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精选十篇）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1
调查的方法和基本情况
周口市地处河南省东南部, 传统文化资源丰厚, 可以代表我省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水平。为了保证研究取样的代表性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 我们对城市和农村分别进行调研并加以比较。由课题组成员负责,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部分学生参与了此次调研。调查方式主要是入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 按居住区域, 其中周口市区250份, 回收有效问卷227份;乡镇农村发放问卷250份, 回收有效问卷210份。在这些受访者中, 男性占52%, 女性占48%。19~35岁这一年龄段所占的比例为37.4%, 36~50岁的占42.6%, 51岁以上的占8.2%, 18岁以下的占11.8%。其中, 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城市受访者占43.5%、乡村占5%;高中及中专程度的城市受访者占41%、乡村占37.2%;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城市受访者占14.3%、乡村占46.8%;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城市受访者占1.2%、乡村占11%。
另外, 本次调查对象包括了公务员、公司员工、私营业主、医务人员、文教工作者、学生、农民等各类职业者。从这些样本的基本信息来看, 较全面地兼顾了男女比例、年龄层、学历高低、职业差异、居住区域差异等因素, 因此, 本次调查研究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受众的实际传播效果。
数据分析与主要发现
首先, 谈谈日常使用媒介基本情况调查。
这是一项多选项的调查,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四大媒介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 的日常使用情况, 位居使用率榜首的城市和农村都首推电视, 分别是76.3%和64.2%, 说明电视在近些年一直保持着媒介老大的地位, 是人们首选的媒介渠道。列为第二的城市为网络, 占48.4%, 而农村则偏重于广播, 占18.8%, 这说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只局限于城市, 农村较为落后, 传统的广播媒介在农村尚有一定的受众。而对于报纸媒体来说, 在城市也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且多于广播, 占23.7%, 但是农村目前看报纸的受众寥寥无几, 只有5.5%, 还大多集中在乡镇机关单位中, 这与农村受众水平偏低且报纸送达不便均有关系。从以上几点可看出, 城市比农村在接受信息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和便利条件。第二部分是有关节目类别的收视调查。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城市和农村基本达到一致, 收视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新闻类 (城市占68.6%、农村占47.6%) 、娱乐类 (城市占57.9%、农村占66.2%) 、服务类 (城市占37.8%、农村占32.8%) 和科教类 (城市占21.2%、农村占18.5%) 。节目类别存在的收视差异提醒各大媒介应注意寻求恰当的传播方式传播信息才能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而新闻类和娱乐类应是媒介重点关注的对象, 对于服务类和科教类栏目, 善于创新突破, “寓教于乐”才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其次, 谈谈对中原文化传播效果的基本描述。
认知状况。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河南省对于中原文化方面的知识总体认知状况城市明显高于农村。其中, 回答“知道很多”的城市占12%, 农村占1%;回答“一般”的城市占46.7%, 农村占28.8%;回答“很少”的城市占38.9%, 农村占57.2%;回答“一点不知”的城市占2.4%, 农村占13%。在回答“殷墟坐落在我省哪个城市”的题目时, 城市答对者占87%, 农村答对者只占31%。可见, 河南省受众对于中原文化的相关知识认知度并不是太高, 且城市与农村差异较大, 其中城市受众的认知度远远高于农村。一方面受众自身的素养及学历层次决定了其对中原文化认知度的高低;另一方面, 城市人接触与使用媒体状况比农村广泛和优越, 其较多获得信息的机会也会提高认知度。
认知渠道。周口地区的受众对于我省其他地区的传统文化一般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从高到低的排序是:电视 (53.8%) 、网络 (24.4%) 、报纸 (11.3%) 、广播 (8.3%) 、人际传播 (2.2%) 。可见, 电视仍占据着第一媒介的“宝座”, 作为广大受众获取中原文化相关信息的第一渠道, 把其他媒介远远抛在后面;其次是网络, 尤其是在城市具有相对优势, 可见, 网络这一媒介的后起之秀, 发展潜力巨大;再次是报纸, 昔日的媒介老大逐渐被电视、网络所超越, 而电台的竞争力日渐下降, 在其他各媒介的夹缝中求生存;最后, 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 人际传播的作用甚弱, 只占2.2%。而对于另外两道有关具体事件获知途径的调查也说明一些问题。第一道题是您从哪个渠道获知周口市举办“中华姓氏文化节”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 获知渠道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本地媒体占61.7%, 人际传播占19.5%, 省级媒体占15.6%, 还有3.2%的人没听说过。第二道题是您从哪个渠道获知洛阳市举办“牡丹花会暨国际邮展”活动的?调查结果显示, 获知渠道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省级媒体占71.2%, 本地媒体占12.5%, 有8.7%的人没听说过, 而人际传播占7.6%。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对于本地区举办的传统文化活动在本地媒体中传播力度较为强势, 但本地媒体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活动传播力度不够重视, 即使是较为著名的、规模较大的活动在本地媒体上也较少传播, 以至于还会有一部分人没听说过, 而担当起这些传播任务的首推省级媒体。虽然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受众选择节目时的“接近性”心理, 但对于地方媒体来说, 也可以巧妙运用受众喜欢关注本地媒体的“接近性”心理, 适当传播一些其他地区的文化活动, 从而协助省级媒体共同宣传中原文化。
关注度。我们对中原文化关注度的调查共设计了两道题目, 其调查结果令人堪忧。第一道题是:“在所有媒体中, 除《梨园春》栏目外, 您还能说出几个与中原文化相关的栏目?”调查数据显示, 能回答出一个的城市占27.8%, 农村占46.8%;能回答出两个的城市占58.5%, 农村占37.7%;能回答出三个以上者城市占13.7%, 农村占2.6%;另外有12.9%的农村受众一个都回答不出来。第二道题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文化港澳行、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您关注过几个?”调查数据显示, 关注过一个的城市占16.3%, 农村占67.8%;关注过两个的城市占67.2%, 农村占18.2%;三个事件都关注过的城市占16.5%, 农村占1.6%;另外竟有22.4%的农村受众一个事件都不曾关注过。
从以上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周口市民对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处于一般层次, 且城市和农村差异较大。第一题去除像《梨园春》这样影响力较大的栏目外, 一般人就很难说出其他节目了, 这一点城市和农村略有差别, 但总体说明河南省关于中原文化传播的精品太少, 品牌太少。对于第二个问题中的著名事件, 城市居民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农村, 虽然对于三件事完全知晓者还是少数, 但大多数人对其中的事件还是关注过的。但是在农村, 对于此类事件就很少有人关注了, 一个都不曾关注过的人竟达22.4%, 可见中原文化的传播在农村还任重道远, 媒体应该结合农村受众的习惯, 多在传播形式上下工夫。
再次, 谈一谈对中原文化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价。
对于河南省大众传媒传播中原文化的综合评价, 我们是从重要性、满意度、传播方式三个方面来考察的。
考察重要性“您认为传播中原文化对我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中, 回答“作用极大”的, 城市占43.8%, 农村占21.7%;回答“作用一般”的城市占27.4%, 农村占38.6%;回答“作用不大”的城市占8.6%, 农村占14.3%;回答“无所谓”的城市占11.2%, 农村占27.4%。
考察满意度“您对我省大众传媒传播中原文化的总体评价如何”的问题中, 回答“满意”的城市占18.8%, 农村占11.4%;回答“一般”的城市占52.6%, 农村占45.7%;回答“不满意”的城市占16.5%, 农村占15.9%;回答“不知道”的城市占12.1%, 农村占27%。
考察传播方式“您认为哪种方式在传播中原文化方面影响较大”的问题中, 回答“新闻类”的城市占52.4%, 农村占44.3%;回答“娱乐类”的城市占27.7%, 农村占40.2%;回答“专题类”的城市占10.6%, 农村占8.7%;回答“广告类”的城市占9.3%, 农村占6.8%。
从以上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在被调查的人群中, 无论是对于宣传中原文化的重要性还是传播过程的满意度, 评价都较为客观。虽然城市与农村之间依然有差距, 但持肯定意见的皆超过七成。据此可认为, 中原文化的传播依然有较大的受众基础, 且作为宣传的有效传播方式, 人们较为认同的顺序依次是新闻、娱乐、专题、广告。此间娱乐节目排名较为靠前, 尤其是在农村更为突出, 充分说明高雅文化的传播应该走大众化的路子, 在高雅和通俗之间寻找出路。另外, 广告虽然排名最后, 但其所占比例与专题报道基本相当, 在城市调查的回答中仅差1.3个百分点, 这种现象也应引起媒介的关注, 可根据商品特性在广告创意中提升中原传统文化的含量。
总之, 经过这次调查分析, 可以初步了解目前河南省大众传媒传播中原文化的效果状况。因此, 各大媒体都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积极寻求有效传播中原文化的新途径。
首先, 在当前媒体泛娱乐化背景下, 媒体从业人员应从思想上树立弘扬中原文化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 提高政治素质。河南电视台在摄制《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过程中,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它的政治性和权威性, 要求编导不仅将这次创作当做熟悉河南人文历史的学习机会, 还要当成是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策把握能力的绝好锻炼, 让受众从节目中感受编导的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
其次, 各媒体应充分运用自己的传播优势, 扬长避短, 在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力度以及策划角度、内容选择等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 树立符合自己媒体特点的精品栏目, 掌握各种宣传艺术, 雅俗共赏, 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在充分稳定城市受众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和发展乡镇农村的受众群体, 才能使中原文化的传播达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 充分挖掘网络的功能, 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互动宣传。本次调查充分显示, 在获知信息的传播渠道中, 网络已超越报纸、电视, 跃居第二位, 逐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形成了多层次格局。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和重视网络宣传, 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充分合作, 围绕一个主题, 多方位、多形式、交叉互动、扩大宣传, 是提高中原文化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2
