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盛口述历史

傅盛口述历史（精选4篇）

篇1：傅盛口述历史

丁盛口述历史

·丁 盛·

◇ “九一三”事件后的广州军区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来总理给我电话，说是“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就是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他的儿子什么的，逃跑了！这是周恩来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广州部队的信任。

周总理给我几条指示：

第一、广州陆、海、空归你直接指挥！

第二、直接听毛主席和我的指挥！

第三、广州地区要稳定，部队要稳定，政府要稳定，所有的都要稳定。

第四、加强边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进入指挥所。

第六、监听敌台广播，注意敌人动向。

当时林彪逃跑，他在温都尔汗摔死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啊，当时，就是看林彪这么逃跑，外国有什么反应？

周总理给我这个电话之后，我就找到刘兴元、任思忠，我说：“总理告诉我了，林彪逃跑了。军区的全体领导同志，立即开常委会，在留园，在留园我们党委办公室开会，这是可以查的。当时决定，我们完全拥护主席、总理的指示，我们坚决听主席、总理的指挥。并且立即发电报给中央。我们备战，一下子就进入指挥所，机关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机关，不允许休息，备战！很紧！

当时就是这样，我听他们讲，这个电报当时搞得苦啊！我们的机要局长魏继烈，他是局长，不大译了，搞得时间长一点，硬是追他，为什么搞得那么晚？时间搞得那么长？追得不得了，这次非得他亲自译不可，这可以查，电报有原稿，中央也会有电报的，档案可以查！这是第一，我们表态。

第二呢，传达之后，广州地区的部队、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林彪逃跑了，广州地区的部队**哪，或是怎么样哪！没有这个事情！很稳定！

国庆节没过几天，李先念和华国锋就来了，到广州来了，后来他给我讲，他们认为广州肯定是很乱，他一看，哎，没有什么事嘛！很平静嘛！所以李先念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要我们注意什么事情，对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动他们！不要牵连他们，李先念呢，他们就想这么个问题！按总理的指示办事情。所以广州军区没有发生什么逃跑呀，自杀呀，还是搞其他什么，没有啊！如果按照那种想法，我们都是林彪的人，那还会不出事情吗？

那么林彪南逃你们知道！搞啊！我那个秘书陈宏康抓起来，还有其它一些人，许世友找他们谈话，找李维英（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谈话，说你李维英有本事，有能力，只要你把这个问题揭出来，你就可以怎么样重用，就是封官许愿！李维英讲：‘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这些人是久经考验的人，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他们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作战部长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受牵连！“丁盛知道啊？”“丁 1

盛不知道！”那时候的电话，查呀，说邱会作给我打电话，我说：“没有！”“九一三”之前，邱会作老婆是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候我有病，是问候我，说：“你的病怎么样啊？”说的我的身体，根本没有谈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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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京工作时，七四年的八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我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不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吵起来！张春桥说：“林彪南逃，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上海，为什么只打上海，就没有广州？”我说：“这电话又不是我打的，电话总机在北京，你问他们，你问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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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这个，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有记录，有材料。怎么办呢？在北京，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

从思想上讲，我们对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思想上确实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们没有和他搞任何的阴谋诡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讲了，我和林彪见面就这么几次！话就这么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来往。通信都没有。我怎么成了林彪的死党呢？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七四年八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广州军区，说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嗬！那七四年搞得凶啊。说我们在可以查的，是宣传部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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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为什么卜占亚的老婆到广州来？”我说：“她到广州来我都不知道！后来问她，她说是来广州学习接待外宾，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们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亚老婆到广州来，我怎么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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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负责，向全国人民负责！广州军区领导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们搞了这样多的大的运动，翻箱倒柜。七四年、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搞得这么厉害，你们搞到什么证据没有啊？没有任何证据。这样多的人有人知道没有啊？领导者没人知道，有人说他知道，后来他又翻供了，他说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今天郑重声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他到哪儿知道啊？没有嘛！

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五七一”纪要，他提到说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他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哪有这道理，哪有这个逻辑啊？你们查来查去，查这么多，都毫无根据，„„

你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什么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这可以查。

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你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是我们叫他当的？这不讲理嘛！那么，你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对的，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那么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说我们，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强加在我们身上！“九一三”以后，打击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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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毛泽东喜欢吃麦片，麦片是澳大利亚的，我们从香港专门买的澳大利亚的麦片给毛泽东，送到北京去！从香港买麦片都不能过海关，通过海关他要检查，要打开来，那就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情报部有船，在香港买的麦片，装在船上开回来，开回来以后，直接交给管理局。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知道，负责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着仓库。那么多麦片，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包，尝也没有尝过，我们也不知道那麦片怎么吃。

