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原因分析范文

2022-05-25

第一篇：腐败原因分析范文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今天我们讲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分析。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当前所面临的腐败的问题和我们要进行反腐败的这样一种选择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过程。

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卢梭曾说过：“我们的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做奴隶的一种工具。”腐败对于经济利益狂热的追求，是把他们束缚在成为金钱奴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曾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这段话的意思是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怎样爱财，如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之中所得数很多，如果他们选择接受别人的贿赂也不过才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反而被剥削掉了，这难得是解爱财物?看到了小的好处，忘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特别爱吃鱼，但是他从来不收受别人送的鱼，反而能长久地吃上鱼。做国君的贪财，必然要丧失国家;做臣子的贪财，必然要丢掉性命。所以吴兢就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成本的比较，他来说明腐败的高成本与低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样一段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对于是否选择腐败，他是这样一个有成本来考虑的。从成本的角度来看，选择腐败，经济上是否是可行或有受益的?

成本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反腐败领域中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解读视角，对于我们更进一步拓展反腐败领域下成本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这种博弈过程以及如何来更有效地制定反腐败的机制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工具。

因此，我们通过来关注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的分担和成本的博弈，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它有这样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反腐败战略机制的设计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加地深入地指导我们反腐败的实践活动，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转型期的行之有效的，而且成本较小的这样一种反腐败的道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谈谈腐败，要从成本博弈的角度来看待腐败和反腐败。

一、成本概念

那首先我们要对成本的概念做这样一个梳理，何为成本?成本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组织和个人所要付出的价值。目的性是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导向。

《辞海》当中对于“成本”的解释，认为是生产产品的费用。在经济学当中，成本和收益是一组相对对立统一的概念。随着人类认识不断地发展，对于成本概念，它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

目前我们通过成本可以从一个多学科的角度来透视一下成本的概念。随着人类组织的日趋复杂和系统化，成本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成本的概念、外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成本的不确定性成为成本研究和理解的最大障碍，那对于成本在各个学科当中，它有不同的意义和特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学范畴下的成本，成本脱胎于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成本也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用的这样一个成本的概念。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积累社会的财富。所以，经济本质是成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需要最大程度地降低活动的成本。

所以，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可以定义为，经济资源的耗散和消耗，我们都称之为成本，成本是指取得资产或劳务必须付出的能用货币表示的代价和耗散，这是经济学上的成本。那管理学上的成本，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兴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学科的成长，成本理论在多年理论构架和实践发展基础上融入了多学科的范围当中。管理学视角下的成本概念，同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通过制定计划、组织协调、领导艺术、控制调控等方法和手段，达到预期目的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

所以，这在管理学当中，成本被定义为是一种投入，是一种生产当中的各种费用的支出，企业通过对于成本的管理和对于成本的判断，能够来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和产出的管理做一个综合性的衡量。最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曾指出，管理学当中所说的成本是指成本效益或消耗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消耗下获得的效益的最大，或在既定的效益下消耗最小，这也正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最中心的内容与目标。因此，企业只有抓住成本这个环节，可以使经济核算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制约的手段，就可以组织和控制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指标，把这种指标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当中。这是管理学当中的成本，那在社会学领域当中有没有什么成本，或成本是什么时间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当中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科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在斯科的这本书当中，他指出：社会学中的成本具有普遍性，成本存在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但是社会学上的成本虽然以人的

自由选择为前提，但是社会成本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社会本身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系统出发，以投入和生产为着眼点，我们将成本界定为经济运行当中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和损益。斯科在社会学当中对于成本概念的界定，他是强调成本在社会延续和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除了在社会学当中，在法学、新闻学、会计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当中，成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指向。成本已经突破了单一的计量的属性，它不再是简简单单地成为经济学或会计学上专有的概念，成本正以其独有的内涵实用性和现实分析性进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类的各个学科当中。所以，对于腐败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现象或社会性的现象，我们也同样可以用成本来分析，通过对于成本构成和成本变化的这样一种过程，我们来解读腐败如何产生或如何抑制腐败。

二、腐败成本的构成

第二节讲腐败成本的构成。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根据前述的经济学上的经济人理性的原理，经济人是在市场上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尽可能通过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获，并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把腐败分子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人在从事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活动，政府的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对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腐败行为得以暴露，那就要受到惩罚，以至于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们来分析腐败活动的成本，也是从事腐败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风险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腐败。因此，我们对于腐败成本的构成主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风险成本。

(一)腐败的直接成本

何为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它具体包括付出的物质方面的成本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腐败的直接成本主要是腐败者在从事腐败活动中所投入的各类资源，具体包括从事腐败所占用的时间，从事腐败所投入的钱财物以及逃避反腐败侦查所消耗的资源等。

我们如何来判断腐败的直接成本的高低对于腐败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国有银行的公职人员试图将共有资金非法渠道转移到国外成为自己的腐败所得，如果这个国有银行有着严格的资金的调配制度，而且这个银行的公职人员调动需要银行其他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的负责人员签字才能完成资金的流转，那他如果想完成腐败这

个活动，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寻找或设计制度的真空，还要通过欺骗、收买或威胁其他公职人员，才能打通这个链条，对他而言这个投入非常地大。那如果公职人员在国有银行是“一把手”，是“一言堂”，没有任何的监督程序或制度设计程序，那他投入的腐败活动的钱财物、精力将会大大地减少。所以，我们从反腐败的直接成本，它就表现出来，腐败要投入所需要的这种物力、财力，它就直接地反映出了腐败分子是否会腐败的这样一个过程。

(二)腐败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腐败成本的构成，腐败的机会成本。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腐败者如果将投入到腐败的直接成本运用到其他过程当中所能产生到的一种收益。所以，宽泛地来讲，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个特定方案而放弃了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即最优方案的选择。从现实来看，我们为了防止权力的市场化，就禁止政府公职人员进入能在市场当中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力或选择。

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当中，对腐败的机会成本作了这样一个深入的讨论。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如果不选择腐败，把投入和想去腐败的精力、方法用到其他的领域和专业上去，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或收入。世界银行在这篇报告当中，它论述：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其可比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低，所以官员就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资，那因从事腐败而开出低工资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威胁。腐败它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呈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如果因为腐败而丢掉了一份工作，或因腐败得来的钱或腐败过带来的收入和收益要远远大于一直勤勤恳恳工作，而选择从事其他的(方式)。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如果公务员不去选择腐败，能够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腐败所要损失的利益的话，那肯定就不会选择去腐败。

