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执法（精选六篇）
柔性执法 篇1
关键词：烟草专卖,执法,模式
一、“柔性执法”的科学内涵
什么是柔性执法?所谓柔性执法的科学内涵应该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体现人文关怀, 尊重保障人权;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范畴内, 运用烟草专卖管理的自由裁量权, 实行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 对一般和严重违法行为实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达到处罚一个教育一个的目的。
相对于传统的行政执法方式, 柔性执法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其次, 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广泛的形式和内容。再次, 在具体执法手段上, 它是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 手段具有灵活多样性和调节方式的适度弹性, 还具有柔和、及时、实用等一系列突出特点和长处。最后, 它将先进执法理念和良好执法手段进行法治化、制度化、固定化,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体系。
二、柔性执法模式的实施背景
1. 推进烟草专卖依法行政的要求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纠正违法行为, 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2. 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监管模式的要求
2010年11月, 烟草行业在贯彻落实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提出, 对违法情节轻微, 不构成犯罪的零售商户, 要坚持明之以法、晓之以理, 推行柔性执法方式, 管理与服务并重。
2011年12月, 国家局提出:要探索更加有效的执法新途径, 牢固树立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执法的理念, 推行文明柔性执法, 全面提升专卖管理水平, 为行业“卷烟上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3. 推进专卖队伍转型的需要
2012年4月国家局强调指出:加强专卖队伍建设是认真落实行业全面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总体目标的需要, 是为行业实现“卷烟上水平”提供人才保障目标的需要, 是为各项专卖管理任务落实提供保障和支撑的需要, 也是对“强素质”要求的具体落实, 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这就需要由刚性执法向柔性执法方式转变, 推进专卖队伍转型。
4.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
当前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课题,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 需要我们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和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从连云港近两年专卖执法实践来看, 一般违法行为的占13.7%, 这些零售户大多经过宣传教育后不予处罚的, 能够做到改正违法行为;在对两年来4156户新办证户的跟踪管理, 经过新办证入门法规培训和经营初期培训的, 违规率仅占1.9%, 这说明采取事前防控, 实施柔性化的执法举措,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三、实行“柔性执法”的方式方法
1. 执法方式上实施“五化”
⑴市场巡查制度化。按照《卷烟市场日常监管实施细则》和《卷烟零售户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要求, 每日对市场巡查实行早部署、晚小结、周讲评, 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 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⑵行政指导柔性化。深入实施行政提示、行政约见、行政告诫等行政指导举措, 采取柔性执法举措, 强化事前预防和教育, 切实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⑶执法服务温馨化。对轻微违规行为实施两次温馨提示措施, 首次违规实施专题培训, 再次违规实施行政告诫, 违规屡教不改的才坚决予以行政处罚。
⑷行政执法说理化。按照国家局文明执法规范的要求, 规范行政执法文明用语, 强化执法过程说理, 说清道理, 注重教育, 规范执法行为。
⑸市场监管信息化。充分利用专卖市场监管软件和专卖综合管理系统, 实现市场监管的科学化、数字化和信息化。
2. 对零售户的培训实施“六个培训”
实现执法服务提前, 违法查处后续教育跟进, 对卷烟零售户实现全过程的教育培训服务。在证件服务大厅观看专题片, 签订守法经营承诺书, 重点培训常规知识, 进行事前预防;经营初期培训。在开始卷烟经营业务后两周至一个月内, 重点培训专卖法律法规、卷烟防调包知识和卷烟经营常识, 进行针对性指导;违规专门培训。通过观看典型案件资料片, 专题培训专卖法律法规、违法案例、大要案件处罚情况等内容, 提高违规转化率;守法集中培训。辖区稽查队每月组织1-2次集中培训, 时间不少于1小时, 提高自觉守法意识;日常上门培训。由辖区稽查队对守法户在日常市场巡查过程中实施;网络在线培训。由辖区稽查队通过QQ群、网上营业厅等网络媒介实施。
3. 执法过程全程说理
把说理执法贯穿于执法的全过程, 力求做到说明事理、说透法理、说通情理、说清道理。
⑴调查取证平等说理。通过调查取证前告知权利、义务, 办案中边执法边宣讲法律, 全面客观收集证据, 记录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⑵案件审理公开说理。与当事人进行约谈时, 就违法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依据、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说理, 让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违法性质、危害后果, 使当事人接受处罚;实行“开门审案”,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让说理执法从内部说理走向面对社会公开说理。
⑶告知听证充分说理。一是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 予以采纳, 不因申辩而加重处罚或增加义务。二是充分尊重听证权利。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办案部门认真研究是否予以采纳。
⑷执法文书全面说理。推行说理处罚文书和罚后答疑制度, 帮助当事人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 规劝其主动改正, 停止违法行为。
⑸行政执行真情说理。实施案后回访制度, 听取当事人对行政执法的意见建议, 教育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帮助其走上依法经营的轨道。
四、“柔性执法”的优越之处
1. 实现执法理念上的创新
连云港市局积极探索符合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实际的运行机制和执法方式, 变刚性执法为刚柔相济, 灵活采用柔性执法手段, 丰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内容;创新监管机制, 健全监管制度, 切实把突击性、事后监管向日常规范监管、事前防范转变, 向高效监管转变, 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为寻找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新机制, 实现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和谐, 达到良好的行政执法效果作了有益的尝试。