我们修的毛泽东的那个房子，为了他的安全，周总理那套房子，他来了，睡了午觉，吃了饭，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邓大姐给我讲：周总理在南方睡了个午觉，说那个房子很好，他很高兴，大姐给我讲：很安静，环境也好，周总理很高兴。毛主席没有来住过，康生没有来住过。只有周总理去过，董老，董必武去过，董老去休息过，李先念、华国锋去过，其它的没有，江青住过，江青在一号住过，松园她住过。

七０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韦国清、刘兴元他们活动，要到江青那儿去照个像！江青过去也不认识我，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话。江青就答应了照个像，有韦国清、刘兴元、卜占亚、我，我们四个人，到她家里照个像，每人都照了。话嘛，没有什么说的，那时候我也不插话，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认识我，我们也没说什么话，我记得好像在她家里吃了顿便饭。我在广州军区工作这一段，小结一下。

我认为广州军区的领导和部队，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队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经得起风雨，经得起考验的。林彪事件后，广州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广州军区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做亏心事！广州的领导同志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谁都没有搞。我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没有搞阴谋诡计！也不必要搞阴谋诡计，搞什么阴谋诡计啊！我们都是工作关系，上下级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应当要好，上级说话不执行能行？毛泽东在长沙与我谈话，我们全部执行了，贯彻了，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北京，我就作检讨，总理讲：“你不要检讨了，你们思想检讨，检讨够了”。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来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作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七三年十二月份，我们八个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接见我，毛泽东讲了：“你呢，实际上到广州也不久，也调换一下，你身体不大好”。毛泽东这样跟我讲，总理在跟前介绍的！谁谁谁，“噢，我知道！要注意身体”。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办事！”这样讲的，总理一个一个讲。所以，这一段，我们应该向党交待，广州军区绝对没有搞阴谋诡计，绝对没有事情。强加广州军区的，强加于哪一个人的，都是错误的。◇ 南湖的房子是给谁修的？

一九七０年，汪东兴讲，毛主席要到广州来过冬，也是一样的，要到广州来，当然我们

大家都很高兴，也得修房子，没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岛一号有一个房子，感觉住那里也不够，小岛一号也不够，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刘兴元几个领导人又去找，广州那个城边上，我们找了个地方，麓湖边上，看了一下，不行，那个位置还是好的，但是太嘈杂。

有一次，我们的侦察部队在磨刀湖搞演习，搞潜泳，我去看了，无意之中我就看到，这个位置不错，这个地方给中央领导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围是山，中间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刘兴元高兴：这个位置可以了。我就问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这样不更好嘛，根据汪东兴的介绍，我们就派了具体办事情的三个人，一个是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一个是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王庆林，一个是后勤营房部副部长邹和典，他们三个人，负责修房子的具体工作。他们去看，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了。我说你们去看看吧，把它的规格、大小、尺寸、长短、摆设，你们都把它记回来。这样，搞好了以后，我们就在七○年的五月份，开工！现在那里叫南湖。

总的方面，我经常去管，更具体一点的，是我们一个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办具体工作的就这几个人。因为很急，当时我们就调了两个团，修这个房子。

汪东兴在开工的过程中来了。汪东兴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修多少栋房子呢？汪东兴讲：主席一栋，总理一栋、康老一栋，就是康生，这个„„江青一栋，这是这样，修这么多！„„

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汪主任，你在哪里住”？因为他是办公厅主任，他跟随着毛泽东哪！“你这么办！我最后跟着主席的工作人员，我和张耀祠”张耀祠也是办公厅的副主任哪！专门跟着主席的！“我们（汪东兴、张耀祠），还有医生、护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员修一幢，我们住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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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他：“总理、康生，这些房子我们都比较好定了，在哪个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儿修？”汪东兴怎么讲呢？他说：“江青的房子离主席也不能太远，太远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见”。这怎么好找啊？要看不见！哎呀，好费神啊，费力啊！走来走去，走了又走，看来找了那个地方，现在的南湖一号。原来是毛主席那儿叫一号，总理的叫三号，康生的叫五号，江青的房子，七号，后来为了保密，就倒过来了！江青的房子叫一号，康生的叫三号，总理的房子叫五号，主席的房子叫七号。

