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原因

腐败现象、原因（精选十篇）

腐败现象、原因 篇1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远未解决, 也未能控制到令人满意的局面, 现今各种腐败形式“与时俱进”, 新的腐败问题也层出不穷, 腐败风气和危害波及范围极广, 治理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因此, 研究腐败的成因和影响意义重大。

一、腐败的原因

(一) 经济学视角。

主要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 涉及到成本———收益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政府官员也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一样,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拥有理性经济人的特性, 前提是经济人假设。道格拉斯·诺斯与罗杰乐·米勒认为, 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那样分析犯罪行为。加里·贝克尔和斯蒂格勒 (Gary Becker and G.Stigler, 1974) 认为, 无论是否在经济领域, 渎职犯罪的主体都在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 都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苏珊·罗斯-阿克曼 (Susan Rose-Ackerman) 将腐败等同于贿赂, 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腐败为什么发生。她指出, 腐败是“一个第三方 (相对于委托人和代理人而言) 试图以额外支付来影响代理人决策, 而且这笔支付代理人及第三方均未上报委托人”。

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待腐败原因的学者, 主要观点争端在于腐败的根源是否来自于有无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 公权的范围过大以及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限等问题。我国学者张维迎将腐败现象的原因界定为, 公权占领了本该归属为私权运作的范畴。张曙光认为, 在公有制体制中, 产生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客观基础相对光大。郑也夫也认为, 过多的政府权力干涉是腐败产生的原因。

(二) 政治权力视角。

阿克顿勋爵曾经认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不加限制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的倾向性都很强。格雷和考夫曼认为, 管制为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使之可以从事腐败行为。坦茨认为, 许可证、执照等特定的文件凭证或授权、不透明的管制, 会导致市民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提高, 就会产生腐败行为。该理论倾向于从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究腐败产生的原因。这种研究视角紧紧围绕公共权力这一中心展开, 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同时也忽略了制度、文化、伦理等更宏观和更深入层次的分析。

(三) 制度和法律视角。

艾克曼 (Susan Rose-Ackerman) 认为, 国有企业在非公有化之后仍保留其垄断权, 非公有化会导致腐败的发生。考夫曼和西格博姆基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转轨过程中的非公有化改革, 利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 探讨了不同的非公有化路径对腐败的影响。经过研究得出结论, 腐败与政客和官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范围有关, 他们的控制权越大, 通过受贿的方式获得租金的机会就会增加。菲斯曼和戈蒂 (Raymond Fisman and Gatti Roberta) 以及裴敏欣都认为分权化改革与腐败之间密切相关。郎切和埃文斯 (James E.Rauch and Peter B.Evans) 通过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越稳定, 政府官员未来的受益就越高, 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公务员的录用和提升越是很少按照其成绩来加以评判的国家, 其腐败的程度就越高, 即制度稳定与廉洁是紧密联系的。我国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反腐败法, 会诱发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 减小腐败分子被发现的概率、犯罪成本和机会成本, 甚至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 影响社会风气。 (李力, 1999;刘媛, 2003;孙学华, 2004;胡嫄, 付慧姝, 2004;孙恒山, 2005) 。

(四) 社会学与历史文化视角。

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看待腐败的成因问题, 涉及到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化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亚文化理论等。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社会交换就是交换者期望得到回报并也确实得到了回报的交换过程, 社会交换的范围要比经济交换更加宽广, 权力与其他东西的交换应在社会交换的范畴之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 “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 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腐败问题的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腐败现象盛行, 原因是形成一种“庸俗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容易使人们认为, 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私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团体利益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南京大学张硕、李永刚将我国影响腐败的历史文化因素归结为薄弱的道德感和盛行的关系网两方面。

(五) 其他视角。

亨廷顿根据对美国19世纪和英国18世纪的腐败现象研究, 认为腐败现象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关。有学者认为, 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可能对腐败产生影响,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 各方力量不均衡会导致腐败。例如“约翰斯顿提出, 国家和公民社会无论哪一方力量过于强大, 都会造成彼此力量失衡, 都有可能造成腐败。”一些学者认为腐败与国家体制有关, 例如特斯曼认为联邦制国家比一般国家更腐败。此外, 还有从伦理、心理等角度出发来研究此问题的。

二、腐败的影响

对于腐败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腐败起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即所谓的“润滑油”论和“砂子”论。以莱夫为代表的“润滑油”论, 认为腐败可以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其中, 代表性的有路易建构的排队模型和贝克和马厄建的拍卖模型为代表。“润滑油”论的支持者多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腐败程度较高, 但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持“砂子”论的经济学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腐败阻碍经济发展。例如毛罗、魏通过研究证实, 腐败与投资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坦茨和达乌迪研究发现, 腐败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中公共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支出转向新公共设施的支出, 以利于官员收受贿赂。他们还认为腐败将减少税收收入。吉普塔、达乌迪和阿隆索-特默发现, 腐败导致税收制度杀贫济富, 导致穷人受教育机会减少, 收入不平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腐败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政治合法性, 瓦解和动摇政治基础。

在上述腐败原因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不难总结出, 经济学家主张在宏观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减少政府权力对于资源的分配作用, 主张小政府, 大社会。从微观的个人主义角度, 经济学家们主张针对公职人员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对症下药, 例如加大腐败的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 加大腐败被查出的概率, 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待遇等 (许多学者建立腐败的成本收益模型, 这里暂不做展开) 。政治学家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因此主张通过分权与民主, 增加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加大对公职人员的伦理教育等手段来遏制腐败。从制度缺失的角度看待腐败的学者认为, 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 完善各种监督机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法律学者主张完善法律体系, 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和惩罚力度。社会文化学者主张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弘扬廉政风气, 提高人们的防腐、反腐意识, 提高官员的职业道德并强化民众的民本意识等, 以此来遏制腐败。各种理论之间有相互交叉和重叠之处, 是紧密联系的, 只是各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家也普遍认同, 防治腐败决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着手, 必须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

摘要：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腐败现象研究现状, 进而归纳总结, 从经济学、政治学、制度学、社会及历史文化等视角, 阐述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说明腐败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腐败,原因,影响

参考文献

[1]Jain, A.K.Corruption:a review[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15.

[2]Martin Paldam.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dynamic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8.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篇2

http://www.jy365.net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刘春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课程前言

刘春：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要谈的，你得展开对当前腐败发生的诱因，它的表现、特征我们做一个分析，分析完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十八大做了这样的判断。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

首先，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从这儿出发。

首先看，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上的定位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这是在政治上，从政治学，尤其是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

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型社会），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发生的腐败现象、贪污现象就是在这个大变动、大转轨、大转型、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时候我们就有定位了，当前我们面临的这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轨的特点密切相连的，是社会转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现象，这就构成了我们分析当前腐败的一般发生规律，分析它的一般表现形式，判断和把握它的一般特点的基本出发点，如果脱离开这个大背景，脱离开对这个特定的转型转轨的分析，很多现象也解释不了，反腐败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所以我们当前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站在对转轨社会会发生什么，转轨社会都有哪些规律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前的贪污现象的诱因和诱发因素，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如果从这一段来讲，我们看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在转轨和转型期的快速时期基本上都是腐败的高发期，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了改革、转轨、转型的快速、密集、高频率的这个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腐败高发期，这二者有正相关关系，转轨、转型的高频率高速度的这一段时期，同时也是腐败发生的高发期、易发期、多发期，二者是正相关。

为什么在社会转轨的快速期、高频率转型期一般都会发生比较高的腐败发生率呢？这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事情，现在中国也是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分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讲发生的诱因是什么，尤其就当前中国，尤其90年代以来，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贪污是典型的转轨期的现象，我们是又一个典型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分析，就针对我们，特别是90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新阶段以来，这又20年了。在这个期间我下面列了这么几个方面都是相关的诱因（相关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定就都是原因了，但是诱因是可以。

（一）权力寻租现象成为腐败诱因

第一个，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尤其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的力度加大的这个特定阶段，一般来说，政府职能范围会急剧扩大，而政府职能范围急剧扩大以后，寻租机会就增加了，2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而寻租机会增加就产生了贪污腐败的隐患，这是第一个诱因，简单地说，在社会的快速转轨期，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从而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上升。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政府职能扩大，寻租机会增加，贪污腐败问题可能就会扩大、增长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不得不从这个“寻租”开始。权力寻租，它指的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获利生财的资本，把它拿出去，或者用它跟别人做交易，取得额外的利益，这个额外的利益或是贪污或是受贿或是其他好处，这就相当于他手中的权力就成了他的资本和资源，而他获得的好处就等于是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叫权力寻租，这不叫腐败叫什么？权力寻租不是腐败吗？典型的腐败，但我们要继续往前问了，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寻租就多了呢？这跟政府职能扩大有关系，国外的情况就不说了，就说我国，为什么腐败的事多了？你仔细看一看在过去30多年，政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大了？你就多多少少能够看出点眉目了，答案很清楚，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政府推动，客观上政府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广，什么叫职能？职能就是管的事，管的事越来越多，管的事多权力就大，权力越来越大，个别的部门和干部，就可能把它视为是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资本，搞腐败这就是它的隐患之所在。

