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共7篇）

篇1：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学习体会

通过学习最高法、最高检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若干问题的17条解释，对与此有关的法律规定有了明确的了解。

1、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权的企业实际控制人、投资人或者对安全生产设施、安全生产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可以认定为犯罪主体。

2、危害安全生产的，死亡1人，重伤3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为入罪标准。

3、故意掩盖事故隐患，组织他人违章作业等行为均应认定为重罪，属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4、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行为与安全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从重处罚。

个人应做到，遵守企业安全规定，对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和违章指挥行为及时提报或制止，同时在进行设备现场维修时，严格按规范流程和标准执行，尊重科学，保证安全。

设备处李洪波

2016.1.11

篇2：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今日15时，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关情况。根据新颁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将适用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进行定罪。

《解释》明确提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危害极其严重。为依法惩治此类犯罪，《解释》第九条首次从三个方面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问题：

一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二是基于国家禁用物质具有的严重危害性，明确国家禁用物质即属有毒、有害物质，凡是在食品中添加禁用物质的行为均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三是基于当前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药物易发多发的特点，如在减肥保健食品中添加副作用危害严重的“西布曲明”等药物成分，在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哥”等，明确规定对此类行为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花絮

最高院发布会首次全媒体直播

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会首次采用全媒体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即时传递发布会信息。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各大传统媒体出现发布会的同时，中央电视台对该发布会进行了现场直播，人民网和最高人民法院网通过网络对该发布会进行了图文直播。

在发布会上，最高院还分别邀请到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中国之声、人民法院报、豫法阳光、浦江天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微博博主进行微博即时播报。

最高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当前媒体传播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在传统媒体

参与发布会的基础上，最高院将继续尝试网络媒体、自媒体参与发布会报道，为公众即时传递最高院的最新信息。

2010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品刑事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刑事案件1533件；生效判决人数2088人。

■ 追问

《法释》打击面是否过宽？

问：《法释》第一条规定，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按照刑法，都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状况下，该法条的打击面是否过宽，不利于我国食品行业的整体发展？

最高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这个规定在起草过程中也有专家提出过类似的担心。我们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法释》中作了限制。从质的方面，我们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严格限制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产品上。《食品安全法》第28条规定了10种食品禁止生产、销售，《法释》里我们选出4类危险性较高的作以规定。

从量的方面看，我们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了程度上的要求，比如第一条的第一项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有人会问，什么叫严重，能不能准确说超出标准限制的2倍或者3倍就叫严重？这个问题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很多专业问题是很复杂的。比如刚才提到的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它的标准限量是不一样的，危害性也不一样，如果一刀切的规定为三倍或五倍是超过标准限量是不科学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留给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裁量。我们也担心司法实践中裁量的过程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法释》第21条在程序上进行了补充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

进口食品如何认定？

问：《法释》在食品安全案件方面提及的都是国内生产销售流通环节的犯罪行为，对于同类型的进口食品犯罪如何认定？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进口食品如果出现司法解释上的各类情形将同样按照该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进行惩处。不过从目前来看，进口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多在国外，取证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提取相关证据，将与国内同类情形犯罪，一视同仁。

相关立法是否滞后？

问：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有发生。有观点认为是现行的法网还不够严密，立法上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罪名滞后，量刑比较轻，在处罚上比较注重危害结果。

最高院发言人孙军工：我们出台这个《法释》，目的就是要把打击、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编织得更严密。这样做的目的，从司法机关来讲，要把法律现行的规定，所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措施用足、用好。当然，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断出现新的情况，犯罪手法、犯罪方式、危害后果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应对这个变化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立新法、修改现行法律。作为司法机关来讲，我们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在用好现行法律规定的各种刑罚措施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如果有需要提出立法建议的，或者修改现行法律建议的，我们也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 声音

应规范食品鉴定资质

5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在过去近十年间，该院共受理四起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案件。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分析，这一现象说明，此前，食品安全类犯罪打击力度不够，入罪门槛过高。

