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高等教育权（精选四篇）
受高等教育权 篇1
一、受教育权遭遇的问题
根据调研所得数据及采访所得资料, 可总结出目前受教育权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 学生在校人身权利易受侵犯
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体罚问题。2012年10月, 一名幼教颜某抓住男童双耳将其提起直至双脚凌空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热议, 也使得教师体罚问题成为焦点。此外, 最近社会上频频发生的教师猥亵、性侵学生等事件, 也表明学生在校的人身权利未能得到保障。
(二) 全国教育状况不均衡
教育部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 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东部省份小学净入学率均达到99.90%以上甚至100%;明显不同的是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中西部省份, 小学净入学率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值。可见, 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的教育差异仍然比较大。
(三) 教师队伍素质不足
据《2012年普通小学分课程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目前专科毕业的小学教师总数最多, 达2922865人, 拥有硕士学位的小学教师人数最少, 仅14459人。普遍而言, 我国教师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教师素质仍然不足。
二、问题产生原因
(一) 监督机制不健全
教师体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现实中, 可供家长、学校对教师进行监督的方法不多, 主要是子女交流和未完善的家长委员会。而舆论媒体监督, 则较为滞后和片面。总体而言, 上述多种监督机制缺乏强制性和及时性, 效果有限。
(二) 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我国城市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拨款, 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则基本上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负担, 这使农村儿童无论实在教育的机会上还是在受教育的待遇上都无法与城市儿童平等。[1]即便在城市中, 教学资源有限, 加之教育制度不甚完善, 导致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可能获得更多教育资源。例如择校生制度, 使家庭条件成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部分学生的受教育权。
(三) 家长与学校沟通不足
家长与学校间的沟通渠道较少。家长会间隔长、时间短, 缺乏针对性;家长委员会制度尚不完善, 也未大范围推行。据此, 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渠道过窄是学生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保障受教育权的建议
课题组经过充分的调研以及数据分析, 结合具体案例, 针对保障受教育权这一问题做出了以下建议。
(一) 制定完善教育法制, 完善救济途径
其一, 制定完善教育法制, 增强立法操作性。教育法律规范是教育制度的保障。但是, 我国现行教育法是于1995年通过的, 已将近20年未作修改, 显然无法妥善解决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针对立法滞后的弱点, 应及时审核已有的教育法律法规, 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指定的教育法律, 按法定程序修改已与现实不相符合的部分, 废除已经阻碍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部分, 审核不同级别的教育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 避免立法的重复和上下位法的冲突和抵触。[2]
其二, 完善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 现有的受教育权救济途径存在问题, 不利于保障受教育权。
1. 建立校内调解机制
在校内调解委员会, 由家长、教工会和专员共同参与, 保证校内调解活动自愿、公平。
2. 保证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完善教育申诉制度
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障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还很少见, 因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应当增加受教育平等权的可诉性。另外, 还应当扩大公民私人的救济途径, 尽快完善教育申诉制度[3], 制定相关的实施条例以保证执行。
3. 完善受教育权诉讼制度
受教育权由宪法规定, 既在诉讼中不可直接适用, 也不属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所规范的权利种类。针对这一问题, 各国通行的方法是“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其后如果仍认为受到侵犯, 再向有宪法解释权的机关提出宪法诉求。[4]。另外, 也可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受教育权受到侵犯”的情形纳入受案范围, 使其能够获得行政部门的救济。
(二) 建立健全校内监督机制
第一, 推广、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委员会成员应由民主选举或定期轮换产生, 并且应适当吸收从事司法、教育的家长, 使家长委员会更加专业化;家长委员会应与学校协商争议解决规则, 享有调查、惩罚的权力。
第二, 教育管理部门下派监督专员。监督专员应定期到校视察、向家长了解情况, 作出评价并上报教育管理部门, 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加强监督。
第三, 建立对教师的360度绩效考评机制, 包括自我评价、上级评价、学生和家长评价等部分, 评估结果可与教师待遇挂钩。这样的机制能为家长提供更准确和客观的教学信息, 规范教师行为,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 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第一, 学校可以短信等形式向家长通报学生情况、教学计划等信息, 使家长能及时、全面了解孩子的情况与动态。
第二, 建立家长论坛。学生、家长可匿名发言、提意见, 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了解真实信息。
受教育权是基本公民权利之一。必须让公民普遍树立受教育权意识, 立法机关及时完善教育法规, 行政机关有效管理教学活动, 司法机关完善救济途径, 才能使受教育权切实落实到生活中, 而不仅仅是远离实际的一条宪法规定, 最终成为促进个人成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摘要：我国教育事业正在不断发展, 受教育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但随着社会发展, 各种问题逐渐浮现。课题组从法理的角度进行思考, 结合当前教育现状和制度, 针对受教育权的保障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受教育权,保障,宪法,监督,救济
参考文献
浅析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平等性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受教育权；起点平等；弱势群体
一、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性质
高等教育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从国家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并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物质帮助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因此，高等教育受教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是法定权利。从权利主体来讲：公民有接受高等教育，通过高等教育来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权利，同时由于是权利，不是义务，因此公民可以选择放弃。从义务主体来讲：其一，国家有发展高等教育、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其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公民的这种权利，否则就构成侵权。
