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2022-04-15

摘要:公共安全管理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切身利益的工作。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篇1:

中国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国际经验与对策

摘 要: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政府目前还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相关法律体系和机构建设尚不健全,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权责不够明确;在整体上偏重于应急,缺少有效的预防体系;社会参与不足则相对加重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负担;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偏低。我国应在充分借鉴西方国家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从应急管理向公共安全管理模式的整体转换,加强预防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和机构的完善,不断明确政府公共安全职能,理顺权责关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实行多元治理,大力推行公共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建设,提高管理技术水平,最终构筑起严密高效的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关键词:公共安全管理;政府职能;应急管理;社会参与;标准化

从2008年年初的雪灾到“5•12”汶川大地震,从河北蔚县矿难、山西襄汾泥石流、多起袭警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以及柑橘蛆虫事件,诸多突发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我国现有的公共安全管理的能力,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公共安全管理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各项法律制度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但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公共安全管理还存在着一些重要问题和缺陷。

1.我国政府还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

政府的公共安全职能是指政府在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时应当承担和具有的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和功能,是政府在日常的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基本活动方向之一,也是政府建立此类行政组织、进行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最基本依据之一。政府公共安全职能是否已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是否有一套能够有效整合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否具有一个整合的、行动高效的管理部门体系和体制;各级政府和部门之公共安全责任是否明确。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目前还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这直接影响了公共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首先,我国公共安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虽然我们已有《戒严法》、《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还有许多公共安全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如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反恐怖活动和处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公共安全的基本法律尚未提上制定日程,法律法规的部门管理特点严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很难适应应对大规模和复杂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公共危机。另外,我国多数公共安全管理立法还缺乏程序性内容,权利救济法律条款也不够完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

其次,我国尚缺乏常设性的、专门的、权威的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分行业、分部门的分散性管理体系,公共安全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现象比较严重。随着公共安全事件的综合性和跨地域性日趋明显,危机处理中所涉部门越来越多,仅仅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的行政设置,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领导小组来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公共安全管理的要求。

最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公共安全责任之界定不甚明确。这与公共安全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分散的部门管理体制相关联,并直接导致了在公共安全事件突发时的责任模糊。当复合型事件或者边缘性事件发生后,各部门容易相互扯皮,影响应急管理的有效性。有的法律虽规定了政府防灾的责任,但并没有给予其相应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防灾救灾经费的来源、政府间费用的分担、救灾款项的分配、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等问题时,现有的法律难以发挥作用,结果很难界定各级政府所具有的管理责任。①

2.偏重于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

由于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政府往往忙于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而不是日常的公共安全管理。事实上,公共安全管理远不限于应急处理,成熟的公共安全管理,其过程不再仅仅关注于应对阶段,而是关注于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等一系列过程,并成为政府日常职能履行的一部分。而当前我们还处在以应急处理为核心的应急管理初级阶段,虽然我们制定有突发公共事件总体、专项、部门、地方、企事业单位等应急预案,但是由于一些预案疏于演练和人员培训,当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有些预案常常是毫无用处,甚至很大一部分应急预案只是从其他地方或部门照抄照搬过来的,根本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应急固然重要,但应急处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偏重于应急处理只会使政府的工作处于消极被动、穷于应付的境地,既会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也会影响政府形象,相反,防患于未然才是最为理想的举措。

3.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不足

政府主导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展的典型特征,加上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先天不足,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水平普遍较低。这在公共安全管理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环节比较简单,参与规模较小,参与方式比较单一。社会的参与主要集中在应急处理阶段,事前预防和事后恢复阶段参与较少,主要采用捐款捐物的方式来对事发地方的人民群众进行支援。即使在应急处理阶段的参与也主要是红十字会和慈善机构等有限的几个老牌组织给予现场援助,与非政府组织的总数量相比,参与比例偏低。此外,几乎没有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日常管理活动。

二是社会参与比较被动,主动性不够,大部分的社会参与是政府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动员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命令占据主导地位。当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多数情况下的社会参与是通过中央政府到省级地方政府,再由省级政府到市、县级政府,直至到单位和个人按照行政层级布置任务,对某些单位和个人来说是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不足,不但加重了政府自身的负担,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公共安全管理中核心作用的发挥,降低了公共安全管理的效果。