2. 执法成本上的创新
实行行政指导, 减缓执法的对抗性。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 对特定相对人运用劝告、说服、建议等非强制行政手段, 引导相对人遵守或服从法律, 以实现预期的行政目的的行为。在烟草专卖执法过程中推行行政指导适应了国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新要求和趋势, 是对实施行政处罚的有益补充。在日常执法中, 发现轻微违规行为的, 以劝导和警示教育为先, 规定了首次违法立即纠正不予处罚;再次轻微违法的可以选择接受法制培训、行政指导, 承诺不再违章并签了保证书的, 不再处罚。通过灵活运用行政指导方式, 大大减少了执法的对抗性, 缓解了社会矛盾。目前, 我们推行柔性化的执法方式, 行政指导已成主导。
3. 客户关系上的创新
针对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和轻微违法行为为主的特点, 提出将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的管理理念。实现从以往将零售户单纯作为管理监督对象, 到对客户管理与服务并重, 密切客我关系, 实现与“客户共创成功”。
4. 执法体系上创新
在专卖执法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上, 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执法体系又有《卷烟市场互查实施办法》、《专卖执法中实行温馨提示办法》、《“早部署、晚讲评”工作指导意见》、《卷烟日常市场监管实施细则》等一系列配套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具有较强的借鉴性、操作性、效益性和可推广性。
五、“柔性执法”所取得的成效
2011年, 全市共行政指导655户次, 轻微违规不处罚653户次。培训各类零售户14405人次, 占全市零售户的63.7%, 其中新办证户培训率100%。
1. 违规户转化率提高
全年持证违规户722户, 2次以上违规的为21户, 教育转化率达到97.1%, 较2009年94%和2010年96.5%的教育转化率进一步上升。
2. 零售户守法经营率高
在面对社会经济和卷烟需求不断增长, 特别是紧俏货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零售户违规率能始终控制在2%以内, 广大的卷烟零售户自觉遵纪守法经营, 没有呈现出违法经营随之扩大趋势, 正体现了柔性执法对零售户所起到的宣传教育预防作用。
3. 专卖形象有力提升
在市、县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检查考核中, 烟草专卖柔性执法模式获得了市县检查组一致好评, 并被市政府评为“十大创新执法”;连云港市局被江苏省授予省级依法行政示范点。
刚性执法不是保证法律贯彻实施的唯一手段, 灵活采用柔性执法方式, 刚柔相济, 规范执法, 是实现良好的执法效果, 提高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水准的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晓燕.实施柔性执法保障经营者权益[J].人权, 2012, (5) :52-53
对柔性执法的心得 篇2
俗话说：“书读万卷，遇事不乱”，读书不仅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情操，更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对我们进行疏导，为我们排忧解难。为了让自己不断地从书本中汲取更多的营养，最近对柔性执法进行了细读，读罢，合上书本，静坐书桌前，感悟颇多。
通过近年来烟草行业的不断宣传，公民对于烟草专卖法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烟草行业执法人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效地促进了烟草行业发展，维护了烟草行业稳定，保障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烟草行业目前的法治建设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就中国目前整体的法治形势来看，我们还不能说是非常乐观，烟草违法犯罪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有增无减，这些都让我们烟草行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预防犯罪加强管理，我们烟草行业实行了柔性执法刚柔并进。我们也更清醒地看到，专卖稽查人员的刚性执法已不适应当前烟草行业的发展，学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柔性执法法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柔性执法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与我们的工作都是息息相关的，熟练的掌握柔性执法律并加以精确地运用对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名烟草专卖人员，我不仅有义务去加强自己对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法律修养，提高自己的法律觉悟，更有义务去运用柔性执法维护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去维护国家利益。我联系《烟草专卖法》及柔性执法，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谈谈学法用法的体会：
一、提升学法用法的思想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上到位，才有行动上的自觉。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工作。自觉学习和贯彻运用法律知识，关键在于提高思想认识。我们的水务部门工作与一些法律是息息相关的，比如：《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各种行政法等法律法规。由于平时不善于积累，导致我们对烟草专卖法律知识的掌握相对匮乏，致使我们在遇到一些棘手的法律问题时难于应用法律的手段去处理，直接影响了工作成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才能保证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服务好工作对象。
二、积极主动加强学法
我深知柔性执法的重要性，常常通过网络、书籍，查阅大量的法律、法规及条例,学习和了解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据此整理出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条文、条款以备工作需要时随时参看。工作之余，我还与同事讨论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案件、积极地向他们请教一些法律问题。工作中我主动学习与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自觉践行，努力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多样化的法律知识学习方式不断地充实着我的头脑，从学法用法的实践中感受到自身法律素质有所提高，使我能更主动的去学习，工作中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能及时依法处理，若遇难题就找专家边问边学，不断地增强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依法办事的意识和水平也有所提高。
三、学用结合，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
