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2024-04-22

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精选6篇)

篇1: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妨害司法罪,是指违反法律规定,使用各种方法妨害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破坏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情节严重的行为。 具体包括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窝藏、包庇罪、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等。

妨害司法罪的构成要件

一、伪证罪 构成要件:

(一)“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的认定

(二)“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的认定

(三)“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认定

(四)“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认定

(五)“情节严重”的认定

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构成要件:

(一)“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认定

(二)“毁灭、伪造证据”的认定

(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认定

(四)“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认定

(五)“情节严重”的认定

三、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构成要件:

(一)“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认定

(二)“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认定

(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认定

(四)“司法工作人员”的认定

(五)“情节严重”的认定

四、打击报复证人罪

五、扰乱法庭秩序罪

六、窝藏、包庇罪

七、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九、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妨害司法罪的分类定义

一、【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

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三、【妨害作证罪】,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

四、【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五、【打击报复证人罪】,是指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

六、【扰乱法庭秩序罪】,是指在法庭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七、【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为选择性罪名,具体包括窝藏罪和包庇罪。

八、【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是指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行为。

九、【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篇2: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关键词: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内容提要: 《刑法修正案(五)》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两个罪名;修改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增加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这一行为方式。这些规定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等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惩治信用卡犯罪的刑事规范体系。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对象是信用卡。犯罪客观方面:

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2、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4、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本罪主体为自然人一般主体,单位不构成本罪。本罪是故意犯罪。司法实践中对伪造信用卡并出售、提供给他人或者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应按照伪造金融票证罪从重处罚;伪造信用卡并持有,以及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后又伪造信用卡的行为,均应按伪造金融票证罪论处。

一、惩治信用卡犯罪的刑事立法概述

信用卡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有媒体称中国开始从“现金付款时代”向“信用卡时代”转型 [1]。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信用卡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日趋严重的各类信用卡犯罪已成为该产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2005至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分别为1835 1

起、2009起、3008起,涉案金额分别为6697万、9259万、9922万元。2008年前9个月立案3919起,涉案金额1.53亿元。犯罪发案量连年攀升,涉案金额急剧增加,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从地域看,信用卡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福建、四川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从犯罪手段看,日益呈现智能化、高科技化、专业化等特点。主要犯罪手段如:利用黑客软件,网络病毒盗取客户银行卡号、密码;“网络钓鱼”(即在互联网上设立假金融机构网站,骗取银行卡号和密码);使用高科技手段在ATM机上做手脚等等。在广东警方破获的“JK1号”、“JK2号”和番禺市特大伪造信用卡犯罪案件中,现场缴获了盗码机、电脑、读卡器、晒版机、印刷机等全套制假设备,其中有些设备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操作,凸显了该类犯罪的专业化特征。另外,跨国境团伙犯罪案件逐年增多亦不容忽视。

为依法惩治信用卡犯罪,维护金融市场秩序,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增设了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两个罪名。1997年刑法在基本吸纳该《决定》关于信用卡犯罪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信用卡诈骗罪中“恶意透支”的具体含义。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信用卡”的涵义进行了立法解释,解决了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概念性问题。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五)》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两个罪名;修改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增加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这一行为方式。这些规定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等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惩治信用卡犯罪的刑事规范体系。

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构成

(一)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信用卡作为一种信用支付工具,只能由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严禁伪造、冒用。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6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刑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处理:骗领、冒用信用卡的;伪造、变造银行卡的;恶意透支的;利用银行卡及其机具欺诈银行资金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直接破坏国家信用卡管理秩序,损害合法持卡人及发卡机构的经济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予以刑法打击。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对象是信用卡。信用卡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办法》实施前,所谓的信用卡,系广义的信用卡,泛指银行、金融机构向信用良好的单位和个人签发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场所进行直接消费,并可在发卡行及联营机构的营业网点存取款、办理转账结算的一种信用凭证和支付工具。《办法》中的信用卡仅指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是狭义的信用卡。

刑法中的信用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信用卡?《办法》实施后直至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解释》前,学界为此争讼不休,在实践中也引起了混乱,一些地方法院的判决存在明显差异。有的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有的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还有的认定为诈骗罪。《解释》的出台使该问题迎刃而解,根据该《解释》,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据此,刑法中的信用卡与目前金融机构所谓的银行卡,虽名称相异,但涵义相同。

