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民事司法解释论文

徐良名誉权案明确了媒体对发布内容负有审查核实责任。而媒体对发布的有些内容，是没有核实义务的，比如小说，是虚构的，无从核实，但如果发生侵权纠纷，刊登小说的媒体有没有责任呢？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两起利用小说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案件，小说作者承担法律责任，发表诽谤小说的媒体也承担了责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闲话民事司法解释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闲话民事司法解释论文 篇1：

论我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的完善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网民数量将近5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主体传播信息的自由和无距离，使得一些虚假信息迅速放大，形成网络谣言。近年来，我国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网络谣言发生了数十起，造成了诸多社会负面影响，网络谣言为何肆意横行？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笔者认为对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一、网络谣言概述

所谓谣言，通常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指一种缺乏事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网络谣言，本质上属于谣言的一种，只是传播渠道有别于传统的谣言，通常认为是指通过电子邮箱、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网络介质而传播的缺乏事实根据或未经证实的话语，从我国发生的诸多网络谣言事件来看，主要涉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内容。

网络谣言的特点一般表现为以为几个方面：第一，从发布者和传播介质上看，具有隐蔽性。第二，从谣言传播利用的手段上看，更具欺骗性。第三，从传播的速度上看，具有即时性。第四，从内容上看，可以具有最大的多样性。第五，从危害程度和范围上看，具有瞬时爆发性和受害地域广泛性。第六，从消除负面影响上看，具有持久性。第七，从散布者的出发点上看，具有攻击报复、宣泄诱惑、强迫炒作性等特征。

网络谣言肆意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当前所处社会转型期对未来发展的风险性与不可预见性的认知，自然灾害、公共事故频发，政府舆论引导不够，互联网自身属性局限，少数不法分子和低素质的网民及少数网企责任缺失和传统媒体的判断不当，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网络谣言得以产生、迅速传播并成为公众焦点热点。

二、我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我国当前对网络谣言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其中重大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规制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一是《电信条例》对互联网出版、登载新闻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规定了网络媒体的资格和准入监管，该条例规定网站应当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其中非经营性网站实行备案制，经营性网站实行审批制。二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了对非法有害信息的治理。第15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不得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传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三是《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对网民的权利保障。第2条规定侵害名誉权、荣誉权和隐私权等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资金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对网络谣言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制裁。第2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二）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三）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四）利用互联网组织邪教组织、聪颖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同时还规定，对于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者对商品、服务做虚假宣传及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综观以上所述，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并非无法可依，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立法无疑是粗线条的，无法彻实有效的对网络谣言进行法律规制，归纳起来，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一是法律体系建设不到位。具体表现为第一，现有法律法规对现实问题覆盖范围不足，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不能迅速迅猛发展的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第二，现在法律只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完善的治理程序和治理机制；二是对网络谣言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机制不到位。我国目前对网络实行的监管体制是分头监管，主要由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新闻办、工信部、公安等七个部门进行监管，监管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和职权重叠的现象。三是网络谣言侵权及犯罪行为惩戒制度不到位。在现实生活，一旦侵权事件发生，通常由于侵权主体难以认定，取证艰难，很难去追究侵权者的责任。网络媒体通常以媒介中立、技术中立、消极审查义务对其责任进行抗辩不承担责任，仅由网络用户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这显然违背了义务分担原则，此外，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通知和删除机制”也为其提供了护身符。要追究相应的犯罪行为刑事责任也非易事。

三、完善我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的建议

如何完善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这是一个摆在我们每一个法务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借鉴他人的有益经验的路径来完善。

（一）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有效防治网络谣言，世界各国相继制定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德国1997年起，为了解决经网络传输的违法内容，在《民法典》和《刑法典》框架内逐步建立涵盖11类法律的互联网法规体系，以规范互联网秩序。在专项立法方面，出台了《信息与通讯服务法》。美国的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印度颁布《信息技术法》，涉及网络管理的刑事诉讼、行政管理等内容。韩国制定了《电子通讯基本法》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虚假信息散播者。概括起来，世界各国的网络法律规制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法律体系比较完善，除了民法、刑法的明确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二是法系条文周全、慎密，具体、可操作性强；三是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严格，惩罚力度大，威慑力强。

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首先必须有法可依。我国应当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制定更加具体的网络法规及实施细则 ，或者根据司法实践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并且与我国的《刑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相衔接。具体来讲，主要要完善以下具体规定：一是明确对网络谣言侵权行为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对网上侵权主体的认定、损害结果的认定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这是急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二是要进一步在立法中明确执法主体，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三是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定严厉的惩治措施，加大对造谣者的惩罚力度。我国目前对造谣者的惩治力度小，非常不利于对网络谣言的规制。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散布虚假恐怖信息者可追究刑事责任，其他针对社会层面不特定对象散布谣言均以行政责任追究责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相对于网络谣言所造成的后果，只追究网络造谣者和传播者行政责任，处罚明显偏轻。如《德国刑法典》第276条明确规定，凡是明知传闻有误，并会在广大人群范围内产生不安，由此危害公共秩序，还有意散布者，应被处以最高6个月监禁或罚款，如果这一行为造成多人死亡，违法者应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因此我国应当对制裁谣言的罪名体系予以完善。