学法是用法的前提，学法的最终目的在于自觉遵守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能善于把书本上学到的法律知识灵活变通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只有将学法与用法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推进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紧密结合起来，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烟草执法环境的实际状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稳定中、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法治理念的思想和管理水平；只有不断地学法、懂法、用法才能合理合法妥善的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才能真正维护合法权益，才能为烟草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汇百溪方能成大海”，我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非常渺小、非常有限的，要想更好地维护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需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努力。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一是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每组织职工集中学习柔性执法若干次，学习时，要做好专门的记录，以备事后进行查阅与温习。二是坚持培训制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聘请一些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针对单位的具体情况对广大职工进行培训。也可以以谈话的形式，让广大职工与聘请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谈话，解除大家的迷惑之处。三是坚持自学与辅导相结合。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因此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结合自身的工作性质与特点，联系自己在的工作实际，确定自己需要学习的内容，加强自身的法律涵养。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撰写一些自己在学法用法方面的调研文章或心得体会。四是坚持理论联系实践。读死书不如不读书，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以运用。在日常工作中，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柔性执法的轨道当中，运用法律的手段管理单位的各项事务，努力提高自己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
通过学习柔性执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法律又不是万能的，存在着不小的弊端，因此柔性执法的出台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是法制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以法律为基础，以道德为基准线。法律只能对我们的外部及最基本的行为进行规范。在某些问题上，法律也是束手无策，甚至显得那么苍白。这就需要我们在柔性执法的的领域内开场一片们新天地。
柔性执法，让司法更人性更高效 篇3
研讨会上，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检察长蔡世葵首先介绍了该院“柔性执法”的经验。从最初在自侦部门的探索到全院所有执法部门形成工作机制，从开始的实践摸索到联合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开展柔性执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制定了包含67条内容的《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改进司法理念与司法办案方式暂行规定》，对柔性执法理念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海珠区检察院“柔性执法”发展经历了从探索到成型再到深化三个阶段。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对“柔性执法”提出了肯定的看法。他指出，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检察机关，根据比例原则，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均可实现某一特定执法目的时，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这样做才是适当和合理的。
据了解，自推行柔性执法以来，海珠区检察院执法办案继续保持高质高效，先后办理了职务犯罪案件245件262人，窝串案占比60%以上。2016年5月，该院第五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专家：柔性执法更加符合人性
广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欧名宇
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对柔性执法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展示检察机关改进司法方式方法的创新举措和责任担当，促进广州模式的形成，确保司法办案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广州市海珠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海洲
海珠区检察院通过主动转变司法理念和办案方式，慎重采取措施，慎重对待涉案企业，既有力打击了犯罪，又保障了企业正常经营秩序。
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胡卫列
柔性司法这一课题研究，与倡导理性、文明、平和、规范执法是相契合的，国家检察官学院也曾参与研究，对于学院的教学活动本身是一种探索和创新。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卞建林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理念，海珠区检察院把法律条文变成实际，改进司法理念，把文明规范落实到了审查批捕、侦查起诉过程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
柔性执法是在规范执法、严格执法的基础上，对执法方式和方法的变革，实际上使执法更加精准，更加符合人性。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
柔性执法有利于提升法的社会效力，有利于实现安定、和谐，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实现法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
柔性执法是超越规范或建立在规范执法的基础之上的，侧重强调人性化的司法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
柔性执法的探索起到推进法律完善的作用，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的领域，可通过柔性执法把法律精神和法律背后的原则加以贯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
柔性执法超越了传统的法律价值观，体现了和谐司法理念，选择伤害最小的执法方式，直接减少了对第三人的伤害，间接实现了社会稳定、关系修复，海珠区检察院这种改革和探索走在了理论的前端。
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设室（中央司改办）处长方炜
海珠区检察院柔性执法的经验，完整地阐释了司法稳定强调的“德主刑辅”，在办案量很大的情况下，投入额外的精力，看似与办案无关，实际上起到了“攻心”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高景峰
通过深入了解柔性执法，感受到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执法方式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柔性执法理念，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谦仰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无罪推定原则。
