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精选十篇）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1

一、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含义

(一) 治理与善治。

治理思潮是近二三十年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公共管理思潮, 它的主张中, 不仅有对当代公共管理方式发展方向的论述, 也有对解决目前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各种政府危机出路的探索。目前, 学术界对公共治理的研究与治理理论密切联系, 治理理论为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权威性定义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治理是相对于统治而言, 指在治理过程中, 不仅要依靠国家的力量, 还要依靠社会的力量, 它强调的是政府、社会二者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相互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 治理理论慢慢渗透并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 其对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和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治理理论者还纷纷对社会治理目标进行探求, 他们将治理要达成的理想化模式称为“善治”。在他们的不同表述中, 善治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 参与性与协商性; (2) 合法性; (3) 责任性; (4) 透明性; (5) 法制性; (6) 回应性; (7) 有效性; (8) 公正性。

尽管各位论者对善治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见解, 但他们都认为,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 是两者结合的最佳状态, 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过程。

(二) 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实践证明, 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政府过度干预会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效率低下, 政府财政危机等问题。而如果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自由, 同样会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失灵。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模式是在政府与市场都存在失灵的背景下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 指的是打破关于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的二元结构的框架, 主张“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共存, 就是在治理理论慢慢渗透并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而形成的一种强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关系, 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那么, 什么是“强政府”、“强社会”呢?“强政府”不是指政府的规模或者政府的职能非常的强大, 而是指政府的能力很强。政府必须把精力放在其应该处理的事务上, 政府的理念应该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而不是掌舵”了, 所以“强政府”是指政府的服务能力很强, 即服务型政府。“强社会”则是指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公民社会, 这当中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发达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高度参与意识的社会公民。

二、我国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模式现状

(一) 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目前, 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正处在由“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向“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型的过程当中。在转型的过程中, 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呈现以下特点:

1、转型方式是渐进式的。

这种渐进式转型是相对于激进式转型而言的, 指政府逐步地把一些职能向社会回归。我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这一特点, 决定了其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也必然采取这一转型方式。如今我国的市场基础、社会组织还不成熟, 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不能像其他一些市场基础好、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那样, 政府的职能作用一次性完全退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 而应该采取渐进式转型方式, 在转型过程中应该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治理模式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

2、政府在转型中起着主导作用。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 政府将仍然在许多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从而增加了其在转型过程中负有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会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来积极影响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有计划地培育各种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主能力, 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 逐步完善和谐社会治理结构体系。政府应以多种角色参与其中, 发挥其推进作用。

3、公民社会有所发展。

公民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非政府组织 (NGO) 、民间团体、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数量有所增加, 种类不断增多, 所起的作用在逐渐扩大。例如, 一些行业协会在各自的行业里帮助政府起到规范和管理的作用, 还有在农村兴起的村民自治组织也对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4、治理主体逐渐由一元向多元转变。

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壮大, 在很多公共领域中, 政府组织不再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非政府组织灵活性强、运作高效等优势逐渐显露, 能比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外, 在政策的制定方面, 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也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部门提供意见, 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公共治理的方式正在由集权化向民主化转变。

(二) 转型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1、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

政府职能转变就是为了实现政府只管该管的事, 把那些可以由社会或者应该由社会或者由社会管理更好的事务交给社会, 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必然会影响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 政企不分。这是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将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 政社不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发展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这种职责并不等于由政府部门直接进行那些事务性工作, 如社区服务以及志愿者活动, 等等。在这种条件下,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2、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善。

从数量上来看, 各种社会组织的确增长很快, 但是这些组织自身却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这些组织能够控制的资源有限, 独立性不强, 很多组织仍然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组织的管理制度还不是很规范, 资金来源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也直接制约着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

3、政府与社会、公民的沟通互动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 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等都是政府与社会、公民进行信息传递与沟通的积极尝试,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类似这种类型的沟通交流机制还太少, 而且已经存在的一些机制本身也不是很规范。这一方面会影响组织、公民等对政府政策和信息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 同时政府在政策选择过程中也缺少了很多的依据。

三、如何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

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 也就是要构建一个“强政府, 强社会”的模式, 具体步骤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在政治层面上, 要确保国家与社会相对应的政治地位。

首先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 不能出现国家 (或者说是政府) 独大的情况, 应该确保两者独立且对应的社会地位。必须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观”。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宪法层面, 要规定好两者各自享有的权利。目前, 我国宪法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还比较全面, 还规定了一些根本的或基本的政治制度, 但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先在政治层面确定两者的地位, 才能为构建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模式提供制度支持。

(二) 建立有限、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要构建共同治理模式, 政府必须进行职能改革, 确保政府真正做, 而且是仅仅做自己该做的事。服务型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而不是管制。服务型政府的标志是有限政府、民主政府、法制政府、透明政府、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政府。只有建立了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能力才能提高, 从而进行有效地社会管理, 公民社会也才能够获得有利发展的足够空间, 才能有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

