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就业理论

西方就业理论（精选十篇）

西方就业理论 篇1

一、国外对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就业理论成果颇丰。早期文献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 具有代表性的是劳动力需求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水平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理论。20世纪下半叶, 发展到劳动力供给研究, 代表人物为加里·贝克尔、西奥多·舒尔茨等, 其中贝克尔在劳动力供给研究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为后来的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可以概括为“遵循市场法则的均衡就业”理论, 它以“萨伊定律”为基础, 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经过利息率与工资的自动调节, 最终使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 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萨伊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 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使得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 形成充足的市场需求, 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就在这一时期, 自由放任的就业理论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与质疑。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一批制度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古典就业理论与现实不符, 即使在庇古的自由竞争框架内仍有可能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由此可以证明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很难达到充分就业的。

20世纪30年代, 凯恩斯主义产生。凯恩斯认为失业的根源在于三大心理规律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 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念, 使经济学及其就业理论进入到了现代发展的新阶段。二战以后,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上升到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菲利浦斯曲线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美、英等国在40年代中期就分别通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立法。

20世纪60年代,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出现,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以此来否定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 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长期内不会存在, 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就业政策。

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只注重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认为, 人们的理性预期会抵消掉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 使之归于无效。并再次强调市场自由放任, 反对国家干预。如何选择好适当的市场放任度和政府干预度, 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 是现代西方就业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做出较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把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源利用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认为劳动力利用不足, 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困扰, 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就业理论, 力图排除困扰。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闲置标准、劳动者失业原因、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剩余劳动力迁移规律和就业政策。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古典经济学假设为前提, 把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作为其理论的经验依据, 把发展工业作为主要目标, 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此后的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给予了补充和发展, 对农业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托达罗在研究中, 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以及制约劳动力迁移的因素,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并从地区与部门结构平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总结来看, 对于就业问题, 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 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 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 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 实现充分就业。

二、我国相关就业理论

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 我国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 主要是围绕着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 认为传统的就业和工资制度、非有效就业以及分割的劳动就业市场是我国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是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方面, 多数人赞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认为就业需求不足根源于内需不足, 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扩大需求,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就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宏观经济政策要不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基本优先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 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并不充分和统一。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就业问题非常重视, 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无一例外地根据就业信号做出反应。我国也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扶持中小企业,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

从现实情况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和明晰的思路及有力的支持, 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目标, 政府常常把就业视为个人或企业等的个体行为, 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中的主导作用, 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与目标的倒置, 这也是我国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一个原因。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 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 从长期来看, 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 而且失业率低, 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由此可见, 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制度选择。

第二, 对“奥肯定律”在我国失效, 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出现的非一致性如何解释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问题, 目前的研究比较多。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在我国, 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 是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 表现为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时期, 传统就业体制积淀下来的存量矛盾的释放和对经济全球化条件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在我国, “奥肯定律”出现了变异。

蔡昉等 (2004) 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没有能促进就业, 是因为国债投入行业的优先顺序与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恰好相反, 而利率的持续下调鼓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 提出要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来治理周期性失业, 从降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治理自然失业。

宏观政策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选择的结果, 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政策取向在我国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会存在。制度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 制度因素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全面的, 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 从我国的微观结构矛盾的特殊性, 即从产业结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角度入手寻求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释。一些学者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对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我国的劳动就业存在着“路径依赖”与制度性就业矛盾, 并从就业政策的制定、近远期目标的确立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给出解决方案等。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经济学中对就业问题虽然有大量研究, 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受非经济因素干扰最多、最不适用均衡模型的市场, 一些理论尽管逻辑严密, 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就业问题, 至今一些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第一, 新古典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但由于劳动力是非同质性的, 劳动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的流动有很大的成本, 包括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迁移的成本、劳动者搜寻就业岗位信息的成本、劳动者技能转换的成本等;另外无论对于劳动者, 还是对于雇主, 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的充分就业理论无法成立。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 它基本上不考虑解决就业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 例如在扩大政府投资中的各种不合理行为, 因此不可能回答长期持续的充分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为基础, 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已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相符, 故也只能用来参考。

总结来看, 西方主流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 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仍是倡导经济增长。但在我国, 由于“奥肯定律”的变异, 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成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 必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第二, 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 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 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 二者谁为主导、谁为辅助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下, 尽管不能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但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因为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 政府的力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 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并且无法替代。

第三, 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就业问题时其制度前提是既定的, 制度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中忽略制度分析的倾向, 新制度经济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 使得各国所选择的制度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 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 制度的模仿和相互渗透也无法改变这种差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 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是深刻而全面的, 它必然成为经济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经济制度与就业密切相关, 因为经济绩效是扩大就业的基础, 而经济绩效的好坏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 并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 直接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 要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导致的就业弹性较低的问题, 对就业弹性的分析也应从制度入手。

说到底, 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 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 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 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 研究就业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

摘要：中西方对就业问题都有大量的研究, 许多共性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这些理论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失业问题。实践中, 由于在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就业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理论的应用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国内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并不全面和统一, 研究就业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

关键词：就业,启示,制度

参考文献

[1]、蔡昉, 都阳, 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 2004 (9) .

[2]、李俊锋, 王代敬, 宋小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两者相关性的重新判定[J].中国软科学, 2005 (1) .

[3]、肖机灵, 徐文华, 熊桂生.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制度解释及制度安排[J].当代财经, 2005 (6) .

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篇2

【 正 文】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性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1）购并是为降低代理成本。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代理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2）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分离后，企业不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而选择能使公司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决策。Muller关1969年提出假设，认为代理人的报酬由公司规模决定。因此代理人有动机使公司规模扩大，而接受较低的投资利润率。并借购并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马克斯、威廉森等认为经理的主要目标是公司的发展，并认为已接受这种增长最大化思想且发展迅速的公司最易卷入到购并活动中。Fuss1980年发现购并公司经理在合并后的两年里平均收入增加33％，而在没有购并活动发生的公司里，经理的平均收入只增加20％。1975年马克斯和惠廷顿发现公司规模是影响经理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些证据证实了这一理论。

1977年辛格和米克斯对购并后的企业利润情况的研究表明，合并后的企业利润一般都下降。这一证据表明企业合并注重的是企业长期发展，而不太注重利润情况，甚至牺牲短期利润。但Lewellen和Huntsman在1970年的实证结果显示，代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的报酬率有关而与公司规模无关。这一结论是对经理论的挑战。

（3）自由现金流量说。这一理论源于代理问题。Michael Jensen（1986年）认为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价值最大，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给股东，但此举会削弱经理人的权力，同时再度进行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将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而受到监控，由此降低代理成本。

除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外，Jousen还认为适度的债权由于必须在未来支付现金，比经理人答应现金股利发放来得有效，而更易降低代理成本。他还强调对那些已面临低度成长而规模逐渐缩小，但仍有大量现金流量产生的公司，控制其财务上的资本结构是重要的。此时购并的含义是公司借购并活动，适当提高负债比例，可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代理论又称交易成本理论，它是在70年代后期兴起的。这一理论不再以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家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是把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细胞”，并在有界理性、机会主义动机、不确定性和市场不完全等几个假设的基础上展开，认为市场运作的复杂性会导致交易的完成需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谈判、签约、监督等成本）。为节约这些交易成本，可用新的交易形式――企业来代替市场交易。这一理论在解释购并活动的同时，认为购并的目的在于节约交易成本。通过购并节约交易成本，有以下方面：（1）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产品――知识。在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难以实现，即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和监督成本。这时，可通过购并使专门的知识在同一企业内运用，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2）企业的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及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增加监督，保证合同规定的产品最低质量，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地增加；二是通过购并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得不到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3）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专门中间产品投入。而这些中间产品市场常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这时，企业常通过合约固定交易条件，但这种合约会约束企业自身的适应能力。当这一矛盾难以解决时，通过购并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4）一些生产企业，为开拓市场，需要大量的`促销投资，这种投资由于专用于某一企业的某一产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同时销售企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定程度上形成进入壁垒，限制竞争者加入，形成市场中的少数问题。当市场中存在少数问题时，一旦投入较强专门性资本，就要承担对方违约造成的巨大损失。为减少这种风险，要付出高额的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在这种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购并成为最佳选择。（5）企业通过购并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一般认为，企业内的行政指令来协调内部组织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较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要低。