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
柔性执法是现代诉讼文明的直接体现，对应了以审判为中心给检察带来的挑战与影响。
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检察长蔡世葵
柔性执法的理念为“求真求善”，倡导在执法办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严格司法办案的基础上，运用参与、民主、协商、释法说理等多种手段，减少了对抗和冲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
对于年办自侦案件上百件的基层检察院，还有能力开展柔性执法的探索，理论界开展课题研究非常有价值。
柔性执法 篇4
1 依法履职,发现问题
某机电领域民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多元化发展战略,跨行业建设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属当地政府确认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开工后,由于建设单位缺乏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委托的监理单位又不能有效协调参建各方分歧,工程进展缓慢。经设计单位提议,建设单位找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补办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并寻求业务指导。
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到达现场后,除进行政策告知、工程质量监督方案交底外,对质量行为、质量控制资料与先期施工的桩基、地基基础、地下管网实体质量进行了抽查。其中质量行为的检查覆盖了基本建设程序、主体资质、人员资格、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监理规划等。
首次检查发现建设、监理单位均存在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设单位没有在项目开工前依法申报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所选择的监理单位不符合法定条件;监理单位建筑业主项资质为房屋建筑工程甲级,增项资质为机电安装工程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甲级和电力工程乙级,未取得化工石油工程监理资质,现场监理人员执业资格也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
2 释法溯源,耐心对待
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就上述问题约谈了有关人员,严肃地指出了违法性质及其法律后果。同时听取了行政相对人解释性陈述和申辩意见:建设单位表示对法规要求不甚了解可能存在工作失误;监理单位则认为项目使用的原材料是硅粉,产出的是多晶硅,化学成分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纯度,属于物理过程,多晶硅作为半导体材料归属电子行业,建设单位申领施工许可手续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没有对监理单位资质提出异议,对监督机构将多晶硅工程认定为化工建设工程表示不能接受。
针对工程属性,这里进行必要的澄清:虽然多晶硅产业服务于光伏和电子工业,项目投资核准分类也归口电子行业,但在工程建设领域,行政法意义上的建设工程专业分类并不是按照投资隶属关系或者管理渠道进行划分的,监理单位认为提纯加工属于物理过程的观点源于对工艺本质缺乏了解,存在认知误区。
根据《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机电安装工程”是指未列入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电力、矿山、冶炼、化工石油、通信工程的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兵器、船舶及其他工业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是指化工、石油和石油化工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生产辅助附属工程,包括油田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炼油化工工程、基本原材料工程、化肥工程、酸碱工程、轮胎工程、核化工及加工工程、医药及其他化工工程。
利用物理方法(冶金原理)的确可以对硅进行提纯,但物理法制备的多晶硅产品纯度有限,只能满足太阳能级多晶硅纯度要求,主要用于光伏电池行业;电子级多晶硅的纯度必须达到9N(9个9)以上,典型的成熟工艺是改良西门子法(化学法),其流程是将工业硅(冶金级硅,纯度97%~99.9%)与氯化氢在一定的温度、压力条件下通过化合反应转化为三氯氢硅(Si+3HCl=SiHCl3+H2),三氯氢硅经精馏提纯后在高温条件下与氢气经过化学气相沉积反应(还原反应),在硅芯载体上生成棒状多晶硅(SiHCl3+H2=Si+3HCl),还原反应的气体产物以及未充分反应的原料气体通至尾气回收系统,在尾气回收系统中,对尾气中的各种主要成分进行分离,并循环利用(热氢化反应SiCl4+H2=SiHCl3+HCl;冷氢化反应3SiCl4+Si+2H2=4SiHCl3),产品纯度高可达到9N~12N(9个9到12个9),不仅能满足太阳能电池的使用,也能满足半导体材料的使用[2]。建设单位提供的可行性批复文件、安全预评价报告及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文件均确认生产工艺采用了改良西门子法,包括合成、精馏、还原、干法尾气回收等工序,尽管其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化学成分都是硅,但主要生产过程存在化学反应,涉及到了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建设内容中的液氯罐区还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将项目判定为化工建设项目符合其本质特征,于法有据。
3 柔性处置,区别对待
根据依法查明的无争议事实,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就违法事项的处置进行了内部评议。
建设单位委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承揽业务以及未在开工前申报质量监督手续的行为分别违反了:《建筑法》第31条“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2条“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第13条“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规定。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4条、第56条的规定,除责令改正外,可分别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监理单位越项承揽工程监理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以下条款:《建筑法》第13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第34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监理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34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的禁止性规定。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0条的规定,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外,对监理单位应处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对于监督手续,根据建设单位主动补办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情况分析,不存在规避政府监管的故意,虽然该行为侵害了国家的公共管理秩序但是其以行动主动纠正了错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属于轻微违法。按照法条,除责令改正外,即使以《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6条规定的处罚下限“从轻”裁量也要课以20万元的罚款,尽管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但实施处罚必然导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严重背离并且显失公平,于情于理不妥。
