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学流派综述

西方语言学流派综述（共5篇）

篇1：西方语言学流派综述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通常以基本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作为划分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依据。不过学派的代表人物、师承关系以及地域范围也在一个流派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渊源 主流经济学派源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近代西经学的历史表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不断演进和分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40年代，以正统自居的约翰〃穆勒继承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并吸收了萨伊等人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以生产费用论和供求决定论相综合的理论体系。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代表的数理学派以及后来的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逐渐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并在经济学上形成为“边际学派革命”。到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把穆勒的经济理论和边际学派等一些学派的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进一步综合成一个新体系，形成“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并成为西经学的正统。然而经济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垄断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前提相矛盾，加之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使得以均衡价格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所论证的自由竞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不再令人信服，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针对以上问题西方学者对新古典学派的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济理论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正。第一次是1933年由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所作出的，修正的重点是把作为新古典理论之例外的垄断竞争纳入到理论分析之中。第二次修正是更为著名的“凯恩斯革命”。1936年凯恩斯在其《通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可以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并且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经济经常如此，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生活，解决失业问题。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对新古典理论的两次修正特别是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理论的逐渐流行，使原有正统的西经学体系出现明显的漏洞。一方面原有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前提，在对个量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得到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结论；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承认市场的不完全性，在对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市场不能自行实现充分就业的结论，并据此主张政府干预。这样正统的经济理论就需要修正。二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把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作为微经学，而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经学，统一纳入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形成新古典综合派。该派理论体系论证了微观经济学以充分就业为前提，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同的就业水平的决定，二者分析的侧重面不同，但相互统一、互为补充。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一直处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胀恶化的经济现实使新古典综合派的地位有所下降。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出现的失业和通胀并存的现象即滞胀，使新古典综合派陷入更大的困境。依这一学派的观点，在经济小于充分就业时，价格总水平趋向于下降，只有在高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通胀。在出现失业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扩大总支出，从而增加就业。然而扩大总支出的结果导致价格水平的提高，这不利于抑制通胀。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与现实出现矛盾，经济政策选择进退两难。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修正。由于理论和政策的缺陷，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修正受到来自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责难。为了应付批评，新古典综合派在对原有的理论作出重新解释的同时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试图形成一个调和各派说法的更为综合的理论模式，并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理论模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短期分析侧重于总需求对均衡国民收入的影响，而在长期则强调总供给趋向于充分就业的变动。(二)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渊源 非主流经济学是与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共生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就与当时“流行学派”的学

说体系相对立，强调经济学中民族的和历史的特征。随后发展起来的新旧历史学派在利用历史的生理和统计方法描述经济社会变动的历史事实的同时，注重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的、道德的和法律的诸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继承了“反古典”的传统度学派。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较为正统的以克从历史学派到制度学派拉克为代表的美国的边际分析学派同时代的制度学派，汲取了德国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采用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以历史的、心理的和法律的因素解释经济制度，以进化的方式解释社会制度的演进，对现有的制度采取改良的批判态度，并且强调政府在推进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米恩斯和贝利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学派的理论，着重从社会和企业结构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分析代表技术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探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及其对权力结构，从而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熊彼特的理论。熊彼特的理论在西经学中独具一格，自成体系。从熊彼特的理论20世纪初直到1950年去世，熊彼特广泛接受了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并加以发展。把经济体系置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提出了以“创新”来解释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周期的理论。熊彼特的理论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长阶段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罗斯托接受了德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也受到了30年代后逐渐流行的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把社会经济发展划分成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分析不同阶段的变革，强调制度因素，也注重投资和创新等技术因素对经济成长的作用。新制度学派。二战后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加尔布雷思、博尔丁等人新制度学派对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批判的态度，沿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并吸收了熊彼特等人的经济发展思想，强调结

构、权力、利益、动机、行为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对现有经济社会中的权力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价值观和观念不正确等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批评，设计出权力和收入结构改革政策。瑞典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瑞典学派的学术渊源，可瑞典学派3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其后又经过了林达尔、缪尔达尔等人的发展，现已发展到林德伯克等人的第三代时期。受到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和数理学派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以边际效用论和一般均衡论为基础分析利息、货币、价格和经济周期等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动问题。新经济自由主义。这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并在五六十年代获得较新经济自由主义大发展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这一学派包含的范围相当宽泛。从狭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包括米塞斯、哈耶克的新奥地利学派(或新维也纳学派)、伦敦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从广义上讲，、新自由主义也把从芝加哥学派发展出来的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主义也包含在内。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吸收新古典和奥地利学派的某些观点，形成了以宣扬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为特点的经济学流派。货币主义。源于20世纪初费雪的旧货币数量论，并在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可以认为是芝加哥学派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支派，但又不是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照搬。这个流派的典型特点是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以货币的变动说明经济的波动，主张用稳定的货币政策平抑经济波动。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卢卡斯等人吸收了货币学派的某些观点，利用理性预期假设，在新古典的基础上论证了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并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最具威胁的批评。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费尔德斯坦、拉弗等人反对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倡自由放任，推崇萨伊的经济思想，强调供给对于需求的决定作用。在政策上主

