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经典英文翻译（精选6篇）
篇1：外交部经典英文翻译
揭秘外交部翻译：总理记者会提前一个月准备
2010年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张璐担任翻译。
张建敏、朱彤（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翻译界的“金童玉女”。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娜
2010年3月1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聚满了中外记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里召开记者会。人们都非常关注温总理如何即兴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动摇„„我将以此明志，做好今后三年的工作。”温总理首先发表讲话，引用古训明志。接下来，在回答提问时，他更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总理身边的翻译换人了！”眼尖的记者发现，坐在温总理左侧的是一位名叫张璐的女翻译。她是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在两个多小时的问答中，无论温总理谈到什么诗词、古语，她都能迅速、流畅地进行翻译。
“她真是太厉害了，总理用的典故，好多中文我都不会写。”“这好像是温总理近几年第一次起用女翻译。”„„现场的记者小声议论着。会后，这位穿着深色西装、宝蓝色衬衫，梳着可爱“蘑菇头”的“温总理女高翻”，受到亿万观众和网民的热捧。
超强的政治敏感
3月16日，记者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张璐回到了母校外交学院，应邀给学弟学妹们讲述“总理记者招待会翻译的体会”。原本只能容纳200人的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里、过道上站满了人。
“以前都是听别人做报告，没想到今天却是我给大家做报告。”张璐谦虚地说。她神情专注、认真，唯一不同的是，回到母校的她，多了几分俏皮与放松。
对于自己突然“走红”，张璐有些意外：“其实外交部有很多出色的翻译，只是这次刚好派我去，而一年一度的总理答记者问又备受关注。”
在张璐看来，给领导人当翻译，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敏感。“翻译时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做到如实翻译。”她举例说：“在这次记者会上，温总理澄清所谓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傲慢’的传言时提到，‘„„我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因为我跟着总理去过哥本哈根，知道他指的‘那位领导人’是谁，也知道这个人的性别。但当时总理并未提及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所以我在翻译时也不能直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不能表明性别。英文里有男‘他’和女‘她’的区别，所以在翻译时，我选择用被动句式来表达。”
张璐说，当一个好翻译还要了解领导人说话的意图，可以结合当时的语境去“巧译”。她说：“大家对我在翻译总理古诗词时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其实，古诗词翻译并不是我的强项，哪怕能再多给我一秒钟时间，我都能翻译得更加准确。”张璐认为，自己这次的表现，主要归功于平时的积累。“我发现总理最喜欢引用刘禹锡、王安石和屈原的诗词。所以，给总理当翻译时，要结合他说话的语境，知道总理在这个时刻引用古诗词是想要传达怎样的一种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张璐介绍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状态时说，“有点上学时的感觉”。“每天要很早起床，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充实自己。晚上回去要做功课，总结、回顾当天翻译的东西。有时候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被叫去，一翻译就是好几个小时，回来后全身酸痛，疲惫不堪，感觉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不过，张璐也体会到其中的成就感，“尤其是给领导人当翻译，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淘汰式培训”
张璐出生于1977年，是土生土长的济南姑娘。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在同学眼中，张璐从小就“很洋气”，学习刻苦，一直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臂上挂着“三道杠”。
进入中学后，张璐的外语天赋显露出来。上英语课时，她经常会被老师叫起来读范文。1996年，张璐被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录取。虽然她当时就读的是国际法学专业，但英语相当出色，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英语演讲比赛。大学毕业后，她在伦敦的一所大学学习外交学专业，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她改行做高级翻译，并进入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2009年2月，温总理访问英国会见布朗首相时，张璐就曾担任现场翻译。
有人说：“翻译就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它的上半身永远都是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而它的下半身则在水中不停地扑腾。”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给领导人当翻译很神秘，但他们不知道，这绝非易事。
外交部翻译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想进入外交部当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必须经得起3道考验：严格筛选，疯狂练习，周密准备。
外交部挑选翻译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初试一般通过公务员考试排名，或是去专业院校进行笔试。这位工作人员说：“入部考试中的英语水平测试相当难，通过笔试后还必须参加英语面试，其中成绩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进入翻译室参加下一阶段的‘观察培训’。”
“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首先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几位前辈每天陪学员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练习。“培训的强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时效性很强，基本上都是当天的新闻和评论，或近期的热点话题。”外交部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同时全面观察学员的外语基本功、翻译潜质、领悟力、语言表达习惯、声音状态、刻苦精神、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组织纪律性„„“通过初试的人，只有不到4%被最终录用”。
“中国翻译的国家队”
外交部翻译室像是“课堂”，张璐和同事们接受的是“魔鬼训练”。翻译是有一定技巧的，为了提高速度，部分内容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用‘四’字来代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用‘和’字外面加一个圈来代替。”除此之外，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全部翻译出来。因此，记笔记是翻译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就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任小萍曾对外介绍，翻译室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翻译过程必须一丝不苟，从内容到体例，从称呼到专用词，该查的必须一项一项查，决不能马虎或想当然。不仅要查，而且要知道出处。”“翻译人员还必须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既要有信心，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必须集中全部精力，不能允许有半点虚荣心作怪，否则，遇到难点和问题，就会方寸大乱，就会‘砸锅’。”
接下来，就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疯狂练习”。翻译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说，要不是内心真正喜欢，肯定无法坚持下来。他们通过这种练习，最后都能“不由自主，习惯成自然，看到中文时，嘴里就能马上条件反射出英文来。”