4.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偏低

公共安全管理技术在管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管理技术还比较低。在决策上,经验决策占据了主导地位,运筹学、规划学、对策学、系统分析等决策技术和方法使用不够,一些决策停留在“拍脑袋”、开“碰头会”的水平上。公共安全管理的非专职化也使得决策和管理不能满足其特殊要求,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另外,我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建立公共安全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搜集、传送和处理机制不够健全,使得政府存在过分依赖行政系统内部信息搜集、传送、处理机制的问题,缺乏外部信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基层组织很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公共安全信息进行“裁剪”,出现谎报、瞒报现象,信息被严重扭曲。在硬件设施上,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公共安全管理信息网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安全风险监测、及时获得有效信息、发布管理信息、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等管理活动。此外,我国公共安全管理的标准化水平比较低。虽然防火、防震、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具有比较健全的技术标准,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应急救援标准。较低的公共安全管理标准化水平和某些标准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应急处理的速度,影响了应急处理的效果。

二、公共安全管理的国际经验

相对于我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共安全管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在政府公共安全职能定位上,还是在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以及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上,都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1.明确各层级政府公共安全职能定位

通过健全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来明确各层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能是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尤以美国为典型。美国公共安全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②1934年通过了《洪水控制法》;1950年通过的《灾难救济法》首次授权总统可以宣布灾难状态,授权联邦政府对受灾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1968年的《全国洪水保险法》,将保险引入救灾领域;1988年的《罗伯特•斯塔福灾难救援与紧急事态援助法》规定了紧急事态的宣布程序和各级政府间的救援程序;2002年通过了《国土安全法》,直接创设了国土安全部。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先后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联邦应对预案》和《国家应对预案》。美国各州政府也都制定了很多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对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如《加利福尼亚紧急事态服务法》等。总之,美国一贯重视通过立法来界定政府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职责和权限,先后制定了上百部专门针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事件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以《国家安全法》和《斯塔福法》为核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法律体系和以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为核心的常设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体系。

各层级政府和部门公共安全职责得到明确划分,保证了各级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有章可循,各负其责,使得公共安全管理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防止了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同时又避免了大规模的临时性政治动员所产生的无序和混乱。

2.构建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

西方公共安全管理一般都有一个以一级政府首脑为最高领导者和指挥者的综合协调机构,进行“全危险”、“全部门”和“全过程”的管理。通过这一机构的协调,整合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和资源,来达到有效化解公共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目的。美国建立的是以总统为核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总统可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公共安全形势,也可以组成高层工作班子帮助总统作出最适当的决定。高层工作班子通常由副总统、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长、财政部长等组成。俄罗斯形成了以总统为核心主体、以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联邦安全会议为决策中枢的危机管理权力机构,任何重大的危机管理方案与行动都必须由总统来敲定。在日本,首相为应急管理的最高指挥官,内阁官房长官负责整体协调和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警察厅、防卫省、海上保安厅、消防厅等各省厅、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配合并具体组织实施。

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使得西方公共安全管理运用整体的力量达到无缝隙管理的目的,造就了一批专业化的公共安全管理队伍,对于积累和发展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理念奠定了基础。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不再局限于紧急事态的应对,不但将预防突出出来,而且也同样重视事后的恢复,使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更加接近于安全目的本身,管理更加科学有效。

3.将广泛的社会力量纳入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在西方,人道主义和慈善组织以及志愿者组织与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参与安全管理的若干阶段甚至全过程。例如,美国红十字会在《国家应对预案》中承担了许多重要责任,其“日常工作几乎完全纳入了美国紧急事态管理的工作体系,承担着美国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的部分工作”③。美国的全国抗灾志愿者组织同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有着密切的合作,在联邦紧急事态应急预案中承担固定责任。再如,新西兰的红十字会在《新西兰全国民防预案》中承担了多方面责任,与救世军同为全国民防福利预案编制委员会的成员。

一些营利性的企业也被纳入到公共安全管理之中。最为典型的做法是美国《全国洪水保险法》将保险引入救灾领域,并将未来的灾害救助转移到保险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外,开展私人警察服务,通过大型信息通讯技术公司开发公共安全信息管理系统等,都体现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同时,西方所谓的“有准备的社区”或“有恢复能力的社区”则将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延伸到了公民个人及其自治体。

