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司法解释分析论文

摘要：刑法司法解释发布、控制中的舆情及其控制、引导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发布不充分、不到位;舆情控制方法简单、粗暴，舆情引导职业站位不高;舆情监测、收集、研判、解答工作不扎实、不配套，;舆情控制与引导“两张皮”现象较重，舆情引导明显不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刑法司法解释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刑法司法解释分析论文 篇1：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探微

摘 要：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一律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还是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现有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本身也是矛盾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所呈现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造成了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困境。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解决这种困境是较好的方案。一方面应当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另一方面，当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刑法条文可能含义之内时，应当直接适用司法解释，而当其突破刑法条文可能含义时，为了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则应当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

关键词：司法解释；溯及力；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往往是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但事实上它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学界研究较多，但是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则鲜有涉及。事实上，刑法变动较少，所以，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并不十分突出。相反，刑法司法解释颁布非常频繁，数量巨大，所以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止法律的溯及既往。而频频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果不妥善地处理好其溯及力问题，将会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

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对适用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提出了以下意见：第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实施，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第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第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使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第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使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

这个规定的第一条，实际上首先对司法解释的性质做了基本定性。第一，司法解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第二，这个司法解释在法律施行期间都有效，这也就意味着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规范解释，是法律本体的附属，在法律施行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实际上是对第一条规定的进一步阐明。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这也就表明司法解释对在其实施以前的行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一律按从新的原则来适用（1）。

然而，这个规定的第三条旗帜鲜明地破坏了这种对司法解释溯及力的理论一致性。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使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这就意味在存在先后两个针对同一问题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问题慢慢清晰起来。首先，对于这个《规定》本身的效力问题就存在问题。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司法解释本身的定性问题，那么这种定性由司法解释机关本身来做出规定则显然不合理。其次，这个规定本身对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就出现了不一致。正如前所述，对于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而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则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那么，这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立法本意何在呢？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很难找出支撑这种做法的理由。

二、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具体展开

在刑法司法解释已对此做出实然规定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应然的讨论，以此从规范进入本体的讨论。

首先，关于实际上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可以细分为三个问题：第一，刑事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公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第二，刑法司法解释对其所解释的刑法颁布以后，自身颁布以前所发生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第三，刑事司法解释对其所解释的刑法颁布以后，自身颁布以前已有司法解释时发生的案件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1]。

对于第一个问题，上述司法解释没有进行明文规定。《规定》第一条指出，司法解释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第二条指出对于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二者都没有涵盖刑法规范颁布以前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所做的解释，因而其内容不能违背刑法的立法精神和刑法条文中确定的相关基本原则。根据这一精神，由于现行刑法第12 条已明确规定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而其后制定的决定或者修正案以及非刑事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文都没有对溯及力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刑法又是基本法律，所以现行刑法所确定的有关溯及力原则应该没有任何变化[2]。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也没有引起争议。但是，在笔者看来，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当依旧刑法需要依法进行追诉时，且新刑法对于该行为的处罚较轻，显然应该适用后一个刑法。但是，此种情况下实际上还存在适用后一个刑法的司法解释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理由做出：第一，根据《规定》的第一条中“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做出广义的解释从而得出。“司法解释实施以前”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是刑法实施以前。第二，将司法解释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而得出。当司法解释被当作一种法律渊源来处理的时候，我们进行从旧兼从轻的比较就可以在旧刑法、新刑法、新刑法的司法解释这三者中进行比较。如果司法解释比新刑法规定的刑罚还要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适用新刑法的司法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虽然结果一致，但是理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一种理解对“司法解释实施以前”所做的宽泛解释虽然比较牵强，但是仍然是将司法解释当成是法的附属部分；而后一种理解则是将司法解释当成了一种法律渊源从而得出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判例均不属于刑法的渊源，不受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相反，刑法解释具有与解释文本即刑法同步的时间效力[3]37。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刑事司法解释生效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且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刑事司法解释原则不应加以适用，除非这种解释对行为人是有利的[2]。

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的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区别适用论采用了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刑法应当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大前提；刑法有权解释属于刑法——小前提；刑法有权解释也应当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结论[3]39。而同步适用论采用的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刑法应当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大前提；刑法有权解释不属于刑法——小前提；刑法有权解释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故应与刑法同步适用——结论。

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观点的关键差别对于司法解释的性质定位不一致。在此处，要得出一个正确的观点首先要明确司法解释的性质。