(三) 逐渐培育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共同治理的另一个主体就是社会, 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 他们既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互相联系的桥梁, 又是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主体。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包括六要素:1、社会自治;2、个人主义;3、参与性;4、公开性和开放性;5、法制;6、多元主义。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方面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加强法律环境建设,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四) 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体系。

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实现共同治理的基本保障。政府与社会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互动和合作, 形成治理网络。政府要建立畅通的社会沟通和协商机制, 保证社会各阶层与政府的信息交流通畅;建立保护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保障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流动制度, 实现公民在求职、迁徙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建立约束政府与社会双方的法律体系, 保证合作的对等化和持久化。

(五) 确保共同治理主体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

首先, 政府的权力要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 避免出现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的状况;其次, 政府也要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监督, 避免其他治理主体只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现象。所以, 要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机制, 比如制度程序监督、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问责制度, 等等。政府也要对社会进行监管, 努力做到既保证公平效率, 又确保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状况决定了其统治和管理制度。随着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 我国原有的“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我国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 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

关键词：政府,公民社会,共同治理

参考文献

[1]颜如春.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6.1.

[2]张菊梅, 刘伟.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7.9.

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篇2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社会治理新模式 篇3

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成新起之秀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的营利之争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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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模式与发展趋向 篇4

一、当前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缘起

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分化日益加剧, 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治理因此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为有效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必须厘清和明确社会治理创新和变革的缘起, 只有深刻把握了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逻辑动因, 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与创新的实践。

(一) 多元化、复杂化社会深层次结构与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冲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化, 已经将原有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将其解构, 进而迫使政企分开、国家与社会生活分离。最终使得一元化的国家与个人、社会共生的社会模式得以瓦解。在逐渐解构一元化社会治理结构过程, 势必加快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公民的再组织化, 从而形成多元化主体社会阶层。深化改革势必也会影响政府体制下的单位, 原本体制内人员逐渐向社会人角色发生转变, 从而扩大了社会流动人员的基数和层次结构。以宁波为例, 改革开放促进了宁波海外贸易发展, 加速了宁波经济的快速转变, 同时也造成了宁波作为流动人口数量较为庞大的海滨城市。2013年宁波市全市范围内可调查的暂住人口高达485万人, 90%以上是来自于外省市。宁波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可以预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剧, 这种变化仍将持续。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结果导致社会治理对象、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原有的一元化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不能很好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形势。除了少数体制内人员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央企工作人员等) , 在体制外人员的社会人员关系包括了社会保障 (医保、养老服务) 、人事就业、社会权益表达等都将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可见, 社会治理对象和功能在不断拓展, 原有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然难以甚至不能很好地承接和实现治理功能, 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 供给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满足多样性的社会需求的冲突

市场化改革在瓦解和重组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 也促进公共需求的持续增长。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需求的无限性和供给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既反映出当前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失灵的一面, 同时也成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宁波城市化进程走在了全国前列,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指标也名列前茅。尽管经济发展对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诸多问题。倘若外在经济环境发展过快, 社会发展的步伐没有及时跟进, 经济发展中所引发的新矛盾势必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诱因, 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 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大环境建设, 甚至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因此, 采取何种方式去化解政府单方面向社会公众供给服务的状况, 同时借助何种恰当的方式去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只有诉诸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有效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 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解决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实现“以变治变”。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模式

(一)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由于需求本身具有内生的性质, 从传统实践来看, 上级对下级命令式的任务分配和实际需求是无法对接的, 也无法解决需求的分散特点, 因而造成资源只能集中供应的矛盾, 最终导致实际需求和资源分配的不一致。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应当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并以项目为载体。前者会改变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封闭的运作方式, 真正反映了公众的实际需求, 将原本处于体质外的公众真正融入到社会管理, 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后者突出的服务供给方从单一主体转变为多种主体, 强调了多元参与的合作式的社会治理理念, 最终将形成以实际需求作为驱动的从下至上的资源分配制度。因此, 为了在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引导下, 寻求为社会公众提供新型的社会服务, 在本文所指的服务供给模式主要是以项目为载体。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不同于传统的仅仅依靠上级的具体指令行事、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是明确提出了从管理整个环节的下游的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往上游逐层递推式的新型发展模式。该模式重点强调的是社会自我管理。

基于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来分析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的“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该项目深入贯彻了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为了克服自上而下、低效的传统治理制度, 首先将社会公众分为一般和特殊群体。其次, 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健康需求开展对应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这些项目由退休教师和退休医生组成的街道健康促进协会负责开展和人员分配。通过邀请健康讲师团、心理咨询协会和医疗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为公众普及身心健康方面的知识。另外, 招宝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对项目进行监督跟进、分析和评估后期状况。从以上实施措施来看, 此模式主要依靠项目本身的针对性、模块化和可评估性的特点从而向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和服务供给的一体化。从以上的实践来看,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发现在实施后仍可评估修正, 从而说明了以项目为载体的可操作性。综上所述,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是一种社会自我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它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 让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它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让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可能。