摘 要：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我国对外多边贸易合作迅猛发展，必然亟需大批复合应用型外语专业人才。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中原文化深层次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中原文化底蕴深厚，对外文化交流重心由“引进来”转移到“走出去”，如何培养国际化视野的新型翻译人才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作为沟通异质文化的翻译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进而积极促进中原文化在国际上的进一步传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及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条件下，高校应该主动承担人才培养任务，有力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原文化；翻译人才；人才培养
一、前言
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为我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与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语人才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战略工作推进中亟需大量“专业 + 外语”的应用型外语专业人才，对这些人才招聘的条件是： 必须有实践经验、即来即用，真正做到无需培训的专业应用型。这些要求无疑对我国现行高校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以来，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为更有效、更深层次地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河南经济发展新的势头下，以及国家教育部提出高校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下，河南省各高校外语专业意识到“中译外”的重要性，此次转型发展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很多高校在摸索中前进，就以本校的英语专业而言，尝试从宏观上调整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从微观上，对具体的翻译教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促进学生就业为目标适当地调整传统的翻译教学。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对翻译教学以及人才培养明确了具体的要求和目标。
河南省，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更加关注如何进一步提高文化影响的软实力，本文拟结合老子文化，少林功夫以及河南豫剧，伏羲文化等有特色的中原文化探讨如何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调整翻译人才培养计划，从而服务河南经济转型发展，让更多的人民了解热爱中原文化。中原文化“走出去”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原文化魅力，而且也是提升河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那么，在这一大环境下，作为河南省的翻译教学应该做出怎么的调整与改革？本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对转型发展的地方高校课程改革?M行了调查分析，并以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为立足点对河南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研究概况
我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迄今为止经历过四次翻译高潮，笔者仔细翻阅相关参考资料，可以看出基本以“引进来”为主，中国翻译学家孜孜不倦的翻译了大量西方名著，以严复，林纾，梁启超为代表的翻译家更是倾其毕生精力，他们试图以翻译为工具，将沉睡中的国人敲醒。除此之外，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技术逐步传入到中国。有学者把这种情况比作为“文化入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交流的悄然改变，中国的四大名著，《道德经》等著作也在西方国家逐渐流行，《道德经》的翻译更是仅次于《圣经》的翻译，海外孔子学院的创办更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时至今日，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河南作为中国正统文化的起源和继承之地，比较有特色的老子文化，少林功夫以及河南豫剧，伏羲文化等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如果这些优秀文化没有加以传播，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中原人民现在努力改变的困境。但是如何推广中原文化，其中之一就是要考虑翻译问题，翻译历来就是沟通异质文明、异质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中译外”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传播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保持独特的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转型发展的地方高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要充分意识到这一重担，主动担负起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任。
根据高校转型发展的需要，新时期的翻译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和应用型的，但这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学翻译，转型发展的高校以应用型为主，很多翻译课教师就误以为文学翻译没有市场，实质上，良好的双语转换能力是优秀翻译人才的基础，否则的话，只能从事一些没有学术含量的，得不到市场认可的翻译工作。专业翻译人才的知识结构中，不仅要有商贸、科技、法律等实用知识，而且也要有文学、哲学、翻译理论等学术性的内容。应用型的翻译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还能够从事某些学术性的翻译。与之相对称的翻译课必须与时俱进，教学内容应贴近中原发展的实际，将鹿邑的老子文化，淮阳的伏羲文化以及河南豫剧主动引入实际的课堂教学，努力缩小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在中译外教学中，我们应积极引入适用于应用文体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培养学生的译者交流意识，以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这样才能使教学内容服务于培养目标，不仅使学生就业时能较好地与社会需求实现对接，而且更能让世界了解中原传统文化。
三、培养翻译人才的途径
中译外翻译人员可以帮助中原文化的传播，因此，如何培养中译外翻译人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任务。近些年来，国家政策的倾斜使得河南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河南豫剧，少林功夫，武林风等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极大兴趣，这与英语在中原大地的普及程度相关，中原文化要想走出国门，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能克服意识形态差异的翻译，目前，对中原文化来说，海外传播市场几乎还是个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文化产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着大好机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河南省曾举办中原文化港澳行、中原文化非洲行、中原文化美国行、“梨园春”悉尼行和委内瑞拉行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只有河南人们勇于开拓国外市场，不遗余力的宣传，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河南的地方戏剧豫剧名扬省内外；我们更要借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努力把豫剧推出国门，河南也是我国重要的武术文化中心之一，少林寺是少林拳的发源地，河南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形式多样，许多技艺堪称一绝。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努力实现文化传统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的融合，是中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文化能否走出去取决于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综合国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文化交流和传播历来都是双向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实际情况是以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单向运动为主的流动。坚持用外语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表达中国文化的价值诉求，减少他国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提升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应成为外语教育界的时代重任。
翻译人才是对外翻译的主体，翻译人才的数量和素质直接决定了对外翻译的规模和质量。翻译被公认是一项高、精、尖工作，能够胜任中译外工作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估计缺口高达90% 以上。”因此，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按照职业化、现代化、协作化的路子走，培养出当前急需的汉外文化翻译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汉外翻译人才队伍。文化翻译人才与应用型的翻译人才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要求他们具有扎实的汉外语言功底，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能够透析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并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让国外的读者能够理解和认识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二）选题的典型代表性
中原文化作为河南人们的明信片，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一直支撑着中原人民为之努力和奋斗。在高线转型发展过程中，翻译教师要有选择性的挑选一些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唤起名族凝聚力的文章。比较有代表的有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产生在中国，但其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道德经》的翻译版本众多，对它的翻译仅次于《圣经》。通过大量翻译，老子思想与文化对西方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将其作为解决西方宗教、哲学和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道德经》通过海外翻译历程也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大着其文化影响。例如德国青年结婚时以《道德经》相送，或穿有“道”字的服装等[1]。这些事例都彰显了《道德经》外译的文化?鞑バвΑ?