所以，对于遏制贪欲来说，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利益激励，或许远比高尚的说教更加可靠，对于防治腐败而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有效，或许比抽象的德育更为管用。所以，这正是对于机会成本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目的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够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由履行职责渴望得到的预期收益，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等，而对于这样一些市场主体

而言，如果市场是完备的，许多外部性，那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等于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而对当事人，公职人员来说，他并不能获得履行职责的全部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损失，履行职责只能得到契约收入，反之，如果腐败不受查处，除了获得契约收入之外，履行职责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腐败收益。

所以，腐败的机会成本意义在于履行职责和搞腐败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之间，既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其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所以，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现在自己的行为。因此，即使履行职责会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所以，从源头上来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根本的措施是要让他知道或让他意识到腐败的机会成本，他的损失将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提出高薪养廉或以薪养廉，都是从腐败的机会成本上来做遏制腐败的这样一种作用和体系。

(三)腐败的风险成本

讲完的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来讲腐败的风险成本。腐败的风险成本是指腐败受惩的成本，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了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

腐败的受惩成本包括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法律方面是指腐败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关于腐败后果，刑罚程度的规定以及其腐败收益之间的关系。政治方面的惩罚成本是指腐败者对于其腐败行为所应付出的政治代价，如行政处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腐败受惩的经济成本是指腐败被查处后经济上的损失。腐败道德上的惩罚成本是指因腐败所带来的社会谴责以及对个人、家庭和名誉上的损失?是一种腐败违法行为的一种心理负担。腐败的这种风险成本反映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后的惩罚性的损失。腐败的风险成本同惩治腐败的法律成本、道德评价、政治评价，还与所处的社会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对于腐败的法律处罚条款严格，重点治贪腐，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评判对腐败者采取高压措施，如果人触了这根红线，那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道德规范上对腐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社会风气风清气正，民主监督规范，对于腐败分子而言，他的风险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潜规则成型，影子经济成为主导，对腐败分子同情或对腐败分子采取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种心理，那对于腐败的风险成本将大大降低。

新加坡是一个对于腐败治理比较高效且成熟的国家。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反腐败的时候就说，通过提升腐败的风险成本来遏制住腐败的萌芽，遏制住腐败的发展。《李光耀回忆录》当中的铁腕护廉洁章节当中，对于新加坡的反腐就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够坚决，能铁面无私，坚决地对付一切违法乱纪人员，否则要做到事所愿，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全力支持贪污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首先，对于大鱼，对于大的腐败分子要有扩大调查的权力。第二，我们法律上要有重点，重点执法，重点治贪。前述了腐败的成本，有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还有腐败的风险成本。我们今天讲的是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成本的博弈。我们刚才介绍了腐败成本都有哪些。

三、反腐败成本的构成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反腐败又由哪些成本构成的。在讲反腐败成本的构成当中，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某一天一个乞丐路过一片果园，果园大门上写着“禁止偷采，后果自负”，那乞丐觉得饥肠辘辘就偷偷地潜入了果园摘苹果吃，离这个果园不远处有一个军事演习区，今天正好是炮击训练，有一个新兵没有校正炮的坐标，疏忽就放了一炮，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就掉进了这片果林了，部队首长大吃一惊，吓坏了，怕炸弹爆炸伤及无辜，带着部队的人浩浩荡荡地就过来看看这个果园里有没有人伤亡，只见那个乞丐踉踉跄跄地从那个地里爬出来，喊着：“至于吗?偷个苹果还用炮弹，成本也太高了。”讲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老百姓经常说的杀鸡焉用牛刀?那对于偷苹果的乞丐而言，用炮打是成本过高了，那对于反腐败该用哪把“刀”，该用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反腐败的成本问题。

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是指社会投入对于腐败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我们将反腐败斗争及其成本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辽阔的制度变迁过程当中，需要进行研究，不仅要适应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腐败和反腐败行为之间的成本对抗博弈的现实要求，也是改革进程中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博弈的要求的现实反映。所以，反腐败活动我们也要计算好成本，有的学者提出，反腐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体制政治改革的存亡问题，因此，对于反腐败不能看成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反腐败。但是，我们说不惜一切代价反腐败，我们在决心上可以这样，那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们要高效、科学地反腐败，就需要考虑到反腐败它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或我们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资源配置，才能够更加高效地用最小的事去撬动最大的。反腐败既不能用牛栏来关猫，也不能杀鸡用牛刀，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要有合适的反腐败成本的构成体系来推动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反腐败成本的构

成是由反腐败对于腐败的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

(一) 反腐败成本的组成要素

那对于反腐败的成本的组成要素，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组成要素的分析，从反腐败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是一个动态的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进行分解的话，反腐败的成本可以分解为制度设计的成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维护的成本和制度变迁的成本。

那对于反腐败的表现形式来看，从成本的表现形式来考察，构成反腐败的成本有诸多的条目，既有物质的也有经济的，可以用货币计算和衡量的成本，也有不方便使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影响、社会心理等无形的成本。明确而言，有形成本是指在投入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众多的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无形成本是指不能由价格尺度进行衡量的成本。

从反腐败成本的发生角度来考察，反腐败成本包括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反腐败的当期成本是指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可以当期解决的成本，远期成本是指反腐败过程中由具体的改革措施引发的，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制约无法当期解决，且必须留给后来者的相关成本。沉淀成本是指与远期成本密切相联系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远期成本概念的拓展和延续，对于当前而言，既往的远期成本是现行反腐败的沉淀成本。那在沉淀成本中，有些可以通过当前的相关措施进行消解与处理，转化为当期成本，有些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解决，继续形成未来的远期成本。常见成本往往与反腐败斗争的延续性，以及反腐败方法的选择性息息相关。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腐败斗争所承受的负担相当沉重，进而造成反腐败成本的累计效应递增。在过高沉淀成本的反腐败路径下，不仅会制约有效反腐败制度的设计，而且会使反腐败在实施中持续遭到阻碍，造成社会影响的累计与恶化，导致实施机制的软化，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反腐败的总体成本。

(二)合理化的反腐败成本结构

刚才谈了反腐败的成本，那怎么样才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反腐败的成本结构?从成本构成的角度而言，反腐败的成本包含着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与社会文化成本。那反腐败成本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应当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而且能够反映出当前改革进程的这样一种重点。

第二，从反腐败发展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的各种形态中，设计成本、维护成本、维护成本，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其中，设计成本与维护成本必须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

