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

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通用5篇）

篇1：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

黑龙江与央企交流合作签约46个项目投资3907亿元

黑龙江省与中央企业交流合作发展座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21日在哈尔滨市举行。省委书记吉炳轩出席，省长栗战书、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后致辞。

栗战书说，此次交流合作是党中央做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部署后，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对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一个重大支持行动。在黑龙江的建设发展史上，双方并肩携手共同在这块黑土地上奋斗和成长，中央企业对黑龙江经济建设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央企在黑龙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但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成为激励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栗战书说，黑龙江省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石油、木材、绿色食品基地，也是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目前仍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边境安全等重要任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黑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了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我们又提出今年要实现GDP超万亿、地方财政收入超千亿的目标，提出要打好项目建设、工业提速增效、农业增产增收、对外经贸合作、发展非公经济、财源建设等六个硬仗，力争在“十一五”收官之年，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由衷希望中央企业充分利用黑龙江的有利条件，发挥自己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品牌等优势，与黑龙江开展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合作。希望央企积极参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积极参与黑龙江省大项目建设，加强在黑龙江的采购，与黑龙江合作开辟境外市场，与地方加强技术合作。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高效的服务，为央企在黑龙江的经营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

李荣融说，当前，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八大经济区”的建设规划和“十大工程”的推进措施，这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部署，必将掀开黑龙江省发展的崭新一页，也将为中央企业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央企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融入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工作，稳健经营，努力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央企一定要认真抓好这次签约重点项目的建设，严控投资方向，严控工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做到搞一个成一个，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央企的投资项目要符合企业的主业，符合自身的能力，要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当地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李荣融表示，加强中央企业和黑龙江省的联系和合作是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符合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也符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和双方企业的长远利益。国务院国资委将积极支持这种合作，并将有针对性的做好协调工作，希望黑龙江省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央企业改革与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投资环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合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盖如垠参加会议，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赵克非主持座谈会。副省长王玉普、哈尔滨市市长张效廉分别介绍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概况和发展战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芮晓武、中国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民代表中央企业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与黑龙江合作的良好愿望。73户中央企业和我省16户地方骨干企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地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此次黑龙江省与中央企业签约项目46个，涉及中央企业25家，总投资额3907亿元(其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7个，投资额2683亿元；项目合作协议39个，投资额1224亿元)，主要分布在能源、石化、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等黑龙江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

