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精选4篇）

篇1：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009年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东亚共同体、中美军事交流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马朝旭的回答被外界认为沉稳又不失风趣，富有思辨力。

马朝旭，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曾是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全场最佳辩手”，2009年2月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这位“口才最好”的人，走上了中国最需要口才的岗位。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3月正式创建至今，已经走过26年。26年间，外交部先后有20多位发言人走上新闻发布台，通过他们的语言、声音、形象、风度，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中外记者面前：“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历史性告白。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尽管这篇讲话仍不乏对中国的攻击，却传达出几个讯息，明确表明了苏联的对华态度——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敏锐捕捉到这一讯息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

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74岁的外交部老一代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前大使金桂华告诉记者，“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已经两年有余，加上苏美争霸多年，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缓解对华关系可能成为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政策之一。苏联领导人讲话所传递出的讯息，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其《外交十记》中回忆道，“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两天后，即3月26日，发布会在老外交部(今国务院新闻办所在地)主楼门厅处举行，前来参加发布会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把钱其琛围在了中央。他们站着，听钱其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钱其琛在这个“简短声明”中只说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份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声明虽短，但反响很大，国际上给予了极大关注。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场“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这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奏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序曲。

一年后，即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频繁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一个月后，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这样，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了发言人制度。细心人会发现，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从“坐答”到“站答”的悄然变化。改变10年来“坐答天下”方式的是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发言人沈国放。

1993年至1998年，沈国放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年9月的一天，沈国放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我参加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94年春节过后。从1993年10月开始，我就为我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每天都翻阅、记背大量的资料。”

沈国放说，从新中国成立至1982年以前，外交部曾举行过多次记者招待会，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只是一直没有形成制度。1982年制度创立之初，每周只举行一次记者会，仅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从1983年9月起，改为每月第一次记者会回答提问。从1988年起，每场记者会都回答提问。1995年至今，记者会改为每周两次，周二、周四下午各一次，除暑期和国家法定假日外，风雨无阻。1997年把现场交叉传译改为幕后同声传译。不仅如此，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还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和发布时间的限制。

沈国放认为，26年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发展。但他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在各领域的高速度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上升，国际舆论处境仍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十分相称。

“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仍然微弱。”沈国放说，“为了及时宣传和阐述我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观点立场，让国内外公众及时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重要政策以及发生的重要事件等，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应该更加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应该进一步加大新闻发布频率，比如每周记者例会起码应由召开两次改为召开3次；领导人出访，同样可以增加新闻发布次数。我曾经一天召开过3次新闻发布会，很受中外记者欢迎，尤其是在出访国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目前，外交部每年举行80多场例行记者会，每场记者会有数十家媒体的近百名中外记者参加。2008年因为举办奥运会，全年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近百场。2009年1月至8月，共举行例行记者会53场，主动发布消息166条，受理记者电话提问2060多个。

为了方便记者提问，外交部新闻司2000年还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都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提问。此做法一出台，就受到外国媒体的好评，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透明的一个举措”。今年5月25日，朝鲜宣布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当天就接到外国记者100多个询问中方反应的电话。

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外交部还视情举行专场记者会，迅速、主动发布消息。如2008年3月10日，我一些驻外使领馆受到‘藏独’分子冲击后，外交部发言人当晚即举行记者会予以谴责。”

幽默，能拉近发言人与记者的距离，增强感染力，有利于展现发言人的亲和形象。而有些人认为，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这种正式、庄严的场合，面对重大主题，发言人应该始终保持庄重、不苟言笑，幽默诙谐会显得与会场格格不入，不严肃。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在重大正式场合，各国领导人幽默、诙谐的表态就是一种普遍现象。”金桂华说。

金桂华举了两个例子。比如，一名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粗鲁地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再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停顿了一秒钟，马上就回答：“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掌声。

“在外交场合回答问题，需要灵活机智和幽默应对。”金桂华说，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小平一行。席间，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遇到亲台湾势力的阻挡，不知道您在贵国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麻烦？”邓小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有，台湾省就反对！”

“多么经典的回答！”金桂华说，“幽默诙谐、反应敏捷，是发言人必备的一种答问方式。”金桂华说，发言人幽默诙谐，往往能够活跃气氛，消除记者的对立情绪，产生积极的效果。比如，外交部老部长陈毅早在1965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这样对记者说：“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我‘洗脑筋’啊。”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双方距离立即拉近了。