之中，运行成本而占据大多数份额，且能从经济发展的预留部分收益当中以支付未来的各种成本形态。

第三个，从反腐败的成本表现形态的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应该尽量实现可衡量的方式，有形成本必须占较高比例，且将无形成本的潜在影响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从成本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应该按照次序比例进行存在。当期成本应该居于绝对的核心成本位置，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当把反腐败斗争的既往成本给予一种动态的消化。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了反腐败成本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或一系列反腐败成本构成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们怎样在保持着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成本的构成的科学化的体系。

四、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投入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分析。第一，现阶段腐败的成本现状分析。总体来说，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小，有的甚至为零。当前对于腐败最主要的成本是受惩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在当前有些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精力，如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或伪造假证，或是领导的当面交办，他就能够获得利益，就算有时付出一点联络的费用，疏通关系，如请人吃吃饭，送点礼或礼钱，但这些费用也是从公款消费当中支出的。但是，与此来说，社会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上还有很多漏洞，所以监督和制约还比较薄弱，使得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多，直接成本很小。腐败，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那从机会成本来看，那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少，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是掌握着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相对固定，按照统一的规定发，从目前来看，基层的公务员或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如果他们被腐败所查处，那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同时某种腐败活动，其花费在腐败活动方面的时间、精力、资金、资源，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增加。但是，如果他用于其他合法守纪的活动，但由于种种限制，现在我们规定机关干部不得兼职收取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等，其所收益到的从事其他活动的纯收益也微乎其微，但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他从事腐败活动，那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而我国目前腐败所主要的成本是指腐败的受惩成本，受惩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也是相对固定，根据腐败程度的严重状况不同，所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如果极其严重会被判处死刑，

腐败成本达到最量化。虽然我国对于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同样是腐败行为，其受到的惩罚程度不太一样，有些位高权重者，他受到的惩罚轻重程度不太一样。

那究其现在腐败的受惩成本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是财产刑罚很少，腐败者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这样一个现状，第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第二个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于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绝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而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极小的范围。

而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的现象，被查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反腐败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曾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在当前腐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们来看当前反腐败的成本分析。第一，反腐败人员的成本过高。我国反腐败组织体系过于庞杂，职权有时重叠，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效率。当前我国反腐败组织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公安系统也承担着一定反腐败的任务。庞大的组织结构和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和使用需要支付给反腐败人员工资，需要对反腐败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据测算，目前我国专职的纪检干部33万人，而兼职的纪检干部约有200万人，人员成本很高。这样庞大的反腐败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组织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随着现在腐败形势的多样化和隐蔽化，反腐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所以要对于反腐败人员进行大量的投入，对于他们的培训和培养进行大量的投入。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投入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政治活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厦门的远华大案经历了两年才完全查清，投入的反腐败侦查人员数以千计，抽掉的物资资源成本很大。对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从安徽、江苏、山东、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抽调的办案组，在北京、合肥和阜阳三个战线上历史两年多。所以，当前第一是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腐败分子越来越狡猾，第三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多头反腐的现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成本上的压力。我国有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安等，他们不同的反腐败的组织，有的是以纪律为主，有的以法律为主，有的以党政干部为主，有的以企业为主。那多头反腐，使得反腐败工作人员缺乏一种明确性、灵活性、机动性，

导致了有些资源的浪费，而且有的案件由于地域不同、主体不同、部门的不同，造成许多案件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牵涉到多个部门，由于没有专门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使得工作效率降低，浪费了资源，使得成本过高。

第二，反腐败的组织成本过高。反腐败案件的查办需要一系列的程序，从获取证据到查明案情到查获犯罪嫌疑人再到一系列的审讯、拘传、逮捕、审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国反腐败组织机构运作当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现在纪检部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主要的部门，在工作中面临着很多尴尬的局面。首先是信息渠道单一，第二是有些反腐败的斗争手段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第三，纪律检查，当他把反腐败的线索掌握好之后，他要转移到检察机关，那检察机关要重新再进行证据的搜集或搜索，在这当中又面临着腐败分子的翻案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增强了反腐败的成本。因此，现在组织上由于缺乏着一定的系统性和理顺性，造成了反腐败的组织成本现在有点颇高。

第三，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首先表现为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缺乏相关的系统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纲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虽然反腐败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或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的统领反腐败工作的法律，缺乏了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长远性，而且零零总总的法律法规容易造成立法上的重复和滞后，不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的高效性，这无形当中也造成了反腐败法律的成本过高。

(三)我国反腐败成本的特性

我们刚才介绍了反腐败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期间，我们30多年的转型期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在一种自上而下为主导的反腐败斗争当中。所以，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改革成本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有着较独特的特性。因此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巨大转型的过程，我们面临的腐败问题、腐败的规模、腐败的现象、腐败的种类以及腐败未来的发展趋势，它都有着鲜明的改革转型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反腐败的成本构成，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是不可避免性。我们从这样一个转型期间，是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变化过程当中，必然导致政策体制和现在社会的运行的基本情况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和空档。所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制度滞后，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投入是不可避免。

第二，反腐败成本具有递增性。何为递增性?由于反腐败的斗争时间比较短，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腐败问题，那无形当中也要加大反腐败成本的投入。第二，随着时间的转移，反腐败斗争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进入到利益的更加集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促进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所以，我们在涉及到集团化的反腐败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也要不断地提升。最后，处在社会发展急剧的转轨当中，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有着新旧两种制度的存在，新制度还没有完善成熟，旧制度还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新旧制度进行至今的摩擦，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增加。

第三，反腐败成本的可控性。所以，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目标设定好了，要建立起一个廉洁的政府，要建立起一个风正气清的社会，我们对腐败的投入不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就好，有一些国家有些先进经验也表明，对于腐败精力和成本的投入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科学、高效的方法，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减少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第四，当前转轨期，反腐败成本的特性是反腐败成本的超经济性。超经济性是指腐败在政治上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的执政基础的。所以，要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是不能单纯地以一个经济的眼光去考察腐败的成本，要站在一个政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五、转型期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博弈

转型期下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博弈。华勒斯坦曾说过：成功的政治角逐要找到变革的杠杆，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好处。社会转型期下，如何破解腐败的问题是人类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腐败产生的必然性和长期存在性，也可以通过博弈的方法，我们通过寻求这种更有效的经济学上博弈的方法来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效率。

(一)反腐败的纳什均衡

这里面就用“纳什均衡”这样一个博弈的角度来解析和看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博弈论是一种对策论，是当前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工具，它是按照人与人之间或最后扩展到不同组织之间的策略的选择。在“纳什均衡”当中博弈论对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工具，“纳什均衡”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讲了两个囚犯的事，两个囚徒一起做了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那个独立的不能互相通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或供出他们的同伙或保持沉默。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就无法给他们定罪，那警察也明白了这点，那就给他们一点刺激，这两个囚徒如果有一个选择

向警察坦白，背叛另外一个，告发他的同伙，那他可以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按照最重的罪来处罚，而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最后对告发者的奖励。如果这两个囚犯相互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按照最终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那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是选择相互合作还是相互背叛?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选择相互合作，保持沉默。但是，对于这样来说，可以是他俩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如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话，那他们就会想，如果选择背叛对方的话，第一，我可能不会吃亏，第二，我可能还会获得利益。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这么想的话，最后结果是相互举报对方，得到逻辑上最糟糕的报应，两个人都得坐牢。讲这个例子如何来应用到反腐败和腐败的“纳什均衡”?