(二)犯罪客观方面

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当前信用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逃避打击,伪造信用卡犯罪组织之间形成了细致的分工。从空白信用卡的印制、运输、买卖,到写入信用卡磁条信息制作成假卡,再到运输、出售,各个环节往往由不同犯罪组织的人员分别承担,各组织间互不隶属,单线联系。《刑法修正案(五)》实施前,除了在伪造和使用环节查获的案件以外,对其他环节查获的人员,如果按照共同犯罪追究,行为人之间的共同犯罪故意很难查证。实践中,公安机关查获的很多案件,行为人持有大量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但无法查明该信用卡系其本人伪造,或者已用于实施诈骗犯罪,因而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刑法中,持有、运输、携带伪造的信用卡行为均被规定为犯罪。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活动,《刑法修正案(五)》借鉴外国立法的有益经验,将“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规定为犯罪,从而为严厉打击该类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需要注意:一是本项行为中的犯罪对象既包括伪造的信用卡,又包括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与真实的空白信用卡一样,都可以用作信用卡磁条信息的载体。只要把信用卡磁条信息输入,就可以正常使用。因此,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数量较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上述两种犯罪对象的犯罪构成标准不同。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构成犯罪并不要求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而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则必须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否则不构成犯罪。立法者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前者持有、运输的是已经伪造好的信用卡,具备了随时使用的条件,其对于犯罪客体的危害更加迫近;而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虽然最终目的也可能是用于伪造信用卡,但毕竟只是处于半成品阶段,社会危害性比前者小。至于“数量较大”的具体标准,有待于司法解释的明确。三是行为人对持有、运输的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必须以主观明知为前提,不“明知”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当然,对于“明知”的判断不能只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案件证据材料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2.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按照国际信用卡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信用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提供、出租或转借给他人使用。虽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有的持卡人违反规定将信用卡交给他人使用的情况,但一般来讲,行为人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不会太多,行为人与持卡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有的还得到持卡人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他人信用卡行为虽属违法,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然而,如果发现行为人持有大量他人的信用卡,又不能说清其合法来源,要求公安机关一一查明行为人所持信用卡的来历,行为人与持卡人是否有串通情节等,十分困难。实践证明,这种情形多系嫌疑人从事信用卡诈骗活动的组成部分,国际信用卡犯罪集团也正是利用跨国取证难这一点来逃避打击。

如前述,近年来信用卡犯罪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国际犯罪集团在他国(目前主要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与资信状况不良者串通,帮助其领取信用卡后予以收买,然后将大量信用卡带入我境内消费或取现。当持卡人收到月度账单时,以未出境为由,向发卡行否认境外交易,将损失转嫁到外国发卡行和我国收单行。《刑法修正案(五)》将非法持有数量较大的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疑有助于打击此类行为。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时,需注意:一是本项行为中的犯罪对象“他人信用卡”一般是指他人合法申领的信用卡,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不排除他人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行为人基于认识错误而持有了他人伪造的信用卡,且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因行为人的持有行为不符合前一项行为中所要求的特定主观要素,但基于行为人对他人信用卡属“明知”,可认定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2]。二是对“非法性”的判断一般应通过对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消费或者取现的额度、行为人与持卡人的关系等加以综合判断。三是“数量较大”,指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数量,而不是指信用卡内的授信额度。

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身份证明是信用卡申请人主体资格的最关键信息,是信用卡申领者个人资信证明的基础,也是信用卡纠纷发生时确立责任主体的依据。根据有关规定,申领信用卡,应当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依据《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上所载明的信息除姓名外,还有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驻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证号码、本人照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等。所有这些信息真实,才称得上真实的身份证明。《办法》第6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骗领信用卡的,根据刑法进行处理。但是,1997年刑法并未将骗领信用卡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五)》将骗领信用卡行为规定为犯罪,堵塞了漏洞,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实践中,骗领信用卡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利用盗窃的或者伪造的身份证,或者通过招工、招生等名义收集他人身份资料或者骗取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银行申领信用卡;有的利用虚假的营业执照、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名章欺骗银行,骗领单位信用卡;有的利用长期不用或者基本无经营活动的法人执照,骗领单位信用卡,①等等。

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准确区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与申领人提供不实信息之间的区别,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主要在于是否以虚假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根据《刑法修正案(五)》,骗领仅限于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如果是以真实的身份证明,但采取虚构资信材料、提供虚假担保等欺骗手段骗领了信用卡,并用来恶意透支,可能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不构成本罪。

2008年7月1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在征求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后,针对山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关于以虚假的工作单位证明及收入证明骗领信用卡是否可以认定为妨害信用 6

卡管理罪的请示》做出的《批复》(公经金融[2008]107号)明确规定,以虚假的工作单位证明及收入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二是准确界定区分本罪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根据牵连犯一般理论,两者构成牵连关系,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实施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后,又使用了该骗领的信用卡,那么,应认定为“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前罪被后罪吸收。②