内部化理论在对购并活动的解释上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由于其分析方法和所用概念的高度抽象，使其难以得到系统检验；又由于分析过程及所得结论过于一般化，使其很难在管理领域得到过用。

四、价值低估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当一家公司对另一公司的估价比后者对自己的估价更高时，前者有可能投标买下后者。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经营管理能力并未发挥应有的潜力。（2）购并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目标公司价值的内部信息。（3）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差异，使公司价值有被低估的可能。

Tobin以比率Q来反映企业购并发生的可能性。其中Q为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80年代的情形说明这一点。在80年代美国购并高涨期间，美国企业的Q比率一般在0．5－－0．6，但当一家公司投一家目标公司时，目标公司的股票行市形成溢价，一般溢价幅度在50％左右。如果一家企业比值为0．6％，股票溢价50％，那么购并总成本为资产重成本的0．9倍，比新建一家企业便宜10％，而且这种购并形成的投资，在投资完成后，可立即投入运行。还有人认为，当技术、销售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变动非迅速时，过去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结果是价值低估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导致购并活动增加。因此，价值低估理论预言，在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及市场销售条件与股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购并活动一定很频繁。

五、市场势力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因为可以借购并活动达到减少竞争对手来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控制的目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并增加长期的获利机会。下列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标的购并活动。（1）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和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企业结合并起来，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2）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商势力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通过联合组成大规模联合企业，对抗外来竞争。（3）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1980年惠廷顿研究发现大公司在利润方面比小公司的变动要小。这说明大公司由于市场势力较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规模、稳定性和市场势力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信奉自由竞争市场的哲学立场。因而企业购并会受到垄断法的强硬约束。在购并产生过度集中现象时，常借由法庭控诉和管制手段来干预购并活动。

六、财富重分配理论

在购并理论中，另一探讨的主题是认为购并活动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当购并消息宣布后，由于各投资人（股东）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或对信息的看法不一致，会导致股东对票价值有不同的判断，引起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的股价波动。这种价格波动，不是源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间的财富转移使目标公司的市盈率性变动，投资人往往以购并公司的市盈率重估目标公司的价值，引起目标公司的股价上涨。同理，购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因此上涨；反之则反是。

购并活动的财富转移曾引起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财富的转移可能是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股东间的财富转移；有人认为可能是债权人财富转移给股东；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劳工或消费者财富的转移。Mc Daniel（1986年）对上述争论作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购并所创造的资本利得是不是源于债权持有人，即使以负债方式购并而增加负债比例、债权持有人也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以LBO方式购并而使负债大量增加，则对债权持有人的负面影响就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无定论。

西方失业理论与我国当前就业实践 篇3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台了4万亿扩大内需的政策，但2009年“保八”的目标仍然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国务院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包括钢铁产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纺织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造船、轻工产业和物流业。短期来看，这些规划将有利于解决这些产业目前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就业，缓冲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长远来看，又将对中国产业技术升级改造、结构调整、改善劳动力结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基础上，结合西方经济学相关失业理论，探讨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意义及启示。

一、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

1.传统失业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以“萨依定律”为基础的充分就业理论是传统失业理论的代表。1803年，萨依提出“供给会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论断。他认为，劳动的供给，在市场供求机制的自发作用下，会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不会出现劳动供求的长期失衡，即长期内不存在失业。之所以存在失业现象，是因为工资水平定在了不恰当的位置上。当实际工资过高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大于需求。如果工资水平可以随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动而向下调整，则劳动需求就会增加，失业就会慢慢地消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工资水平的自然运动受到了干扰，所以才产生了失业，如果排除了外在因素对工资运动的干扰，工资的自然运动就会消灭。失业的现象正像生产会自然创造出需求一样，工资的运动会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

2.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理论

凯恩斯的失业理论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否定了传统失业理论“供给会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而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他认为，现实的失业除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况——非自愿失业。它是指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但却无工作可做而产生的失业。在凯恩斯看来，仅靠市场自发的力量，不能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从而不能形成足以消灭非自愿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他指出，由于工资拒下刚性的存在，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非自愿失业，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3.凯恩斯之后的失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失去了解释力，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寻求新的失业理论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在就业理论方面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认为即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一种自然失业率，其在现代社会中会始终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依靠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来增加就业；除此之外，发展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托达罗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而加快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可以增强其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能力，达到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型国家。对于像我国这样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来说，该理论有很大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显然，现有的理论在解释失业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任何单一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完全的概括，但是，这对于我们分析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却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当前就业形势分析

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复杂，它集中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就业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置身于我国的客观环境分析影响就业的因素才能予以正确的把握。目前，我国日趋严重的就业形势基本可以归因于外部冲击、制度、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国内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双重影响，结构性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当前经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下滑而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的增长放缓而导致的消费结构断层和有效需要不足；国内信贷总量萎缩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外部需求下降而导致的贸易出口减速和产能过剩，截止2009年2月，我国外贸出口连续3个月下滑，为十年首次。以上原因直接导致我国国内劳动力市场面临严峻的冲击，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工厂停工半停工现象加剧，劳动力需求呈持续萎缩态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月10日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1％，较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创31个月来新低，这是自去年5月以来CPI增幅连续9个月回落，通货紧缩的压力明显显现。一旦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一方面将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得便宜，而由于这种价格下降并非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因此必然减少经营部门收入并相应减少从业人员收入，迫使经营部门缩小经营规模，导致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影响社会消费，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反过来加剧通货紧缩，产生恶性循环，使人们看淡经济前景，影响投资特别是非政府部门的投资。目前，通货紧缩对收入、投资和消费，尤其是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出来。

2.国民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作用减弱

观察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效应最重要的指标是就业弹性，就业弹性反映了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奥肯定律描述的失业率和实际GN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中所暗含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假定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存在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效应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存在较强的非一致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就业弹性呈现下降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3个百分点，而到本世纪，则只能拉动约0.2个百分点。这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3.二元经济结构弱化就业政策效果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劳动密集型的外向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此类企业恰恰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体。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缺陷，农民工就业近年来呈现出非正规化特征，据研究，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占农民工总量的近2/3，约9000万人，这对推行积极就业政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这部分人很难在现行就业统计体系中反映(例如：如果考虑农民工失业情况，2008年实际失业人数将可能是登记失业人数的2倍)，容易导致失业的严重程度被低估；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就业地与户籍地分离的特点所导致的较大的区域流动性，加大了积极就业政策落实到他们头上的难处，容易使地方政府

将外地农民工排除在政策扶助目标群体之外。

4.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就业难度

中国经济目前不仅要抵御衰退，更要促进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在劳动力市场所表现的特征便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专业化程度提高带来的结构优化、产品更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等，都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这无疑将使得失业的矛盾集中地显现出来。另外，由于专业化对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那些有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更低，形成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将更加强化传统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特征，即高层次劳动力与低层次劳动力的市场分割。数量庞大的低层次劳动力由于素质太低和缺乏培训等因素，其低素质呈现固化趋势，难以顺畅的向高层次劳动力市场流动，因而面临工资低下、供给过剩的局面；而高层次劳动力由于劳动效率高，边际产出大，则呈现高工资，供给短缺的局面，从而出现结构性失业和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现象，进一步加大促进就业难度。

三、产业振兴计划对促进就业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对我国经济实体产生明显的冲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出口下降影响到2000余万农民工就业之外，城镇调查失业率很可能上涨1个百分点。”正由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积极就业政策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与扩大就业紧密的结合起来”。从现实角度看，此次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冲击要大于对GDP的冲击，产业振兴规划的酝酿与实施，对妥善解决好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巨大作用。

