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第一篇：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一把手”腐败：原因与防治

于学强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山东聊城 252059) [提要]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为此，既要合理分解和配置“一把手”的权力，又要加大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管力度，加大群众监控，通过推进信息公开为媒体与群众监督提供条件。

[关键词]一把手;腐败;原因;治理

“一把手”指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在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居于核心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是第一责任人。长期以来，对“一把手”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一直是个焦点、难点甚至是盲点问题。从2009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

[1]“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基于此，分析“一把手”腐败原因，探讨解决策略相当重要。

一、“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分析

导致“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基于“一把手”自身素养方面的主观因素，也有基于权力的膨胀性与对“一把手”监控不力等客观因素。深入剖析“一把手”腐败的原因，既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的基本原理，也要结合特殊场景下的中国实际。

(一)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主体素养因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是由于当权者的行为腐败，而当权者的行为腐败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腐败，之所以出现思想腐败还是由于自身素养不高，无以驾驭利益诱惑下的膨胀的权力。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把手”腐败，也是基于此。纵观“一把手”思想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公仆意识差。马克思曾针对巴黎公社的职员，提出过官员应是社会公仆的思想。而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强调公仆精神。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既往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确保所有干部成为人民的或社会的公仆。“一把手”之所以变为腐败分子，主要是因为没有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把为人民谋取利益的权力变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言，“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2](p332)二是官本位意识强。虽然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近90年历史，执政60余年的大党，但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家长制作风从来都没有荡涤干净过。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p331)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一把手”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私利，凡事都尊崇上级的等级观念，同时注重自己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苛求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特别是不允许下级与民众监督自己。实践表明，死死抱守官本位思想，不将被监督培养成一种习惯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原因。三是法制观念弱。很多“一

1 把手”腐败之前总是存在着侥幸心理、法不责众心理、随波逐流心理，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才敢置党规国法不顾，归结原由还是法律意识薄弱。“重庆聂江桥垮塌案中负主要责任的原县委书记张开科在位时，工作人员找他学法律，他竟然说：‘学法，学法，学啥[3](P328)子法，我就是法。’”作不“一把手”对法律的漠视，自然是导致违法乱纪的重要的主观因素，而现实政治社会中法制执行力不足，违法乱纪惩治不力则使原本法制观念就淡薄的情况雪上加霜。四是理想信念淡。有些干部虽然身居高位，是某一层级的“一把手”，但他们理想信念淡薄，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认为这些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拼命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等都是党政“一把手”，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早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胡长清曾对对移居国外的儿子透露心迹说：“总

[4](P110)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由此，“一把手”的思想信念动摇，是其堕落成贪官的最根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二)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制因素

“一把手”腐败某种意义上是由于“一把手”体制所致。在“一把手”体制下，权力相对集中，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管的真空。从纵向上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上级不想监督。在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下，上级组织的监督对“一把手”是最有权威和最有实效的监督。但是，由于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关系，作为上级的领导对下级“一把手”多重使用、轻监控。上级不想监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上级领导担心挫伤“一把手”从事主要工作的积极性，于是对其“细枝末节” 的违纪行为不再关注，导致他们在腐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有的上级领导对下级“一把手”也搞“感情投资”，予以适当“照顾”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上级领导与下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更不愿为之冒险。二是同级不能监督。我国的监督机关一般是实行双重领导的体制，既受上级监督机关的领导，又受各自所属系统的同级党委和行政首长的领导，这就使专门监督机构在实际的运行中成为当地党委或政府的一个工作机关，其权力和经济来源都会受到监督对象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在客观上使两者形成为一种附属型的隶属关系，缺乏独立性进而造成在监督环节上的“弱监”、“虚监”和不敢监督的状态。目前，同级监督中普遍存在着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能监督的弊端。三是下级不敢监督。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下级的政治命运实际上不是在其服务的民众手中，而是在上级领导手中。按“经济人”假设，追求利益所得是人的本性，下级监督上级的成本高、风险大。为此，他们往往是由于受制于乌纱帽的利害关系而敢怒不敢言，这在现实中时常表现为下级的沉默。从横上看，虽然我国的监督体系包括了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各种监督之间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监督主体缺乏明确而规范的监督标准以及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配套措施等问题，执法监督机构相互配合不够的问题，各个监督机构各自为政且使具有互补功能的监督手段和权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问题，都制约了监督的质量，导致了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体系应有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所有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党务政务公开、“一把手”工作的透明性。但是，我国不少地方和单位存在着党务政务透明度不高，“一把手”工作神秘化的问题。所以，这些监督类型很好地配合

