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问题研究（精选8篇）

篇1：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调研问题对策

为深入了解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县政协组成*县基层社会治理调研组，对我县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开展调研，走访调研了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个乡镇、*个街道，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次，综合调研情况，总结调研经验，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基层社会治理，以“脱贫攻坚”为总抓手，推行“两回两讲两解”“公示公开六个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一系列工作举措，并不断强化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党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

这次“*”疫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期间，县委、县政府主动出击，带领广大全县党员干部、村（社区）网格管理员，以党性、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为动力，挺起党员胸膛、树起一面党旗、组建一个支部、形成一座堡垒，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县被划分为2105个网格，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网格体系，每个院坝都有网格员，每个家庭都有对接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定期入户开一次家庭会、干一天农家活、做一件贴心事、吃一顿家常饭、住一晚农家屋。讲政策讲变化、解怨气解难题，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

（二）农村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根本改善。

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契机，我县农村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一是道路实现村级全覆盖。全县地方公路总里程为*公里，其中乡道*公里，村道*公里，全面实现农村公路村村通。

二是电力通讯得到极大改善。

将小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优先并网，大力改造低电压台区及过载线路，彻底消除无电户，大力提升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农村区域通讯信号不断深度覆盖，信号通达率达*％以上，村村通光纤，在*公里以内、*人以上人口集聚区域均具备光纤接入能力。

三是群众饮水得到全面保障。

20*年农村饮水项目投资达*万元，治理小型水源工程*处，新增和恢复蓄水*万方，巩固提升饮水安全人口*万，全力补齐了农村安全饮水的短板。通过集中供水、分散式供水等方式，实现了饮水管道到户，少数偏远的吊散户也能实现*分钟之内到达饮水点，不再面临天干缺水的困境。

（三）基层社会稳定形成常态

持续推动“六项专项治理”工作，实现基层社会稳定和谐。一是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紧绷政治安全这根弦，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渗透、对群众的争夺，严厉打击组织邪教、非法宗教、宗教极端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县干群及政法部门的努力下，20*年二季度*县群众安全感评分达*分（排名县级序列第一位，全市第二位）。较20*年的*分（县级序列排名第三位，全市排名第四位，评分上升*分）排名各上升两位。二是城市形象逐步树立。坚持城镇细管、智管、众管、严管，深化“马路办公”，做到警察上路、车辆限行、道路清障、违法重处、部门协同，建立“城警互认”机制，消除执法盲区。

三是行业行风得到极大改善。

重处违反师德行为，对打牌赌博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处理，专项整治买卖生源等不良作风，恢复教育生态平衡；成立*个“医德讲习所”，召开民营医院监管部门联席会，提升城乡医疗服务水平；全覆盖启动教师家访、医生巡访，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

四是坚决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

用好“民生之声”服务热线和网络问政平台，畅通群众*小时诉求表达渠道，群众满意度达*%。20*年信访批次、人次分别下降*%、*%。

五是乡村变美有目共睹。

全力打造乡村美景、挖掘乡村美味、弘扬乡村美德，开展“清洁家园·和谐邻里”活动，持续整治“无事酒”“豪华墓”，培育民风民俗，建设美丽乡村。*年征集家风家训*余条，累计整治豪华墓*座、劝阻“无事酒”*次。

六是党委政府政形象得到极大提升。

从20*年开始，渐次开展作风建设年、作风巩固年、作风提升年活动，持续推进“三察两评一述职”，社会人士和企业评议评价最差部门、最差科室，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底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县公开述职，接受群众监督和评价。

（四）基层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群众收入方面。

20*年我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元、*元，增长*%、*%，均高于GDP增速。调研组走访调研*乡了解到，当地户籍人口*人，20*年在农商行的存款有*万，20*年上涨到*多万；*镇*村*户*多人，20*年年底在农商行存款达*多万。

二是提升生活质量方面。

加快建设“智慧小区”，我县部分小区已开始采用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集成小区内公共信息应用和业主家庭智能应用，实现对小区内的建筑物、小区基础设施、各类居住人员等进行事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宜居环境。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县首个智慧小区金科·集美江畔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竣工评价。

三是社会治理方面。

我县于20*年开发了“*”户情大数据平台，对全县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平台通过采集、汇聚全县居民生产、生活及个人基本信息，将大数据运用到脱贫攻坚及社会治理等领域，实现了精准扶贫、智慧治理。同时，系统还承载了记录“四访”工作的功能，助力干部走访、医生巡访、教师家访、农技随访的高效运行。

（五）城市社区群众自治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以“小网格”托起“大服务”。

以社区社会治理网格化与小区自治网格化“双网合一”的管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民情、排查矛盾、发现隐患、了解需求、提供服务。落实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自治管理员四级网格责任，分级管理、层层履职、全面覆盖，实现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尽其责的良好治理局面。二是以“小组织”汇成“大治理”。按照政府指导、社区参与、居民自治的原则，探索以“三楼党建”引领，社区搭建平台，组织召开“三会”的居民自治模式，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探索“八步管理”工作法，通过自治管理委员会制定公约，小区出现了良好的共治局面。

三是以“小气候”影响“大环境”。

将居民自治与物业管理相结合、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相结合，既保障居民们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还有利于使居民的问题与困难得到及时的解决。探索成立志愿者小分队和自管委员会，完善《自治管理规约》，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全体家庭参与小区治理，有效改善了小区“脏、乱、差”的现象。

（六）干群关系得到极大改善

全县以融洽干群关系为主线，推行一系列创新工作方法。一是全面开展“四访四议”。基层社会治理做到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服务专访“四访”，村支两委会议、村民自治组织商议、群众评议、监督委员会审议“四议”全覆盖，增加干部、教师、医生跟群众的感情，通过村务的规范化与公开化获得群众的充分信任。

二是严格落实公示公开“六个一”。

让群众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到村支两委的工作情况与相关惠民政策，有效推进了基层群众工作。群众对基层干部更加信任，对基层政府更加满意。目前，经三方评估，我县群众满意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是纵深推进“两回两讲两解”。

