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精选6篇）
篇1：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姚子煦
摘 要：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是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公务员制度法规体系的建立，是实现政府管理法治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对比西方公共制度体系，我国公务员制度仍有诸多弊端，《公务员法》亟待出台。
公务员管理法治，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组织中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进行管理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总称。
根据权力的来源不同，在西方国家，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通常称为政务官)和事务类公务员(通常称为文官)两大类。政务类公务员通常是指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与相应政党共进退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及其他政治性较强的行政人员;事务(业务)内公务员通常是指通过竞争考试任职，政治上保持中立，无重大过错即在政府中长期任职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中，对文官选任和管理的制度称为文官制度。
一、全球公务员制度改革大背景
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浪潮峰起迭涌，传统官僚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时代的飞速发展。无论是在公共组织还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不得不引入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无论是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在管理上，都将受到新的理论的强烈影响。转轨时期的中国，如何面对这股来势凶猛、生机勃勃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浪潮，如何抢占二十一世纪我国公共人力资源的制高点，已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
二、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
文官制度自其诞生以来，逐步形成了一套定型的价值观，诸如功绩制、连续性、稳定性等。这些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现代的人事管理制度之中，并为世界各国所纷纷采纳。
西方国家政府公务员管理制度，是在借鉴了中国文官制度，特别吸收科举考试制度精华的基础上，在与君主、政党争取政府人事管理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和斗争，才逐步确立的。从19世纪中后叶英美等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至今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公务员制度仍在进行着积极的改革，以求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西方国家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为政府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成为政府改革的先导。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选择是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公务员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随着社会化的大生产，政府的社会管理内容日益扩大，功能分化明确，客观上需要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文官队伍来管理国家;二是为了保证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廉价而高效的政府，要求政府的公职向国家社会公开，赋予人们更多的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和机会，这使得原有的政府管理制度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
国家公务员制度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19世纪以后，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形成了政党政治和官职的分赃制度后，政府中出现比较严重的混乱状态。竞选获胜的政党在组阁的同时，将官职作为战利品，合法、公开地进行分赃，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恶劣的影响。(1)出现了结构性的腐败。由于人事制度以个人的意志或党派利益为转移，因此，在用人中出现了大量拉关系、贿赂公职，甚至卖官鬻爵的现象，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泛滥于世，腐败严重。(2)周期性的政治震荡。政府官员频繁更迭.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使得政府行政活动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随时有陷于瘫痪的危险。(3)公职队伍人才匮乏，效率低下。由于任人惟亲和恩赐方式，使大量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使政府行政效率极其低下。这种状况是资产阶级和广大公众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强烈要求政治改革，改革分赃和恩赐的用人制度。
国家公务员制度产生的政治文化基础。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创立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公民争取平等的任职权利创造了社会的环境。在西方各国中，英美两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提供了人才公平、平等、竞争发展的环境，它主张：第一，所有公务员个人求职者，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性别、身份、年龄或身体缺陷，都应在人事使用的各个方面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文职人员的任用，必须向全体人民公布，任何一级职位都对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开放，进行公开的竞争性考试，选用成绩优秀者。第二，凡通过文官考试录用的官员，不得因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革除职务。应保护其免受专横行为或个人好恶之害，保护其不会被迫为政党的政治目的进行活动。文职官员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禁止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禁止进行金钱的授受。第三，公务员的评价着重于实际的工作能力和贡献，公务员管理机构对文职官员进行定期考查。第四，实行政务官和业务官的分途而治。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的研究》，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为公务员制度的合法化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
美国公务员制度最大的特色是它最早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职位分类制度。通过工作分析与职位分类，试图建立一个以工作为中心，对公务员有客观的绩效测量指标，人员编制定量，并实行同工同酬的规范管理制度，使职位分类成为公务员管理各个环节的依据和基础。由于职位分类工作极其复杂，这个制度在美国的建立和推行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1895年提出动议，到地方政府(芝加哥市)首先运作，再到美国国会讨论，1923年正式通过了美国第一个《职位分类法》，并成立了人事分类委员会，推行职位分类制度。1949年国会通过了新的职位分类法，对分类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
1978年是美国公务员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卡特政府对美国公务员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通过了著名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改革的内容很广，供了人才公平、平等、竞争发展的环境，功绩制的进一步完善仍是改革的重点。具体有：第一，确立了功绩制的九项原则。强调公务员必须以能力、知识和技术决定录用和晋升等。同时在制度上坚决贯彻了考核制，工作表现和业绩不良者，必须改进工作或予以解雇。实行了功绩工资制，除一部分基本工资外，另一部分工资为“可比性工资”，其数额由工作成绩来决定。第二，强调公务员工作中的道德素质和品质，要求公务员应保持高度的正直、高尚行为，要关心公众利益。第三，改革高级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制度，设立“高级行政职位”(Senior Executive System，简称SES系统)。它包括原属于职位分类体系中16至18职等的高级公务员职位，计9200个，实行官随人走的品位分类方法，加大任用弹性，同时要求全面提高高级公务员的综合素质。第四，改革公务员人事主管机构。撤销文官委员会，建立新的人事管理机构，即“人事管理局”、“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局”等三个独立机构。同时下放了一些人事管理权限，扩大了政府各机关用人权。第五，建立了联邦文官学院，专门培训政府公务员，提高其绩效水平。第六，确认和强化了公务员的权利。他们拥有了程序改进后的申诉权利和监督行政首长管理公务员的权利。公务员可以组织工会，有权向行政当局争取和交涉关于公务员权利的事宜，妥善解决政府中的劳工关系问题。1978年的改革使美国的公务员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酝酿及初步形成。
第一阶段，1984――1986年，起草《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条例》;第二阶段，1986――1988年，正式确立和基本形成阶段;第三阶段，1988――1993年，具体实施的探讨阶段;第四阶段，1993――底，在全国全面实施阶段并初步建立公务员制度时期。