2 还有待于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民主政治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前提下，民众监督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的举报也举步维艰，更使监督成效大打折扣。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看，监督“一把手”难方面的最终原因还是由于“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目前，“一把手”在党委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行政领导班子中处于统帅地位，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这种情况模糊了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等不同职能的权力界限，破坏了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实质上否认了权力内部的必要分工与行使的规范化，使“一把手”的权力绝对化，很容易滋生腐败。邓小平在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并进行了批评后，也曾严肃地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2](p329)

(三)导致“一把手”腐败的管理体制因素

在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中，“一把手”的产生受制于上级，在其产生以后上级也非常“关爱”他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面有时却鞭长莫及。而作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中，“一把手”受的制约是非常小的。由此，在一级党政机关中，“一把手”拥有强势的人财物权，“一把手”负责制也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方式，使监督制度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一把手”负责制演变成为脱离民主集中制的家长制，进而形成了“‘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没有真理”和“开支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的局面，其腐败正是由现行管理体制的这种缺失所造成的。一是“开支一支笔”。“一支笔审批”最大的制度缺失是对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使所有的计划、预算在权力者面前变成一纸空文和任意揉捏的橡皮泥。正是由此，从干部任免、工程招标到土地出让，从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到公费娱乐交际等，利用“一支笔”贪污腐败和中饱私囊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用人一言堂”。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授余敏辉指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其根源是个别主要领导干部高[5]度集权。”说人事权是“一把手”手中最强势力的权力，“一把手”之所以缺乏监督从某种意义上在于他手中拥有人事权，掌管着下级的政治命运。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氛围中，用人大权的独揽导致了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把手”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不是按规则办事，而是违反组织程序进行专权、擅权，其个人意志常常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以致任人唯亲或在选人用人中违法违纪的合法化。目前,有些地方政治社会出现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用人一言堂”所致。三是“大权一把抓”。有些“一把手”喜好大权独揽，在权力占有方面有着强烈的欲望，好像大权独揽才能显得有地位、有权力、有威信。现实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对“一把手”决策方面的个人主义、长官意志，还是对他们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方面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都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这进一步助长了“一把手”独断专行的作风，导致“一把手”最终走向腐败。

二、“一把手”腐败的防治策略

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重在防。因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腐败交易发生以前潜在的机会和受贿动机，而不是一味强化事后惩治。”[5](P7)若要遏制腐败于既成，不仅要加大教

3 育力度，惩治力度，还要加大监管力度。针对中国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如何分解“一把手”的权力，推进监督体系建设最为关键。

(一)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权力

鉴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缺陷，我们必须注重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和权力无边的状况，对其权力要进行科学的分解配置和制衡。为此可试行权力分治，对“一把手”的权力首先分清哪些是决策权、哪些是执行权、哪些是监督权，党内应分设党委会、执委会和监委会，将三种权力适当分解，在权力的构架上达到彼此大致的平衡。黄百炼认为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就要正确发挥“一把手”的决策作用，从决策权力的分解和制约、程序的规范、方式的变革、失误的追究等方面来完善和建构系统的、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推进正确的集中。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权力运用规范、控制和制约体系，使“一把手”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始终成为谋取公共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不变质。现阶段，我国要实现“一把手”权力配置的规范化，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从政的原则;实行权力的分散配置，防止少数机构或“一把手”过度集权和专权;正确赋予和及时剥夺“一把手”的权力;保持“一把手”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对称，使人民权利能够制约“一把手”权力。[7]在政治实践中，2003年6月，神木县委将各单位“一把手”的财务权力分由副职分管，一些重大决策权也进行合理分解，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一把手”腐败问题。2004年1月雅安市雨城区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党代表们选举了党代会内设的监督委员会，使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实质化、日常化，是对监督全委、党委、纪委和“一把手”的制度创新。中共中央党校的任铁缨教授曾在《人民论坛》撰文《监督“一把手”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指出，应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基本环节，在领导班子讨论决定问题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同其他班子成员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这一票的权利之所以在有的时候被无限放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运行不规范。比如，在会议议题的确定上、在会议讨论的引导上、在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的选择上，“一把手”都有很大的操控权，可以设法让自己愿意通过的事项通过，让自己不愿意通过的事项被否决甚至根本拿不到会上讨论。要防止这种滥用权力，就得从“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具体环节入手，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比如，在常委会议题的确定上，不能只由“一把手”说了算，可以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常委同时提出，也必须列入会议议题。再比如，鉴于“一把手”的发言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应规定“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禁止“一把手”以总结性发言代替表决。近年来浙江省余姚市在合理配置“一把手”权力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当然，仅用一种方式明确其权力范围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以哪一种方式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关键是要使“一把手”权力特别是用人权与财物权的内容和边界都很清楚，这样对“一把手”开展监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二)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历史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8](P12)方才休止”。为此，加大对权力的监督是避免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主要来自于上级。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重点应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要加

