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共6篇）

篇1：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2]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资料来源：《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篇2：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提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正是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 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中广泛开展。军事工业又推动了民国工业的发展, 由此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关系, 它们日益否定着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 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关键词: 曾国藩 洋务运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他为挽救清王朝的厄运立下赫赫功绩, 所以《清史稿》称赞他说:“中兴以来, 一人而已。”《清史稿》也说:“中兴之功, 推为第一。”曾国藩是一个矛盾人物, 他既维护了传统但又超越了传统, 他保守旧物的同时却又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 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 作为“自强新政”的首创者, 他又不自觉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打开了大门。

一、洋务思想的产生

曾国藩处所的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已是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年代, 康熙、雍正、乾隆那封建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以“ 天 朝大国” 自居的清王朝, 自乾隆朝以后便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嘉庆帝用了9年的时间, 花费了几多国努, 才把川楚白莲教起义镇压了 下去。两次鸦片战争均告惨败, 堂堂的大清王朝只得赔款割地, 致使主权进一步丧失, 这是落后、腐败的封建王朝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侵略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勃兴于南部中国的广西, 震惊了满清王朝的整个朝廷。此外, 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 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 致使清王朝为之晕头转向。西南边睡的苗民, 西北地区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众也先后举起反清的大旗。大清王朝可谓处于“ 内忧外患”之中, 其封建专制政权面喻着全面崩溃的危险，而曾国藩正是处于这样的年代。

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祖宗之制, 起用汉人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统筹江南全局。曾国藩面对现实, 不囿于理学的空谈, 十分重视经世致用, 以解决封建统治面临的种种困难。曾国藩认识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首次, 它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种危机并不可怕，而另一种危机却比农民起义可怕得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 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它完全改变了封建统治秩序, 给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改变了清朝历史上总督无汉人的状况,且因其拯救成功, 权倾一时。清王朝的部分军政大权由满人转到汉人手中, 由中央转到“封疆大吏”手中, 就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些握有实权, 且思想开放的汉族官员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办洋务, 曾国藩便是其中为首者, 他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

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发其端, 是因他在解决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事务, 希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枪炮船只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实用、实功”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使得颇有民族意识的曾国藩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悲痛和愤怒无法抑制。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他加紧催请清政府采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曾国藩希望中国能渐图自强, 抵御外侮。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虽然他的思想很保守,“然见他人之长, 则勇取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

曾国藩主张买船购炮, 但他并不仅停留在买船买炮的手段, 他还主张:“购成之后, 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 始而演习, 继而制造, 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 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到这时已逐渐形成了。“师夷”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 解决清政府面临的实际困难。1860 年, 湘军攻陷安庆, 第二年曾国藩即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 制造新式船炮。正是以安庆军械所开始,“师夷智”从一种议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

二、曾国藩的洋务实践

曾国藩办洋务, 是从购买西洋新式武器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侵其对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1861 年, 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 制造枪炮, 虽然它的规模相当的小, 但它是中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成为当时清军的主要火器供应中心之一。它虽以手工制造为主, 但它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 在军事器械制造方面出现了新的技术。1863 年，曾国藩在容闳建议建立一座机器母厂,使得曾国藩深受启发, 认识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 它也成为中国近代兵工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影响和人力物力的支持下, 军事工业在各地不断兴起。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广泛罗致懂科技通洋务的人，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并予以破格使用, 他还组织了一批翻译人员筹建翻译馆、印书处, 翻译西方书籍,以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遂使洋务运动在有人才、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史进程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多数中国人来说, 他们了解西方, 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文明的精华, 是由此而得来的, 翻译馆为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真可谓功德无量。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两次联名上奏选派留学生出国，并为幼童留学拟定详细章程。虽然幼童赴美留学中途夭折, 但此后风气大开, 留洋的人日渐增多, 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留美幼童归国后, 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 在各行各界展露头角成为国家的栋梁。如第一批留美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 第一次不假外力, 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可以说留学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造就了大批精英人物, 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储备了人才。曾国藩在设立翻译馆, 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上是功不可没的。