经过疯狂练习，最后一道关，就是“战前准备”。“每年总理的记者会，外交部都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翻译。从那时起，接到任务的翻译就进入‘冲刺阶段’。不过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准备。”翻译室的工作人员说，以总理的记者会为例，“大量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对两会热点问题的调研，整理总理一年来的讲话内容。‘大战’前，还要模拟召开记者会，不上场的同事充当陪练，设计出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此外，还要进行‘彩排走场’。”
外交部翻译室被誉为“中国翻译的国家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翻译队，到翻译处，再到翻译室，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外交部翻译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冀朝铸，担任过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紧接着马雪松、姜江屡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随后出现了中国翻译界的‘三剑客’张建敏、朱彤、许晖；现在有雷宁、戴庆利、周宇、费胜潮„„”如今的外交部翻译室，年轻人占80%以上，他们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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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
篇2：外交部经典英文翻译
想进入外交部当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必须经得起三道关考验：严格筛选，疯狂练习，周密准备。外交部挑选翻译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初试一般通过公务员考试排名，或是去专业院校进行笔试。外交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入部考试中的英语水平测试相当难，通过笔试后还必须参加英语面试，其中，成绩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进入翻译室参加下一阶段的‘观察培训’。”
“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首先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几位前辈每天陪学员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练习。“培训的强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时效性很强，基本上都是当天的新闻和评论，或近期的热点话题。”外交部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同时全面观察学员的外语基本功、翻译潜质、领悟力、语言表达习惯、声音状态、刻苦精神、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组织纪律性„„“通过初试的人，只有不到4%被最终录用”。
“魔鬼式训练”
外交部翻译室像是“课堂”，张璐和同事们接受的是“魔鬼训练”。翻译是有一定技巧的，为了提高速度，部分内容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用‘四’字来代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用‘和’字外面加一个圈来代替。”除此之外，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全部翻译出来。因此，记笔记是翻译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就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接下来，就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疯狂练习”。翻译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说，要不是内心真正喜欢，就无法坚持下来。他们通过这种练习，最后都能“不由自主，习惯成自然，看到中文时，嘴里就能马上条件反射出英文来”。
经过疯狂练习，最后一道关，就是“战前准备”。“每年总理的记者会，外交部都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翻译。从那时起，接到任务的翻译就进入‘冲刺阶段’。不过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准备。”“大战”前，还要模拟召开记者会，不上场的同事充当陪练，设计出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此外，还要进行“彩排走场”。
超强的政治敏感
给领导人当翻译，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敏感。“翻译时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做到如实翻译。”张璐在接受采访时说，“在3月14日的记者会上，温总理澄清所谓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傲慢’的传言时提到，‘„„我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因为我跟着总理去过哥本哈根，知道他指的‘那位领导人’是谁，也知道这个人的性别。但当时总理并未提及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所以我在翻译时也不能直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不能表明性别。英文里有男‘他’和女‘她’的区别，所以在翻译时，我选择用被动句式来表达。”
张璐介绍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状态时说，“有点上学时的感觉”。“每天要很早起床，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充实自己。晚上回去要做功课，总结、回顾当天翻译的东西。有时候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被叫去，一翻译就是好几个小时，回来后全身酸痛，疲惫不堪。”不过，张璐也体会到其中的成就感，“尤其是给领导人当翻译，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青年文摘》)
21世纪头号紧缺人才：同声传译
http://N，做笔记，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等这一培训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时间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各位前辈每天陪他们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的练习；第二阶段是在工作中培训，参加一些笔译初稿和不太重要的口译活动。培训结束后，才算成为翻译室真正的一员。
“达到顶级水准，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积累。”这名翻译家说，像张璐和之前为总理做翻译的费胜潮，虽然看起来年轻，但也“久经沙场”，经验老到了。
温总理历届记者会翻译 2003年翻译
张建敏：1970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经为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人担任口译。
评价：语音流畅，表述准确，有着较快的反应速度。2004年翻译
戴庆利：安徽人，1989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英语，1993年进入外交学院学习，获翻译学硕士，1996年到外交部工作。曾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
评价：练就扎实基本功，口语和听力都非常出色！2005年翻译
雷宁：外交部翻译室培训处处长 评价：外表沉静，现场反应机敏。2006-2009年翻译
费胜潮：1973年生于武汉，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现任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
评价：经验丰富，纪录快速，翻译流利。
2010年3月14日，张璐在温总理的记者发布会上做翻译。张璐，现任中国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
每年“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总会引用不少经典名句，这些名句的翻译引发网友热议，总理身边的翻译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普通人眼里，这些外事翻译既能够近距离接触国家重要领导人，又可亲历国家重大事件，然而他们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因此，他们的工作也显得越发神秘，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团队