常态化开展“两回两讲两解”活动，全县领导干部每年利用节假日回出生地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讲政策、讲变化，解民怨、解难题，用交心谈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行动，实现干部群众心心相印，全县形成了人心思进、共谋发展、斗志昂扬的干事创业氛围。据统计，20*年全县开展“两回两讲两解”达*场次。

二、我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干部老龄化严重，在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村、社区干部的年龄普遍较大，特别是支书、主任岗位，平均年龄在*岁以上。

二是干部业务能力有限，在不断推行无纸化办公形势下，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兵强马壮”，完成软件资料不成问题。而农村村干部整体年龄较大，使用电脑是“半路出家”，信息化办公基本难以完成。三是农村村级班子人力不足，城市社区通常有*多名干部全勤工作，但农村行政村人数不足一半：支书（主任）、综合服务专干、综合治理专干、本土大学生村官，而由*个人负责一个村几百乃至上千人的所有工作，业务相对繁重。

（二）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基础设施薄弱

大部分城市社区的养老、托幼、医疗、农贸市场、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农村社区仅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处有健身器材等群众休闲娱乐设备，还谈不上系统化的拥有群众服务设备。随着专门性事务的增加，各类工作站、服务点的制度牌挂得满满一墙，但也无专人料理上述业务。农村社区办公场所面积略显局促，基础性办公设备陈旧、不足。

（三）村（社区）组织自治边界及职能职责不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社区）一级作为引领居民民主自治职责的组织，受街道、乡镇的指导。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上面发布行政指令，下面村一级接收行政命令成为了常态。应对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较多，履行自治引领职责和政府管理职责界限模糊不清。村（社区）干部绝大多数时间在做如社会保障、信访维稳、征地拆迁等工作，无暇兼顾引领居民自治。干部们的智能手机里，名目不同的微信工作群多、职能不同的部门APP多、网址不同的业务操作系统多。村（社区）购买社会服务用于服务群众方面的具体工作的意识还没有形成，又同时要兼顾代为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自然是被庞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

（四）基层群众意识形态需正确引导

一是群众的法治思维还待加强。

群众在平时守法、遇事用法方面没有被正确引导，对于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二是基层调解队伍和调解能力不足。矛盾纠纷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基层司法调解工作在将矛盾纠纷消除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深度还不够。三是群众自我管理意识还待加强。个别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盛行，连找对象、打扫卫生等个人事项也要寻求帮扶干部的帮助。争当贫困户、骗取救济金的思想和行为屡见不鲜。家庭观念、宗亲观念逐渐被淡化，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体量较大。

三、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基层治理制度化建设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要让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起到引领作用，强化党的领导，落实“两抓两树”要求，以制度建设为途径，规范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以村民自治为主题，研究探索更适合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如实施“建立三长制度、树立三面旗帜、开展三项活动”的“三三三社区治理工作办法”。其中建立三项制度，即制定《“三长两委一监察”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在现有村支两委组织结构基础上，按县纪委监委要求落实一名监察联络员，依据自然村落和群众宗亲关系，采取群众自愿原则，每*户左右成立*个互助小组，推选*人担任组长；每*个互助小组成立*个互助会，从*名组长中推选*人担任会长；每*-*个互助会成立*个社，社长按现行办法推举或任命产生，两委是领导指导机构，依现有法律法规履行职能。

二是抓好群众思想建设。

持续深入开展“四访四议”“两回两讲两解”“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系列教育工作，巩固党员群众宣教成果，让群众跟党同心同向。

三是进一步抓好村居务公开。

要充分发挥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按时对各项村务进行公开，如惠民政策、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在法律和政策允许框架内，群众关心什么就公示什么，群众想看什么就告诉群众什么。以户户通的重庆有线广电智能机顶盒、社区群众聚集地LED大屏幕等平台为载体，让群众参与到村社区的具体工作中，切实做到“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

（二）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增加基层基础化治理投入

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提高村干部业务能力。创立村（社区）干部常态化进修班，完善村班子届期轮训计划，实现村（社区）干部培训全覆盖。培训课程倾向于业务性的科目，如计算机操作、office运用、公文写作等，让基层业务水平有指向性的提升。

二是增设更多村（社区）服务岗位，充实管理力量。

整合公益性岗位、护林员、低保户等人力资源，把一些在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召集起来，负责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并在村社干部换届时增设条件，只有在村（社区）服务一年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村社干部竞争、选拔。

三是优化人才选拔机制，给村社干部更多展示舞台。

注重为干部们引好“出路”，让村（社区）留住人才的关键是让返乡人才看到机会，给予他们继续在村级岗位上奋斗的动力，出台更多面向村社干部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让更多村社干部走上基层行政岗位，同时也满足了乡镇政府对擅长群众工作型人才的需求。注重为干部们留好“后路”，进一步完善对离退休村（社区）干部的社保等保障工作，加强对其的节庆慰问，安抚好为村（社区）事务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们。

四是加队对基层基础治理的投入。

大力学习“枫桥经验”，政法、组织、民政等部门牵头培养一批专兼职网格员，充实在城市社区和农村集镇中，争取、落实社区网格员工作津贴，完善社区网格化硬件设备。

（三）探索“智治”，推行“自治、法治、德治”三管齐下，打造“乡风文明”新农村

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一是努力探索“智治”。以智慧小区为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集成应用安全防范系统、智能访客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智能停车系统、积水监测系统等十余项智能化子系统。打破单个智能系统的信息孤岛，实现各子系统的综合应用和功效最大化，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在城区小区进行试行进而推广。二是用好用活村民自治。坚持村民的事情村民管，村（社区）支委牵头，村委会落实，组织村民代表共同修订“村规民约”，对村上的婚丧嫁娶等大小事务有章可循，让规定服众，让众人守规，共同监督，真正实现村民高度自治。

三是用深用透德治引导。

建立乡镇党校。发挥党员与群众代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基层党组织为战斗堡垒，推动清洁家园、和谐邻里等活动，建设文明乡村、美丽乡村。探索在各村组建三支党员先锋队，即党员创新发展先锋队、党员乡村文明示范队、党员公益事业服务队，带动产业发展创新，引领文明新风；引导村民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文明素质，增强大局意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开展三评比活动，即十星家庭、十二星党员、十二星干部的评比，抓示范，抓典型，树榜样，树模范，促进清洁家园、和谐邻里落到实处。