酝酿振兴规划缘于九大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就业看，即使不包括农民工，九个产业的直接城镇从业人员也达到了3615.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总量的30％。轻工、食品、造纸、家具、家电等行业，涉及2亿农民市场。仅轻工行业就可吸收农民进城务工2000万。产业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将对我国就业的改善帮助巨大。其意义及启示有如下五点：

1.以加快服务业发展推动就业

相比于工农业，服务业的增长不仅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吸纳就业的潜力也最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应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

目前，在全国从业总人口中服务业直接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并不高，但其稳定强劲的增长趋势是非常直观的。诸多产业直接从业人员占该年度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只有社会服务业等少数行业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外，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具有直接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具有很强的关联作用，带动了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对各个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中间需求，从而推动了相关产业的生产扩大，引致相关产业大量的就业需求增加，因此，搞好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吸收劳动力，解决就业压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服务业通过扩展产业链的形式，通过产业链前后向关联的就业形式延伸到我国各个城市，因此要充分认识并且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对于服务业来说，那些产业链组织形式越长的行业，带动就业就越多，生产性服务业经营拓展的越多，带动的就业也越大。

2.长产业链产业对就业带动作用明显

产业链理论是随着企业分工和价值分配而展开的。产业链更多的体现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基本等同于产业价值链的定义。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是这一解释的创造者。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也就是说，任何企业的价值链都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分布于从供应商的原材料获取到最终产品消费时的服务之间的每一个环节。产业链的价值体现在产业链的层次，亦即产业链的长短；层次越多，产业链越长，表明加工可以达到的深度越深，价值的创造也就越大。在此概念下之典型代表，莫过于汽车产业。作为中国产业链最长的产业，汽车业对GDP贡献巨大。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汽车产业从业人员有291万，相关从业人员达3000万，创造产值占GDP的2.31％。汽车制造增加一个岗位的就业，能增加约10个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岗位。不仅仅有利于本行业就业的改善，亦可带动相关行业就业的改善。这种示范作用的意义在于，不仅增加了劳动力数量，而且对行业劳动力结构之稳定有积极作用。

3.轻工产业振兴推动就业，中小企业成为主力

轻工业是以生产生活资料为主的加工工业群体的总称，是制造产业结构中的一大分类，涵括的行业众多，包含食品、造纸、家具、家电等40多个行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轻工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出现出口下滑、亏损上升、停产关闭、就业减少等连锁反应。所以，轻工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尤为重要。轻工产业是国内解决就业的主要力量，全国从业人员超过3，500万人。由于轻工业多数行业与农村关系密切，所以轻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相关的农业发展，还带动相关就业超2亿人。而在轻工行业中又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创造就业的主体就是中小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蓬勃发展的民营中小企业创造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吸纳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1亿多农民工。而抵抗风险能力的天然不足使其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最大。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小企业倒下了一片。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1到9月，广东省内倒闭的企业超过6万家，这带来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就业岗位的大量损失。为避免此种情况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轻工产业的振兴势在必行，将其纳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可谓是恰逢其时。

4.全面试行消费刺激政策，凯恩斯失业理论仍具现实意义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致非自愿失业，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我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生产低端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这也是吸纳劳动力市场二元性特征下低层次劳动者就业的主要领域。本次经济刺激计划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对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有限，这对于缓解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萧条性失业并无针对性效果。结构性产能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必须通过拉动内需，有效需求扩大等方式来解决。凯恩斯主义在当今亦可供现实操作。建议在全面评估南京、杭州、深圳等地发放消费券的积极政策效果之后，适时出台增加居民收入的全面消费刺激计划，促进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稳定，有效扩大城乡就业。

5.以鼓励大学生创业推动就业

西方就业理论 篇4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

刘易斯在2 0世纪5 0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 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 而现代部门能够在维持低工资水平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 使现代部门具有了不断增大资本积累和实现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 进而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第一次清晰地定义了二元经济结构, 指出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显著差异, 从而开辟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 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 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 (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 、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 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 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 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

二、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农业劳动力流动理论

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 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理论。他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为此, 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该理论阐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即当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 随着劳动力的转移, 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工资上涨、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劳动供给曲线逐渐陡峭, 从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 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就停止。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 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 这样才能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 不减少农业剩余产品, 从而使工资水平保持不变,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由此, 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根本保证。如果农业发展是停滞的, 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流出以后, 农业总产量将会下降, 农产品价格将会上升, 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也会减少, 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上升, 这就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发展了刘易斯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 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 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第二, 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尽管拉尼斯一一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 所以除了存在与刘易斯理论共有的缺陷外, 还有一个重要缺陷, 即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哈里斯一托达罗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理论

刘易斯与费景汉—拉尼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 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 就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 从而补充了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 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的重要动力;第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 是托达罗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迁移的选择。只要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比在农村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高, 做出迁移的决定就是合理的。

托达罗理论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第一;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这是因为, 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伴随劳动生产率的高, 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会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 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 就业概率就越大, 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口流入城市。第二;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行为必须消除。在发展中国家, 由某些政治因素决定的工资水平远于农民的平均收入, 一般高2倍～3倍, 有的甚至达4倍以上。收入的差距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和农剩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托达罗模型局限性:一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 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 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二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 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在我国农民面临的土地资源向来十分严峻, 我国有限的耕地在众多的农户之间细碎分割, 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狭小的耕地上, 使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 只有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大量地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经济才可能发展。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中, 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暗中假设了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 (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是同步的, 所以没有涉及到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的关系, 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 而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 因此也造成了这些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应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 这些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发展,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一,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刘易斯、费一拉尼斯理论提出应通过依靠工业的发展和扩张来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二, 探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条件。认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 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 提出了在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具有阶段性。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 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综合发展, 循序转移。

但是, 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 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研究的着眼点不同, 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 因而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是有限的, 还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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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庸保: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 1989 (12) :38～45

[3] (美) 拉尼斯费景汉:经济发展理论[J].美国经济评论, 1961 (9) :536～566

[4] (美)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1～60

[5] (美) 托达罗: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农业模型[J].美国经济评论, 1969 (8) :70

概述西方文化逻辑与理论 篇5

大家常说的文化逻辑是指一种文化中，以逻辑体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文化逻辑是文化活动的中枢，制约着文化创造的进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与深深隐藏在其下面的文化逻辑有密切的关系。

在世界各地，文化因为地域或人文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就构成了各个地域的可区分性和差异性。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仅要分析其饮食、建筑、生活习俗、诗歌等各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事物的、怎样思考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能从文化表面看的出来，真正的答案在文化逻辑里面，文化逻辑就是这些答案的源头。且，西方的文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他的文化逻辑也对其他的民族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构成他们独特文化逻辑的特色。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形成了三大逻辑体系，他们分别是--中国古典逻辑、印度古典逻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从古至今，各界学者对这三大逻辑体系充满了争议但是他们依旧是在人们的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最广大的应用。

其中，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的确立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最为突出的是，它对人类理性发展的价值方面。虽然，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在西方，理性就已经被提倡。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理性思想也只是以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出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恰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他把前人提出的理论具体化，使它作为一种规律被建立起来，让当时的人们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同样，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对于这个逻辑体系的反思也在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这种逻辑体系的不足之处。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含所有的规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依照他的规律来发展，世界没有万能的规则。事物都是双面性的，有利有弊，没有万能的理论，总有局限性。然而，总体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中都起着关键的一部份。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文化具有逻辑思维传统。中国的逻辑强调辩证理性，原则是抽象与具体在理论思维中的统一，同时以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的原则，这是与西方文化逻辑完全不同的体系。先想出抽象的理论，再通过各种实践使之前的理论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运用不同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

对于同样的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科学认识，看法都是有所差异的。神学逻辑的独断导致了学者们对它的激烈的批判，有学者提出，人们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的经验上，而不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这一说法，是对当时人们一直崇拜的神学逻辑学的一大挑战和怀疑。于是，在当时社会又有一个新的文化逻辑学出现，该文化逻辑学的核心是认识客观的世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的不断进步，使得传统的文化逻辑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更加推崇的方法是综合归纳与演绎法。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现象、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状况，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是它们最大的弊端。