(二)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解决市民求助难问题, 建立了市民求助平台——“81890”。服务平台的互动桥梁功能, 为市民提供了生活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服务, 很好地解决了市民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从平台架构来看, 整个平台包括规划方、服务方和使用方。海曙区政府作为平台的规划方, 负责平台的全程搭建、组织、融资和监督管理;平台的服务方包括相关政府机构、非盈利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个人志愿者等等;平台使用者主要为市民个体。从实践效果看, 该服务平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达到了政府、企业单位和市民的三者共赢的良好局面。很显然, 该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管理模式, 实现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 社会公民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社会公民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体, 公民主人翁的意识因此得以强化,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从服务平台实际操作来看, 此服务平台能够针对公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 其效率和回应性均胜于传统模式下政府管理的效率和回应性。

综上, 政府通过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合作, 不仅可以吸收各方力量的参与以增加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供给, 而且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 让公众体会到公共参与的意义, 实现了高效的社会治理。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组织是作为社会功能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 在公共合作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这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需要政府政策的精心培育, 在培育过程中需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但这种主导作用是基于以社会公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一味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指令行为。换言之, 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会削弱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 相反, 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种新型的、基于社会治理的政社关系也因此得以应运而生。

三、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向

当今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的发展需要改革和战略转型, 转型不仅包括经济转型, 而且包括社会转型。其中,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建立在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型和多元参与格局的基础之上。社会治理有别于社会管理, 两者虽仅一字之差但有内涵上的本质不同。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单一的主导行为, 而社会治理重点突出的是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 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报告中的新提法, 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然而, 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消失, 强调社会公众参与也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众多性等特点, 任何一个组织的能力都是有限,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之间寻求一种多元机制的协同治理, 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现共建共管共赢的格局。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当今马克思中国化的又一项伟大成果,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具体体现在:第一, 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 为社会公众各种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法, 改变了社会事务治理中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第二, 最大程度地激发和促进了社会公众的参与, 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 促进基层民主的有效开展,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人民群众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 增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第三, 多元化参与格局的营造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 使得基层工作人员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 增进公民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满意度。

摘要：新世纪以来, 各级政府纷纷探索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以期加强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文章在探究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缘起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了宁波市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及其实践。宁波经验表明, 社会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之道是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治理的模式与格局, 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优势。只有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合作治理

参考文献

[1]李慧凤.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10 (01) :67-72.

[2]中共宁波市委政法委员会课题组, 蒋朝栋.基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管理研究——以宁波市社会管理为例[J].公安学刊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 2010 (03) :9-14.

[3]郁建兴, 李慧凤.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1 (05) :40-46.

[4]石婷婷, 梅旭龙, 石群华.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与创新——基于宁波市北仑区新!街道的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 2011 (12) :149-153.

[5]《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调研组, 赵宏.人民群众自主管理社会事务——宁波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 2012 (01) :34-38.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5

一、构建组织运行体系，让“两家人”变成“一家亲”。为有效化解物业矛盾，坚持把物业服务管理融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成立小区“红色物业”党组织，共同参与小区治理、研究小区规划，有效打开物业与业主之间的“心疙瘩”。积极推行素质提升计划，由社区党组织、各物业服务企业行政主管部门重点围绕服务群众、物业管理、党务知识等内容，对党员干部、业务管理工作者等开展专题培训，不断提高解决群众问题的能力。采取双向培养的方式，在发展党员上向“红色物业”党组织倾斜，注重将物业公司骨干力量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物业公司骨干，切实把“红色物业”党组织打造成联系服务群众、强化物业管理、传递党的声音重要平台。目前，已成立“红色物业”党组织12个，培训人员62名，新发展预备党员2名。

二、坚持多方议事原则，让“一言堂”变成“众口议”。积极推行民事民议民决，围绕居民小区内各类问题、事项决策、小区规划等内容，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四方”共议机制，围绕社区统筹协调、社会组织资源引入、业主委员会监督管理、物业服务企业有力执行等职能划分，针对小区内各类民生实际问题，及时召开“四方”共议联席会议，共同协商处理，层层转交办结，有效解决小区院内私搭乱建、车辆乱停、下水道堵塞、消防通道不畅通等问题280多件，调解物业纠纷35起。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3+x”议事协商机制、建立小区居民公约、成立“红色物业”工作微信群、开展“八保”服务和回音壁等方式，真正实现服务群众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也让群众反映问题、解决问题有了“主心骨”。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6

关键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强社会建设。[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改革目标。[2]这就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进行了顶层设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有国情中，社会治理还处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此阶段，我们在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需要我们把握政府在其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应发挥的作用。

一、社会治理的背景与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高度分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随着社会进入高速运转状态，变得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即个性化时代和变革时代。原有的政府和社会高度合一，铁板一块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建构可替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为此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断尝试在新领域简政放权，将大量事务推向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决定》全文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这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3]