三是用严用实法治管理。

在党员干部方面，严格落实“十强化十严禁”，立好“高压线”，紧绷“一根弦”。在群众方面，持续做好“七五普法”工作，做好思想引导，通过法治宣讲、公益演出、文化活动等方式，深入开展“枫桥经验”实践行动。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三治”融合创建活动，创建一批“三治”善治示范单位。经常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化解，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化干部接访下访群众工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农村公序良俗建设。

（四）抓好“乡村振兴”的契机，让群众“富起来”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农村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齐头并进。二是扶持农村龙头企业发展。部分农村群众发展思路受限，对产业发展模式不够熟悉，通过更多优惠政策引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农村，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为当地群众带来致富之道与就业岗位。三是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好农旅融合发展，利用产业特色、地域优势、旅游资源，打造观光型绿色产业。

篇2：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西藏自治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而拉萨市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北侧，地理坐标为东经91°06′，北纬29°36′，海拔3650米。全市行政区域东西跨距277公里、南北跨距202公里，总面积2951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59467人，流动人口128.9万。拉萨市作为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藏传佛教圣地。齐扎拉书记曾说过：一年365天中，拉萨市有267天是敏感节点。所以拉萨安，则西藏安；西藏安，则全国的藏区安。以此可以看出，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优劣，将会对整个西藏自治区乃至全国藏区的社会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概念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在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可以将其理解为：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影响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政治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藏自治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的发展，党中央实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虽有利于少数民族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但由于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时，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致使“藏独分子”有机可乘。“3?14”事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拉萨市社会稳定问题，但由于近年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煽动、激化民族矛盾，使得拉萨市反分裂难度增大。而西藏自治区主要以藏族为主要居民，92.5%的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寺庙在西藏可谓随处可见，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藏族的宗教信仰，试图激化民族矛盾，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

影响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经济因素

西藏自治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就拉萨市而言，区内农牧民以畜牧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面对草场的退化、耕地面积的增大，怎样协调好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将是拉萨市农牧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拉萨市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是旅游资源经济收入，据拉萨市旅游局统计，仅201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1179.0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4.93亿元。虽然拉萨市旅游资源经济收入可观，但拉萨市旅游存在季节性，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因拉萨市旅游业萧条，经济发展缓慢，再加上三大节日（元旦、春节、藏历新年）的来临，各行业服务人员大批返回内地，使得拉萨市各行业出现大量关门停业现象，严重影响了拉萨市经济发展。

影响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文化因素

拉萨市是中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69个，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为数颇多的是有着崇高地位的宫殿寺庙，这与藏族的信仰密不可分。影响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一是，藏族对藏传佛教信仰，像雪?D节、萨格达瓦节等各种节日，都会有大量藏传佛教信仰者，围绕着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寺庙进行转经或者晒佛活动。大量人员的流动，加大了拉萨市社会治理的难度；二是，拉萨市是宗教信仰浓厚的城市，宗教主要分为本地藏族人员信仰的藏传佛教与青海、甘肃等外来回族人员信仰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习俗等不同，使得纠纷、打架事件不断；三是，藏族一些落后的封建旧俗，例如：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等，严重影响拉萨市的社会治理。

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要想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得到好的解决，在拉萨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拉萨市地理位置、人文等因素的特殊性，怎样在拉萨市社会管理与治理过程中，突出拉萨市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人针对西藏拉萨市社会治理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建议：

促进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一直以来，政府管理都是政府为主要管理的方式，而新时代、新形式下，单一的政府管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管理也需要向社会治理转变，转变后的基本任务主要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使得治理的方面更加全面。

依法治理拉萨，加大网络监管力度。依法治藏，加强网络监管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想强化对网络主体、网络行为的监督管理，切实规范网络秩序，为网络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就是要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创新监管方式，丰富服务手段，为网络市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发展新型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拉萨市作为西藏自治区首府，旅游资源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个别乡镇并不适合开展旅游产业，怎样带动贫困乡镇实现脱贫显得尤为重要。就尼木县而言，政府通过大力推进净土健康产业，作为尼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大的民生工程来实施，全力打造“尼木县乌米净土健康产业园区”，实施藏鸡原产地保护，从原种保护、品种优化、扩大规模和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

篇3：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改革

在社会建设中, 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引入, 政府和学界等对社会管理“治理化”的认识日益清晰。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力量。因此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促进社会组织发育, 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社会组织改革是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公共安全形势严峻;民众与政府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或对抗。

二、社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

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而言, 整体数量上有了蓬勃发展, 但水平不够高,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总数为431069个, 其中社会团体为238747, 民办非企业190479, 基金会1843 (1) 。到2012年增至49.9万多个, 此时我国每十万人口拥有的注册登记社会组织仍不到38个, 而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成百上千。因此我国社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仍然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究其根源:

一是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上存在偏差, 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 对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发展趋势以及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 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 没有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二是社会组织规范不够健全。目前社会组织的法规和规章主要以程序性规范为主, 实体性规范明显不足, 现在还实行的是1998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法律法规的滞后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导致很多社会组织无法登记注册。有的社会组织规章制度不完善, 有些甚至只有不规范的口头规定, 或虽有完善的制度, 但由于专职人员过少、财力不足等原因, 其目标和宗旨难以有效实现;有的社会组织无论从章程的制定、人事权、日常决策权, 还是内部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 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三是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国家目前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设计, 这种设计造成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的门槛过高, 使许多具有“合理性”的组织无法取得“合法性”外衣而游离在制度保护之外, 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设立和作用发挥;大量社会需要的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在监管方面, 存在监督力量薄弱、监管乏力的问题。

四是社会组织存在“政社不分”。目前我国大量的社会组织从政府部门中脱胎出来, 其机构、人员、设施等大都来源于政府, 主要领导大多由政府部门的领导或政府机关改革分流出来的官员担任, 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自治程度较低;同时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有的未经过专业训练, 具备公共管理知识、具有宏观协调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员短缺。

