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腐败的原因

第一篇：中国现在腐败的原因

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在当下中国，

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

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

“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 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

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 然而，

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 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 因此，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 特别是社会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对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问题 腐败原因 对策

腐败问题是世界政治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腐败对政府职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仅仅是政府职能严重滞后，还会是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由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过快，而其它方面未能有效的跟上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问题都凸显出来，而腐败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腐败，是当今政府最大的危害。对于有效地杜绝腐败问题的发生，也是当今政府主要的一个问题。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一)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二)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

(四)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

三、反腐败的对策

1、 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1) 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同时，允许同一职位有多人竞争的情形，这样一方面能使选民有自由选择候选人、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优胜劣汰”的规律，使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 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要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又叫“阳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实施，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国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制度。四是 “零容忍”的原则。对腐败实行“零容忍”。 “零容忍”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

2、 以法制保障反腐

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 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因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 严格执法 当前司法腐败现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团化、公开化、体系化，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最终使司法公正，重新树立司法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

3、 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 应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在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下，保证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允许新闻媒体对各种行政行为、廉政行为、腐败案件进行自由、公正、客观的采访、调查、报道和评论。

腐败现象虽然被公认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但与十几年前相比，公众对腐败的反应已经变得世故而冷漠，腐败在社会的无奈中被默认了。社会对腐败的侵袭表现冷漠、萎缩，反过来又怂恿了贪官们的腐败心理。必须承认，中国的反腐工作逐步在强化，乃至走向制度化、系统化。如果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真正使腐败成为高风险的作业，胆敢以身试法的想必不会太多。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有罪必罚的制度保障。

第三篇：中国腐败原因及防治措施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措施主题班会总结

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12机制3班 姓 名：乔珍楼 学 号：20120607336

2012年12月06日

前言：

近年来，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建设，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加剧了官民的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一、 腐败的具体案例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纵容包庇其弟贪污、杀人、自己贪占，受贿数10亿元

刘志军(1953.01—)，男，汉族，湖北鄂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2011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2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其铁道部部长职务。2011年12月28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

陈同海，男，汉族，大学文化。196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7月15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陈同海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

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罗荫国贪污、受贿5000余万元。

目前有关方面初步掌握的罗荫国犯罪证据颇为惊人，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仅现金就被搜出近1000万元，其中办公室所存放的现金约6万元，这些现金被初步认定为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除大量现金以外，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十多块劳力士手表，以及罗荫国和其他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其中包括若干女公务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共交代了100多名有问题的处级以上官员。

以上的案例让我们心惊，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腐败官员，他们像蛀虫一样，蚕食着我们的国家根基，吞噬人民的利益，对国家、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滋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氛围。

二、 原因分析

1、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对经济的发展，从而，忽视了对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建设，致使，社会风气不走正轨，人心浮躁，充满功利。

2、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我国的各种监督机制并不完整，权利缺少有效的监督。人民维权意识不强。人民举报和监督渠道的匮乏，政府工作的不透明化都是导致腐败的原因。

3、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我国的法律起步较晚，在一些方面存在着盲点和空白。一些官员利用这个来为私人谋取利益。对腐败的处罚力度不大，从以上可以看出，贪污数十亿元的结果只是开出党籍。处罚的配套法律完善。

三、 解决方案

1、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

我们国家的政策应有所改变，不应继续把主要任务放在经济建设上，应关注我们的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固然重要，可是当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协调时，必然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贪污腐败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社会建设不能落后。加强对人民社会道德、人生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形成一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构建“以德倡廉,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让社会消化一下我们经济发展成果。加强政治伦理建设,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完善法律运行机构

完善法律在处理贪污腐败问题上的盲点，加大处罚力度，让检查人员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完善法律可以上人民更好的监督官员的权利使用。让公职人员心有所忌惮。加大处理力度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威慑公职人员，让他们不敢贪污。当然，法律的完善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3、拓宽监督渠道

腐败问题的出现，和监督力度不大有直接的原因。目前在我国，人民的维权意识和参与国家管理意识证在逐步增强，然而，却缺少相应的渠道，让人们无所适从。我们可以设立群众意见箱来了解人民的看法，开通热线电话来关注人民的心声，开设网站来让人民参与到权利的监督中。当然，政府工作的透明化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人民监督的依据。近些年来，很多高官都落马于人民手中，也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在对权利的监督中，媒体也是一把利剑。所以，让媒体独立于政府之外，以方便其更好的表达人民的心声。

四、 总结

通过以德倡廉、监督保廉、以法护廉、俸禄养廉,为防范权力腐败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掌权者“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