幽默其实是发言人拥有亲和力以及性格魅力的具体体现之一，而一个有魅力、有信心、有胆识、有特点、高素质的发言人，才是一名合格的发言人。沈国放在向记者强调，幽默是发言人需要坚持的重要答问手段的同时，更加强调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他说，发言人制度已经走过20多年，发言人除了要有渊博的学识、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外，还应在言行举止、风度仪表、气质形象等方面有更加良好的表现。

“尤为重要的是，发言人首先要对祖国忠诚，要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要掌握外交政策。”沈国放说，一名合格的发言人应具备以下素质：一是政治素养要高；二是业务素质要精；三是反应能力要快；四是沟通能力要强。

怎样把个人的特点和政策很好地结合？沈国放认为，每个发言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的特点就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愿意灵活一点，如果所有问题都按照口径回答，发布会就可能不很成功。发言人应把个人特点与政策掌握这两点结合好，灵活地回答记者问题，而不是完全照本宣科。”

外交部新闻司前司长、前发言人，中国驻荷兰、法国前大使吴建民认为，对外表态中大量存在的官话、套话，容易引起记者的反感，也有损发言人的形象。吴建民曾经说过：“做一个发言人，要做一个聪明的发言人，做一个有魅力的发言人。发言人如果有智慧，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笑起来，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跳起来，这就是讲话的艺术。发言人完全可以发挥，不能干巴巴地说教。”沈国放对记者说：“发言人越是在紧张情况下，遇到的问题越刁钻，回答就会越精彩。”沈国放坦言，在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4年多的时间里，回答得较为满意的问题大都来自那些刁钻、尖锐的问题。

不光外事工作需要发言人，“内事”也需要。

“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只有外交部一家对外答问的窗口，所以，外交部发言人长期以来回答的问题除了外交之外，还有涉及香港、台湾，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一位老外交工作者对记者说，“当时，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可能只有中国外交部一家。当然，随着我国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逐渐机制化，如今这一现象已经改变。”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从此，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国台办、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商务部、国防部等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就主管领域的问题发布信息。据了解，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已经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有不少学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变化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对外到对内，权力机关从过去的‘不说话’到主动‘说话’，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还没有定型的发言人制度。到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发言人‘空名空衔’到今天的‘实名实衔’；从发布会上发言人只发布不答问，到今天既发布又答记者问；从过去偶尔发布，到现在定期、频繁地发布，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金桂华说。

篇2：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

2012/12/26

2012年12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据报道，25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称，新宪法以63.8%支持率获得通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注意到埃及新宪法获得通过。这是埃及政治过渡进程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埃及继续有序推进政治过渡进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

问：今天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首相选举中当选首相，日本新内阁即将成立。中方对此有何期待？

答：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日本新政权成立后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为克服两国关系中的困难、使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做出切实努力。

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辛格日前在新德里会晤，双方签署了大额军售合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俄、印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都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中、俄、印作为新兴大国，三方在金砖国家、中俄印外长会晤等机制下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协调。

中方欢迎俄、印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并相信双方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问：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以及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中方对他的有关表态作何评论？

答：我已在此回答过类似问题。中方一贯认为，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的和平发展。我们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我们也高度关注日本的走向，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篇3：外交部发言人制度26年变迁

一、1978~1993年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银行会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会计

20世纪70年代末期, 我国开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其中中央银行业务剥离与四大专业银行的设立, 标志着中国银行体系的形成。这种按专业分工设置银行体系的思路, 是计划经济行业管理思路的延伸, 四大专业银行分别为外汇、农村、工商企业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服务, 直到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 明确了四大专业银行在银行业务上的平等地位, 取消了服务范围限制, 拓展了各专业银行的业务领域。与计划经济背景相适应, 在这种行业管理模式下从央行到各商业银行都订立了自己的会计制度, 但在基本内容上除契合各行业务专项要求的差异之外,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 央行及四大商业银行都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分支行, 会计核算管理基本上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在总行的集中领导下, 省、市、县各级分行及其下设办事处、分理处等都是会计主体。在会计科目设置上带有明显的按领导系统、专项指标设置的特点, 科目侧重于社会统计职能且数量繁多, 忽视了银行本身经营管理的需要。所有者对经营者更加倾向于采用指标管理的方式, 国家、总行、分行、支行形成了层层指标下达、分解的管理模式, 并造成会计科目依管理需要设置。会计核算的结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各科目简单的统计, 而会计应有的预测、控制职能相对弱化, 也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发展中银行的经营管理需要。