王浦劬教授把不同层次上涉及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概念归纳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本文主要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论述。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兴起的。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包括正式机构、规章制度记忆种种非正式安排，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相对应的，社会治理则是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共同协商处理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个持续过程，以及为保证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体制、理念、规则、方法和方式的总和。

二、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性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然而我国由于传统历史文化的远因、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因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近因，已经习惯了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控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明显不成熟，而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并进，社会治理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当然包括建立和培育社会组织。

在我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一方面，政府据有社会普遍认同广泛的权能地位，并且政府从这种权能地位出发制定各种有效政策，促进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从而又加深了整个社会对其权能地位的认同和遵从。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资源的控制上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此外，考察我国现实国情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历次重大改革，只有靠政府这个强力权威才能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自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建立也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根据社会需要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主动让渡边缘空间的结果。[5]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指出，我国的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7]在当前的中国，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治理，才能更好更快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因此，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三、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

所谓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领导，吸纳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8]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应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要求创造条件，我认为应该主要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做出努力：

从宏观方面来说，首先，切实更新观念，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的内涵和要求，由管控社会的理念转变为治理社会的理念，必须要明确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所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治理强调以共识愿景，认同信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实施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各种主要的治理主体之间造成合作性的行动是其核心问题，[9]必须要明确自身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是处于多元主导地位，应对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持包容性态度，允许并积极支持和促进其发展。

其次，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社会组织发育和成熟并有效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宏观政策和法规。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10]制度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社会治理的实现创造各种有利的制度条件，而政府则是实现制度安排的最经常主体之一，因此政府就必须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提升自身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包括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及实现机制，向社会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熟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再次，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简政放权，实现职能转变。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而是起着多元主导的作用，为此政府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不断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壤和空间。自从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多次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事项。这些事项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重点是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领域，目的是尽量减少政府的微观干预，为企业松绑，让民间的创造力活跃起来。这一举措表明了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职能转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有利的空间。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仍然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不断尝试在重要而全新的领域简政放权。

最后，吸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三大组织，构成了社会发展和前进的重要力量。政府作为主导者，在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具足轻重的作用。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政府通过制度供给，释放民力，强力推动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组织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全面系统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的指导，片面强调了物质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以至于屡屡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学术造假，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道德缺失等不良现象，并一次次敲击人们的心灵。因此，我们必须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组织发展历程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尽量规避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的畸形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度创新、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时要全面合理地制定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和社会组织发展宏观规划，实现两者“质”和“量”的统一。

从微观层面来说，政府不仅要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提供物质基础，还应该在制度、法律法规和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督体制。我国对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多是限制有余监督不足，对社会组织应该强化监督职能，在改革双重登记管理机制的同时要细化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和审计等多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规定。监管内容也要全面化，不仅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还包括项目执行情况。第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社会组织因其公益性特征享有优惠政策，坚持权责利相一致原则，也为了减免慈善丑闻发生，建立社会组织的责任追究机制必要性凸显。这里包括社会组织活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合法、合理、合情性审查。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1981年，美国公法（97-113）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至少12%的资金，1985年公法（99-83）明确规定，政府要为私人志愿组织提供15%的资金]。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组织的政府资助中存在官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区别对待的现象。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隶属于政府或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得到政府有力支持；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助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并且对官办性质的社会组织也主要采取直接拨款形式，资助形式略显单一。

社会组织作为推动实现社会创新和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官办民办都应给予大力支持，不仅要加大资金补给力度，还应该资助形式多样化、科学化。设立社会组织专项扶植资金，采取项目招标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间接资助。值得强调的是，项目投招标时严格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此外，还需对招标、投标、竞标等各个阶段做出明确规定和要求，不能以官办还是民办为标准，形成社会组织间的公平竞争机制，保证项目执行的效率和效能。

（三）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建设。按世界银行采取的分类方

法，将社会组织分为运作型和倡导型两大类，运作型组织主要负责执行各类具体项目，表现为不同活动领域的社会组织，如环保、教育、医疗、宗教、科学技术等。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自身不直接参与项目运作，而是在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方面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组织，并负责各个社会组织间的沟通协作工作，按功能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协会联盟组织、人力资源组织、资金提供组织、科研信息机构等。

协会联盟类组织主要是制定行业规则、提升服务质量，对社会组织进行项目执行方面的统一管理，减少组织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在规则有序的基础上发挥组织整合作用。人力资源组织与大学院校联合，以大学院校作为培养人员综合素质的基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人员专业化技能和综合技能培训方面的需求并在院校培养社会组织的储备人员。资金提供组织通过多元化的途径和渠道筹措资金为社会组织的运作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可以成立规模较大的基金会，或者把现行小型基金会进行整合，负责各类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和分配，实现资金的统筹规划和利用。科研信息机构通过国内、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信息共享。各个领域的运作型组织都需要建立协会联盟组织、人力资源组织、资金提供组织、科研信息机构这样一套组织体系，分工负责此领域各事项。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创新和治理方面的作用，就需要把所有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整合分类，从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外两个方向出发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

随着党和政府不断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规划和新举措，中国开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要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不论是宏观理念抑或微观措施仍需要我们加强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鹏.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理论、问题与对策[J].学会，2014（10）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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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李珍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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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皇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2）.