洋务运动的推行, 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 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直接关系到洋务运动的发展, 面对虎视耽耽的西方列强, 曾国藩既没有心浮气躁, 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理智地提倡和戎外交。1870年, 当突发性的外交事件----天津教案爆发以后，为了尽快平息事态, 曾国藩决定委曲求全, 失小保大。虽然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结果对中国来说是屈辱性的, 但是在曾国藩的主持交涉之下, 中国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浩劫。

三、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运动, 是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开始萌发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产生和开展起来的，面对变局，曾国藩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朝着完全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这种积极求变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科技发展带动了社会思想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惟有积极求变，不断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洋务自强新政的首倡者, 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在那充满复杂矛盾的关键历史时刻为洋务活动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赢得了生存空间。应该说, 曾氏提出的指导洋务活动的“ 中体西用” 的思想,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阶段, 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作用的, 它助长了国内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起，给闭塞的中国社会开了生面,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热潮和新思想的大传播, 参考资料：

①赵尔巽撰:《清史稿·曾国藩传》卷450, 列传192, 中华 书局。

②印鸾章编:《清史稿》(下), 上海书店1985 年。③沈云龙主编:《曾文正公(国藩)全集》文集(二)卷3《讨 粤匪檄》,(台)文海出版社。

④宋德会《曾国藩与洋务运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10月第19 卷

⑤吉晓华《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引路人》滁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岳麓书社 1985年版。

⑦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5版

篇3：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化

一、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向近代文化思想的转变

第一, 提倡“不尚独尊”“博取众长”。当时, 宋学与汉学之争存在已久, 势同水火。曾国藩却提倡汉宋沟通交融, “兼取二者之长”。对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 曾国藩也主张择长而用。他自云:“学问多途, 皆涉其涯”, 其门生称他“无学不窥, 默观精要”他在晚年还为自己不懂天文、算术而感到遗憾。为此, 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小儿子曾纪鸿学习算术。在选择人才上, 他“唯才是用, 不拘一格”。他反对以出身, 资历衡量人, 认为“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曾国藩能聚才、用才, 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

第二, 提倡“经世致用”“务实变通”。曾国藩治学有明确的目的, 就是要经世致用, 从学术中找到治国安邦、扶危救倾的良方。为此, 他特别重视“经济”之学, 将其与所尊奉的理学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讲“经济”必须以理学为本, 而讲理学也不能离开“经济”, 这样曾国藩就不仅坚持了理学, 而且为理学增添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内容。对经济之学的重视和钻研, 培养了曾国藩务实、变通的精神。他主张脚踏实地, “不说大话, 不务虚名, 不行架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 劝诫官员“禁大言以务实”。既要务实, 就不能因循守旧, 要与时俱进, 因时变通。

第三, 提倡“师夷长技”, “谋求自强”。曾国藩认为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强敌的侵略, 根本之策是要使自己强大起来。鸦片战争后, 清朝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寻求解救方法时, 曾国藩率先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设想。他上书咸丰帝表示, “购买外国船炮, 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师夷长技的目的是为了“自强”, 因此他在办理洋务时比较注重自主权。例如, 对于买船, 他主张外国轮船到中国之后“水师之勇丁学习驾驶, 炮位亦令楚勇施效, 虽不能娴熟, 尽可渐次教习”, 希望“始洋人教华人, 继华人教华人”, 1以便不受制于外人。虽然曾国藩师夷长技未取得多大成就, 但其对外国先进事物虚心学习、对中国因弱受辱不甘心的精神无疑是应予以肯定的。

总之, 曾国藩的文化思想能够根据时代特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所舍弃、有所改变, 能够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知识, 新观念。因此, 曾国藩的文化思想具有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性质。