三、社会组织建设的对策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为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营造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一, 政府职能转变上的突破。“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 要加强社会管理, 更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要, 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服务重于管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二, 在社会组织规范上有新突破。目前政府对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团体存在以“管”代“监”这样一个误区, 主要表现在严守组织注册“入口”和对组织活动的过程缺少“监督”。政府对社会组织, 应本着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原则, 一方面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 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下放登记权限、对暂不符合登记条件的民政部门或授权社区灵活登记备案;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尽快从注重入口管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 加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 通过健全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第三, 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上有新突破。国外社会组织发展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 并提供财政支持。整体上讲, 我国社会组织实力弱, 在自足性、公信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更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资源支持, 以实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 健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权利与职责, 完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的法人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作机制, 要落实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以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动和服务能力社会公信力。

第五, 大力倡导公民志愿服务。推动构建以城乡基层为重点、涵盖各领域和层次的志愿服务网络, 统筹志愿者协调服务工作, 健全服务机构和协调机制;支持广大志愿者有效开展服务城乡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各类活动;探索实施社会工作制度, 健全对专业社会工作者服务管理和扶持激励的机制,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红云.《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年第5期.

篇4：新常态下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一、新常态下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1.留守人员的社会服务缺失，空壳村公共服务陷入两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农村青壮年不断流向东南沿海和周边城市，农村社会不断空心化，留下的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都属于弱势群体，青壮年常年在外使得儿童的家庭教育与管理出现真空，老人无人赡养的问题非常突出。随着撤村并校和老龄社会的到来，留守人员的社会服务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人口急剧减少使得我省很多村庄变成了空壳村，一方面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农村缺乏自来水，农村道路质量不高，教育设备缺乏，另一方面为边远山区的空壳村修建道路、通自来水等成本极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超低，有限的资金无法解决僻远山区的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问题。

2.不规范的村务管理；村级社会治理缺乏民主沟通与有效监督

当前在一些偏僻和贫困地区，有些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在职权上取代了村民委员会，过多干涉了村级自治，有的村级财务管理混乱，财务收支缺乏正规单据与凭证。由于农村村干部整体素质不高，缺乏与村民的协商沟通，老人、妇女与孩子参与村务管理的能力意识相对较弱，很多村民对村务了解甚少，并不是非常支持村干部的工作，有村民认为村干部在五保与低保等政策实施中倾向于亲房、亲戚与朋友，甚至怀疑村干部贪污村级财产，截留各种政府救济物资，不信任现象普遍存在。

3.黄赌毒与偷盗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局部农村社会风气有恶化迹象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社会节庆期间的赌博现象有蔓延之势，尤其在春节期间，有些农村的返乡农民工聚众赌博现象非常突出。与此同时，各类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随着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联系不断加强，城市社会中的一些色情文化被带到农村，一些农村妇女被组织到外地从事色情服务，农村吸毒现象也时有发生。当前农村警力配备严重不足，加上农村留守人员大多是弱势群体，近年来极个别农村出现了黑恶勢力，种种不文明现象表明，农村社会风气有恶化之迹象。

二、新常态下甘肃省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结合新常态下我省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国家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我们现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坚持系统治理与综合治理，既要提高服务还要节约成本

面对我省农村人口外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系统综合治理的思路，要把农村人口减少、城镇化、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以小城镇化与城镇化来适度集中农村人口，把人口较少且自然条件差的村直接向行政村或集镇，这样居民可享受到道路、自来水、信息网络等公共服务的便利，政府可节约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使用效率，可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扶贫济困等社会服务当中。要加强农村社会的综合治理，如整体搬迁，要解决搬迁后的就业问题、种养殖的技术与金融信贷等问题，为未发展起来的群众提供扶助和救助的配套政策。

2.坚持依法依规治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村务公开

面对村党支部书记干涉村级自治的情况，可结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党章》制定村级党支部权力清单，明确村级自治中党组织的职责，防止个别党员违反《村组法》来“领导”村委会，减少损害基层党组织形象的情况。对村级治理中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以及村务监督难问题，可以考虑利用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等方式主动向村民公开乡镇政务与各村村务，向村民公开村级内部物资的来源去向与享受低保的情况，向村民公开本村享受扶贫救济等资源的相关信息，在集镇人流集中的地方设立电子显示屏与政务公开栏，向全体人民公开乡镇政务信息及其村内事务，这样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还能有效监督乡级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提高村级社会治理能力。

3.监督和再造村委会，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凝聚整合功能

面对市场经济带引起农村互助关系解体，以及村民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问题，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新常态下村委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再造村委会。而加强村委会的职能，需要我们建立一支一心为民、有胆有识、敢干愿干的村干部队伍，我省可以考虑在推进乡镇改革的同时，把一部分乡干部直接下沉到村社层次，组成“村务协助监事会”，直接吃住在村庄，协助和监督村委会的基本工作。同时我们要扩大“进村进社”人员的招聘，扩充愿意留在农村服务的干部，对于村级工作一定年限且获得村民好评的干部，给予破格提拔。要鼓励有事业心与责任心的“村委会干部”，对其要有明确的财政奖励，通过各种政策，再造村委会，提高村委会的服务与凝聚功能，提高村庄治理能力。

4.过程治理与源头治理相结合，以社区公共文化引领农村社会风尚

篇5：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县政法委：

根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开展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确定治理目标和工作重点，深入开展命案防控、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轻生等五个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确保岁末年初社会安全稳定，现就开展治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开展命案防控专项治理，坚决防范发生命案。

年末岁初，我镇积极开展命案防控专项治理工作，对我镇辖区内学校、医院、企业、车站、酒楼等重要场所开展整治工作，共出动120余人次，科学开展整治工作。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应急办等工作人员到医院排查矛盾纠纷3次，排查出医患纠纷0宗，结合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工作实际，要求卫生院、各村（居）卫生站医生要认真负责处理好医患关系，签订承诺书。对无理取闹、性格偏执、言语威胁的人员要及时报告镇综治中心或派出所，确保我镇社会稳定，合全民之力抵抗疫情。