5月3日，《法释》的出台，则增强了相关案件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上述状况将改观。

审判实践法院还呼吁，应该统一规范食品鉴定领域的鉴定资质。

北京一中院曾经审理过一起案例，当时北京食厚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真空包装半成品烤鸭一案，涉案食品安全鉴定由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出具。但该中心系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监督检验机构，并未纳入北京地区《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的鉴定机构。

严格意义上讲，未纳入《名册》中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应属于“鉴定意见”，然而当前实践中尚无对微生物进行检验的专门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因此法院最终也认可其证据效力。

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讲述，还有一些案例中会出现意见相左的鉴定意见。尤其是2011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食品安全检测实行分段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不同环节，各执法部门均有权管理，这势必造成对食品鉴定意见的判断更加困难。

篇3：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1)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那么在此处“等”字是何意义?解释此“等”字有何必要性?实务和理论界又存在什么矛盾和不足?本文将以“两高”司法解释为视角, 对以上问题做出探讨, 希冀可以对之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近几年来, 对非法口供排除的研究成为了学界, 甚至民间大众的热点话题, 尤其是其中的“等”字, 各有各的理解。在司法实务中亦是如此, 真正完全统一的规定并没有出台, 导致相同的案子换一个法官往往导致不同的结果, 这不仅会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放大, 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对我国司法的权威性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那么“等”字在此到底何意?又具体包含哪些情形?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当今的历史大背景下, 人权保障越发彰显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对人权的保障更优的国家往往有着更高水平的文明程度以及更高的对证据的要求。并且证据发展的国际趋势也是直接要求对非法口供排除的“等”字需研究透彻。可见我国对关乎非法口供排除之“等”字的研究既是当今实务界迫在眉睫的要求, 同时也是人权保障对证据的要求以及证据发展之国际趋势所向, 不仅关系到具体案件的公正, 更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进度。

(一) 保障人权对证据的要求

2004年, 我国人权保障入宪, 标志着我国人民的人权保障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也标志着我国领导层对人权保障越发重视, 这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方面面。具体在口供的获取方面, 则表现为口供的客观证据审查模式。

所谓客观证据审查模式, 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重点审查客观证据, 并据此模式审查全案证据。简而言之, 就是依据一般相对而言较主观证据更加确实可靠和稳定的客观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的审查模式[1]。其要求在办案过程中遵循一个原则和四大规则, 具体落实到工作路径上表现为五个强化[2], 对于非法口供排除则主要体现在口供的客观性检验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规则, 强化从言词证据中的客观性证据发掘、强化以客观性证据检验言词证据的真实性, 力求更大程度保障人权。

对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所规定的证据, 按照主客观的划分标准, 可以将口供纳入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审查强调证据的客观性, 而对非法口供的排除中“等”字研究的完善可以更合理的排除主观证据, 这也从另一方面满足了口供的客观证据审查模式的客观要求。并且, 经过非法口供排除的口供往往具有更高的客观性, 这也正符合口供的客观证据审查模式的内在要求。因此, 研究非法口供排除的情形, 尤其是其中最不明确的“等”的研究是符合口供的客观证据审查模式要求, 并且也是人权保障对证据的要求。

(二) 证据发展之国际趋势要求

将视野扩展至世界范围, 可将证据制度沿革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也是人类对诉讼认识的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3]。而我国虽然在立法和理论层面已经脱离了口供裁判阶段, 但是在实务中, 轻信口供、并以刑讯逼供等获取口供的情况依旧存在, 并在短时间内很难杜绝, 这使得我国很难融入到国际法学界。

为了融入国际大环境, 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约, 并且正在尽力使本土法律与公约契合, 在这种情形下, 国际证据制度也使得我国不得不推动证据制度的改革, 其中也应当包含着对“等”字的研究与落实。具体而言, 我国完善对非法口供排除中“等”字的研究将使得非法口供更难在实务中发挥作用, 实现在实践中剔除非法口供, 只留下相对而言更具有客观性的口供, 这对我国完善证据裁判制度的建设, 与现代国际证据制度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这也是当今证据发展的国际趋势对我国的客观要求和期望。