对于监理资质越项,行为违法确定无疑。但仔细分析,却又事出有因,毕竟该项目跨越学科门类、专业性特强,发生认知偏差不足为奇。监理服务合同是建设单位发出要约邀请后双方反复洽谈达成的,监理单位按要求向建设单位提交了资质文件并经建设单位审查认可,没有证据表明监理单位在谈判和缔约过程中故意隐瞒或误导了对方,双方对行政违法和缔约过失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行政执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处罚幅度,建设单位必须至少缴纳50万元罚款,而监理单位缴纳的罚款将超过其注册资本。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于两家从来没有涉足化工行业,因为过失、误解而犯了错误的单位而言实在是过于严厉,更何况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存在工作失误和监管瑕疵并且项目施工尚处于基础施工阶段,施工内容以建筑工程为主,还没有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化工专业工程,未对工程质量及本质安全造成实质性危害,从宽处理更为有利。
经合议认为,重点建设工程投资高、任务重、工期紧、影响大,为避免造成社会财富的无谓损失或损害投资人的利益,确保现场稳定是第一要务。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处罚并不是唯一选择,能够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管理目的,不应轻易采取制裁措施。虽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在行政处罚幅度方面没有提供更加灵活的裁量空间,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法理的确存在操作盲区,但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5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的立法本意不以处罚为目的,处罚仅是一种手段,监督机构有义务肩负起和谐执法的责任,并且把执法的过程化为宣传法律的过程,体现宽严相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以及有“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且应当不予行政处罚。
经综合权衡,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决定暂不处罚,给予有关单位自我纠正的机会并针对监理资质越项问题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涉案单位在30d内整改完毕并提出整改报告,逾期不改的将依法组织听证、实施行政处罚。
4 节外生枝,茫然失措
虽然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千方百计为行政相对人着想、争取尽最大努力减少或避免投资人损失,希望有关责任主体通过自行整改“满足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但面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建设、监理单位并没有理解监督机构的良苦用心,反而觉得监督人员故意为难。
监理单位深知资质增项要求高、难度大、流程长,在缺乏专业人员、没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下,30d内拿到化工石油监理根本没有可能,“停止违法行为”不过是换种说法的“逐客令”,不仅预期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被竞争对手借题发挥,因此对工程质量监督人员交换意见的提议也回绝了。
建设单位也陷入两难困境:既然越项监理违反了国家的禁止性规定,那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自始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除各自承担缔约过错责任、蒙受经济损失外,一旦监理单位中途退场,资料散失、现场的局面将难以控制,新的监理单位将提什么条件、要多少费用、何时才能进场都是未知数,施工也将被迫暂停。更糟糕的是,若双方不能就“分手费”达成一致,进而要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的话,整个工程将举步维艰、进退两难。
5 换位思考,适时指导
其实,对于建设、监理单位的强烈反应,工程质量监督人员早有准备,并且事先制定了有关的工作计划和后续对策,也希望通过上述过程使得有关单位通过分析、判断能够深刻反省、加深印象,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和学法、守法的自觉性,从而减少抵触、对立情绪,增强信赖关系,进而自愿接受行政指导,主动配合,实现良性互动。
在短暂的“冰冻期”过后,有关责任主体的负责人终于冷静下来。于是抓住机会,与两家单位有关人员分别谈心、阐明立场,开展了必要的行政指导。
这里指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是具备相应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资格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受政府委托,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代表政府对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维护公众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行政、严格监管,捍卫法律法规的尊严、权威,维护建筑市场的公平正义和有序竞争,确保工程质量和本质安全是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越项监理违反了国家的禁止性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工程质量监管机构都不可能拿原则做交易,但在执法工作中体现务实、宽容、和谐一直是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追求的目标。尽管监理单位在短期内不存在进行资质增项的可能性,但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其与具备化工石油监理资质的其他监理单位以合伙方式组成联合体共同承揽业务,《建筑法》第27条从项目承包的角度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并明确了联合体共享资质的认定原则,根据民商事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一般法理,该规定同样适用监理单位。因此,监理单位可以本着优势互补、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市场化原则自行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通过强强联合“满足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完成既定的监理业务实现多赢,并为今后资质增项积累经验、夯实基础、创造业绩;建设单位也完全可以消除顾虑,用不着担心项目中断。
