 即使像亨廷顿笔下的苏联那般具有高度政治制度化的国家, 最终却在一夜之间崩溃, 事实证明苏联强大的政党体制只是徒有其表, 而其内部早就分崩离析和僵化了。笔者认为,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时候, 必须注意改善党的领导,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这对我党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首先,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毛泽东曾强调, “不论党内党外, 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也就是说, 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保证了党内民主, 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在维护党员权益的同时也改善了党的领导, 增强了党内活力。其次, 邓小平早就指出, “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 或者是普通党员, 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 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 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党的十七大上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党员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其在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 这就增强了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加强了党内的生机和活力。最后, 除了“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之外, 还需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 这种监督主要是来自党外的, 包括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等,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更是执政党执政自信的一种表现。

对于以上这些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 邓小平认识到一项再好的措施都必须被遵守, 被认真执行才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提出了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认为必须加强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建设, 保证这一制度被严格执行。而就十八大之后的情况而言, 党在加大反腐力度、推行“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 也加强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定, 并首次出台了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党内“立法法”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从而提高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落实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进而从根本上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著.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