篇2：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

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合作的管理协同问题研究

【摘要】地方国企与央企的对接合作属于政府主导型企业重组，不同于市场主导型企业重组。针对当前企业管理协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必须改革央企的组织结构，提升职能战略的管理能力，实施企业文化创新，完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协商性决策机制，理顺国有企业、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国企 央企 对接合作 管理协同 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中国500强企业完成的并购重组活动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分别是91.31%、81.21%、82.6%，一些地方国企通过并购重组甚至入围世界500强。地方国企主动对接央企的目的是通过国有企业之间的战略重组，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为地方经济发展破局，推动地方经济的升级改造和快速发展。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并购重组后的协同效应能否快速形成。因此，加强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合作问题的研究，针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对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合作的特殊性分析 根据企业重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不同，我们将国有企业重组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这两类企业重组的共同点是，重组的主体都是企业，在重组过程中都需要尊重和发挥市场的作用，都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问题。 在地方国企与央企的对接合作中，地方政府明显处于主导地位，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与市场主导型企业重组比较，这种政府主导型企业重组在政府角色扮演、重组目标选择、战略协同和管理协同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市场主导型企业重组的主导者是市场，市场在重组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和调节作用。因此，市场主导型企业重组的动机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内在追求，具有内生性。企业重组的目标是为了进入成长型的新兴行业，或者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或产品销售渠道，或者是通过买壳上市拥有资本市场的筹资能力，或者是通过多元化经营以降低经营风险。①总之，市场主导型企业重组的目标主要体现在战略发展、生产经营、财务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 政府主导型企业重组的主导者是政府，政府在企业重组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因此，企业重组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宏观经济发展和市场调控的需要，是企业发展外在需求的具体表现，是一种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引力和压力，具有外生性。当前，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合作的目的主要是： 第一，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企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加快高新技术运用，鼓励扶持战略新兴产业。 第二，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通过国有企业之间的战略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实力，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第三，在当前地方融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借助央企的影响力破解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瓶颈。②这三类重组动机更多的是政府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外生性特征十分突出。 地方国企与央企在管理协同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国企发展方向的调整困境。从企业战略重组的角度分析，被重组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组企业整体战略方向的差异性越小，其战略协同的难度就越小，战略协同效应就越容易实现。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后，央企应该指导地方国企迅速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并借此将地方国企的发展纳入央企的整体战略体系；同时，立足于地方国企经营管理的实情，加强经营管理策略方面的工作，确保整体战略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这一过程中必将面临的问题，就是对地方国企原有的发展方向是否做出调整。由于地方国企与央企的对接合作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完成的，双方企业的一些高管对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理解会产生一定的偏差，把战略重组工作仅仅理解为完成政府交给的政治任务，或者把战略协同仅仅理解为多并购几个同类企业，完成央企在行业中和空间上的布点。对接协议签署后，央企对地方国企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对地方企业发展方向是否符合央企的整体战略，如深度的产品结构调整、辅业剥离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触及。 企业文化创新的效果不明显。当前，地方国企和央企的对接合作主要是在行业内的企业之间展开的，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呵护下创建、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相同的管理体制、行业背景、发展历史造就了双方企业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较小，十分有利于企业文化的融合。 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所倡导的一些经营管理理念在国有企业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例如，国有企业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明显，企业的高管匹配有相应的行政等级，造成企业在经营困难之时往往想到的是“不找市场找市长”；过分注重组织成员的纪律观念和服从意识，不利于营造敢于冒险和鼓励首创精神的文化环境；论资排辈的人才管理理念盛行，限制了企业青年才俊尤其是年轻管理人才的上升空间。因此，借助于并购重组的契机推动企业文化创新的目的，革旧出新，兴利除弊，形成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员工行为模式，在当前的国有企业对接合作活动中表现的并不明显。 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发展战略的要求不匹配。与对接的央企相比，地方国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制于主营业务经营状况不佳，一些地方国企没有制定长远的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在于员工的招聘和使用；二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落后。以员工培训为例，地方国企倾向于培训一个员工某一确定的技能和职业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永远安分于这个岗位，而不是侧重于员工的自我提高、再培训以及超专门化技能的通才能力培训。 企业组织结构对战略实施的支撑不到位。在战略与组织的关系方面，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对接后如何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将地方国企的资源纳入央企的整体发展战略体系，即是维持相对独立的法人联合体形式（企业集团），还是进行实质性组织改革以形成大型公司（单一企业）。 二是对接后地方国企如何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即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总经理实施董事会聘任制，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地方国企的运行机制。 三是如何解决跨地域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当前，央企主要是通过掌握高管的任命以加强对被重组的地方国企的控制，制度层面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努力较少。 