二、开展交通运输专项治理，坚决防范发生交通事故。

1.针对学生放假、多数学生乘车回家之际，东水镇交通部门及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积极开展交通运输专项治理工作。在镇中心小学、中学大门范围500米内科学设置关卡，禁止所有车辆出入避免造成堵塞。在街镇进出要道设置停车场，要求营运车辆排队等候放假坐车回家的学生。同时，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打击非法营运，对无证无牌车辆实行暂扣。2.成立春节交通值班工作组，在年二十五至年初八期间由派出所干警及管街道人员值守关卡要道，禁止机动车辆进入东水镇街道，确保街道路畅通。3.镇铁路护路领导小组成员到铁路开展铁路周边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与铁路派出所协同做好周边栅栏修护工作，保障春节期间交通运输安全。

三、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坚决防范发生火灾事故。

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重点针对村民自建房、出租屋、酒店深化开展清理楼道、电动车、检查老旧线路等三清一查活动，以镇村网格化落实责任单位，全面开展排查。同时，利用镇消防宣传车每日在各村、街道进行广播宣传，强化群众防范意识，确保春节期间不发生消防安全事故。

四、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坚决防范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为做好我镇安全生产工作，镇应急办、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开展防范工作。一是到辖内企业、酒店、事业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排查出3项安全隐患，并开具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自行开展整改。二是针对春节燃放、存放、售卖烟花爆竹情况逐一到商家店铺进行宣传，派发宣传单500余份，提醒居民、商家安全防范意识；同时，对售卖、存放烟花爆竹的商家进行严格检查，对存放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商家勒令停业整顿，极大保障东水镇辖内不发生安全事故。

篇6：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国家改革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为国家改革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为何提治理？一是传统社会管理空间位移。过去不是没有社会管理，但主要结构在职业空间里，社区只是单位体制的附庸和补充。现在，两个空间的位置做了互换。社区在整个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在社区这个单元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利益处理机制完全不同于单位化、行政化的模式，需要新的设计。二是行政体制存在先天缺陷。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社会需求，政府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不适应。首先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往往是标准产品，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非标需求，结果造成大量的社会需求成为制度、政策的“溢出”部分。其次是政府管理属于科层制、宝塔式的管理，处理社会问题的效率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再次是政府的职能“盲区”，难以应对综合性越来越强的社会问题。三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大的机构改革已进行多轮，但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多，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发育不够，政府职能转变缺乏合格的社会主体承接。群众利益诉求的碎片化，也与社会诉求表达组织化程度低，缺乏社会有效整合机制有关。事实上，社会治理水平的滞后，已成为改革发展稳定深化的瓶颈。

治理的基础是什么？一是公共空间正在萎缩。私人财富不断增加，对社区组织的依赖度下降，原来单位制下的公共物品不断私有化，如住房商品化、电表分户化等。在这些情况下，公共意识的形成、公共话题的捕捉、公共参与机制的形成，就显得相对困难。公共空间实际上在不断缩小，显然这大大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二是传统自治组织式微。居委会是传统意义上基层社会最大的自治组织，其地位作用得到法律的固化，但实际上这个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居委会缺认同、缺机制、缺能力、缺资源。严格讲，居委会的自治作用在退化。三是各种治理关系错位。首先是自治主体。即便我们界定居委会仍然是一个自治主体，但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各种文化团队等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正在互换位置。其次是社区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的有偿服务、社会的互助服务各自边界在哪里，相互关系又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再次，党的工作层次也不清晰。政权层面、社会层面、组织自身层面，党的工作重点和机制有何区别，也不是很明确。

治理的路径在哪里？一是倡导系统思维。在目前转型期，确定工作重点，考虑资源投放，不宜人为地分轻重主次，既不能对传统体制全盘否定，也不能守着传统格局不放，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多做融合的工作。二是发展协商民主。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政府一个主体、行政一个手段，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各主体平等参与，协商机制就是保障这一治理结构正常运作的重要制度。三是推进法治建设。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的转型，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

系和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制。在原来社会事务由政府统包统揽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事务经办人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运作的机制就是文件。实行社会治理后，政府与社会事务经办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契约、合同关系。此外，随着社会主体的大量发育和作用的扩大，也需要建立除行业自律以外的更为规范的约束机制，这就会大大激发全社会对法治的需求。从法治的角度讲，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与社会治理相匹配的法治理念、法治导向与法治环境。作者系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篇7：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基本情况

*社区现有总户数1855户，其中常住户498户、外来户1357户；总人口5904人，其中常住人口1695人、外来人口4209人；汉族4835人、回族904人、维族112人、哈族17人，其他民族36人。住宅楼12栋，出租房屋1123间。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镇建设取代了原有的农田设施，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医患纠纷、“三农”问题等等，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纠纷。因而，本文由此入手，对现阶段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进行了探析，着重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此来探究如何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有效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好城乡结合部地区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评估和分析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和社会治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实践经验，适应现代化建设客观要求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治安决策。它是科学管理社会治安的行为，是立足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带有长期战略性的方针和政治任务，也是各行业、跨部门的全社会范围的系统工程，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社会治安就整体而言，离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局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从根 本上确保社会稳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从现今形势看，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人民内部也会有矛盾，而且矛盾的复杂性、敏感性和对抗性也在不断增强。这一点在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明显，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镇建设取代了原有的农田设施，城乡结合部由此而生，这不同于城市稳定的管理秩序，也不同于乡村淳朴的民风民俗，交界处的发展滋生了诸多问题，如：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医患纠纷、“三农”问题等等，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纠纷。因此，面对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形势，如何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有效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好社会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定义和原则 2.1 定义

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法律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完善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人民权益，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严重影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问题和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二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 精神文明建设。其实质是要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及时对违法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多环节的防治活动，根本目的是堵住导致违法犯罪的漏洞，从源头上进行预防和治理，不断减少和消除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长期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2.2 原则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主要有四条：一是政策性、预测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明确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作用，明确政策导向，又要科学判断我国社会治安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出符合客观需要的综合措施。二是社会化、普遍化原则，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党、政、工、团、学校、企业、街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甚至家庭的作用。三是领导责任制原则，即对于各部门、单位、地区负贵人应建立明确的责任制，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更强约束力。四是标本兼治原则，即“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考虑长远发展。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 存在的问题