张减税，以刺激供给。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把这一新兴理论流派的思想转化为政策，从而使供给学派名声显赫。8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流派的影响逐渐减弱。新剑桥学派。不同于以上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新剑桥学派是以正新剑桥学派统的凯恩斯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在对于凯恩斯《通论》的解释过程中，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为凯恩斯主义阵营4中的一个流派，也被称为凯恩斯左派。这一流派的学说渊源来自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说，凯恩斯《通论》是其论证的出发点。新剑桥学派在分析方法上强调历史的非均衡的变动过程，注重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现实经济的某些弊端提出了批评。

(三)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

如果说以上两个部分是从纵向上把握现代西经学各个流派的形成过程，那么了解流派的理论观点则是从横向把握这些流派。对现代西经学的主要流派作出全面详尽的分析已经超出了实现本书的要求，下面简要提供了这些流派的基本情况，较详细的情况将在习题中给出。

1、新古典综合派，又称现代主流经济学，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一个西经学流派。该流派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新古典的微经学和凯恩斯的宏经学。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索洛、希克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

主要的理论观点：

(1)接受以个体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的微经理论和凯恩斯的宏经理论，认为现代经济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部门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因而传统的微经学对解释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仍然起作用；而公共部门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调节，因而需要由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宏经政策理论加以说明。

(2)在微观领域，市场需求来源于消费者的效用满足；厂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形成市场的供给；生产要素的需求来源于厂商的引致需求，它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产品价格

和要素价格，因而传统的效用论、成本论、厂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用于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仍然有效。

(3)在宏观领域，以收入与支出相等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凯恩斯理论被推广到包含财政和货币政策的IS—LM分析之中，使得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既适用于经济萧条时期，又适用于繁荣时期。

(4)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稳定性。

(5)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说明通胀和失业的交替关系，并利用市场的不完全性解释滞胀现象。

2、新剑桥学派，又称凯恩斯左派，是20世纪50年代在对凯恩斯的理论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西经学流派。该流派的特点是强调凯恩斯理论的反新古典的成分，注重收入分配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罗宾帕西内蒂等。

主要的理论观点：

(1)注重历史的和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规范的分析方法，反对静止的均衡分析。(2)批判新古典综合派在均衡体系中分析投资对收入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非均衡的思路重新解释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对收入从而对消费和储蓄的决定作用。

(3)坚持以商品生产商品的价值理论，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效用价值论。

(4)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指出其循环论证的错误所在。强调所有权以及历史因素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定作用，指出了利润和工资的对立。

(5)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不同集团的积累率差异对增长率的影响，并指出在既定的收入下，增长率对分配的比例产生影响：增长率提高，利润所占比例增加。

(6)提出了以收入分配来完善社会制度的改良主义政策。

3、新奥地利学派，又名维也纳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六七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是该学派的主要标志。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等。

其主要理摩尔根斯坦论观点：

(1)利用行为科学的行为选择理论，强调效用论中消费者对商品大小的选择比较的方面，以便修补传统的效用论有关基数效用的假定。

(2)认为货币因素是造成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商行对货币的自行收缩和扩张使货币经济周期成为可能，主张保持货币中性。(3)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认为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使得通胀严重，而且导致市场信号扭曲。主张取消政府的货币发行垄断权，发行竞争性货币。(4)崇尚经济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可能性。

4、伦敦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主要领袖人物是罗宾斯罗宾斯，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哈耶克也曾在其中活动。

该学派的主要理罗宾斯哈耶克论观点：(1)货币的需求符合边际效用理论，货币应与黄金挂钩。

(2)认为失业是工资太高的结果，降低工资是消除危机的有效途径。

(3)批判基数效用论，主张利用序数效用分析；同时反对以价值判断作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宣扬经济学的实证化。

(4)提倡经济自由，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5)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可能性。

5、芝加哥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是以芝加哥大学为地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奈特、西蒙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奈特弗里德曼也曾在其列。芝加哥学派强调实证分析，主要的理论观点：

(1)强调货币对解释经济变量的作用，认为货币数量与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2)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经济自由。(3)认为利润来源于企业的经营风险。

6、弗莱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在二战后对德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哈德、罗柏凯、鲁斯托夫艾哈德鲁斯托夫等。社会市场经济的名称体现了弗莱堡学派的理论特色。

主要的理论观点：

(1)着重经济秩序分析，提出了理念的经济模型。

(2)在完全自由放任和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型中选择第三条道路。

(3)私有制、竞争的市场、公开的协议价格、企业家的权力、稳定的货币和政策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和原则。

(4)实行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控制货币、稳定通货的经济政策。

(5)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执行有效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均衡和稳定。

7、货币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西经学流派，理论特色是有关货币的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沃尔特斯、莱德勒、帕金和弗弗里德曼里希等。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1)现代货币数量论，以新的方式论里希证交换方程。

(2)提出自然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说明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趋向于垂直。

(3)在需求管理上，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规则；在治理通胀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时，主张采取收入政策。(4)崇尚经济自由。

8、供给学派，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并红极一时的西经学流派。该流派的理论特点是强调供给效应，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主要代表人物有蒙德尔、费尔德斯坦、拉弗、罗伯茨、吉尔德蒙德尔吉尔德等。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1)否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主张恢复萨伊定律。