三四十人当“陪练”
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费胜潮曾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连续担任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翻译。虽然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台上翻译的他，但在他的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在默默地支持，差不多有三四十个人担当他的陪练。
温总理曾经在２００６年的记者会上用到“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当时小组准备时，每天阅读《人民日报》，看到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组讨论时，讲了这么一句，于是他们就收集起来备用。想不到一周后的记者会上，温总理真的又讲到了这句话。顺理成章地，费胜潮很顺利地就将这句话翻译了出来：“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ｔ ｍａｙｂｅ ｌｅｓ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ｉｔｅｓ．”
但是，这样的好运也不是时时降临的。据费胜潮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思维非常活跃，很多时候是临场发挥，话语非常精彩，很少出现对着讲稿照本宣科的情况。因此，即使准备得再细，也不可能完全准备到。这种情况之下，前期准备只是打一个基础，实战时，需要翻译在准备的基础上临场发挥。
在费胜潮的翻译生涯中，一些趣事也常常伴着尴尬而来。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他居然没有反应过来，词句机械而顺畅地脱口而出，紧随其后的是全场的大笑，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求助
现场请杨振宁帮忙
要做好外事翻译，需要极广的知识面，但翻译也是正常人，不可能通晓每一个行当，因而被费胜潮戏称为“Ｊａｃｋ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ａｄｅｓ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ｅ．”（意译：三脚猫）。但不会翻不要紧，翻错了却有可能产生重大后果，“所以拿不准的时候一定要问，或请发言者重复或解释，一定不要怕丢面子。”费胜潮说。
对此，身为外交部翻译室培训处处长的雷宁深有体会，他的秘诀就是当场请教。他曾遇到过激光的发明者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Ｔｏｗｎｅｓ，中方领导人对激光很感兴趣，说“现在都有飞秒激光了”。这可难坏了从来没有听说过飞秒的雷宁，幸亏现场有杨振宁博士在座，雷宁求助地望着他，发现他其实也在看自己，因为他也担心雷宁不会翻译。杨振宁博士告诉雷宁，飞秒激光是“Ｆ－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雷宁学了一个发音，为自己解了围。
辛苦
一天做了１２场翻译
今年人大闭幕后，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温总理再次以睿智和博学、以富有文采的回答，迷倒了中外记者。与此同时，坐在温总理身边的美女翻译张璐，由于现场流利地翻译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也受到亿万观众和网民的热捧。
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期间，温总理的翻译官一直都是费胜潮，但今年这位美女翻译张璐接替费胜潮，她也是五年来首次被起用的女翻译家。张璐出生于１９７７年，是外交学院国际法系１９９６级学生，２０００年毕业，曾在伦敦一所大学学习外交学专业，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
外交部翻译室目前大约有５０名翻译，英语和法语翻译人数最多。想进外交部翻译室，基本都得进行翻译方面的“魔鬼训练”，所以外界看外交部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官僚气，都带着不少书生气，张璐也是这样，显得“很淑女”。
记者查阅外交部相关资料，发现张璐有一次跟随李肇星在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一天之内做了１２场翻译；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和同事一起，承担了国新办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翻译工作。
张璐在给学生作讲座时就说过，自己常常加班加到凌晨两点，每天还要听ＢＢＣ、ＶＯＡ、ＣＮＮ，做笔记，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等。
张璐的高中同桌陈浩回忆说，高中时代，张璐课桌上总是堆满英文书籍和词典，耐心回答同学的问题；如今在温总理身边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却又很低调，常常说“这就是工作而已”。在陈浩看来，现在张璐虽然身居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但“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
陈浩透露说，张璐现在的工作非常紧张：每年能回济南的时间少之又少，今年春节回来也只是和几个相熟的同学小聚，“时间很短就走了”。但陈浩表示，从前张璐对英语学习充满热忱，为人踏实稳重，现在也没什么变化。
综合《新闻晨报》、《法制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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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翻译：裕德龄
裕德龄，满族，１８８６年出生于武昌，后在荆州、沙市度过了童年及青少年时代。
上世纪初，精通八国外语的漂亮、聪慧的德龄公主，走进了充满神秘、诡异又异常险恶的皇宫，作为御前女官为慈禧太后做翻译工作。
蒋介石翻译：宋美龄
宋美龄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与蒋介石结婚后，任蒋介石秘书及英文翻译，活跃于外交场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并主持全国战时孤儿收容会。１９４３年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在蒋介石同美、英等国增加各方面合作的外交活动中，她不仅是蒋介石的翻译和助手，还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顾问。
毛泽东翻译：吴莉莉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
到延安后，当了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
毛泽东翻译：章含之
上世纪７０年代，章含之亲历了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章参与了接待工作，当时定下尼克松访华的事。
尼克松称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翻译。尼克松的表扬影响很大。半年后的１９７２年９月，章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有一天到联合国总部地下室小卖部买东西，一些年纪大的服务员一看到章就说，“哎呀，我们知道你，你做我们总统翻译，我们总统说你翻译得非常好。”
毛泽东翻译：唐闻生
现在５０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唐闻生。她因一口纯正的英语，万里挑一地给毛主席当英语翻译。常年伴随毛主席左右。每当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她就给毛主席当翻译。白皙的脸庞，梳剪整齐的短发，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装。在给毛主席做翻译的十多年中，这一身装扮几乎没有变化过。
邓小平翻译：傅莹
在外交部副部长中，５７岁的傅莹格外引人注意。１９７３年，傅莹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２０００年４月，傅莹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２００３年，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２００７年４月，转到伦敦，成为驻英大使。获得副外长任命后，傅莹成为继上世纪７０年代王海容后的中国第二位女副外长。
傅莹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１年担任过外交部翻译室英文高级翻译，当过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温家宝翻译：张璐
篇3：外交语言及翻译策略
关键词：外交风格,外交语言,翻译策略