后来汪东兴又出题，说主席不能总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总住在这里啊？不能总住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再修一个地方呗！所以，后来“松园”那一幢，也是给主席修的！所以整个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松园，汪东兴他们住在那个八号，全部按照这样修了。

修完以后汪东兴又来了，来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后呢，他不大高兴，我们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里住啊？本来汪东兴原来就讲了和张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号，房子都在，两套，还是很高级的。他不大高兴，没办法，不高兴嘛，那就给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号下来水上、水边那幢房子，是汪东兴的。为什么修在水边那个位

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别的还没有地方了！好，这下他就没什么说的啦！这是一次，他来了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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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领导的房子，是汪东兴原则定的，具体规定的，具体检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东兴的意思来办的，按他的要求来做的，中央办公厅还有个局长姓毛，专管工程的，他也来过几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房子这是绝对可靠的事情，是汪东兴交给我的。在“九一三”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周总理，叶帅，整个花了六千多万元，他给批了这个钱。那个时候，松园这套没有完工，我说：“总理，那套没有完工怎么办呢？”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就这样没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费了，没有用了，再加点钱把它修起来，今后还可以用！”总理就说：“好啊，你们就把工程结束吧！搞完吧！”这样，“松园”的房子是后来，“九一三”之后才完工的！修这个房子的全部过程就这样！

修起来了就要用，这个房子每一个大厅都要有一个放电影的坐机，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个电影坐机呀，汪东兴就讲，哈尔滨有，汪东兴的关系，从哈尔滨拿来四台坐机，主席的、总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个大厅有一台坐机。本来很明确，名正言顺地给他们修的，七四年“批林批孔”，广东的过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么也好，就硬说这个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说是林彪准备南逃之后，他在这儿住的！这样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庆林，作战部副部长，是很老的同志，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是修这个房子，硬说是给林彪的，在这个情况下，广东就写信给汪东兴，你亲自坐镇，你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

汪东兴说话？他就不说，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七四年，批林批孔，伤害多少人啊，我说你汪东兴是个人吗？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说：“这个房子，是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你们定的！”说：“不是给林彪修的！”不说话，使广州军区大部分人，相当一部分参加工程的人，很愤慨！我也很愤慨！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帐？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后，汪东兴是“四人帮”之后的副主席，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的，是中办主任呀，那时毛泽东还在呀！你们不说话，把这边搞得灰溜溜的，检讨呀，追呀，查呀！当时七四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丁、任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许世友在广州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定要查出来南湖的房子是给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来，林彪南逃广州，广东领导人知道！翻箱倒柜，批林批孔是从三月份搞起的吧，三、四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七月底，搞乱了，瘫痪了，不可收拾。这个时候，主席、总理派韦国清到广州来收拾这个摊子，这个时候才讲：这个房子不是给林彪他们修的，这个房子给毛主席修的。好，这样才结束。

篇2：试述初中历史课堂有效教学行为

一、当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特点与必要性

(一) 当前初中历史课堂的特点

初中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 主要指的是教师通过对有效的教学方法的应用, 帮助学生在知识掌握方面具备较之前来说更为有效的方法, 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知识由少到多, 由不会到掌握的情况。这一点有效地实现了初中历史课堂中的教学行为, 帮助学生实现了个体的适应与不断反思。

其中, 教学的开放性是指方式灵活, 情景有趣, 问题富有弹性的教学模式, 这一点的内容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兴趣, 激发其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

(二) 当前初中历史课堂有效教学的必要性

创新初中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行为, 不单单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还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在当前初中历史课堂中应用有效的历史教学行为, 不单单能够有效地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更能有效地提升初中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与此同时, 还能够为初中历史教学的发展与进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自身的个人修养与爱国情操, 以及正视历史的能力。

二、当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一) 尚未建立明确的课堂教学目标

当前很多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并没有对历史教学的目标进行深层次的理解与掌握, 导致大部分的历史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 不能合理地制订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学习目标。这样一来, 导致学生在历史课堂的学习过程中并未得到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并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在整个历史教学过程中, 如果教学目标不是十分清晰, 易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方法存在欠缺与遗漏, 还可能导致学生对历史思考的减少, 不能在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所以, 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师应当在备课阶段就积极考虑历史教学内容, 再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目标。

(二) 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制设置不合理

由于当前我国在初中历史教学教材使用上, 存在极大的不同甚至是不合理的情况。这样一来, 很容易将讲课教师的授课思路打乱, 从而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情况存在极大的障碍, 也会导致学生所学习到的历史知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而, 在历史教材的编订过程中, 务必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能力。