(2)反对高额的边际税率，力主减税、增加供给。

(3)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加强市场调节。

(4)在刺激供给的同时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

9、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并得以迅速发展的西经学流派，其理论特点是以理性预期假设为基础解释新古典的就业、产量和价格。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斯、萨金特、巴罗卢卡斯巴罗等。

该学派的理论观点：

(1)界定经济当事人的理性预期，并应用于建立宏经模型。

（2)利用附加预期的劳动供给曲线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

(3)货币的非预料到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动，但同时也形成经济周期。

(4)从微经基础上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有效性。

(5)利用理性预期假设和自然率假说否定凯恩斯主义宏经政策的有效性。

10、新凯恩斯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当今西经学动态的一个流派。其主要特点是利用供给和价格粘性来解释凯恩斯理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丘、萨默斯、布兰查德、罗泰姆曼丘斯蒂格利茨等。主要的理论观点：

(1)当经济出现需求扰动时，工伯格、斯蒂格利茨资和价格并不能迅速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经济可以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而在长期将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状态。

(2)利用菜单成本论、长期合同论、隐含合同论、不对称信息论、局内局外利益论、效率工资论等来说明货币工资粘性。(3)在出现货币工资粘性的条件下，总需求的变动会引起非自愿失业，从而出现经济周期。

(4)为了加速经济向充分就业的调整，政府应采取需求管理政策。

11、新古典主义，20世纪80年代在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理论的主要特点是继续坚持理性预期假设，坚持市场出清。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来自理性预期学派。主要观点：

(1)假定经济当事人按最大化行事，能形成理性预期，市场可以连续出清。

(2)从基本假设上批判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3)以不完全信息来说明货币的变动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性变动。

(4)供给因素的变动引起劳动需求的变动，从而导致就业的变动。

(5)需求管理无效。

12、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20世纪初期的威克塞尔威克塞尔，30年代以后的缪尔达尔、林达威克塞尔缪尔达尔伦德堡以及60年代后的林德伯克林德伯克等。该学派在分析方法和尔、奥林、伦德堡理论上独树一帜，以动态的、一般均衡的方法说明宏观总量问题。其主要理论观点：

(1)货币与经济活动紧密相连，时间把物质资本与价值联系起来。市场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的差异是解释经济活动扩张或收缩的因素。

(2)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相互依存，根据稀缺程度的不同存在相对比价。不同国家之间相对比价的不同是形成国际贸易的条件。

(3)在一个小国家内，通胀来源于开放部门。(4)利用价值判断研究经济制度。

(5)主张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以及人力政策和收入政策把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13、新制度学派，在凡勃仑的旧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经学流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加尔布雷思、博尔丁、格鲁齐、加尔布雷思海尔布伦纳以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缪尔达尔、英国的甘布尔甘布尔等。该学派的基海尔布伦纳缪尔达尔甘布尔本特征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用演进的方法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并重视价值判断对经济分析的作用。其主要的理论观点：

(1)认为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由于大企业的计划管理和小企业受市场控制，所以社会充满不和谐。制度和结构缺陷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2)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某一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后者又会加强前者的变化。

(3)利用政策改善制度结构。在发展中国家中采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制度改革。(4)以价值判断为标准，重建经济学。

14、熊彼特的理论，这是以创新为特色的动

态经济变革理论。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其主要的理论观点：

(1)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2)创新是原有的均衡向新的均衡转化的动力。

(3)在均衡变动的过程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4)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由于创新，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过渡。

15、罗斯托的理论，这是以经济成长阶段论为主要特色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的理论观点：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上各部门的重要性发生变化，其中主导部门起到带动经济起飞的作用。

(2)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上，各代人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发生变化。

(3)由于主导部门和需求的更替，经济得以发展，然而这一发展是一种起飞形式的突变。经济起飞的条件是高的积累率、主导部门和制度上的变革。

(4)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执行有利于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的政策。

篇2：西方语言学流派综述

一、中介语理论

1、中介语的定义

中介语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Larry Selinker于1972年发表的题为《Interlanguage》的论文中正式提出。它的提出, 标志着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介语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 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 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并逐渐向目的语靠近。

2、中介语的特点

(1) 系统性。中介语是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 虽然不同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情况, 但依旧有规律可循。在使用第二语言时虽然会出现错误, 会与目标语言系统有差距, 但仍然有一定的规则, 而不是任意的。学习者的语言行为受到中介语系统的支配, 这与使用母语时的情况完全相同。

(2) 动态性。中介语是不断变化的, 这种变化不是从一个阶段突然跳到下一阶段, 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 缓慢地修改已有的规则以适应目的语新规则的过程。

(3) 可渗透性。组成中介语的规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可以受到来自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规则或形式的渗透。

3、中介语的僵化现象

僵化现象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无论得到何种语言输入或做出何种努力, 都始终保留在学习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中的固化了的中介语形式。僵化的特征出现在中介语的各个层面, 包括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词汇、篇章和语用等层面;僵化的特征是持久的和有抵抗力的。无论是对于成人二语习得者还是儿童二语习得者来说, 僵化现象都会发生;僵化的特征往往表现为语言运用的倒退, 僵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些中介语形式的反复出现。导致中介语僵化现象的因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主要是指外界环境对二语学习者的影响, 包括缺乏语言输入、缺乏正确的反馈和指导, 以及语言输入的质量和交流的相关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而母语的负迁移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内因包括认知因素、神经生理因素和社会情感因素等方面。