我们为了防范权力寻租，是不是应该缩小政府职能呢？我们实事求是讲，你做不到，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产品，因为中国的发展，包括市场经济的类型属于政府主导型，都是政府推动的，这个有它的长处，效率高，另外国家可以集中财力集中干一点事，从中央到地方，但是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大了你怎么保证你这里边的人都是两袖清风，都是依法办事？有几个害群之马过去没机会，他就想办坏事，他也没那个舞台，但是你现在的权力大了，外在监督又跟不上，权力寻租就发生了，现在机会多了，所以这是第一项诱因，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寻租”机会增加。我举一个例子，包括前面其他场合我也老举这个例子，土地例子。过去计划经济下，1990年以前，中国的土地，从集体到国有土地，非卖品，不能流通，但后来政府权力大了，既监管又可以操作它的流通，这是不是权力大了？当然是权力大了，可是土地由非卖变可卖，由不流通到可流通，这个机制变了，变了以后权力的作用都突显了，这个土地流向谁，以多少价钱给张三还是李四，这很大程度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过去它没有这个权力的，现在它有了，这就是权力大了，于是这里边就有人经不住诱惑做文章了，就把这个监管分配裁决的权力变成了他获利的资本，额外拿利益。什么叫额外呢？受贿，就这么来的。权力增大以后，他寻租机会增加了，寻租机会只要增加，腐败只升不降，这是一般规律。国外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中国到这个时期，这是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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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资源价值膨胀成为腐败诱因

第二项诱因，经济迅猛发展，权力资源价值膨胀，这也是一个诱因。这个话说得再通俗一点，经济发展以后，实际上都与公共发展、社会发展有需求的东西都增值了，首推权力。但是一个命题也提出来了，这个权力有价值吗？权力是资源吗？权力也有价值，权力也是资源，关键是你怎么分析，为什么有人出事呢？就是这些人把权力也把商品看待，别人通过商品可以出售牟利，我出售某种权力的权能把它当做商品也能做交换，过去它是外在的这个市场经济，特别经济不发展情况下，这种外部性，可以把权力的某项功能商品化，同他人做交易的舞台太小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不突出，后来改革了，开放了，经济发展了，迅猛发展，而且社会发展都与政府主导型的相关部门的需求，它也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无形中就把这个权力的地位，权力的价值量也增值了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有的人看重这个。过去，社会需求量小也没有舞台的时候，它这个低，也没人看重，现在它抬升了，于是，你说99%的干部不会犯事，它一升了以后我也不会犯事，但是那1%呢？腐败就这么出现的。既然这个东西能换来钱，这个东西能捞来好处，我为什么不用呢？于是个别害群之马就开始违法乱纪，利用职权做局、做交易，这就发生腐败了。第二个诱因，经济迅猛发展以后，权力资源确实有个价值膨胀，这对多数人没有意义，多数人两袖清风，依法办事，但是对个别人的意义可就不同了，他一犯事，权力性质就变。

（三）体制规范出现漏洞成为腐败诱因

第三个诱因，体制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我们讲到更直接、更深层次、也更要害的地方，我们前面也在讲转型转轨，什么意思呢？体制在变化，机制在调整，新老体制在过渡，这不就是转轨、转型么？但是转型转轨的一个客观特色是什么？如新老机制、新老体制，它是一瞬间调整完成的吗？如新老体制和机制的交接，就像火车，前面车厢和后面车厢要对接，“咣”，那钩子“咔碴”一声锁定了，火车可以这样，但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资源分配体制能这样吗？不可能。它是一个新老体制逐步磨合，老的体制逐步退去，新的体制逐步完善，相互磨合、识别这么一个纠结的过程，这是一个真实的行为。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一句话叫“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过渡期的典型特征是老体制的特点不明显，新体制也不成熟，过渡期就必然会发生空白地带，必然发生模糊地带，必然发生新老体制的空档，就这个所谓的空档、灰色地带、模糊地带，而你在现实中你会发现，相当多数的腐败现象就是发生在这个空档、空白地带，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用了新老体制交接，发生的空档和空白来谋取私利，叫第三个诱因，体制和规范过渡期出现了漏洞和机会。漏洞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和机会出现了，老体制不动的时候没有机会也没有漏洞，新体制过了多少年以后，它就位了，也完善了，漏洞和机会也少了，什么时候漏洞和机会多呢？老体制在不断地退，新体制不断地完善，就在中间这一块，漏洞就会多，这就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发生腐败现象是转轨期，转轨过渡期，特别是快速转轨期下的特定现象。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量也非常巨大，现在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实事求是地讲，你也统计不出来，因为大量的是统计不上来的，你会发现，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深度分析，这个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在哪个阶段是大规模失血的阶段呢？你要再进一步这么往下问你就会发现，EXP：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的高峰期，恰恰是国有资产的监管、经营机制，大规模调整的那一段时期，包括一些地方，尤其是中小国企，大规模的叫做转制、兼并、改制、拍卖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多长呢？大致上有十年左右，而那一段就是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的高发期和巨量失血期，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体制和规范过渡有空档，出现机会了，包括现在发现的、查处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些典型案件，好多都发生在国有企业转制、拍卖、兼并那个阶段，为什么发生在那个阶段呢？因为那个阶段，老的国有制要退去了，新的机制要转制了，监管又跟不上，包括资产评估又不到位，于是就有人在这边做文章，国有资产怎么流失的呢？这个手段很简单，那个不需要大上学的，是个人都知道他怎么流失的，一块钱的东西一毛钱卖出去，就这么流失的，但你现在要问了，当时资产评估不到位吗？确实，资产评估确实不到位，一块钱的东西确实卖一毛、卖五分、卖一分。这什么现象呢？我就以此例来说明，这是社会转轨期特定现象，我们到今天，尤其2005年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转制、兼并、拍卖已经完成了，都完成了，在以后，尤其到今天，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不可能，我不是说不流失，有腐败就有流失，但这种大规模的、成体系的，而且在一瞬间，压缩在一个时段完成的那种事不会发生，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什么叫转轨期，新老体制交接过程中的空档、机会和漏洞而造成一些人贪污腐败的良机的典型案例。你不分析，这个转轨转型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这是第三个。

（四）社会价值观冲突成为腐败诱因

第四个诱因，当前我们腐败现象发生还和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有关系，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然有人要问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冲突跟腐败的发生有关系吗？这关系太大了。这个原因要说也很简单，人是有所思才有所有动，脑子里想的事他才会行动，人只有心动才会行动，他脑子观念不变，他没有那个念头，他能干那个事吗？不会。所以从 5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了价值观出现了剧烈冲突，人们在认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这些问题上如果发生了模糊、混淆和认知上的错位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很简单，所以一个社会，你看着大量的社会问题的背后，根本上人的内心问题，就贪污这一块来讲，别的都不说，贪污，谁贪污？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贪污的事高了？那是因为在这个队伍里也发生了价值观的冲突和价值观认知上的困惑。

在过去，老的时期，如计划经济年代，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上没有冲突，那时候大家整齐划一，但改革开放以后对人的生存，包括思维方式的最大的冲击是价值观多样化，于是，评价好坏的标准，老的一些也崩溃了，你说社会成员出现这个事，可能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在官员队伍中那就是导致党风、政风的不正，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诱因，从这一点来讲，包括到党的十八大都为什么强调党风廉政教育，强调自律自省，强调官员树立高尚的官德和政德，就是要匡正价值观。人的观念正确了，思维方式不发生偏差，他在行动上也不会发生偏差。

所以这四个诱因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一些基本的方面。一个，政府职能范围扩大了，寻租机会增加了；第二，经济迅猛发展了，权力资源价值膨胀；第三，体制和规范处于过渡期，出现大量漏洞和机会，被人钻了空子了，这是三。第四，价值观出现冲突，人们在价值观的认知上出现了差异和混乱，导致行动上的脱轨、出轨，四大方面，这是关于腐败现象的诱因的分析。

二、当前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及特征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既然有这样一些诱因和表现，那腐败现象都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和特征呢？最近十多年、二十多年，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我前面讲了深层次的跟社会变动、结构调整、社会转轨有关，但就表现来讲也是有规律的，经过这20多年腐败发生都有哪些共同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现在我们思考它的对策，就要针对这些表现而有针对性，分析它的表现特征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对于廉政建设、反贪措施的选择有针对性。最近二十年，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表现在这些特征上，我在这儿列了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是一些共性特征、突出特征，而不是说所有的特征。还有，我们需要集中研究，需要注意这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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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案要案激增

第一点，大案要案激增。大案要案显著增加，它的第一特点，这个特点人人都看得见，就在表面，大案要案显著增加跟什么时候比？我这里讲的特点是最近二十年，既然是最近二十年的特点，那是跟二十年以前，主要是90年代以来，首先我们看大案，大案指的是数额大，反贪，反贪上指的大案，第一个标志是数额，它怎么显出现在大了呢？很简单，二十多年前，如果您的单位、您的行业里发现一个人贪污了十来万、二十万，这叫大案，这是很不得了了，很大的案子了，那是80年代。但到今天，您单位里或者什么地方再发现一个二十万、三十万的能叫特别大的案子吗？不能叫了，因为比这个数额多的案子更多了，这就叫大案，越来越大。当前最大的案子，贪污受贿加挪用已经突破了亿，80年代当时的贪污案是以万计的，80年代您单位里发现了一个贪污犯，贪污了五万、六万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案子，以万为单位；90年代，是以十万为单位；到了90年代，最近二十年，现在已经以百万，甚至千万为单位，数量级都不一样，现在最大的已经发生多起了，都过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从这些方面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十八大讲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十八大讲那个，你别看寥寥数字，就几个字，它背后是有一系列的事实做依托的。