3.1.1刑事案件高发，新情况新问题多

一个时期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对 严重刑事犯罪的遏制，如：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总体治安状况良好，但在城乡结合部的刑事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多个地区被列为社会治安复杂地区来进行综合整治。

就全国近十年的犯罪率来看，1999至2001年呈快速增长趋势，之后每年在高位保持相对平稳，到了2009年刑事案件发生率达到了最高点，治安情况不容乐观。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手里有了钱，“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不禁又多了起来，“两抢”、“两盗”、高科技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走私、诈骗等各类犯罪日益突出[8]，大多是整治的风声一紧，一些不法人员就暂时躲避，风头一过，又卷土重来，因此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案件和可防性案件在局部区域还很难得到有效控制。在这些案件之中，更不乏公安部规定的八类恶性案件以及一些涉毒、诈骗等高科技犯罪案件，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给公安人员执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给现行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立法和技术管理手段带来了新的挑战。

3.1.2 外来人员繁杂，治安管理压力大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到大城市中寻求发展。在上海的嘉定区、宝山区、松江区等区县都有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据统计，1983年上海的外来导入人口只有50万人，到了1993年升至242万人，而到了2001年，全国跨省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就有8%流入了上海[9]。从最新的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来看，全市常住人口超过2300万，其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8977000 人，占39.00%，与上一次普查相比，十年间增长了159.08%，使得上海一跃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使人们在感叹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嘉定区江桥镇4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超过15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小商小贩、摊位摊点到处都有，严重污染着周边的生活环境，而出租屋、同乡村的大量出现，也大大增加了执法人员排摸整治工作的难度。不少外来人员一无资本、二无技术能力，想到大城市来淘金就走歪门邪道，各种地下工厂、非法加工点、小作坊、黑店、发廊、废品回收站、无牌无证网吧等场所大量产生，他们制假售假、生产有毒食品，一些孤身出来闯荡，无依无靠的年轻人还很容易拉帮结派，由此产生一个个盗窃团伙、诈骗团伙、暴力侵占团伙、贩毒团伙、放高利贷团伙、拐卖妇女儿童团伙等，对经济秩序、社会风气和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且由于外来人员人数十分庞大，对交通、物资供应、就医、子女就读、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民生的服务和保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时间 “人员流动杂”、“生活环境差”、“治安管理乱”几乎成了城乡结合部的代名词。

3.1.3 机制体制不够完善，执法工作缺乏抓手

城乡结合部往往是两区的交界处，随意占道、非法设摊、环境脏乱等问题相当严重，不法商贩利用城管人员“执法时间不同步”和“跨区域执法难度大”的特点，时常与他们打起了“游击战”。而执法队员也会以此为借口，相互推诿，将责任和整治任务推给他人，和不法商 贩打“持久战”，甚至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保护费”，纵容各类违法行为的发生，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交界地区的一大顽症。

另外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对人的管理控制也随之减弱，在政策法规的执行上常会遭遇瓶颈，极大地影响了办事效率。在具体的工作开展中往往会发生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手段、物质和法律法规保障，而使执法人员感到对违法犯罪分子无力打击的情况，常常是“抓了罚，罚了放，放了再抓”，一旦案件达不到起刑点或缺乏足够的人证、物证，就只能以思想教育和适量处罚为主，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对于长效管理来说可谓是一大弊病。

3.1.4 群体性事件增多，人民内部矛盾凸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某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各级政府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引发了多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社会各阶层，涉及企业劳动关系、非法集资、军队退役人员、行政执法、企业改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利益分配、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8]。特别是因劳资纠纷、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大多群体性事件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他们目标明确，分工具体，有人现场协调，有人遥控指挥，有人暗中指点，有人经济资助，聚、散、进、退井然有序，以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暴力抗法，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与政府对抗，部分上访人员为达到目的，不顾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多 次超越理性聚集上访、越级上访，采取过激手段给政府施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这些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一旦得不到及时处理，往往会演变为社会治安问题。3.2 形成的原因

3.2.1思想认识不到位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措施已有20年了，但有些部门、基层党政领导对社会治安工作仍存在认识不高、重视不够、抓得不紧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迅猛，基层部门领导都想借着城市化推进的东风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而忽视了安全管理和安全防范，给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使各种治安灾害事故屡有发生。他们思想中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错误观点，即社会治安只是公安政法机关的职责，作为非公安政法机关的单位应以抓经济建设为主。因而在行动上对综合治理工作缺乏积极配合与协调，群防群治队伍的人员和经费难以保证，往往使个别地区的综合治理工作形成了公安政法机关单兵作战的局面，治理的力度自然是有限的[10]。

3.2.2制度仍不完善

法律有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性，这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尽管我国近年来加大了立法力度，加快了立法节奏，适时出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各地方部门也根据区域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条例，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执法队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 仍遇到了不少对社会实际有严重危害而并无法律规范的情形，使公安机关欲严管而无据。

另一方面，有些基层管理队伍存在“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重突击、轻长效”，一遇到上级检查，就采取突击整治的手段，在短期内控制住局面，一旦检查部门走后就放松了管理，各类问题又逐渐恢复原样，成为无法根治的顽症，这样周而复始，缺少一套法治化、常态化、制度化的管理机制。

3.2.3执法队伍素质不高

不少地区的执法人员多是下岗人员再就业或是贫苦农民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整体素质较差，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执法人员根本不具备做公安政法人员的基本条件，法律知识贫乏，法律意识淡薄，在办案中常犯低级错误；二是执法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以执法作为聚敛钱财的时机，往往贪赃枉法，破坏公安执法秩序；三是有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受地方或上级领导“说情风”的干扰和制约，而不能严格、公正执法；四是少数执法人员贪生怕死，面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威胁、恐吓而不敢管、不敢办；五是有些地方执法队伍中仍有一些特权自傲的法盲在混事。这些人年龄偏高，办案水平却偏低，参加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平庸，却骄傲得很，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人往往不学法、不懂法、办事凭“经验”，常常执法违法[10]。