三、问题的症结——司法解释的性质

首先，司法解释不是法。关于司法解释的定性，首先要追溯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立法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5年制定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做了如下规定：（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二）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1年制订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从以上立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而进行司法解释的前提是审判工作或者检查工作中的具体应用问题。“应用”意味着是对法律、法令的阐述，而不是做出超出法律本身一定范围内的立法。

如果我们假设司法解释具有了独立的时间效力，这就意味着司法解释具有了独立的适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当考查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认为司法解释不是法，那么它如何能得到适用呢？罪刑法定的经典表述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所以，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适用的只能是法。如果适用的是法，那么意味着司法机关取得了立法权，那么又侵犯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所以，如此推理，司法解释是不能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的。

基于这样的结论，笔者认为，《规定》对于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是前后矛盾的。司法解释作为刑法的一种附属，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的，仍然应该按照新的司法解释来处理。

除此之外，基于这个观点，还可以对一些问题得出相关的结论。第一，在刑法颁布以前制定的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以后具有何种效力？笔者认为，由于刑事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附属，所以，当新刑法颁布以后，旧刑法自动废除，那么附属于旧法的刑事司法解释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毕竟司法解释是关于审判过程中或者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所做出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借鉴应当不能对被告人造成不利后果，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二，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订的，对被修订的刑法规定做出的司法解释不再具有法定效力，但是其仍可以比照适用。同样，这种适用不能对被告人造成不利后果。

四、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司法解释的两难困境

然而，尽管上文已经对司法解释的应然性质做了定位，但是司法解释在现实世界中，又是另外一幅图景。这种应然与实然的错位，恰恰是造成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难题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一种附属的规范体系，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替代刑法成为司法适用的规范主体，而现实的状况恰恰是整个刑事司法是以刑事司法解释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体系。刑事司法解释不仅成为对刑法解释这样一种附属性的体系而存在，而且还是作为一种相对的规范体系而存在[4]440。刑法修订才短短6年，《刑法》就已经被1部单行刑法、4部刑法修正案、6件刑法立法解释、125件刑法司法解释所包围。长此以往，刑法定就有可能被数量庞杂的立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所淹没，届时，姑且不论刑法典的中心地位可能被动摇，就是刑法典本身也有可能被虚置、架空的危险[5]。这种现象使得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遭到了破坏，刑事立法的权威性和主体性不复存在，刑事司法的能动性消失，司法人员对刑事司法解释的依赖性大大增强[4]440-445。

其次，众多的司法解释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抽象性立法的形式特征。例如，《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三万元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不足三千张（枚）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这些规定同样都采用了类似于法律的表达方式，甚至明确了犯罪构成要件。

此外，司法解释中超越司法权限度的行为比比皆是。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11日颁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年12月25日颁发了《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2002年3月26日“两高”又联合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罪名的确定是个立法问题，理应由立法加以解决而非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罪状是对犯罪行为的表述，而罪名是对罪状的抽象，是对犯罪的本质特征的概括，是统一刑事体制的主要工具之一。即罪名比罪状的层次更高，而罪名理应也完全能够由立法加以解决。”[6]于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司法解释的大量颁布及其具有的以上特点，民众对于规范的预见性大大受损。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张刑事司法解释具有独立时间效力（也即主张从旧兼从轻）的观点的现实根据。因为，现实中的司法解释经常性地突破刑法条文最大的语义范围，这时，颁布司法解释变相地具有了造法的功能。既然司法解释具有了独立造法的内涵，为了保障国民不被溯及既往地适用法律，所以对于较为贴切实际的做法就是主张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也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至此我们再反观关于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两种观点，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各有所侧重的两种立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换言之，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对立，是由司法解释性质理想与现实错位这种乱象所带来的“副产品”。因此，要在根源上解决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就要首先明确司法解释的定位，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严格坚守这种定位。