三是准确认定行为人盗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后恶意透支行为的性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冒用他人信用卡”,不属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但实质上,行为人并非是经合法授权为他人代办信用卡,而是盗用他人名义骗领信用卡供自己使用。既然是为自己办信用卡供自己用,就应当向发卡行提供真实身份证明,提供他人的身份证明来为自己办信用卡,属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如果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冒用他人信用卡”,就意味着对其办理信用卡行为的认可,并且,应当由信用卡的名义人承担诈骗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4.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该项行为的对象有两个: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信用卡是严禁出售、购买或者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更毋谈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身份骗领的信用卡,因其本身就是可用于犯罪的工具,应当收缴。任何人出售用以谋利,或者购买以为己用,或者提供给他人都是非法的,只会使伪造的信用卡或者骗领的信用卡在社会上更广泛地流传,对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需指出的是,在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时,对行为人具有《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条所列第(一)、第(四)项行为的,办案人员应当尽量查明行为人所持有的伪造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

卡的来源。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就是信用卡伪造集团的成员又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以伪造金融票证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在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情况下,才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为自然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单位不构成本罪。

(四)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是故意犯罪,而且,对于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以及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还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才能认定为本罪。

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司法认定

(一)伪造信用卡后又持有、运输或者出售、为他人提供的行为的处理

一般而言,持有、运输、出售、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是伪造信用卡行为的后续行为,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行为的先前行为;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可能是伪造信用卡行为的先前行为。司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伪造信用卡后又持有、运输或者出售、为他人提供的,应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应该区别不同情形分别论处。

一是伪造信用卡并出售、提供给他人或者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刑法第171条第3款可以为解决本问题提供法律依据上的借鉴。该款规定: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170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定罪从重处罚。根据“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的法律解释理念

和体系解释方法 [3],在对某一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时,应联系相关联及近似法律条文的含义,准确探究立法本意及法条间的逻辑关系,否则,孤立的解释,可能造成刑法条文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有损刑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既然刑法明确规定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应依照伪造货币定罪并从重处罚,那么,伪造信用卡并出售、为他人提供或者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亦应依照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二是伪造信用卡并持有伪造的信用卡的。这种情形下,持有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实施伪造行为后的必然的状态性行为,刑法对伪造行为的评价已经必然地涵括了对该状态性行为的评价;显然,在刑法已经对伪造行为进行充分评价后,对于其状态性行为的评价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因此,伪造信用卡并持有的,应按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同一宗信用卡,即,行为人出售、运输、持有、提供给他人的伪造的信用卡,就是其先前伪造的。否则,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后又伪造信用卡的处理

一般而言,获取他人的信用卡信息是伪造信用卡的先决条件,即,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的行为是伪造信用卡行为的预备行为,是伪造信用卡行为的必要的方法行为;伪造信用卡行为是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的实行行为,两行为间具有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普通犯罪所必要的方法行为,或因犯罪结果所当然引起之其他行为,均系牵连犯之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4]构成牵连犯,应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关系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的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伪造的空白信用卡、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购买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等诸行为,与信用卡诈骗罪有密切关联。行为人基于实施信用卡诈骗的主观故意而实施上述行为的,属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牵连,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信用卡诈骗行为,且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尚未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或者虽然实施了,但尚未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应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论处。

(四)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关系

根据刑法修正案(五),行为人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按照信用卡诈骗罪论处,是谓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实践中,就来源讲,行为人所使用的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既可能是本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从金融机构骗领的,也可能是通过购买、受让、捡拾甚至盗窃、诈骗等非法手段从他人处取得的。对于不同的来源,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其一,如果是行为人本人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后又使用的,那么,因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行为与使用骗领的信用卡行为间构成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因此,应以处罚较重的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当然,如果行为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大量信用卡后,一部分出售或提供给他人,一部分自己使用,则由于出售、提供给他人的行为与自己使用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不构成牵连犯,因此,分别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其二,如果行为人采用盗窃手段,窃取他人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按照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以盗窃罪论处。其三,如果行为人采取诈骗手段,骗取他人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并使用的,因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无法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因此,无法对该诈骗行为予以刑法评价,其使用行为可按照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其四,如果行为人采取购买手段,获取他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从金融机构骗领的信用卡并使用的,则因

该购买行为与使用行为间具有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故不能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五)发卡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骗领信用卡行为的处理

一般认为,刑法意义上的“伪造”包含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两种情形。有形伪造,指无权制作者仿真制假的行为;无形伪造,指有权制作者超越其制作权限,违背事实制作的形式真实但内容虚假的公文、票证或印章的行为,比如银行工作人员制作虚假的银行存单交付他人 [5]。发卡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骗领信用卡行为,属于无形伪造,符合伪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构成,同时也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构成,构成想象竞合犯,一般应择一重罪论处。

当然,如果发卡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领信用卡后又使用的,应按照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论处。如果发卡行工作人员与他人相勾结,利用发卡行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共同实施骗领信用卡行为的,根据共同犯罪一般原理,应以主要实施者的行为性质确定罪名。

注释:

①案例:周某峰因与他人合开公司经营不善,负债10万余元。为偿还债务,周某峰想到了可以透支的信用卡,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从造假者手中取得了“张晓瑾”等3人的假身份证、房产证及水费专用发票的复印件;租用一楼房作为虚构单位——宁波同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购买和安装了7部电话作为“张晓瑾”等3人的单位电话、住宅电话和联系电话,并将7个电话全部呼叫转移到其个人(化名许茂红)的手机中。2006年3月,周某峰持虚假证明到银行申请办理牡丹贷记金卡3张,信用额度共计6万元。银行初步审查了“张晓瑾”等3人的申请材料,并经电话核实后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卡。整个过程周某峰都一一应付过关。同年4月18日,周化名“周 11

海风”,谎称其为宁波同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会人员,代同事“张晓瑾”等3人来银行领取信用卡。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周出示代领人本人身份证并填写身份证号码,周拿不出身份证,且填写的身份证号码有明显出入,银行工作人员遂报警,周被当场抓获。2006年8月29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被告人周某峰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据悉,该案系浙江省判决的第一例妨害信用卡管理的犯罪案件。

②案例:被告人雷某亮、李某宏经预谋,由雷某亮利用其在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作的机会,将该公司应聘人员的23份身份资料盗走,并伪造一份该公司为员工申请办理信用卡的“保证书”和申请人的签名,向中行卡部骗取了22张长城信用卡。随后,雷某亮、李某宏持骗取的22张信用卡到南京进行刷卡消费、套取现金,购买笔记本电脑、手机和衣服等物品,共造成中行广西分行损失总金额为99696.6元。2006年8月28日,雷某亮因信用卡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李某宏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二人被判处责令退赔中行广西分行68159.33元。该案中,被告人雷某亮、李某宏首先实施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后又实施了使用这些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同时构成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因二者间存在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因此,择一重罪即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参考文献】

[1]叶国标.中国:从“现金付款时代”迈向“信用卡时代”[EB/OL].新华网,上海2006-8-6.[2]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五)的理解与适用[M]//公检法办案指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6).12

篇3:浅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司法认定

关键词:妨害信用卡管理,信用卡,身份证明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行为认定

(一)关于“伪造”

在刑法规定的伪造型犯罪中,大都对变造行为单独做了规定,如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等。而在信用卡犯罪中只规定了伪造行为,有学者认为这是立法疏漏,并建议在之后立法中加入变造信用卡行为的相关规定。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伪造信用卡是在完全虚假的基础上,仿照信用卡的质地、外观、磁条密码等制造出信用卡;变造是在真实信用卡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一般是在过期卡、废弃卡、盗窃卡等各种信息完整的真实信用卡上修改关键要素,如重新压印卡号、有效期和姓名,甚至对信用卡磁条重新写磁;或者是对非法获取的发卡银行的空白信用卡进行凸印、写磁而制成的信用卡[1]。由此看出,这种变造的行为也如同伪造行为一样必须通过压印或写磁等过程录入虚假信息才能完成,因此笔者认为变造的信用卡其实质就是伪造的信用卡。

(二)关于“持有”

刑法中持有型犯罪出现多次,虽然多数学者对持有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行为方式已形成统一意见。但对于“持有”的内涵仍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行为人与对象是否需要具有密切的空间关系,例如当行为人将信用卡交由不知情的第三人保管,并不自己占有,即密切关系不存在于行为人与对象之间时,持有是否成立?二是行为人对对象的持有是否需要证明时间上的延续性?

笔者认为,持有的成立既不需要行为人与对象具有密切的空间关系,也不需要证明持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只要行为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能对物进行控制和支配就已足够[2]。时空关系仅是行为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客观形式,并不影响行为人对对象的实际支配关系;其次,若以空间的密切关系和时间的延续性作为认定持有的根据,实践中难以达到法律规制的预期效果。如在即时抓获和行为人与伪造信用卡相分离情形下,强行要求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密切关系,显然将影响定罪,难以实现刑法保护目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行为认定

(一)关于“非法持有”

根据信用卡管理制度,信用卡仅限本人合法使用,禁止出售、购买或者提供给他人使用。本罪中的非法持有应当理解为持有行为不具有合法根据,其非法性体现在持有行为本身,即这种持有并没有他人授权、委托、无因管理等合法根据[3]。因此基于授权而持有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属于非法持有,不能认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所以,“非法持有”信用卡是指未经信用卡合法持有人许可、追认或者其他法律允许而持有该信用卡的行为。

(二)关于“他人信用卡”