中介语作为从母语到目的语的必经阶段, 有自己的系统性。它不是指在二语习得中出现的错误, 而是学习第二语言的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具有阶段性, 在初级、中级阶段, 一些错误往往会反复出现, 经过多次的纠正往往可以改正过来, 整体呈现逐步上升的学习动态。而到了高级阶段往往会因为语用环境的缺乏或者学习者自身的心理因素等而导致中介语的僵化现象。而如何确定从中介语到目的语的界限似乎又不是很明确, 是不是所有僵化现象都可以解决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语言普遍性理论

1、普遍语法理论

普遍性假设从研究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属性角度出发, 意在揭示语言共有的抽象的本质特征。语言学界对语言普遍性的研究大致有两条思路, 一条是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 主张通过对一种语言作深入的研究, 采用推演法找出语言的共性;另一条是以Greenberg为代表的功能类型学理论;主张通过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 采用归纳法找出语言的共性。普遍语法理论是生成语言学的核心内容。Chomsky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语言能力是人类特有的内在的语法知识 (tacitknowledge) , 它的核心部分是人类语言共同的特征, 被称为普遍语法。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若干固定的抽象的原则;二是与这些原则有关的若干参项。没有这些原则, 人们就不可能习得任何语言, 而没有那些参项, 人们就无法区别和习得各种不同的语言。

2、语言习得机制假说

既然存在普遍语法, 那普遍语法又是怎样被掌握的呢?以Chomsky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人脑中先天性的存在一套关于普遍语法的完整体系, 即语言习得机制假说。这种机制使人类区别于动物, 是普遍存在于人脑中的物种属性, 儿童习得母语, 实际上就是他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内化了关于这门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规则系统。就是说, 他习得的是关于语言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 而不是记忆了这门语言的所有组合和句子。这样他才能在“刺激不足”的情况下, 听懂并能说出无限多的他听过或没听过的句子。

基于母语习得而得到的语言普遍性假设在对习得第二语言时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仍有待于研究, 即使普遍语法先天性的存在于大脑之中, 这种潜能能否被全部激活也不置可否。语言具有相通之处, 有一些共同的本质属性, 普遍语法是存在的。人类具有学习语言的潜能, 外部刺激不断激发这种潜能, 在一定的语用环境中的长期交流与运用有助于掌握一门语言。儿童虽然能很快掌握自己的母语, 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到一定年龄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才会完善。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能力也不同。由此可见, 语言材料输入的重要性。

三、语言监控理论

1、语言监控理论的五个假设

这一理论最早由Krashen在70年代提出, 主要包括:1、习得与学得区分的假设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hypothesis) 。习得是下意识的语言习得, 关注语言的意义, 通过可理解的输入获得。学习是有意识的语言学习, 注重语言的形式, 通过不断的学习语言规则完成输出。2、自然习得顺序假设 (natural acquisition order hypothesis) 。“自然习得顺序”是指儿童在习得母语规则和其他语言项目时遵循一种类似的习得顺序, 这种固定的顺序不受语言教学顺序的影响。3、监控假设 (monitor hypothesis) , Krashen认为, 学习者的言语输出主要依靠习得的知识生成。学得的知识只是用来监控学习者的语言输出过程。这种监控既可以在语言输出之前, 也可以在语言输出之后。在实际的语言输出过程中, 语言监控是大量的。但其功能是极为有限的。运用语言监控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1) 必须有充足的时间; (2) 注意力必须放在在语言形式上而不是意义上; (3) 学习者必须了解语言规则。4、输入假设 (input hypothesis) , 第二语言习得依赖于为学习者提供“可理解输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输入”指为学习者提供的输入信息应该略微超过一点学习者现有的习得水平。如果学习者可以理解略微超过其现有水平的语言规则, 第二语言习得才能发生。5、情感过滤假设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情感过滤”是由Dulay and Burt (1977) 提出的概念。Krashen利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情感”是指与学习者的动机、态度等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是造成学习者语言习得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2、习得与学得的区分

习得和学得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如学习环境的不同, 限制因素的差异, 学习动机的区别等, 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学习主体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而这种界限本来就很模糊。Krashen将习得和学得明确分开, 将在目的语国家进行的叫做习得, 在本国家进行的叫做学得。在目的语国家进行的有规律的课堂学习显然也是学习主体为学习目的语的有意识行为, 显然习得与学得不可能仅仅凭借学习环境的不同而明显区分开来。习得是下意识的语言学习, 所受到的外部压迫性情感因素相对较少, 使学习者形成一套内化了的语言规则。

在考虑习得对言语输出的监控时, 现在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影响, 其实习得与学得经常是交互出现的, 经过长时间的习得与学得后, 学习主体会形成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 在具体的语言运用过程中, 这两者互相检查, 最后通过学习主体的主观判断决定言语输出形式。