4 强巡视制度建设。目前党政“一把手”一般由上级提名，在这种权力授受的框架内最有力的监督只能来自上级。巡视组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不受任何其他机关或个人的干涉，并且巡视组下去后的所有经费自理，巡视人员对于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一把手”而言也是“生面孔”，是一种有效的体外监督。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巡视组是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的措施之一。”[9]加强巡视建设，应关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要选好配强巡视干部，特别要选好巡视组长，保证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干部参加巡视;二要加强对巡视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认真研究相关激励机制，确保巡视人员的公正、清廉;三要把巡视置于党内监督的总体布局中把握，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效结合，与各级党委、各个监督部门有效配合，保证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协调性，形成监督“一把手”合力;四要加大巡视次数与频率，使“一把手”经常有被监督的压力，不敢松懈，更不敢胡来;五要在扩大巡视力量的同时，加大巡视成果的运用，避免将巡视做成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二要加大对“一把手”责任追究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把手”权力越来越集中，要使其掌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如果“一把手”在决策时搞“一言堂”，选人用人时搞暗箱操作、任人唯亲，在干部管理上放任甚至纵容干部违法违纪，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的责任追究条规，散见在各个文件中，应该整合，专门出台一个针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个制度要细，更要具备可操作性，做到有责必究，防止出现能上不能下、易地做官现象。这样，就迫使“一把手”在决策时能发扬民主，三思而后行，尽量做到科学决策。也促使他们在用人上多听听不同方面的意见，对下属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出了问题就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而不致于带病提拔。

(三)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

目前，专门监督机关、监督部门与民众监督职能发挥不力、协调配合不够，对“一把手”监督缺乏针对性，没有形成有效预防“一把手”腐败的监督体系，是导致“一把手”腐败的体制因素。为此，必须推进监督“一把手”体系建设工程。一是加强专门机关监督的力度。以权制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仅西方三权分立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列宁也曾经设想党代会产生监委会与执委会，以加强以权制权的力度。目前，推进以权制权应改变现有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由双重领导变为垂直领导。虽然纪委从党章的规定上有权监督同级党委和“一把手”，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由于实行双重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受同级“一把手”的制约很大。实行垂直领导后，纪检监察机关可放手开展工作，“一把手”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应结合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规定，加强对“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尤其要对“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加强监督力度，对负有经济责任的“一把手”，进行任期内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等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并把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一方面对“一把手”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其整改，另一方面促使审计部门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推进同级监督。同级监督，领导班子之间的监督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实施有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在有些班子内部，缺乏必要的监督，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掩盖矛盾和问题。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级班子成员特别是“班长”，一定

5 要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班子成员既要自觉维护“一把手”、尊重“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作为“一把手”，既要勇于监督班子成员，又要自觉接受班子成员的监督。三是推进信息公开，加大媒体与群众监督。扩大民主，公开“一把手”的公务活动、职权范围，逐步将监督延伸到干部工作的八小时以外，让广大民众知晓监督的内容，是发挥其有效监督作用的前提。“在政治领