理性不但是西方文化的思想核心，还是它的精神源泉。而逻辑体系就是西方理性的形式化，逻辑思维的建立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西方文化注重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以人为中心，是他们认为对人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同时西方还重

视个性的自由与公平竞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让他们认为，个人作为个性的具体代表，以争取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西方一直以法治国家立足于世界之林，在他们的体制下，重视物质利益的分配着表现在工商业经济型社会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来节制贪污和侵占，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最早的宪法与人权宣言就是产生于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的原则下，人们追求建立平等博爱的社会风尚。虽然，这一原则会引起很多国家的**不安，但是，仍有许多人士追求这一原则。

在公正且科学的文化史观提出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不科学的文化史观。代表有意大利的维科，他提出的文明传播论和自然种族论，都与事实情况有很大的差别。黑格尔自认为是对哲学的研究，但他运用相当多的是政治观点，这显然与他的初衷有很大的出入，同时他也忽略了最基本的逻辑。

文化的进步有多种方法，从康德开始，文化批判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思想。不断的反思自身的问题，在批判中不断的改进和发展。而最终的批判是对西方逻辑的批判。对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逻辑，我们既要坚持他们的进步的、科学的观点，又要改进其中的一些不足，使它得到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西方古典管理理论 篇6

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经济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对于各个学派的划分，各国的一些管理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关于管理的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西方称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则公认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此后，从其发展的历史内容来看，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的各学派的形成基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的“古典管理理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勒（又译泰罗——编者注）（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国的法约尔（Henri Fayo，1841—1925）、德国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古利克（Luther Gulick，1892—1993）和英国人厄威克（Lyndall Urwick，1891—1984）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的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他们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取得雇主和工人两方面的合作。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要使雇主和工人两方面认识到，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泰勒等人认为，这就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行为科学”学派那样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考察企业中“人的关系”。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

法约尔虽然同泰勒一样是个工程师，但两人有所不同。泰勒开始是作为普通工人进入工厂的，其后主要从事于工程技术工作。法约尔则从进入企业开始，就参加了企业的管理集团，以后又担任了一个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并在法国的多种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和数学工作，所以他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各级人员都多少不同地具有的，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一）分工；（二）权限与责任；（三）纪律；（四）命令的统一性；（五）指挥的统一性；（六）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七）报酬；（八）集权；（九）等级系列；（十）秩序；（十一）公平；（十二）保持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十四）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西方领导方式理论综述 篇7

一、单维领导方式理论

单维领导方式理论都是从某一个因素来研究领导方式的选择, 认为领导具有了某种素质即会采用与其相对应的领导方式。该理论主要包括三种领导方式理论、领导连续带模式理论。

1. 三种领导方式理论

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提出来的。他把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工作风格分为三种类型, 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领导方式, 即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

(1) 专制型领导。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领导者手中, 所有政策均有领导者决定, 对群体工作和方法分阶段下达, 使成员无法了解群体工作的程序和最终目标;群体成员的分工和结伴均有领导者决定, 各成员之间不容易协调、合作;领导者和下属较少接触, 除示范外, 领导者不参与群体的作业;领导者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成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2) 民主型领导。重视群体关系, 主要依靠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群策群力来领导组织活动;群体的大政方针由成员或其代表集体讨论决定, 群体成员在初始时就了解工作的程序和最终目标;工作分工及结伴由组织成员集体决定, 工作起来比较容易协调关系和合作;领导者对成员的工作依据事实进行评价。

(3) 放任型领导。群体的大政方针由成员决定, 领导者不参与。领导者只是为下属提供信息资料, 但不作积极指示;工作进行几乎全依靠组织成员, 个人自行负责, 完全放任自流。

2. 领导连续带模式

领导连续带模式是由坦南鲍姆和施未特在1958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在独裁和民主的两种极端之间, 存在着七种领导行为方式, 他们是: (1) 领导自己做出决策并向下属公布决策。 (2) 领导向下属“推销”其决策, 即领导做出决策, 然后尽量说服下属接受决策再宣布。 (3) 领导提出观点, 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 领导做出决策, 但允许下属提出问题。 (4) 领导提出决策草案供讨论修正, 最后做出决策。 (5) 领导提出问题, 征求建议再制定决策。 (6) 领导确定范围, 集体讨论做出决策。 (7) 领导允许下属在上级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 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一个领导的连续带。在这个连续带上, 从 (1) 到 (7) , 领导者的职权运用范围逐渐减少, 而部属享有的自由逐渐增大。这一模式显示出领导行为方式不能一成不变, 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领导者不能机械地从独裁和民主这两种方式中选择, 而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

单维领导理论使我们认识到领导者可以对一系列领导方式做出选择, 但是该理论没有告诉我们选择的依据, 于是二维领导理论应运而生。

二、二维领导方式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大, 研究者开始从领导者活动中所面对的工作任务和被领导者这两个对象来分析领导方式, 从而形成了领导行为四分图理论、领导方格理论和PM领导方式理论等二维度理论。

1. 领导行为四分图理论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以斯多基尔为首的一批学者从1945年开始, 首先开展了对领导行为的研究, 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找出领导行为的各种维度。研究的方法是提出领导行为的基本向度, 根据领导行为的向度, 研究组收集了1790个问题并进行分析, 最后拟定150个描述领导行为的项目, 编制成领导行为描述问卷。他们用问卷测试方式调查了许多团体, 把所测的结果进行因素分析, 得出两个基本的领导行为维度, 即关心人 (关怀维度) 和抓组织 (结构维度) 。

所谓关心人的领导行为, 是指领导者注重与下属搞好关系, 互相信任, 鼓励和支持下属的工作, 关心下属生活, 这是重视人际关系的领导行为。所谓抓组织的领导行为, 是指注重工作的组织和计划, 建立明确的组织形态、信息沟通渠道及工作程序方法。这是重视抓工作的领导行为。通过研究发现, 关心人和抓组织是相互独立的两种领导行为维度, 但领导功能的这两个维度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个领导者可能在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很高的值, 也可能是很低的值, 还可能一高一低。因此, 领导行为应是这两个维度的组合。高抓组织、高关心人的领导者, 既重视抓工作组织, 又重视人际关系;高抓组织、低关心人的领导者重视抓工作和组织目标的实现, 而不关心人;高关心人、低抓组织的领导者, 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抓工作和组织目标的实现;低抓组织、低关心人的领导者, 既不重视抓工作组织, 又不重视人际关系。

俄亥俄州大学对领导行为进行的研究, 为领导行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往领导类型的研究只把领导行为放在一个低度类考察, 要么关心人, 要么抓组织, 显得粗糙简单。俄亥俄州大学学者用因素分析的方法, 从多种领导行为因素中抽出两个基本因素, 发现了领导行为的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 从而开辟了领导行为研究的一种新的途径。

2. 管理方格图

在领导行为四分图理论基础上,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布莱克和莫顿在1964年就企业中的领导方式提出了领导方格图理论。这是一个九等分的方格图。纵坐标表示领导者对职工的关心度, 横坐标表示领导者对工作的关心度。两条坐标各分1~9个小格作为标尺, 使整个方格图形成81个方格。每个小格表示对关心人和关心工作的两个基本要素不同组合的领导行为的定位点。尽管在管理方格中存在81种类型, 但布莱克和莫顿主要阐述了五种最具代表性的类型。

第一种 (1.1) 贫乏型。对职工和工作都漠不关心, 只以小的努力来完成必须做的工作。第二种 (9.1) 任务型。领导者重视完成企业的工作任务, 注重对生产和工作效率的要求, 但不关心人的因素, 很少注意职工的发展和士气。第三种 (1.9) 乡村俱乐部型。只注重支持和关心职工的要求, 认为只要职工心情舒畅, 工作就一定能搞好, 但对生产任务、工作效率很少关心。第四种 (5.5) 中间型。对人的关心度和对工作的关心度都不是太高, 但能保持平衡。一方面比较重视计划、指挥和控制上的职责, 另一方面也比较注重对职工的引导和鼓励, 设法使职工的士气保持在满意的水平上, 但缺乏创新精神, 回避矛盾, 只求正常的效率和一般的士气。第五种 (9.9) 团队型。对职工和工作都极为关心, 努力使职工个人的需要和组织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 建立企业和职工的荣辱与共关系。因而, 群体的人际关系协调, 职工会进行自我控制, 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