腐败与反腐败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存在着成本和收益，存在着博弈，那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较当中存在着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于委托人来说，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反腐败或放弃反腐败，对代理人来说，代理人的策略是腐败或不腐败。

那将它放在这样一个模型当中来考虑，得出最明显的结论是：当腐败的收益越小，反腐败的收益越高，政府人员腐败的效率越小。如果反腐败的收益提高，政府人员倾向于腐败的概率就提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腐败的成本不断提高，委托人从事腐败的概率就变小，而腐败的收益就不断地提高，委托人投入反腐败的倾向就越高。在这里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边际收益的问题，腐败收益增大之后，官员腐败的概率就变得越小，这是因为随着腐败的收益不断地增大，委托人因为腐败所造成的损失也在不断地增大。此时，反腐败的收益是在不断提升的，反腐败成本变小了，委托人的反腐败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就随之提高，反腐败的概率就不断地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也被不断地提高，从而抑制了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倾向率。因此，这并不是说对于腐败放之不管，我们就能够提升反腐败的效率，并非如此。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比当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他腐败的收益小，他反腐败收益高，那他就会选择不腐败。如果反腐败的成本高，那委托人就会倾向于不从事反腐败，就提高了腐败产生的效率。

所以，在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抽象的博弈模型当中存在着一种腐败与反腐败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的机制，这种相互作用依赖于双方的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双方的选择，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博弈论来进行分析的这样一个基础。它既存在着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又从对方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任何一方对于策略的选择，除了考虑自身的因素之外，还要对博弈对手的行为进行考量和分析。

所以我们就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如某个地区在的腐败分子是100人，反腐败的工作人员为200人，由于该地区进入到转型期，大量的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涌入，腐败分子潜在的数量由此增加了50人，那就为了打击这150个腐败分子，那该地区的政府组织投入了300人的力量去打击，这样反腐败工作的总数就增加到了500人。反腐败的力量随之增大，在这样高压的反腐败的力量下，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高，腐败分子的成本增高，在这样的条件下，那150个腐败分子就降成了50个人，那随着腐败分子的数量减少，反腐败工作人员现在数量在增多。维持这500个人的反腐败的工作需要的资源也在不断地增大，也不断地给纳税人造成很大的财务上的负担，反腐败的投入成本过高。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精简机构减少政府投入，那反腐败的人员又调整到了200人。那随着反腐败人员投入的降低，腐败查处的机率在降低，腐败的成本同时也在降低，那导致了新一代的潜在腐败分子又转换为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数量又有了增加，这样又需要新的反腐败人员的投入，这样不断地循环就形成了一个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的这样一种相互循环交叉的过程。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对于腐败，我们要采取零容忍的措施。

(二)反腐败的经济临界点

在反腐败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需要考虑到投入和产出，需要追求反腐败在工作上有这样一个工作的节点，我们要称之为反腐败的经济的临界点。正如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指出那样：“过分注重腐败也会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仅仅在控制腐败所消耗的资金方面，而且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使组织无力顾及其他主要事务。反腐败斗争也可以由于高过了头而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官样文章与士气的低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于反腐败的成本需要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从反腐败的角度我们可以生产出这样一个曲线函数，讲腐败的边际成本曲线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曲线MRB，将横轴表示为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从这个函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中腐败的机率很小的时候，腐败带来社会的危害也很小，这时候MCG在最低点，但随着腐败的机率和规模变大时，腐败的外部效应迅速扩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MCG在增高，那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如果腐败存在机率较小时，对于高能耗、高消耗的反腐败机制的维护成本要变得相对地高一些。在这个条件下，对于反腐败的单位代价是很大的，所以MCB处在一个高位上。那随着腐败活动不断地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机率也变得很高，从而，反腐败的单位成本也相应地降低，这时候MCB在曲线当中处在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廉洁政府的边

际总成本由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构成，在函数当中用MCT来表示。所以在函数当中表现为一种U形的曲线，我们称之为A型曲线。这里MCG和MCB相交于A点，在MCT上对应的是B点，这是边际成本曲线MCT上的对低点，那腐败活动的最佳规模点是通过A和B作垂线与腐败数量和规模的横轴交于Q点，从函数上可以看到，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此时达到了最小，但是Q不在0点上，由此可以推出，反腐败的最佳限度不是没有腐败。

那同样，我们从反腐败的角度也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函数曲线，将腐败的边际成本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MRB，将横轴表示为反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从函数上来看，也有这样一个相交的点，这个相交的点是反腐败的最佳规模点。从这个函数来看，反腐败Q点不是无限大，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也并不是无限大就是最好的，反腐败的规模也不是越高越好，从反腐败的经济活动来说，只有在反腐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时候，反腐败在经济上就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反腐败的边际成本等同于边际收益时，才能找到反腐败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可以确定反腐败的最佳规模。

所以，如何破解反腐败与腐败之间的“囚徒困境”，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有公交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行直撞，公交车肇事也有所耳闻，这是目前公交系统不发达，公交运力紧张的局面下，而拥有公交优先的倾斜政策，在公交司机与交警的博弈当中，他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交警处于劣势的地位。当公交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那肯定是不能处罚的，否则警察就错了，那公交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如果处罚，如拦下公交车，本来扣下了，让他停下来了，如果涉及到公交车上大量乘客的利益，在上班早高峰有一个公交车违章了，交警把车拦下来，那就耽误了其他乘客去上班，他还会投诉警察。如果不处罚公交车，那就进一步地纵容了公交车司机的违法的倾向性。所以，一旦在实际生活当中公交司机违法违章，警察就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顾客的利益不得不放过违章公交车，与此同时，公交司机也相对轻松，既然违章了，受罚是应该的，一点也不愿望。那如果被抓住了，但是交警没法处罚我，把我放走了，那我就赚了。所以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一旦与交警的处罚发生冲突，公交车司机就会和交警胡搅蛮缠，拒绝受罚，拖延时间，从而引发车上的乘客对于交警的不满与抗议，最后交界不可奈何地就要放过公交车司机。如此以来，公交车司机违章不受处罚，屡试不爽。如果公交车司机守章，而交警给予处罚，公交车司机受到冤枉，交警犯错受罚，他们各自损失都最大。如果公交车司机违章而交警没有处罚，那公交车司机因本应受到处罚，而被放过，对于他而言就收益了。如果交警应该给