《公务员暂行条例》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产物和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政府机关的人事管理有了一个基本的法规和依据。自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公务员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公务员管理初步迈上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随着以竞争激励为重点的内在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坚持依法管理，传统干部人事制度能进不能出的弊端已经打破，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初步显现，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呈现出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
国务院在1993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中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的步骤是：1.在“三定”的基础上进行职位设置，明确各职位的职责条件和任职条件，并制定职位说明书。2.对现有机关工作人员完成向国家公务员的过渡并采取妥善措施安置分流富余人员。3.实施录用、职务升降、培训、奖励、纪律、交流、回避、退休等制度。
四、我国公务员制度缺陷的理论分析
从根本上讲，我国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借鉴与运用只是一种制度模仿与移植，并非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内生”制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理念的对立和冲突以及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生态环境，使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状况表现得较突出，其实施与运作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薄弱。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公务员制度失真的现象比较普遍。
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的主要问题是：1.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问题依然很突出，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建设尚有差距;2.职位分类不科学，公务员分类管理模式没有建立;3.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分流困难重重，依法行政也面临一些障碍。对公务员的职能定位、身份定位与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太多的连续性，公务员制度管理中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制度优势尚有很大的发空间;4.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尚需建立与完善。
原因分析：1.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2.低度的职业分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取向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职业取向的社会，低度的社会分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且一直得以延续到今。3.法治根基浅薄。非规范化的管理行为、社会行为普遍存在，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是大量的非正式组织和社区初级机制。在情、理、法三者中重情理轻法制，缺乏用制度化、理性化的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关系、人情、面子”三座大山，为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中的变异行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与合法性空间。4.身份取向远远高于成就取向，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过渡在中国尚未完成。功绩制与能力主义等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尚难实现，公平竞争的用人环境明显缺失，导致整个公务员制度的运行机制不畅。5. 集权型的政治结构。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总体性的治理结构和超度膨胀的政府职能尚无根本性改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治理格局、超度的政府职能导致的政府治理愿望与其所具有的实际治理能力不足反差巨大，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在这样的条件下，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于上级政府，但是其治理能力却常常不能与其治理雄心相匹配，这为下级政府的自主与政策变通留下了大量空间。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中的.变异也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控制与监督失效的结果。
五、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加强我国政府法治建设的首要之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应注入新的理念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现状，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是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公务员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其总法应该有个基本法律地位，而我国的《暂行条例》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行政规章。公务员应该有个严密完整的法律体系，如调任、回避、管理与监督单项尚待出台，单行条例操作如职位分类、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有待规范。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基本法的建设，强化程序和其他规则的制约，形成一个规范政府和行为规范的公务员队伍。
1、环境复杂多变需要灵活性。我国行政环境的复杂多变主要来自两种力量的冲撞碰击。一方面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另一方面，国内正处于转型时期，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计划体制时期的成分，这是一种渐近式的自我完善的行政改革，新旧制度之间的衔接、新旧观念的交锋、行政行为的更替都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磨合期。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必须适应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行政环境的变化，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从而增强制度的活力，改进公共服务。在我国现阶段，公务员制度的灵活性体现为：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迅速做出反应，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吸收新的成果。如：社区服务，推行社会服务，政务公开，电子政府，行政合同等。
2、核心价值不变需要原则性。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引入功绩制的竞争机制和政治中立，激发了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我国的人事管理中，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目标是营造一个让优秀人才脱瘾而出的进出畅通、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同时能充分发挥公务员的聪明才干，为我国的现代化做贡献，那么，德才兼备、择优录取、公平竞争就是我国公务员框架下不变的核心价值。
3、制度安排应具有前瞻性。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已经开始关注改革的效果，即以政府行为结果的成败，作为衡量政府效率的标准，这已成为美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两块基石之一。
笔者认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需要注入以效果为本的绩效理念。它必然会增强制度本身对现实的超前适应性，避免纷繁复杂的、僵化的规则所带来的冗长的行政程序而影响行政效率，从而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制度设计应该强调行政效果而不单是规则，并为政府管理和公务员提供自我发展的较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将会变为公务员追求依法行政的原动力。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建立相应的标准来测定用人单位的行政行为，有了测定的尺度，作决定就会相对简单――组织要么实现了目标，要么就没有。只有达到基线指标的用人单位，才能拥有人事权。这样，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有条件的授权于用人单位，使其能拥有人事权，并制定明确具体的目标、严格的产出及结果评估措施，进而推动一个机构的公务员管理体制的变化。
4、建章立制具体明确需要简明性。一位美国将军曾认为“估计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浪费在执行无益的规章制度上面，做那些不必要做的事”。我们可以看出，繁杂的规章制度成了行政效率的严重阻碍。因而，精简明确的规则也应该成为我国公务员制度设计的新的理念，因为这是提高政府快速反应效能的基础，特别是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各项制度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进一步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现有的基本国情，在短时期内建立起配套的规章制度，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客观现实的需要。这些规章制度的设立，应该体现精简明确的原则，具有现实可行性，并不是为了单纯制度本身的健全才制定各类齐全
的条文。如果繁杂项目的规定、严密的技术程序不是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那么规章制度自身的建立和实施反就损坏了行政效率。
姚子煦：中山大学法学院级法律硕士
注 参考书目：
孙柏英等编著：《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额，3月