中国从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大国,离不开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正是由于中国所主张的友好外交使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外交这门艺术正在随着时代潮流前行。
一、外交语言的特点
根据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格莱斯的文本类型学,外交语言应当归类于官方讲话[1]。
外交语言是一种高级政治语言,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极强的政策性[2],具有一定的标准和风格。但实际上,由于外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外交语言区别于普通的政治性语言。周恩来曾在讲话中指出,外交同军事一样担负着保卫国家利益的任务。而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外交和军事所不同的是外交工作是以“文”的方式在国家关系中进行联合或斗争,而它所运用的主要“武器”就是语言。可以看出,外交语言是外交实践中使用的语言,是外交工作的武器。作为在外交舞台上使用的语言,外交语言在其运用上具有鲜明的立场性、准确性,含蓄委婉、避实就虚、分清场合、拿捏分寸等特点,也是这些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使各国在外交事务中能更好地沟通和交流。
二、外交语言的翻译原则
外交翻译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严谨而有效地传达国家的声音。基于外交语言的特点,外交翻译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采用合理的翻译策略,既要忠实原文,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使外交翻译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1. 精
2. 准
3. 转
转,即形象转换,以实现文化等值。例,非洲有句谚语,“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中国也有句古话,“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亚非国家加强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4. 能
三、翻译策略
1. 词汇层面的翻译策略
(1)词义的选择
俄语词汇的多义性特点使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词义选择这一问题,即寻求对等或对应。选择正确的词义对文本的翻译至关重要,也是大多数译员所面临的问题。
译文:偷窃和杀害外交人员将会受到大多数政府和国家的强烈谴责。
(2)词义的引申
有些词语不仅仅局限于词典中给出的意思,需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加以揣摩,以正确理解其含义,是翻译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译文:如果外交人员在驻在国定居,那么自然就会失去外交豁免权,本国的司法对其生效。
词典中有“扩大,扩充;伸展,蔓延;遍及,普及;传播开,散布开;笼罩,充满;滋生,繁殖”等意思。在此句中对应的主语为“司法”,直译可以选择“扩大,笼罩”,也就是说处于司法管辖范围内。如果给“法律”加一个动词,通常会想到制定法律或者法律生效,其中“法律生效”间接表达了受到法律管理这一意思,所以把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ся转译为“对……生效,有效”更加符合表达习惯,也体现了一定的专业性。
(3)词类的转译
由于俄汉两种语言习惯的不同,翻译时往往需要改变词的词性,即出现词性的不对等,名词不一定要译为名词,动词也不一定要译为动词。循规蹈矩地坚持词性不变有时会影响文本意思的表达和语言的流畅性。
译文:俄罗斯严格遵守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原则和享有特权的原则。
此句直译为“俄联邦是……的拥护者”,而译文中将“拥护者”省略,将原来的名词定语翻译成动词谓语形式,出现了由名词向动词的转换,出现了词性的不对等。但在整体上不会因转换而打乱句子的结构,反而使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晰,更加直观地呈现原文的意思。
2. 句子层面的翻译策略
(1)断句法
俄语中长句较多,汉语却不太喜欢长句,常常是以简练见长。因此,俄译汉翻译中采取长句断切法,也就是长句化短。断切后的句子要达到“眉目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语气连贯,前后呼应”[4]。
译文:外交关系破裂时,考虑到对等原则,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予以保留。
以简练为目标,译文把条件和时间作为断句的点,避免了句子过长,达到了意思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语气连贯,前呼后应的目的,使句子结构清晰直观。
(2)句型转换法
句型转换是指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改变原有句子的句型,以更加直观地表达文本的意思,适应不同文本的需要,或者是表达某种态度和立场。在外交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疑问句,尤其是概念型问题的提问方式更加常见疑问句。
(3)成分改变法
成分改变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改变句子成分以适应译文的表达习惯。成分改变和词类转译有些相似,但不相同:词类转译只是个别词的词类,成分改变则涉及作为句子成分的词或词组,翻译时,主语、谓语、定语、补语、状语等句子成分都有可能转译。
译文:根据外交豁免权,除人身及处所不可侵犯外,外交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文件、行李、交通工具也不可侵犯。
(4)调整语序法
调整语序是指由于俄汉两种语言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有时需要对原文句子的顺序作出调整,以适应译文的表达习惯,使译文通俗易懂,思路清晰。
译文:外交关系破裂时,考虑到对等原则,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予以保留。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考虑到对等原则”放在句首,不会把“外交关系破裂时”单独作为一小句列出来,即“考虑到对等原则,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在外交关系破裂时也予以保留”。译文将时间状语、条件状语排在句首,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四、结束语
外事无小事。外交语言的政治性色彩决定了外交翻译不能墨守成规,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正确把握外交语言的特点有助于译员准确、忠实地传达外交信息,同时还需要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以更好地在外交活动中发挥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5.
[2]杨明星.“政治等效”理论框架下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以“不折腾”的译法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3).
[3]张雅溪.外交语言的特点及翻译原则[J].林区教学,2015,(9).
[4]黄忠廉.俄汉双向全译实践教程[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篇4：我在外交部翻译处的日子
译员一边翻译,
周总理一边掐着手指数着
听老同志讲,周总理特别重视翻译的准确性,他说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总理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但总理同时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对领导同志所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
一年盛夏的中午,来访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总理致答辞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翻译｡每位译员在翻译时,总理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真有点纳闷｡后来,当俄语译员译完一段话之后,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了｡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时不时地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日闷热之后,令人感到特别之爽｡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的天气“蛮好”的｡俄语译员把“蛮好的”照原话直译了出来,总理听后略带笑容地对她摇了摇头｡译员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听有的老同志说,总理见外宾之前,有时把译员特地单独请去,介绍中央的考虑,讲政策､对策,并征求译员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总理还要求,外交部领导研究重大涉外问题时亦应这样做｡