予公交车司机处罚，却没有处罚，但因没有人投诉而没有受害，那公交车司机最优，警察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如果公交车司机违法违章，而交警给予处罚，那公交车司机本也本应受罚而没有被冤枉，交警按章给予处罚。但是由于乘客的介入，使得交警受到了投诉。那对于成本收益来说，公交车司机没有收益也没有成本，而交警受到损失。所以，公交车违章，交警不处罚不优势策略。公交车的优势策略是违章，交警的优势策略是不处罚，这个结果是不符合社会运行的。

那如何来破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机制，在这个公交车和交警的博弈当中，我们就可以引入，可以采取公交的违章计法，采取电子化的计算，违章了，当时不进行处罚，但计入到电子档案当中，每一个月要去交警队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对于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如果存在着成本和收益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的话，那就要对反腐败的结构进行优化，引入新的机制，在破解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关系，降低腐败与反腐败博弈经济均衡点的反腐败投入，就需要引入新的机制，改变反腐败资源的投入资源，优化了制度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群众因素。

制度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环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及未来可变动的空间，同时也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可选择的手段、程度、利用的资源和空间。

那社会环境包括反腐败斗争并不能实现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他国的反腐败斗争简略的复制和借鉴，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来找到适合社会环境的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群众环境，从制度严禁的角度，制度设计成本、制度实施成本以及制度维护成本的方面来提升反腐败成本，它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今天通过对于腐败成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多学科的透视成本，我们知道成本是如何来构成的，如何来进行成本的分析，同时对于转型期间的腐败和反腐败成本之间的作了一个梳理，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纳什均衡”理论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一下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也从经济上论述是不是一味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达成对于腐败的控制。所以，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高效的反腐，这一讲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讨论。下一讲我们将从更加实践的、具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优化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这样一种策略和方法，如何构建起这样一种机制来推动更从基础上、成本上更优更好地来解决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或如何来提高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第二篇：当前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什么叫腐败?

腐败是违法与犯罪的总称，是渎职与谋私的结合，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双向，是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行为的集合。严重的腐败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什么是预防职务犯罪?

它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及其他犯罪进行事前防范的活动。反腐是惩治于既然，倡廉是防患于未然。预防重于打击，打击促进预防。加强廉政建设，重在提高免疫力自控力，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加强勤政建设，重在增强事业心责任感，预防失职渎职犯罪。

尽管如此，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一个权威国际组织去年 11 月 17 日发表 2009 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有关指数是根据各地商人与分析师对各地公共部门贪污程度作出评价，以满分 10 分代表最清廉，零分最贪污。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结果新西兰以 9.4 分的廉洁度排第一位，丹麦以 9.3 分排第 2 位，新加坡以 9.2 分与瑞典并列第 3 位，香港以 8.2 分与卢森堡并列第 12 位，中国内地 3.6 分排第 79 位。最贪污的国家是索马里，以 1.1 分排第 180 位，阿富汗和缅甸则分别以 1.3 分和 1.4 分排倒数第 2 和倒数第 3。可见我国内地贪污腐败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是腐败年年反，贪官年年新，就像割韭菜，没有断其根。可见一手硬一手软，也不是最好的反腐办法。只打不防，防不胜防。只防不打，腐败猖狂。又打又防，腐败下降。

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什么状况?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过，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国

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0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32439 件 41531 人，件数比上年减少 3.3? 人数增加 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18191 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 3175 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2670 人，其中厅局级 204 人、省部级 8 人。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比 2008 年翻了一番。中纪委查办的省部级干部有 17 起，创历史新高。结合办案和预防调查，笔者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具有以下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经济上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化上破旧立新，批孔子，基本上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权力太大、太多，并且又缺少监督和制约，还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和质疑。这是产生

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为什么美国、英国官员的腐败，远远没有我国现在严重和广泛?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县委书记、市长、省长在任几年，一旦东窗事发查出来，动不动就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还有过亿元的。这不能不说体制性的障碍的确存在，助长了腐败的产生。

二、制度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来就是一道防火墙。从广义上将都叫制度，是机关单位设置的办事规则，用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能有效地制权、管物

用人，肯定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但是在制度建设中有几个问题没解决好。一是不习惯制度。由于我国几千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而不是崇尚法治。封建残余始终未能绝迹，认为制度束缚了人的手脚，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管得太死，束缚手脚。作为领导，总是好专制而不好民主，作为群众，总是信访而不信法。二是不相信制度。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相信人的柔性作用，不相信制度的刚性作用。一说建章立制，认为是搞文字游戏，敷衍上级，应付检查，美其名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叫尿憋死?往往是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迎合上级检查，领导赞扬，让人参观、让人模仿，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行使职权时，千方百计绕过制度，以特事特办寻找违规理由，以协调关系为由降低标准，以获取自身利益滥用职权。常常是以服从大局、照顾关系、领导干预、自身利益为由越过红线，践踏规章，不按制度办事，为腐败盛行、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一些贪欲过大的人借此机会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

件频频发生。三是不制定好制度。邓小平讲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坏人，坏的制度无法保证好人做好事，反而使好人变坏。要建立科学严密完善管用的好制度。现在有的人认为设置了好制度是自我设限，减少、架空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办事无油水，吃喝无开支，出行不方便，没有实权下级不买账。现在机关组织考察学习外地、外单位多，这是好事，可以开阔视野，开阔思路，开阔胸怀。但往往是好的东西学不来，不好的东西学得快。许多人去过深圳，都说深圳接待招待自由随意，不劝酒不逼酒，不拼酒不酗酒，而内地人就是学不回来，喝酒搞得人很不舒服。有的地方纪委只好下文件规范招待饮酒。参观学习津津乐道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最终领导感兴趣的大多是有利于提高自己权利和待遇的条款和做法，对义务和责任学的少，对管下级治群众卡目标的学得快。对员工提高待遇方面的不采纳，对目标责任很感兴趣。某市有一个局近年就规定，副局长每年拨招待费 3 万元、正局长拨 10 万元，实际情况是正常的、正规的招待局里承担了，操作的结果是领导将几万元名正言顺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的局对这学得很快。现在建章立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部门权力法制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利益最大化”，利用制度打擦边球，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某市委系统有一个部门，一把手是市委常委兼任，常务掌门人是副职，为了规避市纪委关于一把手不得分管财经的规定，他就钻空子说自己是副职，不是一把手，而将本单位的财政大权揽到自己手中。四是不落实制度。几乎每一起责任事故的发生，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