五、解释论的深思

既然我们已经指出了司法解释现存的这种弊端，那么这种现象是否是解释理论发展的必然？抑或可以避免？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对法律解释理论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西方的法学解释大体上经历了古罗马时期的法律解释、中世纪时期的法律解释、19世纪概念法学的解释以及对概念法学进行批判的自由法运动这四个阶段。曾经有一个时代，人们满怀信心地热衷于认为，必定能够通过精确制定的规范建立绝对的法律清晰性和法律确定性，特别是保证所有法官和行政机关决定和行为的明确性[7]130-131。这种对于立法的过于信任与对于司法能动性的过于怀疑，在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学实证主义。然而，制定法适用是机械运转的“自动机”的学说被证明为谎言[7]154。法律有其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法律不能轻易地被修改。然而，现实社会的情境总是复杂的，法律解释这项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涵摄的结果。耶林的著作《法之目的》的题词“全部法的缔造者是目的”清楚地表明了其新思路，耶林转而坚决反对“逻辑崇拜”，因为法学不是数学。目的思考是决定性的，这提出了目的的主体的问题，因为法的目的不会自动产生[8]。在利益主义法学之后，法律解释学更是有了法律诠释学的转向。20世纪20年代末，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使诠释学经历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根本转向。在海德格尔眼中，理解不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本身的存在方式，因此诠释学既不是对文本进行淡出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也不是指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而是对人存在本身的现象学阐释[9]。

伽达默尔的诠释哲学则进一步推进了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使作为方法论的解释论转变为法律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学法哲学。阐释学法哲学承认，为了正确认识法律规范的内容，解释者需要了解历史上法律的原本意义，但是解释者也不能将自己束缚在立法者原意之中，他必须承认在立法之后社会情势所发生的变化[10]。苏力教授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论做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分析指出，司法中的所谓“解释”，就其根本来看不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1]。

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法律解释在理论上具有了本体的意义，而不单纯的只是一种获取立法原意的手段。解释者本身在解释过程中对法的形成就产生了影响，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随着社会发展，那种概念法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弊端将会显现出来，而我们对于法律解释的认识亟待提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仍然要慎重对待理论学说，立足于现实司法实践。诠释学给法律解释学的启示之一是，法律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解释者立场、观点、情感以及个人素养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解释者有可能超越法律文本进行法律解释，解释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与原解释文本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本”。但是，诠释学的成果尚不能完全颠覆刑法渊源不包括刑法解释的刑法学命题。所以，即使借助于诠释学的研究成果并运用综合判断的方法，也不能无可置疑地得出刑法解释完全或者根本不同于刑法文本的结论[3]39。如果司法解释突破了一定的界限，那么它将丧失司法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解释的限度、范围和方法涉及到司法解释的性质问题。

而我们国家的刑法司法解释也需要遵守这样一种结论。由于解释论本身的内在机能所决定，司法解释不可能仅仅是对刑法条文的简单重复，它有可能做出扩大解释，也可能做出缩小解释。这些解释结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需要坚守的底线就是不能突破刑法条文的可能含义，否则司法解释将被异化成为司法权僭越权力范围的工具。

六、结语：寻求理想与现实的折中

面对刑法司法解释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以及其所带来的溯及力问题的困境，如何来应对？ 笔者的方案是寻求理想与现实的折中。

应对司法解释性质定位的错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规范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将其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对于明显违背刑法原文的解释，必要时可以启动相关的法律审查程序。

第二，提高立法技术。立法规定的粗疏问题，这里既涉及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涉及立法的技术与能力问题。应该说，相对于个案的具体性而言，任何立法规定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与概括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国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把粗疏当作指导思想，这就是所谓“宁疏勿密”[12]。随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刑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人权保障的机能，而刑法的明确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中得到了强调。随着民主、法治、人权观念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立法理念也要随之发展，而不能规定地过于宽泛，这样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

第三，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职业水平。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13]。

而对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则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加以应对。我们知道，解释不可能是对文意的简单阐述，因此，司法解释对刑法条文的进一步阐发是必然的。但是刑法用语的可能边界还是应当坚守。因此，我们现有的刑法司法解释应当受到制约，否则这将会带来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入侵所导致的一系列弊端。因此，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应当区分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来应对。从应然的层面上来说，司法解释只是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因此，不应当肯定其具有独立的时间适用效力，在本文提出的几种情形中，都应当适用最新的司法解释，因为这等同于适用原来的刑法。而从实然的层面来说，司法解释越权解释的现象常有发生，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则应当贯穿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样不但可以规避司法任意造法的风险，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民众对于规则的遇见可能性，从而真正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内涵。

注释：

（1）此处所谓的“从新原则”是指司法解释效力的从新，而无意混淆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的概念，此处使用“从新原则”并不意味着承认司法解释属于刑事法律的渊源。下文中将继续使用这些概念，情同此理。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黎志慧.论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三个问题[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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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维.刑法的权力解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5]李立众.刑法一本通[M].第九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

[6]陈兴良，周光权.困惑中的超越与超越中的困惑[G]//陈兴良. 刑事法评论第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88.