（二）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和问责机制，及时公开真实信息，澄清谣言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几点具体措施：一是建立透明、快捷、权威的信息发布机构，如谣言控制中心和政府官方微博等，使广大网民能够及时、准确、便捷的获得可靠信息；二是建立政府信息与网络谣言信息赛跑机制；三是建立多样化的辟谣机制；四是构建网络谣言应急预案体系，五是要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在网络谣言事件中，因为政府监管不力、信息发布不及时或刻意隐瞒事件真相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对有关部门和责任人要实行事后问责。

（三）强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

互联网在网络谣言的传播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化网络服务器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非常必要。互联网提供者的义务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保证信息内容合法的义务，二是监控义务，三是协助调查的义务教育。我们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这三方面的责任予以明确的规定，但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

（四）通过立法保障，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的匿名特征，使得造谣者隐居幕后，普通民众通过诉讼方式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不易获得匿名造谣者的真实身份。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二款关于民事诉讼起诉条件规定要有明确的被告，如不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不能得到确认，没有明确的被告，致使法院无法立案，当事人的权利也就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和保护。韩国在2005年发布和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律，为网络实名制提供法律依据，自此，韩国一些主要网站论坛上谩骂、人身攻击和侵犯隐私权等情况减少了一半以上，实名制收效明显。同时，网络实名制使得现实世界中的道德、法律等社会调整机制得以在网络世界中继续适用，建立了他律机制。

（五）加强和完善互联网行业协会自律监管

在立法不完善，政府监管缺位的情况，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可以有效补充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的规制和调整。较之政府监管，行政自律监管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及时性、预防性等特点，行业自律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网络监管中的重要力量。英国于1996年成立的互联网监管基金会，成立十多年来，与政府部门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外，日本、澳大利亚等都是注重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国家，我国目前的互联网行业协会虽有所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自身制约不完善，部门设置不健全等。因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加强和完善行业协会的自身建设单位，以实现真正的互联网行业自律。

（六）提高网民网络诚信意识和网络法律责任意识

网民应当增强自身守法意识，做有责任的公民。政府应对网民进行守法教育，引导其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让网民参与到网络谣言的监督中来。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作者：刘勇华

闲话民事司法解释论文 篇2：

媒体对无审核义务内容侵权的责任

徐良名誉权案明确了媒体对发布内容负有审查核实责任。而媒体对发布的有些内容，是没有核实义务的，比如小说，是虚构的，无从核实，但如果发生侵权纠纷，刊登小说的媒体有没有责任呢？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两起利用小说对他人进行诽谤的案件，小说作者承担法律责任，发表诽谤小说的媒体也承担了责任。

知道侵权后拒不补救的责任

福建女作家唐敏在1986年第2期《青春》发表小说《太姥山妖氛》，叙述了“文革”期间在福建磻溪公社发生的一个荒诞故事：民兵营长王练忠倚仗他的妻兄、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权势，横行乡里，肆意抓人关人打人，抄没他人钱财，后在一次事故中死亡。死时当夜一农家生下一头小牛，乡里人都说是王变的，谁也不愿养这头牛。王妻练忠琴把牛收养下来，“当作了”自己的丈夫，“完全沉浸在爱抚中”。但“一个寡妇养一头公牛”，又引起了鄉里人闲话，牛被卖往外地，练忠琴大病一场。小说中还穿插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之妻与人通奸的情节。

小说中的磻溪公社实有其地，属福建省福鼎县。民兵营长王练忠也实有其人，1979年死于工伤。王妻朱秀琴，乡里人称“练忠琴”，其兄朱良发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朱秀琴及其兄、嫂三人看到小说，了解到唐敏就是“文革”中在当地插队劳动的齐红，遂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对唐敏提起刑事自诉附带民诉。

朱秀琴诉称，在唐敏笔下，她丈夫王练忠是一个恶贯满盈、为非作歹、该千刀万剐的恶魔，她则是一个不知羞耻、与牛相恋、泯灭人性的畜生;朱良发诉称，小说中王练忠得以胡作非为，完全是由于有他这个大舅哥做他的后盾;朱良发妻子沈珍珠诉称小说捏造了恶毒的故事加害自己：严重损害了三个自诉人的名誉和人格，指唐敏行为构成诽谤罪，请求法院予以惩处并判令赔偿自诉人损失。

被告人唐敏辩称，她的小说根本不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个人，而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但她又说，作品内容是根据她在原告人当地插队落户时所见所闻的事实所写，并提供了民兵营长在“文革”中如何吊打村民的情况。被告辩护律师出示了一部分证人的证词，说明小说中有些事实原来就已存在，或者曾在当地广为传说。但控方又出示了另一些证词，指辩方证词不实。

1990年1月10日，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唐曾在自诉人所在地生活多年，熟悉自诉人和死者王练忠，在创作《太姥山妖氛》中篇纪实小说时，却故意使用真实姓名、真实地址，并捏造、虚构足以诽谤他人名誉的事实强加在王练忠和自诉人头上，手段恶劣，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判处唐有期徒刑一年，赔偿自诉人损失2000元。唐不服上诉，被驳回。