二、“两高”对非法口供排除的“等”字解释

对于“等”字, 学界和实务界中还没有统一意见, 为了方便案件的审查, 两高依照我国司法惯例分别对此做出了司法解释。

《解释》第95条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 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 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 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等’”。《规则》第65条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 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虽然两高都给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办法, 但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完全达到当初的预想, 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问题。

(一) 两高对“等”字解释的矛盾

单从字面上而言, 两高的解释并不一致, 并且也不是很明确, 在实务中应用起来可能会造成混乱, 不利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实行。首先, 对适用主体而言《解释》明确规定是“被告人”, 而《规则》则规定是“犯罪嫌疑人”, 虽然这可能与法院、检察院日常工作习惯有关, 可能对案件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严格说来“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就是不同的, 容易导致矛盾的产生。

其次, 最高人民法院对“等”字的解释突出强调了刑讯逼供与“等”的一致性, 换句话说,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并排除的“等”必须具备的条件公式为“方法+痛苦+非意愿=‘等’”;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并排除“刑讯逼供”的条件为“方法+痛苦”, 认定“等”的条件为“相当方法+非意愿”, 并明确规定了“暴力、威胁”方法。[4]也就是说, 单从条文上按照《解释》, “等”意味着必须是具备使被告人痛苦的要件, 即所谓“痛苦规则”, 而按照《规则》, 这却并一定不需要, 这导致了两者的矛盾以及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纠纷。

(二) “两高”对“等”字解释的不足

“两高”的解释虽然涵盖范围很广, 但依旧存在不足之处, 不过一方面司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 有这种种限制;另一方面, 大千世界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单纯几个法律条文很难将之完全包含。不过本着严苛的眼光来看, “两高”的解释存在以下三点问题。

1. 责任主体要素的欠缺

也有学者认为其中没有包含责任主体要素是不妥当的, 这可能使得刑讯逼供等能不能由非公职人员实施不得而知。可能会造成公职人员授意其他人员去实施非法行为而认为自己并无不法行为。笔者认为没有相关规定就应当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原则, 其他被授意者获取的口供也应当排除, 但为了规范和防止此类事情起见, 也应当做出规范。

2.“无痛苦”情况下的口供排除的忽视

“两高”对“痛苦规则”的规定方式虽有不同, 但至少在实践中却往往都适用“痛苦规则”来解释“等”字。其中, 最高人民法院是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 而最高人民检查院则是在实践中往往并不是完全依照《规则》, 而选择采用“痛苦规则”。

虽然在大都情况下采取“痛苦规则”并无不妥, 被采取者无论是被施以暴力还是被恐吓, 都会引发他们的痛苦, 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 现实中存在被采取者在没有感受到现实痛苦的情况下被非法获取口供。比如催眠, 被催眠者不一定是受到了痛苦, 而可能是下意识的做出供述, 但一方面这种方式不一定可靠, 但却往往给人以可靠的感觉, 不利于审判的进行;另一方面, 这种方式获取口供也违背了“不自证其罪”的规则, 原则上来说, 并不可取。

需要说明的是, 笔者并不是主张“自白任意性规则”, 因为其在当前我国的法治条件和社会治理条件下, 可操作性还较低, 容易导致案件审查的混乱, 并且往往比较低效, 造成“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笔者所指实质上是对“痛苦规则”的例外补充, 并不是替代之。

3. 后续口供的排除缺失

两高的解释忽略了在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之后又以合法方法获取口供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也是应该被排除的“等”。龙宗智认为其中应当包含两层含义, 即 (1) 确定或无法排除使用令嫌疑人、被告人肉体或精神剧烈疼痛和痛苦的非法方法获取口供, 并假借其余威而取得后续口供; (2) 非法获取口供的事实存在而重新获取[5]。并且他指出, 这两种情况下取得的后续口供得完全排除。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虽然这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可能是真实的, 甚至在特定的案件中几乎可以肯定是真实的, 但这绝不能以牺牲人权以及反国际证据发展大趋势为代价。