[9]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苏南模式下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研究 篇7

一、苏南模式变革与体制创新

“苏南模式”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83年提出来的,其内涵也随着模式的演变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学界对苏南模式进行的多学科、多视角的分析和解读表明,体制创新和模式演变的关系是普遍关注的节点问题。苏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也清晰地展示出体制创新和模式演变相依相随、共生共荣的运动轨迹。第一,苏南模式的演变和体制改革相伴而生,并且以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先导。从苏南模式发展到新苏南模式的过程中,发生了两轮体制改革,第一轮是1984年废除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改革,第二轮是在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推动下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1]两轮体制改革为苏南的发展创造了机会,释放出发展的强烈信号,扩大了发展的空间。苏南充分利用改革机遇、积极推动改革发展,全面收获改革成果,创造了“苏南模式”并将其发展为“新苏南模式”。第二,体制改革的成果为苏南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是一套能够给各种组织带来机会,并对各种组织行为产生一般限制的行为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的成果就是建立起一套更加适应环境变化、人们需要、能够产生更好效果的行为规则,它为人们按照行为规则自由地从事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为人们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处分和收益提供保障。第三,体制创新为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支撑,同时苏南模式变革也促进体制创新向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苏南模式形成、变革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推动了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苏南模式经历的一系列转变都是在制度变迁环境下体制创新的结果。[2]模式变革也在为制度变迁准备条件,对体制创新提出更高要求,正是在制度适宜到制度变迁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体制创新的内容不断丰富,层次不断深化。

二、苏南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在苏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模式发轫和成型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深化,苏南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社会体制改革的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实践探索逐步展开,作为体制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在推动苏南模式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总的来看,苏南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处在领先地位。据《2014年中国社会建设研究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国社会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位列前五名。[3]2015年的报告显示,全国社会建设指数得分的前五名没有发生变化。

苏南社会治理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六方面,一是理念上的变化,从政府的控制、管理的理念向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二是行政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社会组织获得较快发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逐步提高,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三是新的社会治理机制不断形成并发挥作用;四是创造出一批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五是社会治理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明显改善;六是社会治理的内外环境渐趋优化。

苏南社会治理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苏南社会治理也面临新的挑战。苏南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公众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政府还没有完成从“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到“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4]二是社会组织不发达,社会治理能力弱、治理水平低,多元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社会组织之间的权责界限不明确;三是阻碍社会治理的旧的体制机制还没有被彻底消除,新建立的体制机制还需完善;四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治理缺乏法治的有力保障。

三、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苏南社会治理水平

目前,苏南模式正处在从新苏南模式向现代苏南模式跨越的过程中,还没有完成这个跨越。实现向现代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更好发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需要认真、切实贯彻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抢占先机,争创优势,既要做到强的更强,也要补齐短板,更加注重协调发展。苏南社会治理相对滞后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是块“短板”。因此,推动苏南模式的转型升级,争当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先行军和排头兵,苏南必须在社会治理领域花大气力、啃硬骨头、把工作做实做细。

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对于提升苏南社会治理水平,推动苏南模式转型升级,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与一定的社会治理制度、体制相适应的,规范、协调、制约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活动,以实现共同治理目标的规则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它通过促进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和协调,改善主体之间的关系,增强社会治理活动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性,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达到社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治理协调机制具有适应性强、适用面广、深入微观、注重功能发挥等特点,符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对机制的要求。在社会治理协调机制的作用下,包括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等在内的社会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各自的优势和潜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降低了治理成本,有助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模式转型升级,都涉及成本问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预期经济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经济主体才有动力去推动制度变迁,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实现制度创新。依靠存量制度优势进行增量制度转换是江苏制度创新的显著过程特征。[5]以此观之,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对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苏南模式的转变的具有实际意义。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政府包揽社会、统管一切社会事务到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从单一主体的独立行动到协调行动、协同行动,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充分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新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符合,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也是解决社会治理存在的实际问题的需要。目前,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可以说,有很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与政府和社会、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内各部门、机构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交流、互动、合作、协调有关系。构建社会协同机制可谓是“对症下药”,能否“药到病除”,最终还要靠治理实践来检验。

参考文献

[1]武力.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刘焕明.苏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6).

[3]宋贵伦.中国社会建设的回顾和展望[N].光明日报,2015-01-28

[4]刘焕明.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J].江南论坛,2015(5).