工程质量监督人员还针对监理单位引入合作伙伴、加强人力资源配备以后监理成本大幅增加等实际问题,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与建设单位进行了适度沟通,充分说明了监理项目恶性竞争、非理性低价成交的危害性,得到了建设单位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回应;监理单位也深刻反省了在人员配备等方面弄虚作假的不良行为,明确表示依法依规全面整改。
经过耐心引导和启发,建设、监理单位很快理清思路、找到方向、达成共识,管理力量得以充实、监理规划得以完善、现场协调得以改善、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6 转变职能,服务至上
工程质量监督执法实践表明,威严有余、缺失人情的监管,既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也与现代法治原则和基本法理相悖。只有认真研究、准确把握现阶段工程质量监督的本质特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按照依法行政、转变职能的要求,正确处理依法监管与有效服务的关系,变刚性管理为刚柔相济;按照合法合理、必要正当、平等自愿原则,创新监管手段、改进监管方式,推进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做到“执法与指导”、“监督与服务”、“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才能不断凝炼升华服务型质量监督的内涵,才能营造多方和谐共赢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保民生[3]。
参考文献
[1]周汉华.政府监管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刘小锋,王岭.多晶硅化学制备方法的比较分析[J].新材料产业,2011(6):65-69.
柔性执法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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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政府2012年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2011年5月18日，国内首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在武汉出炉。报告认为，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中的行为失当，造成其网络形象妖魔化，并在网民中有固化趋势。报告建议，城管人员可利用多种媒介手段，主动传达亲民态度，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改善其公众形象。在此背景下，当前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在悄然“变脸”，连续推出“女子城管队”“硕士进城管”以及“柔性执法”等举措，来缓解执法对象的情绪。在安徽合肥，城管部门还设了委屈奖：被摊贩辱骂、殴打时，打不还手、骂不还手，理性克制，文明执法，就能受到“委屈奖”的奖励。在南京，城管用“眼神执法”管理违章小贩，避免冲突。
[各方观点]
关键词：健全法律 提升执法队伍素质 建立长效经营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
城管承担的部分职能，许多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矛盾相对集中的领域，需要社会综合治理。寄希望单纯依赖城管一个机构独立解决，无异于天方夜谭。在改进执法管理的同时，政府更应该注重解决社会矛盾，推进法制化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持久有效的人性化城管执法模式。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敬波
改善城管形象的根本在于相关法律的健全、管理体制的理顺以及提升城管队伍的素质和自律意识。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王国华
“柔性执法”只是一时之策。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应该着手建立长效机制，应该在一些中心城区开辟专门的区域，允许这些占道经营者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进行经营，以切实保障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同时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沈阳
科学管理城市，远远不是城管一家的事情。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与城市人口数量、结构的巨大变化相比，当前社会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全国人大代表 金建忠
要提升城管形象，需要多方面合力，一是城管自身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的提升;二是对城管职能进行明确定位和科学化设置，保证执法能力和效率。
—— 赵林中代表
[深入分析]
城市管理人员在社会当中的印象似乎不大健康，“暴力执法”、“殴打商贩”、“无人性”甚至更为不善的字眼，似乎已经成为城管人员的标签。“暴力执法”不但破坏了城市管理人员在社会中的形象，无益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更是将城市管理人员与商贩的关系推向僵化的对抗位置，曾经发生的几起血案，更是对城市管理执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眼神执法、围观执法、下跪执法等温柔执法方式，表面上看是城市管理执法方式由“粗暴”向“温柔”的转变，实际上更彰显了城市管理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粗暴执法”把商贩
看成“麻烦制造者”，对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清理”，虽说是为了优化市容市貌，但不合理的执法方式确实引发了与商贩的紧张关系，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城市管理者形象“自毁”，如此看来，得不偿失。而“柔性执法”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多用疏导性的对话思维，杜绝对抗性的围堵思维，用温情脉脉的执法方式执法，从而减少城市管理过程中的摩擦力。
[措施]
构建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其必然逻辑应该是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执法。而当下的各种“柔性执法”的理念可复制到行政执法当中，对这种执法理念和良好执法手段进行法治化、制度化、固定化,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体系，使其变为一种长效机制。因此，就依法执法而言,在探索“柔性执法”时,应该在下述法律框架内进行：
第一，执法范围法定、执法职权法定。不能将执法队伍作为执行特定任务、特定政策目标和清除实现特定任务、特定政策目标障碍的工具,更不能将执法队伍作为执行当地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特定指示、完成其政绩工程的工具,或作为清除实现相应领导指示、完成其政绩工程障碍的工具。
柔性执法 篇6
(一)柔性行政执法的背景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要靠包括公权力在内的各个社会力量的良好共处运转,任何一个力量的出轨都会影响到它的全面协调性。通过对近几年执法现状的回顾,人们对行政执法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柔性执法被提上日程,而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曾用过柔和、灵活和有效的行政执法方式,成效非常显著。