需要说明的是, “刑讯逼供”是我国对此非法行为下的概念, 国际上一般称之“酷刑”。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 系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原则, 我国所谓“刑讯逼供”大体可以依据其中对酷刑的定义进行解释[6]。据此笔者认为要明确“等”字的含义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应当同时对此进行吸收借鉴。

三、非法口供排除的“等”字应有之涵义

解释“等”字, 学界虽也有诸多争议, 但也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 并且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共识, 在本文中也有体现, 在此兹不赘述, 但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几乎都选择采取“痛苦规则”, 鲜有论及“无痛苦”时口供的排除, 而根据“痛苦”的认定, 学界有着诸多学说:有学者认为此须以一般人的忍受为限度, 一旦超越了一般人的忍受限度就符合排除条件, 为客观说;也有学者认为此需要依靠具体的案例, 以受害人的忍受限度为准, 为主观说;还有学者采用折中的作法, 认为对“等”字的界定要以一般人的忍受限度为主要判断, 对于个案再结合受害人的具体情况, 为折中说, 较客观、主观说虽有进步, 但依旧比较片面;同时, 有学者认为对“等”的界定不应只着眼于人的主观耐受性, 而应当是程序违法性, 即以程序违法程度为主, 辅以具体受害人的耐受程度, 为程序说。笔者认为其是比较合适的说法, 但依旧没有完全跳脱痛苦规则的范围,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根据研究, 笔者认为要准确解释此“等”字, 一方面需要对“等”字进行体系解释, 即根据“等”字一般的用语习惯和所在条文的体系关联来解释“等”字。一般来说, 当存在疑问时, 应当假定法律本身有着使用统一的语法的意图[7], 那么此“等”字自然不包括《刑事诉讼法》第50条所禁止的“威逼、利诱、欺骗”, 而应当是与刑讯逼供等同或者等效的方法。并且, 对“等”不应做限缩解释而导致其范围未免狭隘, 并不利于当今我国对口供的排除力度, 不利于对人权的保障和与国际的接轨, 故笔者认为此“等”字不可局限于《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列举的冻、饿、晒、拷、疲劳审讯。

基于此, “等”字可具体理解为公职人员或者在其唆使、同意或者默许下, 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外的具有程序违法性的方法, 蓄意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肉体或者精神折磨, 或者使其无法抗拒而做出的非自由供述, 或者是以非法方法获取供述之后再以合法手段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陷入恐惧、无助而做出的供述或是因非法取供事实存在而重新获取口供的非威逼、利诱、欺骗方法。总之, 我国目前法律建设依旧不完善, 仅仅“等”字便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 但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更应当激励我们去创造和拼搏!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中的“等”字有着诸多争议, 并且争议并没有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完全消灭,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两高”的解释造成了更大的争议。而从体系解释出发, “等”字的应然含义是与“刑讯逼供”等同或者等效的方式、方法。结合当今的保障人权对证据的要求, 以及证据发展的国际趋势要求, “等”字还应当不仅体现“痛苦规则”, 同时也应当体现“痛苦规则”的例外补充情形。

关键词：非法口供,等,人权保障,痛苦规则

参考文献

[1]李思远.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与疑罪从无[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 (4) :83.

[2]樊崇义, 赵培显.论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4 (1) .

[3]陈光中, 郑曦.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J].法学, 2011 (9) :3.

[4]张斌.论两高对“刑讯逼供等”的解释[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4 (4) :87.

[5]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J].政法论坛, 2013 (5) :24.

[6]万毅.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两个“证据规定”的使用为中心[J].现代法学, 2011 (5) .