二、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平等性
《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尽管《高等教育法》没有规定高等教育平等的内容，但由于《教育法》是教育领域的基本法，所以高等教育领域仍然应贯彻上述有关教育平等的规定，即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瑞典教育家T·胡森认为，“平等”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起点平等。指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和学习生活的机会；第二，过程平等。即在教育过程中个体受到平等的对待；第三，结果平等。即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平等。起点平等是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基础与前提，起点的不平等将导致过程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缺失。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起点平等问题。我国1997年签署并于2001年审议批准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丙）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规定：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这些为高等教育起点平等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及法律保障，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是成绩，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在现实中并没有使公民获得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反显露出了诸多的问题。
三、高等教育受教育权起点平等的现实分析
（一）对招生制度的现实分析
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分别划线录取的办法。同样的考分，北京考生可能考上了北大，新疆考生可能进了重点院校；山东考生可能只能进专科，而湖北考生可能连专科也上不了，这明显暴露出了该制度的不合理性。2001年8月，三名山东青岛考生起诉教育部，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 的行政行为违法，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平等性问题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在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分数线？其根源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有各种解释，正面的说法认为：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方式是对历年生源质量、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招生对象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当地生源人数等综合考虑的结果。相对来说，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更能照顾到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考生，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反面推理的说法是：如果取消地域界限、取消地区名额差别，按照分数高低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或者高考试题由各高等院校自己出，但招考对象面向全国统一划线，按照分数高低严格录取。那么，对于那些边远落后的省份，学生因享有的教育资源先天不足将无法与其他地区的考生在同一起点上竞争，如果主张规则平等，不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倾斜，就可能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3]这些说法都暴露了其中的根源，即教育资源不足及分配不均衡。因此，加强教育资源开发、调整资源分配是解决的根本途径。
但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如何认识不同地区设定不同分数线制度的公平性呢？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平等性在该制度中的体现呢？
首先，高等教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真正享有的权利是有差别的。立法上的法定权利只是对自然人和公民应有权利的确认，法定权利要转化为实享权利，有赖于物质与精神资源的保障，有赖于行政执法和诉讼上的保障。受社会经济水平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比较有限，因此，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享受高等教育受教育的权利。
其次，平等包括实质上的平等，而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平等。广东人大代表徐源远在2006年的两会上提出建议：高考由国家统一命题，所有省、市、自治区纳入统一统考范围，高等院校在录取时取消地域限制，按照考生分数高低统一录取。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就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来讲，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财政实力雄厚，在初等教育阶段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财政资金紧张，所以在初等教育阶段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小，这种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只能导致更多的实质不平等：即基础教育发达地区必然高考升学率遥遥领先，不发达的地区必然是寥寥无几。
第三，平等权并不排除合理的差别，即可以有差别，但必须合理。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经典性地阐明了平等观念：“——（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 差别原则 ）。”[4]我国历年的招生政策都会向中西部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倾斜，根据差别原则，只要这种倾斜度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但这种倾斜在近几年却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由于高考分数线在各地的不一致，“高考移民”现象越演越烈，这对接受移民的移民地考生又形成了新的不平等。笔者认为，这种倾斜度已经超过了限度，如果不是分数差距过大，是不会有人愿意花如此多的金钱和精力来享受这种倾斜的。对于上海、北京地区考生的低分录取现象 ，有人认为这和目前高校体制有关系，当地政府机构与高校有联建协议，政府为高校建设提供了很多优越的资源，解决了很多高校发展中的困难，高校作为回报应该多招本地学生。我们认为，高校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为本地建设作贡献，而不应该在全国统一的高考中向本地学生倾斜，这种倾斜是不合理的。2012年7月15日，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个高考大省的8名律师，就联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在京部属高校在招生中存在严重地域歧视问题，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二）对特殊群体的现状分析
特殊群体是指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和阶层。目前在我国，教育特殊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从生理角度来看的重病或残疾学生，从性别角度来看的女学生，从民族角度来看的少数民族学生，以及从家庭背景来看的低收入家庭。特殊群体和非特殊群体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差异、性别差异、民族差异、阶层差异。