（三）采取针对性的翻译教学模式
中原文化能否走出去，与高校翻译教师观念的转变和人才的培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部部长蔡武曾指出：“翻译工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者的工作虽然不足为奇，但是沟通桥梁的翻译却在无形中促进中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及大量访谈，笔者发现，目前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并非能力很差，只是目前的人才培养没有把社会需求考虑在内，与社会实践脱节。大部分从事翻译工作的毕业生反映，在校期间很少针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翻译，同时对现存的翻译课程设置提出了看法，在以教师为中心的翻译课堂教学模式下，翻译练习等同于改错练习，知识面过于狭窄，没有从宏观上把握翻译标准，翻译能力等等的提高，造成很多毕业生无法胜任翻译工作，延迟了文化走出去的良好机会。
四、结束语
“一带一路”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对转型发展的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应用型的地方高校需要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既是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可喜态势下，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是一些误解甚至偏见依然存在，这种障碍我们就可以借助于翻译来克服，因此准确恰当得向想外国人展现中原文化是一项艰巨而又挑战性的任务。随着河南的不断开放，对中译外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交易会、博览会、旅游业等都离不开中译外，这也为翻译学生的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另一方面，据了解，多数高校外语专业的翻译课仅仅在高年级开设，沿用旧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重点放在外译中上。这使得中译外的教学力度远远不够。因此，要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在教学管理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路。在有条件的学院尽快地设置中原传统文化的翻译课程，中译外安排在本科阶段，让学生多多了解中原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3
关键词： 中国文化 走出去 翻译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中国文明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新一轮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为当今世界时尚和文字、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灵感，成了热门题材。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有效地“走出去”，成为从我国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翻译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媒介，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我们有时把文化“走出去”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翻译问题，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化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就自然而然“走出去”了。事实上，在翻译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中西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不同
在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抑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学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鼓励人们追求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将中文作品翻译成他国语言时，如果字对字翻译，则不符合他国的认知习惯，如果完全迎合西方的文化就丧失了文化身份。
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时，就不会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个仅仅关涉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就会注意到它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接收心态等相关因素。
例1：对于红楼梦第24回里一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翻译：
译文一：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譯文二：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两种译法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第一种译法忠实原文，有人认为第二种译法用面粉和面包代替了大米更加可取，更加符合西方读者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可是仔细想来，《红楼梦》作为我国的四大名著，反映了中国清代最真实的社会生活，若用面粉和面包代替大米，则无法还原历史的原貌。
例2：中：姜还是老的辣。
译文一：Old ginger is hotter than new.
译文二：Experience counts.
在上述例子中，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很容易理解原文的意思。对于翻译成英文的版本，译文一中突然出现了ginger 不免过于突兀，而例文二中所表现的中国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智慧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异国读者。无论怎么翻译，都略显欠缺。
二、 中文的不可译性
翻译是跨语言的活动，但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发音和书写系统，因而很多情况下中文都存在不可译的情况。
例3：人曾为僧，人弗可以为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成双。
有人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monk cannot be called a slave.
拆字是汉语特有的一种东西，无法翻译，上述翻译，情味全无。
例4：鸿是江边鸟，蚕是天下虫。
这些句子把语言文字本身作为描述的对象，即使是翻译出来，充其量只是对原文进行表述，原文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无法很好地传达给异语读者。
因此，文化“走出去”战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局限性的存在并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文化“走出去”战略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一战略的实施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文化身份，不能在国外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丧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随着文化交流与对外输出，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滥竽充数的假冒伪劣现象。据报道，某明星大腕组团到美国巡演，被美国作家评价为“内容庸俗，言辞粗鄙”。某些被推崇的对外交流的文学作品甚至被海外汉学家称为垃圾。
当然，这些来自海外的声音也许有偏颇之处，但某些文化产品不受欢迎，绝不是仅仅用“文化差异”这四个字就能一笔带过的。英国女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在全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据统计读者已超过3亿。难道全世界读者与《哈利·波特》就不存在文化差异吗？
有人认为，热辣火爆的“哈利·波特”现象是一个成功的全球化文化品牌范例，是文学、电影和消费者品牌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国际文化市场运营模式。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绝不仅仅如此。《哈利·波特》的成功，更大的原动力源于作品背后独特而瑰丽的凯尔特文化元素。这就是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孔子、鲁迅在海外受到热捧，而当代某些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却在国际上遭到冷遇？正如有专家分析的那样，广大群众在整个输出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作为中华文化代言者的输出产品，有可能并不是广大群众真正喜闻乐见、健康高雅的精神产品，而是某些噱头产品，甚至一些所谓的大腕作品竟成了文化输出的免检产品。这些免检产品如果质量低劣，一旦走向世界，那么它们究竟将给中国文化增值还是减值？
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和评估。只有确立文化产品的评估标准，建立文化产品输出的监督机制，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化品牌才有可能诞生，中华文化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肖永明，张天杰.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2]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 [J] .复旦学报，1993.3.
[3]胡兆燕.“文化走出去”需过翻译关[J].中国财经报2011-12-22.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4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民俗,翻译策略
1 概述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 是推介中国文化、展示中国传统、增强中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是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提倡“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其中翻译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作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助推器, 翻译对于继承、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 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 增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理解、认同和尊重, 增加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中的影响力、吸引力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源远流长, 文物古迹众多, 对河北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宣传, 对河北省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 河北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从已有国内的研究文献看, 与研究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结合相关翻译理论, 如目的论、生态翻译视角、功能对等理论等探讨翻译方法;二、“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相关文学文化翻译;三、河北民俗资源现状探讨。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探讨民俗翻译的论文数量不多, 目前仅见不足10 篇论文。可见, 已有研究缺乏对于河北民俗资源英译研究, 而结合“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就更为稀少。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将河北民俗翻译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 对民俗文化的翻译方法进行梳理分析, 就其翻译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 以期推动河北民俗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为河北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文化“走出去”的短期和长远目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主要立足于增进世界各国对河北民俗文化的了解、理解和接受, 扩大民俗文化的亲和力与影响力。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方便外国人了解河北独特的民俗文化, 吸引国外顾客, 提升河北文化形象, 从而有助于开拓文化市场, 打造河北文化品牌。当前民俗文化文本的翻译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对旅游景区的实际考察, 或是查阅公开出版的旅游指南、宣传画册, 或浏览旅游资讯网站等, 均可以发现英译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总体翻译质量有待提高。因此, 本研究拟从旅游民俗文化翻译为切入点, 探寻能够有效指导民俗文化翻译实践的理论, 探索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提高翻译质量。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 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基础核心, 在这一进程中的传播和普及是实现成功走出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文拟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 以河北民俗文化为例, 就民俗文化的翻策略展开探讨, 以期为河北民俗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深入提供借鉴。
3 河北民俗文化特征