篇4：两高逆袭：回归司法本位

今年的人大票决，两高凭借冤案纠错、司法改革、反贪反腐顺利通关，成功实现“逆袭”。在这些工作背后，是中国司法理念的转变，是司法机关对坚守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本位回归

3月15日上午9点半，北京人民大会堂二层观众席的一角，传来一片兴奋的低语。

此时，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正在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决议草案投票表决。广播里，每隔几秒便催促一声：“请按表决器。”连续三四次后，结果终于出炉—— 高法获得2619票赞成、213票反对、44票弃权;高检获得2529票赞成、294票反对、61票弃权。

那片低语来自数十名高法工作人员。他们身着黑西装、白衬衫、红领带，坐在二层观众席的左后方。对于这个结果，他们似乎相当满意。而不远处的高检阵营里，几十名检察官表现平静，看不出心中的波澜。

从往年两会审议报告的投票结果看，高法往往成为“反对票大王”，但今年得以摘掉了这个帽子。而过去曾经与高法“同病相怜”的高检，也因为预算报告遭遇高票反对，而避免了反对票最多的命运。对于两高、尤其是高法来说，这一次，它们逆袭成功。

放低身段

3天以前，从两高报告公布开始，人们便看到了逆袭的希望。全国政协社科界别的小组讨论上，一位委员预言，今年两高报告的通过率“超过80%没问题，好一点儿能到90%”。果不其然，高法通过率91%，高检则接近88%。

自2006年全国人大投票数据公开以来，两高的反对票就居高不下。此前，两高报告的未通过率一直高于16%。其中，2009年和2013年，高法报告的未通过率达到峰值，超过24%。

“所以每年投票时两高只能互相比，反对票少一点儿的就会比较欣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当一个人体重达到300磅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比自己更胖的人。

对于多年来两高的票决处境，张建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公信力低、公众对法检机关担当的角色不满，“所以人大才用这种方式鞭策你、督促你。”同时，人大代表中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人员比例较高，对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等角色认同度更高;相比之下，两高工作与多数代表的职业无关，又包含了众多法律专业术语，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也会导致通过率低迷。

然而这一次，两高变了。它们主动放低身段，积极、广泛地寻求认同。报告中穿插运用的37个案例、上百组数据，让“不太懂法”的普通人看懂了两高究竟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拿到的纸质报告上，还专门植入了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广告”。

高法一口气列出了3个客户端的二维码，高检则把“9个网络平台发布28000多条信息，粉丝数从30万增长到目前的2200多万”当作了广告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表示，“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两高的报告作得很认真、很用心。”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郑鄂看来，两高的新媒体战略与强力推进的司法公开一脉相承。“现在，各级法院都有公开平台，集中了庭审记录、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内容。而且很多法院开发了智能终端，只要一部手机就能上网查看各种诉讼信息。”郑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叫“注重用户体验”。

首席的自责与反省

与这些外在形式相比，两高内部重置工作重点、重塑司法形象的尝试，更加值得关注。

3月12日，两高向人大汇报时，高法院长周强的“自责”、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的“反省”，成为绝对的头条。两位首席的诚恳与谦卑，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的高法报告，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单独列出进行汇报;两高也都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举例，表达“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吸取沉痛教训，健全纠防冤假错案长效机制”的决心。同时，高检还列举了“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等4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检察机关“认真复核证据，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监督支持人民法院纠错”。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过去，冤假错案的纠正总要依靠凶手落网、亡者归来，“但在这几起案件中，司法机关正在从被动纠错向主动纠错转变。”

此外，2014年，高检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高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对念斌等518名公訴被告、260名自诉被告宣告无罪。与此相对，2009年至2013年的高法工作报告中，未曾提及宣告无罪的被告人数量。陈卫东认为，这些数字全都指向一个目标：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防止冤假错案继续发生。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冤假错案给社会带来很大震动，也给司法机关投下阴影。“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保证办案质量、排除非法证据等特别做出了规定。法院、检察院现在对冤假错案十分警觉，而纠正、防止冤假错案转而成为两高的一项业绩。”张建伟说，对于中国的司法，这是一大进步。