在本案审理前和审理中，自诉方曾多次与刊登小说的《青春》编辑部联系：1986年6月，朱秀琴写信给编辑部指小说诽谤，要求派员调查。1987年4月，朱秀琴等又通过福鼎县委宣传部报道组致函编辑部，要求刊登报道组实地调查的材料;编辑部复信表示待诽谤案审结后，杂志可以简要报道法院的判决。同年7月，他们又通过磻溪乡政府派人到编辑部要求为受害人恢复名誉，编辑部答复可以考虑刊登福鼎县委、县政府的有关看法。其间，《福建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也转给编辑部有关要求恢复受害人名誉的材料多份。但《青春》编辑部始终没有行动。

《太姥山妖氛》诽谤案审结后，1990年6月，原案三个自诉人朱秀琴、朱良发、沈珍珠又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起诉发表小说的《青春》杂志社，索赔5万元。

《青春》编辑部辩称，三原告偷换概念，篡改基本事实。其发表的《太姥山妖氛》是小说而不是纪实小说。其作为文学刊物，对文学体裁的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事件与社会真实是否有联系不负调查核实义务。《太姥山妖氛》按文坛惯例文责自负，该刊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青春》编辑部还提交了主管机关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的证词，证词说：“中央、省、市从未要求文艺刊物编辑部对小说作品中的人和事进行调查核实，这种调查核实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所以，我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要求《青春》编辑部进行这种‘调查核实’。”

法院查明，这篇小说是作者投稿，《青春》仅仅将原题《替变》改为现名，并无其它改动。小说发表后，原告及所在乡、县党组织或政府部门多次向编辑部反映，要求澄清事实，消除影响，编辑部却未予置理;在诽谤案审结后，编辑部仍不采取措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关于刊登侵害他人名誉权小说的出版单位在作者已被判刑后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1992）民他字第1号《关于朱秀琴、朱良发、沈珍珠诉〈青春〉编辑部名誉权纠纷案的复函》称：

“经研究认为：出版单位刊登侮辱、诽谤他人的小说，原告多次向出版单位反映，要求其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出版单位未予置理。在作者为此被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后，出版单位仍不采取措施，为原告消除影响，致使该小说继续流传于社会，扩大了不良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因此，出版单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法院于1993年4月1日判决《青春》编辑部对三原告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精神损失3875.72元。

被告知侵权后放任损害扩大的责任

另一件小说诽谤案发生在1989年，是一起民事诽谤纠纷。系争作品为“历史小说”《周西成演义》，自1988年11月起在《遵义晚报》上连载。

小说作者刘守忠原系贵州省赤水市文化馆干部，到1989年4月19日、20日，连载小说中出现了毒品贩子胡翼昭、妓院老板周孔超、地痞石述庭三个十分丑恶的反面人物。曾经与刘同在一个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的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发现，这三个人物分别在影射自己。

小说中的胡翼昭，号称两面猴，“一张猴子脸，几根山羊胡，鼻子上架着一副宽边眼睛”。这与胡骥超的外貌特征相符。

周孔超，有一张白胖胖的脸，右腮破了点相;喜欢画画。周孔昭长得较胖，右腮有一处伤疤，长期从事美术工作。

石述庭，身躯消瘦，尖嘴猴腮，一只鼻子常出毛病，臭气难闻。石述成正是瘦子，患有鼻息肉慢性病。

刘守忠与三人素来不和。1988年曾出现过一份油印的对刘不利的匿名传单，刘怀疑是三人所为，曾扬言：“他们搞了我油印的，我是要还情的，要搞一个铅印的。”《周西成演义》连载后，刘要别人注意看1989年4月中旬的《遵义晚报》。刘还对别人说：“这么多人我为什么没有写，单写他们三个，这是有原因的。”

有关这三个人物的文字在当地相关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人们议论纷纷。

5月8日，胡骥超等三人以刘守忠侵害他们名誉权为由到赤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状指，小说中这三个人物均与三原告同姓，且名字中两个字或相似或为谐音字，三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描写分别与三原告相同或相近。鉴于原告与被告十分熟悉，只能是被告自觉地有意为之，而绝非巧合。小说不但严重丑化了原告的形象，損害了原告的名誉，而且明白无误地表现出被告采用描写反面人物的手段有意侮辱诽谤原告的意图。

5月15日，三原告联名写信给《遵义晚报》总编辑，说明《周西成演义》侵权性质，要求《遵义晚报》停止连载。信中说：“我们都是搞文化艺术的，懂得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绝不会神经过敏地去‘对号入座’。只要你们看了我们送给你们的起诉状和补充材料，你们是会赞同我们观点并主持正义的。”但报社未予理睬，连回信也没有。法院受理后，连载小说还在描写“周二乌龟（周孔超）倒阴不阳”，称之为“狗男女”。三原告遂追加遵义晚报社为被告。