三、提升初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方法

(一) 营造积极的历史课堂气氛

初中历史教师在备课的时候, 务必要针对所教年段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来制订相适应的学习办法与目标。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原因就在于, 这正是历史教师取得关键性教学成果的重要因素。因而, 教师一定要保证自己已经将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进行了完整的讲授, 从而指导学生掌握更多相关的知识与能力。

(二) 优化历史课堂的教学方法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活跃课堂上的学习气氛, 教师可以认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从而能够有效地优化教学效率。

举例来说, 当历史课上讲解到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 教师可以借助于已有的多媒体视频文件将当时的战争场面展现给学生看, 这样更具感染力。再比如, 当历史课讲解到李鸿章这位人物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一场辩论比赛, 引导学生将自己对李鸿章的不同见解与看法表达出来, 等等。这些方法可以让学生自行收集相关资料, 有效地拓展了相关的历史知识。

(三) 整合初中历史教材

学校在编制历史教材的过程中, 编撰者应当进行充分的讨论交流, 确立清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体系, 提出具有发散性思维的课后思考问题。还应当综合考虑学生的认知、学习能力和心理特征等因素, 对历史教材进行系统整合, 做到时效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也只有这样, 才能很好地将回顾历史环节与热点结合, 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总结

综上所述, 初中历史的教学有效性对整个初中学习都有极大的作用, 因此,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初中生进行引导与指导, 并为日后的历史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付秀娜.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0.

[2]李红珍.初中历史课堂有效教学行为研究[D].苏州大学, 2010.

[3]杨晓宁.论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应用[D].辽宁师范大学, 2012.

篇3：导演傅红星：真实的历史更精彩

傅红星，1963年生于上海。1985年起，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历任编导、副总编和副厂长等职。2006年12月起，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现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涉及国家领导人题材的影片不胜枚举，敢走市场、上院线的却不多。导演傅红星10多年前拍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票房辉煌，甚至超过当年的贺岁片。如今，他又带来《旋风九日》，把镜头聚焦于邓小平访美。

《环球人物》记者去采访时，傅红星的工作室已经整洁很多，“之前里面全是电脑、资料，人都进不来”。他很健谈，但对电影拍摄过程讲的不多，而是津津乐道于邓小平访美那9天的每一个细节，所有的人物、地点、时间、活动、背景，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如果说制作领导人题材电影需要的是艺术家的投入和政治家的敏锐，那在傅红星这里，还有一种历史学家的精确和对现实的观照。他称邓小平访美是当年全世界都瞩目的“一场路演，比马云他们盛大多了”。

拍“超人”邓小平，也拍“萌版”邓小平

拍摄前，傅红星坚信自己能过审。果然，《旋风九日》2013年9月立项，2014年5月就开机了。作家刘震云曾说：“最能创作故事的是政治家。”傅红星把这句话再引申——“能创造伟大故事的政治家才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什么怀念邓小平，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能创作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已经进行了36年，开幕大戏就是访美这9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邀访美。《旋风九日》剧组搜集了这9天关于邓小平访美的所有视频影像资料，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历史镜头之外，还穿插了当事人的回忆。按傅红星的话说：“我们有个理论，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影片就把历史打碎了给观众看。”

他想拍一部有高度、有深度、有溫度的邓小平。

高度，体现在出镜人员的身份上。除了当年陪伴邓小平访美的中方官员、中南海保镖，美方的相关人物也都倾情出镜，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从2014年5月开始，傅红星带着团队，在美国跑得马不停蹄。“我希望这个影片的视野很开阔，不是狭隘地只有我们中国人自说自话，而要去事情的发生地，看看美国人怎么说。”

去布热津斯基家，傅红星见到了一个小本子，已经发黄了，上面记录了谁在他们家吃过饭，包括每一顿饭的座位图。这让傅红星感触良多。“我们采访的许多美国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去参加邓小平欢迎宴会的请柬等他们都留着，保存得很完好。我们提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有根有据。”

深度，体现在对影片的把握上。影片不是纯粹地按邓小平的访美日程表罗列镜头，而是“像所有好莱坞大片一样，作为主人公的邓小平，他在电影里是有任务的。为了圆满完成访问任务，他要克服一系列阻碍与问题。”围绕这些阻碍与问题，傅红星精心设计着情节。