四、文化适应模式

1、文化适应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后期, Schumann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 企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第二语言的习得情况。他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 而在这个过程中牵涉到很多因素, 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社会因素和个人的情感因素, 我们可以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去看待它们。Schumann把文化适应定义为“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 (王初明1990:184) 。社会因素是指社会群体对待各种语言的态度, 另外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影响到第二语言的习得。个人的感情因素指的是个人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动力, 对别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目的语社团与学习者所属的社会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越大, 习得目的语便越困难, 反之, 社会和心理距离越小, 语言学习的条件就越好。如果学习者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持否定的态度, 那学好第二语言就会很困难。如果学习者本身对学习语言不抱有开放积极的视野, 第二语言的习得也会很困难。Schumann认为文化适应有两种模式:一是学习者不但在社会活动方面与新的文化对接触, 而且在心理上对新的语言充分开放;二是学习者本身有意识地自愿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非常乐意去主动接受新的文化。

2、文化适应模式的局限性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置可否, 可一个熟练运用母语的人不一定对本国文化有很好的掌握, 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很难衡量, 尽管很多语言包含隐性的文化因素, 但毕竟是有限的, 将第二语言习得看作文化适应的一方面显然夸大了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通常情况下, 如果对目的语团体和语言持积极开放的态度的话, 会有助于第二语言的习得, 但由于学习动机的不同, 学习主体的性格等比较主观的因素也会出现动机和效果不一致的情况。如在中国的英语学习中, 有一部分学生持任务性动机, 渴望将英语学习的很好, 在初、中级能很快掌握语言的基本情况, 语法也掌握的很好, 考试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由于性格内向, 又缺乏比较好的语用环境, 始终不能流利的表达。虽然渴望学好, 也很努力, 但还是不能将其学好, 这是动机和效果不一致的一种表现, 也是文化适应模式局限性的表现。

语言认知理论近年来也备受关注, 但由于其涉及过多主观因素, 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伴随着语言的认知, 但又不单纯仅仅是认知过程, 似乎总是与其他的过程伴随着, 所以无法建构一个全面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各个理论由于切入点不同而都各有侧重, 虽然存在一些不足, 但都为从不同角度展开教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王初明.应用心理语言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2]李春芳.外语学习的“文化适应模式”及适应对策[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1 (4) .

[3]蒋德红.第二语言研究综观[J].安徽大学学报, 2003 (1) .

篇3：西方翻译流派与西方译论现状解析

【摘要】翻译作为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最常态的一个活动，有翻译活动就必然存在对其翻译的深入探索。这些探究结果逐渐成为一个完整、全面、科学的翻译专业理论，为更好的翻译实践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翻译流派会与语言文化进行密切的联系，其对语言文明的研究也会因此而逐渐出现翻译逆转的现象，翻译及翻译理论的科学研究也会与其不断进行构建关联，以此来不断丰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西方翻译流派 西方译论 现状

由于西方翻译流派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绵长，时间空间的跨度比较大，若是想直观上客观评价这一系列内容是十分困难的。为此，部分专家将西方翻译的发展历程逐渐细化成为了三个阶段，即为：过去、现代及当下等。自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有关于经济、文明、政治、文化、科技、文学等方面的翻译内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翻译流派不断发展的作用，促使整个世界在语言翻译这一文化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交流，并科学有效的丰富着当代人们的文明形态与物质常态。

一、翻译理论

所谓翻译理论，主要是指相对于翻译的实际成果、盘根错节的翻译流程以及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大量重复出现的内容、语言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及语言特点等，对其进行科学恰当的解析与归纳总结在全面解析西方翻译流派之前，我们必须要充分进行认知并解析西方翻译理论的实际发展现状及日后的发展趋势。将当前翻译研究成果与语言文化进行紧密的结合，其文化研究也会因此而逐渐出现翻译逆转的现象，进而使更多的翻译理论与其它语言学科建立联系。

二、五大翻译流派

著名的翻译学专家根茨勒先生在自我撰写的《当代翻译理论》中一再提及到，我们在进行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背景，并将其作为一个基准，将其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势具体研究手法，进行充分的论述，并将当代翻译译论科学有效的划分成为五种流派。

1.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由当时著名的策德内斯第一次提出，由威尔教授进行第一次尝试。威尔教授首先从语言文学的编著、语言翻译的技巧与人们的认知规律等方面进行实践了美国形式翻译流派，并及时的提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形式翻译流派过于注重翻译艺术性的内容，需要从美学的角度全面提升翻译作品的文学性与价值性。

2.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主要是指翻译一种语言形式的学派。它更加侧重于翻译这一活动，侧重强调需要将其翻译作品的语言价值与文学品味全面进行展示，但是当时译论发展只是停留于美学艺术与强制性的翻译规律。德国的翻译流派，主要是由德育精英学者的赖斯与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弗米尔，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诺德先生为实际代表，在具体语言翻译过程中，将其功能全部建立于语言翻译专业知识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翻译概念解析，并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针对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笔者发现其更加侧重于对翻译整个过程的研究，其翻译需要更加协调语言与时代文明之间的共享性与历史性的衔接关系。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侧重讲述，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将其全面建立于科学有序的发展方向上。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为巴斯奈特。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文化逆向的现实概念，侧重强调在语言与文化进行相互交流过程中，需要将其两者之间的互动情境与当时的交流语境、历史文明与社会的约束全面进行归纳，以此来更加深入的进行解析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力与约束力。

