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God”非彼“上帝”——从理雅各对中国儒学经典的翻译看主体性研究

2022-12-17

1 上帝与God, 天与Heaven之间的错误匹配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语言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成为文化的沉淀与表现。有些不同的文化通过语言表现得显而易见, 但一进入翻译这些差异就会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掉, 尤其是主体性研究被引入翻译研究后, 改写或操纵被合法化了, 因而导致翻译的失真, 失去了其“异”的本质。在英语里下面这些表达可算是屡见不鲜了, 比如:the almighty god, the sovereign god, the highest god, the omnipotent god, the omnipresent god, the judge of all the earth,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这些词无疑都是用来指示G o d, 也就是唯一的宇宙的主宰耶和华。另外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说法, 如:I will be bound.I will be sworn以上几个句子都是被动用法, 因此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我们不禁要问:“那谁是动作的发出者?凡是对英语文化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G o d”。圣经开篇便是这样写着“太初, 上帝创造天地”。至此, 我们不难想象“God”在西方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了吧。可是在汉语中我们从不这样描述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也决不是唯一的主宰, 他只是众神中的一个。另外, 在很多翻译中比如理雅各对儒学经典的翻译, “天”一律翻译成了“Heaven”, 那么这两个词之间是否能划上等号呢?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Heaven”的意思有: (1) 天堂、天国; (2) 极乐之地、极乐; (3) 上帝、天主; (4) 当以“the heavens”的形式出现时意思为“天空”。在英语中的“Heaven”是具有一定的人格色彩, 我们通过下面一些句子就可以轻易看出:I am deeply happy in the love that Heaven has so blessed——my love for Charles and Charles's love for me.1.He embraced her, solemnly commended her to Heaven, and humbly thanked Heaven for having bestowed her on him.2.从上面的句子可以看“Heaven”是有情感的具有予夺权的最高权威。这也就是为什么“Heaven”在汉语中多被翻译成“天主”的原因吧。但中国人心中的“Heaven”尤其是儒家学者不是这样想的, 孔子到荀子对于天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宗教, 把天作为超自然的象征:孔子虽没有否定神的存在, 但言语模棱两可;孟子拿民意检验天意;而荀子就根本否定天的意志, 说“君子敬其在己而不慕在天”, 反对“错人而思天”, 因此上帝与God, 天与Heaven的区别窥一斑而可知全豹了。由于基督神学在西方的广泛影响, 在英语中G o d等词多被引用表示惊讶等, 如my God, God bless me, good God, good Heave对于这些词的翻译可以采取直译也可意译, 直译时往往译为:上帝呀、上帝保佑、慈悲的上帝、天哪等, 此时上帝与God, 天与Heaven划上了等号。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翻译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 很多人认为西方的God、Heaven就是我们的上帝、天, 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有可能被误导。对于此处将God翻译成上帝的做法笔者并无争议, 因为此处的God和上帝都失去了其理据上的意义而都固化为一种表示惊讶的说法。然而, 理雅各对儒学经典翻译中对上帝, 天等一些关键的神哲学词的翻译已远远不是直译与异译之争, 而是译与非译之争了。因为在其翻译中由于译者未能摆脱其固有意识形态和作为西方传教士的神学思想的束缚, 其翻译完全背离了原作, 上演了一场以己之矛攻自之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翻译之举。在理雅各翻译的儒学经典《论语》中, 明确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7.2 1) 理雅各也将其忠实地翻译为:The subjects on which the Master did not take were——extraordinary things, feats of strength, disorder, and spiritual beings.但是在整体上通过一些关键词的翻译如:上帝、天等, 理雅各却试图将儒学思想翻译成西方的神学思想, 因此有自相矛盾之嫌疑。