[7][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30-131.

[8][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6.

[9]林维.刑法的权力解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37.

[10]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J].法学研究，2002，（3）：23.

[11]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J].中国社会科学，1997，（4）：29.

[12]陈兴良.我国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J].法学，1992，（1）：11.

[13]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J].法商研究，2003，（2）：7.

责任编辑：刘玉邦

作者：王华伟

刑法司法解释分析论文 篇2：

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控制与引导

摘 要：刑法司法解释发布、控制中的舆情及其控制、引导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发布不充分、不到位;舆情控制方法简单、粗暴，舆情引导职业站位不高;舆情监测、收集、研判、解答工作不扎实、不配套，;舆情控制与引导“两张皮”现象较重，舆情引导明显不足。对此，提出加强发布舆情预测;有效实施发布舆情控制预案;改善舆情控制方法，提高舆情引导职业站位;加强舆情全面、及时监测、收集、研判和解答;舆情控制和舆情引导“两手抓”等对策，杜绝舆情事件，从而保障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平稳、健康运行，促进统一执法、公正司法。

关键词：舆情控制与引导 刑法司法解释 发布 实施

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过去由传统媒体独占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舆情阵地的局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新网络软件平台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刑法司法解释舆情较量的主阵地，这给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控制和引导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对此，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提出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和解决办法，促进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舆情健康发展，从而保障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平稳、健康运行。

一、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概念、内容、表现和特点

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是指在“两高”制作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发布前后和实施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内容及相关刑法适用问题的看法或意见。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一般社会反响。这部分涉释舆情主体主要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反响表达场合不固定，既有正规的场合如座谈会或其他正规场合，更多的是非正式场合如街谈巷议之类，既有网下议论、随便说说，也有网上各种贴吧或朋友圈里的随便聊聊，它的显著特点是及时性、敏感性强，篇幅短小精悍，傳播快。（2）学术界专家、学者不同的研究意见。这部分涉释舆情主体层次高、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发表的有关刑法司法解释意见在理，有一定的理论性，容易成为“两高”制作司法解释（指发布前）或再解释（指发布后或实施中）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既可以表达在学术期刊、报纸这些传统媒体上和学术研讨会中，也可以表达在各种新兴媒体上，它的显著特点是理论性、规范性强、参考价值大，容易引起“两高”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学术论争热点。（3）司法人员司法过程中的异议。这部分涉释舆情主体属于业内人士，“两高”制作的刑法司法解释好不好，还存在哪些不足，法院、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院”）从事具体刑事司法工作的人员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要运用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办理具体的案件，要对“解释”（指文件）进行再解释，他们的异议具有具体性、个别性、专业性、操作性等特点，成为“两高”刑法司法解释适用中的重点或疑难问题，理应引起“两高”的重视。（4）上层社会不同的看法。这部分涉释舆情主体是我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精英人物，主要是各级各位党政领导、社会名流，这些人在考察、调研活动中或各种形式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及到对有关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内容或适用中问题的意见、看法，这些意见、看法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他（她）个人的意见、看法，但由于其社会地位或身份决定了这些意见、看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从而容易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两高”要重点应对这部分涉释舆情。这四部分涉释舆情的具体表现形式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正常性反应;二是抵触性情绪（包括批评意见）;三是建设性意见;四是深层次思考;五是前瞻性意见。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舆情，从整体上讲，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分散性、非系统性。这是我国涉释舆情的分布特点。我国涉释舆情分布在社会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从整体上讲，这些舆情各自为阵，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特点，形成不了内部规范的系统。（2）零碎性、不成熟性。这是我国涉释舆情的性质特点。尽管关于涉释的深层次思考经过舆情主体深入的理性思考和规范的理论探索，但就整体而言，各层次、各方面的涉释舆情总是自发的、零碎的，形成不了对科学司法进行规范、高效的统一、协调的引导，因此，还是不成熟的，需要“两高”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予以规范引导。（3）交叉性、重叠性、扩散性。这是我国涉释舆情运动性特点。随着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和一些网络软件平台的应用，我国涉释舆情的存在和运行已远远超过在传统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观点、看法和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而是全面充斥在各种网络平台上，涉释舆情的信息点在各平台间相互交叉、重叠，并向全社会不断扩散、发酵，网上网下各种涉释舆情信息严重干扰或困扰着实际部门的具体司法活动，“两高”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要严厉整治涉释舆情环境，形成和谐宜居的司法舆论和司法公共关系。（4）易发、诱发舆情事件。这是我国涉释舆情发展性特点。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涉释舆情容易引发、诱发一些舆情事件。所谓涉释舆情事件，是指由于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理解和认识不正确、不到位、不全面而导致形成危害社会秩序的事件，如上访、闹访、学术抗议、司法怠慢等，严重的会导致局部地区的游行、示威或静坐、抗议司法等，所以，“两高”要牢牢把握住涉释舆情的发展趋向，及时有效地控制、引导好涉释舆情，杜绝一切舆情事件的可能发生。