4.形式多样的体系派。形式多样的体系派，主要起源于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将其翻译理论及翻译的具体流程结合当前语言文明的发展背景，进行有效的结合，以此来全面深化其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在引入形式多样的体系派这一内容时，涉及到了相关的文学文明以外的诸多素材。当时著名的佐哈尔先生，经过自我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语言文学翻译系统创设出了一个相互对应的定义概念，主要包括：代表性与非代表性；核心与边缘的对立；侧重于一般活动中两者的对立。形式多样的体系派理论可以十分有效的将其内容翻译成为人们熟悉并常见的社会语言。

5.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全球文学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艺术批判形式的不断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在法国逐渐兴起并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极大地批评了当时翻译主义主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寓意就是指对形式的一种二次重复。此时期具有诸多的代表人物，文中主要以德里达为例进行分析，其认定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中的物质基础便是外部的发展结构。他认定语言具有全面、笼统、有声的优势，同时还具备黑暗、残酷、无声的一面。为此，我们在对翻译语言进行定义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不足和局限性，此时则需要结构剖析形式的语言概念。翻译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意识，同时也在深刻的解析自我。

三、当前阶段西方译论现状

站在宏观的角度深入赏析其内容，当前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内容，他们正在逐渐摆脱过去传统的语言发展思维的束缚，同时也有效的推动了译论的科研与发展。眼下，西方译论正在朝着多元化的角度进行个性化发展，更加重视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冲击作用，将其翻译研究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言情境中，逐渐优化和完善了翻译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独行的学科存活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翻译与文化研究不论是其研究内容、研究手法还是发展目标等多个方面，都有相同之处。西方翻译流派与西方译论文化两者之间相互融合，深入渗透，以此来全面拓展翻译流派研究的发展渠道与空间范围，进而不断促进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篇4：西方证券投资理论流派分析

证券投资理论成果浩如烟海, 各种证券投资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如基本分析理论、价值投资理论、技术分析理论、趋势理论、波浪理论、形态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本资产价格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市场动能理论、市场异象理论、反向投资策略以及非稳定性理性投机理论、因素模型、期权定价理论等等。归纳分析纷繁复杂的理论表象, 证券投资理论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大体分为四大流派一个假说。所谓四大流派, 即从推崇图型分析并以市场分析为基础的技术分析理论到追求安全边际收益并以基本分析为基础的价值投资理论, 从理性假设下的以市场均衡理论为基础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到非理性人假设下的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一大假说即以市场信息反馈机制为基础的有效市场理论。五种理论流派从不同的假设前提出发, 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证券投资的规律和特征, 都有各自的实践应用空间和理论追随者。

证券投资理论流派之一:技术分析理论。技术分析理论推崇图表分析, 它是一种以证券的市场价格表现及市场供求规律、以及完成价格变化所经历的时间等市场交易行为作为证券投资研究对象与投资决策基础的证券投资理论学派。该学派以证券的价格判断为基础、以正确的证券选择和投资时机选择为目标。价、量、时、空, 是技术分析的基本要素。技术分析流派的演进遵循了一条客观化、数量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最早采用的是直觉化经验化的投资策略, 然后发展到图形化的投资决策方式, 再到指标化的投资决策方式, 模型化的投资决策方式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发展, 目前最新的投资策略则是正在研究开发的智能化的投资决策方式。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有查尔斯·道、威廉.江恩、艾略特、墨菲、罗伯特.爱德华、威尔斯.王德以及乔治.恩等。

证券投资理论流派之二:基本分析理论。基本分析理论又称为价值投资理论, 是以证券的内在价值及其与市场评价的偏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基本分析理论认为证券价格只是证券内在价值的表现, 价格变化以价值为基础。该理论流派代表性人物早期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家图、马克思。近代以来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威廉姆森、佛朗哥·莫迪利亚尼、默顿·米勒等为代表。

证券投资理论流派之三: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又称为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标准金融理论、数理金融理论、现代投资理论、组合投资理论等。1952年, 哈里·马科威茨 (Harry Markowitz) 在其发表于《金融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用概率论中的数学期望来度量投资的预期收益, 用方差 (或标准差) 来度量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投资组合理论可以简化为如何在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及其方差两方面取得平衡, 主张投资多元化。在证券投资理论流派当中, 投资组合理论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对投资收益和风险进行定量化科学的分析, 在证券投资理论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均值方差模型之后, 又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投资绩效评价模型等著名的理论模型。投资组合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有哈里·马科维茨、威廉·夏普、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等。

证券投资理论流派之四:行为金融理论下的证券投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以会犯错误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投资人的心理分析为基础。其他证券投资理论试图寻找证券投资的普遍规律, 而行为金融理论下的证券投资理论则集中在对市场意象的解析上。由于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是由证券内在价值和市场供求所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各参与主体尤其是投资者心理及行为的影响, 因此行为金融理论将对人的心理及行为分析引入证券投资领域, 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亚当.斯密等最早也进行了投资心理行为的探索。当代以来,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有Shefrin and Statman、希勒、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等人。

证券投资理论流派之五:有效市场假说。由芝加哥大学教授法马 (Fama) 于1970年正式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 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 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以信息的充分性为基础, 把证券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强式有效市场。该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有法马、吉尔斯得姆、米尔曼、鲁宾斯坦、格罗斯曼、Malkiel等人。