网络社会下公共组织治理模式的探究 篇8

关键词：网络社会,公共组织,治理

网络社会的来临, 代表着政府与民间社会互动关系上的转变。网络社会时代中, 政府因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资源上的有限性而必须借助民间社会的力量, 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政府的角色已由权威控制者转变成网络管理者的角色。

一、政府与社会的新互动关系:治理概念的浮现

信息技术的网络架构及全球网络化的结果, 产生了新型态社会即网络社会。此治理概念的浮现与网络社会的出现有着相当的关联性, 网络社会的浮现, 除了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的转变外, 对于公共事务也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而这网络社会带动下的影响借以治理的概念来说明传统政府角色的地位是无法适应此动态的网络化社会的步调的。学者Peters与Pierre (1998:225-227) 观察社会变迁的趋势中, 便指出公共行政变迁的特质。

(一) 网络重要性

在治理的观念中, 网络是一项重要的特质, 这意味着由许多行动者所结合而成的网络, 将支配政策的发展而非政府的决策机制所能独自掌控。

(二) 由控制力转变至影响力

在治理的观念下, 政府以影响力来取代过去直接的控制力。此时政府的行动被概念化为:协调各相关网络内行动者间的连续过程。在此治理网络中, 政府组织仅是网络中的一部分;但在概念上, 政府组织与其他网络中的成员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相互依赖的。

(三) 公私资源的混合

公私部门间资源依赖的结果自然导致公私资源合并, 政府与民间相互合作的方式众多, 最普遍的方式为公私部门间的协力关系。在此协力关系下, 彼此间容许资源的交互运用, 两者共同来达成计划中的目标。在这样资源共享与公私属性混合的环境架构下, 传统公私部门结构上的安排无法应付如此网络化的关系状态。

(四) 复合工具的使用

公私协力关系的引用代表着政府机关在治理过程中愿意采用新的政策执行工具。公部门本身拥有许多政策工具, 但倾向于采用直接的控制方式。而治理观点下, 政府将拥有许多更为弹性化的、非直接性的介入方式来达成其目的。从公共组织网络化的观点来看, 私部门并非是处于被动的角色, 所以此政策工具将会是较具有效率性的。

二、构建网络式公共组织所面对的问题

信息技术具有的沟通、分析与知识整合能力, 对于公共组织形态的变革有着相当程度的实益。然而, 在公共组织向网络式组织发展的过程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面临以下问题:

(一) 信息技术运用层次上的局限

信息技术作为组织变革的工具, 对许多公共组织而言, 其运用只是将原有工作流程加以自动化, 并无跳出原有层级化工作流程的思维, 因而限制了信息技术在减少组织结构、提升个人沟通、强化组织间联系以及组织弹性化方面的潜力。

(二) 政府机关层级复杂, 私部门难以贯穿

公私协力的推动, 有效地整合了社会资源。然而, 政府机关规模的庞大与层级的复杂性, 使在公私部门互动过程中, 私部门因公部门权责不清, 无法在政府中找寻适合的专职机关;此外, 传统制式化的沟通方式, 造成政策上的延迟效应;再者, 若公私部门间的互动过程, 必须经此复杂的过程, 将是不利于公私协力关系推动的。

(三) 协力过程过度监督与审议, 削弱竞争契机

公私部门协力关系, 须同时接受双方的监督与审议。一方面, 政府必须监督协力关系的运作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 私部门也需监督其是否已达获得利润的目的。然而, 公部门审核协力方案时, 往往必须经历相当程序时间上的等待, 而延误决策的时机与商业契机。

(四) 公私部门对公共事务过大的认知差距

公私部门本质上的差异性, 对利益有着不同的着眼点。因此, 公私部门对于公共事务经营的体制, 容易产生很大的认知差距;所以, 政策沟通和倡导将是缩小两者间认知差距的方法。然而在公共组织体制中, 往往欠缺此理念及专职推动的部门。

(五) 公私部门信息具有垄断性

资源的稀少性导致公私部门信息的垄断性。在公部门方面, 信息垄断有时是基于公平性的考虑;对私部门而言, 则是基于竞争因素的考虑。为达到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目的, 如何将公私部门各自垄断的信息转化成共同分享的信息, 是在推动公私协力关系时必须面临的问题。

三、构建网络式公共组织的建议

由于公共组织受限于相关法令与人事规章, 因此相较于私人企业组织的变革, 在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的调整上, 皆较困难。为此, 相关法规的松绑将会是信息技术顺利改造公共组织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对于上述的困境, 笔者以信息技术作为建构网络式公共组织的工具手段, 提出以下建议:

(一) 信息技术的运用必须与组织变革形成整体策略性规划

信息技术使组织形态、沟通系统、组织内部以及外部互动关系产生不同的风貌。对此, 信息技术的运用必须同时配合弹性化的组织结构与崭新的业务流程, 使其成为组织管理的一部分;另外, 信息技术的引进必须有相关人力培训计划配套措施, 以减轻组织成员对信息技术的陌生与排斥;更重要的是, 在策略规划的过程中, 必须给予组织成员参与其中的机会渠道, 将其便利与潜力扩至全体成员。