二、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舆情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舆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认同与不认同甚至异议并存。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意义、作用的发挥和具体内容，有持认同态度，也有持不认同态度甚至还有表示异议、引发上访、闹访的，这一涉释舆情问题表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中必要的相关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到位，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方面，还要下功夫。第二，肤浅认识与超前思考并存。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过程中，既有一般社会成员肤浅的带有感性化的认识，也有极少数专家、学者对所涉及的刑法学理论问题的超前思考，这种较大层次差的舆情格局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适用是有害的，一个是认识不及，一个是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都不是科学的认识，“两高”要做的工作是及时地予以调适，方法是一边立足社会大多数进行解释背景知识、所涉刑法学问题的普及教育，一边是扼制超前思考的影响范围，表明正确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原则，最终把整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控制在合理的认识范围，引导到正确的认识轨道上来。第三，反响的群体性、地区性色彩较浓。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实施过程中舆情内容的实际状况看，我国涉释舆情中，既有一般社会成员的反响，也有学术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意见，还有司法人员的异议和上层社会不同的看法，认识的群体视角比较明显，并且，由于我国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对同一个立案标准或构成要件或其他刑法适用问题的反响不同，有利害关系的地区就会有不予认同的态度甚至抗议的态度，这就需要“两高”要打破舆情群体视角的局限，克服舆情地区差的缺陷，通过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教育引导措施，在系统内外、不同地区开展同口径的但教育内容重点不同的释法说理活动，把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不同舆情控制在科学的认识区域内，引导到统一的认识境界中。第四，认识的片面性、孤立性、静止性特征比较明显，缺乏标准性。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舆情主体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认识、看法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片面性或孤立性或静止性（有的是脱离实际性）的明显缺陷，这就需要“两高”采取有力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有的是现实的）普法教育，把全社会的舆情引导到统一的标准认识上来。

三、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舆情控制与引导之间的关系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控制是指，“两高”采取有力措施将社会各界对制定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的看法和认识掌握住，不使看法、认识超出文件意义的范围，或者对由于认识不全面、不到位、不深刻而产生的思想混乱、认识不规范、不统一进行有效的管理、制止;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引导是指，“两高”采取有效措施，将社会各界对制定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的不正确认识和看法进行指引和疏导，并使之恢复到正確的认识轨道上来，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包括认识不全面、认识不到位、认识不深刻和认识越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控制与引导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包括：（1）相互依存。舆情控制是舆情引导的前提、目标和保障，离开控制谈引导，引导将会失去依托和保障，引导将成为没有具体指向的没有保障的纯粹说教;舆情引导是舆情控制的延伸和发展，离开引导谈控制，控制将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和进一步存在的基础，控制将成为没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纯粹的管理活动，控制不住、控制不好，就会引发舆情事件或社会混乱。可见，舆情控制与舆情引导之间揭示的是舆情稳定和舆情拓展的关系，两者相互依赖，舍我不行。（2）相互贯通。舆情控制中有舆情引导，舆情引导最终要落实到舆情控制中，控制中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引导中不着眼于实现更好的控制，同样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两者互相包括、互相融合、互相渗透，谁也离不开谁。（3）相辅相成。舆情控制与舆情引导相互辅助、相互补充、相互成就，控制中工作做得不到位的，要靠及时的必要的引导去添彩，引导中有不足的地方，要靠有效的控制来支撑，控制过程中有必要的引导，引导过程中少不了有效的控制，两者相得益彰，统一于舆情管控之中。

