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外交

第一篇：如何看待中国外交

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

如今国际经济萎靡，经融危机还在持续，是第六年了，虽然在复苏，但十分缓慢，不均衡性和脆弱性进一步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国际机构对前景持谨慎态度。所以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都应学会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学会分析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的特点、趋势及走向，了解我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现行的外交政策。我们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更应该熟悉当前国际形势，了解我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现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在毕业后更好地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

一、当今国际形势

国际经济在复苏，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低速复苏，有些持续萎靡，导致现在的国际走势分三种。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反向而行。

世界经济将继续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风险。

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展开。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对外联系愈益密切，各种信息愈益畅通，我们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使得我们要正确认清楚当今国际形势。

二、大国之间复杂的关系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造成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最主要根源。有很多表现突出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如：美国“东张西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监听门”事件对欧美互信造成严重冲击;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联盟战略构想等等。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的世界毕竟不是美国一家可以独霸天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还在继续增长，多极化趋势仍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我们对于国际局势的一些基本判断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说，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仍为我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平外交，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遇。

全球化在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显著降低了大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无论在双边舞台，还是在多边场合，世界大国在调整中合作，在碰撞中握手，在角力中依存。要认清大国关系的复杂性，调整、碰撞、依存是大国相处之道。

三、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的机遇与挑战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各主要力量竞相加大对本地区投入，亚太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我们要看到中国与亚太各方利益交织，蕴含着提升影响力的机遇，又要清醒地认识资源争夺与领土领海等争端此起彼伏，给我国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

我国要如何把握亚太地区的机遇呢?我国是这样做的：

亚洲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亚洲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不足20%上升到目前的超过30%。

亚太区域合作持续推进。

亚太地区的复杂因素有所增多

④中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

四、我国的外交政策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我们要深刻认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全球视野、进取意识、开创精神，充分理解外交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

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增进友好往来，促进共同发展。始终坚定不移的推进睦邻友好政策，与周边国家一到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主张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论强弱，不分种族，平等的参与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全球多极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我国外交政策的落脚点：

赋予“中国梦”的深刻世界意义，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理解认同。

丰富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理论。

提出新形势下经略周边的大政方针，突出“亲、诚、惠、容”四字理念，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

④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的目标是全力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做好外事工作,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多极化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明显,中国同样也处在这个大潮之中,要想发展,必须顺应潮流,与世界同步,所以提高外事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按照十七大确立的外交战略，树立了外交为民的思想，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方针，扩展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多边外交，主张多边主义，明确外交工作的目标，维护我国和各国共同利益，深化了我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第二篇： 如何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

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无论是懂政治的还是不懂政治的，首先想到的都是腐败问题。在生活中或者是在网络上，我们常常能看到很多对中国政府的谩骂，不少市民在每次谈到中国腐败问题时，总是情绪性地发泄多，理性的提意见的少。我常能听到身边的人总说一句很极端的话：“中国的官员有哪一个不贪?”在未深入学习、了解中国政治之前，我也曾有过这种消极的态度。但自从看了一篇《大学生如何看待腐败问题》的报告后，我的思想得到极大改变。 它首先让我明白，解决贪污腐败是个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有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也有这个问题，而且从古至今无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国家都避免不了为这个难题头疼。腐败问题一直以来从没有能达到根除的地步，即使是排在最廉洁国家前列的瑞典、挪威这些国家也绝对不敢说他们是绝对的廉洁的政府.所以说我们以一种消极的甚至是极端的态度看待我国的腐败问题是不正确的，正如那位作者所说的，腐败是国家的“癌细胞”，一旦患上了，是不可能一下子治好的，我们要给我们的政府一些耐心和时间，要对他们有信心。

如果政府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比如嫖娼和赌博，一旦被查出是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我们一直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被开除才是不正常的。但其实在西方国家里这些官员是不会受处分的。我们国家对干部的要求相对于西方国家 来说要严格得多了，很多事在西方不算什么问题，但在中国是绝对禁止的。可见我们国家的反腐工作是绝对不会比其他国家的差。 腐败问题已成为涣散民心、削弱党的形象和威信、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绊脚石，直接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简单的了解一下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公安部在案通缉的携款潜逃的嫌犯就有4000多名，涉案金额达500多亿人民币。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这些人涉及到党政机关各个方面，他们的职务小到科室级干部，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党政机关用人不透明

2、对官员的腐败行为防范不周到

3、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惩治不力

4、改革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问题

5、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6、中国的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作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不仅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执政党的地位也构成严重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务。

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党的十七大政府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个方针，反腐败斗争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通过现有的那些数据，我们五一长假除了旅游 还能做什么?