(二) 认知诱因面向

公私协力关系的建构最重要的策略, 便是认知诱因上的倡导。就公部门而言, 由于抵抗性官僚特质, 使协力关系概念的推动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因此, 必须让行政人员了解, 协力关系的参与者与公部门间是相互合作的协力关系, 此关系有助于投资风险上的分担与吸收, 不会动摇公部门原有的法定地位, 改变的仅是公部门角色的转移。对私部门而言, 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可提升企业形象。

(三) 法规面向

稳定且健全的法律架构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价值, 同时也是经济与政治行动的最基本考虑要素。因此, 政府角色转移之际, 法令必须适时修正, 私部门能借以法令赋予其合法的协力关系地位与权力, 保证公私协力关系的建立。

(四) 制度面向

健全的制度使公私协力关系运作更为完善, 因为制度的完善使协力参与者间的互动与运作, 有明确的规范依循。此制度上的结构包括:政府对于公私协力关系的支持与协助措施;组织结构上的调整以及民间资金、政府投资额度、融资额度以及计划本身报酬与自偿性的相互配合;协商制度的建立。

(五) 互动面向

制度面虽提供协力关系运作上的依据, 然而公私协力关系涉及公私部门间的社会互动过程, 所以如何建立起彼此的信心与信任及培养出共栖性且长期性的伙伴关系, 显得十分重要, 也是建构公私协力关系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公共组织身处网络社会中, 政府与民间社会各组织单位处于组织网络的关系结构中, 为适应此动态的网络环境,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共同治理的网络管理者, 而非管制性的大有为或市场导向的小而美政府。因此, 如何正确运用信息技术与公私协力关系策略, 走出科层制官僚体系的困境, 使公共组织能够适应时代变化, 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满足社会大众需求, 网络式公共组织蓝图提供了公共组织变革的未来愿景。

参考文献

[1]史美强.公共组织再造之理论基础.行政管理论文选辑, 2009年, 第12辑, 第85-120页.

[2]丘昌.组织网络与治理.空中大学主办, 2005年, 第70-80页.

[3]泰民.政府与市场:从行政科学典范变迁——论小而能政府的建立.政策学报, 2009年6月, 第1期, 第35-87页.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9

一、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理念

(一) 有序“善治”的治理理念。近几十年来,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善治”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理念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和谐社会视角下同样要遵循“善治”的价值理念, 它是推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驱动力。除了使得社会治理的结果最优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以外, “善治”也提倡要使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实现和谐状态, 这也就蕴含着政府和公民和谐统一的深义。因此, 善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重要思想基石, 也就必然同“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因此在和谐社会视角下, 应秉承“善治”的治理理念, 实现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良性互动。

(二) 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和谐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同时也是和谐社会视角下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理念。公平正义, 就是指各种社会利益, 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平等地分配, 意味着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差异性, 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 而和谐社会中所提倡的公平正义, 就是要把这种差异和矛盾最大程度地进行调节, 使得社会公民人尽其职, 在一种公平、平等的社会氛围下生存和发展, 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动力, 提升社会的和谐与文明程度。

(三) 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下,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维度都要被考虑在内, 因此也可以发现, 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归结到“人”这一重要方面。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便是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生存质量的提升。构建和谐社会, 就是要以“人”的根本需求为中心, 不能只注重物质的丰富。建设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优质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 保证机会、权利的平等性, 激发每名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四)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要实现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就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就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 尊重自然, 平等地对待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而不是一味地开发、利用自然。因此, 我们在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诉求, 科学地确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以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实现自然生态的平衡, 造福于子孙后代。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一) 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统筹社会和经济政策。要切实落实“共同富裕”的国策, 由少数人实现富裕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模式, 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为此, 要进一步调节贫富差距, 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调节手段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公平性。

(二) 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统筹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发达国家在其社会治理模式上, 有其独特的经验。“强政府、大社会”即是发达国家多年探索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果。“强政府”即指政府是建设福利社会的主要角色, 政府依托强大的公共管理部门, 实现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大社会”指得是社会应该具备能量巨大、自治程度高的特点, 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能力较为强大, 民间的实力较为雄厚。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的治理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 即政府的作用过于明显, 而社会则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 这样就会使社会不善于自治自理, 制约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 实现“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激发公民参与治国理政的热情, 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提升社会自治能力。

(三) 创新社会政策模式, 统筹积极与消极的社会政策。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创新, 实现社会的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在教育方面, 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进一步在全社会普及义务教育。在就业方面, 加快第三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进一步创造岗位, 增加公民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保障方面, 要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保障政策的普及范围, 进一步完善农村的保障体系, 使得农村和小城镇地区也享有国家发展的保障福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发展方向, 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介绍了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刻内涵, 其次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参考文献

[1]范忠信.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J].北方法学, 2007 (02) :138-147.

[2]高轩.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0) :25-27.