温度，则体现在对珍贵瞬间的捕捉上。如果说，《旋风九日》前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超人”邓小平，用一己之力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刮起“邓旋风”；影片后半部分展现的就是一个“萌版”邓小平，他会在参观美国NASA时，面对着航天展示台里的宇航服和样品露出痴迷的表情，就像一个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玩具橱窗的小孩；他会很调皮地对美国人说：“我用一句话来表示我的感谢，这句话用中文讲叫谢谢，用英文讲叫Thank you。”感冒中的邓小平、吃牛排的邓小平、坐进月球车的邓小平、任孙女在膝上玩闹的邓小平……“看着这样的镜头，你能感受到伟人身上最有人情味、最人性化的一面。”傅红星说。

当然，对一部解密历史的影片来说，尺度的把握也相当重要。傅红星在这点上毫不含糊，用尺度来挑战大银幕。公安部前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凌云曾披露，当时收到情报，显示台湾方面买通枪手要暗杀邓小平。傅红星就去找凌云核实。3K党成员路易斯·比姆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搞了场突袭，还好被白宫特勤人员及时拦下。《旋风九日》里，这段情节被渲染得极富戏剧张力，并增添了2014年在美国寻访路易斯·比姆的过程。

对一些没有影像资料的情节，傅红星还别出心裁地用动画代替。“一开始审查时有点担心，毕竟领导人嘛，用漫画有点不敬的感觉。但时代毕竟越来越开放，没有任何问题就通过了。”邓家人看过后说：“‘文革’时关于老爷子的漫画我们看多了，那会儿都是被打倒的，现在更没问题。”

曾“打败”过张艺谋、冯小刚

拍摄《旋风九日》前，傅红星笑称自己的工作是“守了7年仓库”。他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双肩挑”，既当馆长，也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从1985年复旦毕业，傅红星基本没离开过电影工作。“我在上海长大、读书，专业是中文，但是想拍电影，就来了北京，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新影厂）工作。它当时有在全世界拍片的条件。”

刚参加工作时，傅红星拍过很多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电影，比如西藏。那个年代，去西藏并不容易。因为条件艰苦，很多人也不愿意去。1988年，厂里要派人去拍藏族同胞过藏历土龙年，领导最初分派的一位导演不愿意去，因为拍摄期间也是汉历春节。又找到傅红星，他很开心地说：“求之不得。”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

那时的傅红星，身上有股敢闯敢拼的猛劲。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傅红星出于新闻纪录片导演的敏感，带着一个团队，从胡耀邦悼念活动开始，天天扛着摄影机拍，像记日记似的。

中国人总说：“三十而立。”33岁时，傅红星决心要拍一部关于周恩来的纪录片。他和同事们思考再三，把目光聚焦到周恩来的外交工作。辛苦制作两年，《周恩来外交风云》于1998年2月登陆院线。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此片的单片票房就突破了150万元，创造了国产影片在一家影院单片放映的最高票房收入纪录。而此片1998年的全国票房，则超过了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当时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评价它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部教科书”。

观众对《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热情还未散去，傅红星又趁热打铁，于1998年11月推出了一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片子讲述了刘少奇为探索中国命运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他个人命运留给人们的深深反思。让人最为感动的是片尾。“文革”中刘少奇在遭受批斗时曾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尾部分，正是沉冤得雪后，遗孀王光美携子女们将刘少奇骨灰撒向大海的情景。

制作完这部片子，傅红星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和以前的照片对比，他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一下子懂得了不少人生的哲理，懂得了不被人善待之后，如何豁达地面对苦难。”片子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当时的新影厂，“大家突然发现，历史解密的电影其实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当然，讲好故事也很重要。”

电影与过去不同了

“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傅红星再一次执起导筒已是2014年，对10多年没有拍过作品的他来说，首要的感受是制作方式。“我拍上一部影片时，还是导演中心制時代，这部影片已经转变到制片人为中心的时代。大制片厂时代结束了，以前你在一个大厂子里完成后期的所有制作，现在不可能了。数字化以后带来的是全球化，你不需要属于哪里，你属于你自己就行了。只要你自己够优秀，就会被选入某个好团队。”

傅红星的父亲傅泉是一位老革命，12岁就加入陕北公学，当了个“娃娃兵”。“他一辈子把毛主席当成偶像，信奉革命，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傅红星也遗传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尤其在导演之路上。“我不想走老路，想超越自己。”他舍弃掉过去驾轻就熟的方法，在新时代里按新方式来制作《旋风九日》，同时坚持要让这部片子经受市场的检验。因为他更想让“80后”“90后”了解邓小平的魅力，“这不是什么老掉牙的历史，历史它从来不会走远，而是会照亮未来。从小处说，年轻人爱喝的可口可乐，爱吃的肯德基、麦当劳都是因为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更不要提那么多人赴美留学、勤劳致富，他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们的命运。”傅红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在电影资料馆7年，让傅红星对电影有了更深的理解。“每个入学的研究生，我都会问他：电影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会认为电影是艺术，我会告诉他们，艺术是电影最里面的东西。电影可以是政治、是外交、是教育、是语言、是经济、是历史、是档案……它是一切。艺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把电影做好，才能成为艺术。”