管理方格图理论认为, (9.9) 团队型领导方式是最有效的, 领导者应客观地分析自己的领导方式, 将自己的领导方式转为 (9.9) 团队型, 以求取得最高效率。同时又认为, 一个领导者要同时重视两个方面是不容易的, 需要有一套系统的训练, 以期达到 (9.9) 团队型的领导方式。

3. PM领导方式理论

该理论是由日本学者三隅二不二提出的。他认为群体一般有两种功能:达成群体的特定目标与维持和强化群体本身的正常运行。前一个功能的行为特征要求领导者将成员的注意力引向目标, 将问题明确化;后一种功能的行为特征要求领导者调节人际关系, 了解员工的需要, 对成员进行激励等。领导者为达到不同的目的而采取的领导方式可以分为三类:目标达成型 (P型) 、群体维持型 (M型) 、两者兼备型 (PM型) 。

之后他提出了PM领导方式理论。P———Performance是指领导者为完成群体目标所作的努力, 主要涉及工作效率等;M———Maintenance指领导者为维持和强化群体所起的作用。他将领导者领导方式分成四种基本形态, 并用三隅的领导类型图来表示, 主要从八个方面来测定每个领导者的P、M两种职能:工作激励、企业保健、对待遇的满意程度、精神卫生、集体工作精神、会议成效、沟通、功效规范。而每一个方面又有五个子问题, 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再采用五级分制。根据统计获得数据, 他将P、M所得的分数进行统计分析后把结果划在一个两级的坐标上。其方法的特点在于把每个个人的得分与该单位的平均分数线加以比较。由于P、M所代表的该单位的两条平均分数线把这两个维度的坐标划分成四个区域, 因而某个人的得分, 还不能确定这个人的领导类型属于哪一个, 只有在与该单位的平均值相比较后, 才能明确该人的领导类型。由于每一个人的得分都会坐落在坐标内的四个区域中的某一个区域中, 落在哪一个区域, 该领导的领导行为就属于哪一种类型。

二维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确定和选择领导方式的两个最基本依据:工作任务和被领导者。对未来社会的领导方式作背景分析时也离不开对这两个要素的关注。但是这一系列理论所提出的“双高”模式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实现。

三、三维领导方式理论

由于二维领导理论的缺陷, 西方学者开始从三个要素来研究领导方式的选择,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主要有三度空间的领导效能理论和菲德勒的权变理论。

1. 三度空间的领导效能理论

三度空间的领导效能理论, 是雷定 (W·J·Reddin) 于1967年提出的。它是建立在“领导行为四分图理论”和“管理方格图”理论的基础之上, 加入领导效能这一因素, 对被领导者行为进行研究以后提出的。雷定认为, 各种不同的领异方式, 其有效和无效, 是由环境来决定的。当领导方式适用于某一环境情景, 它便是有效的;当领导者采用的领导方式对某一情景不适用时, 这种领导方式将是无效的。因此, 任何一种领导方式与无效能的领导方式之间的差别, 一般不完全决定于领导者行为的本身, 而在于它是否适用于这种环境。雷定将领导形态划分为献身型、关心型、整合型和离心型四种类型。献身型领导者高度关心工作完成情况, 但对员工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漠不关心;整合型领导者既关心工作, 又关心员工需要, 他们将两个方面进行合理的结合, 是一种理想的领导形态;关心型领导者主要强调员工的需要, 认为只要能够满足员工需要, 工作自然可以完成, 他们缺乏对工作的必要关注;离心型领导者既不关心工作, 也不关心员工。不同的领导方式, 会产生不同的领导行为, 雷定把有效能的领导者行为风格也区分为独裁者、开发者、经理和官僚四种。雷定认为, 独裁者对工作常常非常自信, 擅长指挥命令, 但难以说服别人来达到目的;经理型领导者不但对职工对工作都关心, 而且愿意承认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他们能兼顾眼前利和长远利益, 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 然后才做出决策;开发者则善于努力开发员工的潜力, 并为满足员工的需求和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官僚主义者虽然既不关心工作也不关心员工的需求但能照章办事, 通过使用规则维持和控制情境, 因此, 也可算是尽心尽力的领导者。同时, 雷定也相应地提出了四种无效能的领导者行为风格, 他们是专制者 (对应于献身型) 、传教士 (对应于关心型) 、妥协者 (对应于整合型) 和冷漠者 (对应于离心型) 。专制型领导者在不需要的地方极度关注任务, 对员工缺乏必要的关心, 这样的领导者对他人没有信心, 只对近期的工作任务感兴趣;妥协型的领导者在其强调某一方面或两个方面都不需要强调的情景中, 对于任务和员工都相当关心, 这样的领导者往往是一个很差的决策者, 压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传教士般的领导者在任何时候, 包括不需要的时候也对员工给予不必要的关注, 但对工作任务却缺乏必要的关注, 这样的领导者是典型的将和睦本身就视为目的的“行善者”, 缺乏工作效率;冷漠型的领导者经常对任务和员工漠不关心, 这样的领导者常常是被动参与, 故也难以取得应有的领导效能。

三度空间的领导效能理论说明:第一, 领导人为适应某一情景, 必将用某一种组合, 其对应的行为, 可能由于适合而产生有效的领导效能, 但也可能由于不适合而不会产生领导效能。第二, 不能将无效能看成是一种“非有即无”的情况。实际上领导的有效性只有高低强弱之分, 况且, 在某一情景下有效的领导形态在另一种形态下可能无效。第三, 成功的领导者能经常改变其领导方式去适应环境。因此, 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应当是具有较强适应力的领导人。

2. 权变理论

两维领导理论中最佳领导方式的观念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普遍认可, 它遭到了权变理论者的强烈反对。权变理论者提出了四条反对理由:一是领导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二是部属是否由有参与的能力;三是多人参与是否造成浪费;四是所谓团队式领导应该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在批判行为理论的过程中, 以重视情景为突出特色的权变领导理论诞生了。

菲德勒建立了第一个全面的权变理论模型, 其权变模型包括三项维度, 并视之为确定领导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一是领导者与部属的关系;二是任务结构;三是职位权力。菲德勒将这三个情境变量任意组合成8种情况, 并通过对1200个团体进行观察, 收集了领导方式与领导情境相关联的数据, 得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 有效领导所应当采取的领导方式。该模型表明在对领导者最有利的和最不利的情况下采用任务导向方式绩效最高;在对领导者中等有利的情况下, 采用关系导向方式绩效最高。

权变理论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特别强调效果, 强调为了有效领导需要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方式, 而不是从领导人的素质出发强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领导方式, 这无疑为研究领导方式提供了新的方向;二是它将领导行为与情境的影响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影响联系起来, 表明了并不存在绝对最好的领导方式, 领导者必须具有适应力。

三维领导理论更加全面地考虑了影响领导方式的种种因素, 这一系列理论所提出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 更具有操作性。

四、最新理论成果

魅力型领导方式是西方理论界最新提出的有关领导方式的理论, 该理论由J·House于1976年首先提出。

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综述 篇8

一、代理成本理论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股东为避免自身利益损失,要监督和约束经理阶层的行为,势必导致代理成本的发生。而股东越保守,代理成本越高,对股东越不利,而对债权人则越有利。因此,股东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利弊得失。

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两者的利益目标不完全相同,管理人员常基于某种利益而将公司盈余再投资于NPV<0的项目或将这部分资金用于特权消费而不是分配给股东。为了保证代理人的行为不会偏离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来限制代理人的行为,从而产生监督成本和约束成本,而且还会引起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财富最大化目标,从而导致委托人福利的损失。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约束成本和剩余损失之和就是代理成本。