3.2.4缺乏宣传引导

在治安管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往往会“重手脚、轻头脑”，偏重于对管理对象“手脚”行为规范的约束、纠正、处罚，而忽视了对他们 思想、情操、修养等“头脑”中基本素质的教育、培养和正确引导。对于大量的外来人员多采用放任自流的管理模式，很少针对他们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和各类文体活动，特别是在科普、法律方面的教育力度明显不足，家庭教育有些畸形，学校教育有些偏向，社会教育有些无序[11]，而当地百姓优越的生活条件、贫富差距悬殊等原因更容易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在利益的驱动下逐渐走上歪门邪道。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个别问题早有苗头却没有及时地去解决，瞻前顾后，思来想去，直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而在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中，还经常缺乏耐心的解释、正面的宣传和积极的引导，言语用词不当易激怒对方，导致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事态发展越来越恶化。4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对策 4.1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

根据犯罪社会学理论，产生犯罪的根源在社会。目前，我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贫富差距还存在，这是现阶段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经济社会原因，也是产生突出治安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原因 [8]。

要坚持走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人才为根本、以产业技术为重点的自主创新路子，逐步发展当地经济。这样既能增加就业岗位，解决了当地百姓和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出路问题，又能改善群众生活，适当增加相关的福利待遇，稳定他们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党和国家的热爱[12]。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只有大力发展经济，跟上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全面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社会治安才会得到安定。4.2健全法律体系，完善考评机制

现代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一切政府行为都应该透明化，一切都要按法律办事。所以要加强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体制创新。可以在参照中央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地方立法来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特别要加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如：2011年3月1日上海正式实施了《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对商业楼宇防范、流动人口管理、网络治安管理、大调解工作等方面作了规定，针对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重难点问题作了细化说明，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责任，明确行政执法程序，明确公民应尽的权利和义务。

另一方面，除了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外，日常工作的勤检查、勤落实也尤为重要。要构建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认真研究制订和落实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工作程序，增强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的科学性、操作性，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责任，不断完善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的考核程序、考核目标和考核内容，切实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能力和实绩与晋职晋级和奖惩直接挂钩，定期进行检查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晋职晋级和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把做好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工作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13]。4.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员素质

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原有单

一、单调的基础上，要以弘扬人文法治精神为核心，以提高公民素质为目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一线执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外来人口以及青少年为重点对象，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14]。在内容上，要紧贴时代脉搏，转变观念，放宽视野，使宣传内容更贴近群众生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形式上，可以借助微博、网络、手机信息平台等新兴媒体，开专栏对综合治理工作的经验做法、典型事迹、法律法规进行报道，还可以配合传统的黑板报、宣传册、公开栏等形式进行宣传。要利用一切手段，营造学习氛围，帮助百姓“学法、守法、懂法、用法”，从普法教育入手，逐步提高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

4.4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仅靠一两个部门是无法完成任务繁重的排查整治工作的。各有关部门应树立“打防结合、管治同行”的指导思想，把严打、严防、严管、严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广泛发动群众，鼓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群防群治的队伍中来。

如上海市嘉定区实行的“大联勤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它将综治、公安、城管、工商、食药监、建交、房管、卫生等各类行政执法力量和城市管理资源有机整合，采取网格化区域管理模式，建立区镇村多级联勤工作站、联勤中队、联勤分队等队伍，共涵盖了6大 类77类事件。在政府部门“一元化领导、常态化管理、技术化支撑、社会化参与”的理念引导下，联勤工作队员利用“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问题迅速，为百姓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真正达到“环境联治、纠纷联调、治安联防、平安联创”的奋斗目标，使大联勤工作成为坚强、有力、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4.5密切干群关系，共建和谐社区

要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必须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汇集了来自当地农村的村民、城市动迁的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等各类人群，数量庞大、流动频繁。因此，可以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引导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团结起来，增强社区新家园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培养他们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归属感，进而改变以往综合治理过程中“重管理，轻服务”的局面[15]。

而更重要的是，基层管理部门应转变作风，利用开展“创先争优”、“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契机，多走访，多倾听，多关注民生。通过经常性的入门串户，面对面地交流沟通、实打实地解决问题，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畅通社情民意的渠道，也进一步消除隔阂、密切干群关系，为辖区居民提供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形成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强大合力，推动管理服务长效常态化的最终实现，共建和谐新家园。5 结语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随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涵的延伸和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对综治成员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13]。

篇8：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旋风在资本主义发展长河中是极富时代意涵的历史时间点。它不仅表征着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狂热的冷却, 更昭示着高举“公正”火炬的福利社会到来。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 享有共同语境意义的“现代化”就成为西方社会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共生点, 使西方历史经验教训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具有合理性。

二、概念梳理

(一) 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内涵。

笔者倾向于将“现代”界定为若干以“现在”为基点的时间点之串联, 这些时间点具有某些实质上历史相似性和相联性, 这种历史相似性和相联性即为“现代性”。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 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中主要内容是: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民主化、社会上城市化、文化上世俗化、组织上科层化以及观念上理性化等。从动态意涵讲,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性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一定意义讲, 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现或展示过程, 而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目标。[1]

(二) 效率原则。

所谓效率是指某项劳动或物理运动的效果和投入劳动量、工作量或物理能量之间的比率, 简言之, 即是产出和投入的比[2]。效率原则主要目标是追求高效益——以一定投入换取最大产出或为达到一定产出而尽可能少的投入。

(三) 公正原则。

按自由主义者看法在当代平等成了公正的内核, 主要内容包括: (1) 权利平等。公正原则要求最低标准所确定的各种权利平等扩展至所有人身上, 无论肤色、宗教、民族、性别、财产如何。 (2) 机会平等。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体系中一切可望得到的职务和地位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