五大理论的共同特点是, 都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之间越来越相互融合。西方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迄今已达400多年, 理论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伴相生, 理论和实践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 促进了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证券理论的发展, 反过来, 又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与价格、股份制、社会分工、资本积累的证券投资理论, 是对社会化、资本化的证券市场经济早期的理论总结和指导。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理论, 催生了世界首富巴菲特等一大批价值投资者。证券投资的技术分析理论, 迄今仍然是证券理论分析和广大的投资者的实践操作圭皋。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极大地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是指数投资的理论基础。行为金融理论, 可以有效地解释市场异象、指导投资实践。而各大证券投资理论之间, 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既推动了整个证券投资理论的繁荣, 也丰富和促进了各大证券投资理论流派的发展。

篇5：西方语言学流派综述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 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 (Gordon Chang) 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 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 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 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 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 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2]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 (Ted Galen Carpenter) 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 双方终将于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 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 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 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 引得大陆动武, 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 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 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 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 而一旦台海有事, 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 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 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 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3]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 属通俗读物, 销售不错, 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 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 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 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 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 介绍和分析西方 (主要是北美) 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4]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 (John K.Fairbank Prize) 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 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 (Choice) 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 也引起一些讨论。[5]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 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 乳制品1.5%, 脂肪3.1%, 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 即碳水化合物, 与我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 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 (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 。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 (E.Anthony Wrigley) 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 如果没有煤矿, 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 需要至少再加1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 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 2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6]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 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 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 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 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 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达250万~300万吨左右, 1800年达1500万吨, 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 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 所以, 彭慕兰认为, 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 (great divergence) 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 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 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 却未被利用。我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 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 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 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 亦复如此。[7]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 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和黄的学生艾仁民 (Christopher Isett) 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 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旗舰刊物, 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8]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我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 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 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 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 1700—2000》, 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9]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 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 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 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 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 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 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 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 我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 我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 我国人口出生率 (7.5%结婚生育) 和平均期待寿命 (30岁) , 则我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 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 如果没有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 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 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 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 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1873年12000个农民的材料, 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 男子为31~45岁, 女子为25~35岁, 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 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6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 (所谓“产后堕胎”) 的一种手段, 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 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 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 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 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 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 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 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 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 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10]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 “社会科学历史” (Social Science History) 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 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 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 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 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 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 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 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 (或更确切地, 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 。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 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 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 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 (1403—1424) 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 (Benjamin A.Elman) 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 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 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 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 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 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 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 所以, 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 于是, 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 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 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 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1793年, 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 但未向他的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 (Dinwiddie) 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 他们喜欢得不得了, 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 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 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 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 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 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 (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 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 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 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 到共和国时期, 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 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 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 (起源于印度—阿拉伯) 、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 尤其在清代, 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例如梅文鼎 (1633—1721) 、戴震 (1723—1777) 和钱大昕 (1728—1804) , 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 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 (主要是数学) 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 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 (1811—1882) 、华衡芳 (1833—1902) 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 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 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 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 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 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 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 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 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 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艾尔曼还指出, 在复兴数学的同时, 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 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 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 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 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何伟亚 (James Hevia) 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 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 (Joseph Levenson Prize) , 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 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 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 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 3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 主要是诠释材料, 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 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 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 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 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 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 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 双方都了解对方, 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 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 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 (over-lord) 。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 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 清政府很有灵活性, 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 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 (Joseph W.Esherick) 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 以词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为号召, 以重新解释史料 (而非发掘新史料) 作为学术的基点, 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 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 如“皇帝”写成“黄帝”, “贡差”写成“页差”, “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 “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 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 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 而在于将此奖授于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 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 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 以“革命”起家 (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 , 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 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 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惟其如此, 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 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 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 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 所以, 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 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 这是商业主义, 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罗威廉 (William T.Rowe) 在其力作《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较研究。[16]他试图证明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进步思想, 诸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 在18世纪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过罗威廉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比较的重要性, 而是通过小心翼翼地刻画陈宏谋 (1696—1771) 其人其事来证明18世纪的中国官僚阶层中已有不少现代思想和意识。

罗威廉通过陈宏谋身上反映出来的三种矛盾对立来看18世纪的中国社会。

首先, 是正统说教性的“理学”和务实性的“经世致用”之间的矛盾。陈宏谋既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 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政官员。从学问上讲, 陈宏谋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启超曾评论说陈宏谋的著作以广西的标准是杰出的, 但类似他这样的学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车载斗量。尽管如此, 陈宏谋像当时许多的士大夫一样, 是个理学家, 是朱熹的信徒, 极其推崇四书, 尤其是《大学》。陈宏谋还是司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 陈宏谋又强调“实学”, 并付之行动。例如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就成绩突出。《皇朝经世文编》提到陈宏谋处达52次之多, 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水利建设。陈在河南巡抚任上政绩卓然, 水利是主要的。此外, 他在云南、江西、陕西、甘肃任上都曾进行过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

其次, 在经世致用上, 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 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 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最后, 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 陈宏谋对个体主义 (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重等) , 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 看作是一种“义”和“欲”的关系, 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 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 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 例如男人和女人 (性别) 、富人和穷人 (地位) 、汉人和满人 (种族) , 等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 个人的救世思想。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 而非特权阶级。第二, 个人的尊严。第三, 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诸于心, 然后, 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 古代中国民间处处有“有心乡绅”、“有心者”。第五, 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总之, 罗威廉笔下的陈宏谋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 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学界一般承认王阳明的“良知”属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但认为这只在明末昙花一现。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 王阳明的“良知”大行其道, 促使日本的现代化。陈宏谋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王阳明式的“良知”, 从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续。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 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 不是歌功颂德, 不是鸣怨叫屈, 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罗威廉的《救世》就在一个方面体现了传记著作在这场重估中国落后问题的史学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的“唱盛中国”潮流