[3]肖文涛.构建和谐社会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11) :98-101.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10

一、对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关系的精准定位

近年来, 虽然“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在学术界频频被使用, 但关于二者的准确内涵及其关系, 却鲜有明确的分析。朴著将大学制度界定为“在特定的大学理念引领下形成的大学治理机构与规则的统称。”朴著认为, 大学制度包括大学的理念系统、大学的组织系统和大学的规则系统, 这三个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 表现形态也不一样, 但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念是组织建构的前提, 规则是组织运行的保障, 而组织又是理念和制度发挥作用的载体, 三者共同构成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 朴著实际上从学理上明确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深层次关系。沿着这个线索, 朴著进一步指出, 现代制度文明的发展需要现代观念文明的哺育, 高度整合的观念文明在制度文明的构建中起到一种“元规则”的作用。因此, 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需要首先从梳理大学理念的变革开始。按此逻辑, 朴著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理念变迁的基本内容, 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例如大学理念变迁表现出的“行政化倾向”、“不争论倾向”和“单一的现代性倾向”等等。

大学理念的“行政化倾向”, 指的是建国后大学理念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是行政行为。在民间社会被解体和自由媒体消亡的社会环境中, 关于大学理念的自由讨论失去了可能。所谓新的大学理念是以自上而下和强制性的方式灌输的, 它的政治内涵被夸大, 它的统一性被强化。表现在大学理念上的冲突, 不是以自由争鸣的方式解决, 而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大学理念的“不争论倾向”, 指的是改革开放后, 在处理革命理想的“统一性”和学术发展的“自由性”这对内在矛盾时所出现的一种指导性策略。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策略并非高等教育领域所独有的, 而是当权者在处理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时采取的一种主导性策略。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提出的“黑猫白猫, 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观点, 即是这种策略的典型表现。不争论的策略有效地悬置了大学的革命理想和学术发展之间的矛盾, 有效地整合了内外两种大学理念背后的利益主体, 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所谓单一现代性, 就是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模式, 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倾向”, 即为将现代大学理念等同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思维模式。

朴著认为, 行政化倾向, 反映的是大学理念供给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不争论倾向, 反映的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大学理念的关系;单一现代性倾向, 则反映的是大学理念变革中的本土文明和域外文明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对这三种倾向作简单的褒贬, 因为它们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 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朴著的分析, 我们不但明确了许多大学理念方面的困惑, 而且似乎找到了一条厘清大学制度研究的基本线索。

二、对大学制度变迁中的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全面概括

在对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朴著重点关注的是治理结构改革, 朴著富有创见地将大学治理结构二分为大学外部治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大学的外部治理是关于政府和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大学管理的制度安排, 大学的内部治理反映的则是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模式, 是协调大学内部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朴著认为,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的外部治理模式, 在垂直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中央”和“强地方”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水平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政府”和“强社会”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则是利益相关者更加多元,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诉求都在制度层面得到表达, 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格局。

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 朴著认为,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应重点关注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垂直向度, 要从效率性分权转变为公平性分权。其二,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水平向度, 要强化制度化和规范性分权。其三, 在大学外部治理结构中要引入中介组织, 强化社会参与。其四, 大学外部治理需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益。相应地,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则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 应重新平衡各种不同的大学内部治理理念;其二, 应重新确立权力边界, 建立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力诉求的制度性安排。

总的来看, 应该说朴著的分析和概括是较为准确的。若仔细研读朴著对大学内外部治理的阐述, 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各种高等教育政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意义。根据笔者的了解, 目前我国还未有学者能像朴著这样搜集和整理了如此系统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变化的史料, 并据此作出完整分析。国外学者虽有些关于此问题的探讨, 但多数较为零散。朴著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此方面的学术空白, 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对大学制度变迁中“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的深刻洞察

众所周知,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中央政府的作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地方和民间社会的作用较为有限。作为赶超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长期处于匮乏状态, 因此政府不得不动用外在制度将稀缺性的资源集中到它认为最有效率的地方。这种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育模式和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朴著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由政府主导来集中分配稀缺性资源的现象称之为“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发育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以来, 制度化精英主义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 并导致中国大学系统出现普遍性的向上漂移。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大学组织中少数人借助现行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垄断稀缺性资源, 形成学术人员内部结构等级化的状态;另一种则是在大学系统中少数大学借助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独占稀缺性资源, 形成大学系统内部等级制结构的状态。概言之, 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表现形式是学者群体和学术组织被塑造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并且根据这个结构分配资源 (资金、政策、声誉, 等)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或组织, 是这项制度的获益者, 他们在稀缺性资源争夺的博弈中保持绝对的优势。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化精英主义之所以如此突出, 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 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二, 后发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导向;其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贫富差距”一直较为明显, 近年来, 这种差距呈现出加大趋势, 例如国家的“985工程”、“211工程”等政策将高校划分出了若干等级。就笔者看来, 这就是朴著中典型的“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