作为21世纪的新青年，我们即将步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主干力量，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的发展轨迹。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对社会关注的习惯。主动积极的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监督中。从自身做起，拒绝贪污腐败。做一名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针对腐败现象，我们应该不畏强权，声张正义，敢于同腐败的公职人员斗争。当然，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学习，只有掌握一定的能力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投身于社会建设和国家管理中去。

第四篇：特斯拉能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

http://auto.sina.com.cn 2013年06月01日 14:54 福布斯中文版 字号：大 中 小对又一家绿色汽车创业公司说再见吧。汽车生产集团(Vehicle Production Group，简称VPG)曾计划生产数千辆轮椅可通行、由天然气驱动的货车，但现在已经倒闭。彭博社报道称，该集团资金耗尽，无法再支付100名员工的工资。

除了VPG以外，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绿色汽车公司倒闭，包括：生产电动货车的光明汽车(Bright Automotive)，生产清洁柴油警车的卡本汽车(Carbon Motors)，生产三轮电动汽车的阿普特拉汽车(Aptera Motors)，生产低价电动轿车的科达汽车(Coda Automotive)，或许最引人瞩目的是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跑车的菲斯克汽车(Fisker Automotive)。

所有这些公司都申请了美国能源部250亿美元清洁汽车开发贷款计划的资金，但只有菲斯克和VPG申请成功。菲斯克被授予了5.29亿美元贷款(在美国能源部因为错过还款期限而终止贷款之前实际只拿到1.93亿美元)，VPG得到了5,000万美元。但现在，它们都倒闭了，或者濒临破产(亚特兰大的Wheego Electric公司是个例外。这家规模很小的电动汽车创业公司起初生产美观的高尔夫球车，现在出售为数不多的紧凑型双座汽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65英里。该公司接下来打算推出4.4万美元的电动SUV，但我对此不太感兴趣)。

只有生产插电式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新款Model S轿车的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屹立不倒。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特斯拉能做到，而如此之多的其他公司做不到?

当然，有个原因是特斯拉的新款Model S轿车(特斯拉在Roadster问世之后推出了Model S)非常出色。《汽车趋势》(Motor Trend)杂志和《汽车》(Automobile)杂志对它赞不绝口。《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杂志在上周给出了高度评价，把它称为他们测试过的最好的汽车。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对Model S的评分高达99分(满分为100分)，称它“极具创新，提供了世界级的性能，体现了对细节无微不至的关注”。

Model S的售价为6.24万至8.74万美元(包括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优惠)，行驶里程相应为208至265英里。使用普通的240伏电源插口充满电需6个小时。内部装饰非常豪华，包括占据中控台显要位置的的17英寸巨大触摸屏。“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或许想在电影《回到未来》中把他的DeLorean汽车替换成Model S。”《消费者报告》这样写道。菲斯克Karma汽车也很先进，或许更加先进，因为它的增程型电动汽车动力装置比单纯的电动汽车更加复杂。它的电池可供汽车行驶大约40英里，然后一个小的汽油发动机将启动以驱动电机，使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提高到300英里。通用汽车的雪佛兰Volt也使用了这种技术。

但对菲斯克来说，不幸的是，Karma从一开始就饱受质量问题的困扰，主要是因为其供应商A123 Systems的电池问题。

特斯拉最初也遇到了质量问题。售价10.9万美元的Roadster在2008年推出之后至少被召回了两次，包括一次修复导致起火的电力线路问题。但特斯拉始终把Roadster视为测试其理念并证明电动汽车也可以很棒的一个途径，因此那些质量问题对该公司的整体计划并不致命。特斯拉成功地度过了难关。到目前为止，Model S没有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特斯拉推出了更为主流的新款Model S，但开局很不顺畅，导致该公司未能实现2012年的销售目标，但生产在今年第一季度大幅加快。特斯拉现在的目标是今年在美国销售2.1万辆汽车，高于先前2万辆的目标。这将超过奥迪A6，逼近雷克萨斯GS350。特斯拉在欧洲的销售目标要高出1万辆。同时，该公司正计划推出下一款汽车——Model X SUV。那么，特斯拉有何不同呢?特斯拉Model S电动汽车

首先是经验。其他绿色汽车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来自传统汽车行业，他们拥有梦想但欠缺运营一家公司的经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伦·穆斯克拥有物理和商科学位，他已经创办并出售了一家成功的公司——2002年以15亿美元价格卖给电子港湾(eBay)的贝宝(PayPal)——同时还运营着火箭和航天器制造商SpaceX。他拥有在困难时期继续向前推进的勇气，也敢于向不情愿的投资者施加压力。