西方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将社会力量广泛纳入日常的公共安全管理之中,使公共安全责任由政府、第三部门和社区公众分担,不但有效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且培养了公众的自救能力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激活第三部门、企业和公民个人应对危机,避免了危机发生时的混乱参与和不能充分有效利用社会力量的情况,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水平。社会参与成为西方公共安全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4.注重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公共安全管理标准化工作及其改进和提高,“从应急救援文件的制订到应急设备、应急机构和应急的准备、应急救援的可行性程序等都有相应的标准”④。美国国土安全部2004年制定的《国家事故管理系统》,不仅为美国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有效管理事故建立起制度机制,同时也为应急救援管理提供了一个模板。此外,美国还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救援标准,如《应急活动计划》、《紧急通道的维护和运行》等。在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与应急救援技术、产品、管理相对应的标准,如应急照明、声音系统、便携式呼吸器、应急通风设备的要求,等等。加拿大制定了《加拿大危险管理国家标准》和《加拿大应急预案国家标准》。日本制定了包括《业务持续性计划指南》、《风险管理体系指南》、《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规范》、《企业危机管理手册》和《企业地震对策指南》等30多项较为完善的指南和标准。⑤标准化为公共安全管理的减灾、准备、应对、恢复等各个环节的检查评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衡量尺度,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改进管理水平。标准化还为有序应对、科学决策、迅速行动、有效资源的有效供给提供了指南,使得毫无公共安全管理经验的工作人员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也能够有效地处理而不是不知所措,同时也为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公共安全培训提供了方便。

另外,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部门还通过采用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及通讯网络系统等,实现了公共安全管理技术的体系集成与辅助决策支持,大大提高了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三、加强我国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现有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和体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我们要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重塑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和体制。

1.要尽快实现我国公共安全应对模式的整体转换,即从应急管理向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

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与应急管理有很大不同,与应急管理的被动应付相比,前者在理念上更加积极主动,强调对风险和事件的主动、科学的管理,能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应急管理将管理重点主要集中在事件发生时的紧急控制和处理阶段,也即应对阶段,虽然应急管理也有灾难前的准备和灾后的恢复,但它与成熟的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准备和恢复是完全不同的。应急管理中的准备和预防是为应对服务的,恢复是对灾难后造成后果的即时性、被动性的活动,也就是说是应对活动的自然延伸;而公共安全管理中所说的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是建立在防灾、减灾思想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能够预防的就阻止、不能预防的就减轻其影响和损失。⑥所以说,应急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公共安全来说,仅有应急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应急管理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基本上没有多大作用,对于事后进行科学的恢复和重建的指导意义也不是很大。科学的态度和管理方法是必须根据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原理、机制和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共安全管理,不管在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哪个阶段都力求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消除其危险或者减少其损害。

我国要达到成熟的公共安全管理还有相当的距离。必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健全公共安全管理的各种机制。加强预防体系建设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2.科学、明确地定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能

一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安全法》,从总体上规范公共安全管理,用法律确定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责。在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灾害减除责任的同时,明确划定各级政府和部门公共安全的职责范围和相互关系。

二是建立常设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在国家层面上可以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基础,设立公共安全管理机构,直属国务院领导。在地方层次上设立对应机构,实行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公共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实施全过程的公共安全管理,包括危险减除和风险管理,负责应急预案的编制和演练,评估事态,发布预警,对潜在的和现实的紧急事态和灾难进行快速、有效和全面的应对,提供灾难援助,支持长期的重建行动,执行综合协调部门的协调任务和其他命令,负责人员培训和对民众进行公共安全宣传教育等。

三是建立以一级政府首脑为领导者的综合协调部门,进行综合协调和指挥。综合协调部门可以采取委员会的形式,成员主要包括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及武警部队领导,其职责主要是研究制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审定应急预案,组织指挥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协调与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分析总结公共安全管理的阶段性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等。

3.创新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将广泛的社会力量纳入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实现多元化的合作治理

一是要加强同非营利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合作。对于一些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如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我们完全可以像美国那样通过让它们署名应急预案和成为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使它们加入到体制内来,承担一部分正式的公共安全管理责任;对于其他的一些志愿者组织,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可以建立制度化的联系和沟通机制,同它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沟通。