傅红星知道，“现在的市场很奇怪。有人说《狼图腾》是文艺片，可是它能卖出7个亿的票房。都说愿意为电影花钱的是年轻人，可我去影院时，那一场《狼图腾》的观众很多都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你说演员管用，那《太平轮》多少大角；导演管用，《黄金时代》呢，《一步之遥》呢？所以不能责怪任何人，时代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自有其道理，我充分尊重。”

篇4：大风歌碑历史变迁述略

汉高祖刘邦 (前256—前195) , 江苏沛县人, 出身农民, 初为泗水亭长。本无高官重权, 也非六国旧贵族, 只因能顺应历史趋势, 于秦二世元年 (前209) 九月, 响应陈胜、吴广首难, 在群雄并起的农民大起义中, 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 善用“三杰”, 三年亡秦, 五年灭楚, 创立了彪炳千秋的大汉朝。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所以称为汉族, 语言称为汉语, 文字称为汉字, 就是由于刘邦的初封汉王, 继而创立大汉王朝而来。

汉十一年 (前196) , 淮南王英布 (又称“黥布”) 谋反, 汉高祖刘邦亲往征讨。十二年 (前195) 平叛还都, 途经故乡沛县, “置酒沛宫,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 “发沛中儿, 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 高祖击筑, 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 慷慨伤怀, 泣数行下”[1]94 (《史记·高祖本纪》) 。这就是流传千古、开西京乐府之始的《大风歌》。沛人为了纪念这一难忘的情景, 因台作室, 名曰“歌风台”;前立碑石, 大篆镌是歌, 名曰“汉高祖皇帝歌碑”, 又名“大风碑”, 或称“歌风碑”。堪称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碑立于东汉

对于《大风歌》的刻立时间和书写人, 向无定论。我们看一下碑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历史背景, 我国最早对“碑”的文字记载是见于周朝, 《说文解字》对碑的注解为“竖石也”[2]126。这种竖在地上的石头, 原先是没有文字的, 它的主要用途是:设在宫中作为观测日影、计算时间, 或是拴祭祀牲畜之用。就其用途与性质来说, 与后来的碑并无相同之处。司马迁《史记》中称之为:刻石或立石。从现存的秦、汉时代的刻石, 就其形制来看, 与后世的碑迥然不同。东汉初明帝和章帝时的文献中开始有了碑的记载, 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后汉以来, 碑碣云起。”具体联系《大风歌》碑的有关问题, 我们不妨作出如下论断:汉高祖刘邦逝世后, 其子孙在沛为他修建了庙宇, 但却没有立碑。因为当时刻有文字的功德碑还没出现, 当时人们不可能超越历史, 把没有这一概念的事物作出来。建立《大风歌》碑的最早时间, 只能是东汉时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沛县城内有汉高祖庙, 庙前有三碑, 后汉立。三碑中应有汉代大风歌碑, 这是该碑较早的见证人[3]143。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歌风台在县城东南一百八十步, 并沛宫俱在泗水西岸, 立石篆刻歌风辞于其上。

至于书写者历来众说纷纭:清人冯云鹏在他的《金石索》中说:“此碑字长径尺, 魄力甚大, 虽剥蚀糜烂, 而古劲之气逼人……”但未言谁人所书。近年来沛人赵超又考证出, 《大风歌》碑应建于东汉章帝元年的南巡来沛。文字应由其随员秘书郎、书法家曹喜所书。民国九年《沛县志》记述《大风歌》书写者时说:“相传为蔡邕书……或云汉曹喜书。”沛籍书法家冯亦吾则考证为西汉人爰礼所书。《明万历沛县志》大风歌碑条云:“碑刻汉高祖皇帝歌, 字悉篆文, 长径尺, 相传蔡邕书, 无所考……”[4]136蔡邕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而当时沛县为沛王国, 沛王刘辅和他的后代诸王, 受东汉皇室的重视, 而沛王自然也会借汉高祖以自重。所以沛王和沛县的父老, “欲显扬帝绩”, 请蔡邕书写大风歌碑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蔡邕之威望和书法造诣, 才能与汉高祖的大风歌相称。这亦犹今日请名人书丹一样。地方史志与父老口碑相传, 均说是汉蔡邕书, 不可轻易否定。