拥有优秀的合作伙伴同样很重要。穆斯克知道，仅靠向富人销售数千辆电动汽车是不会让特斯拉长久生存的。所以，他寻求通过向其他汽车制造商销售电池组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收入。德国的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不仅购买特斯拉的电池用于其Smart微型车的电动汽车版本，同时也应用于其大型卡车福莱纳(Freightliner)。另外，该公司还向特斯拉投资了5,000万美元。同样地，丰田(Toyota)跟特斯拉达成合作，一起开发下一代Rav4插电式电动汽车。丰田也向穆斯克的公司投资了5,000万美元。

特斯拉在其他方面同样非常明智。该公司因生产零排放汽车而获得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授予的碳排放额度，它将这些额度出售给其他不那么清洁的汽车制造商。据高德纳公司

(Gartner)分析师蒂洛·科斯洛夫斯基(Thilo Koslowski)称，特斯拉藉此可以从每辆汽车上获得最高35,000美元的收入，这笔横财帮助该公司存活。“到最后，其他汽车制造商在对特斯拉进行补贴。”科斯洛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采访时如是说。

虽然情况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特斯拉表示，随着其销售扩大到加州以外并进入欧洲市场，那些碳排放额度将会减少。该公司称，在第一季度，它通过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碳排放额度获得了约6,800万美元的收入，占其营收的12%。

时机也很重要。尽管特斯拉的Roadster汽车只不过是在改装的莲花(Lotus)跑车上安上了一套电动传动系统，但该公司需要为主流Model S汽车找到一处合适的制造工厂。幸运的是，汽车行业在2009年出现收缩。通用汽车(GM)曾跟丰田(Toyota)在加州福里蒙特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在这家企业申请破产后，通用汽车抽身离去，而自己也有很多大难题的丰田也在削减美国市场的生产规模。穆斯克得以凭借区区4,200万美元就买下这处曾经价值10亿美元的大型汽车制造工厂。

毫无疑问，公司创始人非常富有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创办汽车公司是非常烧钱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不乏普雷斯顿·塔克(Preston Tucker)、约翰·德罗宁(John DeLorean)和马尔科姆·布里克林(Malcolm Bricklin)这些汽车企业家的失败故事，跟时下的创业者一样，他们没有钱让自己的初创公司继续走下去。

幸运的是，穆斯克是一位亿万富豪。作为贝宝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赚到了1.8亿美元左右的财富。2004年，穆斯克利用63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帮助特斯拉起步。2007年，穆斯克再次投入2,000万美元。到了2008年秋季，随着经济发展陷入停顿，特斯拉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穆斯克几近破产。他耗光手上最后的2,000万美元以试图保住公司，而自己则靠向朋友借钱生活。

政府提供的4.65亿美元贷款帮了大忙，而特斯拉在2010年的IPO融得2.26亿美元资金，同样居功至伟。

目前，穆斯克的个人净资产将近3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福布斯》在不到3个月前的估测高出10亿美元。在发布积极的财报和收到《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的好评之后，特斯拉的股价单在上周就飙升了40%。

这并不是说特斯拉已经是一个获得验证的成功企业。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汽车行业分析师莱恩·布林克曼(Ryan Brinkman)指出，虽然特斯拉没有养老金、医保或其他让大型汽车制造商背上沉重负担的遗留成本，但该公司在执行方面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证明。“特斯拉尚未证明这样一件事，即它能依照自己商业计划中对产量和利润率组合所做的设想来生产Model S汽车。”布林克曼在提交给投资者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特斯拉设定的今年年底时的毛利率目标是25%，这个数字没有计入向其他制造商销售碳排放额度所获得的收入。但在第一季度，该公司的毛利率在计入那些碳排放额度进行调整后仅为5.7%，要实现目标看起来道阻且陡峭。

穆斯克很可能会实现目标，因为不像其他绿色汽车公司，他拥有一些你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东西：牵涉其中的巨大个人利益，激情，还有才华。

第五篇：当前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什么叫腐败?

腐败是违法与犯罪的总称，是渎职与谋私的结合，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双向，是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行为的集合。严重的腐败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什么是预防职务犯罪?