连苏联使馆的代办,
总理也能直呼其名
周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进行广泛接触｡当总理与使节们交谈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都跟在总理的后面,当他需要时(总理懂英语､法语､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这项工作｡
有一次,总理见到苏联驻华使馆的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对他说:“拉兹杜霍夫同志,你的夫人好像不太像俄罗斯人｡”原来这位代办夫人那天把头发吹得老高,当时在苏联上层妇女中,这类发型也是相当超前的｡代办似乎感到总理的话有点讽刺意味,脸刷地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解释:“总理,她是俄罗斯人,是的｡不过,她来自俄罗斯东部｡”还有一次,总理与另一名苏联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总理碰见时一眼就能认出,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连人家大使因事暂时离开使馆回国的时间,总理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正式给周总理当翻译只有一次｡那是1964年秋天,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那时,中苏间的人员往来已经濒于中断,这是60年代来访的最后一位苏联客人｡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苏联人来我国访问过｡总理对这位苏联音乐家讲了许多友好的话,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目前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两国人民总会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事隔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年前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说那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陈毅元帅:等美帝打进来,
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有人还叫嚣要把战火烧到中国｡当时,在一些双边关系中和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为此,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9月29日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翻译处各语种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进行同声传译,领导让我也到“前方”体验和学习｡
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双边关系问题和国际问题,他几乎都是即兴讲｡这次记者招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叫嚣,老元帅横眉怒目,发出了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陈老总的话音一落,在场的所有中国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激动和振奋之情｡大家都认为,陈老总在“一切都报”这句老话后面加了一个“销”字,非常妙｡
记得陈老总在多个不同场合与外国记者谈到过原子弹问题｡他既讲到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斗争才是最好的原子弹;也曾斩钉截铁地说过,我们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也要制造几颗原子弹;还说,搞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我在现场听俄语高翻们的同声传译,感到陈老总的骨气､陈式语言的虎气全都译出来了｡但是偶尔,同声传译也会出点小问题,甚至还“卡”过“壳”｡有一回,陈老总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顿时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又不好根据汉语的发音瞎说一通｡翻译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我还把一张“四岛图”粗线条地画了下来,并附上四岛的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40年过去了,北方四岛的俄文名称及其概况,我一直都记得｡
十万火急翻译“李宗仁声明”
1965年7月20日上午10时过后,办公厅让我们翻译处五大语种各派两人去紧急执行一次特殊任务｡原来,李宗仁先生正乘坐专机从广州飞往北京,两个多小时后就要在首都机场降落,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首都北京,实现他“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夙愿｡周总理届时将率领党､政､军､群一大批领导人前往迎接｡我们在集合后还得知,李宗仁先生将在机场宣读一项声明｡有关同志宣布了两条:一､各语种要尽快把译文拿出来,立即送文印处复印供散发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所在的房间｡
“李宗仁声明”篇幅不长,只有两页多,但写得相当精彩,内容广,含意深,情真意切,极具感染力｡“声明”以白话文为主,夹杂着不少文言文,读起来颇感独特,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李宗仁先生的话主要是说给蒋氏父子听的,他“寄语留台的国民党同志”:美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
在“声明”中,李宗仁先生还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误再误”,“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翻译“声明”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我们当时又处于“被隔离”状态,连查工具书几乎都不可能｡正在我们犯难的时候,主管同志“雪中送炭”,向我们扼要介绍了李宗仁先生此次回归的来龙去脉,讲了中央对原国民党头面人物回归的政策,还对一些不易懂的词语进行了释义,帮助翻译们得以在两个多小时内完成了任务｡
多年后我才知道,李宗仁先生回归的旅途真是荆棘丛生,仅筹划工作就用了足足十年的时间｡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利用李宗仁先生就台湾问题发表正面谈话这一契机,运筹帷幄,争取让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先生尽早回国｡十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北京､香港和苏黎世等地,通过李宗仁先生的原政治秘书程思远先生､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以及我统战部门负责人罗青长同志等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总理还多次约程思远先生秘密到京进行具体谋划｡李宗仁先生这次是从美国经瑞士回国的,他的回归之旅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挥下,在我驻外人员的巧妙安排下,李宗仁先生得以躲过蒋特策划的一个个暗杀计划,于7月18日平安地飞回了广州｡从瑞士到中国的途中,他飞飞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时间｡
在中南海学习现场
翻译俄语电影
“文革”之前,在中南海经常为中央领导同志放映一些俄语“内部参考片”,有《雁南飞》､《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等｡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老总等常往观看｡片子由“中办”的俄语组､我们翻译处俄文组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几位高翻现场同声传译｡领导曾多次让我去“实地”学习｡
记得有位高翻翻得特棒,每句对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绘声绘色｡有一次,画面上出现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耳语,他当场竟然也“整”出好几句“对白”来,逗得“中办”杨尚昆主任捧腹大笑,他打趣地说:“好嘛!你这位高翻的本事好大哟!连人家小青年搞对象说的悄悄话你都能听得出来,而且还听得那么真!要得!”