在国有独资的背景下, 国家是银行唯一的所有者, 银行所有权结构长期保持稳定状态。这种所有权结构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机制决定了国有银行“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 即银行会计的目标是向国家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结果。在这种会计目标下, 会计信息质量侧重于会计报告的可靠性, 各专业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采用由资金平衡表、利润表和专项基金表构成的财务报告体系, 与之相对应的指标体系包括资金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等。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 财务报告延续了会计科目的统计职能, 是对会计科目的进一步综合和加总, 以满足分级管理模式下数据层层上报汇总的需要。各大银行根据自身业务及管理需要都有着与其他银行不同的报表格式和内容要求, 数据的横向可比性较差。这套报表与指标体系未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 对资金全部划分为来源与运用, 财务报告数据并不体现资产负债结构, 也很难分析银行资产风险程度及经营效益。这种报告的方式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相对应, 符合当时的管理需求和报告完成管理职能情况的需要, 但不利于考核经营业绩, 也与发展中的会计改革与市场经济的需要相背离。

二、1993~2001年初步统一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13个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 史称“两则两制”, 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同之前的会计制度比较, 本次会计制度改革了会计等式, 将我国传统会计中的“资金来源=资金占用”两段式平衡, 改为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段式平衡。与之相适应, 会计报表体系进行了内外区别, 对外的财务报告仅限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 并依照国际惯例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负债项目按流动性从高到低进行顺序排列。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管理部门, 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于1993年3月发布《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进行相应的会计制度改革,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规范和加强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新的会计制度统一了商业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及报告体系, 初步将金融企业区分为银行和金融性公司。1993年2月24日, 财政部结合保险行业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 在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发布了《保险企业会计制度》, 于1993年7月开始施行。1999年11月19日, 证监会以证监会计字[1999]61号文发布《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 并于2002年2月4日以证监会计字[2002]2号修订发布。与此同时, 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相继出台:一是于1999年10月22日由财政部以财债字[1999]215号文发布的《证券公司财务制度》;二是于1999年11月26日以财会字[1999]45号文发布的《证券公司会计制度》, 两个制度均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的会计制度体系为改变商业银行“财政出纳”的状况提供了基础性制度, 使其有可能按照现代公司制要求, 从市场经营中获取盈利,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财务报告的目标由单纯地反映计划执行, 转为向投资人报告受托责任执行情况。增加的财务状况变动表, 以及其后更新的现金流量表, 初步体现了从企业主体角度报告企业现金存量及其变动情况的内容, 体现出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日益重视。但是, “两则两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制定的, 仍有较多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 分行业的会计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之前的条块分割局面, 并通过统一的会计核算方法和报表体系促进了会计信息的通用性, 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仍嫌不足, 也与我国积极进行的国际会计协调和加入WTO的要求相左。金融行业在实际执行会计制度方面存在的自行划分问题, 以及国有与非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与非上市金融机构在会计标准方面的差异, 更加剧了金融行业整体信息的分离局面, 影响了金融业整体的调控与管理。

三、2002~2006年实行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强调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

继《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颁布实施之后, 财政部于2001年11月17日发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简称“金融新制度”) , 该制度作为金融企业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的总制度, 对金融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了规范。金融新制度在会计核算一般原则、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贯彻谨慎性原则、努力同国际会计惯例协调等方面与之前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形成了一致的框架, 体现了不同类型会计制度之间相互呼应、协调的宗旨。

金融新制度在原来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财务状况变动表) 和利润分配表的基础上, 要求增加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分部报表、信托资产管理会计报表、其他有关附表等报表, 着力提升财务会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可理解性。在报表附注内容的规定方面, 包含了《企业会计制度》和自1997年以来发布的其他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披露要求, 同时根据金融企业的行业特点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强调了资产质量、或有事项、衍生金融工具的信息披露。资产质量方面的信息披露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在对金融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分析时全面地了解企业的整体质量, 有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或有事项的披露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合理评价金融企业面临的风险, 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未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确认和计量的情况下, 增加其表外披露要求, 有助于投资者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合理分析企业从事衍生金融交易的程度及可能面临的风险, 从而有助于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全面了解, 也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处理逐步深入的精神。这些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强化, 表明了我国财务报告由报告受托责任向提供相关信息的转变。