“歌风碑”原高不详, 宽123厘米。《明万历沛县志》大风歌碑条记载如下:“碑刻汉高祖皇帝歌, 字悉篆文, 长径尺, 阔八寸。”[4]122现存沛县博物馆的“歌风碑”, 是残存的碑身上部, 高约170厘米, 宽123厘米。下部已无踪迹。“歌风碑”的文字是竖排, 右起, 共四行, 第一行相当于题目, 尚存“汉高祖皇帝”;第二行是《大风歌》的开始, 尚存“大风起兮云”, 第三行尚存“加海内兮归”, 第四行尚存“得猛士兮守”, 每行尚存五个字。歌词部分, 前两行各缺三个字, 末行缺两个字, 即缺第一句末二字“飞扬”, 第二句的第一个字“威”和末二字“故乡”, 第三句的第一个字“安”和最后两个字“四方”, 碑题缺“歌”字。

现存残碑, 为碑身上段, 高180厘米, 宽123厘米。由此可见原碑高大壮观。

元代摹刻碑

一千年后的元代, 诗人揭奚斯在他的《歌风台》一诗中有“穹碑立断苍台上, 静阅人间几劫灰”的诗句[5]42。另一位元代诗人汪巽元诗“碑存溪石高嵯峨, 汉字漫灭新镌多”[5]43。从这类诗句可以看出, 这时的大风歌碑, 已经“静阅”了许多朝代, 因为汉字漫灭, 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是元大德十年 (1306) 郡守和洽伯川倡刻, 元代摹刻碑, 高285厘米, 宽123厘米, 碑阴刻有刘邦作《大风歌》的经过和摹刻意图:“夫沛之为郡, 其来尚矣, 为汉高皇之汤沐之邑, 适因征黥布而还乡, 筑台会诸乡耆……奈历岁久, 风摧雨剥, 字画残缺, 于是有郡守和洽伯川与同僚达鲁花赤扎忽儿觯, 主簿梁天祺各辍己俸, 并买石材, 模勒旧字, 易而新之, 旧碑亦存焉。冀传万载不朽耳, 兹亦为良邑宰政事之端也, 命仆为碑阴引, 仆三俯循墙, 不得已而言之。时大德十年, 岁次丙午吉旦立。”170字[4]132。此文对摹刻大风歌碑的意图和愿望、参与人及刻立等情况介绍十分明确。参与者是元大德年间沛地所属的郡、县两级地方长官, 不惜用自己的薪俸, 既是乡里做好事, 也是高祖皇帝的感召力所在。

元代摹刻碑距今700年, 石质剥落较甚, 只有上部十余字可以辨认, 虽不能全面印证旧碑, 但可以衡量原碑的高度。

碑断于明代

历史的车轮又来到了明代, 有识之士们对大风歌碑的关注和维护仍在进行中。

明初诗人杨士奇诗云:“崇台面河曲, 穹碑倚烟村。”[5]65可以看出, 当时“歌风台”和”歌风碑”都还完整。嘉靖年间, 诗人唐顺之的诗, 反映的是另一种情况:“我来拟上歌风台, 岂意台空只平地。琉璃古井亦崩塌, 断碑无字苔藓翳。”[5]90其后明人叶向高《过歌风台诗》 (沛县博物馆存有此诗石刻拓片) , 有“断碑苔掩浊河隈”的诗句[5]111。查阅《明万历沛县志》记载:“在沛县东南数十武有二碑, 刻高帝作大风歌, 旧在泗水西岸, 岁久颓圮, 间于民居, 成化徙今地。御史陈嘉谟更修拓之, 天台卢荣记。嘉靖十四年, 知县杨政作亭覆碑。二十六年……万历二年……二十二年, 知县苏万民立坊表之, 台旧碑日暴烈日中三十余年, 苔封藓护, 渐就剥落。二十五年知县罗士学出元大德年间摹刻新碑于泥沙中, 而绕覆之于亭。”[4]163再据万历二十五年所修《沛志》记载:“今旧碑中断, 锢以铁。”可知明万历年间, 汉碑已中断, 然未言于何时, 可能断于明嘉靖四十四年的黄河大溃决中。