它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及其他犯罪进行事前防范的活动。反腐是惩治于既然，倡廉是防患于未然。预防重于打击，打击促进预防。加强廉政建设，重在提高免疫力自控力，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加强勤政建设，重在增强事业心责任感，预防失职渎职犯罪。

尽管如此，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一个权威国际组织去年 11 月 17 日发表 2009 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有关指数是根据各地商人与分析师对各地公共部门贪污程度作出评价，以满分 10 分代表最清廉，零分最贪污。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结果新西兰以 9.4 分的廉洁度排第一位，丹麦以 9.3 分排第 2 位，新加坡以 9.2 分与瑞典并列第 3 位，香港以 8.2 分与卢森堡并列第 12 位，中国内地 3.6 分排第 79 位。最贪污的国家是索马里，以 1.1 分排第 180 位，阿富汗和缅甸则分别以 1.3 分和 1.4 分排倒数第 2 和倒数第 3。可见我国内地贪污腐败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是腐败年年反，贪官年年新，就像割韭菜，没有断其根。可见一手硬一手软，也不是最好的反腐办法。只打不防，防不胜防。只防不打，腐败猖狂。又打又防，腐败下降。

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什么状况?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过，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国

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0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32439 件 41531 人，件数比上年减少 3.3? 人数增加 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18191 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 3175 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2670 人，其中厅局级 204 人、省部级 8 人。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比 2008 年翻了一番。中纪委查办的省部级干部有 17 起，创历史新高。结合办案和预防调查，笔者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具 有以下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经济上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化上破旧立新，批孔子，基本上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权力太大、太多，并且又缺少监督和制约，还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和质疑。这是产生

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为什么美国、英国官员的腐败，远远没有我国现在严重和广泛?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县委书记、市长、省长在任几年，一旦东窗事发查出来，动不动就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还有过亿元的。这不能不说体制性的障碍的确存在，助长了腐败的产生。

二、制度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来就是一道防火墙。从广义上将都叫制度，是机关单位设置的办事规则，用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能有效地制权、管物

用人，肯定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但是在制度建设中有几个问题没解决好。一是不习惯制度。由于我国几千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而不是崇尚法治。封建残余始终未能绝迹，认为制度束缚了人的手脚，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管得太死，束缚手脚。作为领导，总是好专制而不好民主，作为群众，总是信访而不信法。二是不相信制度。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相信人的柔性作用，不相信制度的刚性作用。一说建章立制，认为是搞文字游戏，敷衍上级，应付检查，美其名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叫尿憋死?往往是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迎合上级检查，领导赞扬，让人参观、让人模仿，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行使职权时，千方百计绕过制度，以特事特办寻找违规理由，以协调关系为由降低标准，以获取自身利益滥用职权。常常是以服从大局、照顾关系、领导干预、自身利益为由越过红线，践踏规章，不按制度办事，为腐败盛行、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一些贪欲过大的人借此机会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

件频频发生。三是不制定好制度。邓小平讲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坏人，坏的制度无法保证好人做好事，反而使好人变坏。要建立科学严密完善管用的好制度。现在有的人认为设置了好制度是自我设限，减少、架空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办事无油水，吃喝无开支，出行不方便，没有实权下级不买账。现在机关组织考察学习外地、外单位多，这是好事，可以开阔视野，开阔思路，开阔胸怀。但往往是好的东西学不来，不好的东西学得快。许多人去过深圳，都说深圳接待招待自由随意，不劝酒不逼酒，不拼酒不酗酒，而内地人就是学不回来，喝酒搞得人很不舒服。有的地方纪委只好下文件规范招待饮酒。参观学习津津乐道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最终领导感兴趣的大多是有利于提高自己权利和待遇的条款和做法，对义务和责任学的少，对管下级治群众卡目标的学得快。对员工提高待遇方面的不采纳，对目标责任很感兴趣。某市有一个局近年就规定，副局长每年拨招待费 3 万元、正局长拨 10 万元，实际情况是正常的、正规的招待局里承担了，操作的结果是领导将几万元名正言顺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的局对这学得很快。现在建章立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部门权力法制化、

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利益最大化”，利用制度打擦边球，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某市委系统有一个部门，一把手是市委常委兼任，常务掌门人是副职，为了规避市纪委关于一把手不得分管财经的规定，他就钻空子说自己是副职，不是一把手，而将本单位的财政大权揽到自己手中。四是不落实制度。几乎每一起责任事故的发生，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

生，都与制度不落实有关，制度不执行、不落实，成为发生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保障性的困扰。

三、监督疲软缺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

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像县、市、省)，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社会环境影响，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原因。这个环境有三个层次，一是家庭环境，二是单位环境，三是社会环境。从家庭环境看，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从单位环