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证明,行政权的强制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会因为一方的对抗或者无形的抵制而大大降低其功效,因此要求行政机关尽可能少地运用强制手段来推行行政执法,更多地采用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手段来使相对一方主动参与,实现行政目的,或者自愿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1]。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9条明确指出,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可见,转变执法理念,拓展执法方式和手段是各级行政机关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柔性行政执法的内涵
在中国,柔性执法是一个学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当前行政管理界人士对柔性及柔性操作观点较多,看法不一。在民主行政的柔性操作进程中,虽然听到了来自各方拥护的声音,但与此同时,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认为,柔性操作的理念不清晰;还有人认为,柔性操作是一种妥协,一种缓冲,为的是掩盖矛盾,是因为政府没能力解决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甚至,有少数政府官员把柔性操作当做为自己谋利的一种手段。这种“柔”操作将正义抛之脑后,将人民的利益抛之脑后,与我们的民主行政的理念背道而驰,从而造成党风不良、官风腐败,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并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等[2]。所谓柔性行政执法简单来讲是指与传统刚性行政执法相对应的新型行政执法行为,具体来讲是指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行政主体采取非强制性、更具人性化和灵活性的手段来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它是指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解、行政奖励等在内的一系列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新型行政行为的总称[3]。
(三)柔性行政执法的特征
首先,具有非强制性。行政职权的行使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具有强制性。这种直接的强制力实际是一种“可以在不顾及施加对象是否情愿的情况下强迫对方服从一定意志的力量”[4]。柔性行政执法通常不带命令性或强制性,而只能采取说服、协商、诱导、劝诫等方法,谋求并取得行政相对方的同意乃至响应,从而达到一定的行政目的,并不可直接将其主观意志强加于行政相对方。其次,更具人性化特征。柔性执法相对于刚性执法更具人性化色彩,它不仅体现了执法人员和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也诠释了“执法就是服务”的科学内涵。最后,具有行政行为性。由柔性执法的含义可知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行政职权基础上的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性。
(四)几种税务柔性行政行为
税收柔性行政执法行为事实上也早已出现,比如税务行政辅导、行政建议、行政提示、行政警示、行政整改告诫、行政回访等税务行政指导行为,还有中国税务行政领域广泛存在的各类行政合同,还有近几年出现的税务和解、税务行政奖励等都属于柔性行政执法行为范畴。这些行政执法行为已经在税收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减少征纳矛盾,改善执法环境方面效果显著,在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方面很有借鉴意义。
二、柔性行政执法的可行性分析
任何行政行为的存在和运行都有其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柔性行政执法也不例外。税收执法一向被认为是具有强制性的,柔性行政执法在税收执法当中是否具有可行性,很多人抱着怀疑态度,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的高度对税务柔性行政执法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
(一)柔性行政执法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从法律的“正当性”理论、政府产生目的理论、权利本位论三个方面对柔性行政可行性专门作了论证。
法律有了正当性作为灵魂,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顺乎情理,大多数公民都会对法律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主动接受规则并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引,不必以强制的手段来实施法律法规。中国法律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因此中国法律具备法律正当性本质,这就已经为实施柔性执法提供了基本条件。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的产生,其根本任务应当是保障缔约者的人身、财产不受侵害或者是为缔约者权利的顺利行使创造条件。在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工作的宗旨,也是行政执法的宗旨。在党的十六大上,将“执政为民”贯穿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执政理念中,可见,服务型政府产生目的论为柔性行政执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权利本位论极力肯定并推崇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确立和扩充,其主张实际上是要尽量排斥或否定强制行政行为的过多、过滥,因为强制意味着对行政相对方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和剥夺。而柔性执法,不仅可以较少地侵害公民的权利,而且还能充分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好地实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新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重要条款,可见,权利本位论为柔性执法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平衡论,从另一个角度为柔性行政执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平衡论”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应当平等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形同以往那样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等柔性行政行为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二者的平衡[5]。
还有学者从现实性原因、功能性原因以及趋势性原因三方面阐述了引入柔性执法的原因,由此提出要拓展刚柔相济的执法新视野理念[6]。中国早在古代事实上已经有“柔性执法的理念”。综合《老子》关于“无为”的思想的阐述来看,“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国家最高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顺应民心,得民心,要“以百姓心为心”、“任百姓的自化(即自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汉初期,黄老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当前中国处于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矛盾丛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对依法行政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清华大学吴维库教授在孝感市地税局讲学时说:“行政执法的目的不是只要秩序,而不要生活。社会只有秩序,但老百姓不方便了,这并不是理想的执法结果。”吴维库还说,“柔性执法”在法制过程中是一种潮流,是行政执法民主化的潮流,“形势变了,税收执法方式也要变。”因此要求行政执法必须改变传统的刚性执法理念,充分发挥柔性执法的功效,刚柔并用,执法彰显人性化,规范化。