政企之间的管理边界十分模糊。自央企与地方国企开始大规模合作以来，政府介入企业经营活动较深，作为合作双方直接推动者的作用十分突出。这种政府主动推动的企业重组活动，政府作为经济活动调节者的作用明显越界，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四者之间的责任边界十分模糊。对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发展来说，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受到了损害；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其经营活动独立决策机制的形成更加困难。 地方国企与央企在管理协同中采取的主要措施 管理协同理论认为，企业重组以后，必须把充裕的.管理资源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拓展到被重组企业，实现被重组企业管理能力的迅速提升，对于重组企业整体协同效应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后，央企应该采取的主要管理措施有： 构架三级战略管理体系，提升职能战略管理能力。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合作无论采取哪种战略，都是政府为推动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长期的、决定性的决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使命的必然要求。因此，央企与地方国企对接后，要迅速构建“央企（或集团公司）―被重组地方国企（或事业部）―被重组地方国企的主营业务”三级战略管理体系。 央企（集团公司）负责制定公司或者集团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主要涉及资产组合的建立和管理，是央企（集团公司）长期的、根本的决策。被重组地方国企（或事业部）的战略规划主要是确定央企与地方国企对接后的增长机遇、央企内部不同业务单元的组合及相关投资的分配、战略协同效应的实现途径等。被重组地方国企的主营业务战略是在央企总体战略的指导下，经营管理某一个战略单位的战略规划，是子战略之下的职能战略，为央企的总体战略目标服务。其最终目的是营造央企的核心竞争力和确立央企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鉴于此，地方国企与央企对接后，央企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识别企业的核心资源和核心能力，围绕企业核心资源和核心能力的构建，及时制定被重组地方国企的主营业务战略，确保企业主营业务战略和整体战略的衔接，加强主营业务战略的管理能力，为战略协同效应的实现奠定基础。③ 完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尽快实现被重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在建立地方国企内部管理控制体系的过程中，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能是央企的整体发展战略。在整体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地方国企首先要按照科学分工的要求，优化各种职能活动，提高企业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其次，要选择合适的管理控制模式。基于企业规模扩大和地域分散的需要，偏重于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与扁平化管理比较吻合。对于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企业规模适中的地方国企来说，相对集权的管理控制模式则更为适合。企业决策层应该高度重视这一点；再次，加强企业的流程管理。建立合理的管理流程和科学的管理标准。同时，改革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体系，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为新流程的推行提供制度保证，增加企业的组织实力，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④ 加大组织结构改革的力度，提升组织对战略实施的支撑力。目前，与地方国企对接合作的央企中，绝大多数还是采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法人企业联合体的组织结构中，地方国企仍然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法人企业，并没有成为央企的一个业务单元，作为集团公司总部的央企无法对地方国企的资源进行统一配置。因此，改革央企集团的组织形式，就是要取消地方国企的法人资格，根据央企战略发展方向的要求，确定对接合作后地方国企的业务发展，将地方国企变成央企内部的一个业务单元。实施扁平化管理，提高组织的适应性，保证战略协同效应的实现。⑤ 同时，高度重视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决策权的划分问题。根据扁平化组织的内在要求，坚持重大决策权的集中（央企）和事业部（地方国企）积极性的发挥相结合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既有利于发挥地方国企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推动地方国企资源在央企整体组织体系内的合理流动，真正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以员工培训和教育为突破口，促进企业文化的融合和创新。目前，央企在入驻地方国企后，采用较多的是注入式的文化整合模式，即将央企的文化强制性地输入地方国企，因此，从地方国企的文化现状看，员工观念的更新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对接后企业的员工培训和教育工作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首先，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升为企业的战略管理部门，由重要的高级主管专职负责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工作。 其次，树立职业生涯规划的培训和教育理念。职业生涯规划为指向的理念，强调的是企业员工的职业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阶段相吻合，通过采取灵活的个人发展计划，实现员工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 再次，改变重技能培训轻价值观灌输的课程安排。在对地方国企员工的培训和教育中，除了必要的岗位技能培训外，必须加大企业核心价值观灌输的时间和内容，采取集中学习、开展专项活动、树立典型人物等多种形式，强化员工的认同感，改变员工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惰性。 最后，改变企业内部自我教育的培训模式，特别是对企业的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增加公司外的职业培训时间和内容，不断地更新理念，完善和提升素质。 探索协商性决策机制，推动政府和国有企业活动边界的科学界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必须划清企业与各级政府的活动边界。在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对接合作中，政府扮演了“争先锋”的角色，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特殊时期的特殊要求。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各级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拥有监督权有其法理基础；作为市场的主体，国有企业拥有独立的经营活动决策权也有其法理基础。 因此，从战略协同和管理协同的角度看，关键是在国有企业的独立决策和政府的调节作用之间建立协商机制，使国有企业的重大决策既能够体现政府调节经济的意图，又能够做到不“唯政府的马头是瞻”。这一协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市场机制的完善，二是多种经济调控手段之间协调机制的完善和政府运用能力的提升，三是国有企业内部科学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结语 地方国企与央企的对接合作是政府主动推动下的企业战略重组活动，与市场主导型的企业重组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对接后企业管理协同的特殊性，只有深入分析地方国企和央企在管理理念、方法和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组织结构的改革、企业文化的创新、管理控制体系的完善以及协商型决策机制的建立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保证管理协同效应的实现。 【作者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地企与央企对接的战略协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2400410011】 【注释】 ①徐江平：“政府主导型企业重组的特殊问题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第4期，第40～43页。 ②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 ③张海中：“企业重组中深度融合之探索”，《创新科技》，，第9期，第24～25页。 ④赵宇剑：“四重整合实现并购价值”，《公司理财》，20第10期，第88～90页。 ⑤王君华：“企业战略协同的误区及矫正”，《统计与决策》，第1期，第157～158页。 责编/王坤娜