河北省作为北方地区重要的省份, 其历史相对悠久, 因此所形成的民俗风情也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省内现存的可挖掘的民俗资源十分丰富, 特点鲜明。首先, 河北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 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 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它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英豪燕赵风”这些特点同样见于河北民间艺术、民间体育, 例如:歌舞风格落落大方, 戏曲、曲艺的唱腔高亢激昂, 武术、摔跤风格也更显刚劲粗犷。常山战鼓、唐山地秧歌、沧州落子、任丘大鼓、子位吹歌、永年小曲, , 不仅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在北方地区也是独树一帜。其次, 河北民俗文化具有多样性特点。河北省的民俗旅游资源, 既有汉族的习俗, 又有回、蒙、满等少数民族的习俗。从社会民俗看, 汉族既有共性的节庆、礼仪, 又有地域性的差别, 满、回、蒙族亦有各自的风尚;从精神民俗方面看, 歌、舞、花会、戏曲、曲艺、体育、杂技, 种类繁多, 其中有些项目还颇享盛名。 (王玉成、陈美建:2002)
4 河北民俗翻译策略
河北以其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土地、富饶的物产、特有的环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身份。在英译民俗文化过程中, 译者对此应有充分把握。民俗文化翻译的目的在于让世界了解河北, 让河北走向世界, 使河北文化走出去;与此同时, 保持河北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因此, 在译介民俗文化时, 译者应尽量以向世界展示民俗文化为出发点, 尽可能将其中的文化韵味完全地翻译成英文, 这一点对于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原则的指导, 本文对河北民俗翻译策略总结如下。
1) 音译法
汉语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在英语文化中呈现完全空缺的状况, 此时可用音译法将这些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语移植到英语文化中去。音译的策略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 展现中国灿烂的文化与特色、对扩大对外交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北民俗文化词汇中大多含有地名, 因此音译法使用很广泛。例如:无极剪纸是河北省无极县的传统文化之一, 是第一批通过的河北省石家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极剪纸始于古代, 盛行于明末清初。每逢节日、婚礼, 人们都用剪纸制作灯花、挂彩纸、剪年福 (符) 、贴窗花的形式, 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感受。无极剪纸造型丰富、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郁, 其风格受山西和天津杨柳青年画影响, 逐步形成独具一格的剪纸艺术。按音译法可翻译为“Wuji Paper Cutting”;“武强年画”是河北省武强县有民间工艺品之一, 因其产地在河北武强而得名, 是中国汉族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武强年画是在传统耕作方式、佛教思想、固有观念和一直以来的民族习俗习惯的共同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民间乡土艺术。按音译法可翻译为“Wuqiang New Year Paintings”。这种翻译方法简单明了, 可帮助目的语读者迅速了解该文化, 但似乎对文化内涵传递略显不足。
2) 加注法
作为常用翻译方法之一, 加注法就是以添加注释的方式在译文中补充必须的文化背景知识, 以此减少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 有助于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具有特殊文化色彩的词语。例如:“文安八卦掌”, 在直译为“Wen‘an Eight Trigrams Palm”之后, 还应加上适当的注解:eight combinations of three lines—all solid, all broken, or a combination of solid and broken lines—joined in pairs to form 64 hexagrams, formerly used in divination.通过破折号后面的注释, 译文读者就可以对“八卦”这一词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一清二楚, 确保了其对词语文化含义的正确理解。
3) 直译法
直译法是一种补全空缺词义的常用方法, 它既可以使译文简洁明快, 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的原汁原味。如“安国药市”就可以直译为“An Guo Medicine Market”, 此外, 当地还有“药王庙”, 也可以直接翻译成“Medicine King Temple”。直译法强调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将字面意义直译过来, 这样的翻译不仅有利于读者直接体会原文所表达的字面意思, 更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学习。
4) 图示阐释法
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 还可以通过图示外加必要阐释的方法向译文读者描述难以说明的事物。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包括的民俗“冀南皮影戏”就是一项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冀南皮影剧目丰富, 演唱没有文本, 完全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 对白口语化, 通俗易懂,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冀南皮影戏演员一般有七八个人, 操纵皮影的主要是靠一个人, 演出时他要同时执两个以上的影人对打, 又要随着唱白和伴奏表演各种细微的动作。但这种技艺很难单凭语言描述使得目的语读者完全理解, 因此可以用英语翻译“shadow play”加上必要的图示进行说明以便使读者易于理解。
5 结语
民俗文化铭刻中国悠久历史、承载中华传统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俗翻译实践中, 译者应尽量采用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将原译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译文读者认知范畴、译语文化特点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在内, 以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本文立足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 审视河北民俗文化翻译, 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翻译方法, 指出译者应在努力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 尽可能多地保持文化身份, 以达到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顺利实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安定.翻译精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陈宏薇, 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4]谢天振.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J].东方翻译, 2011 (5) .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5
【关键词】影视作品翻译 国产影视作品 文化走出去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由来已久，影视作品“出国”是最受瞩目和欢迎的形式之一。以2015年为例，《芈月传》、《琅琊榜》、《大好时光》、《寻龙诀》和《大圣归来》等众多影视作品推广至海外。其中不乏口碑佳作，《木府风云》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华流”狂潮，《舌尖上的中国》以地道的、“活色生香”的翻译获在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刮起中国传统美食风潮，《熊出没》出现在了动画帝国“迪斯尼”的电视频道，这说明我国的影视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良好的传播，但是更多的作品遇到了文化水土不服的文化冷遇，形如《甄嬛传》在美国Netflix网站上的评分仅有2.5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字幕翻译不过关导致的。
文化出口是用当地的言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如果语言不地道、不生动，仿佛是一个哑巴或口吃说相声，再精彩的内容也不会有人被打动、被影响。本研究将以当下传播至国外的影视作品为例探讨中国影视文学作品的翻译困境和发展策略。
一、中国影视作品在翻译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对应英文词汇。中文是是一种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和意义深远的语种，为华夏文明服务了两千余年，是中国文化的文字承载。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文在形制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即使实物消失，文字依然得以留存，这就导致中文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有现世使用的常用字，也有标识往世存在的生僻字。然而中英文的互通互译是萌芽于明清兴盛于改革开放以后的过程，于是古中国的大量事物并没有相应的准确英文予以说明。
我国的影视文化作品有大量的历史剧和民族特色鲜明的影视剧，形如《甄嬛传》和《木府风云》等。在此类影视作品的翻译中就遇到了大量的尴尬翻译引起国人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优秀影视作品原有的气质，诸如：具有宫廷特色的“一丈红”被译为“The scarle tred（罪孽深重的红）”，“惊鸿舞”被译作“Flying Wild Goose”（飞翔的野鹅），深受我国网友喜欢的“臣妾做不到啊”，被翻译成了“I truly cannot bear it”（我真的不能忍啊）。如何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意境翻译得“色香味俱佳”是摆在当前影视剧翻译的一大难题。
2.四大翻译主体各自为阵。目前中国的影视作品的翻译主体包括四类：版权商商业翻译、政府官方推广翻译、影视爱好者兴趣翻译和专业组织学术翻译。这四类主体在翻译上各有所长，版权商的商业翻译更多地考虑了引进方的市场利益，在影视质量上有所牺牲，例如《甄嬛传》、《芈月传》和《琅琊榜》等；政府官方的推广翻译质量较高，但是在作品选择上以主旋律和传统文化为主，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宣扬中华文化的作用，但是也容易引起西方“阴谋论者”的攻击，例如《木府风云》、《舌尖上的中国》和《夜莺》等；影视爱好者的兴趣翻译是基于观众自己的爱好在网络论坛上写作完成的翻译，比较接地气翻译自由度较大，但是翻译质量不高；专业组织的学术翻译主要是中外影视专业高校间在进行学术交流中开展的，翻译水准较高但是数量极少。不难看出四大翻译主体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
然而单论任何一个翻译主体的翻译效果都是由较大缺陷的，或者商业化冲淡了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或者主旋律思想引起外国观众的警惕，或者兴趣爱好者难以持续发展，或者学术交流难以引起大范围传播。翻译主体各自为阵难以促进国产影视作品在海外的稳定、持久和高质量传播。
二、中国影视作品的翻译路径思考
影视作品是当代最主流、受众全体最大的文化形式，也是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针和路径，国内有走出去的冲动，国外有引进来的欲望，但是缺乏互通的桥梁也只能是隔河相思的牛郎织女。而这一互通的桥梁就是影视作品的翻译，本研究根据当代国产影视作品翻译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以下翻译路径：
第一，建立和完善中华文化外文词汇库。一直以来我国学习外语基本处于学习外语已有词汇，甚至只是常用词汇的水平之上，这是“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下以与外国人交流为目的的学习教育模式；然而在“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下要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传播至国外，就需要将自己的文化以外语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要转变已有的外语教育和学习模式，建立和完善中华文化外语词汇库，在翻译历史剧或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影视作品时有标准可参考。
第二，培养专业的影视翻译人才，促进外语译制企事业单位发展，促进译制主体间的相互合作。不同于以往将国外的信息转译为中文的主要译制人才，中国影视作品推广至国外需要的是将中文翻译为外文的译制人才，因而，要在高校中培养一批有兴趣、有能力和有恒心的中国影视作品翻译人才。同时在政策上鼓励相关的译制公司发展，促进不同译制主体的协作发展。
面对“欧美电影占领中国大荧幕，日韩电视剧占据中国小荧屏”的客观现实，中国影视文学“走出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否则丧失不仅是影视文学的主动权，更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参与性。开拓中英文互通工程，培养专业对口的转译人才，扶持相关译制机构，突破中文影视文学走出去瓶颈，
参考文献：
[1]马会娟.英语世界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J].中国翻译，2013（1）：64-70.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6
20世纪中国武术的传播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1)“新中国成立前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准武术国际化发展”;(2)“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82年之前的非武术主体的武术国际化传播”;(3)“从1982年以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武术整体国际化发展。”
中国武术近30年来虽然在走出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前景并不理想,就像“走出去”的现状就像一件“有价无市”的艺术品尽管中国武术,“特别是中国功夫经过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三代人的电影传播,已经名扬四海,但在国外普及、叫座的程度却远远不如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和印度的瑜伽”;所以,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确立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方法,才能把中国的武术文化发扬光大。