（二）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

什么叫要案？要案指的是涉案人的地位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大要案，既然讲到涉案人了，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表现，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干部的比例在上升。高级干部、中级干部越来越多，执政党，包括政府官员的队伍是有结构的，犯案人的高地位的人越来越多，只能传递一个信号，说明腐败的蔓延往高在蔓延，如果往高在蔓延，你说这是腐败的现象表现是轻了还是重了呢？这答案很清楚，肯定是严峻了。我记得早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如果一个部级干部犯案，那《人民日报》头版要报道，头版二条、三条，现在一个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能报道吗？都在后面几版，为什么？它多了，这是现实。

2000年以后被查处的部级干部，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5、2006年那一段，每一年都是几十个，最少有十来个，最多有近四十个，这个比例就不低了，部级干部什么概念？中国的高级干部，那就不用说很高级别的干部也有被查处、惩罚。最典型的是1996年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因为受贿判了十多年，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个人是被枪毙，因为受贿三千多万，这个地位很高了，比部级还高，到2007年，2007年，当时又一位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被判刑，因为受贿，滥用职权。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大家看看，政治局委员、国家副委员长什么级别的干部？80年代你都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这就说明腐败主体中高中级别干部在过去二十年中间，我在这里讲的表现是有个时段的，过去二十年是在不断地弹升的，什么叫做不断地弹升？一，人数在增加，过去每年查处十来个，最多的时候查处近四十个，这是一。二，级别也在增长了，80年代的时候部级干部犯案，《人民日报》头版要报，为什么要报？少。这些问题，所谓的干部犯案的结构的变化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警醒，这是第二个。

（三）团伙和群体作案比例呈增长趋势

第三个特点和表现，团伙和群体作案在增长。什么叫团伙、群体作案呢？在犯罪上，对团伙作案，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是严厉打击的，为什么？因为有组织、团伙犯案，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分别作案，就贪污腐败这一块，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会看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腐败现象是走了一个这么一个过程，由彼此分别作案向相互合作，由彼此各自为战到相互关联这么一个过渡。于是，这就发生一些地方、一些行业，有些案件一查就一窝，一窝就是一群，一查就是一串，什么叫串呢？相互关联、勾连，这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可就大大上升了。这就变成了有组织犯罪了，我们当前查处的已经有一批群体犯案的典型案例，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而且都是相当级别的干部，这已经有一批典型案例。当年辽宁“木马”大案就抓了一批，7、8年前黑龙江的案件，其中在黑龙江的案件里边光部级干部就有7位，而且其中有2位还是正部，这两位正部，一位是省长田凤山，还有一位政协主席韩桂芝，这群伙，这串还要串多大？相当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堆、一串，这也提出了警醒，什么警醒呢？当这方面的违法乱纪，彼此合作，相互照应，甚至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破坏性更大了呢，是不是意味着你对它的防范以及你对它的查处的代价和成本更高了呢？当然是。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十八大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是正确的，这个判断是对的，不过分，很到位，严峻就是紧迫、严重的意思，这是第三，团伙和群体作案的方式，团伙性。

（四）腐败案件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

第四个表现，分布的特点。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频发，这是第四个特点，什么叫既普遍分布呢？既普遍分布就是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分布特点没有什么规律，为什么？发生率很低，也没什么规律，没有大范围的问题，也没有规律，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就最近二十年，最近二十年它绵延开来，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什么规律呢？不分行业和部门，这就叫普遍分布。你现在说找贪污，找受贿这些现象，很难说行业和部门之间有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没有的区别，你这儿有，我这儿没有，很难有这个区别，顶多是多和少，就连过去老百姓讲的清水衙门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有抓贪污，这都有了。

另外，一方面要普遍分布的这个环境下，另外又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叫做重点频发，什么叫重点频发？易发、多发、高发，这就是我们讲的重点频发，那些领域和部门被认为是易发、多发、高发呢？这个在中央文件中是有定论，而且最近这几年都是专项治理，都在这里边，现在反腐倡廉有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首先是工程领域高发区，改革开放以来，工程领域是腐败的高发区，一直居高不下，到今天也没有实质性地下降，你别看已经有专项治理了，这个事确实是长期的，工程领域。倒在工程领域的干部里是数不胜数了，一些干部是管工程的，最后中箭落马，经不住诱惑，掉下去了。还有一些干部也不管工程，但最后犯事一查也是工程，你就看出这里边多少人想在这里边插手，捞好处，再加上为什么工程是个重灾区呢？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是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工程量大，一年几万亿的工程量，人人都想在这里边捞，当然是不乏手段，其中就有一些关于，所以它就成为重灾区，高发区。刚才我们讲到了90年代的陈希同，那里边就有涉及工程的事，后来2007年陈良宇也有涉及工程的事了，别说底下了，都有涉及。

第二个，高发区，土地。我们前面举例子也谈了，土地过去是非卖品，不能流通，后来变成可卖品，在加上土地这个特殊商品的价值链的附加值太大，于是各路人等纷纷在这里边插手，也有干部掉下去，落马了。第三个高发区，资源。资源是从煤炭到稀有金属，很多人都想在这里边挣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相当一些干部，像一些地方，前几年，这几年中央集中整顿好了，前几年矿难不断，矿难一半背后是人祸，官商勾结，就是在这资源里边搞腐败。再往下，在一段时间内，一些领域也是高发区，这个中央都认定，如金融，大金融领域里边抓了多少人，90年代有一段时期抓行长，包括中央的央企的行长好几位都被抓了，现在都在大狱了，王雪冰、张恩照，这都是中央央企一级行长里的一把手。另外有一段时期的高发区，海关。你要在90年代末期，先是出现的湛江海关案，抓了多少人，后来又是厦门海关案，厦门远华案，这都是高发区。所以，面对第四个特点，既普遍分布又重点高发，怎么办？只能是普遍防范，加上重点专项治理，这是现在中央在抓的，专项治理就是针对高发区，这是第四。

（五）腐败手段隐蔽多样

第五，最近十多年，腐败现象还表现在手段隐蔽多样上。最近，这十多年，近二十年，你会发现查处越来越多的案子有一个趋势，好多人犯案手段多样化，更加隐蔽，什么叫隐蔽，9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隐蔽是以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内容，这叫隐蔽。本来是受贿，但他可以跟对方，如对方是一个金融单位，来签订一个理财协议，理财协议是一个民事合同，表面上当然是合法的了，但实际上他是行贿受贿，这些都有了，什么叫多样化？多样化，这种腐败交易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甚至都超出了我们现有法律认定的传统范围，难以认定，这叫多样化，这个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第五个。

（六）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

我要列的最后一个特点，一把手发生腐败严重。头几年我跟踪进行过统计，一把手，所谓的一把手是或党、或政、或政、或企一把手，犯案的比率大致是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被查处的这些人里边一把手占三分之一。这个比率就相当高了，尤其在中国，一把手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你在地方党委一把手，你到企业一把手，他的荣辱，他出事还是不出事，对你这个地方、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太大了，特别对这支干部队伍，但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个比例就很高了，值得我们警醒，值得我们去认真对策研究，怎么防范？远的不说，你看2012年中纪委通报的几个典型案例，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一把手。

他是一把手，他一犯事，你对党的形象、对党的党风影响是什么？这打击太大了。刘志军，这也是2012年，移送司法，刘志军是贪污受贿，他也是一把手，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像这样职位的人如果犯事，后果是什么？而且你也能推断出来，这样的人犯案也绝对不是他一个人，是一批人，这个一批人的概念少则7、8个，3、4个，多了就没法说了，这个打击很大。刘志军一出事，由他再顺藤摸瓜又抓了好几个，都是铁道的，你不得不承认，你对这个部门是不是打击，对这个行业是不是打击，而且这样地位的干部犯事，对你的党风，对你的形象是不是打击，所以一把手腐败严重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防范和警惕的重要课题。

企业腐败现象及对策 篇3

一、施工企业腐败现象的剖析

（一）企业腐败现象的种种表现。通过分析近年来的一些大量的企业违纪案例，发现企业腐败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巧立名目、瞒天过海，肆意侵吞集体财产，采取滥支、滥发、滥报，收支不入帐，私吞、私分、盗卖企业物质等手段大发横财；二是通过截留、隐瞒、转移企业收入、虚列开支骗取财政资金等伎俩设立“小金库”，为企业不合法开支和企业领导违法违纪提供了资金来源；三是企业负责人和部门主管利用购买原料、设备、配件、用品等正常业务渠道大量受贿“吃回扣”；四是少数人利用职权借人员调动、调整、升级升职等机会收受职工的钱物；五是借企业招标、投标找任务的机会频繁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大肆挥霍浪费、损公肥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六是以借婚丧嫁娶及重大节假日等机会聚敛钱财；七是为维护小团体利益，搞行业不正之风；八是利用手中权利给上级以发奖金的名义进行行贿以达到升官晋级的目的；九是失职渎职、疏于管理，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各种严重事故。