[美]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陈新民主编：《新人力资源管理》，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徐颂陶：《中国人才战略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国人事出版社，3月版。
苏祖勤 徐军华著：《行政法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月版
篇2：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行政092班 刘海龙 09122212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首创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民主较发达的英国，并以其文官政府的廉价高效著称于世。此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竞相效仿，先后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掀起了近代人事制度的一场革命。公务员制度建立时，曾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一些东西，以后逐步发展完善，成为现在一整套包括分类、考试、录用、培训、奖惩、工资、福利和保障等完整的法律化管理制度，公务员制度即是这些制度的总和。公务员的定义、范围在西方国家不大一致，本文取广义的公务员范围，不仅包括事务官即所谓的文官，而且包括政务官，以便我们从总体上了解公务员制度的共同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公务员
“要想得到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才主义原则，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政府都把通过公开竞争考试，然后择优录用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也作为选拔国家公职人员的主要依据。英国政府首先施行。实行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和人事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考试制度也并非是十全十美，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考试的内容中，对能量化的文化知识水平易于测评，而对于应考者的创造力和思维灵活性等难于量化的部分尚无精确的测定办法，有时也带来负效应。
二、建立严格的培训制度，重视文官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建立严格的公务员培训制度，是更新公务员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及工作效能的重要环节，而这种素质的更新和提高又是文官系统更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随着西方各国政府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干预的日益增多，政府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政府的管理。为此，西方各国对于新录用的公务员在其任职前后都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并建立了相应的培训制度，使培养出来的文官人员既有“知识化”又有“专业化”。
三、职位常任和“政治中立”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政务类公务员，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它包括各级立法机构的议员（有的不包括）、各级行政部门的首长及政治助手等。这一类由民选产生，有任期限制，一般为1—7年，连选连任。二是事务类或业务类公务员，主要负责执行决策，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和经常性的业务活动，他们主要靠考试择优录用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党派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的痛苦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既不妨碍党派斗争又有利于政府工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方法，这就是在实行政务类公务员任期制的同时，实行业务类公务员的职位常任制，即“职位常任”或“终生官员”。其内容就是指文官一经录用，无过失行为，可不受免职、停职等处分，并一直工作到退休，不与政党共进退。这样，公务员的身份就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也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基本稳定。
“政治中立”是与职务常任密切联系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斗争的产物。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所谓“政治中立”，就是指公务员不参与党派政治斗争活动，不参加党派竞选，不成为某一执政党政治目标的工具，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忠诚地为国家服务。
四、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健全和保障公务员制度
为了保障公务员制度的顺利进行，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健全公务员制度。这些法律条文都明确规定了文官或公务员的职责范围、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公务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守法纪，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禁止兼任其他有报酬的公职或私职，若违反纪律，将受到警告、降职、减薪、强制退休、撤职等处分，严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同时也规定公务员享有各种合理的劳动报酬、津贴、假期、退休金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这样使他们能够摆脱失业及家庭经济生活的困扰，一心一意为国效力。英国政府也明确规定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一律不准经商，不准从事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任何赢利事业，并特别强调文官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批评国家政策与措施的意见，否则将受到各种纪律的惩罚。总之，文官若不违法失职、渎职，将不会受到免职、停职等处分。反之，文官或公务员的行为一旦超出法律授权范围或违反法律的规定，便是违法渎职，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西方各国政府都是十分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健全和保障公务
员制度的，而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化反过来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文官系统。运用法律作为强制力使公务员循规蹈矩，并以法律为手段来保障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既维护了公务员制度的严肃性，也调动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障了文官系统机制的正常运行。
然而，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同时又改革了传统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而西方文官制度则标榜“政治中立”。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党的组织路线，而西方文官不得参加党派活动，不得带有政治倾向。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西方文官制度要求公务员与“党派脱钩”。我国公务员制度根据党的组织人事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坚持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国家公务员是由各级常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考察，依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任免。西方文官制度对公务员的管理强调“与党派脱钩”，公务员职务晋升不受政党干预。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西方文官制度缺乏统一的，全面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在录用中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想政治方面要求严格。在晋升中注重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
四、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而西方文官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要考察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同政府谈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公务员制度与传统的人事制度比较，也是有差别的：
1、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科学化、法制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很大的提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分类管理的一种制度，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一整套规范。它除了有总法规，还有若干个配套的单项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实施方案，从而形成一个健
全的法规体系。
2、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管理机制上比传统人事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强化。(1)国家公务员制度有竞争择优机制。在公务员考试、考核、晋升、任免等方面都体现了优胜劣汰机制，保证每个职位都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2)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机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考核、奖励、回避等方面都加以严格约束，并通过监督来加以保障。(3)国家公务员具有能上能下、新陈代谢机制。国家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进行考核，如不能胜任工作要免职。并实行不同职务的最高任职限制、年龄及部分职务的聘任制度。公务员在录用和调任上严格把关，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另外，还实行人员交流、竞争上岗、职位轮换、和职务聘任制，打破终身制，增强行政机关的活力。