在法院庭审中，被告刘守忠辩称：《周西成演义》纯属文学作品，不能对号入座，如果硬要对号入座的话，都可以从中找到一点相似或共同之处。小说中人物纯属虚构，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被告遵义晚报社辩称：《周西成演义》属于小说类体裁，允许作者根据作品情节发展需要，虚构情节和人物。报社没有必要去审查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是以某某为原型或就是写生活中的某某人，所以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审判难点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陈述了审判机关内部的不同意见：

主张构成侵权的意见：1.主观上有侵权故意，表示过要报复原告，并表示过写这三个人是有意图的;2.客观上采用了姓名和基本特征相似，然后进行侮辱、丑化的描写;3.损害结果方面，熟悉三原告的人们一看就知道在影射三人，造成不良影响。

主张不构成侵权的意见：1.小说允许艺术加工和虚构人物、情节。小说中这三个反面人物与三原告所处的特定环境，即生活年代、历史背景以及身份、经历、职业完全不同，并不会使知情读者认为三原告就是当年的贩毒者、妓院老板和地痞。2.尽管被告有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故意，但客观上并未产生对三原告实际的损害结果，其主观上有报复动机，职业道德差，应建议主管部门批评教育。

请示信说，我院审判委员会倾向第一种意见。

至于遵义晚报社，请示信认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为被告写的是历史小说，报社不可能对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审查核实，责任应由作者自负。

199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1990）民他字第48号《关于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诉刘守忠、遵义晚报社侵害名誉权案的复函》称：

“经研究认为：被告刘守忠与原告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有矛盾，在历史小说中故意以影射手法对原告进行丑化和侮辱，使其名誉受到了损害。被告遵义晚报社在已知所发表的历史小说对他人名誉权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仍继续连载，放任侵权后果的扩大。……上述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1991年3月19日赤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刘守忠与原告素有矛盾并怀疑攻击自己的匿名油印件出自三原告之手，曾扬言要写铅印的文章报复。被告在创作《周西成演义》中，采用姓相同名相近、体型外貌等突出特征相似的方法把作品中三个人物与三原告联系起来加以丑化，使熟悉三原告的读者一看便知这三个反面人物是影射三原告的，在当地给三原告的人格尊严造成不良影响，使三原告的名誉受到损害。《周西成演义》公开发表后，被告还公开对人说过把三原告写进演义中是有原因的。被告侵害三原告名誉权的故意是明显的，依法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被告遵义晚报社在已知《周西成演义》对原告名誉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仍继续连载，放任损害后果扩大，也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法院判决：一、被告刘守中在《遵义晚报》上公开向三原告赔礼道歉;二、《周西成演义》中侵权内容未删改前，不得出版发行;三、刘守忠赔偿900元，遵义晚报社赔偿300元。

两被告不服上诉，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确认文艺作品侵权的基本原则

审理小说等文艺作品侵害名誉权纠纷，看起来主要解决“特指”问题。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这样的区分：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对象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认定为侵权;不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中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相似，不应认定侵权。这个区分，正是在包括这两个案件在内的一些文艺作品侵权纠纷审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

《太姥山妖氛》诽谤案，作者获罪的主要失误，在于使用了真实姓名和地名，尽管她可以辩称小说中一些情节有事实依据，连法官都承认小说的真实主人公在“文革”中难免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既然是小说，就要采取虚构、白描、夸张等手法，这些虚假的内容在法律上就成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周西成演义》诽谤案，则是事实上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作者刻意把反面人物的姓名和形象特征同他的报复对象挂上钩，然后加以贬损，这就是一种影射。而且，又有证据证明他具有报复动机。

这两起诽谤案，一是刑事，一是民事，而行为人都具有直接故意。唐敏创作《太姥山妖氛》固然可以认为是想要揭露和批判“文革”灾难，但作品的情节也同时表明她对主人公的憎恶并具有贬损的意图。刘守忠的直接故意自不待言，这是在文艺作品中采用影射手法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要件，否则不应认定侵权。

不过这个区分也还显得简单和机械，主要的问题就是应当考虑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汲取生活中的原型人物和事实塑造文艺形象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原型人物是否可以“对号入座”？如果《太姥山妖氛》把真实地名和姓名全部改去，这样实际生活中的民兵营长就成为文艺创作的原型，有关人还能告作者诽谤吗？1999年电视剧《宦官小章子》被清末大太监小德张的后人告上法庭，法庭以小章子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小德张为由予以驳回，但是小德张确实是小章子这个艺术形象的一个原型。2006年小说《人殃》诽谤案，13名原告指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相似，一审判决作者诽谤罪成立，引起争议，二审结果不明，其实就算作者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当作原型塑造艺术形象，也是正当的文艺创作手法。对于小说诽谤的界限，尚待深入研究。

媒体责任从传统媒体引申到网络服务提供者

这两个案子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明确了媒体对于无需审核或者不能审核的内容，如果事后发现侵权性质，也负有补救的责任。

侵权法理论认为，传播者对于所传播内容的责任，应该以是否能够予以控制为界限。好比出版商发表内容要经过编辑故而对内容拥有控制力，就要与内容作者共同承担责任，而销售商则对内容无可置喙，甚至毫不知情，所以对内容无责。但如果内容本来就是虚构的，那么媒体难道还要审核其事实真伪吗？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在这两个案例中，从宣传部门到地方法院都认为媒体对小说没有核实义务，对小说中诽谤他人的内容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责任。