生，都与制度不落实有关，制度不执行、不落实，成为发生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保障性的困扰。

三、监督疲软缺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

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像县、市、省)，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社会环境影响，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原因。这个环境有三个层次，一是家庭环境，二是单位环境，三是社会环境。从家庭环境看，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从单位环

境看，领导和一把手想贪污就拉下属入伙，案件要么不爆发，一查就是一窝子、一大串。或者是集体腐败，班子烂掉，全军覆灭。从社会环境看，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潜规则，给回扣，托人情，找关系。潜规则越来越深，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喝玩乐不管事，溜须拍马会来事，官大心贪干坏事，人被双规要出事，兢兢业业干好事，干干净净才没事。当官的提拔干部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有审批权的，吃拿卡要，有拍板权的索要回扣，求升办事的行贿送礼，打通关节，买通领导。现在安排进人，考公务员，选调生当干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笔试通过了，面试一定要找人，要花钱，否则就要莫名其妙地被淘汰。有人总结了两句话，不找关系肯定不行，找了关系不一定行。其实，我们生活在基层和底下的老百姓，每天散步聊天都听到别人在谈论这些事。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的确为腐败盛行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就像我们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放弃呼吸一样，否则就要死亡。现在很多人就出现了亚健康状态，检查各项指标，也没有毛病，就是感到不舒服，没有劲。一个人办事要行贿是个人品质问题，一部分人办事要行贿是领导问题，一群人办事要行贿那就是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就会感染许多政治腐败的怪病。这就是地域性空间被污染了，要治理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五、文化糟粕熏染，是产生腐败的历史原因。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历代封建君王有一种观念，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追求富贵合一，贵至富随。清王朝 268 年中，

一、二品高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 157 人，其中死刑 68 人，最

有名的是和珅，贪污受贿一亿几千万两银子。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没有错，的确如此。但留下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管理社会和执政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以及传统的、有效的、成熟的政治文明体系。传统封建文化负面影响，官本位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几乎每个人从小都被灌输读书——当官——发财的人生三部曲，现在相当多的人获取了文化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容忍，是默认和熟视职务犯罪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习惯性容忍。现在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叫做高唱正气歌，突出主旋律，实行大合唱，兼容多样性。但是在社会中，这只是官方价值观，每个人心中还有大众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党要求我们执政为民，人民群众希望公务员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但不可否认，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有这么高的境界和觉悟。如果我们要问，你在为谁工作?相当多的人想的是执政为单位，执政为自己，是保饭碗，挣工资，干点事，不出事，旱涝保收，养家糊口，找个单位过一生。抱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这种人要么改变自己，提升层次，要么自甘落伍，走向反面。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 74 年就红旗飘落。东欧骤变、苏联解体，那么多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到哪里去了?可见历史文化传统对每个人是有着潜在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的。在信息化公开透明的今天，舆论可以倡导但不能压制，否则适得其反。有的群体事件就是例子。

六、人的贪欲放纵，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是人的贪欲在起作用，客观原因是制度缺失和监督不力。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带有共性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管理的漏洞、监督的缺失、打击的疲软。如果从微观上看，从犯罪学研究，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生成机理。就像一个人得流感，有传染源、传播媒介、传播途径、生命活体及个人免疫力低下等各种原因综合形成。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原因、犯罪目标、犯罪机会这四个要素是形成职务犯罪最基本的因素，缺一不可。犯罪主体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公务员或工作人员)，犯罪动因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心理条件(贪欲)，犯罪目标是职务犯罪的选择对象(公共资源)，犯罪机会是职务犯罪的外在条件(管理漏洞和没有监督制约)。正是由于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因素的互动和联动，才得以生成职务犯罪。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不会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没有职权、资源、机会，一个都没有掌握。机关的档案管理员和办公室写材料的文员，为什么不能发生贪污受贿，因为他没有掌握资源和机会。为什么说财会人员和行政审批人员容易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有职有权，有机会，有资源，小人物只要有贪欲就能做成大案件。为什么领导干部容易搞腐败呢，因为它具备职务犯罪

61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班子中，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形成职务犯罪呢?往往是同一班子成员中既有贪官又有清官。如我们在反贪侦查办案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节，有的副职或者说是胆小的，或者说是廉洁的都可以，有的收到贿赂后立即退还给行贿人，有的打进了纪委的廉政帐户上，有的交到了单位的财务部门或纪检组。说明有的人放纵贪欲，走向犯罪深渊，有的人节制或抑制贪欲，用廉政赢得自己当官的最大安全。这里有一个自律问题，就是对自己严还是不严。当然，人的贪欲克制要靠修养和境界，要靠把握和坚守，要靠敬畏和有德。圣人孔子说过：“食色性也”。好财好色是人的本性和天性。孔子见南子还成为千古之谜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的人贪吃贪喝贪睡，长得胖一身病。有的人贪名贪利

贪功，找关系活得累。有的人贪玩贪混贪赌，不敬业不学习。有的人贪财贪色贪生，专事坑蒙拐骗勾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贪财贪色贪权，就会鱼肉百姓，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害单位、害家庭、害子女。这就是人的劣根性膨胀的结果。

第三篇：腐败原因

浅谈腐败的原因及惩治策略

沈为东

【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腐败无处不在，在我的生活中不断滋生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本文分析了腐败的含义及腐败的原因。并简要提出一些我国现阶段惩治腐败的策略，对于深入进行与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腐败

原因

惩治

策略

一、腐败的含义

二、腐败的原因

(一) 思想根源上分析

(二) 从文化根源上分析

(三) 从经济根源上分析

(四) 从社会体制根源上分析

三、惩治腐败策略

(一)紧紧围绕和国家中心工作，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展

(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

(三)认真落实《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

(四)坚决查办违纪违法要件，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五)加大纠风工作力度，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六)扎实推进专项治理，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强烈的突出问题。

(七)加强教育和管理，加强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

(八)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放置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

浅谈腐败的原因及惩治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2009年两会的报告反映了5年来，供案侦查贪污贿赂，索职侵犯犯罪案件179696件。共涉及13209487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73939人。