按照Jensen(1986)的解释,当公司产生自由现金流时,股东与管理者在股利政策上会产生利益冲突。管理者倾向于不发股利或少发股利,将自由现金流留在公司内部使用,并自由支配这些资金用于获取私人利益,或是进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由此产生代理成本。此时,通过分配较高的股利,能够减少管理者可以利用的现金,使其失去了可用于牟取自身利益的资金来源,从而促进了企业资金的最佳配置。从这个角度讲,高股利政策起到了减少代理成本的作用。

Easterbrook(1984)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股利在降低代理成本过程中的作用:公司股东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会促使管理者增发股利。现金分配减少了企业的内部资金,为满足新投资的资金需求,企业不得不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在融资过程中,可使公司接受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督。当资本市场增强对企业的监督时,代理成本就会降低。因此,股利的发放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存在着一边融资一边分配的现象。

Rozeff(1982)依据有效契约理论研究认为,股利的支付一方面能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因此股利发放率的确定是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使总成本最小。此外,Rozeff还认为,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也是决定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公司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相对较高,则公司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较强。

La Porta(2000)等人从法学视角发展了股利代理理论,建立了结果模型和替代模型。结果模型认为,现金股利是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体系的结果,股东可以利用其享有的法律权利迫使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从而限制管理者挥霍公司利润以牟取私利。替代模型认为,现金股利是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品。在股东权益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股东只能根据公司的信誉来决定是否向其投资。在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好的情况下,公司就会发放高额现金股利来维护其融资的声望,以便取得广大股东的信任。

二、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具有信息内涵,即考察股利非预期变化是否会引起股价的非预期波动;二是股利政策的信息内涵是什么,即股利政策反映了公司的何种信息。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拥有相同信息显然不现实,而管理者比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经营前景的内部信息,并可通过一定途径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与财务报表利润相比,现金股利是一种可信度较高的信号。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投资者处于企业外部,有关企业盈利状况的信息主要来自财务报表。但财务报表存在信息反映滞后、内容披露不完整、容易被管理者粉饰等许多缺陷,因此投资者需要寻找其他更可靠的信息。现金股利是以企业盈利为基础,很难通过财务报表粉饰来实现,可以作为内部管理者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的可信任信号。当管理者对企业未来前景看好时,他们可能会通过增发现金股利的方式向外界传递此消息;而如果预计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太好、未来盈利不理想,管理者往往将降低现有股利水平,即向投资者发出利淡信号。投资者对股利信息的获取和解读将影响他们对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从而引起股票价格的调整。

Lintner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46-1954年,美国各上市公司一般都保持一个长期的目标股利支付率,公司的股利变化与长期可持续的净收益水平相一致。Bhattacharya(1979)认为股利可以作为信号。股利相对于资本利得的税负不利,现金分配只是传递公司质量的一个途径,在投资者重视公司成长性的情况下,公司不发放股利可能意味着公司的成长性较好。Aharony(1980)等人通过一个市场对股利变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一个公司首次宣布发放现金股利或提高股利支付水平时,公司股票价格会提高1-3%;然而,当公司削减或降低股利支付时,股票价格下跌幅度有时会达到50%。Miller和Rock(Miller&Rock,1985)建立的净股利信号传递模型表明,管理者通过股利分配向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当前收益的信号,投资者可根据收到的信号判断企业的当前收益,并预测其未来盈利状况,进而评估企业的市场价值。

三、股权结构理论

股权结构理论是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的结合。一般来说,股权结构在两个方面影响到股利政策。

首先,股权结构理论以信号传递理论来解释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股权结构集中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程度也较低。股东和管理者一致的家族企业、受银行和产业集团控制其公司结构的大公司,其决策人集中而且各决策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快捷可信,因而对股利传递信息的要求较低,以此可解释公有和私有公司间股利政策的差异。并且,利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与分散的特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完全依靠资本市场融资并且股权结构分散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公司倾向于采取高股利政策,而主要依靠银行融资且股权结构集中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公司则倾向于采取低股利政策。

其次,股权结构理论以代理成本理论来解释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扩散,公司管理者拥有公司股票的比例逐渐降低,管理者在公司盈利中享有的股利就越少,则管理者过度投资以从公司闲置现金流量中获得收益的动机越强;而监督管理者经营行为动机的股东人数随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程度而严格递减,导致公司股东与代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增大,因此股东需要公司支付股利以传递管理者行为信息的程度就越高。因此股权结构越分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程度越高,代理成本就越大,也就越需要股利政策传递信息。同样,还可以根据股东数量的多少来解释公有和私有公司间股利政策的差异。

四、行为金融学派的股利理论

(一)理性预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更取决于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期。在临近管理者宣布下期股利之时,投资者会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做出预测。当股利政策真正宣布时,投资者会将它与其预期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相同,则股价不会变化;如果不同,投资者就会重新估计公司及其股票的价值,审查预料之外股利变动的含义。总之,如果公司宣布的股利政策与投资者预期的股利政策存在差异,股票价格就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且上市公司减少股利比提高股利更能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因为对于同样大小的损失和收益相比时,前者给投资者带来的苦恼更多。

(二)自我控制理论

该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税收和交易成本的影响,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因为人类行为受心理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理性。有些事情即使会带来不利后果,人们还是不能自我控制。但同时为了实现人生的长期目标,又不得不设定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将预备用于未来的资金购买股票,只由股利来满足当前消费,这种规则可以减少由于意志薄弱可能带来的损失。所以对于缺乏自控能力的人来说,股利政策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因此这些人偏好现金股利。

(三)后悔厌恶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者做出决策时,要把现时情形和他们过去遇到过的、做出不同选择的情形进行对比。如果投资者认为某一种不同的选择会使自己处于更好的境地,他就会感到后悔。Kahneman和Tversky的调查发现,出售股票进行的消费相对于股利消费更能引起投资者的后悔和焦虑,股票价格后来的上升加剧了股东的后悔心理,因为他们会设想本来可以不采取这一行动的。大部份投资者都是后悔厌恶型的人,出售股票后大都会后悔,所以他们偏好现金股利。

(四)心理账户理论

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在心理上把资金或证券划分为几个账户,每个账户对应不同的用途。投资者对不同的账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于避免损失的账户,表现为高风险厌恶;对于追求潜在收益的账户又表现为低风险厌恶,甚至是风险寻求。面对股利问题,对现实投资者而言,同样数量的股利和资本利得之间是有区别的,投资者会认为股利是真正的“所得”,而资本利得却是“意外之财”。投资者将现金股利看作是保证安全的一项收入。

(五)股利迎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公司股利分配形式的预期,将对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为了获得股票溢价,通常会迎合投资者的股利偏好。当投资者倾向于风险回避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股利;当投资者倾向于风险偏好,对股票股利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分配股票股利。对股利支付公司而言,管理者明显地识别并迎合了投资者需求的变化。股利与股票价值高度相关,只是在不同时间方向不同。股利迎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公司的股利政策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总之,行为金融学对股利理论的探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投资者偏好股利的原因,二是从套利有限的角度,来讨论投资者的偏好为什么会影响股票价值以及公司管理者的政策制定。行为金融理论为研究股利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至此,笔者对国外现代股利政策的理论和相应的实证研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和评价。这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找到理论上的支撑;更主要的是期望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研究,获得更新的结论,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股利政策是决定如何将公司税后利润合理地分配给现有股东和增加公司留存收益的盈利分配政策。在西方国家,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管理专家研究的对象,并已形成较成熟的理论。文章对西方现代股利政策理论进行综合性回顾和分析,希望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能够提供帮助。

关键词：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信号传递,股权结构

参考文献

[1]、魏刚.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6).

[2]、徐明圣,刘丽巍.现代股利政策的演变及其评价[J].当代财经,2003(1).

[3]、毛付根.西方企业的股利政策[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1).