篇3：陕西省与央企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作重要讲话, 省长娄勤俭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姚引良,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祝列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金柱, 副省长姜锋出席会议。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大唐集团董事长陈进行、华电集团董事长李庆奎、国电集团董事长乔保平、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中铝公司副总经理刘建平、中煤集团总裁高建军等分别介绍了企业“十三五”在陕发展的思路和打算。

赵正永指出, “十三五”是陕西实现追赶超越的关键阶段,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五个扎实”的新要求, 牢牢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机遇, 在发展中调结构、在调整中促升级, 全力保持经济发展的“陕西本色”。希望各大央企坚定在陕发展的信心, 进一步完善思路规划, 积极在创新转化上下功夫, 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赵正永强调, 陕西将主动加强协调对接, 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薄弱环节, 积极为央企在陕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央企更好地发挥领头羊和表率样板作用, 在科技创新上带头示范、深化合作, 在项目合作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进度, 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篇4：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

8月9日, 河北省政府在北京举行河北省高校与央企合作共建重点实验室签约仪式。河北大学等8所高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10家央企签署协议合作共建14个重点实验室。

此次签约协议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针对央企技术需求, 联合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如河北大学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开发“功能性锂电池隔膜”、燕山大学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合作研发航空自润滑关节轴承共性技术等。二是面向市场需求, 共同转化科技成果, 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如河北科技大学与中纺集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发先进纺织材料、河北农业大学与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现代农业装备。三是发挥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联合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养。如北华航天工业学院与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五院、九院互派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到对方挂职;石家庄铁道大学与中国铁建十七局、十九局联合开展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河北工业大学与中国兵装集团商定聘请集团科研人员担任研究生导师等。四是围绕双方研发的共同需求, 加强合作共建重点实验室硬件条件建设。如河北工业大学与国电联合动力共建风电系统控制与测试平台, 河北金融学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合作共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篇5：与央企合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中央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点。《中央企业2013年度总体运行情况》显示,中央企业2013年平均净资产总额达到12.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8%,同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央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净资产收益率反而持续下滑,央企投资效率偏低的现象已不容小觑。为了优化企业投资效率,必须严格规范企业经理人行为,通过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促使其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为此,2010年国资委率先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一种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评价指标、注重价值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旨在引导中央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该项考核激励体系不仅充分发挥EVA指标的价值理念,而且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进行应用化改造,引导企业由利润导向转为价值导向。那么,对于处在特殊宏观背景下的中国来说,实施EVA业绩考核能否在治理非效率投资行为方面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二、文献综述