1、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要强化文化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武术文化“走出去”而言,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地一味追求一种表面意义上的传播和推介, 而应该是将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推介给世界,传播给全人类。不能局限于单方面技术的传播。而应该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推荐给全世界传播给全人类。“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里,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是人类愈来愈具有全球化的共性;二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类愈来愈坚持保留各自原有文明的特色或个性”。因此,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不能只是简单的以传播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套路”、“对抗”,甚至是“拳种技术”的走出去,二而应该把以这些套路对抗技术作为一个载体,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主体, 否则那就是折本逐末。所以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 应该是在套路技术的传播过程中更多地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传播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世界各民族发展需要的优秀文化。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简简单单的把我们的文化产品推销出去,而是扎扎实实的把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出去。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创造的“体育运动”,我们的先辈创造的一招一式就是要让人们通过身体的运动实践来获得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哲学思想,来把握中华民族“内敛、和谐”等文化精髓所以,只有不断“强化”中国武术文化的“文化意识”,才可实现中国武术在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和价值。否则,我们的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就会失去意义。
2、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要强化“世界意识”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拥有“世界意识”。如果忽略 了这一点,我们将事倍功半。在未来传播中国武术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规划我们的行动, 而更多地应该换位思考,站在接受者的角度思考我们的传播方法、传播策略。应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思考“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又需要什么,切切实实的增加与东道主文化的接触切莫妄自增大无的放失”。如果一厢情愿,而不顾及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盲目实施自己的行动,其结果只会导致传播的失败,无果而终。正如伍德(wood)所指出的,“影响交流的最大系统是我们的文化,它就是我们所互动发生的大环境”,而“文化的不同 ,交流者固 有的背景、经历和假定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艰难,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开展”。所以,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牢牢树立“文化差异”这种意识,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从而有针对性地建构传播策略,寻找传播路径,研究传播方法。
3、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要强化“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懈发展的动力。中华文化虽然历史厚重,源远流长。但目前在国际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还不强,这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本身的巨大魅力和我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提升中华文化的内涵, 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胆开阔,积极创新。因此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强化“创新意识”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提升我国武术文化的影响力。不能只关注和推崇它的“体育价值和功能”而应把中国武术发展和走出去的放大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来认识、来实施。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动脑筋、想办法,我们在推动中国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中把它与“中国文化年”、“感知中国”等系列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同步进行我们还可以借助和发挥“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等平台,以多种形式大力弘扬和传播中国武术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着力于加快现有体制的改革,创新发展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建立多元化的中国武术文化国际传播模式,激励更多的民间团体、有识之士参与到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
4、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要强化“标准意识”
不能否认在当下的中国武术世界传播过程中, 存在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它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武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和信誉,制约了中国武术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武术走出去进程中,必须下大力气,动真格、出实招,杜绝和防范这些现象的继续蔓延和发生。首先就是要建构具有国际意义的“相对统一”的、可以提升“公信力”的传播标准。这里面既要传播者素质的要求,也要有对传播内容的考量,还要有对传播模式的规范,以及对传播理念的形成等,建立起中国武术自己的管理和评价体系绝对不允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从制度上杜绝中国武术世界传播的失真和乱象。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只有牢牢树立起“标准意识”, 才能使中国武术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不仅走的坚实、快捷,同时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提升。“标准意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技术的标准意识,坚持武术技术的技理、技法的统一化,坚持技术传授和评价的统一化. 二是管理的规范意识, 坚持武术管理的制度、模式的统一化,坚持政府管理和民间管理的统一化。只有如此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步伐才会更加协调,技术体系更加规范,发展更加广阔。
5、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必须要树立“品牌意识”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武术系别何其之多,而每一种能够传承下来的那都是有其独到之处的,那都凝结着先贤无数的心血与智慧,但它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武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氛围中孕育发展的,融会易学、哲学、兵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博采众家之长,逐步形成了独具风格和特点的武术文化体系。因此对于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而言,我们不能也绝对不能追求它的全面世界化。它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的中国武术形态, 选择具有世界传播基础的中国武术拳种,选择具有较强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武术内容等,来作为重点推介和传播的中国武术品牌,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理念和策略。以实现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品牌是符号,是浓缩着各种重要信息的符号。它把信誉、文化潜力等重要信息凝炼成一个品牌符号, 着力塑造其广泛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其烙印到公众心里。品牌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她的魅力。生命的成长,无论间接或直接都离不开光合作用:阳光、空气和水分。那么成功培育品牌的“光合作用是什么呢?成功培育品牌的“光合作用”就是:产品、传播。首先说产品,好的产品才是品牌茁壮成长的根本,除此别无它途。而今天的武术在经过几十年的世界推介后在经过 了几十年 的世界推 介之后,应该说已经有部分拳种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武术“品牌”,如太极拳、少林拳、咏春拳等。因此 ,如何实现开发现有武术品牌在中国武术走出去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 就应该成为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武术文化的品牌,不是一个狭义的品牌概念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有物化的产品,还有无形的资源,它应该包括“赛事品牌,拳种品牌,名人品牌,影视品牌,大师品牌,演艺品牌”等。树立“品牌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在中国武术走出去进程中,牢牢树立保护已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武术品牌,并利用好这些品牌、开发好这些品牌,来加快中国武术世界传播的速度。同时,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借助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来发掘中国武术新的品牌,使更多中国武术物化的、无形的品牌资源由国家品牌提升为世界品牌。
树立品牌意识,第二步就是传播,我们不不应该只局限于体育的领域,还应该在艺术的领域,在传媒领域,在影视领域,开拓我们的视野,打造有潜力的中国武术文化品牌,拓展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和平台。因为,当下的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综合性武术文化品牌,这些品牌的产生(武术舞台剧)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度,已经为中国武术的走出去做出榜样和贡献。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7
一、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就是通过作品的版权许可或转让而获利的贸易行为, 是一种无形财产贸易, 也是版权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版权贸易不仅可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给权利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创造文化财富, 而且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民族文化, 是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版权贸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力量, 包括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软实力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相对应, 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时代, 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影响力要比硬权力久远。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需要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 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国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需要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仅要促进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而且要加强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开发, 创作符合海外受众阅读需求和欣赏习惯的好作品, 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2) 版权贸易是国家硬实力的表现。以出版、影视、动漫和软件等版权资源为核心的版权产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促进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数据统计,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2012年的产值是1万亿美元, 占美国GDP的6.5%。2012年, 美国总版权产业 (包括交叉版权产业、边缘版权产业) 的产值达到1.7万亿美元, 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1.25%。2012年, 美国版权贸易的出口额达到1420亿美元, 远远超过航空 (1060亿美元) 、农业 (701亿美元) 、食品 (647亿美元) 的出口额成为出口第一, 核心版权产业聘用了540万工人, 占美国就业工人的4%。从2009年到2012年,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增长率为4.7%, 而同期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2.1%。