二是要充分利用社区群众自治组织。要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功能,积极开展“平安社区”创建活动,加强减灾防灾工作,积极排查公共安全危险源,降低公共安全风险,提高社区的抗灾防灾能力;及时调解利益矛盾,化解风险,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三是要同私人部门积极开展合作。通过制定《灾害保险法》,将公共安全的部分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私人部门的专业技术优势,积极与它们开展专项合作,建设“公共安全应急联动系统”,提高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技术水平。

4.大力推行公共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

一要尽快制定《公共安全管理指南》,提供标准化的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和活动方案,指出公共安全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准备措施、管理活动和步骤、管理的质量以及如何制定应急预案、救援的优先次序、怎么进行恢复,等等。

二要建立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类似部门,制定公共安全标准指南、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应急准备/管理和BCM标准,以重点应对相关国际标准化活动,系统地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

三要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建设公共安全应急联动系统,以技术促进各种资源整合和各部门的协同行动。

四要采用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及通讯网络系统等实现对公共安全风险的精确监测。

注释

①滕五晓:《公共安全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责任及其作用》,《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②③夏保成:《西方公共安全管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2、88页。

④金磊:《公共安全应急技术与管理对策》,《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⑤王金玉、李忠强:《值得高度重视的公共安全国际标准化发展动向》,《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6年第3期。

⑥战俊红、张晓辉:《中国公共安全管理概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责任编辑:浩 淼

作者:彭彦强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篇2:

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构建

摘 要:公共安全管理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切身利益的工作。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紧张的疫情期间,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还存有一些问题,为了找到促进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可靠途径,文章主要围绕“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建设”这一主题展开探索,提出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做好顶层设计;重塑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法律制度;强化公共安全资金保障;准确定位公共安全职能等策略性建议。

关键词:新冠疫情;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公共卫生;机制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ic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ZHOU Bin1,CHEN Xuemei1,2

(1.School of Marxism,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2.School of Gaoxin,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109,China)

Key words:COVID-19;public safety management;strategic system

0 引言

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COVID-19),

具有感染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防控难度大等特点,

它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的考验[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西方发达国家对公共安全管理的研究也从自然灾害向公共安全领域发展。随着流行病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等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增多,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研究领域已不仅限于对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而越来越多地开展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研究[2]。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应急管理体制的共性和特点的研究。例如,统一领导与协调联动并举、全过程管理与关口前移并行、政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并存制度建设与程序化运作并重等研究。

研究成果对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力量、主题及演变等方面的分析,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3]。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的卫生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的作用最为突出。但由于这两项机制仍有待完善,基于此,文中试图采取措施构建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使健全的卫生防控机制以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为各部门有效抗击疫情助力。

第4期周 斌等:

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构建

1 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有待完善的方面

回顾历史,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都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防控和应急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的有待完善的方面也显现了出来[4]。

1.1 公共安全管理缺乏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还没有较完善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国家战略风险管控体系还有待健全和完善。目前,我国开展的风险评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重大项目的社会安全稳定的风险评估。在其他领域,尽管也陆续出台了一些与公共安全管理有关的政策文件及开展了一些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活动,但这些政策文件要求和实践活动大体上多带有“专事专议”性质,还没有完全形成制度化设计并运用于实践[5]。

1.2 公共安全管理资源不足

现阶段,我国部分地区呈现出公共安全管理人员不足以及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以公共卫生防控领域为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国疾控中心主任曾给出了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2018年我国专科医院、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内床位数总计650多万张,每千人口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6张。我国三级医院床位数已使用超过97%,当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就会出现床位严重不足的现象[6]。自2010—2018年,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的总人数减少3.9%,专业技术主力的执业医师或助理人数下降10.8%,下降比例非常明显。同时期,综合医院人员总数却增加64.3%。从公共卫生防控以及应急管理经费层面而言,在疾控机构医疗支出中,疾控机构支出占比下降,从2.9%下降到2.4%,基层疾控中心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经费不足的问题(图1)。

事实上,受“重医轻防”观念的影响,公共卫生防控部门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分配量相对有限,这些因素对公共卫生防控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公共卫生防控系统反映出了基础设施和人手不足、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应急预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7-8],影响了防疫效果。