二、曾国藩文化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第一, 提倡“不尚独尊”“博取众长”, 打破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 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曾国藩在学术上调和汉、宋两派间的矛盾, 主张“汉宋兼容”, 这无疑有利于克服汉学的琐碎和宋学空疏的弊端。

第二, 提倡“经世致用”“务实变通”, 曾国藩提出了经世派的理论纲领——“经济”之学。主张学以致用, 理论联系实际, 务实变通, 实事求是。曾国藩在继承理学思想的同时, 赋予了它某些新的特征, 并将其理学作为正统社会的基础, 强调通过经世的实践加以贯通。

第三, 提倡“师夷长技”, “谋求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深入人心, 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对于加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泛前景。

三、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局限性

曾国藩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 其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与时代的烙印, 具有历史局限性, 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 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许多糟粕不加批判地予以继承, 开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之先河。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 却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它是师法西洋文化的第一人, 却又真诚地留恋中国的旧文化。可以说曾国藩的文化思想最终还是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礼教中, 始终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为根本出发点的。所以曾国藩的文化思想带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烙印, 并未真正跨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门槛。

第二, 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学习是不彻底的, 有很大局限性。曾国藩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不全面, 它学习西方文化仅限于“坚船利炮”等方面的科学技术, 但对西方近代先进思想和政治制度往往采取排斥态度, 认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是绝对不能学习和效仿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不是在“器物”层面上, 而是在“道”的层面上。可以说, 曾国藩选择的是一条舍本求末, 避重就轻的近代化道路。

篇4：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洋务运动；思想；影响

洋务运动发起于1861年初，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洋务运动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影响。而对其在思想方面的评价较少。本人认为作为一场长达几十年，规模遍及全国的运动，它对中国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现将自己的观点说明如下：

一、洋务运动对保守观念形成了冲击

洋务派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肇始人和晚清政治发展的擎化人，既有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革新精神，也有畏缩不前、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一些人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我们把这伙人称为顽固派，他们的这种思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总有一些人与他们不同。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人从洋人的坚船利炮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显得过于微弱成不了气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实权人物中出现了开明之士，他们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最终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科技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洋务运动因为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势必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堂。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延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由于这些代表人物都是握有大权的军政重臣，且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感到了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西洋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了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才能举国开展，史称“同光新政”。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的一个突破。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二、洋务运动有利于社会思想的进步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规模由小到大，内容由军事到民用，再波及到文化教育。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引起阵阵涟漪。几近僵死的封建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强烈地冲击着封建传统观念，进而慢慢地澄清了种种误解．改变了错误的看法。人们开始了解到西方各国并非都是“茹毛饮血”之辈，中国也不是处处胜于西方。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自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于是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作法，转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界有所了解。

三、利于新群体的出现

知识分子在每次变革中充当急先锋的作用。他们既是社会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推动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因为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第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第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也发展为新知识分子。第四，洋务运动中兴办报刊有利于造就新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发生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虽然未能达到其预定目的：短时间内使中国强大、富裕起来，但它毕竟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虽然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军队未能阻止外围侵略者的入侵，但它毕竟也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它所创办的民用工业未能使中国富裕起来，但他诱导了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尽管洋务派的目的和动机不如后来的维新派，同盟会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火药味，但他们一系列的洋务活动正是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空前背叛。洋务运动的结果也正是如此，它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和企业管理，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它引进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道德价值观念，并在中国开办了新式学堂，向国外派送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留学生，使这些天生就是封建主义克星的因素在中国大地潜流暗长，最终汹涌澎湃。洋务运动虽然未有使中国较快地走上近现代化之路，但由它而发端的精神却引导着先进的中国人去更进一步得探索中国的近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2]《戊戍变法》[M].人民出版社，1979．