[1]中国版权相关产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 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接近欧美国家的平均10%的水平, 版权相关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作用日益突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 2009年中国核心版权产业附加值占GDP的3.5%, 达到1.192万亿人民币, 而版权相关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6.55%, 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6%, 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占6.8%, 占总就业人口的4%。[2]说明中国版权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我国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由于传媒产业实力不强、国际市场经验缺乏、文化与价值观冲突等原因, 我国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与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称, 但是近年来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 全国共引进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7193种, 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7831种, 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也由2005年7.2∶1下降为2012年的2.2∶1。与此同时, 中国出版物实物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 2012年, 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3.01亿美元, 同比增长6%。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金额9474万美元, 增加2077万美元, 增长28%, 中国出版物已进入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但我国版权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比例很小。
二、版权资源开发与版权贸易发展
我国从版权资源大国成为版权贸易强国, 必须从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角度立体开发版权资源, 促进版权贸易。从来源渠道来看, 包括作者、出版社、版权代理人以及著作权、集体组织授权等各种渠道;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分类, 包括复制权与发行权等核心版权权利, 翻译权、汇编 (或缩编) 权、重印权、版式设计权和连载权等辅助权利, 以及其他的衍生产品的附属权, 包括电子版权、多媒体版权与网络传播权、改编及影视摄制权等;在传播渠道上, 通过不同载体出版和营销, 提升内容附加值, 延伸版权产业链。[3]
(1) 促进版权贸易产品多样性与结构多元化。我国版权贸易结构呈明显失衡状态, 表现为:版权引进主要是英语为主的欧美地区, 以及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版权输出以台湾地区与美国为主;除图书和电视版权输入与输出相差较小以外, 电影、软件、录像与录音制品以及电子出版物输入与输出相差悬殊;版权输出的内容和题材仍显单一, 这与我国版权引进的题材丰富化、畅销化形成了对比。2012年, 全国共引进版权17589种 (出版物版权17193种) , 其中图书16115种, 录音制品475种, 录像制品503种, 电子出版物100种。版权引进前五位国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分别是5606、2739、2079、1232、941种, 占总数的72%, 港、澳、台地区分别是590、5、1558种, 其他地区1501种。2012年, 全国共输出版权9365种 (出版物版权7831种) , 其中图书7568种, 录音制品97种, 录像制品51种, 电子出版物115种。版权输出前五位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分别是1259、606、405、354、310种, 占总数的31%, 港、澳、台地区分别是511、1、1796种, 其他地区3475种。2012年我国数字出版产品境外收益率不断提高, 期刊数据库的海外付费下载收入超过千万美元, 海外机构用户数量超过1000家, 分布在42个国家和地区, 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近500万美元, 网络游戏出口额达到5.7亿美元。
(2) 改变单一的版权贸易模式与盈利方式。传统的版权贸易模式很难适应竞争激烈的信息社会, 版权贸易要通过实施外向型产品线建设和选题论证制度, 向选题策划工作端前移, 寻找国外知名学者、作者, 主动策划热点选题。例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挥其严肃专业的学术出版优势, 在选题阶段就与国外合作伙伴进行探讨, 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 向国外输出了一批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状况的图书, 受到广泛欢迎。另外, 积极探索合作出版或联合出版, 国内外出版机构共同确定作品的选题, 共享作品版权, 共同或按约定分工合作进行有关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 共担风险, 共享利润。如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与美国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联合在海外出版的上海系列丛书。
改变传统出版的单一盈利方式, 通过互联网、电子阅读器和手机等多媒体出版, 形成一种文本、多方授权、多方受益的全媒体版权贸易的盈利模式。例如, 盛大文学经营网络的原创内容, 每年向港台地区输出100余部作品, 挖掘网络文学中的商业价值。京东图书建立中文电子书海外版权推广平台, 寻求与亚马逊等成熟的电子书销售平台合作, 其中文学类图书销量位居榜首, 占图书总销量的24.4%。另外, 版权贸易要从复制权、发行权向改编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表演权等权利拓展, 突破对传统出版和发行模式的依赖, 实现多媒体版权贸易。例如, 作家出版社立足专业文学出版领先优势, 制定了以版权为核心, 辐射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音像电子、影视制作和动漫等多领域的全新版权战略规划, 把莫言、铁凝、张炜、贾平凹、海岩等一批国内著名作家的作品推向国际市场。
(3) 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市场主体作用, 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尤其要发挥版权代理制度的作用, 权利人将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著作权委托给代理人, 由使用者与这些代理机构签订授权合同, 获得授权。代理人是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桥梁, 掌握着足够多的作者、作品和版权资源, 具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和市场洞察力, 代理人在代理版权纠纷、代理收取转让使用费、代理版权贸易洽谈、代理转让或许可使用合同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具有专业的优势。例如,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狼图腾》就把英文版权出售给英国企鹅出版集团, 委托企鹅集团代理全球25种语言的版权, 并获取了10万美元的版税预付金。另外, 促进授权要约的增长, 授权要约是合同的一种形式, 要约方在要约中列出合同的核心内容, 如果受要约方接受合同条件, 双方即可达成合同关系, 减少交易成本, 巧妙利用要约自愿达成授权关系的要求, 建立起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版权交易的桥梁。
三、版权产业“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 我国通过建立版权基地、项目资助、交易会营销、构建版权贸易公共服务平台等机制实现版权产业“走出去”战略。
(1) 发挥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 (基地) 的主导作用。我国鼓励各级政府加大对版权创造和运用的投入, 通过在财政、金融、税收、进出口等有关优惠政策, 推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国家科研教学基地、国家版权相关产业基地等, 树立全国版权示范典型, 充分发挥各版权示范主体的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 提高版权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加快内容和技术的融合, 提升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带的聚集能力和开发能力。[5]例如, 国家版权局近年来陆续将青岛市创意100产业园、南京市徐庄软件产业基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园区 (基地) 称号, 发挥版权基地的集群效应。
(2) 通过交易会、年会、博览会和各种展会, 搭建展示、交流和贸易平台。例如, 法兰克福书展、东京书展、美国书展、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中国 (南京) 国际软件博览会, 以及中国国际漫画节、中国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数字出版年会等提供了各种版权交易大平台, 促进版权贸易。例如, 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中外出版商达成版权贸易协议3667项, 其中我国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2091项, 同比增长12%。2012年的伦敦书展, 中国代表团输出版权1859项, 加强了对外版权综合交易和版权资本运作。
(3) 通过拓宽营销渠道、实施项目资助等带动版权贸易。首先, 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实施2年多来, 一批优秀中国图书进入全球3100多家实体书店等主流销售网络, 数十万册中文图书在全球100多家华文书店销售, 亚马逊“中国书店”上线中国图书达到22万种。其次, 从2006年开始, 国家就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以鼓励图书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例如,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实施5年来, 共有571个项目、2100种外向型图书获得了资助, 累计资助金额超过1.15亿元。再次, 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取得很大进展, 2012年13个重点企业获得了“走出去”项目。中外经典互译出版项目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合作。同时, 发挥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以及输出国使领馆、孔子学院的作用, 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4) 提高版权贸易的公共服务水平。首先, 要为著作者、出版社、代理商和公众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版权贸易平台, 使访问者了解对方的授权产品、方式、价格和联系方式, 使版权交易更加规范化和方便化。例如, 天津数字版权交易为客户和版权所有者搭建交易平台, 推出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版权运营、交易、计算和分成模式, 这种交易机制方便权利人决定他们转让或许可版权作品的权利类型, 也可以让用户快速确认权利人, 从而取得可能的许可或投资交易。其次, 政府要提高版权交易公共服务水平, 建立版权交易机制。诸如数字化版权许可合同、著作权信息的查询系统、版权交易管理模型、版权价值评估、版权质押以及版权投融资制度建设等, 不断完善了版权运营的市场机制。再次, 我国批准成立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 形成了文字、音乐、音像、电影和摄影等比较完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 这些完善了版权开发、贸易和监控平台。
(5) 打造跨国新闻出版集团。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9家, 但是缺乏真正跨国新闻出版集团。版权贸易企业要通过并购与重组等资本运作成为跨国企业, 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同时, 加大外文网站建设, 设置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等专栏, 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市场营销。例如, 中国出版集团着力打造现代化、大型化、国际化的著名出版集团, 通过加强外向型产品线建设、国际营销渠道建设等“五项建设”, 进一步提高版权输出和产品出口比例。在2012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573种版权输出数量 (不含港澳台地区) , 名列全国出版集团第一名。2012年, 中国出版集团输出欧美国家的版权423种, 占输出总量的74%, 增强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主流市场的传播力。中国出版集团在伦敦书展上举办《于丹论语心得》版权成果展示会, 该书已出版28个语种、34个版本, 海外销售36万册。
(6) 健全版权贸易的运营机制。通过“版权印”实现多平台上交易达成和多平台间交易协作, 使得版权随时随处可查询、可交易。版权印是一个大的版权交易机制, 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版权印。第二层是版权交易电子化公共服务体系。第三层是版权银行和全国版权交易所。版权印是基于“作品与版权不再分离”的理念, 构建一套结构化描述作品版权信息和授权规则的机器可识读的版权标识。权利人只要向“版权印”平台上传作品, 并自行选择授权范围、期限、价格, 便自动生成一个含有版权授权信息的链接, 也就是给作品盖上了“版权印”。用户点击作品的“版权印”, 按选择的授权条件支付费用, 会自动生成授权书, 迅速获得授权使用。同时, 基于版权集约化运营理念建立版权银行, 通过广泛吸纳专业机构和社会化版权资源, 形成规模化、规范化托管运营机制, 实现动态、智能、端到端的供应链体系, 形成可持续的版权产业上下游供需生态。我国需要在文学、纪录片、艺术、影像、网络视频等9大领域建设版权银行, 建立各类版权托管运营平台, 构成专业版权银行集群, 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
摘要：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但版权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存在版权贸易产品结构不合理、贸易方式简单、出口国家单一等问题, 需要构建版权贸易公共服务机制, 创建国际化的新闻出版集团, 加强博览会、交易会营销, 通过“版权印”和“版权要约机制”保护版权和促进贸易, 提升文化软实力, 增强国际话语权, 实现文化强国梦想。
关键词：文化强国,版权贸易,软实力,走出去
参考文献
[1]Infographic:How US Copyright Industries Lead the Economy in Value Added to GDP, Economic Growth, Good Jobs, Foreign Sales And Exports[EB/OL]Http:∥publishers.org/press/119/.