（二）企业腐败现象的特点。其一，贪污、受贿、违反财经纪律。其二，集体作案比较突出。其三，“小金库”现象触目惊心。四是相互勾结。五是监督制约失效，管理混乱。六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思想教育乏力。许多腐败的企业领导苦心经营多年，营造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企业内一手遮天，班子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如同虚设，“厂长、经理”的话就是圣子，谁也不敢违背，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几乎空白；七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少的企业的一把手根本就不学法，更谈不上懂法，认为在我的圈子内“我”说的就是法，唯我独尊。

（三）企业腐败现象的危害性。一是严重危害了国家、集体、职工群众的经济利益；二是严重干扰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三是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四是腐蚀了党和国家的肌体，破坏了党群关系；五是影响了企业安定团结和职工队伍的稳定；六是降低了道德标准，毒化了社会风气。

（四）企业腐败现象的原因。通过对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突出特点、危害性的认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权力本身具有的腐蚀性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二是现行体制、制度上的弊端是造成企业企业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三是改革过程中的新旧交替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够完善也是腐败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四是西方腐朽思想侵蚀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加剧了企业腐败的产生；五是社会分配不公加重了部分企业领导以权谋私的心理；六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和乏力也为企业腐败行为滋生了某种土壤和条件。

二、反腐败斗争的对策

企业如何进一步开展反腐败斗争，应采取哪些反腐败斗争的对策和措施？本人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切实抓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由于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下进行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一些主、客观因素依然存在，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还会发生，有的不正之风还会纠而复生，腐败现象有可能还会发展蔓延。抓好领导干部的队伍建设是搞好企业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在抓好企业干部队伍建设上要重点抓好二件事：一是要把好干部选拔任用关。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按德能勤绩的要求进行严格的考察，把那些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事业心强、敢闯敢干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干部选拔任用必须经得住廉政考察，对那些靠钻空子、行贿受贿等起家的人决不能提拔重用。二是要抓好干部的廉洁自律。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学习，树立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思想道德上自觉设防。要教育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时刻保持和职工群众的密切联系，与职工同甘共苦。要严以律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自学抵制腐败思想的侵蚀，杜决腐败发生。

（二）坚持标本兼治，提高党员干部的免疫力和自控力。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是解决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根本途径。对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的针对性、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期搞好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和主要工作。把党风廉政教育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信不过程，重点抓好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大力加强从政道德教育，增强道德修养，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对照检查自己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关、地位观、利益观。用道德、人格的力量保持共产党人和党员干部的美好形象，通过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免疫力和自控力。

（三）强化制度建设，规范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机制。新的形式下，加强反腐败监督机制建设，要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协调，与反腐败斗争的整体部署和发展进程相一致，与大力落实已有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章制度紧密结合，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有效约束权力、预防腐败的真正管用的反腐败监督机制。江泽民同志指出：“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一是要强化领导，建立健全党风廉政责任制。廉政建设党政要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运行机制制度化，要明确责任主体，职责范围和工作目标，逐级抓好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落实。二是健全党员干部廉政规范，尤其突出两级班子成员和重点部门党员干部廉政制度建设；三是要针对党风廉政突出问题，有重点地建立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如领导班子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涉及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严格按规定程序动作。

（四）切实强化党内外监督。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要加大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力度，落实“三重一大”集体研究等各项规定，防止企业领导滥用职权。要定期组织对重点部门的廉政自查和专项检查；党的纪检部门要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上级党委、纪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下级党委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二是抓好党外监督。加强厂务公开监督，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内部承包、工资奖金分配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大决策情况，重大事项规定，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大宗物资及机械设备采购和废旧物资、机械设备处理情况职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结果和奖励兑现情况，干部考核结果情况，竞选中层干部情况要及时给职工公开接受职工的监督，保证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监督职能。

（五）加大惩处和案件查办力度。要重点查处企业领导和重点部门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案件。加大对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案件的查处力度。要提高办案质量，建立激励机制，扩大案源，主动查案办案。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企业和部门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还很严重，违法违纪的金额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始终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自觉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国有企业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篇4

一、国有企业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1.在重大问题决策中的腐败行为,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突出表现为利用经营决策权、资金管理权、内部分配权和人事管理权搞个人专断和权钱交易。

2.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或其他企业, 谋取非法利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参股等名义渗入国有企业, 实质上就是私企寄生到国企上。二是未经投资者批准, 以个人名义在国外注册公司或向境外企业投资。三是私自以企业名义, 挪用企业资金、炒股票、做期货、盈了算自己的, 亏了算公家的。有的借本企业包装上市之机, 个人或与他人合伙, 利用职权窃取原始股票赚取溢价, 从中中饱私囊。

3.弄虚作假,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谎报成绩, 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做假账和账外账。

4.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据统计, 自2004—2007年四年间, 中国检察机关共处理了169 000起企业腐败案例, 涉案人员达169 000人。涉案金额达238亿元, 而国企职务犯罪的人数达52 000人。“问题资金”之多, 性质之严重, 令人们触目惊心。如何从根本上防止并遏制国有企业的腐败,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而若要防止遏制国企腐败, 首先就需对其产生的原因探个究竟。

二、国有企业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一)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薄弱

以中国现行的上市国有公司为例, 中国现行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由两种模式, 即控股股东模式和内部人控制模式, 这两种模式常常在一个企业中复杂地重叠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形式即关键人控制模式。关键人通常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他们独揽大权, 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再加上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监督和制约体制不健全, 使得国有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 企业领导人拥有广泛而巨大的权力, 包括企业的财权、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当高管控制权缺乏监督和制衡、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时, 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失效, 导致高管通过控制权为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方面拥有了更直接的选择。在许多国有企业公司, 大多数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 形成了高管自己聘用自己及监督自己的局面, 这种状况势必降低了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 赋予了国有企业高管较大的控制权。

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环境不健全, 其中包括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

首先,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虽已基本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雏形, 但是, 在国有企业中, 真正行使国有企业所有者权力和承当所有者责任的主体不明确, 难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导致所有者约束机制的空缺。国有公司作为一种以国有资本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 由于其在产权关系方面的先天性缺失, 使政府机构成为掌管国有资产权益的代表和对经营管理者执掌监督权的代表。当国有公司出资者自然人代表缺位, 同时现实中的监督体制不能完全有效地遏制部分管理者侵蚀国有资本时, 高管更容易取得实际控制权, 排斥内部监督, “内部人”利益扩大化。其次, 董事会、监事会并没有真正起到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约束作用。董事会结构不合理, 权力制衡处于真空状态, 尤其是独立董事对国有资本权益维护的作用基本没有发挥出来。

2. 国有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控制机制, 首先, 政府和监管

机构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要求不明确, 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突出, 内部控制建设的驱动力不足。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关键控制措施, 导致整个控制系统处于低效率运行。其次, 国有企业在企业经营决策方面控制不力, 表现为对重大业务和长期合同签订方面没有形成必要的约束制度, 业务决策控制方面缺乏对高层重大决策行为的及时有效监督。在国有企业重大资产流失案件中, 政府部门、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代表国家出资者利益进行监管。另外, 在国有企业内部, 对重大经营决策没有严格的审批权限和负责人联签制度及随意进行对外活动, 也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没有对决策权的监督, 没有对决策失误的追究, 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不正之风就不可能遏制。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就利用企业内部控制的缺失, 以各种途径中饱私囊、损害企业利益,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 国有企业外部环境及监管的不完善

1. 约束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近几年, 国家虽颁布了对国有企业许多法律法规, 如先后颁布了《企业法》、《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文件和规定, 但这些规定都比较原则, 操作性较难, 针对各领域、各行业、各类企业强化制约机制的实施细则、措施、办法等相关制度还不到位, 难以起到事前规范、事中制约和事后惩戒的作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得不到有效遏止。

2. 国有企业外部市场环境不完善, 例如, 产品市场的不完

善及资本市场的过度行政化, 都弱化了市场力量对公司高管形成的约束机制。市场体制越完善, “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小, 产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少。腐败现象的高发总是表明现行的制度有严重缺陷, 市场经济体制抵制腐败的机制没发挥有效作用, 须进一步完善, 反过来看, 腐败现象的高发, 也使得市场经济难以有效运行。可见, 实现反腐倡廉的目标与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 市场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许多问题, 也是国有企业治理腐败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坚持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同样, 只有根除腐败, 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3. 国有企业外部监管不完善, 这不仅包括国有企业监事

会的职能没有发挥出来还包括国有企业外部审计的不足及事后监管的处罚机制不完善。监管在职能和地域上处于分割状态, 致使问题高管成为漏网之鱼。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大环境下, 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更需要有正确的指导和适当的监管, 这并不是计划经济中的“政府管企业”, 两者有很大区别。作为国有企业经营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国企高管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这方面来说, 监管的作用更不可小觑。