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思路是，基于媒体对于所刊登的内容具有控制力的认识，媒体在小说发表以后发现或被告知有侵权内容，就有责任采取补救措施。前一个案例，媒体在法院判决小说具有诽谤性之后仍不消除影响，应该作为而不作为;后一个案例，媒体在被侵权人告知小说有侵权内容后继续连载，拒不停止作为，放任影响扩大：都被认为具有过错，应该承担责任。

正是在这两个批复的基础上，在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列有这样的一条：

“编辑出版单位在作品已被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或被告知明显属于侵害他人名誉权后，应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或采取其它补救措施;拒不刊登声明，不采取其它补救措施，或继续刊登、出版侵权作品的，应认定为侵权。”

这个思路如今已引申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上传内容发现有侵权性质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这就是《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二、三两款：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上传内容事先是无法控制也就是无法审核的，但在上传以后则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知道有侵权性质或者被告知有侵权性质就应该采取措施，否则就认为具有过错，应该与侵权的用户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学界有人把第二款称为“避风港原则”（safe harbor principle），第三款称为“红旗标准”（red flag test）。这两个术语来自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及有关判例。美国规定在版权纠纷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在收到版权人通知后将侵权作品予以移除（通知-取下程序）就可以免于责任，或者只有在作品的侵权性质像红旗一样地高高飘扬而服务提供者仍然不采取任何措施时需要承担责任。我国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得到版权人通知后取下用户上传的侵权作品的程序，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而不采取措施则不能免责。前引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36条则将这些规则推广到所有侵权纠纷中。

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看起来是借鉴了美国的有关规定，但实际上是存在很大区别的。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实施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如何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如何衡量其“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都规定了具体标准。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侵权的基本归责原则，还是基于“知道”或“明知或应知”用户实施侵权行为而不采取措施则应承担责任，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美国的“红旗标准”。这就明显提高了以“通知-取下程序”免责的门槛，其立足点也成为确定服务提供者在得到被侵权人通知后应该采取措施的责任，而不是提供什么“避风港”。

所以，理解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的立法精神，应该上溯到比美国更早好几年的本文所引述的那些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虽然对美国版权法的“通知-取下程序”有所借鉴，但是已经将它中国化了。

【注：有关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参阅作者：《网络侵权新颁司法解释：既制裁侵权行为，也保护正当言论》，《新闻记者》，2014年第11期】

（作者为传播法学者，本刊学术顾问）

作者：魏永征

闲话民事司法解释论文 篇3：

冬夜寒梦：花季少女面对人生歧路

6年多前寒冬的一个深夜，13岁的女学生贾小红和王风玲在校园宿舍内被歹徒强奸，而校方为保全声誉没有及时报案。在没有抓获歹徒的情况下，针对学校的失职行为，两女孩愤而将学校推上了被告席，最终赢了这场官司。

贾小红和王风玲也许没有想到，正是由于她们的这一壮举，竟奇迹般创造出全国首例遭歹徒奸污的女学生状告学校赔偿案。我作为当地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深感此案法治意义非同一般——

校内被奸

时间回到6年多前的一个夜晚。

2001年11月18日晚8时20分，一阵急促的下课铃声，驱散了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莘莘学子们的紧张心理。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同学们有说有笑，如释重负。三五成群地向各自的寝室走去。因该中学是一所封闭式管理学校，所以负责本校寝室管理的男教师李方，例行公事般地对9个男女学生宿舍进行了检查。在确认没有异常的情况下，下令同学们关灯休息，然后他自己也回到了寝室。

可能是考虑同学们晚上要起来上厕所，各寝室大都没有锁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看似正常的疏忽，却给歹徒留下了可乘之机。以致于两名女学生遭遇洗刷不掉的羞辱。

深夜11时50分，一个黑影幽灵般闪进了四楼9号女学生宿舍。当他拉亮电灯看到熟睡后那一张张姣好的面容时，双眼顿时发出了淫邪之光。待选准目标后。黑影又悄悄拉灭电灯，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钻进了一个女学生被窝。

正在熟睡的女学生贾小红突然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惊醒，睁眼一看，发现一个黑影正在一边抚摸自己身上敏感的部位，一边脱自己的内衣，她顿时明白了什么，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叫。黑影见状赶紧用双手狠掐贾小红的脖子，待其昏过去后，便疯狂地实施了强奸。

贾小红的惊叫声惊醒了梁玲玲、朱艳红、王建平、高丽君、安晓静等10位同学。当她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正欲呼救，却被黑影的凶狠威胁声吓退，只好按照黑影吩咐用被子蒙住了双眼。

女学生的胆小举动，更加助长了歹徒的嚣张。稍事休息后，他又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另一名女学生王风玲，将其掐昏后，再次施以强奸。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寝室女学生们竟然没有人敢吭一声，任由歹徒肆意妄为。