[2]Latest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 of“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opyright-based industries in China” (2007~2009) [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m/cip/2012-12/25/content16053600.
[3]邓志龙, 黄孝章.数字时代我国出版业版权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思考[J].大学出版, 2009 (2) :53.
[4]国家版权局网站历年的版权贸易资料[EB/OL]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hannels/3890.html.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8
关键词：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路径选择,韩国留学生
一、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
齐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源头, 在其内涵的基础上, 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首先, 齐鲁文化具有仁民爱物的基本价值取向, 追求天下一统的大同精神, 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 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及开放兼容的理论品格。其次, 齐鲁文化又是一种“礼乐文化”和“礼仪文化”。再次, 清明政体是齐鲁文化的宗旨所在。齐鲁文化借助孔子创立儒学, 管仲学派的礼法并用、农商皆重、义利兼行的齐文化精神和综合治国理念, 以及全真道教在全国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三次机会, 极大的影响到了全国文化, 由地区性文化, 变为全国文化的主流。最后, 齐鲁文化在发展中也吸纳了西方文化特色, 形成了综合性现代文化价值。
二、问卷计量模型分析
1. 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
考虑年龄对于国外留学生对齐鲁文化认知度的影响:将问卷中第五题得到的访问结果将“A:非常了解”设为数字“3”, 将“B:有一点了解”设为数字“2”, 将“C:不了解”设为数字“1”, 则了解程度可以用数字表示, 且数字由大到小表示受访者对于齐鲁文化了解程度不断降低。可以建立被访问者年龄与对于齐鲁文化了解程度的线性回归模型:
运用excel, 置信度95%进行回归统计分析, 得到“回归统计”, “方差分析”, “回归系数估计”三个部分:
由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得到回归函数为
对回归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 提出假设:
若拒绝原假设, 表明X对Y存在显著的影响。
在置信度95%的条件下, , 图中β估计值为-2.37581小于, 则说明接受原假设HO, 即说明年龄x对于齐鲁文化的了解程度y没有显著影响。
2. 调研结果显示:
第一, 绝大部分 (95.8%) 受访韩国留学生表示对齐鲁文化有了解, 这表明齐鲁文化作为中国的代表文化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但其中有大部分 (83.3%) 韩国留学生只是对齐鲁文化有一点了解, 他们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不足说明齐鲁文化在大范围传播的同时没有很好的深入拓展, 文化的传播内容只限于表层、文化的传播形式过于单一;极少数 (4.2%) 韩国留学生对齐鲁文化不了解, 表明了齐鲁文化虽然影响广泛但是其影响力还有继续加强的空间。第二, 绝大部分 (97.9%) 韩国留学生希望了解齐鲁文化, 这表明齐鲁文化有着极广泛的社会需求, 同样表明齐鲁文化特色产品有着极广泛的市场需求。希望了解齐鲁文化的韩国留学生中“非常想了解”齐鲁文化的人数比重 (47.9%) 远远高于“非常了解”齐鲁文化的人数比重 (12.5%) , 这表明齐鲁文化的供给远远小于其需求, 齐鲁文化特色产品市场处于生产者市场, 齐鲁文化特色产品有着明显的优势, 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 齐鲁文化特色产品也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三、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路径选择
总体而言, 齐鲁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齐鲁文化“走出去”有着良好的基础。未来齐鲁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路径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1. 创新传统齐鲁文化产品, 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
从文化产业的具体传播形式方面看, 在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外国留学生明显更倾向于通过文化旅游业来了解齐鲁文化, 应注重传统文化产品的创新, 以特色文化产业带动文物博览、民俗文化、服饰用品、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动漫网络、影视音乐、文化研究、城市形象建设等发展。
2. 培育品牌文化企业, 拓展“走出去”的渠道。
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品牌企业, 增强齐鲁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传播方式看, 目前齐鲁文化的传播方式基本局限于学校教育、文化旅游、电视网络、社会交往这几种方式, 齐鲁文化“走出去”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产品。齐鲁文化可以拓展更多的途径, 使蕴含齐鲁文化的齐鲁文化特色产品的生产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3. 明确市场需求, 有针对性地进行推广和宣传。
齐鲁文化有着极广泛的社会需求, 同样表明齐鲁文化特色产品有着极广泛的市场需求。但韩国留学生群体对齐鲁文化特色产品的消费需求有着特定的多元化喜好和需求, 他们更倾向于以旅游、博览等体验项目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形式的特色产品, 齐鲁文化“走出去”需要紧密关注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有针对性开展推广和宣传。
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要以厚重的“仁爱”、“礼乐”、“明政”、“法制”内涵为基础, 选取特色文化, 结合不同的传播推广方式, 发挥有形化的文化产品和丰富的资源优势, 创立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和企业, 同时拓宽推广渠道, 大力提升齐鲁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潘鲁生.齐鲁文化与制度建设[J].山东社会科学, 2012 (12) :71-74.