1.3 公共安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健全的制度是各項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3方面:

一是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不完善,使管理主体处于缺失状态。我国目前并未针对公共卫生应急问题,建立统一的应急中心。各部门负责本领域内的各种突发事件,如此次新冠疫情,最初主要由卫生防控部门应对。各职能部门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缺乏深度合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疫效果。

二是管理体系不完善。我国尚未针对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制定并出台综合风险管理制度,使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存在条块分割问题。

三是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各部门之间未形成信息共享局面,使部分公共安全风险无法被及时预测和防范。

1.4 综合危机应对能力薄弱

从目前状况看,我国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能力比较薄弱,除了上述提到的制度不完善之外,危机防范技术薄弱、宣传教育不到位是比较重要的两项因素。原因主要在于:相关部门没有引进先进技术和技术创新;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力度不足,导致应急队伍的整体实力不强。从公共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层面而言,各部门尚未采取系统性的措施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同时也忽视了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全面教育培训。公众或公共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危机意识,社会公共安全整体管理效果不理想。以新冠疫情初期防疫阶段为例,不少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危害性知之甚少,加之防控意识缺乏,没有及时居家隔离,致使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导致防控工作受到影响。

2 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建设新路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初步构建出“一训+三制+一保障”公共安全战略体系。即教育培训、(顶层设计)领导机构体制、科学运行机制,以及为其提供的法制、资金等相关保障(图2)。

2.1 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教育培训

公共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是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我国要构建相对完备的公共安全管理教育培训体系,即从学校的公共安全管理专业培养体系,到各级公共安全管理人员和公众的培训演练等[9]。依托相关科研单位、高校来加强我国公共安全理论研究,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情景体验等方法,开展公共安全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

2.2 做好顶层设计,建构领导机构体制

针对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新时期特点,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建构领导机构体制来进行审慎安排,应制定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推进方案,以稳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10]。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统一应急中心,制定并出台综合风险管理制度,统一管理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并负责调配各部门资源。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使各有关部门之间形成信息共享局面,以及时预测和防范部分公共安全风险(图3)。

2.3 健全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新冠疫情属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各部门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防控体系,是抗击疫情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和保障。在强化建设公共安全战略体系、奋力抗击疫情期间,我国还需要注重对自然灾害的防范[11]。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健全公共安全防控体系过程,要强化建设自然灾害防御机制。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在加强对自然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视程度,但由于公共安全防控体系不完善,导致自然灾害防御效果也不够明显。鉴于此,我国在强化建设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全面整合各项资源,完善各项机制,提升各部门的专业能力,构建全民覆盖的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实施公共安全统一管理、专业应对、联防布控、全民参与的局面。抗击疫情期间,重塑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的关键在于:重塑公共卫生防控体系。

2.4 完善公共安全法律制度

根据非典、禽流感、埃博拉、新冠病毒等疫情案例分析,发现病毒由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是因为人类肆意捕捉和食用野生动物所致。野生动物买卖之所以有着庞大的市场,主要是因为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了有效抗击每一次的疫情,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门需要对公共安全法律保障进行强化建设,将生物安全问题纳入公共安全管理战略范畴,围绕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展开全面研究,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措施应对风险,改善生物安全基础条件,对生物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工作进行系统规划,强化公共安全管理能力。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多次强调:需要强化建设公共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规范公共安全管理程序,落实疫情防控法律制度,加大公共卫生安全管理法律体系和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全面建设法治社会[12]。在强化建设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根本出发点,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国家安全作为最终目标。各地区需要积极落实公共安全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提升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等,从法律层面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保障。相关部门则需要积极发挥自身的监管职能,取缔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组织或机构,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

2.5 强化公共安全资金保障

一定数额的资金投入,是公共安全管理机制构建、顺利运转的最有力的保障,其中,政府的资金

划拨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是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强化公共安全资金保障。一是成立公共安全专项建设基金,其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企事业捐赠、社会募捐等;二是建立严格规范的资金审核、监督和使用流程,以确保资金能够科学有效、合法合规地使用。