3、国家公务员制度在队伍优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新的突破。(1)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推行的。(2)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人员精简基础上建立的。
篇3：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小长假和黄金周均有到哪去都人满为患之感,加上这一两年来推行节日期间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路免费这项旨在惠民的政策,却无形中加剧了拥堵的激烈,让节日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鉴于平日周末时间太短,很多家庭只有在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才能有共同的休假时间,所以总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此刻出行。 这无奈的偏执之下,反映的是我国节日休假制度里一些公共政策的失衡。 公共政策如何制定与修正,值得相关部门认真反思和修订。
2007年,经过调研、公开征求大众意见后,我国把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也列入法定假日。 2008年开始 ,共有元旦 、春节 、清明 、端午 、劳动节 、 中秋和国庆节七大全民法定节假日。 相比之前的放假安排,春节和国庆的黄金周依旧保留,而五一黄金周则被取消, 和其他节日一样均只放假1天,并利用调休周末而形成“小长假”。 经过几年的磨合执行,人们又逐渐发现新的问题,没有赢得期待中的肯定。 实行了7年的小长假休假制度再次引起民众的争议,在网上的民意调查中,许多网友提出取消五一小长假,恢复黄金周;也有网友提出新的思路, 如延长春节假期至元宵等。 从传承的角度上看,把传统节日作为全民法定节假日有其积极的文化意义,可以增强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应该保留。 但是鉴于目前形成的小长假只是利用周末两天的调休凑成的,而还原给工作的时间却被切割零碎,有时或只用上一两天班,有时或要上八九天班,这样不符合生物钟规律的调休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应该考虑对调休方式做出调整,改进节日休假安排。 大家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对今后节假日方案如何调整,纷纷献计献策。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目标
公共政策是权力机关对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利益分配制定的方案,通俗的说是政府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出的一个行为准则和决定:要做什么事或不要做什么事。 公共政策目标的制定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分配好社会资源,实现公共利益,具体制定时体现在向谁分配,怎么分配才是最合理的。 政策具有一定的导向与调控功能,不同时期因矛盾不同而会有相应的倾斜与侧重,旨在更好的处理社会公务事务。 但作为权威的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将影响着社会成员之间、成员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无论何时,它必须反映和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才能彰显公平与正义。
近十几年来, 中国人喜欢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是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主要还是集中在全体公民休息的法定节假日上。 其二是周末两天时间太短只能进行市内游郊区游,而出省游或出国游只能在放假时间相对较长的黄金周。 其三是客观的天气影响因素,春秋季节较适合出远门旅行。 自2008年取消了五一七天长假之后, 春节过后就要等八九个月才到十一“黄金周”,长时间的积蓄让十一的出行压力倍增。 而在清明、五一这样的三天小长假,远行虽不现实,但鉴于春天的良好气候影响, 仍是吸引了不少民众踏春出行,于是出现各大中城市景区爆满以及高速路拥堵的情况。 大众其实是在纠结的矛盾中做出无奈的决定, 在呼吁治理拥堵现象的同时也传递着现行休假时间太少的声音, 尤其是黄金周这样的长假屈指可数。 有民众提出把春节收假时间延至元宵,让好容易奔波回到家的游子能多在家陪陪父母。 切实增加节日休假的天数,而不只是利用周末拼凑成小长假或黄金周,因为收假后会面临长时间的工作或是零乱的工作时间安排。 民众对涉及自己权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给予高度的关注与积极的响应,制定者在目标的确定上应重视民意且体现民意。
2012年开始,我国相继在多个省份开始执行部分节假日里小型客车高速路免费政策,此举鼓励了民众自驾出行,刺激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 但此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成为假日高速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制定公共政策以惠民为目标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因此附属带来的扰民效果,制定者需要在坚持好与避免坏的两个目标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三、公共政策的方案设计
公共政策确定目标,明确要对什么事情做出决策后,下一步进行的就是方案的设计。 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只有科学合理地进行公共政策的规划与设计,做出符合大众期待与可行的方案,政策才能顺利推出与运行成功。 这需要制定者们有创造性的思维,能设想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行性方案,能在规划政策中构想出方案的大致思路与轮廓,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对于节日休假尤其是长假不够用的问题,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在保留新增传统节日的同时再适当增加休假天数, 如恢复五一为三天的休假,这样就可以在其他假日安排不变的情况下,令五一七天长假回归。 毕竟五一黄金周还是有很多刚性的需求,不应漠视。 再如全国人民最大的节日春节, 它不像其他休假选择去旅游那样一两天都能直达目的地, 而不少民众的老家是在飞机火车还不能直达的地方,辗转需要几天时间,路途的消耗让真正意义上待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如果能增加两三天假日,让更多想回家的人感到时间的宽裕, 假日也就能起到更多使命的作用。如果可以,还可以增设七夕或中元节这样一个长假,此时正值学生放暑假,方便一家人出行,而不用都等到十一长假。 这样一来,春夏秋冬四季都有长假,利于全国人民更均匀的出行,基本满足各层次民众对假日的需求。 部分省份或民族有着自己特定的传统节假日。 如农历“三月三”,从2014年起正式列为广西法定假日,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初四放假两天,一般能与相邻周末凑成4天小长假。 因是广西特有假日,如果选择此时出行,能较好地错开全国旅游高峰,体检更自主与轻松愉快的假日之行。 但近年来在对此事的讨论中, 在一边呼吁延长假期的同时,也能听到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应靠增加全民集体休假的方法解决刚性的需求, 而应靠带薪休假制度来缓解难题。也有民众指出,带薪休假与公共节日休假并不冲突, 且带薪休假暂时还不能解决全家集体休假或出行这一带有国情的难题。 另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节假日太多,会导致有事无人做,部分企业增加经营成本。
针对高速路拥堵引发的是否应该免费的问题, 这本是一个惠民的政策,但或许在某些细节方面欠考虑,造成了新矛盾的产生,甚至对整个政策的质疑。 每一个公共政策,都会带来一定的利好,同时可能也会造成另一个矛盾的激发,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中间的平衡点,能把政策做得更细更好,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对小型客车免费旨在让更多的人走出家门,自驾游行,减少飞机火车的交通压力。 但目前出行的时间太过集中,需要修改政策去引导,如免费政策不只限于从放假的零点开始收假当天的24时结束,可以提前和延长半天到一天,或者在放假前和收假后一天实行半价收费,这样将会有不少自驾者提前或延后错峰出行,利用政策可以有效地分散车流,减缓拥堵。 目前高速免费只限春节、清明、 五一和国庆四个节,也使得这四个节日段出行特别密集。 如果惠民的免费政策可以在如元旦、端午、中秋也一并享受,那么出行的人或许可以再分散引导到这三个相对出行较少的节假日时段,让民众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四、公共政策的优选
民众对节假日制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热情的参与,提出的各种初步方案可供制定者参考。 政策在经历方案设想阶段后, 开始进行筛选和细化, 对初步方案进行加工打造补充完善,使更合理的方案能进入最后的决策视野。 提出的方案设计要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现实问题,操作步骤与方法具有可行性,能在推出时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执行。 制定者们对方案进行优选,在达成一致的共识后确定最终的政策。 政策方案优先的标准主要包括效益(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充分性(adequacy)、公平性(equ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等。1方案优选过程中决策者形成共识的途径通常有三种,即交换、说服和强制。2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大众都能普遍接受的规则,首先会倾听大众的需求,让其享有知情权,同时避免主观的失误并接受监督。 大众从自己的角度与认知出发表达参考方案, 在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中接纳与吸收,在冷静客观的交换与说服中逐渐修正。 在现实中的经济文化等客观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强制的方式。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公民积极参与政策的热情也愈发高涨,无论是网上的问卷调查、公开的民意征集, 都有民众热烈的响应。 国家假日办曾在2007年就取消黄金周、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等意见开展民意调查,从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谐的角度关注文化和社会的价值。 在考虑缓解黄金周交通压力目标的同时也考虑到传承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013年10月国家在网上征集节假日三套休假方案的意见,针对国庆是否调休,是作为小长假、中长假还是黄金周展开调查问卷,引起公众的广泛参与,有人更提出应有第四套方案。 节日休假制度涉及民众的基本权利,但制定者也必须正视现实诸多因素的限制,如人口、经济、就业等,最终优选的方案只能在平衡各方利益、协调现实与意愿中抉择。