1.生理差异。近几年，身患疾病或残疾的考生被拒收的例子屡见不鲜。1995年高考录取工作中，河南考生杨红伟被所报考学校以“相貌丑陋”为由拒收，在引起了全国关注之后被兰州大学录取。浙江省龙泉市的一位身高只有1.28米的女学生翁有兰，在1999年的高考中取得了511分的好成绩，却因个矮没有被录取，2000年，她取得了520分的好成绩，经过全国多家媒体报道，最后被安徽大学正式录取。2002年，考研成绩第一名的张方（化名），由于是乙肝病原携带者，被所报第一志愿的院校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拒绝录取。[5]2009年4月中旬，北大医学部高调公布的高招体检标准规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不予录取，身高男生低于1.60米、女生低于1.50米的限录或慎录，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0%的限录或慎录。在一系列舆论质疑和法律界的维权行动影响下，北京大学医学部才修改了其2009年高招体检要求，删除了歧视性的内容。
2.性别差异。近年来，中国高校都开始普遍出现“阴盛阳衰”现象，从1999年至2008年，高考状元中男生比例由66.2%下降至39.7%。全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学生中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5.4%升至2004年的45.7%，2007年新入学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生达到52.9%，2010年考上大学的女生数量比男生多33万。[6]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已经不存在女生入学率低的问题。女性作为特殊群体，在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起点平等中已经不需要特殊的保护，但是，在具体的高考招生过程中却出现了歧视女性的做法。例如：2012年7月8日，有广东媒体报道，招收国防生的高校及部队院校，男女生最高可相差40多分：中国政法大学理科女生投档线632分，比男生投档线588分高出44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理科女生投档线620分，比男生投档线585分高出35分。 [7]
3.民族差异。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1980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印发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少数民族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与其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应大体相当。国家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全国高等教育学生总人数为34168470人，少数民族学生数为2114178，占6.19%，其中，全国普通本专科总人数为22317929，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为1508295，占6.76%，研究生、成人本专科、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98%，6.18%，4.00%。这几个比例均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8.49%，并存在一定的差距。[8]
4.阶层差异。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受高等教育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高阶层的家长往往会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能力使其子女处于优势地位，而一般劳动者的子女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进行的调研显示，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平均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更有数据显示优势阶层的子女集中在优势高校的热门学科，而劣势阶层的子女则偏向劣势学校的冷门学科。[9]
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合理等，当然还有一些人为的歧视。尽管平等并不意味着无差别，但这种差别必须有利于社会的最不利者，而在此处却没有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反而人为地拉大了这种差异，使特殊群体处于更不利的情势，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对特殊群体的帮助体系，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
四、促进高等教育受教育权起点平等的策略研究
教育部2012年6月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确定的目标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要提高到36.0%，在校生从2922万人扩大到3080万人，其中本专科生从2768万人扩大到2910万人，[10]这意味着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身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高校要研究相应的政策与策略，最大限度地去实现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现实平等性。
（一）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创造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作为上层建筑的高等教育平等权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建设、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创造更多教育资源是根本途径；其次，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变单一的办学体制为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吸纳民间资本的投入，增加办学投资渠道和办学主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此外，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变以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的局面，向处于特殊的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城市贫困群体倾斜，向落后地区的农民、城市贫困失业者、进城务工的子女倾斜。
（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高等教育平等权提供依据和保障
从实体法来看，一是应当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将高等教育平等权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二是应制定有关教育投入的法律法规，保障教育投入的充足与良性运行，三是应完善有关特殊群体高等教育平等权的法律法规，为其提供更全面的保护。从程序法来看，应制定相应的教育部门规章，给予公民在高等教育平等权程序方面的保护，如确保招生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能够履行公布程序，录取阶段能够履行提档程序、资格审查程序、录取通知书发放程序等，[11]并给予行政执法和司法诉讼上的保障。
（三）进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寻求最佳的公平点
一是增加考试次数，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模式；二是在知识水平评价的基础上增加对其思想道德素养以及能力方面的考核，可以把学生的实践报告、设计作品、课程论文等纳入考察；三是根据不同院校设置高校自主招生权的范围，实行分层次、分类型的多元化考试制度，重点大学应当面向全国采取严格的统一考试，高职高专可以采取开放式的考试制度，实行“宽进严出”。2011年，江苏省首次在26所院校高职院校成功地推行了注册入学的招生政策；四是打破原有名额分配方案，重点大学不采用对所在地进行倾斜的名额分配方式，而采用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的方式，如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就率先按人口比例确定了招生名额，为不同地区的考生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