2.6 准确定位公共安全职能

对各部门职能进行准确定位,是整合疫情防控力量、强化建设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基于预防为主的原则,增强各部门人员的危机意识,加强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防范意识,将公共卫生安全管理问题作为国家整体工作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按照统一调配、规范管理、全面整合、高效节约的原则,将防疫防灾等工作进行有效结合,做到全面预控,及时应对,将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从制度层面,梳理各部门关系,明确各部门、各崗位人员的职责,构建协同办理机制,做到各项工作的无缝式衔接[13];强化建设公共安全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队伍,提升各部门人员的专业素质;积极引进或创新公共安全管理技术,做好各部门人员技术培训工作;构建疫情全面监测和应急机制,完善疫情救治体系,使疫情抗击重点从救助转向防控。其次,构建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社会动员机制,一般而言,公众对承担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责任持开放态度[14]。使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抗疫工作中,提升抗疫工作成效。为了强化公众的危机意识,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使公众了解到最新的国家政策和政府信息。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还需要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工作,全面开展公共卫生危机知识普及活动,使公众加强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了解程度,引导公众掌握防疫知识与技能,提升公众自救和互救的能力[15];社区等基层防疫组织,则需要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做好公共安全资源整合与分配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的防疫功能,鼓励社区居民加入志愿组织,壮大疫情防控队伍,实现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功能的优势互补,布好第一道防线,减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降低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影响。

3 结论

目前,公共安全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点工作,它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切身利益。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的卫生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仍存有短板,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新冠疫情影响下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试图构建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战略体系。①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教育培训;②做好顶层设计,构建领导机构体制;③健全公共安全防控体系;④完善公共安全法律制度;⑤强化公共安全资金保障;⑥准确定位公共安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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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 莉)

收稿日期:

2020-05-12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专项科学研究计划《完善公共卫生重大事件风险防范协同机制研究》(20JG036)

作者简介:

周 斌(1964—),男,陕西绥德人,教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

作者:周斌 陈雪梅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 篇3:

包容性视野下的公共安全管理:维度分析与战略创新

摘 要:包容性作为一个发展性概念,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是一个新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新时期对公共安全管理的要求中蕴涵着对公平与权利的包容、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对民生民富的包容等。而现实中公共安全管理依然存在的公平与公正度缺失、融合度缺失、参与度缺失、共享度缺失等问题,亟需以包容性为切入点,打碎各种排斥性制度,构建高度融合的包容性管理系统,创新公共安全管理机制。

关键词:包容性;公共安全;管理创新

不同学者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治理等角度论述过包容性的多方面内涵。包容性作为一个发展性概念,以人本、沟通、协调、参与、共享为核心,体现了经济均衡发展、社会安全稳定、不同阶层和谐共处、制度公平等要义。它不仅与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幸福中国”、“和谐社会”等理论一脉相承,还与新时期我国走入高风险社会、危机社会之际构建全新的公共安全体系密切相连。我们发现如果以包容性为一个新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有可能降低风险社会的分化与异化,消解传统社会所出现的社会排斥与社会不公,回应公共危机治理中急需解决的社会协调合作等问题,为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管理的设计和完善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一、相关概念阐述

(一)公共安全管理的涵义

公共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来,同样,公共安全管理活动也是伴随公共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公共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共安全管理指维护公共安全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公共安全政策,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通过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实施预防、处置、恢复等行为,为社会公众提供保障生活、生产等安全的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主要角色的公共安全主体为实现社会安全的意图和目标而实施的持续不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程序的一系列活动。[1]公共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威胁、预防灾难,挽救生命、保护财产,减少损失,迅速恢复、持续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现代社会的高危险期,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领域包含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金融风险、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民族宗教等。特别是民生矛盾突出,反映在城乡就业、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多方面,使公共安全呈现出频发性、高危性、群发性、连锁性等特点,也使得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呼唤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有更包容的心态与机制来应对新问题的出现。

(二)包容性的涵义

包容一般意义上指赞同和促进平等的权利、机会和资源分配,减少社会贫困,改变社会排斥的概念、行动、政策与现实。当包容与“社会”搭配时,就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常用的概念,一般被表达为“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 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 Ex

clusion)”。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2]现在, “社会包容”或者说“社会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同方式的“社会排斥”,打破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等各种人之间的隔阂和区隔,使所有人被包容到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谋社会发展的路径,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概念的提出表明了一种更新,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他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各领域共同研究的模式和价值导向。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包容性维度分析

