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

第一篇：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

中国级别最高的腐败官员名单

政治局委员

1、陈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7月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陈良宇：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7月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委员，2000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省委书记

4、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5、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3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省长、直辖市、省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6、张国光：湖北省长，中央委员，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

7、李嘉廷：云南省长，2003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8、倪献策：江西省长，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9、梁 湘：海南省长，1989年9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10、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1、宋平顺：天津市政协主席，2007年6月涉嫌犯罪，自杀。

省委副委书记

12、侯伍杰：山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3月因涉嫌受贿被起诉，此前已被双开。

13、王昭耀：安徽省委副书记，2006年9月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

14、石兆彬：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5、杜世成：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2006年12月涉嫌犯罪被双规。 国务院部长、局长、副部长

16、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7、郑筱萸：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7月因受贿、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

18、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9、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1990年因收受贿赂立案侦查，被免于起诉。

20、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1992年6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1、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省政府副省长

22、许运鸿：浙江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3、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24、丛福奎：河北省副省长，2003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25、朱 川：辽宁省副省长，2000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2年。

26、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2005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7、何闽旭：安徽省副省长，2006年6月因涉嫌腐败被双。

28、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29、丘广钟：福建省副省长，2001年11月被罢免职务。.

30、吕德彬：河南省副省长，2005年9月因买凶杀妻被判处死刑。.

31、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1999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2、陈水文：湖北省副省长，1995年7月因违纪炒股被撤职。、

33、邱晓华：国家统计局长，涉嫌严重违纪对其进行审查。

34、杨汇泉：湖南省副省长，因官僚主义及涉嫌违纪等被罢免职务。

35、李达昌：四川省副省长，2005年1月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36、刘长贵：贵州省副省长，2004年4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37、王钟麓：浙江省副省长，2004年8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38、托乎提沙比尔：新疆政府副主席，1989年9月因腐化堕落被撤职开除党籍免于起诉。

39、阿曼哈吉：新疆政府副主席，2004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已涉嫌犯罪。

40、徐炳松：广西政府副主席，1999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41、刘知炳：广西政府副主席，200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42、王宝森：北京市副市长，1995年4月因经济犯罪畏罪自杀。

43、刘志华：北京市副市长，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职立案审查。

44、刘维明：广东省副省长，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45、孙 瑜：广西政府副主席，2007年受贿、生活腐化堕落被双规。

省人大副主任

46、张 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4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徒刑15年。

48、韦泽芳：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49、辛业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50、王厚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违纪被终止人大代表职务。

51、韩福才：青海省人大副主任，1991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52、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53、陈维席：安徽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失职被撤职,降为正厅级巡视员。

54、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双开。

55、铁 英：北京市人大副主任，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56、秦昌典：重庆市人大副主任，2002年6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57、王武龙：江苏省人大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涉嫌重大违纪问题被调查。

58、于 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0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

59、段义和：济南市人大主任，2007年7月雇凶杀人、受贿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省政协副主席

60、潘广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61、常 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62、周文吉：宁夏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2000年8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63、马烈孙：宁夏政协副主席，1994年因教派冲突指使杀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64、黄纪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65、王式惠：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0年5月玩忽职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66、庞家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7年1月受贿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国务院各委.办.署.协会.xx长

67、王雪冰：建行行长，中央候补委员，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68、张恩照：建行行长，中纪委委员,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辞职,接受审查。

69、吴文英：纺织总会会长，中央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

70、李效时：国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3月,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71、徐鹏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

72、王乐毅：海关总署副署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73、边少斌：民航总局副局长，1997年8月因受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74、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75、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原中行行长,2000年6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76、朱小华：光大公司董事长，2002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77、刘金宝：中行副董事长，2005年被判处死缓。

78、李大强：神华公司副董事长，湖北省副省长,2000年9月以违法违纪受贿被双开。

79、查克明：华能公司副董事长，电力部副部长,2001年9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80、沈 图：民航总局局长，中央委员,1987年7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81、高 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失踪.2003年11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开。