[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M].北京：神州同光社.1952.124．

篇5：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文化特性

关键词：政治思想 文化特性 守咸性 维新性 中庸性

中图分类号：B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3-30-33

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曾国藩的一生，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倡导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大体上说，这也代表着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其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说过：曾国藩“一生凡三变。……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中韩。……此次出山后，一以(黄老)柔道行之。”这个说法基本上勾画出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概而言之，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恢复民族固有美德”的寺成性

传统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体系。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学说，犹如“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曾国藩一直对孔孟之道奉若神明，他赞颂孔子为“圣之盛也”，并表示要像韩愈那样“非经不效，非孔不研”：还说愿意“终身私淑孟子”。所以从总体上看，曾国藩是当时维护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主要代表，他的政治思想承袭了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许多“美德”，折射出封建社会浓郁的文化色彩。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曾国藩为挽救“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社会道德危机，重建封建伦理秩序，在出师前发布《讨粤匪檄》，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篇檄文，主要目的是希望“抱道君子”们“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藉以重新树立起儒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信念。在太平天国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同时，曾国藩却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精神支柱，迎合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毛泽东早年曾经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萧一山先生也说：曾国藩并不仅是“为区区一朝一家而效忠，实为拥护中国数千年固有之名教”。曾国藩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上反对太平天国，从政治上来说毫无疑问是保守的，因此有学者说他是“传统文化对太平天国逆反作用的最重要的人格化代表”。儒家学说其内在的道统观念，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守成性，对湖南士人的性格及其思想会产生相当大的反作用。曾国藩同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政治思想也必然残存较严重与明显的旧思想文化的痕迹。

作为理学复兴的主要人物之一，曾国藩“以为义理之学最大”，“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理学的昌盛，可以说是衰落已久的儒学之复兴；但在处于封建晚期的曾国藩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焕发出多少新意。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已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巨大惰性和虚伪性。“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为强化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服务。从政治作用来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曾国藩以维护清朝政权和固守儒学礼教为己任，在理论乃至于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他早年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通过对“礼”的道德鼓吹和教化，试图以“礼(理)经世”为旗帜恢复和规范封建统治秩序。事实上，晚清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已日趋退缩和保守，也很难发挥其救危扶倾的历史功用，理学复兴实际成了回光返照、落日余晖。有鉴于此，有人把曾国藩视为“近代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而他对理学的高扬，梦寐追求的只是“人心正、风俗淳、教化行”的典型封建秩序，因此最终只能成为“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不变的内在特质对曾国藩政治思想及文化心理守成性的影响，恐怕是不言而喻了。

二、“倡导社会自强新政”的维新性

儒家学说虽然有内在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但也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开放精神。李泽厚先生说过：“儒学生命力不仅在于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更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这也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实用价值的主要表现所在。随着历史的演进，儒家文化有过理论形态的变更，但其开放的姿态和经世的精神是长久不易的，展示的都是一种安邦治国、济世救民的博大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其本意“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经世也不再只是一种抱负，而更是一门救世的学问，并成为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变法图强、谋求中国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原动力。

作为“同治中兴”功臣的曾国藩，在被时代的洪流毅然推到历史的波谷浪尖后，秉承传统文化的学术底蕴和经世思潮的求实精神，整肃政风、倡学西洋，不仅敢于针砭时弊，革旧图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政治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窗口。这些都是曾国藩务实革新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构成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精神依托和道德力量。

对于清政府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曾国藩认为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和价值灌输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关心实情，注重世务。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秉着这种务实作风和匡世精神，曾国藩在京十余年，前后分别作《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疏，愤俗而忧时，从举荐人才到刷新吏治、体恤民生，生动体现了儒家那种“躬自入局、荷道以躬”的实用理性的宗旨。不仅如此，在京翰林期间，他还注意“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与其良师密友探讨为学治政之道，常是“以实学相砥砺”。他极力推崇顾炎武的“明道救世”之学，说：“读书在通经术、谙世务。经术通，则义理人而内心有主；世务谙，则闻见博而应事不穷”。所以他把值得考究的“天下之大事”分为十四宗，并强调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沿革之本末，……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事实证明，曾国藩后来所以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就在于他能够通经致用、与时变通，提倡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他后来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主要观点的洋务思想实际上即是经世思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功能转换。