不过，谈到周强的“自责”，张建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这与检察院系统存在重大差异。所以，曹建明为各级检察院的工作“反省”的确应该，“但最高法院是否要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自责’，是否要向人大汇报全国法院的工作情况，恐怕有待商榷。”张建伟说。

在两高报告的近200个数据中，呈下降趋势的唯有3处，其一是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79615人，同比下降0.02%”。张建伟认为，批捕数量下降，说明检察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所调整，试图在批捕环节减少羁押率，“可捕、可不捕的，尽量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其他措施”。而这种调整，正与国际社会在法治文明、人权保障方面的原则统一适应。

多名受访学者表示，无论纠防冤假错案还是保障人权，都是司法回归本位、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要塑造出一个开明改革者的形象，衡量业绩的标准、向人大和公众展示业绩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张建伟说。

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

在司法改革方面，两高去年的工作可谓浓墨重彩，法院系统尤甚。北京、上海组建了跨行政区划法院，深圳、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看来，前两项建制旨在祛除司法地方化，后者则要引领司法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前进。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注意到，高法2015年的工作安排中，并未特别提到祛除司法行政化问题。但陈卫东认为，报告里尽管没写，但解决司法行政化依然会是今年的重点。

“祛除司法行政化，是要改变过去的司法权力运行模式，赋予承办案件的法官更大的自主权。”陈卫东分析称。去年，吉林、湖北、贵州、青海等七地进行了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人员分类管理等改革，选取12个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并按新模式设立了深圳前海合作区法院、珠海横琴新区法院。这些试点实际都是为了祛除司法行政化，今年，改革还会更加深化。

与法院相比，检察院在改革方面亮点不多，这似乎也是高检报告不够抓人眼球的原因之一。张建伟认为，检察院改革之所以不像法院那样大刀阔斧，主要因为二者诉讼角色不同。

与法院相对超脱的裁判者身份不同，检察机关肩负着公诉和部分侦查职能，审前压力很大，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诉讼心理相对保守。所以检察院也在改革，而且具有与法院改革的同步性，但曝光率一直很低，得不到凸显。比如，2014年，北京、上海也相應设立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但舆论多认为这是为了与法院进行工作衔接，其革新性很快便被淹没。同时，检察院也在进行人员分类管理试点，与法院改革内容非常相近。

张建伟认为，在两高报告中，一些司法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并未得以呈现。比如，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流动性不够，与常驻式的派出法庭没有本质区别;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难以在直辖市彰显作用，却偏偏被设在了京、沪两地，“这与普通的中级法院差别不大”。

此外，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虽然有利于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但今后是不是只要案件多、社会关注度高、国际推动力大，就要设置一类专门法院？这会不会让中国的法院体系过于芜杂？”张建伟表示，这类新型法院建立之前，仍然缺乏丰富充分的论证。

“所以我们要检讨，这些改革的名义与实质是否相符，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改革。”张建伟说。

反腐不搞“灯下黑”

本次报告中，还有另外几组数据值得关注：各级法院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干警2108人，同比分别上升154.3%;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1人，同比分别上升126.5%、36.6%和120.6%。检察院方面，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404人，同比上升86.2%。

在郑鄂眼中，这是两高对腐败“零容忍”，不搞“灯下黑”。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朱孝清分析，违法违纪数量的巨幅增加，并非源于司法人员顶风作案，而是因为查处力度明显加大。朱孝清透露，某中级法院因为花费2000多元公款宴请另一法院的考察团，就被通报批评。法院内部的查处力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陈卫东也认为，很多违法违纪行为来自多年的积淀，“现在让这些问题浮出水面，至少不能说是两高工作的失败。”

3月15日上午，对两高报告票决10分钟后，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落下帷幕。这一次，冤案纠错、司法改革、反贪反腐犹如三面坚盾护送周强、曹建明顺利过关。当人们渐次步出会场时，两位首席依然等在主席台旁，与经过的领导握手并颔首致谢。