五、公共政策的合法化
评估论证后优选出的方案,在经历法制工作机构的审查、领导决策会议决定及签署发布政策三个必经的程序后可取得合法化地位,成为具有约束力与权威性的公共政策。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最初是在1949年由政务院发布, 在属于全体公民的法定节假日中,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四大节日分别放假一天、三天(正月初一至初三)、一天和两天。 199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 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第一次修订 ,春节、“五一”和“十一”放假三天,利用调整相邻的两个双休日成为当时节日放假亮点的三个“黄金周”。 2007年《决定》第二次修订, 把“五一”的放假从三天改为一天;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日,各放假一天;春节放假时间为除夕、正月初一、初二。 到了2013年《决定》 第三次修订, 把春节放假时间改回正月初一至初三。 节日休假制度要与当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同时兼顾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在体现社会公平、全民共享改革成果下,充分考虑到大众旅游出行需求, 同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运行、工作效率、生活习惯的影响和冲击。 公共政策在合法化的进程中经历着被大众了解、 接受、推行和遵从,而一些已放在现实中实践检验过、已成熟与稳定、能长时间发挥其作用的有重大影响的成功政策可上升为法律,从而完成政策向法律转化的过程。
摘要：自从执行黄金周以来十几年,老百姓在享受美好的节日休假时,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黄金周大多是用周末拼凑起来的,有时导致上几天休几天或休长假再补长工,这样的错乱工作安排、生活形式让大家极为不适。加上假日里旅游景区和高速公路上出现的混乱拥堵场景,让本已饱受争议的假日安排更添反对之音。公共政策从目标制定、方案设计再到优选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科学合理且应顺从民意方能长久推行。
篇4：从法治的本质看我国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 法治；建设
一、法治是什么
与人治相对，法治应该保障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用这种至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人治国家也有法律，它赋予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只不过统治者的工具。然而，问题出现了，处于至高无上的法律一定都是正确的吗？因此，有了良法与恶法之分。对于恶法是否是法，二战中德日法西斯国家法律的反人道规则证明了分析主义法学的局限性。因此，现代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还应该是符合人的理性的，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内容，即自然法所倡导的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然而，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概念的理论定义和实践认定，似乎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辛普森杀妻被判无罪，是如何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对于一种价值的判断，不同人在主客观条件不同的情况下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甚至有可能完全是人的经验和感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对人的理性提出了质疑。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的对神的崇拜，到对以神为化身的统治者的膜拜，再到相信世俗圣人的开明治理，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个人自身理性的伟大。法治正是基于对人的理性的充分尊重而建立的，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要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理性并有合理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法治应该是最接近理想社会的运行机制。因此，法治不同于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高谈阔论的宏大叙事，从根本上说，法治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合乎人的理性的合理分配利益关系的运行机制。
二、我国法治现状及其原因
（1）现状。一方面，从法治的外在形式上说，法律制度在我国政权体制中并没有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我国长期沿袭了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导致党委领导实际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成为实质的最高权力机关，法律制度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难以对党委对权力的垄断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从法的内在本质上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运行机制并不是一种合乎人的理性的合理分配利益关系的机制。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独占利益，并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主导利益分配并实现统治，而更多的公民却没有运用理性并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和自由。
（2）原因。“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方式。一方面，是理性思维的缺乏。受传统儒家礼教文化和乡土小农文化的影响，国人过多关注于对现实生活，忽略了对超然事物的探索，导致国人普遍相信自己认可的经验和常识，盲从于世代沿袭的道德标准，而缺乏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追求真理。另一方面，是合理分配利益的妥协思维方式的缺乏。传统的礼教式人治文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全输全赢”的人治思维方式，成王败寇，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种利益集团才能统治社会资源并把握道德评价标准，他们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理性把人简单的分为好人与坏人，而不允许它种利益集团运用理性和参与利益的分配。这种赢者通吃、利益独占的利益分配方式成为社会不稳的根源，其结果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始终在历史兴亡周期律循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维稳工作成为当今政法工作的核心。然而，当今的维稳工作的措施仍是缺乏法治思维的治理模式，大多采取截访、打击、镇压等方式，简单的认为平定即使稳定、服从即是秩序，一味的追求利益的独占，没有让其他利益群体真正参与利益分配。由于缺乏平等交流的妥协机制，法律规范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实施，一些利益诉求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造成利益诉求的方式日益暴徒化，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我国如何实现法治
（1）我们必须树立起一种核心价值观，即一种法治主体意识。由于法治来源于西方，近代以来，国人对基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对于西化排斥的心态，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更是人类文明发展无数次检验了的被证明是最不坏的、最接近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当前，中华民族的第一要义不是复兴而是发展，只有顺应法治这一潮流、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因此，我们之所以要法治，归根结底是自己需要，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中华民族法治主体意识的第一要义。
（2）执政党要加强自身的改革。执政党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放弃对利益的独占，实现党政分开，让更多社会公众与利益群体能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与成果的分享中来。为防止利益集团对法律的独占，必须保障法律的最高地位，任何利益集团的活动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并以妥协的方式达到各种利益之间的相互制衡。
（3）我国当前最需要的理性思维和妥协意识的培养。法治思维方式的培养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推动精神文明和法治理念的建设，而是应该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表达和独立思考的机会，实现公民自身法治意识的启蒙。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而非灌输，因为“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的、平等的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让每个人能以有尊严的活着，使公民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达到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参考文献：
[1]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170.
[2]熊培云.自由在高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63.