腐败无处不在，在我的生活中不断滋生。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反腐倡廉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中，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作风建设和制度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基本任务，并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了党章，以党内根本结构的形式固定下来。一腐败的含义

腐败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专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各种行为或者活动。腐败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无论以何种表现形式，其实它都是滥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以权谋私。

腐败损害法律权威、犯公共利益、败坏社会风气、动摇经济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不可持续发、科学发展、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等都存在潜在的巨大威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腐败的主体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第二，腐败的方式是滥用公权力。

第三，腐败的结果是权力最终成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以权谋私，以致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二腐败的原因

通过的一些腐败案件的思考和学习了解因内外一些廉政建设做法，腐败成因是多方面的。现着重从思想、经济、文化、体制四个方面分析腐败的成因。

(一)从思想根源上分析。违法者之所以走向腐败，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偶然发生。这些人无论学历高低，职务高低。普遍设有良好的基础。有的领导常常借工作繁忙推脱参加政治教育或法制培训的机会，松懈了思想防线。使犯罪苗头得不

到及时遇制。在走向领导岗位时，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有业绩，群众口碑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影响，私欲开始膨胀，进而利用职务之便，走向腐败犯罪。其思想根源有三：一是民主意识较差，特权思想严重，在决策上不走群众路线，不发扬民主作风，一意孤行，搞一人说了算，专制导致腐败并诱发犯罪。二是受贪图享乐奢侈生活方式的影响严重。一些自制能力较差的人容易受不健康影响，外来生活方式的浸染和金钱物欲的诱惑，经受不住形形色色灯红酒绿的考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入不敷出，以权钱交易满足私欲。三是拜金主义影响严重。受金钱至上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权就是钱”，把自己手中权力作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的“筹码”。一心钻进钱眼里，为在经济上“翻身”，以贪婪之心大肆贪污受贿，利用职权聚敛不义之财。

(二)从文化根源上分析。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较量。在反腐败体制还不健全当下，不能忽视包括从精神上孤立腐败分子等“反腐败文化”的功能。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如果腐败呈现出流行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由于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潜在的支持。文化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领导干部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败思想文化的侵蚀。权力观、利益观、道德观和群众观扭曲，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全民廉政教育溺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成功的反腐败策略还应包括预防和社区教育。原黑龙江体改委主任宋士台曾潜逃境外十三年，他在忏悔书中写道：当华人得知他是一个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时，都十分反感和冷漠，造成了“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树立一个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势必会让腐败分子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从经济根源上分析。腐败是与重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挂的上钩的。每当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时，权力腐败总是乘虚而入，利用手中执掌权力的优势和不法商人相勾结，疯狂抢占“利益制高点”，将利益的天枰向自己、自己的“利益集团”倾斜。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期，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都是围绕着超大规模的工程，围绕着“固有资产的出售”、“国有企业的改制”展开，深深的烙上了“权力资本腐败”的时代痕迹。经济腐败的主要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对于预期个人收入期望太高，执迷所谓“高薪养廉”，加上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在任时和离任后反差太大，心里难免失衡。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正是看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想在离职前捞一把，

为自己留好后路，结果走上不归路。

(四)从社会体制根源上分析。一是政治体制根源。邓小平同事曾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中，一些行业XXX凸显计划经济经营模式，这种体制主要的弊端是一种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河南交通厅一位负责制作计划的同事感叹，每年究竟有多少投资是在酒桌上拍板的，谁也讲不出，计划只好按照厅长的喜怒哀乐倒着数。另外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相当薄弱。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二是经济体制根源。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企关系仍未得到科学解决，公平竞争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完整的市场调节体系还未形成，这就给一些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在一些交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混乱、粗放、不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监督措施。三惩治腐败策略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腐败的成因是内因和外因的两部分组成：内因来自本能因素和思想因素，外因则只要来自权力失控和社会思想环境。下面就从最基本的观点，就惩治腐败提出几点建议：

(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开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十二五”规划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重点对中央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管理通胀预期、水利改革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规范和节约用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中央检查组对20个省(区市)进行集中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突出问题。

(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要求，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结合实际开展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下访、治廉治懒治散等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履行节约各项要求，严格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健全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长效机制，2011年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作经费预算比上年压缩57.4亿元。严明纪律要求，加强对换届风气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问题，保证地方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颁布实施《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

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建立健全财务监督机构，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公用事业单位、城市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三)认真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央纪委全面总结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成效和经验，明确了2012年底前的重点工作，对部分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落实《工作规划》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贯彻《工作规划》，整体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纷、惩治工作，狠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加强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的建设。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四)坚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345814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给予党政纪律处分142893人，涉嫌犯罪被移动司法机关处理5334人。严肃查处了刘志军、张家盟、刘卓志、宋晨等一批大案要案，同时重点查办了一批涉案人员职级不高但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案件。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扎实推进，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58万件，涉案金额48.11亿元。坚决查办和积极预防渎职侵权违纪违法问题。

(五)加大纠正工作力度，坚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对于一批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相关领导干部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治理教育乱收费等工作继续深化，清理公路超期收费等违规收费工作。

(六)扎实推进专项治理，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强烈的突出问题。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全国共排查工程建设项目42.46万个，查办违纪违法案件2.02万件，节约经费12.2亿元。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违规车辆17.95万辆。

(七)加强教育和管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认真贯彻《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对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多占和买卖住房、利用职权以委

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贯彻《党政主要领导和国有企业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全国共对2.6万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贯彻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全国共对45.2万单位执行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4823名领导干部给予责任追究。认真贯彻新修改的行政监督法，行政监督职能作用得到加强。

(八) 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持续深入。积极推进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开展第六轮集中清理和审核论证，加强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投资机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强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行财政预算公开，90多个中央部门和27个省(区市)公开了预算，99个中央部门和一些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各地区和部门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精神，探索和实行了一批创新新举措。

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将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学习时报2009 2 晋城廉政报2009 3 中国日报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贺国强

5 监督学

第四篇：高校腐败原因及其解决途径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腐败问题也如影随形，漫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高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得“世外桃源”。清除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高校行政化、学术腐败、大学生诚信等都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本文对高校师生廉洁状况进行分析，并寻求一条在高校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关键词：腐败;大学行政化;高校

党中央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201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报道。接着,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和相应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意味着大学腐败不是一家两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五所著名大学的呼应和表态性文章,通栏的巨幅标题写着“构筑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同时再次刊登了“十不准”的文本。

历史上，自我国大学出现的1895年至今100多年，从未出听说过大学反腐一事。而国外知名大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更是闻所未闻……