辅导补习 美容养 家庭家务加班须知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依据我国国情,实行综合治理，制定长效防范措施，达到最终消除腐败目的。以下，是我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力量与源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搞好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理想信念动摇，必然导致精神贫弱、思想空虚，错误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就会趁虚而入。现在，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就会导致群众观念淡薄，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就会导致精神不振，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甚至跌入腐败的泥坑。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那么容易就陷入泥潭，究其根源，还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第一道防线。 第二：不断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而此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由于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新的样式和类型的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这就需要不断产生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此，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是防治腐败现象，进行反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

第三：加强监督

对廉政建设和消除腐败来说，加强监督是关键。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只有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底才能真正贯彻好指定的各项廉政法律。且法律监督体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另一种新型腐败的泥沼。

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专门机关(如人大、纪委、监察局等)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途径，运用各种制度、机制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控，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执行，以形成严密的监督网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的目的。

第四：加大惩治力度

根据2011年2月份的一项关于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的大型网调显示，就当前腐败滋生的原因，77%的网友认为是惩处力度不够。关于有效遏制腐败的途径，8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惩治腐败，清正廉洁，这是古往今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础。

总之，我们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当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一个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国富民强的中国将不是梦想。

第三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既面临着需要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需要认真对待的严峻挑战。这一判断，应成为我们正确看待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

1.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目前，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主义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诱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各种动因仍未消除并有所增强，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继续壮大，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这必将继续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世界各类经济组织、经济区域一体化和世界统一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其结果必将进一步推动商品、技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家间的经济依存性不断增强;由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一些传统产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转移。这就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分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并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3.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作为“构成21世纪的最强大力量之一”的信息技术，已跨越其产业边界，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渗透，并通过商业化不断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引发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浪潮，为我国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4.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美国的胃口太大，结果正应验了《红楼梦》中“大有大的难处”一说。一个小小的伊拉克便让其难题丛生。美国到处插手，但却是按住了葫芦起了瓢，手忙脚乱，难见成效。美国现在的处境，极像毛主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说的那样：它每侵占一个地方，就为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绳索。 5.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前几年，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总体上很好，但现在认为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人在增多。2001年前后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以及近3年里美元对欧元贬值35%，都是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反映和释放。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同时集中体现经济的政治互动性极强，所以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变数很大。任何事物都逃不脱他的规律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主义，是以其金融霸权主义为基础的。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但美国共有7万多亿美元的内外债;其债权、债务相抵后，国际净债务达2万多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国货币下跌需要三个最基本条件，这就是大量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投资者的信心下降。1980年前，美国对外贸易通常呈现顺差，而2004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6000多亿美元。2004年的经常项目赤字为6600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已超过4200多亿美元。这三大赤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近期内决不可能大幅下降。可以说，现在美元较大幅度跌落的基本条件都已具备，是否大幅度跌落，只欠持有美元者信心进一步大幅下降了。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曾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将60年左右划为其经济兴衰的一个周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现状正印证了“长波论”，美国经济长周期中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现已进入衰退时期。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有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从其顶峰上跌落，这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6.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有所复兴。

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性矛盾所决定的。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是柄双刃剑;它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现在，从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知名品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此相反，恰恰是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剥削。科技进步非但没有消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从而必然引发不同国家、政治派别、种族、宗教势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纷争。随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种抗争的“铁的必然性”必然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这就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引领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

7.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求于我的方面不少。

如：我国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这是现在世界上最为稀缺的资源;我国握有美国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这对稳定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每年输往美国等西方强国大批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我国进入经济大国行列，宏观经济走向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问题上，都企图要我国配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并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关系。

第四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

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2010年5月3-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指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作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特别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份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并郑重重申，“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第五篇：如何看待中国的工业设计

谈到工业设计，首先应了解工业设计的概念。工业设计(英文名 Industrial Design)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它包含于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当中。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业设计是工业制造与艺术设计的重新结合。它综合了各门学科成果、有计划的创造活动，它决定了工业产品中的材料、结构、功能、形状、色彩、装饰等关键因素，还需要涉及包装、广告、展示、市场等问题。 其实有关工业设计的概念很多种解释，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ICSID)在1980年的巴黎年会上为工业设计下的修正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热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资格，叫做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是工业现代化和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其设计对象是以工业化方法批量生产的产品，工业设计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同时又受制于生产与生活的现实水平。

工业设计的本质特征是：

1 工业设计本质上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创新设计。

2 工业设计主要是工业产品的创新设计，创新内容延伸到样品的的制造、

批量生产、市场销售中。

3 工业设计是产品构成要素及内在组合的工程技术和产品整体形式的工

业艺术设计的紧密结合。

4 工业设计的本质在于实现工业产品的技术形态与合乎客观规律之真，合

乎宜人性之善和合乎观赏愉悦性之美。

工业设计的实际意义：

(1)工业设计是最新科学技术和企业生产力之间决定性的中间转化环节。

(2)它是企业生产力和商品市场之间决定性的中间导向环节。

(3)工业设计是产品的科技水平和审美文化内涵之间决定性的中间环节。 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1设计是企业与市场的桥梁：一方面将 生产核技术转化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一方面将市场信息反馈到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2设计是产品增值的手段：工业设计对企业的最大作用是提高产品的附件价值。这种附加的价值不是有行物质存在，更多表现在无形之中。