学者分别从自由现金流、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等角度探讨了导致企业投资效率偏低的原因。Miguel and Pindado(2001)研究指出不论具有过度投资倾向还是投资不足倾向的企业,其投资行为与现金流的联动关系较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经理人具有管理防御心理(Vishny and Shleifer,1986)以及建立“企业帝国”的冲动(Jensen,1993),可能会对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过度投资;另一方面,经理人的潜在成本会随着企业投资的增加而上升(Mullainathan and Bertrand,2003;Samwick and Aggarwal,2006),如经理人出于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投资项目的监管责任需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作为自利行为人可能会减少一些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从而导致投资不足。那么,如何治理企业非效率投资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Richardson(2006)通过实证分析法验证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治理机制对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积极有效。范从来等(2006)指出债务融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达到减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李维安等(2007)实证检验了董事会、股东行为和利益相关者三者的治理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罗进辉等(2008)指出大股东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杨兴全(2011)研究指出终极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引起公司非理性投资,协调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助于优化公司投资决策。除此之外,设计有效的经理人薪酬契约也是协调股东和经理人目标趋于一致的主要机制之一。辛清泉等(2007)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理人的薪酬安排对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具有显著影响。

三、理论分析

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中央企业产权归属不清晰,“所有者虚位”现象严重,再加上政府的行政干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委托代理问题日益凸显。由于中央企业内部存在薪酬管制,经理人薪酬激励明显不足,经营者必然产生管理防御行为以增加控制权收益。此外,中央企业经营者出于扩大在职消费的自利行为心理,一味扩大企业规模而忽视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导致严重的过度投资;经理人对潜在成本的规避心理会促使其放弃一些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造成投资不足。因此,如何缓解两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就成为抑制中央企业非理性投资的关键所在。为此,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并于2012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将EVA考核指标权重提高至50%,而利润总额指标的比例下降到20%。新修订的考核办法更加强调业绩考核的核心地位与价值管理的导向作用。

与传统的利润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ROE)不同的是,经济增加值(EVA)全面考虑了债权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促使中央企业经理人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出发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结合中国本土实际改造的EVA考核体系能够激励经营者谨慎投资,选择有助于企业价值增长的投资项目。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实施EVA考核能够抑制中央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14年沪深两市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由于投资行为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剔除保险、金融类公司观测值;(2)剔除样本区间内重要数据缺失的公司年度观测值。筛选后得到1829个公司年度样本。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全部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均在EXCEL2007和SPSS19.0计量分析软件中进行,并对主要连续变量采用Winsorize处理。

(二)度量非效率投资水平的模型

本文参考辛清泉等(2007)、李万福等(2011)的研究,采用Richardson(2006)的经典模型(模型1)来度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水平: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投资水平INV。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是衡量公司投资需求的内在驱动因素———成长机会(GO)的重要指标。模型(1)中企业成长机会的代理变量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资产负债率(LEV)反映财务状况的好坏,现金持有量(CASH)反映公司内部现金流的充裕与否,公司股票回报率(RET)反映公司在资本市场投资的获利水平,三者均会对公司投资支出产生影响,故将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年度股票回报率纳入模型。为控制不同样本公司的规模大小、成立年限等客观特征,本文将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两个变量纳入模型。为控制不同时期和行业的影响,模型还引入了年度和行业两个控制变量。将样本数据运用模型(1)进行回归,如果某项回归残差大于0,说明该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用OI表示;如果某项残差小于0,说明该企业存在投资不足,其绝对值用UI表示,残差的绝对值大小代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