本罪中“他人信用卡”是否仅限于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有学者认为,“他人的信用卡”除包括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外,还包括伪造卡、空白卡,废卡。笔者不赞同此观点。分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规定的内容,可以得出此处“他人信用卡”应当是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因为如果持有的是伪造卡或空白卡则可以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1 项的规定来处理。但在行为人产生认识错误而将他人的伪造卡、空白卡或废卡当做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持有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按照本项规定来处理。另外,对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笔者认为,其应当属于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因为此类信用卡虽是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但它是由发卡机构合法发行的并且同样能够正常使用,与其他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并无差异。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认定

刑法修正案(五)将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将预备行为以立法的方式提升为实行行为。骗领信用卡行为本来是信用卡诈骗的准备行为,即为信用卡诈骗准备犯罪工具。立法之所以将骗领信用卡行为规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实行行为之一,是因为骗领信用卡之后与利用信用卡实施诈骗活动只有一步之遥,对信用卡管理秩序和银行资金安全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威胁,对这一行为进行单独刑罚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认定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时,涉及到“虚假的身份证明”问题。对于“身份证明”的内涵,理论界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对申领信用卡所需的“身份证明”不能作狭义的理解,身份证明应该是依照信用卡管理规定和信用卡发行人所要求提供的与证明个人身份相关的全部材料,除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现役军官证、境外居民护照等材料外,还应包括其他资信证明材料或相关的担保材料[4]。还有学者认为,“身份证明”,就是指居民身份证、户口薄、现役军官证、境外居民护照等能够证明特定主体身份的证件材料。只要行为人提供的身份证明不能够确认其身份的,就可认定为身份证明“虚假”;如果行为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是真实的,只是在财产证明、个人收入等方面进行夸大,向发卡机构提供不实信息,以获取较高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不属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不构成犯罪[5]。

笔者倾向于对身份证明作狭义理解,即身份证明只包括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护照等表明特定主体身份的证件。原因在于:从立法目的来看,在刑法条文中确立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主要是为了更进一步防治利用信用卡诈骗的行为。身份证、户口薄、护照等是最主要的证明居民身份的证件,足以证明申请人的真实身份。如果申请人在办理信用卡时使用伪造的、虚假的身份证、户口薄等证件,当持卡人用尽授信额度逾期拒不还款时,银行很难追踪到申请人,申请人逃之夭夭后,银行损失无法挽回,足以说明申请人具有信用卡诈骗的企图。相反,如果申请人在办理信用卡时使用的是真实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文件,只是为了获取较大授信额度而提供虚假的收入证明、财产证明或者伪造担保材料,不具有信用卡诈骗的意图,在刷卡消费后财力不足难以还款时,银行基于真实的身份证件可以追踪到申请人,并通过民事措施追回损失。

由此可以看出,行为人使用虚假的资信证明或担保材料骗领信用卡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在主观动机上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在本罪中应当认定和处罚通过伪造的身份证等虚假的身份证明材料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而对于通过虚假的资信证明材料或担保材料而骗领信用卡的行为不应在本罪中进行规制。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行为认定

信用卡严禁出售、购买或者提供给他人使用,这既是中国信用卡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在信用卡管理中的通行做法,而出售、购买或者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则更是为法律所禁止[6]。如果放纵上述行为将会导致伪造的信用卡和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在社会上蔓延、泛滥,严重危及银行业资金安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对于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行为的主观方面,行为人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才可构成此罪。出售、购买的本质在于有偿转让、取得物的所有权,提供、接受是指将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无偿转让他人或从他人取得。因此,对“持有方”及其相对方,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仅需其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而仍交付转让他人或从他人取得即成立本罪[7]。

篇4: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关键词:伪证罪;证人;妨害作证罪

司法活动代表正义的实现,司法程序的公正是正义实现的保障。我国刑法对妨害司法管理活动的行为专门规定了一节“妨害司法罪”,以保障司法的顺利进行。

“妨害司法罪”主要规定了14个罪名,包括刑法第305条至317条13个法条。其中涉及证据的几个重要罪名,现行刑法规定颇为复杂。本文对其进行了区分、分类,并分析现存问题,找出了改善方法。

一、妨害司法罪罪名区分

(一)针对不同性质的对象来区分

证据是司法活动的关键。司法活动包括刑诉、民诉、行政诉讼等都把证据分为两大类:人证、物证。针对不同性质的证据,刑法规定了两大系列的妨害司法罪名。

1、针对人证。妨害作证罪(307条)本罪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的区分。一般认为后罪是前罪的特殊法条,二者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伪证罪(305条)本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分。(1)主体不同,后者是一般主体。(2)伪证罪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无中生有夸大事实,二是有中变无的隐匿罪证;而诬告陷害罪则是捏造整个案件犯罪事实。(3)主观目的不同,本罪行为人既可以陷害无罪的人,也可以包庇有罪的人;而诬告陷害罪犯罪意图是使无罪的人受刑事追究。(4)侵害对象不同:本罪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后者是任何公民。