三、国有企业腐败产生的非制度性因素

1.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个人因素。在改革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中, 国有企业的部分经营者或管理者趋利思想泛滥, 思想道德观念受到急剧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发生蜕变, 为党和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信念发生动摇, 责任心、事业心泯灭, 艰苦奋斗的精神丢失。有的视手中权为己有, 整日精心设计着自己的发财梦, 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自己多捞钱上, 抓住一切机会以权谋私, 聚敛非法之财, 不断用金钱填充自己难以填满的欲壑, 为自己铺设一条“快速致富路”, 他们工作贪图安逸, 生活上奢侈腐化, 有的借体制改革, 截留私分、侵吞挪用、贪污受贿, 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职工利益。因此, 国有企业高管的个人素质成为国有企业腐败产生的原因之一。

2.信息不对称。国有企业经营者拥有所有者所不知、且难以验证的信息;对于经营者的一些行为或决策, 所有者无法观察和监督。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 而人民缺乏信息又没有有效的手段监督经营者, 只有将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本身没有明确的责任约束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监督经营者, 造成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缺位, 无法形成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和监督, 从而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国有企业高管手中, 迸一步扩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国有企业高管正是利用信息落差为其腐败行为进行规避, 谋取利益。只要经营者从中作弊得到的收益大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经营者就有可能作弊。

3.国有企业的内部文化。首先, 中国的国有企业文化中惰性较大, 管理层衍生较大的官僚作风;其次, 在国有企业中, 人治大于法治, 导致企业管理的低层次化。国有企业的这种内部文化在实践中已经为高管腐败打开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 国有企业腐败滋生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因此, 当前中国国有企业腐败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转轨期国有企业本身治理机制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 另一方面在于非制度因素的存在。只有认真研究国有企业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惩治和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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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媛.国有企业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其对策[J].商场现代化, 2010, (14) :162-163.

[3]李瑞华.国有企业高管寻租性腐败分析——基于云铜原董事长邹韶禄受贿的案例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101-103.

[4]赵士林.关于构建国有企业惩防腐败体系的几点看法[J].城市建设与商业网点, 2009, (15) :109-111.

[5]张文革.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J].现代商贸工业, 2008, (7) :65-66.

[6]刘占军.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及对策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 (5) :4-6.

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原因剖析 篇5

一、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类型增加。从腐败类型来看，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串案、窝案和法人犯罪案件增多。违法违纪者往往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群体性、帮派性的特征更具明显。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往往是带出一个个

串案、窝案。

（二）腐败主体蔓延。

从腐败行为主体来看，行为主体从基层向中层、高层领导干部蔓延，“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自从进入90年代，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由昔日的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发展。在一些大案中“一把手”违纪违法较为突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三）腐败区域扩展。从腐败发生区域来看，腐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新闻出版、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管理党风廉政工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关也出现了腐败现象，近几年纪检监察干部贪赃枉法、徇情枉法，以及自身腐败、包庇腐败现象行为时有发生。

上述特点全景式地展示了目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现状。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不谓不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何仍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虽然一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是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在宣传教育、社会舆论、识人用人等方面，与无产阶级道德观念大有所悖，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模糊观念和错误心态：认为廉政吃亏，等待观望；法不责众，随波逐流；你捞我捞大家捞，不捞白不捞。

（二）分配不公和公务员低薪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瞩目，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国家工作人员工资低，且上下级之间又不统一。特别是分配不公中的不良暴富，对社会起了不良示范作用，一些意志薄弱者竞相效仿。原先的心理平衡被打垮，取而代之是一种“吃亏”、“补偿”心理。一些高官比大款，追享受，走向堕落。县乡基层干部攀行业、比部门，千方百计捞油摸水。这种“心理不平衡”是清官变贪官的“思想铺垫”，公仆变蛀虫的“精神基础”。

（三）对腐败行为打击惩治不力导致腐败。

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给腐败分子带来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自恃有老同乡、老亲戚、老同学、老同事掌权，碰碰高压线，搞点小动作，不会出事。一些司法人员徇情枉法、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使一些腐败分子得以漏网、逍遥法外。对于一些手握大权的人来说，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徇私舞弊等寻求支持。而对于被保护者来说，寻求庇护以谋取职位而被迫编织各种关系网、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为此，各种腐败现象也相伴而生。腐败的收益大于风险，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腐败的原因很多，党风不正和公民文化素质的低下也是滋生大量腐败现象产生的因素。公民文化不发达，压抑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监督。只有深刻的探寻腐败产生及其蔓延的原因，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这是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过勇.经济转轨滋生腐败机会的微观机制研究——从594个腐败要案中得出的结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5)

经济寻租：腐败现象的制度分析 篇6

从经济学角度看，腐败的性质是一种寻租活动。

要理解寻租活动，必先了解什么是租金。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指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通俗的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共选择（指对非决策）的基点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非因占有总经理或部长职位而人性有所改变，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随者。即把经济人的范围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卡宁斯认为，一个官员可能具有以下目标：薪金、职务津贴、名誉、权力、任免权等。在中国，一个官员的目标函数可能是：本地区、部门或单位经济实力的扩大，政绩突出，个人升迁，实际收入或隐性收入增加，对资源的支配权力，为子女或亲友谋利益等。由于官员有这种自利性动机，使腐败产生得以可能。但仅有自利性动机还不能构成腐败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因制度缺陷形成的经济租金现象。你有这块“租”，我去贿赂你，又无制度约束，你不可能总是拒绝。谁在这个位置上谁就会有寻租的机会，谁都会有寻租的激励。只要制度上存在这个“租”，就会产生腐败。

经济寻租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寻租人，用较少的贿赂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甚至暴利，这叫一本万利，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他们是设租者，也是受益者，一分钱不花就可以用权换取贿赂费用，这叫无本万利。双方的目的一致，共同分享经济租金，因为利害相关，互相包庇，权保护钱，钱保护权，互惠互利，导致腐败愈演愈烈。

克鲁格认为，腐败即寻租活动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寻租（即腐败=垄断经济的权利+由垄断而产生的租金差价）。可见，权利与租金相结合，才构成寻租活动，两者缺一不可。而垄断经济权是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相关的。没有政府的过度干预，没有这一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两面性。当政府干预为市场经济创造公平竞争条件，实行统一税制税率，建立统一市场体系，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垄断时，这一干预是有效的，属于正当干预。当政府干预某些利益集团提供优惠政策，对其他利益集团实行歧视政策时，这一干预是失败的，属于过度干预。因此，政府过度干预为寻租活动提供合法性，许多寻租者也很方便地从政府政策和制定规定中找到合法寻租的依据，这是寻租活动恶化的根本原因。而且经济租金愈高，寻租激励愈大，腐败现象就愈严重。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现象即寻租活动的形成的制度性因素有如下几种：第一，价格双轨制。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具体包括：物资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官定利率、汇率价格与市场利率、汇率价格，一级地产价格与次级地产价格，原始股票价格与上市股票价格等等。比如1994年初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为月息9.45‰，而市场利率在两位数以上。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额无形之中就使银行拥有巨大收益性的权力。近年来，商品的价格逐渐放开，双轨制价差有所缩小，通过权力赚取差价的基础被削弱。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某些领域如紧俏能源、铁路运输等供求关系紧张的瓶颈部位的双轨制差价又有拉大的趋势。腐败现象不可能一下子被消除。第二，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首先，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给寻租活动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譬如房地产行业，土地批与不批、批给谁使用以及价格高低等由当地官员决定，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程序。这就给某些掌握行政权力的人留下了营私舞弊、损公肥私的机会。其次，残缺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既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变形，又使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某种程度的扭曲。比如财政体制分灶吃饭，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党政机关经商创收，刺激了以权经商，与民争利，执法部门的收费、罚款与职工收入、福利挂钩，激发了执法人员乱收费、乱罚款的“积极性”。这一切给少数腐败分子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政府的特许权。缪尔萨尔认为，最易产生腐败的部门是税收征收、烟草专卖、控制进出口许可证等被授予相机处理权力的部门。由于这些行业只允许某些部门和企业有权垄断经营，其他部门和企业不允许自由进入和参与竞争。这些部门和企业获得垄断权力后，就能获得垄断利润，即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第四，进出口配额。控制进出口配额和进出口批件已经成为外贸部门和公司寻租的主要来源，也是这些部门腐败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08-18

[2]布坎南.《公共选择论》

[3]克鲁格.《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秘书腐败现象解析 篇7

1 秘书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我们且看下面一则报道, 内容是部分受到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其秘书犯罪的事实:李真,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 因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 被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庆五,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 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人民币1872万元及企业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多元, 被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蔡建辉,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 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 被处有期徒刑8年;张焱争,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 受贿港币5万元、人民币2万元, 被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陈健, 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 受贿人民币40.9万元, 被处有期徒刑15年;段爱华,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的秘书, 受贿人民币5.6万元, 被处有期徒刑5年;何世平, 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 受贿人民币24.3万元, 被处有期徒刑16年。最近几年, 秘书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且多为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 纵览这些案件, 带有一定的共性。