现场翻译电影特别难,影片中对白的速度往往很快,翻译有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而且有些对白还听不清､听不懂｡有一次,我向这位高翻讨教如何提高俄语的听力,他倒是没有介绍什么经验,只是不好意思地说,他当年学俄语有个挺“赖”的办法｡那还是在上世纪的40年代,在哈尔滨的公园里,每当夜幕降临,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常常躲在椅子后面,“偷听”“白俄”老头､老太太唠嗑｡
20多年后,这位前辈到苏联访问,使馆领导让我陪他｡有一次,我回忆起当年在中南海学习翻译俄语电影的情景,很感谢他对我这个“后学”的鼓励和指点｡他说,给领导同志翻译俄语电影,在我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早在延安时期,师哲同志就给毛主席翻过《列宁在十月》等片子｡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逗留的时间较长,长达两三个月,空闲时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哈国宾别墅调看了苏联电影资料库里几乎全部传记片,写彼得大帝的,写拿破仑的,写库图佐夫的……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常与随行人员谈论影片中的情节,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次,在宾馆用餐时,主席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对面的我方一名警卫说:“我看,他有点像拿破仑!”当时,影片由师哲同志翻译,正在莫斯科学习戏剧的孙维世同志也常常去帮忙｡
这位前辈还讲了给苏联领导人翻译中国电影的一段趣闻｡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兼外长曾为各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苏联代表团团长､外长莫洛托夫因有事没看成｡总理决定为他放个专场,还特地交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对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声对译｡那天,莫洛托夫外长兴致颇高,一到总理的住处就高声大喊:“周恩来同志,我现在‘讨债’来啦!”电影放映时,由方祖安同志与欧阳菲女士为梁祝的唱词､对白用俄语配音,效果很好｡莫洛托夫看后高兴地对周总理说,从前只知道你们中国人谈情说爱的方式与我们欧洲人不同,今天看了这部片子才知道,男女主人公谈得是如此神秘,结果又是那样神奇(指梁祝最后“化蝶”)｡
平淡一生中的“战斗”岁月
那些年,我们翻译处的任务很重,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大队伍,工作起来仍会感到人手短缺｡1965年,美军对越南狂轰滥炸,炮火逼近我国边境,翻译处的任务就更重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里“正常”的上班时间分为三大段:上午､下午和晚上,晚十点之后人们才离开办公室｡
在我们翻译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大家经常通宵达旦地干,有时还连轴转地工作好几天｡有一次,为了译好我国政府阐明中印边界冲突真相的大量文件,我与处里许多同志一道,一连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过外交部的大门｡深夜里加班有空时,同志们便以桌椅当“床”,和衣躺下休息｡当时有一种“怪”现象,谁要是被领导安排加班少了,谁就会感到受“委屈”,甚至“不满”｡人人都是“抢”着干的｡
那时,翻译处的急件真不少,有的文件急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的外国使节应约来到外交部之后,我方准备递交的文件的外文正本还打印不出来,只好请外国人先等着｡
就这样,处领导､组领导､定稿的､译初稿的､打字的……大家全都“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工作虽然紧张,但上上下下,其乐融融,心情舒畅,很少有磕磕碰碰,更没有勾心斗角｡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翻译处严格的工作制度｡通常的译(稿)､定(稿)､核(稿)三大笔译工作流程在我们翻译处被细化为七大道工序,处里制定并切实执行错情登记､通报､检查制度｡错情不论大小,也不管是谁出的,都由专人及时在专册上逐一如实登记｡小错在各语种内一周一通报,大错则在全翻译处范围内通报不过夜｡这些工作制度犹如战争年代铁的纪律,为各语种严格地把好了一道道关｡
篇5：外交部翻译是怎么样炼成的
张璐介绍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状态时说，“有点上学时的感觉”。“每天要很早起床，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充实自己。晚上回去要做功课，总结、回顾当天翻译的东西。（如果改成：每天要很早起床，起来做语法题，背语法书，做完型填空，晚上回去做考卷，总结，回顾当天的题目。是不是有点可笑？同样两种方法，学一年英语，最后的成绩一个肯定能达到高分，一个也就刚及格的样子，一个阅读看起来飞快，很容易，听力满分，写作地道句型，因为都能用嘴说出来了，还怕不会写么；而一个肯定是，听力好难，都跟不上，阅读单词都不认识，作文写出来都是语法错误，中式英文，甚至好多想表达的，都写不出来。）有时候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被叫去，一翻译就是好几个小时，回来后全身酸痛，疲惫不堪，感觉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不过，张璐也体会到其中的成就感，“尤其是给领导人当翻译，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外交部翻译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想进入外交部当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必须经得起3道考验：严格筛选，疯狂练习，周密准备。
外交部挑选翻译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初试一般通过公务员考试排名，或是去专业院校进行笔试。这位工作人员说：“入部考试中的英语水平测试相当难，通过笔试后还必须参加英语面试，其中成绩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进入翻译室参加下一阶段的„观察培训‟。”
“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首先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几位前辈每天陪学员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练习。“培训的强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时效性很强，基本上都是当天的新闻和评论，或近期的热点话题。”（高考阅读，出题也是走这个趋势，其实任何英语考试，高级口译，中级口译，四六级为了与时俱进，都是走这个趋势，贴近生活，时效性强，而且这样才是学英语的乐趣。）外交部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同时全面观察学员的外语基本功、翻译潜质、领悟力、语言表达习惯、声音状态、刻苦精神、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组织纪律性……“通过初试的人，只有不到4%被最终录用”。
外交部翻译室像是“课堂”，张璐和同事们接受的是“魔鬼训练”。翻译是有一定技巧的，为了提高速度，部分内容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用„四‟字来代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用„和‟字外面加一个圈来代替。”除此之外，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全部翻译出来。因此，记笔记是翻译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就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篇6：外交部经典英文翻译
2015年3月8日上午10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由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以下是文字实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三八妇女节，首先我要向女记者们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外交的女同胞们致以诚挚的祝福。
【马航失联】记得去年也是今天，马航370航班失联。一年过去了，飞机还没有找到，但搜寻仍将继续。对于马航370航班的乘客家属，今天是艰难的一天，我们的心和大家在一起。马航已经启动了理赔的工作，我们愿意为每一位家属提供一切需要的服务，帮助大家维护好正当和合法的权益。现在我愿回答大家的问题。【外交丰收】
人民日报记者：王外长您好，很高兴我第一个提问。您曾经说过2014年是中国外交全面推进的丰收之年，请问这个丰收之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2015年的中国外交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和关键词？谢谢。
王毅：2014年的中国外交确实是丰收之年，同时也是开拓之年、创新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成功举办上海亚信峰会和北京APEC两大主场外交，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了中国作用。我们大力拓展对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着眼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同70多个国家和诸多的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越来越多。
2015年，我们将保持进取势头，拓展全方位外交，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
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扩大彼此利益契合点。我们会探讨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的建设。我们还愿意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必将更加深入人心，取得更多的早期收获，助力亚欧大陆实现整体振兴。
两条主线就是要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办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使中国成为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我们还将以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和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推动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2015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谢谢！
【公民出境游】北京新京报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不断攀升，而今年春节又掀起一股出国旅游热潮。请问，在便利公民出行和保护他们在海外正当权益方面今年外交部会有怎样的计划或者举措？谢谢。
王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去年，中国公民出境首次突破了1亿人次，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此外，我们还有2万多家中国企业，还有数百万中国同胞生活和工作在世界各地。所以说海外维权任务之重前所未有，责任之大也前所未有。我们始终把每一位同胞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千方百计地推进海外民生工程。
去年外交部设立了全球领事保护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为海外游子与祖国亲人之间架起了一条全天候、零时差、无障碍的绿色通道，不管同胞们身处海外哪个角落，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拨通这个电话，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帮助。12308开通仅仅半年，我们就接到了3万多通电话，很多同胞表示，有了这条热线，在国外更踏实了，感觉祖国随时就在身边。我们希望更多同胞知道这条热线，用好这条热线，有困难，请拨12308。