副省级xx长

82、慕绥新：沈阳市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

83、田凤岐：辽宁省高法院长，2003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84、平义杰：河北省高法院长，1995年5月因违纪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85、吴振汉：湖南省高法院长，2004年6月因违纪并涉嫌犯罪被双开。

86、麦崇楷：广东省高法院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7、孙小虹：云南省高法院长，1999年12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88、丁鑫发：江西省高检检察长，2006年1月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89、徐国健：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90、荆福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7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双开。

91、张宗海：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5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92、柴王群：云南省委宣传部长，2004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93、李恩潮：广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因违纪被开除党籍。

94、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198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95、陈 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2000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96、李宝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涉嫌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双规”。自杀

军 队

97、王守业：海军副司令员,中将,2006年4月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98、刘连昆：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间谍案，同年8月执行死刑。

99、孙晋美：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原副司令员少将受贿案，

100、邵松高：第38集团军原政治委员邵松高少将贪污受贿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10

1、肖怀枢：兰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中将贪污受贿案，有关媒体报道说肖被判处14年徒刑。

10

2、刘广智：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少将受贿案，消息说刘广智因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0

3、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少将，2001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市委书记、市(副)长、厅(局)长(犯罪居多只列举部分死刑者) 10

4、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贪污罪、受贿罪，死刑

10

5、李 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受贿罪，死刑。

10

6、戚火贵：海南东方市原书记，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刑。 10

7、李成龙：广西贵港市副市长，受贿罪，死刑。

10

8、郑道访：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刑。 10

9、陈罗荣：原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死刑。

110、金鉴培：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挪用公款，死刑。

1

11、杨前线：厦门海关原关长，受贿罪和放纵走私罪，死刑。

1

12、周北方：北京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受贿罪行贿罪，死刑。 1

13、叶季湛：厦门市工商银行原行长，受贿罪，死刑。

1

14、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偷越国境罪，死刑。

1

15、官有仁：广东发展银行分行行长，贪污罪，死刑。

1

16、李友灿：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受贿罪，死刑。

第二篇：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内容摘要:

腐败被称之为“政治之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具有着毁灭性的破坏作用，腐败问题自古有之，其本质的根源是“失去了制约的权力”。腐败现象已经腐蚀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判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政府腐败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就像是一颗“毒瘤”，如果不去预防，不去治疗，那将蔓延全身，直至政府机构的瘫痪，反腐败斗争迫在眉睫。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受贿 廉政 监督

主要论据：

近期我在网上看到了郎咸平发表了有关房地产的核心在于腐败的文章。他提到房价泡沫性的本质问题是政府腐败的问题，说地方政府地卖的越多，房价高低跟各地干部考核关系很大，我们过去对于地方干部的考核，几乎以GDP成长为唯一标准。一个地方干部上任之后，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去卖地，卖一块地，GDP就上升这一块地，卖两块地就上升两块地。越卖地，供给越多，价格越高。这个直接说明了政府腐败对我们人民生活的影响之大。

政府出现了不少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问题，例如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胡长清行贿受贿数目惊人，在2000年被判死刑。例如中石化“受贿门”事件，以及近期的女局长龚长翠用金钱开路当上县副县长行贿。这些直接抨击了政府的管理体制。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社会各界也在努力寻找发腐败的良策。想要反腐败工作取得大的成效，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廉政制度建设与行政伦理建设的关系，要做到制度建设与伦理建设的相互适应、促进，做到法制与道德相适应。

二、要处理好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关系，要在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如果我们能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多下工夫，切实解决好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缺乏权威、缺乏手段、缺乏信息、缺乏动力等诸多问题，反腐败斗争完全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对于反腐败的行为不仅是靠党组织和人大的监督，更需要的是社会和人民的监督，很多人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有一定误区。有人认为认为反对腐败是执纪执法部门的事。腐败