西方教育创新理论的演变 篇9

一、鼎盛时期———技术视角

20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源于学校层面的创新性实践,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下最终演变为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法案。美国1965年通过的《初中等教育法》便源于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教育,并由此开启了教育创新和改革的大门。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无可比拟的卓越成就使人们对其顶礼膜拜。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创新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如日中天,源于技术领域的创新研究也成为了主宰教育创新研究的理论范式。在此期间,人力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备受推崇,前者确定了人们对改造教育的乐观,后者确定了教育创新的内在动机。二者共同建构了当时教育创新研究的内在逻辑。

鉴于战后的时代氛围和学术背景,一般的创新理论主要关注扩散研究。受此影响,教育创新研究也遵从研究—开发—扩散这一线性模式。此种模式认为新的知识可以通过研究创造出来,借助开发转化为可以应用的形式,并通过扩散渠道传递给教师,最终由教师将其付诸实践。故此,美国联邦相继建立了许多教育研发中心和实验室,负责新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研发和应用。可以说,技术视角是20世纪60年代教育创新研究的主要特征。

196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Everett Rogers)指出,早期的教育创新研究可以追溯至20年代和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莫特(Paul Mort)教授等人关于地方控制与学校创新的关系的研究。1964年,美国学者迈尔斯(Matthew Miles)主编的《教育中的创新》是教育领域中对创新问题的首次系统总结,众多知名学者以团队教学、程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创新措施作为案例,阐释了美国教育体制、创新本身、创新者、系统的初始状态等因素对创新采纳的影响。1965年,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卡尔森(Richard Carlson)在《教育创新的采纳》中指出,个人或群体接受某项创新的速度取决于:(1)采纳者(个人或群体)的特征;(2)采纳者接触传播渠道和信息来源的方式;(3)采纳者在同类群体中的社会地位。[3]

概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创新研究采用线性的思维模式,将重心放在采纳者的理性选择上,认为创新的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可试验性直接影响了创新的采纳。然而,此种“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定常常有失偏颇,在很多情况下,采纳者的创新决定并非出于提高绩效的目的,而是迫于政治压力或制度规约。

二、反思时期———政治视角

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创新研究开始从狂热走向反思。面对教育变革和创新的无功而返甚至事与愿违,人力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框架受到了质疑。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一批激进学者的著书立说,激进的批判理论成为了教育领域中的主导话语。

(一)对“亲创新”[4]因而对某些人有利的创新对他人未必有利。

“亲创新”的偏见限定了研究者的视域,屏蔽了某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不难发现,某些有效的创新(如环保技术)频频遭到拒绝,而某些有害的创新(如香烟制造技术)反倒大行其道。正如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麦卡洛克(Gary Mcculloch)所言,许多政治推动的变革和创新常常一味地贬低旧事物、推崇新事物,从而使人们陷入了无休止地求新的牢笼中。[5]此种状况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主义逻辑,即由于广告图腾的唆使,人们对商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超过其功能性需求,花样翻新和层出不穷的商品使人们产生了永不满足的虚假需求。实际上,许多撑起教育创新大旗的人士实则从事“新瓶装旧酒”的活动。英国阿伯丁大学教授尼斯比(John Nisbet)指出,创新有时会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花车。教育管理者和教师都希望博得创新者的头衔。成为创新者就意味着自己与时俱进、能力卓著,比大多数平庸之辈高人一筹。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关心现实,此种创新是一种“没有变革的创新”。[6]对“伪创新”现象的批判,使研究者能够从纷纭复杂的教育创新中洞悉创新者的初衷,在拓宽研究者视域的同时加深了对背景因素的认识。

(二)对教育创新背后权力运作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大小小的学校教育变革和创新此起彼伏,然而传统的学校教育体制依旧岿然不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泰亚克(David Tyack)指出,学校变革的失败源于“学校教育法则”(grammar of schooling)的控制,此种法则如同语法对语言意义的约束一样,规定着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意义。它是特殊利益集团在特定时期塑造的,从本质上说具有政治性。[7]通常,参与建构学校教育法则的是学区督学、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其他政策精英。学校教育创新的运作通常受制于这些人员。

政治视角是20世纪70年代看待学校教育创新的主要视角。在此期间,不少批判教育家指出,传统的学校教育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满足精英阶层的利益,所谓的教育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伪创新”。此外,众多教育研究文献表明,在采取教育创新的学校中,学生的成绩并没有显著提高。[8]这一切迫使人们不断地追问“教育创新为何越变越糟”?美国批判教育家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在评述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贫计划”(anti-poverty)时说,教育已经成为了处理社会问题的“废纸篓”(waste-paper basket),教育创新的种种方法完全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背景。[4]美国学者伯曼(Paul Berman)则指出,学校管理者“为创新而创新”的活动完全出于行政的目的,使学校显得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同时,创新可以缓解社区对学校的政治压力,显示学校确实为了它们的特殊利益“有所作为”。但不管此种投机主义创新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它们都可能缺乏对教育问题的严肃关切。[10]

政治视角将重点放在学校教育创新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权力/权威结构以及利益的分配。在此种视角下,学校教育系统成为了一个“政治的竞技场”(political arena),[11]而教育创新的发起和采纳只不过是抱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三、深化时期———组织文化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教育变革背后的权力运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控制教育变革的隐性制度和文化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而文化的概念与组织研究密切相关,在界定组织的概念中,“文化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根本隐喻”。[12]

(一)对教师文化的考察

学校教育创新的终极目的是改进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发展,而真正将创新付诸实践的是具有自主性的任课教师。美国学者古德莱德(John Goodlad)等人的研究表明,教师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创新,而是非常积极地参与改造“凌空而降”的创新。在许多情况下,教师完全无视此种创新,依旧我行我素,种种行为使研发者惊愤不已。[13]而新的教育观念或技术常常会使教师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变得一无是处,从而引发了古德森(Ivor Goodson)所言的“教师的乡愁”(nostalgia),即对传统实践方式的怀念和对新教育观念的抵制。[14]

学校教育创新的失败迫使研究者将视角放到教师身上,探讨教师抵制变革和创新的内在原因。美国学者坎珀尔(Barry Kanpol)认为,教师的制度政治抵制(institutional political resistance)和文化政治抵制(cultural political resistance)导致了学校改革的失败,前者是指教师有意违反学校的某些正式规则,后者是指教师对学校教学编码和意义的批判性解读。[15]美国圣迭戈大学教授哈巴德(Lea Hubbard)等人发现,教师的性别角色有时会使他们抵制学校变革,当教育变革“适应”女教师的角色定位时,便会得到她们的支持,反之,则会遭到抵制。[16]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默(Richard Elmore)指出,学校中规范秩序的核心是师生互动,教师的权威在此过程中实现合法化,而当前的教育变革将教师视为被动的接受者或变革的工具,从根本上削弱了教师的合法性权威,从而导致了教师的抵制。[17]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认为,教师的个人主义文化抵制了学校变革。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吉特林(Andrew Gitlin)等人则指出,教师的抵制行为中包含一定的“洞见”(good sense),这体现了他们对现有制度约束的明确认识。[18]

概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创新研究的深化,教师的实践方式、文化特征对创新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也逐步转变了对教师作为阻力的认识,从课堂教学的微观视角来探讨教师文化对于学校创新的作用。

(二)对教育创新的制度文化的分析

学校教育创新发生于特定的时空结构中,由此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限定了学校教育创新的运作。20世纪80年代,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教育创新研究将重点放在创新的制度背景上,着力考察制度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对于教育创新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学者迈耶(John Meyer)和罗文(Brain Rowan)指出,率先进行创新的组织通常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但随着创新的扩散,当达到一定阈限之后,采纳创新就只是为组织提供某种合法性,而非提高效益。[19]学校教育组织通常会按照制度环境的要求采取行动,以获得合法性。就教育创新而言,学校之间的模仿和趋同在所难免。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迪马乔(Paul Di 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指出,组织趋同的三种机制是: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20]学校教育创新也正是在这三种力量的推动下得以扩散。美国学者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指出,创新有时会成为一种时尚,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1)盲目跟风,采纳无用的创新;(2)追求时尚,拒斥有用的创新;(3)注重形式,崇尚象征的创新。[21]因此,教育创新的扩散过程常常伴随着行政的压力、模仿的倾向或制度的约束。