新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从会计核算到提供报告, 显著提高了会计的信息质量和决策有用性, 并通过扩大减值准备计提范围, 体现谨慎性, 增加会计信息质量的可信度和提高金融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报表附注的内容则有助于提高金融企业财务报告的决策支持力度, 为报表使用者准确判断金融机构的实际状况提供了较充分的依据, 为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但作为统一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的制度规范, 金融新制度虽然在内容上较原制度有了大幅的增加, 但尚未对迅速发展的各金融业做出细致的规定;虽对银行、保险、证券的财务会计事项做了原则性规定, 但相关制度内容不全, 有的还过于宽泛, 且金融新制度集银行、证券、保险等会计制度于一体, 无法充分体现各金融企业的特色。

四、2007年以后新会计准则体系规范下的金融企业会计, 相关性显著提高

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39项企业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39项企业会计准则分为通用准则、特殊业务准则和特殊行业准则三大类, 其中两项保险准则为金融机构的行业准则, 四项金融工具准则与金融机构高度相关。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国内金融业的影响是广泛与深刻的, 对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的影响尤其明显。首先, 金融衍生工具表外业务表内化, 有利于及时、充分反映企业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所隐含的风险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其次, 公允价值与实际利率摊余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因素、时间价值, 从而更准确地计量金融机构各类金融资产和负债。再次,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对于金融资产减值能真实地反映金融资产的价值, 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 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金融资产减值可能造成的损失。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逐步实施, 特别是公允价值会计的大力推行,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财务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近年来, IASB和FASB都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我国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 既是我国会计准则在国际趋同中迈出的实质性步伐, 也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日趋成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企业筹资多元化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 会计的目标已由主要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服务转为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决策支持信息。公允价值则是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重要计量属性, 它表明我国的会计目标已从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

从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规定看, 涉及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准则多达九项, 内容涵盖了财务会计信息从生成、披露到修改的全过程, 包括财务报表构成、中期报告、合并报表、每股收益、分部报告、关联方披露、金融工具列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在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中, 现行准则特别要求企业不能以附注披露代替确认和计量;在资产负债项目列报中, 根据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定义, 流动负债新增了“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项目。资产列报删除短期投资, 新增“交易性投资”和“持有至到期投资”两个项目。随着将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由表外披露纳入表内确认, 并以公允价值计量, 金融机构的会计信息含量显著加大, 披露的内容也相应扩充。在财务报表中, 金融机构需要披露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方法、确认条件、计量基础及其产生利得或损失的确认条件和计量基础等, 并把金融衍生工具区分为交易类和套期工具类, 披露其性质、金额、到期日及期末公允价值等具体信息, 同时还需要披露企业金融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政策。这些有助于充分揭示金融企业当前及潜在的经营管理风险, 也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价值判断, 进行恰当的投资决策。

新会计准则体系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和拟上市的企业中施行, 并鼓励其他企业采用。由于新会计准则体系与原《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差异巨大, 而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在短期内难以实现IPO, 加之受人员和业务类型所限, 因而更乐意维持现有的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 受国内融资规模和上市计划的限制, 大量中小金融机构的会计信息仍维持原有模式, 势必形成会计信息的不可比。而由会计核算制度差异造成的利税差异, 更会从根本上对这些金融机构一段时间的竞争力产生影响。这些差别需要监管机构的调整和引导, 尽快将双方置于同一平台之上。

五、结论

1.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特别是加入WTO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 国内金融机构逐渐摆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而在这一发展进程中, 随着国际资本的不断进入, 国内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导向还要面向国际, 适应国际资本市场通用的会计信息结构和内容, 这些是我国金融机构会计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因,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

2.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金融机构已呈现出由单一的中央银行到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并存, 从银行统揽金融业务到各类金融机构并行发展的轨迹。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也表现为由重计划、分行业转为重业务核算, 并随着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发展, 进一步与社会经济融合, 金融会计的外在特殊性日益减弱, 会计信息的通用性不断增强, 更有利于提升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社会效用。

3.