四、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舆情控制与引导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是发布不充分、不到位现象仍然存在，导致由于知情隔阂而引发舆情事件。现实生活中，“两高”发布制定的刑法司法解释，由于过于担心网络评议、炒作给司法解释适用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而不敢在网络上同步体现有关报道，只是召开有关刑法司法解释新闻发布会，在机关报上发一个新闻通稿，回答记者几个问题，由“两高”研究室主任和司法解释文件承办人联名在机关刊物上发一个解读性文章，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知情渠道还是有限的，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是最优、最快的知情渠道，社会成员必要的知情权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保障，难免会由于知情不及时、不充分、不到位而引发舆情事件。

二是舆情控制方法简单、粗暴，舆情引导职业站位不高、政治定力不牢。“两高”对与刑法司法解释有关的错误认识和看法，不是在批评的基础上采取耐心的教育、引导，而是采取简单的封网、封口、撤台、打压，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即使进行引导，也不是立足于统一执法思想、保证公正司法的职业站位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来谋划和推进，引导的站位不高、政治定力不牢，自然引导的社会效果就不理想。

三是舆情监测、收集、研判、解答工作不扎实、不配套，导致舆情控制、引导基础工作不牢固、生态建设有问题。“两高”在刑法司法解释舆情管控工作中，明显存在舆情监测不深入、舆情信息收集不及时、舆情研判节奏慢、舆情解答零反应或不全面的特点，导致舆情风险始终处于高位运行，不能及时做到心中有数，主动谋划如何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引导，这些问题充分暴露了我国“两高”刑法司法解释舆情控制、引导的基础工作不牢固，制度生态建设有问题。

四是舆情控制与引导“两张皮”现象较重，舆情引导明显不足。目前，“两高”刑法司法解释舆情管控的工作分工是，舆情控制由新闻办公室统一纳入涉检涉法舆情控制业务盘子中去谋划和落实，研究室不掌握，研究室只管舆情引导，并且引导基本上停留在请专家座谈、到地方检察院去介绍刑法司法解释的背景、具体内容、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不是针对控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科学的解答、疏通、引导，“两张皮”现象严重，控制和引导相互脱节，引导工作很薄弱，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正。

五、全面加强和完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实施中的舆情控制与引导

第一，加强发布舆情预测，提出和有效实施发布舆情控制预案，杜绝可能发生的舆情事件。“两高”相关部门应当根据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作出工作部署，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给司法解释发布工作带来的挑战，主动作为，充分运用网络平台，及时地多角度地进行跟帖报道和网评，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关切，充分满足舆情主体的知情权，使社会成员在互联互通中全面、及时理解刑法司法解释的背景，准确掌握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主动适应具体规定，自觉做遵守法律的公民，杜绝可能发生的舆情事件。

第二，针对发布前后和实施中舆情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善舆情控制方法，提高舆情引导职业站位，筑牢舆情引导政治定力。针对前述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发布前后和实施中舆情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在控制中注意必要的疏通和引导，在引导中实现更好更优的控制，克服简单、粗暴的控制方法，把全社会的思想引导到保证实现统一执法、公正司法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个高度上来，不断提升涉释舆情管控效果。

第三，加强舆情全面、及时监测、收集、研判和解答，为涉释舆情控制和引导提供扎实的基础，营造优良的生态。要做强涉释舆情控制，做优涉释舆情引导，基础工作是加强舆情监测、收集、研判和解答，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解决涉释舆情管控实践中存在的监测不深入、收集不及时、研判节奏慢、解答零反应或不全面的实际问题，才能为舆情控制和引导打牢基础，才能为舆情控制和引导营造优良的制度生态。

第四，坚持涉释舆情控制和舆情引导“两手抓”“两手都使劲”，确保涉释舆情控制和引导协调、同步运行，保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平稳、健康发展。“两高”要巩固目前新闻办公室主管涉释舆情控制、研究室主管涉释舆情引导做法中所取得的成绩。就新闻办工作而言，要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不足，把基础落实到深入监测舆情和及时收集舆情信息上，把功夫下在快速研判舆情、全面及时解答疑惑上。就研究室工作而言，要建立刑法司法解释发言人和联络员制度，发言人由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担任，联络员由司法解释文件承办人担任，他们及时回答网络舆情中的各种疑惑，此外，还要设立网评“写手”“意见领袖”、聘请学术VIP，及时有效地回应网络平台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积极引导学术界各种不良的观点或意见，构建积极向上的涉释舆情话语体系。牢牢掌握司法舆论主导权，要建立舆情研判、解答协商、移送制度，新闻办监测、收集到负面舆情后，吃不透、拿不准的，要及时会商研究室，必要时移送研究室分析研究，最终由研究室统一解答，解答方式采取同源解答，即，在什么渠道上出现的负面舆情，就在什么渠道上及时正确地予以解答，通过这些措施，确保涉释舆情控制和引导协调、同步、同向、良性运行，保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平稳、健康发展，促进统一执法、公正司法。