我们在签证便利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去年一年，我们又同24个国家签署了互免或者简化签证手续的协议，数量是前4年的总和。中国公民免签或者落地签的目的地已经达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可能对去年中美的签证互换安排印象最为深刻，也就是说两国公民办妥签证之后，5到10年之内，只要拿着护照，买张机票，就可以便捷地往来于太平洋两岸。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和加拿大刚刚就互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签证达成了一致，明天就将实施。海外民生工程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中国脚步”走到哪里，“中国保护”就会跟到哪里。我们会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让同胞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我们会为大家出国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大家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且走得更顺利、更安全、更舒心。
今天是中外记者招待会，已经有两位中方记者提问了，恐怕我们要平衡一下。要请我们的新闻司长点两位外国记者。
【一带一路】联合早报记者：王部长，您好。有人将“一带一路”比作马歇尔计划或者称作中国拉紧周边经济纽带，以谋求地缘政治和中国利益，中国对此如何看待？
王毅：“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我们要把这条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且让它焕发新的时代光芒。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
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我们将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坚持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我们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与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谢谢！
【中俄关系】今日俄罗斯通讯社记者： 谢谢主持人，我的问题是，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卢布大幅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将如何与俄罗斯开展合作，特别是推进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中俄如何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谢谢。王毅：中俄关系不受国际风云的影响，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由于中俄双方已经建立起牢固的战略互信，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俄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好传统，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为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中俄务实合作是因为互有需要，秉持的是互利双赢，而且有着巨大的内生动力和提升空间。今年的中俄务实合作会有一系列的新成果，比如我们将力争实现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将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并启动对接。将会全面开工建设东线天然气管道并签署西线天然气合作协议。我们会加快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的进程，启动远东地区开发的战略合作，还有加强在高铁方面的合作等等。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双方在金融、油气、核能这些领域的合作。中俄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今年，中俄双方将各自举办一系列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我们将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正义和二战胜利成果。谢谢！
【国际新秩序】新华社记者：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刻，有人说中国想要挑战甚至推翻现有国际秩序，推动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请问您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王毅：我要明确讲，中国历来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力量。如果我们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比作一艘大船，70年前中国亲手参与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而且中国还是当时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天，我们和190多个国家同在这条船上，我们想的绝不是要把船打翻，而是要和各国共同努力，让这艘大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得更稳、开得更好。
当然，70年来国际格局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秩序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总的方向是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尤其是要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平等、更和谐、更安全。谢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上个月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会晤中同意，双方要加强在地区和国际性挑战上的协调。今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访问。想请问您，中美加强协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如何帮助两国解决在诸如网络安全、亚太地区海上争端等领域的一些矛盾？
王毅：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天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期待两国元首继瀛台夜话之后再续佳话，从而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举，不会一帆风顺，但却势在必行，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只要双方拿出诚意，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筑牢“相互尊重”这个基础，我们就能共同做好“合作共赢”这篇大文章。
中美是两个大国，不可能没有分歧，分歧也不会因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而一夜消失。我们不必总是用显微镜去放大问题，而是要更多地端起望远镜去眺望未来，把握好大方向。习主席在北京APEC期间曾经提出，要建立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中美在亚太地区利益最交织，互动最频繁，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从亚太做起。我们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建立并增进战略互信，彼此积极良性互动，中美两国就一定能共同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中美都是互联网大国，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双方都有共同利益。我们希望网络空间成为两国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摩擦的新源头。谢谢！
【打击恐怖】中国日报记者：外长您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从巴黎到悉尼，从西亚到西非，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请问外长，中国对于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持怎样的立场和看法？谢谢。
王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打击恐怖主义是每个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中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反恐的治本之策是要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只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妥善处理地区冲突，倡导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我们才能让恐怖主义的幽灵无所遁形。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面临“东伊运”暴恐势力的现实威胁，我们将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精神，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新威胁和新挑战。谢谢！
【中朝关系】韩联社记者：朝鲜最高领导人已经确定去俄罗斯出席五月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但是他迄今未访华，朝中领导人今年是否能实现会晤？六方会谈是否还有恢复的可能？谢谢。王毅：中朝是友好邻邦，中国人重信义、讲情义。我们珍视中朝传统友谊，致力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朝关系有着牢固基础，不应也不会受一时一事的影响。至于两国领导人何时会晤，这要看双方的方便。
半岛局势总体上保持了稳定，中方为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当前，半岛局势又进入了敏感期，我们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冷静克制，多说正面的话，多办积极的事，为重启六方会谈继续营造气氛，积累条件。谢谢！【伊朗核问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外长您好，我们知道去年两度被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的谈判马上就要面临今年6月底新的期限。关于谈判的前景您是如何预期的？在谈判当中，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下一步打算是什么？谢谢。
王毅：全面解决伊核问题有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有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有助于提供通过和谈解决重大难题的有益经验。各方应该锲而不舍、善始善终。伊核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出谈判本身，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困难在所难免。目前，谈判的前景虽然扑朔迷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谈判已经到了临界点，各方尤其是主要谈判方，应该尽快作出政治决断。中方是谈判的重要一方，迄今为止，我们为解决谈判中出现的难点、焦点作出了我们的积极贡献。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早日跑完伊核谈判这场马拉松。谢谢！