由于监管机构对国内机构管理体制的变化,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也产生了几次分合, 在这一变革进程中, 金融会计的目标也随着金融机构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 从最初的财政出纳转为着重反映受托责任, 并转向为社会各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决策有用信息, 这一发展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会计职能在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深入和强化。

参考文献

[1].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会计研究, 2006;5

[2].侯旭华.我国保险会计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3

篇4：中国农地制度50年变迁

50年前的一张土地私有权证

刘廷昆、刘钧泽、刘钧兆，广东省中山市三兄弟。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耕者有其田”，经过三年的试点和实践后，成为这三兄弟手上的一纸《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落款日期是1952年。

由此，他们享有了12.8亩地和1间房屋的私有权，可以耕种、居住，也可以买卖、转让、赠与，任何人不得侵犯。

尽管早已作废，土地也不能再买卖，他们的下一代还是保留了这张业已发黄的纸。

当年改革的效果是显著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一半，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

这是一个短暂的私有化时光。不到一年，中国逐步进入人民公社时代，从农业互助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刘氏三兄弟的土地成为了中山市湖州村一个生产大队的集体资产，三兄弟则成为集体社员；直到1978年的家庭承包经营改革，他们的后代、所有权证的展示者刘大爷开始承包起其中的几亩地至今。

半个多世纪中，从土地私有化到连锅碗瓢盆都归公的人民公社，再到家庭承包经营，中国农村几乎经历了产权制度变革中最剧烈的几级。

1958～1978年，完全公有化的制度挑战

当刘氏三兄弟们获得的土地私有权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后，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凸现——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资金的最大来源只能是农业。

根据历史资料，50年代的农业剩余占总产量的30%，国家征收11%的农业税，仍然不够用。提高税率的尝试迅速遭遇了农民的抵制，而将土地转为公有、由国家控制农业剩余分配似乎更为现实。因为中国的土地私有化是政治运动重新分配土地的结果，已经包括了公有化的一切可能。

收权是渐进的。1952年开始的初级合作社中，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通过集体合作耕种，上交了使用权；1956 年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进一步收回了农民的所有权。

但几乎在同一年，农民已经开始了最淳朴的制度挑战——拉走自己的牛，退出合作社——而且出现在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8个省。

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历次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杜润生曾在一本自述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更聪明的农民，则探索出一条体制内的修正路径——包产到户。最早的记录见于温州永嘉，1956年，小岗村之前22年。

1961年的中央农工部报告记载，“包产到户，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甘肃临夏70%的生产队选择了包产到户，安徽更是达到了85%。

只是，他们的尝试被记录下来的同时，也被冠以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名进行批斗。

人民公社20年间，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尝试屡禁不止，但从未得到过中央层面的政策松动。直到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分了田地，包干到户。

一项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尝试的包产到户政策，直到80年代才风行全国，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小岗村之后，安静的15年

一切并非水到渠成，小岗村严俊昌带着其余17个农民按了手印之后的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明确反对：“不许包产到户。”

第二年4月，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座谈会《纪要》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但半年后中央又予以否定。

尽管当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从多年来的3万斤激增到14万斤，反对之声仍然激烈，隔壁省份的农民和干部不理解小岗村，天天放广播进行批判；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的周曰礼介绍完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经验后，又被其他省市代表集体围攻。

进入第三年，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意见分歧之大，导致文件多次修改，结果还是区分对待，“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贫困地区对集体丧失信心则要支持。

又过了一年，冬天起草、春天下发的1982中共中央1号文件，终于突破了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的政策，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且长期不变。

随后又连续发了4个中央一号文件，定下了15年承包期。

1993年，小岗村15年的承包期眼看就要到了，中央提出延长30年不变，随后在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时写进了法条。

但一年前(1992年)，中国的最南部，广东南海的一个村子，竟然再次选择了集中土地，然后推行股份制合作。

仅仅安静了15年。

二元土地、两权分离之弊

当我们又一次站在土地制度变革的十字路口上时，1992年广东南海罗村镇、里水镇、平洲区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合作已经被看作一种“南海模式”，尽管它当年饱受质疑。