篇5：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17日

法释〔2013〕1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第二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

（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十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三十亩以上，其他土地六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四）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一万五千人以上的；

（六）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七）致使十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八）致使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九）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并致使五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十一）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

（二）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三）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四）在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实施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的，以污染环境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第六条 单位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七条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本解释所称“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第十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以及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二）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

（三）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

（四）《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五）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第十一条 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篇6：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情况的反馈

一、专卖内管信息系统运行方面

（一）及时处理预警：

自第三季度以来，专卖内管信息系统预警处理严格执行《关于印发《黔南州烟草专卖局内部专卖管理监督系统卷烟模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精神，针对预警项的不同，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抽取一定比例的异常预警项进行有侧重点的核实了解，通过采用电话回访、与联系人面对面沟通和实地拜访当事人等方式了解掌握促成预警出现的原因，及时洞悉业务部门、零售户的经营动态。截止9月15日，第三季度专卖内管信息系统异常预警3794条，其中，启动实地调查核实的有327条，达到内管预警处理要求。

（二）存在问题：

1、在系统运行过程中部分需要备案的虽然已经在此之前进行备案，但在之后的实际信息产生后仍然会出现预警；

2、现阶段营销部门对分客户日订货量未作上限限制，内部专卖管理系统在统计预警点的时候时常会出现客户日订货量超过450条的预警；

3、客户在入网经营过程中，如遇到节假日临时不能正

常订货，可系统仍然会把假日时间段统计进去，无形中造成了异常预警；

4、内部专卖管理系统月销量与营销系统在销量统计上时间不同步，导致部分客户在实际订货中出现了无超量供货手续的超量供货现象；

5、内部专卖管理系统中的预警点的统计不能与订货日同步，需要在第三天才能够处理，出现了时间跨度：

6、进行营销部门货源投放备案时，由于备案栏有输入数字的限制，往往会造成不能完全按照营销部门提供的备案资料进行正常备案，只有缩减后方可备案，那样就造成了备案资料不全的情形；

7、在“内管流程”中的“商业异常预警分析统计”模块下，“处理中预警”栏上会出现无法处理的异常信息。

8、预警值的设置不是普遍性的适合每个零售户，还有待进行适时调整。特别是一些特殊现象，如新入网零售户由于维护销售需要一段时间而超过两个订货周期没有订货是正常现象，而内管系统却出现了零售户订货异常预警。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相应的调整，对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要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此外，对特殊时期、特殊现象也要特殊处理，如分季度零售客户分类评价时期的属性频繁变动预警等也应相应作出调整促成其更为智能与科学化。其他，如：●单品销量可疑大户预警（县级局）

个别零售户的单品牌订货数量差异特别突出的，当前周期超出同类型客户订货平均量150%的零售户（只对单次订货量在30条以上的客户参与计算）。计算周期：每天。●订单总量异常预警（县级局）某零售户当前周期单次订货总量超过前三个订货周期平均数的150%（只对单次订货量在30条以上的客户参与计算）。计算周期：每天。●单次单品订货数量异常预警（县级局）零售户当前周期单次订货品牌数量超过前三个订货周期该品牌订货量平均数150%的预警提醒。计算周期：每天。3大块预警值设置就不太科学，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预警设定值不能够虽货源投放策略、市场变化、季度变化等进行智能计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管预警系统的功效正常发挥，使内管人员判断失误，当作异常现象进行处理。

（三）建 议：

1、建议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牵头，解决预警统计结果与营销电访时间同步，避免出现时间上的跨度；

2、重新设置客户日订货上限量，解决客户因订货量超过450条出现的预警，毕竟每个县的日订货量标准并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预测与设定，单品供货量都在受货源的供给而波动；