作者：荣晓红

刑法司法解释分析论文 篇3：

浅析我国的刑法解释问题

为了应对打击犯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刑法解释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解释主体､解释权限以及审查､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刑法解释;罪刑法定;类推;解释权

彭贤鸿(1972-),男,江西安义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詹 明 (1971— ),男,江西上饶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江西南昌 330003)

刑法作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律,维护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最重要的利益,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刑法解释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基础问题,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制定第一部刑法以来,我国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需要,出台了大量的刑法解释｡这些刑法解释虽然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却存在不少与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冲突的问题｡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是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

一､完善刑法解释对逐步实现刑事法治的现实意义

刑法解释是解释主体依法对刑法规范含义的解析和阐释｡目前我国还处于刑事法治的初期阶段,刑法解释的现状存在较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严重影响到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完善刑法解释对当前我国逐步实现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完善刑法解释有利于实现刑法得到普遍遵守｡要想让公民普遍遵守刑法的前提是必须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充分理解刑法,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需要借助刑法解释对广大普通公民不能正确理解的刑法规范进行解析和说明｡只有让刑法规范被更多的公民理解和掌握,才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得到普遍遵守｡另一方面完善刑法解释有利于使刑法更趋向于良法｡刑法的创制和发展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再到不完善,再到更完善的过程｡法治所要求的良法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法｡除了在立法之时,创制出符合良法要求的刑法之外,刑法解释对完善刑事立法,促使刑法趋向于良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刑法的完善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过程,这就必然会和刑法规范的稳定性要求产生一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定期修改刑法之外,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就是刑法解释｡只有通过刑法解释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程度不断地修正刑法规范的涵义,才能使刑法规范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二､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刑法解释主体范围的理解存在分歧

习惯上理论界根据刑法解释效力的不同,将刑法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此种分类和解释主体紧密相连,当前我国真正决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三者效力的是解释主体,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依法作出的解释是立法解释,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解释是司法解释,这两者属于有效解释,除此以外,其他所有主体对刑法作出的解释依法都属于无效解释｡有学者认为现实中我国立法解释的存在形式表现为三种情况:(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2)由最高立法机关在法律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3)刑法在施行中如发生歧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1]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不属于立法解释,而是立法行为｡由最高立法机关在法律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不属于有效的立法解释,因为其作出解释时针对的只是刑法草案,不是已生效的刑法[2]｡根据《宪法》､《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是立法解释主体,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拥有法律解释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是立法解释主体,仍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明确,其将影响到全国人大在刑法典的条文中对具体刑法术语进行解释是否合适,在法律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中作出的解释是否有效｡

争议更多的是司法解释的主体问题｡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最高司法机关是法律解释的主体,但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以上依据在《立法法》出台后是否仍就有效,目前理论界仍未明确｡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解释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1)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联合作出司法解释;(2)其他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进行司法解释;(3)最高司法机关授权省级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主体认识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刑事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很容易导致违反《宪法》和对当事人基本人权的侵犯｡

(二)刑法解释主体的权限不够明确

在我国目前现存的刑法解释形态中,各刑法解释主体的权限范围不是很明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解释中的权限无明确界定｡虽然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法律的解释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法典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刑法术语解释的条文,例如刑法第90条到第101条的规定｡这些刑法条文形式上属于刑法典的一部分,实质上仍属于对刑法规范中个别术语的解释｡全国人大这种直接在立法中对法律文本过多的进行解释有违立法的要求｡

2.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解释权限的范围界定不易操作｡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刑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的刑法解释权｡最高司法机关依法只能对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刑法规范是在司法适用中被发现问题,才需要通过解释来明确的｡当司法机关在具体工作中遇到对法律的理解或适用不明确时,往往难以及时分清到底是刑法本身的理解问题,还是刑法应用问题,这就导致了最高司法机关在把握司法解释权限上的操作困难｡[3]