2、针对物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307条第二款)本罪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的区分。一般认为后罪是前罪的特殊法条,二者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

(二)根据犯罪目的不同区分

故意实施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需要特殊目的,是非目的犯。如前述妨害作证罪,伪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反之,需要特殊犯罪目的才成立犯罪的,属于目的犯。根据犯罪的特殊目的,分为:

1、为了帮助犯罪的人逃跑。窝藏、包庇罪(310条)法条竞合现象:(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349条)。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时,不定包庇罪,定349条规定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本罪与窝藏包庇罪的界限在于行为对象不同。注意: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不包括窝藏行为,因此窝藏毒品犯罪分子的行为仍应定窝藏罪。(2)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94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不定包庇罪,定294条规定的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为了掩饰犯罪赃物及收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312条)法条竞合现象:窝藏、转移、隐瞒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毒品的,以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349条)定罪,不再定本罪。

二、妨害司法罪现存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针对人证的妨害司法罪

1、在非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如何处理?从妨害证据的犯罪类型来看,针对人证的罪名,有伪证罪,但伪证罪指针对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如果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证人作伪证如何处理?只是罚款?为什么在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伪证就不可能犯罪?这是立法的漏洞。由此可以看出妨害司法罪分类的体系并不严谨。对此,笔者建议完善妨害司法罪的体系,建立非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罪名。形成严密完整体系。

2、证人和一般人难以区分,实践如何操作?针对人证的妨害司法罪,包括妨害作证罪和伪证罪,此二罪区分的关键是:前罪是一般人针对证人使其作伪证或不能不敢作证,后罪是证人本身作伪证。那么证人的身份就是关键,实践中一个人是否是证人并不容易区分。另外,如果是证人,那么作假证就构成伪证罪,如果是一般人作假证意欲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则涉嫌诬告陷害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一般人对案情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因为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之后,而诬告陷害罪中的诬告陷害行为要求发生在刑事诉讼开始之前,是引起刑事诉讼的原因。同时,这种情况也不符合伪证罪,因为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不是证人,不符合伪证罪的主体要求。对于什么是证人,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明确界定,法学界也少有论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还存在分歧,[1]但一般认为,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的,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经历或者知悉的案件情况的人。[2]根据《辞海》的解释,证人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且到案作证的人”,[3]据此,证人必须是自身经历案件发生或者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自然人,不经历或者知悉案情的人,不是证人。

建议妨害作证罪的主体扩大至一般人,从外国立法看。有相当部分国家的伪证罪并不要求就案情作虚假证明的人必须是证人。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41.1条规定:“在公务活动中,如果陈述具有重要性而行为人不相信其真实性时,行为人经宣誓或者类似的确认作出虚假陈述的,或者对于先前作出的陈述,宣誓或者确认其真实性的,构成属于三级重罪的伪证。”[4]

(二)针对物证的妨害司法罪

1、包庇罪是否要取消?有学者建议取消包庇罪,认为它也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二者往往竞合。1979年旧刑法没有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在现行刑法生效之前,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一般以包庇罪论处。[5]现行刑法生效后,如何划分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对此也存在分歧。目前,多数意见认为,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法条竞合关系,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从包庇罪独立出来的特殊罪名。[6]包庇罪是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分子逃跑而伪造证据或毁灭证据的行为。它是后罪的特殊罪名,因为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跑。而后罪则无特殊目的的要求。

2、当事人自己毁灭证据,如何处理?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己毁灭证据往往作为其犯罪行为的事后不可罚行为来处理,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在非刑事诉讼中,既然存在当事人以为的第三者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对第三者毁坏证据的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为何没有对当事人自己的毁坏证据追究刑事责任?这不符合司法公正的精神。是刑法立法的漏洞和缺陷。建议设立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犯罪。

(三)司法实践中存在妨害司法活动的严重现象

当事人和审判人员是最容易也最有可能发现妨害作证行为线索的。这是因为当事人完全知道事实真相,而审判人员在庭审过程中也容易发现伪证行为的破绽和漏洞。然而,因为认识上的原因或者其他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在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即使发现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涉嫌妨害作证的线索,一般也视而不见,不予追究,更谈不上将犯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了。

完善相关立法。规定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有妨害作证行为的,对情节轻微、事实清楚的,应当予以罚款或者拘留;其他情形,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由此,审判人员对妨害作证行为进行相应处理,不仅仅是其法定权利,也是其法定义务。如果不作为,则涉嫌渎职。(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志华,鲜铁可.伪证罪相关问题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4).

[2]吴占英.伪证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J].法学杂志,2006,(3).

[3]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4]刘仁文,王祎,译.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5]李慧英.論窝藏、包庇罪[J].法律适用,2002,(5).