篇5：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关键词：绘画的方式和手法,独立的审美价值,当代艺术语境
西方绘画中的手绘方式和形式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了解以及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的进步而发生着由具象到表现的演变, 人类绘画是离不开双手的, 尽管如今的我们能接触到很多的艺术形式, 但只要涉及到架上绘画, 就离不开双手的作用。手感一词的画面外在体现是肌理和笔触, 肌理是由各种技法在绘画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表面效果, 有着形成绘画的物质材料之意。肌理的种类有由油画颜料形成的, 也有由丙烯、水彩或其他特殊材料颜料形成的, 研究肌理更多的是研究绘画材料本身。手法笔触抑或称为手感, 更多的是绘画材料的运用形式和画笔运用方法, 这里面包括颜色用量的多少、薄厚, 以及笔触如何造成的各种不同的痕迹。手法笔触常借用来作为表现手段, 是一种重要的绘画语言。对于画家而言, 笔触形成的手绘感是创作过程中内心情感的流露,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它们总是不自觉地体现着画家的内心活动, 是画家通过物质技术手段的感性表达, 也是创作过程的记录。
在不同的西方历史时期, 科学和社会学上的突破和飞跃必然给绘画方式方法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 进而绘画手法和形式在西方绘画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一、理性至上的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 是人类科学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 从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中解放出的人类社会开始逐渐用科学和理性取代了神和上帝, 对人性高度重视, 人文科学在这个时期飞速发展, 其所结出的丰硕的探索成果在绘画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这个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探讨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艺术与解剖、透视、材料等自然科学技术融合到了一起, 绘画技法以理性的自然科学为依据。所以, 在这一时期诞生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大都在绘画手法的科学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就是因为一整套理性的科学的观察方法被创造和利用在绘画上。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比这个时期的绘画更重视细节的描绘和刻画。这一时期, 绘画技法本身就追求理性、均衡、完整、完美、和谐, 在画面上也追求绝对的平滑, 在绘画过程中使用透明色进行层层罩染, 用稀颜料薄涂, 用笔细腻柔和, 追求完美和谐, 所以画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笔触肌理, 似乎显示出肌理和笔触的绘画是对理性和科学的背道而驰。凡·艾克的代表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就显示了对细节的精密细致的描绘, 从纹理器皿的质感到服饰纤毫毕见的纹理, 所有的细节都在反映着理性的光辉。可以说, 这时期的绘画本身是科学和理性的代言工具, 是宗教和权力宣传的使用工具, 它还没有找到独立的自身的艺术价值。
二、奔放不羁的巴洛克时期
17世纪欧洲最主要的文化现象是巴洛克艺术, 它不仅是一种风格, 更是一种趣味;巴洛克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继承与反叛。这一时期, 在美术上也称为巴洛克时期。巴洛克的美学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一脉相承但又大相径庭, 它以一种强烈运动冲力对立和冲击着文艺复兴的和谐与明确。巴洛克艺术进一步完善了文艺复兴的成就, 在透视、明暗和色彩技巧上精益求精, 创作出了更为复杂、更为惊人的视觉效果, 在空间的构造上远远超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单一均衡和刻板, 无论在雕塑还是绘画上都比上个时期有更深更广的空间感。这一时期绘画艺术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之上开始寻求张烈奔放的个人情感, 绘画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始学会了呼吸和跳跃, 开始突破科学理性给自己带来的桎梏和限制, 开始寻找和建立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巴洛克时期欧洲油画从理性的基础之上开始走向追寻自我价值的成熟之路, 此时的色彩更加悦动绚丽奢华, 能够强化色彩表现力的直接画法开始普遍起来, 并与古典的理性画法相结合, 创造出理性感性兼备的视觉效果。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油画大师, 如卡拉瓦乔、鲁木斯、凡·代克、委拉斯凯兹、伦勃朗、维米尔等。
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像》在主体人物的塑造上就是用宽厚、明确的笔触清晰地勾画出来的, 精彩流畅的笔触使得这幅画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肖像画之一。此时画面的笔触笔法已经清晰可见了, 委拉斯凯兹到了后期, 用笔则更加潇洒流畅。
而这一时期在油画技法的运用上, 以荷兰的维米尔、伦勃朗最为突出。他们在绘画过程中, 也使用多层罩色, 但在受光部分常用颜料反复厚涂, 形成凹凸不平的笔触肌理感, 甚至可以说像浮雕一样, 但却完美地表达了花纹和织物的凹凸起伏, 加强了物体的质感和人物面部的受光感, 将光感、质感、色彩感、空间感都做到了完美统一的表达。这时的绘画色彩和素描可以说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素描强于色彩的情况, 转而成为二者旗鼓相当且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了起来。
总的来说, 巴洛克时期在油画技法上最大的成就是大力发展了色彩的作用, 画面的色彩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灰暗刻板单一的平面线条感, 出现了一种明亮丰满、对比强烈、如在空气之中奔放旋转的感觉, 使素描色彩这两个造型艺术里的两大支点充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重视色彩的直接画法和重视素描古典画法结合并用, 画面肌理笔触也一改文艺复兴时期的平滑效果, 出现了明显的凹凸起伏的外貌。流畅的笔触和厚涂的肌理, 增强了画面的空间表现力, 也丰富了油画语言的表现手段。这一时期凸显笔触肌理已经成为绘画常用的表现手段, 也已经开始表现画家内心的情感, 但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表现。
三、为艺术而艺术的19 世纪
19 世纪是一个大发现和大革命的世纪, 这是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纪, 人类突破了国家的限制, 知道了世界的格局。人类社会阶级化催生了接二连三的革命运动,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 人类迈入了现代社会, 科技成就突飞猛进, 电力的发明、生产生活的工业化, 造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化, 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 绘画产生出很多不同的风格, 如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等, 每一个风格都有自身的绘画语言特色, 绘画手法开始大相径庭。新古典主义的安格尔用笔平实严谨, 表面肌理光滑, 画中的现实人物显示出强烈的古典主义色彩。浪漫主义的席里柯和德拉克洛瓦用笔流畅狂放, 显示着另一种类似于巴洛克的画面肌理。现实主义的柯罗、库尔贝、米勒则形成的厚重踏实的画面肌理和用笔。这一时期的绘画手法较以前的巴洛克时期, 在表达上更加自由和多样, 明显、厚重的带有现实感的画面肌理使得绘画成功突围了照相技术带来的威胁, 使得绘画得以区别于照片。显然, 笔触肌理的绘画手法的变化是这种重要转变中的关键因素, 但这个时期的绘画手法尚未完全独立成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手法离不开现实绘画题材, 手法更多的是为题材服务, 再好的绘画手法也不能离开具象的表现对象而独立存在, 就像梵高那鲜明美丽的色彩笔触必须依附在向日葵的叶子和麦田上一样, 这种情况直到下个世纪抽象表现主义才有了重大的突破。