3设计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好的设计会使企业具有更好的信誉、使得企业更具活力、成为公司发展工具。

4设计是建立完整的企业视觉形象的手段：企业视觉形象是公司建立品牌形象最好的外观，也就是公司一种奇特的风格。

工业设计要注意遵循的原则：创造性原则;市场需求原则;使用者优先原则;企业目标原则;易于掌握原则;美观性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原则。 谈到中国的工业设计不仅仅应该讲中国的现代工业设计，还应包括中国古代的设计。

中国的古代设计主要在于手工艺设计。中国的手工艺设计源远流长，古代

劳动人民用智慧创造了极其光辉夺目的艺术品，并在整个人类设计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建筑、园林、陶瓷、家具、染织等设计，不仅对日本、东南亚各国，而且对西方近代设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代中国的手工艺设计对现代工业设计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一些优秀设计作品给现代设计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经验。但中国古代的设计还算不上是工业设计，那时的设计远远没有现代工业设计的商品的批量化生产与商品的利益性。

工业设计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发挥它的作用是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以工业化大批量生产为条件发展起来的，才出现了现代工业设计。

现代工业设计可分为两个层次：广义的工业设计和下一的工业设计。 广义工业设计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从构思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且用明确的手段表示出来的些列行为。它包含了一切使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设计过程。

狭义工业设计单指产品设计，即针对人与自然的关联中产生的工具装备的需求所做的响应。包括为了使生存与生活得以维持与发展所学的诸如工具、器械与产品等物质性质装备所进行的设计。产品设计的核心是产品对使用者的身、心具有良好的亲和性与匹配。

中国的现代工业设计起步较西方国家晚，且发展缓慢。

回顾工业设计咨询公司的发展历程，很多早期的工业设计咨询公司是在珠三角地区兴起，开始大多脱胎于企业的驻厂设计，如广州的南方所、顺德的美的工业设计中心是珠三角地区最早一批有影响的工业设计咨询公司，创立之初也是从属于企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壮大，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设计师以及一个相对完整的设计团队。后来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业设计中心独立出来，开始在行业内为相关企业提供工业设计咨询服务。

现代工业设计在中国成为一种职业始于80年代初轻工业产品高速发展时期，当时中国轻工业产品在国外遭遇“地摊货”待遇，因此引发了国内对工业设计概念的引进和发展，至今已经二三十年。历经了中国轻工业行业，家电行业，通讯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工业设计在企业中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职业形态。

虽说中国的现代工业设计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但由于中国的企业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与利益性，所以还没有过多的重视工业设计这一门科学，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

但是工业设计这个名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我国的工业设计还不够成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处于模仿期阶段。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国际上一直都处于劣势，又特别是创新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产品的创新设计作为工业设计的核心它是一切企业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我国的工业产品设计的发展经历了一曲这过程。以前都是借鉴设计者的经验，以模仿为主，故局限性较大。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的越来越开放，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仅仅靠模仿是远远不能立足于世界企业之林的。故很多的有远见的大型企业如海尔，已经开始重视工业设计

的作用，逐渐成立自己了的自己的设计部门与公司。所以可以说目前我国工业设计事业发展势头较好，一些大型企业已经重视工业设计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在产品设计领域中仍存在很大问题，主要对设计研究不够，大部分企业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同时，企业和消费者对工业设计的认识只停留在外观美化方面。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了工业设计在产品开发中可有可无的地位，已有的成果得不到有效的推广和利用。资金投入少，设计人员培训工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一直没有形成开发新产品或更新老产品的设计和应变能力，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更没有从设计角度进行消化。

国内的许多企业没有认识到产品创新设计的重要性，又特别是内地的企业更是对工业设计知之甚少，同时，对产品的品牌意识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也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已经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多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自行车和热水器，但在国际市场上海鲜见贴有中国自主品牌的货品。尽管会有“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类别主要表现在技术含量不高、无品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难见到“Design in China”的标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国工业设计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拿来阶段。主要是引进国外逐步淘汰的产品，是一种外来加工，不存在设计;第二阶段，模仿阶段。主要是对外国产品进行模仿;第三阶段，创新阶段。今天，我们的设计正处于创新时期。

中国现代的工业设计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还没有形成国家级别的奖励制度与政策。但随着中国入世，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国际挑战，中国政府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工业设计在民族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加大了对工业设计的投入。

工业设计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以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比较落后，只注重实用性而忽视了商品的艺术性与观赏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艺术性要求逐渐提高，这样必然会刺激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重视，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抛物线原理一样，中国的工业设计亦不例外。相信随着中国各界对工业设计的逐步重视，中国的工业设计必将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春天，相信不久的将来，国际市场上不仅仅有“Made in China”，更多的是“Design in China”!

陈字杰

20080103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