秘书腐败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腐败, 呈现出明显的职业特性:首先表现为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公共权力可以分为决策权和执行权, 决策权是权力的核心, 归领导者;执行权是权力的外围, 归执行者, 秘书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也是权力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权力运作的过程, 实质是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权力运作得当, 即能安邦定国, 造福万民, 反之就是以权谋私, 祸国殃民。秘书腐败往往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公共权力的执行权, 进行权权互用、权财交换、牟取私利, 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其次表现为盗用领导权。秘书与领导在工作范围上是有着明确分工的, 领导是决策者, 秘书只能参与和辅助决策, 是“只谋而不断”, 可是在实际工作中, 秘书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使用领导的权力。比如秘书背着领导, 打着领导的旗号, 发号施令, 狐假虎威, 以“二首长”自居, 来满足个人私欲。还有的秘书利用其接近领导、接近权力核心的特殊身份, 欺上瞒下, 为自己谋取私利。最后表现为决策权与执行权共同致腐。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是连体怪胎, 一个腐败的领导身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腐败的秘书群体。秘书人员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当领导人员有腐败行为时, 假如秘书人员责任心不强, 全局观念不强, 立场不坚定, 不能坚持原则, 不仅不能阻止领导, 反而会与领导一起腐败。甚至有的秘书为了自身“规避风险”, 拉领导下水, 导致领导秘书共同腐败。

2 秘书腐败的职业性成因

秘书腐败呈现出来的职业特性, 说明秘书职业机制的不健全是秘书腐败的根本原因。

2.1 秘书的选拔程序不规范

领导者可以随意选拔秘书, 致使秘书人员素质差距很大, 工作质量不稳定, 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目前我国选拔秘书的主要依据是1993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和《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 (秘书) 》等行政法规, 但这些规定对秘书人员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加之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 导致秘书选拔有着极大的随意性, 极不规范。由于选拔程序的不规范, 一些不具备资格的人被选到秘书岗位后, 利用在领导身边的优势, 谋取私利, 贪污受贿,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 在北京财政局工作时, 几乎被开除公职, 但后来被王宝森看中, 选为秘书, 成了王宝森搞犯罪活动的得力助手。

2.2 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 致使有些秘书以“二领导”自居, 欺上瞒下

由于我国目前秘书工作无法可依, 导致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不规范、定位不清。这种观念不仅社会上存在, 甚至一些领导人和秘书人员对自身的职责、应有的地位也不明确, 因而导致秘书人员越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2.3 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体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官本位”思想严重

民主政治与权力私有化是格格不入的, 传统的体制仍然是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由掌权者自己设计;政务不公开、暗箱操作都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3 根治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

中共绵阳市委曾发文规定:县级领导不配秘书。此举一出,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更多的是叫好的声音。显然, 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自然不自然地把此事与秘书腐败问题联系了起来。但秘书腐败问题, 真的能一撤了之吗?笔者以为:防止秘书腐败, 最根本的应从健全职业机制入手, 不设秘书并非良策, 更不可一撤了之。

3.1 实现秘书队伍的专业化是治理秘书腐败的首要条件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 要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秘书职业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秘书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秘书人员首先注重“德”的建设与修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必须具有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能、技巧, 因此必须有严格的专业化要求, 严格选拔程序,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试录用制度;建立各类培训基地, 加强职业培训;建立与秘书职位相关的符合秘书队伍专业化要求的工资福利制度, 保证秘书队伍的相对稳定性。

3.2 加强秘书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 提高廉洁自律能力

秘书人员应牢固树立公仆意识, 切忌借权谋私;牢固树立奉献意识, 切忌贪图名利;牢固树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意识, 切忌仿歪效邪;牢固树立党性意识, 切忌盲目服从。秘书人员不但要严于律己, 洁身自好, 还要明辨是非, 敢于同一切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一定要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3.3 严格秘书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机制, 选拔合格的秘书人才

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很强的工作, 主要任务是辅助领导, 而各级领导中枢都是机密核心, 秘书人员在领导身边工作, 必然要接触到各种机密, 特别是重要部门领导人的秘书掌握很多重要情况, 机要性更强。秘书工作的机要性与政治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密与窃密的斗争, 实质上是政党之间、国家之间、军队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经济领域中则是经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 领导者在选拔、任用秘书人员时, 要求政治上绝对忠实可靠, 有高度的保密观念, 严格的保密纪律, 严守各种机密。

同时秘书部门又是各级领导机关汇集信息的中心, 是联系各方面的桥梁和纽带, 其工作特点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在各项政策实施过程中, 秘书人员必须密切注意信息反馈, 倾听群众呼声, 才能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 防止矛盾激化。秘书工作不仅是为领导服务的, 也是为群众服务的。秘书人员处理群众来信, 接待群众来访, 进行调查研究, 协调机关工作, 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工作。秘书部门是机关的“窗口”和“门户”,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 要求秘书人员必须树立群众观念, 密切联系群众, 关心群众的疾苦, 及时向领导反映群众的心声, 群众观念的强弱也是选拔秘书必须考虑的标准。

秘书部门不是领导机关的专项业务部门, 而是机关的综合部门。因此, 秘书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 具有突出的综合性, 需要对各种情况或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归纳、抽象和概括, 使之由个别上升到一般, 由现象深入到本质, 总结出带规律的东西, 这一特点是由秘书工作的辅助领导工作的全局性所决定的。领导者处于管理系统的全局位置, 必须总览全局, 预测发展, 统筹规划, 综合协调。它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有全局观念, 立足领导工作全局, 站在领导者的角度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 提出参谋建议, 做到不在其位, 当谋其政;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 成为本机关、本系统的“通才”和“杂家”, 以适应领导者驾驭全局的需要;同时, 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3.4 加强对秘书人员的有效他律, 建立完善的秘书人员考评机制

秘书人员要自觉接受各种监督, 不能超越于组织和纪律之上。要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不要放任自流。邓小平同志指出, 克服特权现象, 反对腐败, “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制度问题不解决, 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建立健全廉洁从政制度, 确保秘书人员反腐不失范。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 比如建立考查考核制度, 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秘书建立不同的考核标准, 实施科学考核;注重秘书的功绩考核, 引进“功绩制”增强秘书队伍的活力, 克服秘书腐败。

秘书腐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基础上, 通过对秘书人员的培养, 提高其道德水平, 降低主观犯罪的概率, 同时加强考评制度建设和秘书人员的任用、选拔机制, 从客观上杜绝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玉萍.领导者和秘书在现实工作中角色互错现象分析[J].理论与研究, 2008 (6) :30-32.

高校“能人腐败”现象值得重视 篇8

“能人腐败”是中央巡视组在向江苏省反馈巡视意见时首次提出,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高校“能人腐败”主要是指搞学术有一套, 搞腐败也有一套的一类人, 他们往往在学术界有一定造诣, 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上突出, 在取得荣誉后放松要求, 理想信念发生动摇, 私欲膨胀最终走上贪污腐败这条不归之路[1]。

出现在高校里的这些腐败问题, 令许多人深感意外。有着先进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的高校, 原本是教书育人、传播文化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 应成为远离腐败的“象牙塔”, 缘何腐败频发?

笔者通过梳理大量的高校“能人腐败”案例, 发现涉案的高校既有本科层次的大学, 也有专科层次的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也有地方院校。腐败重灾区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 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 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 几乎涵盖了高校所有关键领域和环节。

1 基建领域是高校腐败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近年来一些地方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高校领域的工程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 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 高校基建领域大案要案频发, 已成为当前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高校基建腐败的行为主体多为学校分管领导、基建部门领导或直接经手人员;涉案人员通常多次、连续作案。违纪违法主体的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涉及处级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教授和副教授以上职称, 更不乏博士、硕士, 不少人还是博士生导师。如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 在三年间先后10次收受人民币14万元、价值2000元的超市购物券和1部高档手机, 收受贿赂的次数竟高达78次[2]。此外, 由于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 容易在上下级之间形成关系密切的团体, 为逃避处罚, 涉案人员会想方设法将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拉下水, 避免其检举、揭发。

2 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 违规现象突出, 存在腐败风险。”这是2014年7月7日, 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巡视反馈意见。

目前科研经费基本上由学校、院系党政一把手或者项目负责人管理和支配, 都属于高校“能人”范畴, 长期以来, 高校“行政化”这一理念根深蒂固, 经费使用监督机制、财务审核机制在高校“能人”落实不力, 或者放松要求, 这就给贪占科研经费提供了可乘之机。

贪占科研经费的手段和形式各异, 但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发票报销上 (经财务部门变现) 、劳务费或专家咨询费上 (不用发票就可以变现) 、高价购买设备吃回扣上 (直接从设备厂家拿取好处) [3]。

“吃喝拉撒睡, 全都靠经费。”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 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 更是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被媒体称“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新纪录”的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 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 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4]。

3 招生腐败同样不可忽视

目前高校招生腐败多集中在自主招生、艺术和体育类特招生和报送生领域。这些领域本来是高校选拔特长人才的重要途径, 如今却成了一些高校负责招生人员、“党政”一把手权力寻租的“捷径”。更有高校巧立赞助费、“教育基金”、合作办学等名目, 变相收取巨额费用, 招生人员以此捞得大量好处。如媒体报道的,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利用职务便利, 在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 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中央巡视组此前在一份反馈的巡视结果中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 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5]。国内知名高校如此, 其他一些地方院校更为严重, 践踏了教育公平,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如何根治高校“能人腐败”