满足了兽欲的歹徒做完这一切之后，堂而皇之地又一次拉亮电灯，并用衣袖半遮面孔。恫吓女学生们不准说出此事，然后大摇大摆地于0时20分消失在夜色之中。

但得意忘形的歹徒万万没有考虑到，就在他拉亮电灯示威的一瞬间，梁玲玲、朱艳红等众多同学看到了他的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左右，体形略胖，长方脸，年龄30多岁，偏分头，上身穿黑茄克，脚穿皮鞋，走起路来响声较大，说话时嘴中喷出的酒气让人大老远都能闻到。事后，贾小红和王风玲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她们怀疑这个歹徒好像自己熟悉的一名教师，原因是当时宿舍内那么多女学生他都看不上眼，偏偏选中我们下手，显然是有准备而来。

直到歹徒离去将近10分钟后，已苏醒过来的贾小红和王风玲的声声啼哭。终于唤起了寝室长陈娇的责任感，她立即向寝室值班教师汇报了此事。

得知学生遭到强奸的情况后，学校校长姜光十分震惊。赶紧组织人员在校园内寻找犯罪嫌疑人，但为时已晚。作案歹徒早已销声匿迹。无奈，姜光急忙与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班主任付红、刘帅赶往女学生宿舍，一方面让女生们自查一下有没有丢东西，另一方面告诫贾小红和王风玲不要再哭，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同时还说现在离上课时间还早，大家要安心休息，不准乱说话。吩咐完毕，三人随之离去。

尽管命令如山，但仍然难以让女学生宿舍得到平静。经历了这场变故，不谙世事的贾小红和王风玲闻听部分同学的窃窃私语声，内心痛苦到了极点，她们殷切盼望着黎明的早点到来。一些胆小的同学，则将头部缩进了被窝里。

11月19日。贾小红和王风玲因有伤在身，全天没有上课，而是坐在宿舍内发呆。校长姜光在亲眼看到二人颈部有明显伤痕和双眼红肿的情况后，吩咐一位教师到镇卫生院买了一些消炎药，并让人从学校食堂打来了饭菜，安慰二人安心养伤。

当时，校内大部分学生知道了这件事，私下纷纷议论，甚至有几名女学生声称要转学。对此，校长姜光也是焦急万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于是，便紧急召来学校政教主任以及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班主任付红、刘帅商议此事该如何处理。经过一番商议，4人终于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想方设法做好受害人及其家长的工作。力争息事宁人：二是隐瞒事件，因为此事一旦传出去，不仅会对学校自身声誉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有可能出现学生转学及新学期生源减少等不良后果。据此，年轻的校长姜光拍板决定：下令全校师生不准将此事外传。暂不向警方报案，并电话通知受害人家长来校协商解决办法。

这个决定却给学校惹来了一场官司。

状告母校

当年刚满13岁的贾小红和王风玲两位同学不仅同年同月生，而且同天踏入初中的校门。在班级里学习成绩均名列前几名。尤其是贾小红天生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朗诵，多次在学校里担当文娱活动的主持人，师生们不时夸她将来必有所成。王风玲虽不善言谈，但却肯下苦功，因而也受到班主任的多次好评。两人万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一时间痛不欲生，真不知道今后的人生之路该怎样走过。

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平常节衣缩食供女儿上学。当他们于11月19日晚接到学校电话告知女儿被小偷打伤的消息后，便急忙从家中赶到学校。在校长办公室，姜光告诉他们说，昨夜学生宿舍里进来了一名小偷，没有偷走东西却把小红和风玲打伤了，现在学校已经买了药给她们治疗，没什么大事，等过几天伤好了，再让她们回家，你们放心回去吧。

毕竟做母亲的心细，对于姜光的一番话，贾小红和王风玲的母亲不敢太相信，她们抽身来到女学生宿舍。却意外发现女儿并非校长所说只是受了点外伤，而是一副痛苦不堪和精神恍惚的可怜模样。见到亲人到来，贾小红和王风玲同时扑进母亲怀中，声泪俱下诉说了自己受辱的经过。

贾小红与王风玲的母亲满怀气愤心情，回过头来找校长姜光当面质证此事。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强烈要求校方立即将女儿送往医院疗伤。并尽快报案，以便早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好为女儿报仇雪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姜光感到再也难以隐瞒，于是只好于11月20日上午10时，一面陪贾、王两家父母将小红和风玲送到县医院疗伤。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可是，校长姜光自当天支付每人200元之后，便撒手不管。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侦查，可惜案发现场已遭到严重破坏。歹徒遗留下来的所有证据湮灭，失去了最佳破案线索和时机。尽管警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尽了最大努力，但直到现在案件也未侦破。

事后我在采访贾小红和王风玲遭歹徒强奸时的情节时，贾小

红说，自己当时正在经期，醒来时发现床单上有一团血红的脏物，后不知何故，床单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王风玲说，自己的床单上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却有一带血的卫生纸，事后才知道是贾小红用的，案发后学校将床单拿走，给她买了条再也无颜和同学们一起读书了，于是就双双辍学回家，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后，她们最害怕夜幕的降临，最害怕见到同班的同学，因为一些同学的掩嘴一笑，就会使她们想起那个噩梦般的时刻。再加上村里人不明真相的谈论，更令贾小红和王风玲恨不得以死了却此生。昔日活蹦乱跳的身影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终日沉默不语，更不敢去公众场所玩耍。