综上所述,新制度主义对非营利性组织趋同现象的研究为学校教育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教育创新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三种趋同机制的影响。

(三)对教育组织特征的分析

组织的视角是认识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最初的创新研究将重点放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身上,认为“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会引领组织实现创新。此种简单化的视角抽离了不同组织的独特属性,忽略了创新和创新者在不同组织中的差异。加拿大教育管理学家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指出,组织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存在,是个人所持有的目标和价值观的总和。[22]因此,组织并不是单一的、目标导向的实体,而是包含了多种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复杂实体。由于组织特征的不同,创新的发起、采纳和实施将会有所不同。诚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沃尔夫(Richard A.Wolfe)所言:“组织创新研究中最为一致的结论就是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23]这迫使研究者将视角投向了具体的组织领域。

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教育组织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组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菲勒(Irwin Feller)认为,公共部门中技术扩散的主要障碍是:(1)不当的激励体制使组织成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2)缺乏客观的绩效标准;(3)行政官员短视的政绩观;(4)预算不足或受限;(5)缺乏内部评价能力。[24]公立学校中的创新也面临这些障碍。此外,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平卡斯(John Pincus)指出,公立学校是一种自我增殖的科层组织,并认为它们:(1)目标不明,缺乏共识;(2)技术不定,教法自由;(3)无意竞争,生源无忧;(4)影响多面,难以确定。由于公立学校缺乏创新的激励因素,组织变革相对迟缓。[25]美国学者卡尔森则将学校组织分为“野生”和“圈养”(domesticated)两类。他认为,当学校的生源和经费无忧时,学校就成为“圈养”的组织。而当家长有权为子女择校和实施新的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时,学校就变成了“野生”组织,必须为生存而斗争。[26]显然,不同的组织特征对学校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贝尔(L.A.Bell)认为,学校并非一个科层组织,其目标模糊,学校成员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通常也难以预测,因而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可以对学校组织的复杂过程做出解释。[27]美国学者科恩(MichaelCohen)等人也指出,学校是一种有组织的无序(organized anarchy)。学校组织通常是在模糊的条件下,将问题、备选方案和参与者匹配起来,依照“垃圾桶理论”(garbage can theory)的决策模式确定学校教育创新的采纳与否。[28]概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创新研究开始关注学校的组织特征,并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学校组织特征与创新采纳和实施的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教育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逐渐转变为对组织文化因素的考察,研究的视角逐步拓展,研究方法也逐步转入对学校组织的个案研究。西方教育创新的理论流变实际上向我们展现了认识学校创新的三种视角,此种理论对于当今的学校教育创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塞伯(Sam Sieber)等人总结的学校教育变革的三种策略大抵反映了这三种理论视角(见下表)。[29]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创新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视角;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组织文化视角。总体而言,技术视角将重心放在创新的采纳上,政治视角批判性地分析了创新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组织文化视角则探究了学校文化和行为模式对于创新的影响。

浅谈西方翻译规范理论 篇10

翻译研究中的“规范” ( norm) 这一概念, 有很多不同的提法:有人理解为“常规”, , 有人理解为“标准”, 还有人用“行为常式”来解读。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的译学词典都倾向于使用“规范”这一术语。

较早把规范用于学术研究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是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Jan Mukarovsky, 他在论文《审美规范》中把规范定义为“一种有约束力和有活力的准则”, “一种有约束力或者有时只是模糊的潜在的倾向性”。Jan Mukarovsky把规范定义为“准则”和“潜在的倾向性”。他指出了规范的“约束性”, 但也意识到规范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德国学者诺德没有严格区分“规范”和“常规”, 她认为规范“是默认的非强制性的行为规则, 是基于大家共有知识和期待之上, 即他人期待在一定情形下你会期待他们怎么做”。

埃文·佐哈尔可以说是图里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启蒙者和合作者。在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早期, 图里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但图里深受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该理论将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1975年以后, 图里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 试图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

二、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理论

1.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图里分析了规范起作用的范围, 认为规范是介于能力和行为之间的中间层次。能力指译者所具有的并能自行支配的一套选择性的可能性, 而行为则是指译者实际所做出的选择。图里区分了二种翻译规范:前期规范、初创规范和操作性规范。前期规范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 决定从何处入手。初创规范要求译者在总揽全局的时候, 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选择。操作性规范指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指导译者做出决定。

2.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观。芬兰学者切斯特曼认为, “规范甚至规范性法则支配着翻译世界。他把翻译规范划分为:产品规范和过程规范。产品规范又称为期待规范, 即读者对于什么才算是“翻译”的期待。这些期待是由翻译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别的政治因素决定的, 因此, 产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又可以看成是强制性规范。如果译者遵循它们, 他们的产品 (译作) 就被认为是真实的、适合的、合法的;反之, 就可能被称为改写、解释、歪曲或模仿。过程规范又称为生产规范, 支配着翻译过程本身。

这些规范产生于那些被官方认可的、职业的翻译家之乎, 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规范的行为。过程规范又分责任规范、交际规和关联规范。

3.赫曼斯的翻译规范观。赫曼斯扩充了图里的规范概念, “试图为翻译研究建构一个更大、更好的框架”。他把规范分为约束性规范和约束力不强的规范。前者靠惩罚、强硬的表态和坚强的信念来支撑;后者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默许, 正是在这里规范容易被打破, 人们更容易尝试新的规范和创造别的规范。因此, 宽容性的规范更具有可塑性, 在环境变化的时候, 它们更容易改变、调整或重新解释。相反, 强硬的规范具有稳定性, 并目可能制度化或规则化。

三、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以上几位学者中, 图里的规范理论更加切合翻译实际, 也更具有原创性, 其创新之处在于他把语言学中“能力”和“行为”的概念用于翻译研究, 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能力”和“翻译行为”概念, 并赋予它们独特的含义。他将它们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 并做了有益的尝试。

图里认为, 翻译受到很多因索的影响, 这此因索超越了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中涉及到的文木传统、甚至译者的认知能力的范畴, 处于社会文化的层面。处于规则与特征之间的社会约束就是规范翻译是受规范约束的活动, 而且同时要受到译语规范的约束和源语规范的约束。

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初步规范和操作规范两大类。初步规范也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翻译政策的考虑, 即影响或决定作品选择的因索。例如什么作者、哪此文学类型、学派、源语文献等等。二是关于翻译直接性的考虑, 即是否接受从另外一种语言而不是源语来进行翻译。例如是否允许从另外一种中间语进行翻译, 什么中间语被允许使用或禁止使用或被接受或更受欢迎等等。初步规范在翻译话动还没有开始前便发挥了作用。图里之所以把规范作为其理论核心, 一是因为规范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索也是解释包括翻译话动在内的社会话动的关键范畴;二是确立规范可为订立规约翻译行为的法则提供依据。而要确立规范和法则就必须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

总之, 翻译研究的新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中的个案研究, 是描写性的, 译入为导向的, 功能的、系统的方法, 注重研究决定译作的产舌生和被接受的准则和制约因素。首先, 翻译规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翻译的普遍法则。其次, 规范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 为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翻译现象、最终合理解释各种翻译现象打下了基础。第三, 翻译规范研究要求对大量的译本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 这就使得翻译研究趋于系统化和规模化。

摘要：翻译规范的定义莫衷一是, 但它具有一些基本特征:规范具有指导性或样板作用, 也具有社会调节作用, 规范影响人的行为。而翻译规范就是“译者周期性地表现出一定的偏好”。当代西方学者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和诺德等的翻译规范观各有优劣, 但给翻译研究以崭新的视野:翻译即一种交际行为, 一种社会互动;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作出决定或决策的过程”。

关键词：翻译规范,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诺德

参考文献

[1]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一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