有句话这么说的，我们呼吁的，正是我们缺失的。国人深知——我们的大学已经变了，腐败已经蔓延在我过高校的每一个角落。

一、高校腐败的表现形式

在高校人员(高校人员主要由党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及教学、科研人员等组成)方面，其腐败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政公职人员通过为他人提供录取、考试之便索取贿赂，后勤管理人员利用设备采购、参与基础建设之便，收受金钱。二是高校的学术腐败，如抄袭剽窃;学术评审中拉关系，搞“权钱交易”、“学钱交易”等等。其中也包括老师在评分、考试等环节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

高校学生方面：主要表现在诚信缺失，一是日常诚信缺失，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学生以种种假理由欺骗父母、教师和同学。如编造理由为迟到、早退、旷课开脱;在与同学发生矛盾，违反校纪、校规时说谎话，隐瞒实情;与同学交往时不诚实，编造谎言骗取友情;编造理由骗取父母的钱财挥霍;到图书馆借书，拖延不还等。二是考试作弊。三是经济信用缺失，恶意拖欠学费，不按时还贷或逃避还贷。四是就业诚信缺失(信息造假等)。其次，学生党员、学生干部“模拟腐败”。再次，生活奢侈浪费。

二、高校腐败的原因分析首要原因该推大学行政化，行政化必然使大学异质化，导致大学核心价值的转移，使大学权力发生错位,最终必然导致学术腐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选拔、任命、考核、评价的权力都在政府手中，因此他们都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扼杀了大学的自主权和创新能力，很难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造成大学“千校一面”。高校领导的官本位意识严重，有些领导只是把岗位当作升迁的台阶、晋级的跳板，把大学当作营造“政绩”的平台。简单的说，大学行政化，造就了高校的“官本位”思想，也促使高校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学术腐败，除了大学行政化的深层原因外，首先是对人才考核缺乏科学的标准和制度。近些年来的扩招使不少有能力的硕士生导师所带弟子从一个到十几个不等，有的还是博导，因此又带博士生，于是其弟子就更多，甚至有的多达几十人之多，几乎就是一个班级。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不论是硕导还是博导，不但有本科教学任务，更有自身的科研，即使二者都没有，一个导师也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每年指导十几个研究生。因而研究生的培养其实是处于一种粗放式的运作之中。由于人才考核机制欠缺科学性，所以在职称评定中也就有不少不合理的因素和诸多的灰色面。譬如，不管你是否有真实的学问和是否真的做出科研成就，但有了一定的年限、有了发表在某些期刊上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著作、有主持的项目等所谓的硬性条件你就可以评某某职称。至于文章的质量、著作的质量、项目研究的水平等是否真实地达到该职称应有的水平，这都缺乏有效公正客观的鉴定机制。因此在这种人才考核标准之下，一些人为了备齐职称评定条件，各种手段也就无所不用。

其次，高校评估、高校排名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校评估中，科研成果及其高低等一直是作为高校重点评估对象，而高校排名也多以这种科研成就为依据，因而这便在较大程度上促使高校去务实化、个性化，追求浮夸风。一些高校为在评估中获优、提高名气，便不切实际地不尊重学科特点而盲目地在人才考核和职称评定中肆意加大科研量，并将科研与职称、待遇或毕业挂钩。这无疑是赶鸭子上架、竭泽而渔。至于不少高校为迎接评估在论文数量上、科研项目上、教学人员上、教师职称的比例上、学生的作业上等等的造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可以说，以高校评估为唯一衡量高校办学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变相促使学术弄虚作假而致腐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而在学生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观念。其次诚信教育的缺乏，我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强调智育远多于德育。在信贷方面，社会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是促成大学生还贷诚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再次，高校人员的腐败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对学生形成的不良影响。

最后，缺少必要的惩治措施。对高校人员也好，对高校学生也好，学术腐败，考试作弊等等，都没有积极的进行惩治，对学术腐败，更鲜有自曝家丑的，而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泛滥成灾，学生守则形同虚设。

三、改变高校腐败的现状几点建议

近年来，高校腐败泛滥成灾，起各种原因实质上环环相扣，大学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思想在大学风行;各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导致学术腐败的风行;而师德失至生德丧。

要改变现状，首先就要从其源头下手，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不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也不能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威，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威和谐共存的局面，营造高校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基于这一思路，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二，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裁撤冗员，依据学校办学的需要，科学设置岗位，促使行政机关转变职能，从行政控制转变成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三，要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从过去的直接管控转变为间接服务，要彻底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建立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学术腐败，需要改革评价体制，这个可以照搬国外比较健全的制度。一，推进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制度环境。首先，要改革学术管理制度，建立政校分开，学术自治的管理模式;其次，要改革学术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完整、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三应完善学术监督制度，建立公正、有效、可行的学术监督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尝试考虑建立全国性独立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科研真实性稽查机构。二，重塑学术精神，共建高校良好学术道德环境。三，完善相关立法，创建严厉法律惩戒体系。

其次，提高高校教师道德素质。提高个人修养，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之本。卢梭有言“：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就必须要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 ”提高个人修养是师德建设之本，高校教师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学习锻炼，提高修养。在理论学习方面，高校教师应加强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知识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在实践锻炼方面，高校教师应提高参加实践锻炼的自觉性，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及教学实践。另外，优化内外部环境，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高校内部环境方面，首先，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其次，应强化教育，注重实效。第三，应建章立制，规范行为。第四，应严格考评，强化管理。进行教师职业道德考评时，应实事求是，从严考评，奖优罚劣。在社会大环境方面，首先，应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其次，应依法治教，认真落实。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学术腐败等问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应尊师重教，切实保障。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应当从教育投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上体现，从教师与公务员经济待遇的比较上体现，从教师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上体现，从全社会对教育的功利性与崇高性的权衡上体现。

学生方面，针对学生诚信的缺失，除了大力推行诚信教育之外，各项制度的建立以及严格执行势在必行。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选拔，应该建立各类科学的考评体系，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在高校大力推进廉洁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大学阶段也是实施廉洁教育的恰当时机，在高校推进廉洁教育应坚持正面引导、易于接受、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其次，廉洁教育要与校园文化生活严密结合，比如，通过“两课”教育进行宣讲，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感染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要组织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在专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中开阔视野，培育品格。再次，廉洁教育要纳入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体系。

总的说来，高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大，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下大决心。要从源头着手。大学行政化，在当今社会争议颇多，但是其带来得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大学腐败还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何还校园一片净土，如何去除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解决学术腐败，提高大学生诚信，是整个社会值得深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