到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一套新型的国际秩序以及承认一种比自己更优越的文明形

态。为了排除外国侵略这个“最直接的威胁”，“负责筹办夷务的政治家们”就必须尽快地“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制度移植到传统的国家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去”。所以在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就同李鸿章说：“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萧一山先生认为曾国藩这种“革新者”的精神，即在于“接受西洋文化之优点，以炮船为自强计，藉机械科学而推动新事业”。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推动自身变革，这是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相对于大多数顽固保守派的言论，曾国藩在办理洋务问题上，既看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不能抛弃，又看到西方科学技术必须倚重，既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又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确实是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从这点而言，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作为“新的政治力量，较之于腐朽不堪的权贵旧臣是颇有锐利精神的”。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事业、接受西洋文明的事实，后人如此评价道：“自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后，……国人犹蔽于故见，以不谈洋务为高，即有倡议改革者。率为群议所阻。曾氏独能不狃于苟安，不拘于成法，而作自强之运动，积极提倡洋务。……为新法奠定基础，开风气，造时势，洵难能可贵也”。

三、“执两用中、刚柔互用”的中庸性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儒、法、道等各家学说，在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均有体现又略有差异。曾国藩对各家思想的圆融贯通，完全体现了中庸“权变”的本性，“所谓‘三变’者，乃其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因时世而措之宜，所谓‘执两用中’而已”。因此可以说，不明白中庸的道理，便无法理解曾国藩的全部思想。曾国藩由于能够把握那个时代，“承流寻源，‘知本好古’，以成就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文化的精神”，这也是其伟大之处。

曾国藩的“经世之礼学”是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其在近代史上之所以名声大噪，影响深远，并非单纯出于他的道德文章，而主要在于他善于吸收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实践，且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曾国藩主张摈弃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党同妒真，判若水火”，严重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统一基础。对于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他明确表示对“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因此主张化敌为友，相得益彰。曾国藩是以“经济之学”即他所言的“礼学”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所以说他“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旨在协调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派别，共同对付农民革命。另一方面，曾国藩认为儒学与诸子学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主张对诸子百家兼师并用，各取所长，以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治国本领。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他又写道：“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这都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以灵活处世的“权变”之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毋庸讳言，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基因，而对于统治阶级有用的思想，他无一例外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主要原因，又是与他尽心全力“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忠报效的政治志向和经世致用的治学作风分不开的”。在治理军政的过程中，曾国藩认为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一，所以应该“当严则严，当宽则宽”。这恰恰体现了以“时宜”为条件，不偏执于一端的中庸精神。

作为晚清名臣，曾国藩既“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但是理学家多主张对外抵抗，但思想趋于保守，反对“以夷变夏”；而洋务派多主张妥协投降，但思想较为开明，提倡“师夷长技”。曾国藩以中庸之道使二者兼具而统一。他认为。“天下之道，非两不立”，阴阳、刚柔、仁义、得失等，无不如此。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以后，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的运用，认为：“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己；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在“强矫”方面，他主张“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但是强调自胜，而不在胜人：“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在“谦退”方面，他注重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同治六年(1867)正月，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道：“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曾国藩追求“修齐治平”的人生范式，因此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视阈里，“刚柔互用”也成为其处理与清廷关系和对外事宜的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原则。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深谙明哲保身、韬光养晦之道，主动提出裁撤湘军，自释兵权，以求得“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完满结局。在近代中外交涉中，一直有“好言势者”和“好言理者”：势讲的是强弱和利害，理讲的是善恶和是非。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后，认为处理对外事宜“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二语，既包含了鲜明的“制夷”成分，又反映了明显的“和戎”意识，是身处中西交锋之际的中国人共有的心态。曾国藩正是在“理势并审”的前提下走上了一条妥协与抗争的道路。