3.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权限划分在实践中较难把握｡根据《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对一些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共同遇到的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应由谁来解释不明确,致使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同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给司法实践工作制造了困惑｡

(三)刑法解释权的行使缺少有效的审查和监督

刑法解释权作为由国家机构行使的一项权利,属于公权利的范围,其在行使过程中若失去监督,必然会倾斜于刑法解释主体或国家执政者的需求,听命于刑事政策｡当前我国无论是司法解释权的行使还是立法解释权的行使,都缺少对其合法性的有效监督,进而导致了出现违法的刑法解释得不到遏制和纠正的现状｡现实中,由于未能对刑法解释进行有效的事前审查和监督,当最高司法机关作出超越权限的刑法解释,很少有相应的机关给予指正｡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刑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冲突的情况下,即便一方作出的解释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很少主动进行纠正｡除对刑法解释缺少有效监督以外,我国针对刑法解释主体违法作出解释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也存在不足,这是导致刑法解释主体滥用解释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我国刑法解释主要问题的解决路径

要解决现有的刑法解释问题,必须立足我国当前的现实,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才能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笔者针对以上我国刑法解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解决路径｡

(一)界定刑法解释主体的范围

依据“谁制定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法律”的原则,刑法解释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当然的刑法立法解释主体｡[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要受到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由其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职能｡但是刑法解释随着刑法适用的需要随时都有作出的可能,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被《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规定为法律解释的主体,也就是法定的刑法解释主体｡实质上的刑法解释是针对所有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而针对刑法文本中所有条款的解释属于形式上的刑法解释｡就实质上的刑法解释而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是刑法的立法解释主体,因为在刑法典中存在大量的解释性条款｡就形式上的刑法解释主体而言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刑法的立法解释主体｡

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当前我国法定的司法解释主体｡刑法的司法解释权作为一项公权利,理应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不享有的原则,所以公安部､司法部等其他单位和人民团体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授权不能成为刑法的司法解释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同为司法解释主体的现状不利于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司法解释权必然会削弱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不利于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逐步从司法解释主体中淡出｡

(二)明确刑法解释主体的权限

刑法的立法解释权限是指立法机关仅仅针对刑事法律规范的一般性解释,而不是针对刑事法律规范在适用于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全国人大的主要职责是创制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解释刑事法律规范,全国人大在制定刑法时应尽可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将解释性语言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对刑法草案的说明或修订案的说明不应具有刑法解释的效力,其只有在刑法及其修订案生效以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门的立法解释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具有刑法解释的效力｡

刑法的司法解释权限是指司法解释主体对特定司法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刑法进行的解释｡依据《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任何司法解释无权变更刑法及其立法解释的原意,只能就司法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如何应用刑法及其立法解释进行解释说明,否则,就违法了《宪法》｡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机关,拥有集体的专业理性,其作出的刑事司法解释对所有司法人员在具体适用刑法过程中具有普遍效力｡具体办案法官针对个案如何适用刑法向特定人所作的解析和阐释对其他法官处理类似案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应当仅仅属于一种转述行为,即转述刑法文本､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法官不能成为刑法解释的主体,其既不能造法,也不能针对具体案件随意改变刑法适用的普遍性规律,只能尽可能客观的理解刑法､公正的适用刑法和最大限度的实现刑法明文规定的目的｡

(三)建立健全刑法解释的审查､监督和责任体系

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现实中出现的立法解释“缺位”和司法解释“越位”现象,关键是因为对刑法解释权的行使缺少监督｡[5]为了督促刑法解释主体严格依法行使解释权,我国应建立健全刑法解释的审查､监督和责任体系｡当前我国急需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现存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进行清理,对以后要作出的刑法解释进行事前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刑法解释的审查､监督机构应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样才能有效的发挥其对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审查､监督作用｡针对未依法行使刑法解释权的具体责任人,有过错的,要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只有逐步完善以上措施,才能最终保障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法治作为我国法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急待推动和完善｡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刑事法治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前提和基础,选择正确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是关键｡同时,刑法解释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步到位,其离不开我国的具体国情,必须随着我国整个法治环境的改善而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22.[2]刘晓莉.刑法解释的主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3]何秉松,杨艳霞.论刑法解释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4]侯国云,关仕平.也论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及主体——与吴丙新同志商榷[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5]邓中文.越权刑法解释的原因与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责任编辑:莉 茹】

作者：彭贤鸿　詹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