四、多元丰富的20 世纪
20 世纪以来,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 新的社会需要有适应它的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经过塞尚的铺垫, 随着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各种流派的出现, 杜尚的“小便池”进入展厅, 当代艺术观念受到汹涌澎湃的冲击, 绘画观念进入了更为大胆的现代艺术探索时期, 绘画的手法和表面形式内容也进入了空前自由的现代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被放大到极致, 各种工具、材料, 甚至现成品都被当成绘画材料而应用其中, 绘画手法开始脱离单一现实的绘画对象的再现性描绘, 进入一个对人类更加宏大抽象的精神观念的表现性的承载和显现, 让精神观念具有物质外壳, 使绘画可以作为独立承载艺术观念的艺术创作手法而具备了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将油彩与其他媒介混合, 或者在画布上拼贴各种材料, 如纸张、金属、物体碎片、印刷品等, 给现代绘画肌理带来了重大改革。具有代表性的有德国的安塞姆·基弗。出生于德国战败那年的基弗, 其作品专注于德国历史的坎坷命运, 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回忆。他在作品中就经常使用多种媒介, 如树脂、叶子植被、沙子、乳剂、废金属片、旧照片等。这赋予画面以特殊的肌理, 也取得了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在这里, 肌理已经成为绘画重要的表现语言, 它承载了作者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思考, 绘画表现手法不再像以往任何时期只是为了描摹造型的需要, 这种带有当代创作观念的肌理感是传统的绘画手法所做不到的, 即不可替代, 它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摆脱了对自然的描摹和简单的审美, 绘画肌理自身独立的艺术价值完全得以体现。同样做法的还有美国的贾斯珀·约翰斯, 他的代表作《旗帜》也是用色腊、油彩和织物拼贴而成。这一时期, 画面肌理已经开始同时承担画面形式与内容两个问题, 绘画肌理自身独立的审美值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并且成为艺术家内心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东西方世界的融合及全球文化的形成, 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绘画手法特殊的表现力和形式感,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展, 绘画艺术成为全人类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
篇6：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大汶口时期的石兵器
中国汉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甚至更早。中国的东方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又经历1000年左右的发展，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中晚期，一些先进的部落已出现国家雏形，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以莒地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形成部落群，仅莒县就发现新石器遗址120处之多，在已发掘的4处遗址的上百座墓葬中，男性的随葬品普遍是石斧、石铲，这些石器不仅仅是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兵器。这阶段男子墓葬中普遍用石器作随葬品，不能单纯用生产力的提高和男子在生产中占有主要地位来解释。此前，男子早已在生产劳动中占着主要地位，这时他们普遍用石斧、石铲来随葬，表明他们具有战士的身份。石斧、石铲、石钺、石锤、石矛、石镞、骨矛等，是当时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兵器。用这些兵器来随葬，就像后来商周时用随身武器戈、刀、剑来随葬一样。
在陵阳河45座墓葬中，出土骨、石、玉器77件。如1959年莒县仕阳遗址出土一件玉钺，质地呈墨绿色，长方形，双面钻孔，通体磨光，长266厘米，顶宽94厘米，刃宽106厘米；1988年仕阳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石钺，呈灰白色，长方形，通体磨光，特薄，两边之薄近似刃部，顶部有一双面钻的圆孔，长288厘米，顶宽154厘米，刃宽166厘米，中间略收。1985年出土于大朱家村遗址的前河床处的石钺更为特别，它除具备其他石钺特点之外，刃部成三连弧，刃长186厘米，宽166厘米。3件玉、石钺其形之大、制作之精美，可谓罕见，它绝非生产工具，应是墓主人权力的象征。1977年，在陵阳河遗址出土的石镞，灰砂岩石质，棱脊边薄，尖端锐利，有柳叶形和菱形两种，长约6厘米。它既是狩猎工具，更重要的还应是兵器。
夏商时期的青铜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说明当时的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足以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到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青铜器总重达10吨，超出了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5～6倍，两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有力证据。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用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的青铜胄和镶有铜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
战国时期巴国的青铜兵器
长江支流澎溪河畔的云阳县李家坝，已经发掘数百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这些墓葬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青铜兵器在随葬品中十分耀眼。在墓葬中，兵器放在尸体的上面或身侧，表现出墓主人对兵器的喜爱与看重。大多数墓的随葬兵器为剑、矛、钺（或以斧代替），少量的墓为剑、矛、钺、戈。除此以外，在忠县、万州、巫山等地，也有巴人兵器出土。这些兵器铸造精巧、纹饰精美，显示了战国巴人精湛的青铜铸造艺术，为研究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巴人兵器有剑、钺，钺很普遍，戈却很少见。巴蜀的剑与中原地区也不相同。巴人的剑为柳叶形，长30厘米左右，扁茎无首，剑身宽广，多铸有虎皮斑纹。蜀人的剑与巴人剑大致相同，但甚短，狭而厚重，一般没有纹饰。