篇6：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科技的起步

关键词：洋务运动；科技成果；人才培养

一、洋务运动与军事、民用工业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清政府逐渐加深了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认识，将“师夷长技”提上日程。逐渐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作为中华民族解决内忧外患的基本途径，以达到效仿西法、“求强”“求富”的目的。

在“求强”的旗帜下，中国开始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其中最早建立的军事工业是1861年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它是洋务运动最早的军事企业，后来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为火车轮船的制造开辟了道路。此外，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期间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也是中国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历史进程的开始。此外，还有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以及各省响应洋务运动号召创办的洋务工厂。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建，具有“安内”和“御侮”的双重作用，但同时对于促进民用工业的兴办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在“求富”的指导下，相继创办了一系列与军事工业有关的民用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等。在所创办的民用企业中，覆盖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大都是为了解决军事企业中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而开办起来的。比如，创办工业必须有煤炭，但基本都是从外洋进口的。因此，在1877年在滦州筹办了开平矿务局，生产的煤首先供给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使用。另一方面，张之洞也认识到要办好枪炮厂，必须办好炼铁厂，因为制造枪炮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钢铁，于是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它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钢铁企业。

二、洋务运动与科学技术引进

洋务派在办洋务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西方的长技不仅仅是“坚船利炮”，还有支撑着这些“坚船利炮”背后的“科学知识”，于是便开始引入科学技术知识。其主要形式包括设立翻译馆，引进西方书籍与近代科技成果。

1.设立翻译机构，编译西方近代科技书

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手段。1862年，清朝政府设立同文馆，1866年又于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上海和广州分别于1863、1864年设立“广方言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译书馆。这些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籍，书目主要围绕自然科学、军工、造船、机械等实用技术为主。洋务初期，所翻译的书目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实用科学，西书的翻译出版，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洋务事业所需要的军事和工程技术人才。

2.引入多个学科自然科学知识，传播西方近代科技成果

在这一时期，引进大量的西方书籍与科学知识。数学方面，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9卷，使其有了完整中译本，翻译了《代数学》《微积拾级》等书，使西方近代的符号代数学以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第一次传入我国。化学方面，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是其中比较重要而且影响较广，是我国第一本近代化学理论教科书，对化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几部重要的物理学书籍翻译刊出之后，近代物理学知识迅速在中国得到传播。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十余种。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方面，1859年李善兰第一次把万有引力、天体力学知识以及哥白尼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地质学著作洋务运动时期有《金石识别》《地学浅释》两部书被译出。

上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为近代中国科学的进一步發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洋务运动与科技人才培养

早在创办军事工业时，洋务派就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大量输入中国，国人自己不懂技术，必须依靠西方顾问才能运转，这样并非长久之计。举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等方式，成为当时汲取西方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的一条道路。

1.提倡西学，创办新式学校

首先是翻译人才的培养。1862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主要是翻译人才的培养。两年之后，又建立了两个类似分支机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随着洋务派开办各种厂矿、架设电线、修筑铁路等，又产生了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因而又相继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技术学校。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其中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的技术学校。此外，还开设了一些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学校，用以培养新式军备人才。

2.派遣留学生，汲取西方科学

洋务运动的另一大措施就是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872年开始，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在这批留学生中就有享誉盛名的詹天佑。1875年开始则是赴欧洲留学，如在1876年12月，李鸿章与沈葆桢合奏，拟派遣福州船政局学生和艺徒30名，去英法两国学习制造和驾驶。这些留学生回来以后都为洋务的创办贡献了力量，用他们所学，为国家贡献力量。

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过这一切都是依靠科技为动力来改变的。洋务派是中国近代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启蒙力量，因此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认为洋务运动揭开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序幕。

参考文献：

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