3、广大农村卷烟零售客户在日常卷烟经营过程中，都会因节假日、农忙时节与秋收时节社会消费有着密切的联系，阶段性订货结构会存在很大波动，这个预警点的出现设置是

否科学。

二、“两高”司法解释施行方面

（一）贯彻执行：两高司法解释于2010年3月26日开始施行。在2010年3月24日，罗甸县烟草专卖局会同罗甸县公安局、罗甸县工商局在罗甸县龙坪镇新艾村亭新组查处一个非法生产烟草制品案件，由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案情重大且复杂，涉及刑事犯罪，因此罗甸县烟草专卖局于2010年3月26日将本案移送罗甸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罗甸县公安局在对案件进行侦察后将相关案件材料上报罗甸县检察院，检察院根据案情批准逮捕五人。

（二）工作衔接：罗甸县烟草专卖局当前在与罗甸县检察院、罗甸县公安局、罗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相关执法部门的工作衔接、协调方面是到位的，其他部门也都积极配合、协助县局的专卖管理工作。

（三）存在的题：

1、本解释所称“烟草专用机械”，是指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烟草专用机械名录所公布的，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一项或者多项特定加工工序，可以独立操作的机械设备。

2、本解释所称“同类烟草专用机械”，是指在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 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能够完成相同加工工序的机械设备。

3、非法生产、销售、购买烟草专用机械的价格按照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全国烟草专用机械产品指导价格目录进行计算；目录中没有该烟草专用机械的，按照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目录中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的平均价格计算。

根据以上3点所述，2010年3月24日在罗甸县龙坪镇新艾村亭新组查处的案件，有关于非法生产的机械认定就难以对应以上所述的“烟草专用机械”或“同类烟草专用机械”目录，经请教省局专卖处后，采取由县物价部门按照市场价格、折旧率等进行定价。因此不能更能严厉的打击非法生产烟草制品违法犯罪行为，另外还增加了办案的成本。

（四）建 议：烟草专卖打假工作，会越来越多的需要对生产机械设备的鉴定，上级部门是否可以与相关部门联络做好相关物资和机械设备的认定、定价等事宜。

篇7：两高司法解释学习重点

“两高”亮剑，30天大限期间未交代的问题以及以后出现的问题将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不仅是 “党

纪”与“国法”的衔接，更是一记重拳、一柄利剑，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两高”亮剑后，中纪委《规定》的“雷声”将真正地变成一场“疾风骤雨”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指出，这里规定的情况属于坦白范畴，但较通常理解的坦白范围要窄一些。“一般而言，犯罪分子在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管司法机关掌握程度如何，均应视为坦白。《意见》仅列举了四种情形，这主要是出于量刑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具有本条规定的坦白情节的，量刑上均应不同程度地加以考虑。”

《意见》规定，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的；(2)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不充分，犯罪分子如实交代有助于收集定案证据的。

《意见》还规定，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2)如实交代对于定案证据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坦白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实践中没有疑问。《意见》之所以特别强调坦白的量刑意义，并具体列举了两种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情形，主要考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原则。坦白对于案件的侦破和顺利起诉、审判，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坦白所起的作用不一定小于自首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这一点往往为我们办案人员所忽视，在量刑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同时，鉴于一些地方在个别案件处理上放宽自首的认定标准。《意见》在严格自首认定条件的同时，强调坦白在量刑中的作用，既有效防止了自首认定的随意性，又能确保法律限度内尽可能地实现个案公正。”这位负责人说。，《意见》中最大的看点是严格了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当中经常遇到的自首、立功量刑情节的成立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譬如，在自首量刑情节成立条件的限制中，《意见》强调，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成立自首的两个法定要件。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再譬如，在立功量刑情节的成立条件的限制中，《意见》明确了三种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的具体情形，分别是：非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行为；没有指明具体犯罪事实的“揭发”行为；犯罪分子提供的线索或者协助行为对于其他案件的侦破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的抓捕不具有实际作用的。

除了对自首、立功量刑情节的成立条件进行严格限制之外，《意见》还对据以立功的线索、材料来源予以了限制，规定四种来源不得认定为立功，即：本人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的；本人因原担任的查禁犯罪等职务获取的；他人违反监管规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