(四) 效率和公正的矛盾关系及其衡量指标。

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存在冲突。这决定了经济领域主要精神的效率和政治领域第一精神的公正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矛盾姿态出现。它们锁合中始终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不仅证明两者在适用上都有各自空间、限度, 还诠释一种关系:两者中任何一者被过分推崇都必然是以对另一极的过度压制倾轧为代价——或是效率原则侵入政治领域挤压了公正原则, 或是反之, 本文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具体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 本文将引“基尼系数” [1]作为衡量标尺。一般而言当一国基尼系数超过了 0.4的警戒线则说明该国对效率原则推崇已经形成对公正原则的挤压, 使社会潜伏着危机。

三、从民主主义时代到福利时代的西方世界

(一) 危机根源及其危害。

大危机前夕, 狂热于高效率的美国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很高数值, 而且这种现象也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少数富有者的收入过高, 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而形成‘储蓄过度’。工人阶级的广大成员收入微薄, 勉强度日, 形成‘消费不足’。”[2]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万能”:听任“看不见的手”遵循物竞天择的进化铁律发挥作用, 社会和谐就会在个人私欲的自由释放和碰撞中实现。于是, 效率原则侵入政治领域导致政治活动公共性淡化, 政治行为完全服务于追求效率的经济目的, 最集中表现就是胡夫政府对放任主义理论的鼓吹和政策倡导。作为公共权威的政府无法正确解读自己的公共角色, 根本不能合理处理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更不能为公众生活赋予健康的价值意义, 抚慰公众心中的挫折感和失落感, 也就是说对效率的狂热不仅使政治领域出现了危机, 它还把这种危机引向了公民文化领域。一遇经济危机, 政治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长久蛰伏于公众内心的挫折感和失落感就会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加剧危机伤害度。

(二) 治理途径和教训经验。

面对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罗斯福总统在政治传统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之外, 又给自由增加了‘不虞匮乏的自由’和‘不虞恐惧的自由’两项, 丰富了自由的平等诉求的实质内容。”罗斯福总统摆正了公正原则的位置, 在实践的意义上为福利社会的建构作了最好的表率。新政后,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重新定位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的矛盾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整。贫富差距被抑制在社会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 社会良性发展快速地复苏。[1]诚然,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适当的贫富差距对经济起飞的国家是必需和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漠不关心和顺其自然, 而是必须将之限制在社会的承载能力之内, 避免引发社会问题。在原则层面上归结这一结论, 则是对于效率原则单方面推崇可能具有阶段上的合理性, 但是从长远来讲极为危险。对于无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效率狂热都逐渐在升温的民族, 在效率形成对公正挤压的关口上悬崖勒马之难度是相当大的。

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及治理

(一) 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危机。

目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说法各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0.4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 南开大学的研究结果是已超过了0.5。考虑到最高收入阶层中有不少未经过统计的灰色收入, 很可能事实上我国基尼系数早已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当然, 高基尼系数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有庞大中间阶层的我国香港特区基尼系数很高, 特区政府却通过税收杠杆很好地调节收入和转移支付。但就整体而言, 我国还不具备利用税收杠杆进行收入调节的能力和环境, 也没有成形的庞大中间阶层缓冲社会矛盾。种种迹象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危险程度。

(二) 危机矫正的措施。

我国所需要的不是破坏性经济增长, 也不是充满失落挫折的公民文化和精神样貌。我们所需要的是社会和谐:它意味着经济良性增长, 意味着一种积极向上、精神饱满的健康文化和社会强大的承受能力和制度、秩序较高的弹性应变能力。“……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而不是依赖经济的自然演变……”[1]中国政府因而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负有不容推卸的第一责任。中国政府应该将效率和公正限制在各自的领域, 建立两者之间良性制约的互动模式。

1.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由只重经济到重社会综合发展。

发展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众多方面。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舒服、消除各种歧视压迫、提供公正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 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发展不仅只是高效率, 它还包括公正平等为每个人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应仅是GDP增长, 而应该是社会整体和谐发展。树立正确发展观, 由只重经济到重视社会综合平衡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2.大力加强发展社会中间阶层的力度。

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两头小, 中间大, 即富裕人群和低收入群体都是少数, 中间群体成为社会主体。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 它在政治上与政府和执政党保持一致, 是支持政府的中坚力量;又是经济的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 可以保证经济应对危机的弹性能力;还是文化的投入者、主要消费者和创造者。稳定庞大的中间阶层存在和不断壮大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后起国家进行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 而中间阶层的不断发展也体现了公正原则适用效果。

3.建立健全全社会制度体系。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当前社会保障中二元化倾向。扩大社会保障支出的覆盖范围和程度, 提高广大农民的福利待遇, 推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城镇内部破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上的制度分割状况, 推动城镇内部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改革税收制度, 破除现有税收制度的二元性, 细化个人所得税率的等级, 通过税收杠杆抑制和缩小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拉大。[2]

4.重视发挥NGO在救助弱势群体中的作用。

广大民众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实际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力和权利得不到完整地保护。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不公正——经济发展并没有平等的惠及到他们身上。大力培养民间草根组织, 通过这些组织来提高民众保护自己的能力就是一条适宜的途径了。民众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正是一个社会公正与否的衡量标准。

五、结语

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依然呈现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 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当前社会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给社会上大部分人带来生活的宽裕和舒适反而给社会带来危机。笔者认为是当前一些社会观念对效率原则的狂热斫伤了公正原则, 我国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反应, 这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摘要：现代化进程中, 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两大领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冲突——作为经济领域主要精神的效率形成对政治领域主要精神公正的严重倾轧, 两极分化加剧导致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普遍富足的悖论。这种情况与西方民主时代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强历史相似性, 使西方现代化教训和经验具备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危机的产生、原因、危害以及如何预防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贫富分化

参考文献

[1].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出版书店, 1998

[3].丹尼儿.贝儿.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三联书店, 1989

[4].张永桃主编.行政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徐大同主编.现代西方政治思想[M].人民出版社, 2003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商务印书馆, 1992

[7].严强, 张凤阳, 温晋锋著.宏观政治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 1988

[9].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0].吴婕.关注弱势群体, 发展和谐社会.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