篇5: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刑法研究论文

妨害信用卡这种行为对于社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与影响。信用卡主要是使用延期付款这种形式给持卡者以及消费者提供信用。进而将信用行为从生产到消费这一领域上延伸。对于社会再次生产以及发展发挥着促进以及推动的作用。但是,一旦发生了信用卡犯罪这种行为,将会使金融管理秩序遭到破坏,同时还会对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将会造成直接实际的危害。针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情况,必须要把这类违法行为纳入到刑法规范当中。

二、认定其犯罪行为的方式

(一)第一种认定方式

虽然学术界方面对于持有这一词的理解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但是其主流上的观点均觉得应该对伪造信用卡以及伪造空白行用卡实施严格的控制。简单的说,就是实际的一种占有与支配。通常在司法实践当中对持有进行判断,不需要对其行为持续以及时间维度进行考察,同时也需要对行为人以及对象二者空间维度进行考察。只需要拥有实际上地占有与支配即可。持有也许是静态,例如固定存放,或许是动态,例如转移存放。目前,实施法律支配说属于通说主张。主要的观点就是行为人其法律或者是实际上的一种控制以及支配物的状态。信用卡不仅有伪造的情况,同时还有变造的情况。而变造指的就是本来信用卡是金融机构发售的真信用卡,但是行为人利用改变卡号以及使用期限还有改变个人信息这些方法所形成的一种信用卡。主要是通过过期卡以及作废卡还有丢失卡,对其进行变造。或许是因为考虑此种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比较罕见,所以立法者并没有将这种行为纳入到我国刑法规制当中。

(二)第二种行为

以刑法理论的角度去看,骗领信用卡,指的是行为人去金融机构申请行用卡办理的过程中,提交的个人信息与资料不真实。进而获得发卡机构发放的信用卡这一行为。这里认为虚假的材料主要包含,提供虚假的职业和收入以及财产证明,还有信用证明等。这里对于虚假身份重点强调。身份证明值得就是申请信用卡的人在办理信用卡业务中,必须要给发卡机关提供一个可以证明自身身份地材料。证明虚假身份的意义:当前学界上持有两种观点,第一个是需要界定一个严格的范围,规范身份证明。所谓的限定主要包含,居民身份证和户口本以及现役军官还有境外居民的合法护照。等等。第二个就是广义的去理解身份证明,也就是经需要具备证明效力,可以使外界对其身份材料和新建以及证件这些身份的证明。笔者觉得,认证身份证明应该针对实际情形去顶。现在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每个银行申领过程中身份证明的材料与证件。所以说应该理解为身份证明就是申领人出示的虚假刑资信证明或者是担保材料对于申请信用卡业务当中,办卡银行要求出示的身份证明的材料与证件。

三、界定本罪和相关犯罪

(一)第一种行为

针对只存在非法持有别人信用卡的这种行为,但是之后并没有非他使用他人的信用卡这种情形,应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理比较为合适,现实中就算存在着盗窃和抢劫以及侵占等这些非法持有信用卡的行为。或者是购买别人盗取信用卡的这一情形,都应该以该罪论处。

(二)第二种行为

例如,存在行为人对于买受人或者是接收人即将使用其出售或者是提供伪造信用卡,以及虚假身份证明所骗领的信用卡,进而进行诈骗这一事实行为属于直销的,也就是刑法意义上地明知,仍然和诈骗达成协议,给收买人出售或者是给接收人提供伪造信用或者是虚假身份证明所骗领到的信用卡,应该以信用卡诈骗罪共犯进行论处。如果属于行为人够买加的信用卡或者是通过假的身份信息骗领或者信用的目的,是想要使用其进行诈骗,那么则为信用卡诈骗罪或者是本罪的连犯,选择一个重罪对其进行处罚。如果行为人自己利用假的身份信息所骗领到的信用卡将其卖出,或者给其他人提供所骗信用卡,那么应该按照信用卡管理罪将其定罪,同时还要遵循从重原则对其进行处罚。如果双方,这里指的是行为人和伪造信用卡的人,两个人合作,并且帮助其销售或者购买假的信用卡这一行为,应该予以伪造金融整票罪对其共犯进行处罚。

(三)第三种行为

如果存在,假借他人身份信息骗领信用卡的这种行为,并且在骗领后又将信用卡供给他人使用。这同时符合《刑法》中第177条之一第1款第3项规定和第177条之一第1款第4项规定,这种情况应该定位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其进行处理,同时还应该遵循从重处理的原则。如果行为人使用假的身份信息这一方式来骗领信用卡之后,利用所骗领的信用卡去进行诈骗等行为,这样构成本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牵连犯罪,这里觉得应该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对其进行处罚。