对此，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父母都认为，女儿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不仅是歹徒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学校方面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女儿出事到现在。各自遭受数百元经济损失不说。校方竟然不管不问，仅支付每人200元便想了断此事。难道女儿人身受到了伤害，精神遭受了巨大打击和摧残就只能认命吗?为维护女儿尊严，贾小红和王风玲的新床单，说是留下这样的床单不吉利。贾小红和王风玲同时还说，由于自己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物证，所以案发后就让母亲将内裤洗了。不然穿着嫌脏。警方提取走床单、内裤等物证，因已经受到人为处理，所以也化验不出什么结果。

为了进一步证明女儿是在校园宿舍内被歹徒强奸的事实，案发后的第8天。贾小红和王风玲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有关部门做了伤情鉴定。登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诊断结果是：贾小红为“外阴正常，处女膜3点处破裂”：王风玲为“外阴正常。处女膜5点、8点处破裂。”次日，登封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确认，贾小红和王风玲的身体损伤系掐颈引起的机械性窒息，其损伤程度均为轻伤。

一个月后，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贾小红和王风玲两位同学终于痊愈出院。经过这次伤害，她们觉得父母带上干粮，凭着庄稼人那特有的吃苦个性，奔波于上级公安机关、司法局、市委、市政府信访办等有关单位之间，期望能给女儿受辱一事讨个说法。但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案件未破，歹徒未抓获，我们也无能为力。眼下只能找学校协商解决。可学校的态度更坚决，你们找作案歹徒讨说法去吧。

经过多次和学校协商未果，在公安机关没有抓获歹徒的情况下，贾小红和王风玲终于忍无可忍。她们同父母商量后，果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2002年3月6日，贾小红和王风玲以共同原告身份，以学校疏于管理、无有效安全防范措施为由，一纸诉状将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告上了法庭，诉请法院判被告赔偿二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等各5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各5万元。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经严格审查后，依法于当日受理了此案。

法庭论辩

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贾小红和王风玲终于等来了2002年5月29日法院开庭审理的这一天。当日，因为不愿和曾有恩于自己的母校教师面对面论辩这场官司，贾小红让父亲贾大山、王风玲让母亲袁玉娥替自己参加诉讼，同时还花钱请来了一名律师帮助誓讨公道。

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校长姜光在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和贾小红、王风玲的起诉状副本后，深感事态重大。也请了两名律师和自己一道参加庭审应辩。

庭审中，原告贾小红和王风玲的法定代理人向法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是9名与二原告同寝室住宿的学生证明，二原告确系在学校寝室内被人强奸，学校也没有开设有关安全方面的课程，全校9个男女寝室只有一名男教师具体管理：第二组证据是医院和公安机关出具的伤情鉴定书：第三组证据是学校出具的二原告在校遭歹徒伤害的证明：第四组证据是二原告住院疗伤的11份原始单据。基于此。二原告认为，被告对此事情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和精神损失费。

被告中学对二原告在校内寝室被歹徒伤害的事实当庭认可，但辩称：一是法院应依法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因为二原告被强奸一案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在尚未结案，只能待刑事案件侦破后才能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再继续进行民事审判。二是本案中的两个原告不能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因为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之前，二原告是否受到伤害。是否受到同一加害人伤害都不能确认。即使受到伤害且为同一罪犯所伤害，但她们受伤害的程度、造成的损失及精神的损害又不尽相同，她们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即使合并审理，也只能是普通的共同诉讼。判决应分别作出，起诉当然也应分别起诉。现在二原告用一个诉讼请求向被告主张权利，显然不妥。三是被告履行了管理教育职责，且制订了10多种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管理并无不当，二原告受到侵害系第三人造成，被告不能对此负任何责任。四是事发后被告已报案并积极为二原告疗伤，同时还补偿给每人200元现金，二原告现在又索要赔偿，显然是以怨报德。五是二原告所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无据，不应支持。因为二原告受到了侵害，被告不是直接加害人，根据有关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应对直接侵害人提出。据此，被告认为，原告所诉无凭无据，应依法中止诉讼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且都不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所以法院宣布待合议后择日宣判结果。

2002年6月23日，登封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贾小红和王风玲在被告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封闭式管理的校舍内遭受歹徒致伤后强奸，对尚未成年的二原告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作为直接管理者，对二原告在校期间负有相应的教育和保护义务，虽然被告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实施了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仍未避免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等及精神损失费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但对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及无相应证据证明的二原告诉请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辩称应等刑事结案后才能确定校方责任等多种理由，因不管刑事案件侦破与否，被告均应承担教育与保护不当造成二原告人身损害及精神损失责任，故对被告的辩称理由，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已付给二原告的现金各200元，依法应予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当前民事审判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被告登封市大金店镇某中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贾小红医疗费333.04元；交通费56元，精神损失费9500元，共计9899.04元，赔偿原告王风玲医疗费152.06元，交通费40元，精神损失费9500元，共计9692.06元。

案件未破

就在此案宣判的当日，我在主审法官的安排下，见到了本案两位受害人贾小红和王风玲。与此同时，还从法官口中了解到被告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对一

审判决结果的意见。该学校负责人在接到判决书后表示强烈不满，当即决定要提出上诉。其理由是一审判决有失公平。片面采信了原告的诉请，而没有客观公正地考虑校方的争辩意见和所面临的困难。两名女学生在校园内遭到伤害是事实，但那是歹徒造成的，现在她们“反咬一口”让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实在是“大逆不道”。完全忘记了教师辛勤培养的恩德，法院又怎能不顾及这方面的因素呢。再则说，学校自身也很困难，平时只能依靠学生交的学杂费来维持生计，就连教师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从哪里弄钱赔偿学生呢，难道学生就不能体谅学校的苦衷!