现象的突出表现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和商品化，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说到底，腐败现象就是把用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作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它将使公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同时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使一些本来能正常办的事情办不了。腐败现象还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可以讲，任何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侵害的都是公众的根本利益。一个执政党，固然要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以维护其政治地位，但是，公众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当然也是反对腐败现象的主力军，也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纪检监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反腐败专门工作机构，主要任务应当是协调各方做好反腐倡廉工作。要通过正确的宣传，使公众对反腐败工作始终保持极大的热情，以此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才能真正维护广大公众的社会利益。有得人还认为查处是治本的唯一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一贯政策。查处是反腐败斗争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手段，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它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合，单靠查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努力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一定要负起反腐败的责任。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光彩。

论证方法：举例论证 事实论证

第三篇：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在当下中国，

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

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

“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 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

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 然而，

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 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 因此，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 特别是社会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对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问题 腐败原因 对策

腐败问题是世界政治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腐败对政府职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仅仅是政府职能严重滞后，还会是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由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过快，而其它方面未能有效的跟上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问题都凸显出来，而腐败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腐败，是当今政府最大的危害。对于有效地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也是当今政府主要的一个问题。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一)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二)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

(四)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

三、反腐败的对策

1、 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1) 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同时，允许同一职位有多人竞争的情形，这样一方面能使选民有自由选择候选人、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优胜劣汰”的规律，使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 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要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又叫“阳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实施，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国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制度。四是 “零容忍”的原则。对腐败实行“零容忍”。 “零容忍”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

2、 以法制保障反腐

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 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因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 严格执法 当前司法腐败现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团化、公开化、体系化，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最终使司法公正，重新树立司法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

3、 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 应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在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下，保证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允许新闻媒体对各种行政行为、廉政行为、腐败案件进行自由、公正、客观的采访、调查、报道和评论。

腐败现象虽然被公认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但与十几年前相比，公众对腐败的反应已经变得世故而冷漠，腐败在社会的无奈中被默认了。社会对腐败的侵袭表现冷漠、萎缩，反过来又怂恿了贪官们的腐败心理。必须承认，中国的反腐工作逐步在强化，乃至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如果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真正使腐败成为高风险的作业，胆敢以身试法的想必不会太多。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有罪必罚的制度保障。

第五篇：对官员腐败受贿的分析

对官员贪污腐败的分析

近年，关于贪官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不断有高官落马。薄熙来，李春城，刘志军，刘铁男等一大批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落马折射出中国政坛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弊病之深刻。在我起初意识里只有基层才是腐败的高发区，这样看来高官也存在巨大的贪腐风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贪污受贿的成因。

首先从贪污受贿的外因来看，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能够找到答案。中国人讲究人情，逢年过节走亲戚访好友总要提上点礼品。说是要到别人家里做客，不带点东西都觉得不实在，感觉不舒服。这实际上是官员贪污受贿的一大社会深层次的原因。

另外，官员拥有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资金的支配权，这给官员的贪污提供了操作空间。从内因来说，贪官一般是不会洁身自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污受贿的机会。甚至有些人投身公务员事业就是为了能够为人民“币”服务，而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丢掉了作为一个人民公仆的基本职业操守。另外，“走后门，找关系”的风气盛行也为贪污受贿提供有利条件。

通过分析，要想真正的遏制贪污受贿现象的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加强作风建设，整顿官员的工作作风，坚决处理官员“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达到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避免从为百姓处理事情中获取好处。其次是加强思想建设，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定期开展廉政教育，纯洁官员思想。再次，完善我国针对贪污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对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严肃查处，不能对其行为进行包庇纵容。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力震慑。

当下我们应该对贪污受贿坚决的说不，只有从内在和在外两个方面入手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贪污受贿。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反腐决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只有从每一个官员的内心拒绝贪污受贿，才能够解决贪污受贿，只有赋予人民对官员的更大的监督权，才能够逐渐的解决贪污受贿。另外，我们还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增强对贪污受贿官员的打击力度，比如通过网络渠道等提高对官员的震慑，让有贪污受贿想法或行为的官员远离贪污受贿。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会坚决的贯彻中央关于打击贪污受贿官员的坚定决心，让贪污受贿官员无处藏身，直到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