本文开始提到美国大众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国的著作, 与此相反, 英语世界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可称唱盛中国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偏重历史, 它们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妖魔化中国的一种反动, 也是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的一种延伸。下面介绍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罗伯特·天普 (Robert Temple) 将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大陆中文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缩写成一本通俗读本, 适合用作大学教科书, 题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此书自1998年出版后, 已重印多次, 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庞大, 连科林·罗南 (Colin A.Ronan) 为此鸿著做的简写本也有五卷之巨, 即使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也未必都能仔细阅读。[17]天普指出, 英国科学家富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曾言, 纸张与印刷、火药、罗盘的发明对人类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根当时并不清楚这些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试图证明中国在中世纪在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领先世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 (Louise Levathes) 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 1405—1433》, 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讲郑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 《纽约时报》将其列为该年出版的百部值得关注的著作 (notable book) 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得到李约瑟收集的许多中国古代航海业的材料, 后来又在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地作研究, 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书已提到郑和的航船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有关郑和下西洋最轰动的著作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休的潜水艇军官孟席斯写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书。[19]孟席斯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了一幅1424年的地图, 上面画有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 经他考证这些岛屿位于现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 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当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 是谁画制了这张地图并准确地标志了这些岛屿?孟席斯的结论是, 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有此技术和财力进行远海航行, 中国人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 而发现美洲大陆正是15世纪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郑和航队。1492年, 哥伦布就是利用郑和绘制的航海图到达了美洲, 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6世纪在航海时也用过郑和的航海图。孟席斯认为, 现在人们都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但哥伦布却是靠了郑和的地图才摸索到了美洲, 所以, 事实上“全世界都欠了郑和的债”。孟席斯所用的证据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许多中古时代港口发现的中国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 他还利用DNA测试证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有中国血统从时间上可上溯到15世纪, 由此推论郑和船队的一些成员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书2002年在英国出版时题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 中文译本即据此翻译。[20]但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题作《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 显然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需要, 而它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称为这项研究访问了120个国家, 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 还访问了中古时代晚期的每一个港口, 费时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一书, 是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姐妹篇。在这本书中, 孟席斯更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论, 他认为根据种种迹象, 郑和的舰队曾到达意大利等地, 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罗伦斯多次会见教皇欧钦尼斯四世, 与教廷建立了密切联系, 从而直接将中华文明介绍给欧洲。这个明朝的代表团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印刷、天文地理 (包括后来为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所用的世界地图) 、数学、建筑、冶金等知识, 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明朝中国直接“点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子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国影响。[21]孟席斯这些语出惊人、挑战传统的观点当然引起了争论, 他的书虽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销路极好, 但却毁誉参半, 在学术界普遍评介不佳。有人讽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书出版, 这本书可以题为《1438年:中国向火星放射第一颗人造火箭》。[22]

结语

如前所述, 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 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 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 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 反其意而用之, 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 一个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发现问题, 提出见解, 推陈出新。这种创新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扎实的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 在某一课题或领域内另辟蹊径, 从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种著作, 除了几部通俗读物外, 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创作的, 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 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 或者矫枉过正, 但无可否认的是, 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 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 (Needham’s Grand Question) 中, 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 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 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23]

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从小处来讲, 中国自197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放, 使海外的中国研究者有条件在中国城乡作长期研究, 从图书馆、档案馆到田野调查, 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 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识, 并与中国同行交流心得, 加深了解, 增加了他们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但更重要的是, 我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了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 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 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 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 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从上述讨论可知, 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意见就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 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 做评论的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就提出“中国何时落后西方”这一命题有可商榷之处, 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 而事实上中国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许只有海外学者才会对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提出商榷, 因为这在国内是童叟皆知、无可质疑的常识;但这种责疑也反映了西方学界急于要重新审视中国落后论的一种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观点与学术界较早的挑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是学术界的共识, 似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是铁板一块, 此后史学界质疑这一观点, 并花了大约20年时间来证明东亚 (主要是中、日两国) 在19世纪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变化和进步着。这一观点在今日的西方史学界已成共识, 谁再用“停滞不前” (stagnation) 来形容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就不仅是落伍, 而简直是忌讳 (taboo) 了。如果将这两个学术观点加在一起, 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动乱和落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只是一个插曲, 用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历史三峡”, 过了以后, 中国又会是“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再现一个汉唐盛世, 世界超强。[25]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 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

艾尔曼认为, 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 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 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 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

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 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 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 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 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 不是歌功颂德, 不是鸣怨叫屈, 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

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 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 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 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摘要：“唱盛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重新评估中国落后问题的一股新潮流, 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形成对照。近年来, 西方汉学界有一种倾向, 即为已成定论、童叟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此派西方学者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 全面修正中国落后论。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我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由于我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 于是, 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 即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 不可能是偶然的, 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 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 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