清代的多舛

清乾隆初, 汉碑下部仍存。据乾隆五年《沛县志》载:“歌风碑在沛县歌风台……竖于东……中断, 束于铁。”[5]176以后的《沛县志》记载, 乾隆四十六年、咸丰元年、咸丰十一年, 沛县境内相继遭受黄河决口和捻军攻陷。河决丰工, 台复漂没, 而中郎断碑亦埋翳于荒烟蔓草中有矣。咸丰十一年, 捻军陷沛县, 村庄尽成灰烬……就是这几十年的水患兵燹中, 汉大风歌碑下部失落无存, 元代摹刻碑也中部断裂。同治十年 (1871) , 知县许诵宣将歌风碑迁于歌风书院内。光绪元年, 任沛县知县的孔广仁在《歌风台》诗中这样写道:“惟见断碑蚀莓苔, 收拾残缺发光彩。”[5]197光绪三年 (1877) , 因歌风台狭小, 在邑绅孔广仁的捐资倡议下, 又将歌风台迁于歌风书院以西数步, 并将歌风碑并历代名人题咏尚存者, 一并移入其中。

抗战时的幸免于难

民国初年歌风书院改建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后又于此创办沛县中学, 歌风碑与大风歌碑一直处于学校西偏之北端, 覆以房屋。

民国二十七年 (1938) , 日寇轰炸沛城, 所幸两碑无损。后驻沛日本宪兵队长森协, 欲将歌风碑劫往日本, 赖沛人谎说此碑无甚价值, 使其稍有迟疑。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 此事遂寝。大风碑得以在故土保存, 此汉民族之大幸也[6,6]124。

新中国成立后的重放光彩

解放后,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保护古迹的指示, 沛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10日, 建歌风亭一座, 将歌风碑残存上部树于亭中, 元代摹刻碑立于亭外。以下为沛县人民政府所书《歌风亭记》:

沛县旧有歌风亭一座, 中藏一碑, 刻篆书大风歌。《沛志》称为东汉曹喜所书, 又传为蔡邕所书。篆书挺拔匀整, 确系古代艺术珍品。但一千七百余年以来, 人世变迁, 此碑屡遭破坏, 虽已补完整, 然大体尚存, 字迹之精神犹在。故根据一九五零年四月廿四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保护古迹之通令及上级指示, 建立歌风亭一座, 将此碑立于亭中, 并将明清人题咏歌风台石刻两块, 嵌于亭壁, 以保护我古代文化遗产, 供考古家研究与人民观览, 此记。

沛县人民政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1957年, 大风歌碑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34。十年动乱间, 亭拆碑倒, 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又蒙受了一次重大灾难。1975年, 江苏省文化局拨给专款, 并在县政府的资助下新建台高一米的三间仿古建筑, 亦名“歌风台”。置二碑于台内, 正中为旧碑, 东侧为元代摹刻碑, 元碑阴记述露于墙外[7]43。1982年3月, 江苏省人民政府, 重新将汉代大风歌碑公布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4。1984年, 沛县人民政府在今东风路文化馆内, 重建歌风台, 将汉大风歌碑、元代摹刻碑及历代名人题咏碑, 一并移置于内。从此两个珍贵的碑刻, 免遭风吹日晒、雨淋雪侵。同时沛县文博工作者多年努力, 从“金石大字典”、“四体大字典”、“重订六书通”、“金石索”等著作中, 悉数查出歌风碑下部所缺九字, 县政府拨出专款, 摹勒旧字, 使千年古碑恢复原貌。因此年为农历甲子年, 故称为“甲子碑”[7]45。1996年沛县人民政府筹资两千余万元, 又于今汤沐路汉城景区内重建歌风台, 恢复其“百尺高台”的历史风貌[8]23。1997年元旦, 三块歌风碑随沛县博物馆一并由沛城东风路58号 (原歌风台) 迁址沛县汤沐西路4号新歌风台, 作为新馆三个专题陈列之一, 在新歌风台三楼邀宴堂内对外陈列展示[9]3。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量古今资料、研究成果和实物的考证、甄别, 从研究大风歌碑的确立年代入手, 对大风歌碑确立的背景、年代及汉碑残存作出较为明晰的描述和推论;对元代摹刻大风歌碑的经过作出了真实的还原。

关键词：大风歌碑,确立年代,历史沿革,当代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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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锡蕃.民国《沛县志》卷六:古迹志卷八:艺文志[G].商务印书馆, 民国九年.

[7]江苏沛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沛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1984) 第七辑 (1991年) 第八辑 (1993年) [G].

[8]沛县汉文化研究会.沛县汉文化研究第一辑[G].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