（四）建立健全对特殊群体的保障体系，体现合理的差别原则
首先，应加强对重病或残疾学生、女学生权利的保障，要平等地给予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赋予他们特殊的救济权利。其次，继续履行《高等教育法》赋予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的义务，制定相应政策，有效改变民族差异。第三，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一是加大贷款力度，健全贷款机制，增加贷款形式，确保贫困生能获得贷款的资助，适当延长还款年限；二是完善资助体系，形成多途径的资助，可以设立教育彩票，将所得收益用于教育资源的投入及对贫困生的资助；可以通过媒体报道，号召全社会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起以企业命名的班级、奖学金、助学金、救济金等；三是高校主动采取帮困扶贫措施，如减免学费、提供勤工俭学机会；四是采用弹性学制，使他们可以边学边工，或先工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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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瑞芳.高等教育领域中受教育权的程序保护[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3年00期.
论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 篇3
(一) 明确了国家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义务, 并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保障。这种保护义务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规定国家为保证公民受教育权提供相应的设施, 二是规定国家为保证公民受教育权提供相应的经费。依据《教育法》的规定, 《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分别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所需经费的筹措及增长做了具体规定。
(二) 以法律的形式, 确立了各种教育制度, 主要有义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成人教育制度、扫盲制度等等。如1986年, 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制度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必须依法入学, 接受规定年限的教育;国家、社会、家庭都要为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尽义务。
(三) 建立了教育法律救济制度。依照教育法律救济制度, 当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造成损害时, 可通过教育申诉和教育行政复议或教育诉讼的形式, 依法请求有关机关保护。现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 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了切实保障。
总之, 我国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了最基本的保护, 这种保护让每一位公民在法律上都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也让绝大多数公民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
二、公民受教育权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和教育费用的迅速增长制约着公民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我国现阶段是“穷国办大教育”——受教育的人数巨大, 教育资源却相对不足, 仅仅依靠国家的投入, 无法为绝大多数公民提供充分的教育条件。而同时, 近年来教育的费用迅速增长, 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大大超过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严重地影响了部分家境贫困的青少年的学习和深造, 给各个阶段的受教育者尤其是贫困学生造成了难以逾越的“经济障碍”, 使得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大量存在。例如, 初等教育中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中等教育中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平等, 高等教育中考生的入学机会不平等。
(二) 教育乱收费严重影响着公民受教育权实现。非义务教育的收费政策为筹集发展教育事业所需要的经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给更多的公民创造了接受非义务教育的机会。但是, 近年来某些学校制定的收费名目太多, 标准过高, 大大超过了学生及其家庭的承受力。义务教育乱收费的问题也比较普遍, 主要表现为中小学以赞助费、借读费等名义变相收取高额费用, 这种现象在一些“重点学校”尤其突出。这是对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侵犯, 违反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公益性原则, 成为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社会问题。
(三) 地方政府及学校的法治意识淡薄, 损害公民受教育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某些地方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 经常将“不准村民的孩子到学校上学”作为收费、集资和解决难题的手段。有的学校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设置不合理条件, 拒收应当在本校入学就读的学生。还有变相开除学生、教师办“黑班”等现象, 都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而且, 我国目前的教育立法对学校权利的授予、运行、制约及其责任承担等问题都缺少法律规定, 这就造成了学校滥用权力, 在行使权力时往往不受法律的限制、制约, 滥用权力及越权行为时有发生, 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四) 教育法律制度不完善, 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不利。我国教育立法比较重视国家教育权的确立及其保障, 没有给予公民受教育权及其保护应有的地位。
与此相关, 教育法律中直接关于受教育权的法律规范很少, 而且比较抽象, 这给司法机关审理公民受教育权受侵害案件带来了困难, 也为受教育权受损的公民寻求法律保护造成了麻烦。
(五) 社会力量办学中存在大量违法问题, 妨害了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热点。但是近年来, 新闻媒体对民办学校在办学中出现的问题屡有报道。有的“贵族学校”在收取高额学费后经营管理出现问题, 不仅给学生的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更有甚者, 有的不法分子利用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的空壳学校来进行诈骗活动,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育秩序, 妨害了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
三、保障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建议
(一) 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为公民受教育权保驾护航。