2 中国儒学非宗教思想

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遣华教士, 亦被视为1 9世纪欧洲汉学的最大权威, 他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理雅各对中国儒学的译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然而理雅各的翻译除了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外, 其翻译行为与翻译策略给我们翻译界的启示也不容忽视。因为中国的儒家神学思想通过理雅各的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之后已经面目全非了。除了在《诗经》中把儒家概念上帝翻译成西方意义上的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全知全能的God之外, 他在《周易》《中庸》《孟子》的翻译中也是相同的做法, 例如:《中庸》十八章:郊社之礼, 所以事上帝。理氏译:By the ceremonies of the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Earth they served G o d,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天降下民, 作之君, 惟曰其助, 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阙志?理雅各译:Heaven having produced the inferior people, appointed for them rulers and teachers, with the purpose that they should be assisting to God, and therefore distinguished them throughout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empire.Whoever the offenders, and whoever are innocent, here am I to deal with them.How dare any under heaven give indulgence to their refractory wills?至此, 中国的儒学思想演化成了西方的神学思想, 中国的上帝、天与西方的G o d、H e a v e n之间画上了等号。

梁漱溟从超越观念、鬼神观念、生死观念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儒学思想并非神学思想。在超越鬼神问题上, 梁漱溟借用美国学者桑戴克 (Thorndike) 《世界文化史》中说明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非宗教的观点“子不语:怪、力、乱、神”其死后其后代也没有将其尊为神;孔子没完全避世之意而是游走列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游走四方。这些观点说明尽管孔子被后学认为是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圣贤, 但却不是超越自然的神;孔子创建的学说是一种政治、社会、伦理的学说, 而不是引导世人去追求天堂、净土等超越自然的宗教体系。可见孔子没有被神格化也没有创建超自然的神灵理论体系。在生死问题上, 梁漱溟借助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的话“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源地”, 认为对生死问题的关注是最能体现宗教问题的关键。“然而在宗教总脱离不开生死鬼神这一套, 孔子偏不谈它。这充分说明了孔子不是宗教”, 而且随生死观念而来, 在宗教上表现的罪福观念和祈祷攘拔等宗教行为, 在孔子所创建的儒学里也缺乏。

3 从翻译的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

那么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只能是翻译中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真正的“对话”而不是以对话为名实质进行的译者一方的独白。刘耘华在其著作中这样定义“对话”:因此, “对话”要求参与对谈的各方, 以平等心态居己居人, 同时, 也要求放弃敌/我, 真/伪, 正/邪等绝对分立的等级价值框架;其次, 对谈者向对方的提问, 要接受对方 (文本及文本的大语境-文化) 的制约, 反对借交谈之名行独白之实;再次, 对话要求对谈者彼此以“他性” (otherness) 作为“自性”的前提与保证, 不能在“整体”上消除或征服“他性”。对话始终是一个“他性”与“自性”的诠释循环。理雅各的翻译无疑没有进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因此主体间性被忽视了。克服主体性的过分发挥就只有依借发挥主体间性, 使主体间发生对话, 尤其在翻译中应依据文本所提供的作者的声音来制约译者过度张扬的主体性。

翻译是一种对话行为, 但翻译作为一种对话行为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 在对话行为中一般交往行为都具有共同的“生活世界”8作为背景。但是翻译主体即作者与译者由于时间、空间、文化的差异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到底是作者的“生活世界”还是译者的“生活世界”用来充当译者的交往背景?译者的“生活世界”用来作为交往背景已经在前文中理雅各的翻译策略及实践中以及其他翻译主体性倡导者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样的翻译中译者没有或没能进入作者的“生活世界”去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 作者作为翻译中的一个重要主体的地位被剥夺了, 因而译者所译已经是非译了。译者作为一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没有权利随意阐释作者只有通过文本进入作者的“生活世界”去理解作者的原意。此外, 在翻译中作为译者的主体是缺席的, 作者没有亲自出现, 作者留给我们的声音只有文本, 因此作者很可能并且实际中经常被忽视或压迫, 因此在翻译中为了传递作者的本意, 为了限制译者过度的主体性我们只有恢复作者在交往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让译者主动与作者进行对话, 这样翻译才有可能步如正轨。

摘要：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 改写或操纵被合法化了,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无限发挥, 从而导致翻译的失真, 翻译“异”的特性也随之丧失。本文通过明末清初传教士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儒学经典中对“上帝”“天”的处理揭示了中国儒学思想并非神学思想, 并且“上帝”“天”更不能与“God”、“Heaven”匹配, 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偏颇, 指出以文本为依据展开的作者与译者之间对话的主体间性研究才是解决翻译问题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上帝,天,God,Heaven,儒家思想,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