【中日关系】日本NHK记者：部长好，中国政府今年将举办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中方打算邀请安倍首相吗？今年中方有没有打算举行日中首脑会议，共同商谈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大计？另外，在日本有不少民众认为中国是不是利用历史问题作为武器来贬低日本这些年来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中伤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如果中国作为大国有宽广的胸怀，是不是应该调整对日政策？谢谢。
王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方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举办包括阅兵式在内的活动十分正常、自然，目的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辟未来。我们会向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不管是谁，只要诚心来，我们都欢迎。
你刚才又提到了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中日关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声，究竟原因何在？我想起一位中国的外交老前辈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这句话既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日本的当政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首先请扪心自问。世人也自有公论。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谢谢！
【国际责任】凤凰卫视记者：过去一年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我们看到中方有很多积极出击的行动，包括在北京举行了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倡议举行了专门磋商。另外，外长您也亲赴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斡旋。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将会更加积极主动？
王毅：去年我们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热点问题的斡旋，承担了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热点问题之路，尤其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如同博大精深的中医之道，对待热点问题首先要把好脉。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先搞清楚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能乱开药方。第二，要综合施策。不要动不动诉诸武力或者制裁，而要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提出全面、综合、照顾到各方关切和各方诉求的一揽子方案。第三，标本兼治。要找到问题的源头所在，对症下药，从根子上消除滋生的土壤，这样才能使病症不再复发。总之，我们会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主权与平等的前提下，继续为妥善处理各种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谢谢！【中非关系】尼日利亚电视台记者：中国非常善于制定并执行计划，这帮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提出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信在外交方面一定也制定了相关的计划。最近中方任命了新任的驻非盟的大使，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我们能否期待中国在推进对非合作、加强对非伙伴关系方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 王毅：很欢迎非洲朋友提问。中国确实凡事都愿意先做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也很善于应对突发事件。比如去年西非地区突发了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和人民感同身受，率先驰援，我们已经紧急提供了四批共7.5亿人民币的援助，我们还向疫区派出医务人员近千人次，他们冒着感染的风险，为非洲人民的健康奋战在疫区。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为他们点赞。
就在两天前，利比里亚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从中国援建的医疗中心康复出院，这条消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说到中非合作，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非时提出了加强中非合作的“六大工程”和“三大网络”建设，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广泛赞同。最近我们又新设了常驻非盟使团，首任团长已经到位，这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非合作以及非洲一体化的支持。中非合作论坛今年将召开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我们愿在巩固各领域传统合作的同时，着眼非洲最迫切的需求，再做好三件事：一是推进产能合作，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二是加强卫生合作，帮助非洲提升防疫和防灾能力；三是加强安全合作，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同非洲兄弟们一道共同努力，把中非传统友好转化为互利合作的成果，把非洲的发展潜能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谢谢！
【缅北战事】环球时报记者：外长您好，近来缅甸北部局势持续紧张，不断有缅甸边民越过边境进入中国。这是否对中国的西南安全构成了压力？同时对于在缅甸战区的中国公民，中国将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
王毅：中缅有着2000多公里的边界，两国是山水相连、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最近缅北局势出现了一些动荡，邻居家有事，我们当然关心。中国的立场很明确，缅北问题是缅甸的内政，希望得到和平解决。但中缅边境不能乱，缅北地区要稳定，这符合中缅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将与缅方继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好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宁，共同维护好中缅两国人民的安全。谢谢！
【中印关系】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再过几个月印度总理莫迪将访华，中方如何看待和重视他的这次访问？中印将举行新一轮的边界问题特代会晤，两国现在有很多共同点，包括都拥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为此，我们是否有望在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上取得突破？ 王毅：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两国领导人在莫迪总理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手摇纺车的画面在中国广为流传。中华民族讲究礼尚往来，今年莫迪总理访华也一定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记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亚洲世纪就不会到来，我们愿同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携手并进，龙象共舞，推动两大东方文明尽快复兴，促进两大新兴市场共同繁荣，确保两大邻国和睦相处。
至于中印边界问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边界谈判续有进展，边界争议得到管控。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量变的积累当中。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这就尤为需要我们把中印合作发展得更好，从而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不断提供动力。谢谢！
【南海问题】中国新闻社记者：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南海岛礁上进行填海造地，请问王毅部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乃至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呢？谢谢。
王毅：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必要的建设，不针对也不影响任何人。我们不会像有的国家那样跑到别人家里去搞“违章建筑”，我们也不会接受在自家院里施工的时候被人指手划脚。只要是合法、合理的事情，我们就有权利做。
同时，中国将继续维护好南海的航行自由，继续致力于通过直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继续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旨在奉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实现睦邻、安邻、富邻，这个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谢谢！【反腐败】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记者：去年中国在海外开展针对腐败分子的“猎狐行动”，追逃追赃。请问中方是否将继续推进这一行动，加强反腐国际合作？ 王毅：2014年我们在海外开展了“猎狐行动”，抓回了一批外逃嫌犯，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我们还完成了11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作条约的谈判，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达到了91项，实现了各大洲的全覆盖。我们也愿意同更多的国家签署相应的条约和协议。去年北京APEC还发表了反腐败宣言，共同建立了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我们同许多国家这方面的执法合作更加顺畅、更加有效，我要借此机会对各国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国际追逃追赃也绝不会松懈。外交部将会与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协作，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
中央电视台记者：王部长，您好。在去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请问您，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它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
王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尽可能简要回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很丰富，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履行正确义利观等等。这些理念都发端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