首先, 进一步加强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机制, 尽快完善尚不完备的主干教育法律体系, 适应改革的发展和需要。为此, 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及时补充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 使教育法律能落到实处。其次, 针对立法滞后的弱点, 应及时审核已有的教育法律法规, 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教育法律, 按法定程序修改已与现实不相符合的部分, 废除已经阻碍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审核不同级别的教育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 避免立法的重复和上下位法的冲突与抵触。再次, 完善受教育权的司法保障途径。近几年来, 受教育权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 体现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 同时也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立法需明确规定学校公法人的法律地位与性质, 特别是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特别公法人所承担的法律义务, 享有的权利及其限制。高校在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 其基本原则应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规定。并且, 受教育权应由司法途径作为最终保障, 而不能仅由学校自行裁决。
(二) 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应追求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教育, 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各级政府要真正把提高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水平作为第一要务, 不应把教育仅当成“形象工程”, 把发展教育当成包袱。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应积极为公民受教育提供条件, 尤其是物质保障。国家机关应按法律规定的比例、时限、用途使用教育经费。一方面, 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 要逐步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培训。同时, 社会有关方面也应按照《民办教育法》的规定, 积极推行规范的社会办学, 为公民提供更充分的受教育环境。
(三) 增强法治意识, 依法治教。
制止教育违法行为, 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利, 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加强宣传和学习, 完善教育法律制度, 加大教育行政执法的力度, 依法严肃处理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 才能保证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为此, 各地方政府首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要加强对教育执法人员政治理论素养的培养, 并对教育执法人员定期进行教育法制培训, 增强其教育法律意识。其次, 完善教育行政执法程序和具体制度。教育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不仅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 还要符合程序法中有关期限、方式等规定。
(四) 加强对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
当前, 我们应加强落实各种监督方式, 发挥其监督作用:第一, 应加强党的监督, 明确党对教育的领导, 确定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二, 应加强立法监督,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对教育法律的执行情况定期检查, 并提出意见和处理建议, 而被检查部门则应交付检查报告。第三, 应加强行政监督, 完备教育行政申诉、教育行政复议等行政监督的具体制度。第四, 应加强司法监督, 在立法上应对违反教育法律的法律责任具体化, 使法官有法可依。第五, 应加强社会监督, 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工具加强对教育执法的监督。
(五) 扩大教育开放力度, 积极开拓国际教育市场。
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了解先进的科技成果、发展动态和管理经验, 促进经济、科技的发展, 推动教育的改革。加快制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提高公派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尽快提高急需人才的培养水平。鼓励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 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和中介机构, 迅速培养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管理、金融、法律、高新技术等方面的紧缺人才。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提高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积极提供教育服务, 发挥我国传统教育的优势, 开拓国际教育市场。
总之, 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 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才能推动教育的发展, 才能在未来世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我国虽然已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措施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但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仍然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要真正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顺利实现, 政府就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治教;同时加强对教育法律实施的监督;扩大教育开放力度, 积极开拓国际教育市场等。
关键词：受教育权,保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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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 篇4
1 受教育权的法律界定及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受教育权利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公民要求国家作一定行为的权利, 即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权利。受教育权利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个人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许多国家的宪法、教育法及其它的有关法律都为学生权利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最早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利是从德国魏玛宪法开始的。之后, 其它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稳定社会秩序, 也逐步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受教育权利的规定。至今,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已经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固定下来。