(一)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公平与权利的包容

根据林毅夫的观点,包容性增长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即应致力于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益。[3]这个观点正是从公平与权利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笔者认为在公共安全管理领域这种观点同样适用。公平与权利既是包容性的本质,又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安全管理条件的包容这一维度,可以以公平与权力为切入点,更为细致地分析安全管理对公平与权利的诉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价值,就体现为促进社会公平,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例如在统筹城乡安全协调发展中,城市发展用地、工业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成为城乡矛盾的焦点,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需要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好发展用地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开展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打破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通过各项制度改革、完善,让社会不同群体平等地共享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切实推进社会公平。

(二)公共安全管理中对多元主体的包容

政府在公共安全事务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无法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独自解决所有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社会领域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的发展,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传统界限逐渐被打破,政府已经不再是行使公共权利的唯一中心和行动主体。[4]因此公共安全管理凸现出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它代表着在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必须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市场的作用,形成在协调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与各类其他组织相互依赖、资源共享,共同构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5]这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就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共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对民生民富的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标题,清楚地标明了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内容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民生是国之根本,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生得以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老百姓感觉幸福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把社会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救济权等权利始终摆在第一位,建设和谐社会中首先以人的生命为本,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也是安全发展的核心。[6]中国的GDP 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 的高位增长, 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 损失高达6%,非典、禽流感、地震、海啸、暴力抢劫等等这些问题每年夺去了20 万人的宝贵生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要认识到安全也是稳定、安全也是生产力、安全也是最大的效益,公共安全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三、公共安全管理中包容性缺失导致的现实问题

(一)公平与公正度缺失,导致法律法规不健全

公共安全涵盖了政治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涉及的具体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地下空间、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有关社会政策与制度。我国从1954年首次规定戒严制度至今,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己经初具规模,已制定了针对社会紧急危险形势的《戒严法》、针对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灾害的《防震减灾法》、针对洪水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的《防洪法》、针对火灾的《消防法》、针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安全生产法》、针对环境保护和环境灾害防治的《环境保护法》以及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没有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实施灾害防御、应急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等措施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难以把握自己的职责定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而最终伤害了救助群体的利益。

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法规涉及单一灾种多,涉及综合管理的法规少。通常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往往波及到社会各个层面,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单一灾种的法律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在如何实施灾害管理、如何界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管理责任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使得政府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危机和社会风险问题时无法兼顾到所涉群体的共同利益,难以对不同的利益分配进行协调。

(二)融合度缺失,导致职能分散,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安全部门自成体系,由于融合度的缺失,管理分散,指挥职能存在交叉,急需建立协作统一的安全管理平台。安全管理涉及的具体时间包括自然灾害、生产事故、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公共社会司、地下空间、社会治安、金融安全、国家安全等30多种有关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方面的安全防范内容,涉及几十个部门。[7]我国的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一般根据事故本身的性质,有不同的部门负责指挥应急管理,目前政府没有建立作为统一的关于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涉及公共安全管理的工作实际上仍然分散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政管委、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药品监督局、技术监督局、人防办等多个职能部门中。

相关职能部门分属不同系统和不同的领导,日常管理中往往习惯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缺乏管理资源和信息共享,没有统一的预警机制和协调管理平台。在这种分散管理的体制下,政府对区域内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对各种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消除,对各种危机的发生不能事先有效阻止,结果造成危机发生,同时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三)参与度缺失,导致社会动员力差

以往我国“全能政府”模式下,我国政府已经习惯于运用一体化的“限制型管理”和“配给制服务”方式来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形成了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灾情救援体制和应急管理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有限资源,集中统一地解决危机突出问题,防止发生动乱,较快地渡过难关,特别是在应对单一公共安全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

但是这种以政府动员为主的形式,在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公共安全危机频发的局面显得效率比较低。社会动员能力的不足导致公民自发地组织和行动起来防范危机、应对危机以及灾后的恢复和重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缺乏。目前,除了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这样的传统组织外,我国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很少在公共安全管理中配合政府开展工作。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中社会公众作用的发挥,同时也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