(三)EVA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模型

参照张海平和吕长江(2011)、杨丹(2011)等的研究,采用模型(2)来检验实施EVA绩效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由于实施EVA绩效考核影响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行为的作用机理不同,本文根据模型(1)回归所得残差将样本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分别进行回归: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过度投资水平OI或投资不足水平UI,解释变量为EVA实施的哑变量,由于自2010年国资委开始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EVA评价体系,本文定义2010年以前均为0,2010年及以后年度均为1。由于委托代理问题是引发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司治理变量也会对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本文参考了Richardson(2006)、柳建华和魏明海(2007)等相关研究,选取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O)、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管理费用率(AC)、自由现金流(FCF)、筹资现金流(FC)、大股东占款(BSO),以及以高管薪酬(COMP)、独立董事规模(DIRE)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债务约束也可能从资金供给角度起到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因此引入短期银行借款(SD)和长期银行借款(LD)作为债务约束的代理变量。由于行业和经济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一定干扰,本模型引入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在2006-2014年,各样本公司投资水平的最大值为0.912,最小值为0,说明样本公司投资水平差异较大,但是对比样本公司的INVi,t和INV i,t-1对应数值可以发现,各个公司前后年度投资水平改变量却不是很大,投资水平较为稳定;各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差异极大,最大值达到了528.6%,均值仅有21.7%,说明各公司的成长性差异较大;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均超过50%,说明中央企业的整体负债水平较高,财务风险较大;公司上市年龄和公司规模分布不均匀,差异较大;股票回报率均值明显高于中位数,且中位数与极小值较为接近,说明中央企业整体股票回报率较高,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

本文依据模型(1)回归所得残差将公司年度样本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分别进行研究。表2采用横向对比的方式,给出了按非效率投资类型分类的投资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过度投资组,对于实施EVA考核的企业,其过度投资水平的均值(0.081)和中值(0.058)均小于未实施EVA企业的均值(0.107)和中值(0.082),初步表明实施EVA考核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投资不足组,对于实施EVA考核的企业,其投资不足水平的均值(0.067)和中位数(0.054)均小于未实施EVA企业的均值(0.105)和中位数(0.078),初步表明实施EVA考核能够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二)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公司规模(SIZE)、上年投资水平(INV)均与本年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成长机会(GO)、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持有量(CASH)、上市年龄(AGE)、股票回报率(RET)均与本年投资水平呈负相关,其中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预期一致,且模型拟合度为0.695,因此,采用模型(1)能够合理度量中央企业的投资水平。

由表4可知,实施EVA的哑变量与过度投资水平和投资不足水平在99%的置信水平上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国资委将EVA作为央企经理人绩效评价核心指标的举措达到了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预期效果,验证了研究假设。成长机会与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越快,越容易过度投资;公司规模与过度投资水平和投资不足水平均呈负相关,公司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可能是因为中央企业公司规模越大,受到的外界监管越多,越能规范经理人的投资决策;管理费用率与非效率投资水平正相关,表明代理成本是造成过度投资的原因之一;大股东占款与非效率投资水平负相关,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有一定的治理作用;债务约束的代理变量长期银行借款LD与非效率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与Jenson(1993)提出的负债融资是有效抑制企业非理性投资的途径的论点相左;在公司治理控制变量中,只有独立董事规模发挥了一定的治理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非理性投资,但在90%的置信水平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李青原(2009)的研究,将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按非效率投资水平绝对值的大小分成五分位组,在剔除最小分位组的情况下重新进行回归研究,结果如表5所示,非效率投资水平与EVA实施哑变量均成显著负相关,说明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六、结论

研究发现,在中央企业推广实施EVA考核有助于减缓委托代理问题,协调经理人行为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能够显著抑制中央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这一结论有助于国资委进一步推行与深化EVA绩效考核体系。国资委亟需完善EVA绩效考核体系及其配套措施,引导中央企业经理人投资决策逐步合理化、高效化,而且要加大实施EVA业绩考核的力度,持续拓展EVA业绩考核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摘要：本文以2006-2014年沪深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照Richardson模型来度量中央企业的投资水平,分析了实施EVA绩效考核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EVA业绩评价体系的实施有利于协调经理人行为与股东目标趋于一致,促使经理人作出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的投资决策,从而抑制央企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关键词：EVA考核,中央企业,非效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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