“失去监督的地方, 是腐败滋生的温床;监督不够的地方, 会让腐败变得猖狂。”实际上, 对于高校领导违纪违法多发问题, 教育部门和纪检部门早有警示, 要求高校把好决策权、财务关、基建关和招生关, 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防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教监〔2008〕15号) 等相关文件, 但高校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 高校领导违法违纪现象陆续频发, 这就说明高校腐败有“树倒根在”的迹象, 要清除高校腐败毒瘤不观望、不等待、不手软, 动真格、使真劲、用真枪。

4.1 进一步建章立制

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制度, 让党委和纪委切实负起责来;完善巡视制度, 坚持“明察”与“暗访”结合, 增强巡视效果;重视技术作用, 开发高校腐败内控与举报软件, 让高校腐败和“四风”无处遁形。

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学校反腐倡廉建设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 重点环节亲自协调, 重要信件亲自批阅, 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要对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廉洁自律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 全面履行分管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建设职责。每年至少一次听取分管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监督意识, 自觉接受监督, 带头开展监督。每年要结合年度考核进行述职述廉。

高校纪委是高校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要积极协助学校党委研究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抓好任务分解和落实, 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要建立健全督查、考评、奖惩、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 将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列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范围, 作为工作实绩和奖惩的重要内容, 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 造成不良后果的, 应严肃追究责任。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培养、交流、使用力度。

4.2 瞄准关键岗位与重点领域

强化对高校一把手的权力制约, 以制度制约权力, 以监督制约权力, 以程序制约权力, 以追责制约权力。

4.2.1 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监督

高校内部财务实行会计委派制。逐步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健全高校经济责任制。完善学校财务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学校内部审计, 重视审计结果的运用。严格执行财务预决算制度。实施财务公开, 每年向教代会报告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和决算情况。坚决禁止“小金库”, 一经核实单位或部门设立“小金库”, 严肃处理直接负责人, 并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

4.2.2 加强基建项目管理和监督

坚持基建 (修缮) 项目集体决策制度和按规定报批制度, 新上项目或项目内容的变更必须经集体决策。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 任何人不得违规干预招投标活动。实施基建工程的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分离, 实行项目工程款支付“两支笔”会签制度。大力推行基建项目全过程审计, 开展基建部门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

4.2.3 加强物资 (设备) 采购管理和监督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学校内部各项采购监管制度。设立学校内部采购机构, 统一组织实施对仪器设备、教学器材、药品、医疗器械、教材图书等大宗物资的采购, 做到公开透明, 阳光采购。加强对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的管理, 严格程序, 加强监督, 防止暗箱违规操作。严禁在采购活动中违规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防治商业贿赂。开展物资采购审计, 促进完善采购管理机制。

4.2.4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

高校取得的各类科研经费, 应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集中核算, 并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用。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 切实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管理, 科学合理地编制项目预算。逐步建立和完善全额成本核算制度, 加强对项目管理费、业务费等支出的管理, 明确开支范围和比例。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审计, 实施对重大科研课题或大额度科研项目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跟踪审计, 杜绝科研经费使用中假公济私等行为。

4.3 加大腐败案件查处力度

强力反腐, 雷霆出击, 重拳出手, 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案必查, 对各类高校腐败不手软、不姑息、不迁就;监管好高校领导干部规范用权, 发挥好内设纪检、财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责任;开展警示教育, 以违法违纪案件为戒, 让广大高校领导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摘要：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深入, 高校中“能人腐败”现象显示出腐败问题的高层次和宽领域, 暴露出目前高校反腐机制建设上的缺失与漏洞, 应引起高校党委和纪委的重视。

关键词：高校,能人腐败,现象,重视

参考文献

[1]刘根生.高校也要谨防“能人腐败”[J].生活育, 2015 (3) :36.

[2]汪红.基建成高校腐败“重灾区”[N].法制晚报, 2015-02-05.

[3]徐治立.消解科技创新隐患, 优化学术生态环境——科研经费违规使用问题的成因及治理[J].科技导报, 2016 (4) .

[4]龚洋浩.高校缘何腐败频发[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04-27.

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研究 篇9

目前针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多缺乏实证研究,这极不利于深入认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本文先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作出界定,再基于国家的关注程度和典型案例数据库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进行初步观察,结合案例对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关治理对策。

1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界定

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时间跨度来看,古来有之;从地域来看,世界各地都存在腐败问题。

对于腐败现象的界定,学者们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王沪宁认为“腐败本质上是对公共权能的非民众使用”。张军认为“腐败现象内含三大因素:第三方支付、代理人受收这笔支付和不合法的支付”。任建明认为“腐败等于委托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张维迎则认为“腐败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熊光清认为“腐败即是运用公众权力实现个人目的的行为”。虽然这些说法不一,但实质高度一致。

本文归纳这些学者的论述,将当前的腐败现象界定为国家公职人员滥用手中权力,以侵害公共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相对应,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就是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国家公职人员私用或滥用权力,以侵害公共利益来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按照此界定,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具有以下五个特性(:1)腐败的主体是与水利工程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公职人员,包括水利系统内的公职人员和水利系统外的公职人员。(2)腐败的客体是公共权力,具体有决策权、审批权等。(3)腐败的原因是获取私利。这里的私利不仅指金钱,还可以是商品、服务等。(4)腐败仅存在于水利工程建设领域。(5)腐败牵涉的环节多。具体的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相关权力主体、权力类型及干涉环节如表1所示。

2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初步考察

2.1以国家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关注程度来初步考察

常言道,问题越受关注,越严重,越值得考察。所以,本文从国家关注程度来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做一个初步考察。

进入21世纪后,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2009年8月水利部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进行持续治理。2012年4月财政部、水利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水利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加强水利资金使用监督管理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重要举措”①。2015年12月水利部又提出要“全程跟踪监督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党风廉政建设”②。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充分显示了当前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相当严重。

2.2以典型案例库来初步考察

(一)建立案例库

目前,我国尚未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进行专门的统计。因此,无法对所有案件进行全面分析,也不可能进行可靠的抽样分析。但鉴于案例揭露的时间越近且数量多,越能体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本文仅对近三年官方文件和媒体公布的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进行收集,以案发地区为轴心,建立一个数据库,粗略汇总见表2所示。虽然这些通报的典型案件缺乏全面性,但是这些典型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案例初步考察结果

(1)一把手涉案比例明显上升。在广西钦州市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中市、区、县水利局的一把手都参与腐败活动,其中钦州市水利局、灵山县水利局还连续两任一把手因腐败前赴后继落马。同样,云南省大理州水利腐败案件中6个涉案单位的一把手也均沦陷。对案例库做了一个粗略估计,一把手涉案比例接近四成。

(2)水利腐败主体群体化明显。以江西省九江市水利系统腐败案件为例,在查处市水利局局长裴木春腐败案件时,就牵带出水利系统内6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水利系统外7名领导干部。在查处这些相关腐败人员时,又牵带出数名贪腐人员,最终该案件涉及党员干部达125人。可见,当前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者相互勾结,形成“腐败保护链”现象极为严重。如何打破腐败保护链将是根除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首要任务。

(3)招投标环节为最腐败环节。从分析案例库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是招投标环节腐败最为严重。围标串标、借资质承揽水利工程、水利领导干部插手招投标等违规违法行为相当恶劣。投招标环节仍是今后集中治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重要环节。

(4)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手段多样且高度隐秘。分析案件库,有些腐败者通过入“干股”形式谋取红利;有些腐败者通过虚增工程量、虚列成本等套取资金⑦;还有些腐败者通过围标、窜标等暗箱操作形式谋取私利等等。腐败手段多样。另外,这些腐败案件的揭露多因重大项目审计、专项检査、系统巡查等,腐败高度隐秘。

3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成因

研究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成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展开,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展开。考虑到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是各种利益交织博弈的产物[6],本文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展开,具体从制度、监管机制、心理等因素入手。总的来说,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成因主要有四点:

3.1预防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制度执行不力

制度是铲除腐败的重要途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是反腐能否实现的关键[7]。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许多制度执行力不足,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一)水利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执行不力,主要体现在审查施工企业的资质不到位。结合案例库,不难看出当前水利建设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无资质施工企业。他们为了分吃水利工程利润,纷纷以金钱开路,拉拢侵蚀水利投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政府官员,滋长了腐败[8]。

(二)招标投标制度落实不到位。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水利工程应该公开招标,“招标人与投标人”、“投标人之间”禁止串通投标等等。但分析典型腐败案件可知,水利工程建设市场上规避招标或明招暗定、违规串标围标等现象相当普遍。可见,制度落实的不到位使得水利工程建设市场未真正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却滋生了大量的腐败。