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尽管说得“入情入理”，但却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上一级法院递交上诉状，故已失去了上诉权利，所以只能自觉履行一审判决书上的赔偿义务。

当时贾小红和王风玲因为出了那件“丑事”，案发后王风玲就一直辍学至今。她说害怕看到老师和同学们那异样的目光，真的好难驱散心中那团阴影，所以只好待在封闭落后的家乡。帮父母干一些农活。与王风玲不同的是，贾小红已经于2002年2月28日重返校园，但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她只好转入邻乡一个中学读书。贾小红说，要尽最大努力忘掉这件事，好好学习，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谈及对打这场民事官司的看法，贾小红和王风玲不约而同地说，与母校对簿公堂，我们也十分不忍心，但我们想通过这种行为，提醒学校今后一定要加强安全管理教育，以保证学生们的人身安全。同时，虽然我们赢了这场官司，但我们更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早日破案，严惩罪犯，替我们报仇雪恨。

2002年10月15日。贾小红的父亲贾大山和王风玲的母亲袁玉娥找到我，一脸无奈地说，这场官司判决期满后，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并没有按照判决赔付我们损失，我们无奈只好于上个月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说起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状况，贾大山说，女儿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但有一条令人伤心，那就是新学校发现贾小红口才好，打算让她担当本校文娱活动的主持人，贾小红拒绝了，因为她不想再引人注目，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为了了却受害少女贾小红和王风玲及其父母的心愿，现特意将原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于2002年1月1日和7日晚写给贾小红和王风玲的信件摘录如下，权当慰藉受害少女并作为震慑作案歹徒的通缉令：

小红和风玲同学：

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深切地体会到你们二人及爸妈等家人的痛苦。你们刚刚13岁，金色年华仅迈出了第一步，千万不能被这件事情击倒。要知道人生之路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只有坚强勇敢、勇于面对现实的强者，才能牢牢把握住生命的航向。因此，希望你们能够迅速走出这起不幸的阴影，摆正生命的航标，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向胜利的彼岸驶去。你们应当知道，皮肤毛发皆受之于父母，他们含辛茹苦地把你们拉扯大，对你们抱着很高的期望。虽然遭受了一次挫折，但是面对父母家人的关爱，你们没有自暴自弃的权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作为公安局长，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这个案件。因为我深深知道，它关系着两个鲜活生命的前途和未来。我每天都要听取案件汇报，尽管目前由于证据湮灭，给此案侦破带来一定困难，不过请放心，警方决不会放过任何线索和疑问，一定深挖细查、穷追到底。在这里，我给你们保证，警方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花费多少时间，都一定要将歹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为你们报仇雪恨。

需要说明的是，案发后，校方对你们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这种行为是十分错误的。作为校方，没有认真履行好监护职责，致使学生受辱，已是失职。事发后，又百般遮掩，那更是不允许的。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我们已严肃地向校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加强安全防范，坚决防止类似案件的再度发生。同时，作为受害方，你们也有权利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校方赔偿损失。最后，祝你们全家幸福。

终获赔款

尽管受人崇敬的任长霞局长已经英年早逝，但她的这番话，无疑给贾小红和王风玲注入了活力。由于本案被执行者系教书育人的特殊单位，所以当地法院也有点为难。法院的观点是，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比如查封校舍，拘留负责人等，显然不够妥当，且难以达到和谐司法的效果，于是就只好向贾小红和王风玲发放了债权凭证。

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延伸执行触角的一种方法，申请执行人领取该证后，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不受时效限制，也不用再交申请执行费，可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即胜诉方)的合法权益。

此后的几年中，尽管贾小红和王风玲的父母数十次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但由于被执行人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本案处于搁浅状态，并被迫中止执行。

2006年冬季，借助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强劲东风，登封市法院恢复了对本案的执行。其间，执行法官经过多次登门向登封市大金店镇中学新任校长说法明理。该校长终于答应想尽一切办法支付赔偿款。

2007年春节前夕，贾小红和王风玲终于从法官手中，接过了母校赔付的现金各2000元。2008年3月6日，她们再次收到第二笔赔偿款各7500元。而对于剩余的389元和192元赔偿款，贾小红和王风玲则明确表示自愿放弃。至此，两人的合法权益已基本得到了实现。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目前正在上大学的贾小红和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的王风玲，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中人物均是化名)

(责编　吴为)

作者：郭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