四、本罪的既、未遂界定

(一)将这种罪定为是行为犯,在学术界方面不存在争议。但是这里所指的仅仅需要行为人着手,将其定位是犯罪既遂。这里觉得认定犯罪既遂,包括行为实施的是不是足够充分这一问题。必须将这4种行为其中的一种实施完毕之后才可以将其认定为既遂。针对上诉详细表现的方式特点去看,应该将既遂与未遂这两种罪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去对待。

(二)骗领型,和之前所讲的两种情形做比较,对骗取型既遂及未遂进行认定比较容易。仅行为人利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向银行或者是别的金融机构骗领信用卡这一行为入手,同时所实施的骗取行为被没有被银行或者是相应的机构发现,骗领信用卡成功,便可以将其认定是既遂,若行为人在进行骗领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例如被银行或者是相应的机构发现其身份信息是虚假的,那么这里认为构成了未遂。

(三)持有型,所谓的持有型主要包含三种,第一种是明明知道所持有的信用卡是伪造的,第二种是明明知道持有的信用卡是为赵的空白卡。第三种为非法手段持有他人的信用卡。前文已经对持有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这里对既遂与未遂进行认定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持有这一行为对于事物控制现状的一个把握,若行为已经实施了,那么就将其定位既遂。

(四)运输型,运输型和上面你第三点持有型作比较,发现运输型比较特别。主要原因就是伪造出来的信用卡或者是伪造出来的空白信用卡若进行起运,就相当于对于金融秩序造成了实际上的侵犯。因此,不管运输行为人其目的有没有实现,并不会对构成既遂或者是未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若伪造出来的信用卡或者是伪造出来的空白行用卡只是通过别人进行运输,但是并没有起运就被发现的,这里觉得已经将这一行为认定是犯罪未遂比较适合。如果是在进行邮寄的过程当中被发现的,也应该将其认定是犯罪未遂。

五、结语

篇6:妨害司法罪的名词解释

作者:鲍 键

案情介绍:某日晚,犯罪嫌疑人曹某酒后出门散步,路过一交通路口,发觉堵车,即上前查看,发觉系交通民警正在处理违章车辆,交警手中有20余本被暂扣的驾驶证。曹某了解情况后,心生不满,即上前拍打交警手部,导致交警手中的驾驶证散落一地,周围等待处理的司机即上前争抢驾驶证,曹某见状说:“你们把驾驶证拿去好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后曹某被抓获,但已有8本驾驶证不知去向。

对此案,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案犯罪嫌疑人曹某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曹某明知交警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而拍打交警手部,导致暂扣的驾驶证被哄抢以及部分暂扣的驾驶证不知去向的严重后果,阻碍了交警从事正常的公务活动。因此,符合妨害公务罪的主客观要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曹某在看到驾驶员哄抢驾驶证后所说的话,表明其是为了逞强、耍威风,出于一种无事生非、起哄闹事的心态而实施上述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应定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既不构成寻衅滋事,也非妨害公务。曹某拍打交警手部的行为不能被视为是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行政执法,其行为的情节轻微。而从结果看,仅是一些驾驶证不知去向,很难说结果严重,因此不构成妨害公务。曹某的行为也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也不能被视为寻衅滋事。而应当是一种抵触行为,这一行为可能是违反了行政法规,但未达到犯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符合刑法关于“想象竞合犯”的规定,由于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由于寻衅滋事的法定量刑幅度是在有期徒刑5年以下,而妨害公务罪的法定量刑幅度是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因此,本案曹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妨害公务罪与寻衅滋事罪均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活动,两罪侵犯的客体均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客观方面均表现未严重妨害国家机关对日常社会生活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行为。而主观上都出于故意的犯意。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客体是刑法规定的四类人员的公务活动。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从客观方面看,前者主要表现为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的。而后者主要表现为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进行骚扰的破坏行为。而从主观方面看,前者是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而后者的故意往往表现为多种。

具体到本案,曹某主观上明知交警正在执法,暂扣的驾驶证表明被处罚的情况。但他拍打交警的手,导致交警手中的20余本驾驶证掉在地上。曹某在看到司机争抢驾驶证时,自称由其对后果负责,其主观心态就是其目空一切,可以恣意妄为,对行政执法根本不放在眼中。同时也有一种逞强、耍威风的目的,而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寻衅滋事的心态。从行为手段看,其看到交警手中持有暂扣的驾驶证,正在处理违章司机,而上前拍打交警的手,导致驾驶证散落,而曹某对此不仅不感到不安,反而自称承担责任,怂恿他人继续争抢驾驶证。严重阻碍了交警的执法,也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行为后果看,造成围观司机哄抢被暂扣的驾驶证,严重妨害了交警正常的执法,并且导致公共秩序的破坏,部分人不遵守日常公共生活规则的局面产生。因此,曹某的这一行为,同时符合了妨害公务罪以及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采取“从一重处断”,因此应定为寻衅滋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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