境看，领导和一把手想贪污就拉下属入伙，案件要么不爆发，一查就是一窝子、一大串。或者是集体腐败，班子烂掉，全军覆灭。从社会环境看，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潜规则，给回扣，托人情，找关系。潜规则越来越深，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喝玩乐不管事，溜须拍马会来事，官大心贪干坏事，人被双规要出事，兢兢业业干好事，干干净净才没事。当官的提拔干部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有审批权的，吃拿卡要，有拍板权的索要回扣，求升办事的行贿送礼，打通关节，买通领导。现在安排进人，考公务员，选调生当干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笔试通过了，面试一定要找人，要花钱，否则就要莫名其妙地被淘汰。有人总结了两句话，不找关系肯定不行，找了关系不一定行。其实，我们生活在基层和底下的老百姓，每天散步聊天都听到别人在谈论这些事。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的确为腐败盛行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就像我们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放弃呼吸一样，否则就要死亡。现在很多人就出现了亚健康状态，检查各项指标，也没有毛病，就是感到不舒服，没有劲。一个人办事要行贿是个人品质问题，一部分人办事要行贿是领导问题，一群人办事要行贿那就是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就会感染许多政治腐败的怪病。这就是地域性空间被污染了，要治理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五、文化糟粕熏染，是产生腐败的历史原因。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历代封建君王有一种观念，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追求富贵合一，贵至富随。清王朝 268 年中，

一、二品高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 157 人，其中死刑 68 人，最

有名的是和珅，贪污受贿一亿几千万两银子。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没有错，的确如此。但留下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管理社会和执政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以及传统的、有效的、成熟的政治文明体系。传统封建文化负面影响，官本位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几乎每个人从小都被灌输读书——当官——发财的人生三部曲，现在相当多的人获取了文化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容忍，是默认和熟视职务犯罪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习惯性容忍。现在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叫做高唱正气歌，突出主旋律，实行大合唱，兼容多样性。但是在社会中，这只是官方价值观，每个人心中还有大众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党要求我们执政为民，人民群众希望公务员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但不可否认，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有这么高的境界和觉悟。如果我们要问，你在为谁工作?相当多的人想的是执政为单位，执政为自己，是保饭碗，挣工资，干点事，不出事，旱涝保收，养家糊口，找个单位过一生。抱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这种人要么改变自己，提升层次，要么自甘落伍，走向反面。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 74 年就红旗飘落。东欧骤变、苏联解体，那么多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到哪里去了?可见历史文化传统对每个人是有着潜在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的。在信息化公开透明的今天，舆论可以倡导但不能压制，否则适得其反。有的群体事件就是例子。

六、人的贪欲放纵，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是人的贪欲在起作用，客观原因是制度缺失和监督不力。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带有共性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管理的漏洞、监督的缺失、打击的疲软。如果从微观上看，从犯罪学研究，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生成机理。就像一个人得流感，有传染源、传播媒介、传播途径、生命活体及个人免疫力低下等各种原因综合形成。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原因、犯罪目标、犯罪机会这四个要素是形成职务犯罪最基本的因素，缺一不可。犯罪主体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公务员或工作人员)，犯罪动因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心理条件(贪欲)，犯罪目标是职务犯罪的选择对象(公共资源)，犯罪机会是职务犯罪的外在条件(管理漏洞和没有监督制约)。正是由于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因素的互动和联动，才得以生成职务犯罪。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不会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没有职权、资源、机会，一个都没有掌握。机关的档案管理员和办公室写材料的文员，为什么不能发生贪污受贿，因为他没有掌握资源和机会。为什么说财会人员和行政审批人员容易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有职有权，有机会，有资源，小人物只要有贪欲就能做成大案件。为什么领导干部容易搞腐败呢，因为它具备职务犯罪

61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班子中，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形成职务犯罪呢?往往是同一班子成员中既有贪官又有清官。如我们在反贪侦查办案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节，有的副职或者说是胆小的，或者说是廉洁的都可以，有的收到贿赂后立即退还给行贿人，有的打进了纪委的廉政帐户上，有的交到了单位的财务部门或纪检组。说明有的人放纵贪欲，走向犯罪深渊，有的人节制或抑制贪欲，用廉政赢得自己当官的最大安全。这里有一个自律问题，就是对自己严还是不严。当然，人的贪欲克制要靠修养和境界，要靠把握和坚守，要靠敬畏和有德。圣人孔子说过：“食色性也”。好财好色是人的本性和天性。孔子见南子还成为千古之谜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的人贪吃贪喝贪睡，长得胖一身病。有的人贪名贪利

贪功，找关系活得累。有的人贪玩贪混贪赌，不敬业不学习。有的人贪财贪色贪生，专事坑蒙拐骗勾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贪财贪色贪权，就会鱼肉百姓，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害单位、害家庭、害子女。这就是人的劣根性膨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