在云阳出土的一批战国晚期巴蜀青铜兵器显示，柳叶形的巴蜀剑上刻有虎皮纹、手掌纹和云雷纹。出土的箭镞既有两翼的，也有三翼的，专家认为，这种箭镞不仅飞行平衡，而且射杀力强，射中目标后很难拔出。令人称绝的是一些出土的剑和矛稍加清理即锋利无比。有一支巴人的矛采用了楚国矛的制式，但矛身上刻有虎的图案，专家当场用它削切较厚的平版纸，竟迎刃而裁。还有三只剑柄出土时专家疑其为玉制品，后经反复鉴定，才发现是青铜冶炼，足见当时巴人炼铜技术的高超。专家认为，巴人青铜兵器上变化各异的虎装饰纹样，既提示了古代巴人与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表明古代巴人不仅强悍善战，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科学家对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的金属含量分析显示，一件矛的成分中，铜为8211％，锡为15％，铝为15％。另一件剑的成分，铜为8221％，锡为1467%，铝为128％。两件器物的比例十分接近，也与《考工记》这部古代金属冶炼名著中的配方比例相近，表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稳定地掌握合金的比例。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柳叶形剑，在剑刃与剑脊部位使用不同的合金比例，既加强了坚韧性又保证锋利，令观者赞叹不已。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青铜兵器
长沙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大多数都有兵器出土，兵器主要为青铜制，只有极少数的铁制兵器，种类有剑、矛、戈、戟、镞等，其中以剑为最多。这些墓中出土的兵器少则1件，多则戈、矛、剑一套，也有不少数套共存。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墓，即士级以上楚国官员的墓中，基本上都有兵器随葬。1971年发掘的浏城桥1号墓中，共出土青铜兵器16件，其中戈7件、矛4件、剑4件、戟1件，另有箭镞46件及甲、盾等。1974年10月，在工农桥附近发掘了两座战国墓，两墓并列，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其中一座除出土礼器外，还出土了戈、矛、剑、殳等4件兵器，戈上有铭文“长邦”二字。戈铭的“长邦”很可能与长沙有关，先秦时有邦伯，为地方行政官员。
长沙楚墓的兵器，更多的是出于小型墓葬之中，一般为每墓1件，主要是青铜剑，也有矛或戈，甚至有的墓葬仅出土兵器1件，别无他物。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1976~1987年发掘的500余座楚墓进行统计，除130余座墓葬曾被盗掘，随葬器物无法确认外，其余300余座墓共出兵器230余件。其中最典型的是1983年发掘的张公岭战国墓群，在离市区约8公里的东郊张公岭，现107国道和长永公路交叉处的东南角，有一片连绵的小山名叫麻雀坡，山坡上分布着100多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除个别被破坏外，发掘时清理了其中的98座，共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12件，另外还有不少箭镞，除有几座很小的墓中空无一物外，绝大多数墓中都有兵器随葬。
双流文星镇大湖堰三社出土了距今约2470年的战国武士墓，一处土坑墓中出土了10件保存较为完整的青铜兵器。在出土的10件青铜兵器中，最长的是柳叶剑。这把细细长长的利刃，造型美观，像被放大了数倍的柳叶。其余的铜钺、铜刀、铜斧长度还不及柳叶剑的二分之一，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最常见的兵器。铜斧、铜钺比较短，而且底部都有直径5厘米的圆形缺口，这些缺口很有可能起到了一个套的作用，可以直接套在相应大小的圆棍上，做成类似于矛的兵器使用。铜刀末端有一个圆孔，而且刀非常轻，像是佩戴在身上的“匕首”。
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的秦俑坑（即兵马俑坑）自1974年考古发掘以来，出土了秦代实战用青铜兵器计2万余件。专家估计，秦俑坑青铜兵器出土总数可多至10万件。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专家袁仲一先生根据出土青铜兵器的性质、作用，将其分类为远射兵器、长兵器及短兵器。弓、弩为远射兵器，戈、矛、戟、钺、殳、铍为长兵器，剑、弯刀为短兵器。和敌方格斗厮杀用远射兵器和长兵器，短兵器则用以护身。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中最为珍贵的是铍和弯刀，都是在秦俑坑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兵器实物。铍，首长约30厘米，状如短剑，后装有3米长柄，用以远距离刺杀。弯刀，状如弯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吴越春秋》载“闾作金钩”，《庄子》亦载“曲者中钩”，故弯刀又称“金钩”、“钩”。南北朝、隋唐时期，弯刀仍在战争中使用，被称作“吴钩”，只是不再用青铜制作，而是一种铁兵器了。
东汉完全过渡到铁兵器时代
在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郊），发掘出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武库，这种武库一直沿用到王莽末年才毁于兵燹。该库是用厚围墙圈起来的宏大建筑群，从中发掘出铁制的刀、剑、戟、矛和斧等，仅铁镞就达1000余件，还有锈结成块的铁铠甲。而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极少，主要是镞，其数量只有出土铁镞的1/10左右，这说明西汉时已生产了品种齐备的精锐的铁兵器，并且已用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记有兵卒装备的简文中，记载着当时的兵器组合有“长戟”和盾，“长铩”和盾，也有“短戟”、“短铩”与盾配合使用，另有护身的匕首和“手戟”，防护装具是铁铠和皮甲，还有盾。边防烽燧守御部队，其主要防守兵器是强弩。这明显地反映出铁兵器已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
春秋至东汉兵器的遗址发掘报告共21份，其中春秋之前遗址无一处出土有铁兵器，春末战初有铁兵器出土的遗址有一处，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多于铁兵器。战国出土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到西汉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共有7处遗址出土铁兵器，其中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2处、铁兵器多于青铜兵器2处、全铁兵器4处、全青铜兵器3处，当时中国统治区出土的铁兵器数量多于当时外国外族的铁兵器，并明显地表现出西汉后期铁兵器多于前期的趋势。东汉兵器遗址3处，出土的全为铁兵器。另外战国铁工具、农具出土遗址2处，西汉铁农具、工具出土遗址5处，铁工具、农具出土的数量明显大于铁兵器，并且有了大型的制造基地。
赤壁之战所用的铁兵器
2005年12月笔者从“赤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图片展”上获悉：赤壁三国古战场已出土兵器文物3762件，另有铁箭镞3800多枚。古战场赤壁保护区有大量的周、西汉、东汉古墓群，东汉陶片和东汉箭镞残头碎片随处可见。整个赤壁镇周边自然村十多年来已清理古墓13座，收集文物2291件，其中弩机4件，箭、戈、戟、矛918件。
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刺，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爪，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爪间每个夹角130°，大的重约15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刺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15公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虽一半已剥蚀难识，但足以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萧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