中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篇9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外宣翻译
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丰富多彩的中华民俗文化进行外宣是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 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巨大, 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成为语际翻译中的难点, 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 以播州土司民俗文化为例, 就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进行探讨。
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外宣的重要性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国家或相关组织为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而实施的对外文化战略。“走出去”最初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战略。2000年10月,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之后, 由于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2002年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正式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树立中国崭新形象”。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随后, 文化部出台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在未来五至十年里, 推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这个战略是由我国国家发展利益和全球经济文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靠口头或行为模式所创造和传承的风俗生活文化总称, 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明积淀, 包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生活习俗、建筑风格、音乐、语言等,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它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独特性, 已成为当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很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如今西方文化以各种形式大量输入中国, 中西文化交流中“输入”大于“输出”, 出现西方文化殖民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这有悖于文化交流的平等和平衡。因此,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民俗文化的外宣传播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外宣既是对中华文化的外宣, 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 民俗文化外宣的翻译应尽量保留独特的文化元素, 有利于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二、播州土司民俗文化介绍及其外宣翻译
播州为贵州遵义的古地名, 古时为夜郎国的国地, 其名始于唐朝贞观年间。贞观十三年, 朗州改名为播州;贞观十六年, 罗蒙取《尚书》中“遵王之义”之意将其名改为遵义;乾元元年, 名复为播州。唐朝末年, 杨端击败南诏, 收复播州, 朝廷在土司制度下将其任命为播州侯, 子孙世有其地, 永镇边陲。从此杨氏世代统治播州, 历29世700多年, 期间杨氏土司带领播州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取长补短、文化融合, 创造了独特的土司民俗文化。平播之役结束了播州土司制度, 但播州土司文化却处处闪耀着光芒, 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新的世界文化遗产。
1.播州土司墓葬文化。作为播州土司, 杨氏的29代传人 (除杨应龙外) 留下不少墓葬。1600年的播州之役将杨氏家族的实物毁灭殆尽, 而其墓葬却幸得保留下来。“与播州其它土司文化相比, 播州土司墓葬文化可以说是在劫后余生中保存得最为完好、最为丰富的一种文化”。目前考古发掘出杨氏土司墓葬九座, 其中三座属于南宋时期, 六座属于明朝时期。其墓体现古代风水学上“趋吉避凶”的要求, 内外分布精巧, 体现当时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等级制度森严的文化现象;包括人物、动植物和图案等在内的石刻装饰丰富, 主要运用高浮雕和低浮雕的雕刻技法, 技艺精美、栩栩如生。
2.播州土司庄园文化。随着播州经济的繁荣发展, 杨氏土司势力得以不断增强, 在依山傍水的黔北大地上修建了大量庄园, “播州土司庄园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专业化程度之高、分工之细是其他一般普通庄园无法相比的”。庄园内官级分工明确, 管理制度森严。庄园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药用植物和纺织原料。此外, 还设有专门的菜园、林场、猪场、鱼潭、管马院和纺织机院等, 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为一体。另外, 庄园内的土地被分给农奴耕作, 以“头人”、“总佃户”到“小佃户” (农奴) 的方式收取地租, 这种租佃关系体现当时封建地主制经营方式, 这些无不体现土司庄园文化的发达。
3 . 播州土司宗教文化。播州的原始宗教以巫傩文化为主, 多种史料记载表明当时人们信封巫傩文化主要为了趋吉避凶、祛病驱鬼, 清朝时逐渐衰落。佛教从唐朝起逐渐传入播州, 于明朝时盛行于播州地区。杨价曾大力振兴佛教, 修庙宇;明朝后, 播州宣慰司重修古刹, 并新建湘山寺、辰山寺和慈化寺等多座寺庙。《遵义府志》中记载的佛寺众多也表明佛教在播州的盛行。道教自宋朝传播贵州, 它与佛教一样, 作为封建势力的一种统治手段得到大规模推广, 杨价曾修建佛道儒巫合流的“大报天正一宫”, 后代杨氏土司陆续翻修了一些道观, 并修建先天观、黄沙观和高真观等, 留下许多土司文化及宗教史实资料。
4.播州土司民族文化。由于播州地处多民族聚居地, 呈现出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在播州土司民族文化中, 仡佬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史料记载宋代播州杨氏土司在出征周边时“三公遣卫兵檄召谢巡检, 谢率彝僚逆之”, 证明仡佬族先人僚人在此区域的广泛存在。另外, 杨氏土司墓群中发掘出仡佬族先人僚人常用之物:铜鼓, 反映出杨氏土司具有仡佬族的民族文化特征。此外, 播州土司地域还存在着不同数量的彝族、苗族和土家族, 这些民族文化也融入播州土司民族文化中。播州土司民族文化是以仡佬文化为主体, 兼具彝族、苗族和土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
总之, 播州土司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形式丰富, 具有巨大的考古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不仅是贵州遵义人民的宝贵遗产, 也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无价之宝。然而, 在目前针对播州土司民俗文化的外宣材料中, 无论是政府宣传海报、书籍, 还是互联网和视频材料等, 鲜有相应的英语翻译和注释, 在为数不多的英文宣传材料里, 还存在着各种或大或小的问题。因此, 目前播州土司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还缺乏规模性和专业性, 其外宣翻译现状值得关注。
三、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
1.以对外传播民俗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基本目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 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应置于文化传播的语境下, 以对外传播民俗文化、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和渗透为基本定位, 以将中华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为出发点, 尽可能原汁原味译为英语, 这对保持华夏文化身份的识别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民俗文化的外宣也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以地方特色民俗文化为着眼点, 在对地方特色民俗文化梳理的基础上, 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 准确进行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处理, 从而将民俗文化推向世界, 实现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促进, 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2 . 以“外宣三贴近”为指导原则。中华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主要是将汉语翻译为英语, 将中华民俗文化“送出去”,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除了遵循翻译理论上的“信、达、雅”三个标准外, 还需以“外宣三贴近”为指导原则, 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中华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的材料和内容应紧贴中国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实际需求, 是具有中华民俗文化特色、有助于塑造中国形象和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素材。另外,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外受众对中华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也应纳入考量范围内, 只有将外宣输出和受众需求进行恰当结合的外宣实践才具有实际意义, 从而更好地达到外宣目的。在外宣翻译过程中, 译者还需注意中外文化和人们心理思维模式的异同之处, 充分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 将中华民俗文化以他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翻译。根据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 外宣翻译的效果得到极大增强。
3.以恰当翻译不同民俗文化外宣文本类型为基本要求。民俗文化的外宣要求译者根据外宣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的不同而做出恰当处理。民俗文化外宣文本类型包括文本功能理论里的三大文本类型: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信息型文本以传递信息为主, 因此翻译应着重于信息的准确性;表达型文本以表达形式和美学效果为主, 因此翻译应注重原文形式和艺术效果的传达;呼唤型文本强调呼吁译文受众产生预期反应, 因此翻译应着重考虑译文的接收效果。总之, 民俗文化外宣材料结合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 译者应对不同民俗文化外宣文本做出恰当处理。
四、结语
民俗文化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大力外宣民俗文化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外宣。随着播州土司等成为中国新的世界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在学术研究、经济促进和社会需求等方面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对民俗文化外宣翻译进行恰当定位有助于提高外宣效果, 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从而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骆玉安.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殷都学刊, 2007 (2) :153-156.
[2]徐志伟.民俗文化的外宣及其翻译策略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 (3) :84-87.
[3]魏登云, 陈季军.论播州土司文化遗产及其价值[J].攀登 (双月刊) , 2015 (5) :120-128.
[4]王兴骥, 周必素等.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51.
群英聚首商谈“走出去”战略 篇10
邬书林副署长出席并讲话
本刊讯（记 者林晓芳）1月16日，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在商务印书馆文津厅召开新春座谈会，探讨“走出去”战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许力以、中国版协副主席陈为江、周谊，促进会副会长杨德炎、海飞、常振国，出版社负责人黄书元、刘玉山、张增顺、胡守文、张惠珍、龚莉等以及中国出版科研所副所长辛广伟、《出版参考》主编陆本瑞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许力以主持。
邬书林副署长称赞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在“走出去”上做出了积极努力，促进会是起步最早的、具有开创性的，也是有贡献的。他说，“走出去”现在已提上中国出版界重要的议事日程，促进会要在老同志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
邬书林副署长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进步，2005年GDP接近16万亿元。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需要文化产业相应的支撑。促进国际合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是内容产业创新的要求。我们应该准确判断我们现在的方位、我们的队伍以及国际上的空间，既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过于乐观。我们与发达国家是有差距，但只要按照贸易规则、认准方向肯定会赢利。我们要真正把当代中国有贡献的思想创造、科学发现，在书刊上反映，并以新的形式、让世界接受的形式，找到好的贸易模式“走出去”。
陈为江代表中国版协，对国际合作促进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促进会是版协成立最早而且是最有成效的，在被表彰的两岸四地为华文出版做出贡献的出版人中，大陆有9位，今天在座的促进会同志就有4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进口出口比例，与前几年相比，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在200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但在全球的华文图书市场，大陆“走出去”的华文图书仅占两成，台湾地区约占七成，两岸交流的形势和格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少社社长海飞说，截止目前，中少社已有500种图书输出到台湾，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这要感谢版协国际合作促进会，多年来在促进会的带动下，我们很好地开展了工作，《出版参考》办得很好，给我们启发和帮助很大。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张增顺说，引进本土化，输出也要本土化、特色化。世界汉语推广工程，既要适合对方国家的要求，还要形成一个集群，单靠一本书是不行的，要以贸易的办法、通过市场化运作找到赢利点。中青社胡守文認为应找好自己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辛广伟表示，自中国加入WTO后，华文出版一体化趋势加快，为适应这一变化，更好地为世界各地的华文出版人服务，中国出版科研所已决定，结合世界各地华文出版，编辑出版《世界华文出版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