(四)共享度缺失,导致信息披露缓慢

鉴于历史的原因、官僚作风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的缺失,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成为了一个最为学界以及公众垢病的问题。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爆发后,各级政府或媒体往往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无意地采用“捂盖子”等愚民手段,其结果,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谣言四起、众人心理恐慌的局面,从而给危机扩大化提供了一个温床,使得人民的损失人为地扩大化,政府的公共安全事件处理也陷入更为困难的不利局面。

事实证明,不确定的危机比已经确定的危机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在人们不能得到准确信息的同时,各种猜测、流言开始全国散播,不仅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恐慌,而且导致了事实上的混乱。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不可能完全封锁公共安全信息。如果主流信息不畅,则社会谣言四起,政府信息失去权威导,百姓心理恐慌程度和过激行动大大加剧,从而政府解决危机的难度加大。此外,政府相关人员还存在着意识缺位,缺乏自如应对媒体、有效引导舆论的能力。[8]因此,政府需要构建权威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发布平台,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正确引导。

四、包容性视角下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的战略对策

(一)加快完善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为包容性管理提供公平依据

2007年我国公布施行的公共安全事件应对法,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共同性规范。但是应对突发事件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作,仅靠一部基本法律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应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公共安全管理各个环节配套的规定,完善公共安全事件等级、预防、应急准备、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具体制度;抓紧清理现行有关公用安全管理的单行法律法规,及时修改与公共安全管理事件应对法不一致的规定。

在提高社会公众自救互救意识能力方面,有些国家和法律中强调了政府应急管理责任的有限性原则,明确了社会公民的自救互救义务,如日本《东京震灾对策条例》强调了两个理念,一是“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二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保护”。[9]这一条例充分体现了公共安全管理中公众参与,第一时间自我管理的理念。在加强基层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建设方面,一些国家非常重视完善社会应急组织和队伍。

新加坡构建了社区民防系统,倡导全体市民的参与防止危险事件;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大力发展民间应急力量,支持建立各种专业性强、技能高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并把这些力量纳入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应急资源的不足。西方国家的种种经验告诉我们,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全民参与,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的预警公共安全事件,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全民出动,最大限度的挽救生命财产,才能最有效的解决突发性事件。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高度融合的包容性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依靠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从危机察觉与预警、危机决策、事件控制与处理,到提供需要支持和救助、善后等一系列工作,需要相应的机构负责,由这些机构组成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组织系统。目前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根据我国国情设立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安全管理的组织系统,基本思路是:

(1)通过立法,成立由国家主席领导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作为处理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的指挥决策机构。

(2)在中央政府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危机信息的汇总与报告,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和策划组织,应对行动的实施监督,对外沟通,组织危机管理的培训和演练等。

(3)通过重组现有的情报信息机构或设立新的部门,完善危机预警系统。具体包括:可考虑建设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分布与全国、实行垂直管理的信息情报系统,已搜集、处理和分析传统“国家安全”范畴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动态方面的信息;改革规范信访机构、新闻媒体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运作,使之更好地发挥其职能;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使信息机构的信息搜集、处理和分析工作规范化,使政府信息的报告和公开规范化、制度化。

(三)建立健全社会动员机制,促进包容性管理的参与功能发挥。主要包括:

(1)设立负责社会动员工作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可设在负责公共安全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之内,其职责包括策划宣传策略和计划、制定有关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的政策、新闻发布和政策宣传、协调传播媒体等。

(2)制定激励、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应对危机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例如:为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应对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渠道和法律保证,制定社会组织参与应对危机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10]

(3)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协助和支持。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建立整合透明的信息管理制度,提高包容性管理的信息可获得性

(1)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要建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首先,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下常设管理公共安全信息的综合职能机构,由一个或几个部门负责人员和专业人事组成。同时建立公共安全新闻发言人制度,选定新闻发言人,以保证公共安全信息的科学管理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其次,政府信息公开要做到及时准确。政府要争取在第一时间把公共安全信息公布于众避免公众从非正式渠道获取虚假信息,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局面。信息务求准确、客观,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最后,要理顺政府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关系,促进信息的顺畅流通,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

(2)加强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新闻媒体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主体,扮演着政府“信息代言人”的角色,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保持畅通的信息联系,形成一种互动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安全的保障工作。比如,日本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11]所以,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政府必须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有效引导新闻媒体,使新闻媒体成为传播政府决策的途径,公众获取正确信息的渠道和官民共同解决问题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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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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