受教育权在我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这明确了受教育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作为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 受教育权不仅在宪法中做出了规定, 并且已经被具体的部门法内化。比如, 《教育法》第九条, 三式六条, 四十二条对受教育者的权利及其内容、保障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有权利必有救济”, 这一法则告诉我们, 如果一种权利仅仅是被规定在纸上, 如果这些被规定的权利遭到侵犯却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那么, 无论这种权利被规定得多么详细, 无论被抬高到什么地步都只能是虚置的权利。特别是结合当前现实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受教育权利的纠纷问题,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救济途径, 那么学生的受教育权将难以实现。
2 行政救济———法律救济的主导
我国教育领域内的法律救济主要包括两种途径, 一是行政救济, 一是司法救济。目前, 行政救济是我国教育领域救济途径的主导。我国规定有明确的行政申诉, 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等形式的行政救济方式。其中, 在关于受教育权的行政救济中, 最重要的还是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学生的权益受到学校或教育行政机关的侵害时, 可以向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申诉理由, 请求给予处理的制度。它是由我国《教育法》所确立的一项法定救济制度, 是对受教育权利程序方面的一个重要保障措施。特别是当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 由于司法救济的成本高昂, 而申诉途径便捷、有效、低成本, 当事人往往会首先寻求申诉途径。
但是, 由于目前我国学生申诉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了这一途径不能充分的发挥其作用。据报道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中, 自1996年被侵犯时起, 三年来刘燕文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 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立法上,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 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的答复的期限, 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做出规定;实践中, 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缺乏专门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 缺乏规范的工作制度;申诉制度与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之间还没有建立合理的联系。这些, 都影响了学生申诉制度功能的发挥, 因此, 建立一套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对于保障受教育权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来说, 应包括:a.制定《学生申诉条例》, 在条例中对学生申诉制度予以细化, 其具体内容包括申诉人、申诉条件、受理申诉的机关、时效、审理与决定各个具体事项。b.建立学生申诉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联系、完善申诉后的救济途径。c.学校可以成立由校方、教师、学生等多方组成的学生申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建立校内学生申诉制度, 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等等。
据报道, 目前, 重庆市教委就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构想, 比如:在学生申诉制度中规定, 凡涉及剥夺学生学籍的处分, 比如勒令退学、开除等, 学校应该要有一种听证制度;学生对于学校的处分不服, 可以要求学校进行复议;如果学生对复议后的处分决定仍然不服的话, 可以向学校的主管部门提请行政申诉;学校在做出开除学生学籍的决定后, 必须先向主管单位备案等。这些举措对我们建立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 司法救济———最终的救济、最佳的机制
当一个公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他最后可寻求的保护途径应当为司法救济。近几年来, 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不少,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比如, 北京大学原博士刘燕文状告母校拒授博士学位和拒发博士毕业证书的行政诉讼案;郑文滔诉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勒令退学案;重庆某大学女生因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案;山东齐玉苓案等。这些案件一方面说明了为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 越来越多的人寻求诉讼途径;但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司法途径在维护受教育权方面的“尴尬境地”, 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法院是否受理, 是否能立案。
受教育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在民法中没有规定, 受教育权属于公民的宪法权利而不是民事权利;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部分, 对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范围问题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 当受教育者提起行政诉讼时, 法院也很难做出明确的决定。而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通常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条文, 所以, 受教育权尽管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是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 基本上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权利, 宪法权利的无具体惩罚性和弱制裁性使得公民在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很难去寻求司法救济。
因此, 对于未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寻求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宪法司法化主要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 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一个制定法只有在法院解释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宪法如果不进入司法领域, 则只是表面的法, 而真正的法, 只能在法院的判决中发现。目前, 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 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的机构和程序, 而我国宪法司法化还仍处于讨论阶段。2001年8月13日最高法院就公民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正式颁布了一个堪称里程碑标志的司法解释, 这份名为《关于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批复》的颁布实施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 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 必须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扩大司法救济范围, 更多的教育纠纷要通过打官司来解决。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 充分发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作用, 才有利于加快教育法制化的进程, 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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