(二)柔性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稳步推进,一系列人性化的立法不断出台,立法的人性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成为行政执法体现人文关怀的法律依据。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重要条款为行政执法体现人文关怀确立了宪法依据。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追求“人文关怀”,否则就是违宪,这就为柔性行政执法确立了宪法依据。
中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不予行政处罚。这恰恰印证了“人性化执法”是可操作的。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行政许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便民和服务的原则,规定了一个窗口对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不得收费、讲求时效等重要制度,便民措施突出对人的关怀对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税收征管法》第40条第3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9条第3款规定税务机关对单价5 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看似冰冷的税法,因为这个条款,而多了几分温情,多了几分人文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用诗一样的语言,评价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的一个“明确公民生存权标准”的突破性条款。钱教授说:“这意味着,虽然偷税行为该处罚,但是执法部门不能为解决偷税行为,而剥夺了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评论认为,这个条款明确了“税收征管中长期未能解决的公民生存权认定标准问题”,被称为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最大的突破,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开了先河。保障纳税人权利的新《税收征管法》,对税官执法提出了挑战。“如何既严格执法,同时又很好地保障纳税人的权利,这是需要改变过去思维的新问题。”
(三)引入“柔性行政执法”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如果税务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套路去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简单一罚了之,不注重行为方式方法,不注重策略艺术,就会很容易激发社会的新矛盾,新问题。这样,我们非但没有取到良好的执法效果,甚至会加重执法对象的对立情绪,引发纳税人的强烈不满,最终演变成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恶性事件。税收执法“人性化”直接关系到税务机关的声誉和税务执法人员的形象,既是征纳双赢、社会和谐的现实需求,亦是新形势下税收工作对税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7]。因此,推行柔性执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具体来说柔性执法有三大现实意义:第一,推行“柔性执法”符合和谐社会要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税收关系,为税收执法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论断。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而“柔性执法”正是人性化执法的具体体现。第二,推行“柔性执法”符合以人为本原则,有利于提高纳税遵从度,减少执法阻力,从而可以化解税收执法风险。轻微违法的危害性一般不大,税务部门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只要及时进行教育和制止,不仅能够达到及时纠违的目的,而且能够使当事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检讨上,从而产生良好的结果,实现和谐共赢。第三,推行“柔性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执法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于轻微的税收违法行为,推行柔性执法,有利于减轻基层税务干部的工作压力,缩减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集中精力查处严重税收违法行为,有效增强税收执法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但是,柔性执法的实行,不就意味着执法力度的松弛,柔性执法是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执法,不应在违法的基础上寻求所谓的人性化执法,也不意味着人情化执法,不能因此降低执法的标准,弱化法律的刚性。柔性执法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对“一切公权力皆来自人民的授权,任何执法权力的行使,必须顾及人民的利益要求并且遵循正当的程序和适度的规则”理念的实践。执法要有所作为,但不是胡乱作为。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秩序安定,而非是为惩治而执法。执法行为的最优效果,当属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的局面和接受的自觉意愿,法治成为公众的信仰。这都需要时刻保障民权民利,执法行为也不例外。柔性执法的实践不是没有可行的空间,要将执法的刚性和柔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既不粗暴也不软弱,多份尊重也不乏强制力,也即赋予行政执法新的内涵,只要从爱护、尊重纳税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执法行为温和而不失威严,不随便指责,抛却专横,在爱的感召下,征纳关系才能水乳交融,税收执法自然也能“一呼百应”。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传统刚性行政执法那种僵化、忽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弊端日渐显露,通过对近几年执法现状的回顾,人们对行政执法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柔性行政执法被提上日程。柔性行政执法以其灵活性强、注重行政相对人意愿的优势弥补了刚性行政执法的缺陷,而税收行政执法一向被认为是具有强制性的,柔性行政执法在税收执法当中是否具有可行性,很多人抱着怀疑态度,因此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对税务柔性行政执法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认识。
关键词：柔性行政,税收执法,可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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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强制力[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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