(三)处罚力度不力。主要体现在对受贿者有“处罚从轻”的情况。如在查处贵州黔东南州水利腐败案件时,检查机关就对主动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20多名涉案国家工作人员从轻处罚。分析案例库的其他案件,同样存在对自首退赃的领导干部采取从轻处罚。由于在实践中处罚较轻,处罚制度威慑力减弱,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前赴后继。

3.2水利监督机制不完善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因此,可以认为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未对水利相关权力的运行加以有效的监督。

目前我国水利监督主体多位,水利监督体系较为完善,从近几年水利反腐工作取得的成果来看,“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然而水利监督机制还存在不足,突出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实质性的外部监督还未形成,纪检、监察部门或检查部门未深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具体环节,着重事后监督,忽视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二是水利系统内“领导之间互不监督、部分干部逃避监督、办事职工不敢监督”⑦,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在这样的前提下,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就成了一种必然。结合分析水利腐败案件,可以看出水利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一言九鼎,将公共权力变为私人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

3.3权力配置不合理

权力配置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由于“一把手”掌握的权力大,相应地掌握的可配置资源更多,对投标单位、施工单位而言,“一把手”就是行贿的最佳“目标”,而且相关权力运行缺乏约束,“一把手”更容易陷入腐败泥潭。研究分析案例库,结果显示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程度与相关领导干部的裁量权有极大相关性。水利工程建设由“一把手”一言堂的,腐败更加恶劣,而裁量权相对较少的,腐败程度相对较轻。可见,权力配置越不合理,水利腐败现象越容易发生。

3.4个人的非理性趋利

个人的非理性趋利是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观原因。根据上文的界定,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是个人的行为,那么腐败现象的产生必然与个人的心理因素相关。结合上文案例库,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受贿人员在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忘了“整衣冠、照镜子”,沉湎于对金钱的向往和追求,并怀着一种“你腐、他腐、我也腐”的病态心理[9],踏上腐败之路。可见,谋取非法收益,是水利腐败活动的最根本动机。

4治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对策

4.1落实制度,加强预防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制度的执行力制度是保证,要治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10]。

(一)严格落实水利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坚决取缔无证、挂靠承接水利工程的行为,把资质不符、违法违纪的施工企业拒之门外。

(二)严格落实水利工程招投标制度。一要加强招投标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信用评价数据库,将招标人、投标人、代理机构及评价专家的不良行为记录分别记入个人诚信档案,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二要加强推进信息化管理,通过网上招投标,减少人为操作,从而杜绝投标人的私下勾结,暗箱操作等现象发生。

(三)严格落实惩罚制度。检查机关一要积极主动查处水利工程建设中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等违规违法行为,二要对发现的受贿行为从严处理,让受贿人员付出沉重的代价,形成震慑效应,让受贿人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

4.2进一步完善水利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运行

(一)完善外部监督机制。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高度复杂,纪检、监察或检察机关的监督必须深入到水利工程建设易于滋生腐败的具体环节,在注重事后监督的同时要兼顾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要加强与其他监督部门之间协作,共享检查结果,形成监管合力。另外,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高度隐秘,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对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水利工程质量等实质性问题的监督检察,加强对水利专项资金去向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招标投标、工程款拨付、设计变更等环节的全过程监督。

(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通过签订“廉洁从政承诺书”、创设良好的监督环境和保障体系,逐步形成“领导干部互相监督、财务人员及办事人员敢于监督”的有效内部监督机制。

4.3改善权力配置

目前我国政治体制中,“一把手”除了拥有全面领导的地位,还拥有非正式制度赋予的一些“特权”,以致“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进而产生腐败现象。为此,必须改善权力配置。一要减少“一把手”对水利工程建设的不必要干预。尽量让市场配置资源。二要科学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这三个权力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互相协调,真正起到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三要强化集体决策机制,建立有效管用的议事规则,进而避免“一把手一言堂”。

4.4扭转个人的非理性趋利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人员的非理性趋利,可采用“堵”和“疏”并举的心理对策[11]。所谓“堵”主要是加强廉洁教育,通过学习水利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腐败教育、参观监狱、观看警示教育片、观看反腐警示教育展览等形式,让广大水利领导干部、水利工作人员等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路线。“疏”的措施就是通过完善晋升机制和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使人的非理性趋利向理性趋利转变。

参考文献

[1]张军.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1996(2):59-61.

[2]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年.

[3]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张维迎.公共权力异化及其治理[J].行政论坛,2011(2):9-14.

[5]熊光清.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1(5):53-58.

[6]陈军.浅析如何杜绝新形势下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J/OL]].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5(16).

[7]曹明珠.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1-144.

[8]盛松涛和陆作望.借用资质承揽水利工程对策研究[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0(5):119-121.

[9]叶世龙.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研究[D].甘肃:兰州大学,2012:1-32.

[10]陈雷.全面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证[J].中国水利,2012(2):1-4.

腐败现象、原因 篇10

关键词：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

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来看, 领导干部大多是通过“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娱乐圈”、“社交圈”逐步开始,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腐化堕落。“八小时以外”腐败已经成为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 必须格外引起关注。

一、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的危害

“八小时以外”是相对于工作时间而言的一个概念。从现象上看, “八小时以外”腐败直接表现为领导干部高消费娱乐、染赌近黄、利用婚丧嫁娶借机敛财等, 但后果极其严重。

1) “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加剧了腐败的“孵化”。和工作时间内的腐败不同, “八小时以外”腐败很多是发生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八小时以外”领导干部既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去搞腐败, 还可以显得神不知鬼不觉。同时, 领导干部通过“八小时以外”又可以结识其他腐败分子, 编织更大的腐败关系网, 从而使得腐败行为规模更大、更经常化、更复杂化。

2) “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本质上看, “八小时以外”腐败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违规操作和非法延伸, 权力进入市场必将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也必将损害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而作为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表者, 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也将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群众最痛恨的也是发生在身边的腐败现象, 这必然给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3) “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培植了腐败文化。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领导干部的言行往往会成为其他干部和普通百姓效仿的榜样, 领导干部八小时外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费, 必然影响周围人, 在社会上形成一股追逐奢靡的不良风气。

二、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应该说, 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的发生, 是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主观上:一是观念错误。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八小时之内是公家的, 八小时以外是自己的, 别人无权干涉, 认为对自己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种观念上的错误直接造成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放松, 最终在腐败面前失去理智。二是情趣低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 不是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 而是一味地迷恋于打牌赌博, 甚至出国境参赌, 热衷于吃喝玩乐, 沉湎于灯红酒绿, 出入娱乐色情场所, 沉醉于封建迷信, 算命卜卦, 求神拜佛, 最终在“八小时以外”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2) 客观上:一是监督失控。现行的监督形式多种多样, 但真正能起到作用的监督形式并不多, 尤其是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 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在监督范围上, 目前对“八小时以外”监督范围的认定还缺乏科学标准, 操作难度很大, 这使得一些领导干部有了可趁之机。如近年曝光的有些领导干部的家人因病住院, 有求者前去探望, 并为其支付全部医疗费或悄悄送个大礼包;在监督主体上, 因为领导干部手上握有重权, 形成了上级难以监督, 下级不敢监督, 同级不愿监督的局面, 而被国外视为“第三只眼”的新闻媒体监督, 也因为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难以进行监督, 这就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腐败行为;在监督手段上, 方法单一, 难以及时发现重要线索, 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台上一个样, 台下一个样”, 人为地加大了监督难度。二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 生存竞争的强烈刺激, 以及物质利益的驱动等因素的影响, 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规范的活动范围内, 领导干部尚能有序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 但在八小时之外, 就私欲蠢动、心态失衡。

三、预防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的对策

我党是一个有着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 又处于执政党的地位, 而党和国家的权力又是通过党员干部的行为来实现的, 因此, 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的规范与监督就必然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是在思想上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预防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必须首先加强思想教育, 要使其明白, 自己虽是一名公务人员, 但作为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言人, 更是一名公众人物, 因此不具有普通公民享有的隐私权, 其“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应该也必须接受监督。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存在的浮躁、享乐、懒惰、侥幸等不良心理, 以及领导干部在八小时之外受到的负面影响及不良诱惑明显增多的实际, 要切实加强教育。

二是在监督上延伸。在监督范围上, 不仅要管好“八小时以内”, 还要加强督察“八小时以外”, 如领导干部有无利用传统节日收受“红包”的现象, 婚丧嫁娶职务升迁、子女升学就业时, 有无用公款吃喝玩乐、收受礼品的行为等;在监督对象上, 不仅要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工作业绩, 还要监督干部的业余嗜好、家庭关系和交友情况;在监督主体上, 不仅要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 还要加大群众、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 实现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及时揭露、公开曝光。

三是在制度落实上不打折扣。目前, 为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明确提出了“8大禁止、52项不准”, 内容就涵盖了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如婚丧喜庆等个人行为的限制, 这是我党反腐倡廉建设上的重大进步, 但好的制度要起作用, 必须要切实地得到贯彻和执行。

四是在查处上不留死角。查办案件是一种最有效的监督形式, 而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于被查处几率小。因此, 必须建立社会举报网络, 扩大对领导干部监督面, 增加案件线索来源途径。针对一些干部、群众不愿举报的实际, 可以采取有奖举报的形式, 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举报的真实程度, 提高查处案件的效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