这几乎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土地流转，几个村子的土地被集中起来作价入股，然后统一规划经营，比如兴办企业，收益按照51：49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

这种模式的有效之处，从10年后南海市一半的工业用地为集体所有性质，可以管窥。

几年之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样飞速的江苏，出现了“南海模式”的升级版。

江苏昆山紧邻上海，是外资企业建厂宝地，但苦于建设用地有限且高价。于是村集体创造性的复垦农地，获得非农建设用地的指标，然后向本村农户“招标”，单个或者几个农民可以联合起来修建厂房，再赚取租金收益。5年时间里，昆山新增建设用地8.25万亩，四分之一来自于此。

随后，上海、浙江、广东、湖南和安徽，这种灰色操作手法日益普遍，农村建设用地经由转让和交易——而不再是征用——的途径为“世界工厂”提供着土地支持。

南海和昆山模式的出现，根源于我国独有的二元土地和两权分离制度——我国所有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种。国有土地通过招牌挂制度进入一级土地市场，集体土地只能通过国家征地才能转为建设用地，而且因为没有所有权，它不能交易、不能抵押，是一种“僵化的资本”。

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和独特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使得国有土地供不应求，价格连年高涨，一方面又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集体土地大量闲置却不能流转。

直到进入21世纪，二元土地冲突之巨大，集体土地流转欲望之强烈，已经不仅限于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了。

重庆市麒麟村，一个500多人的西部小山村，3年前也在村主任余安全的带领下开始土地入股试验，作价入股的土地用来种植一家果业公司提供的优质柑桔。比南海和昆山走得更远的是，这些股份属于一家公司，公司自负盈亏。

当麒麟村的模式引起轩然大波而被暂时叫停之后，相邻的涪陵区大顺乡清风村就用农业合作社形式承载村民作价入股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种植的是一种有机稻米。

安徽小岗村18手印的后代之一严德友，现在亦成了村里种植大户，集中了好几家的闲置土地集中经营。

但是，除了严德友，麒麟村的余安全和清风村的村农多少都有些忐忑——农地，究竟能不能入股？

同地，同价，同权

自南海始，对现行土地制度的自发突破，至今又是一个15年了，土地变革若干大的机会开始出现。

与2007年高涨的房价同时出名的，是便宜了一半的“小产权房”，长期关注农村土地制度的经济学家周其仁称之为“小产权，大机会”。

这是一些建在农村建设用地上的楼房，没有建设部颁发的产权证，只能私下买卖，2007年暴涨的房价帮它们出名后，政府和多数民众才意识到其存在之久与数量之大——记者采访过的北京和济南两地，小产权房占20%～30%。

之所以是大机会，因为“与昆山把集体土地租给企业做工业用途不同，小产权房是用作民生，涉及面更广，对现有土地制度冲击更大”。

而且其相关制度的弊端更甚，小产权房多数盖在农民的宅基地上，该地块归集体所有，不能出租和买卖，有趣的是，农民却拥有宅基地上“房”的完全所有权。

另一个机会，则在于现有土地制度的维护成本日益高企。

从1994年土地出让金留归地方开始，这项收入就渐成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浙江一个县级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就占到了60%，地方政府征地热情可见一斑。

但按照现有法律，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始终无法保护。按一般年亩产值2000元，即便按10倍年产值补偿，也不过2万元。近年来由征地引发的各类恶性事件屡见不鲜。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同地、同价、同权，至少集体土地应该拥有跟国有土地相同的转让、出租、抵押等等权利。

2005年《物权法》草案的四审稿中，曾经增加“农地承包权可以有条件抵押”条款，但及至草案六审稿中，上述条款被删除。

不过，毕竟所有这些机会，已然触发了自上而下的制度突破。从江苏、天津等地的“宅基地换房”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再到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等待批准的“农村土地交易所”等等。

三中全会意在还农民土地权利

8月，当刘廷昆、刘钧泽、刘钧兆的后人向媒体展示父辈的遗物时，第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相关文件正在起草；9月，胡锦涛来到了30年前点燃土地承包经营火把的小岗村。

信号已经明确，中国再次走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十字路口，是承认土地所有权、逐步放开土地一级市场，还是修补现有制度，保守改革？但城市化进程继续大步推进的背景之下，如何修补才能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多方利益？

10月12日，三中全会发布公告，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