[10](P72)域中民主越广泛，公众监督的机会就越多，抑制腐败滋生、蔓延的政治压力就越大。”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案件的情况看，公众监督仍是重要渠道。引导公众监督，关键是要加大对其保护力度，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等国家的有益做法。①要关注网络监督，正确运用其监督主体虚拟化的实际，合理规范与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另外，还要加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新闻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力度，特别应对国家新颁布的约束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信息的开放性。比如，当前通过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宣传，让民众更多的了解“8个禁止”“52个不准”，更好地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特别是“一把手”的从政行为。

另外，有效治理“一把手”腐败，离不开提高“一把手”的实际素养，监督作为外力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为此，黄百炼指出要通过建立对“一把手”培训的专门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培训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把手”参加培训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一把手”任职资格认证制度[7]等方面工作提高“一把手”的内在素养，防止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杜晓,任雪.学者总结09年腐败现象:涉案人级别高向基层渗透[OB/BE].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fanfu.people.com.cn/GB/10553652.html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皮钧,高波.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4. [4]金强.反腐镜鉴录60个贪官的真实案例[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5]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讯新闻网.[OB/BE].http://news.hexun.com/2008-03-16/104497503.html [6][美]苏珊·罗斯·埃克曼.腐败与政府[M].王江,成文浩译.新华出版社2000. [7]黄百炼.预防“一把手”腐败的若干思考.[J]广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 [9]李龙云. 加强党内监督做好巡视工作.[R]贵州日报2008-02-26. [10]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于学强(1973-)男，汉，山东茌平人，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建研究。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文化路34号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252059) 电话：06358238309(办)，06358539505(宅)，13581180248。 邮箱：yuxueqiang@lcu.edu.cn ①美国对检举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依法责成打击报复的领导人停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2.雇主不能解雇有检举行为的雇员，也不能为他们创设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3.有检举行为的雇员有权对不合更年 工作安排提起诉讼。参见梁国庆主编《中外反腐实用全书》，新华出版社会1994年1月版，第124页。

第二篇：金融腐败的机理分析与防治策略

摘要：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金融行业大案要案频发，已被视为腐败的“高发区”。本文分析了金融腐败的内涵，提出了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一般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对金融腐败的生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力求找出金融腐败的症结，最后从金融业内外部环境上提出了治理和防范金融腐败的策略。

关键词：金融腐败;机理分析;防治策略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影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风生水起，但其间也不断爆出大案和腐败丑闻，从普通职员到银行行长，从支行行长到部级高官，不同层面的一批金融从业人员涉嫌经济犯罪，使这一领域成了“高风险地段”。中心纪委在2004年开始将金融领域确定为反腐重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0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现经济案件和违规经营案件1087件，涉案金额30.9亿元，涉案人员1466人，有1677人被追究领导责任，144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那么，金融腐败的内涵是什么，它表现出哪些形式和特点，金融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形成遏制金融腐败的有效机制，以求得这一行业的长治久安?本文就此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特点金融腐败的内涵

金融腐败是一个常见的名词，但目前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统一定义。学界认为，金融腐败的内涵极为广泛，它包括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监管当局相关方面的非规范行为。金融腐败一般定义为金融企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经营治理及相关活动中，为谋取私利，利用把握的资金资源及相关资源，违反我国法律及金融相关政策、规定，侵害国家、公众及本企业组织的利益的行为或现象。它主要包括金融业的资金交易腐败和金融监管腐败。金融交易腐败是利用资金配置权力的稀缺性进行非规范融资交易行为。金融监管腐败则是利用行政权力的稀缺性进行的以权谋私、以权换利行为。采用这一定义可以把金融监管腐败和金融机构设计私利的违规行为都纳入分析框架，突出涉及资金交易或金融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同时剔除与金融无非凡关系的腐败或犯罪行为。

一般而言，某种社会资源越稀缺，设租和寻租行为就越多，腐败问题就越严重，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危害也越严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命脉，同时也是配置资金资本的核心部门腐败问题尤其需要重视。金融腐败不仅破坏金融秩序，扭曲资源配置机制，践踏公平竞争原则，而且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可以说在腐败涉及的诸多领域中金融腐败对社会的危害尤其严重。

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

1.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治理部门往往对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拥有市场准入审批特权的金融治理人员就有可能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增加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对申请者进行刁难和“设租”，从而收取“腐败租金”。

2.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作为转轨国家，一方面我国对金融的控制依旧十分严格，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竞争又日趋激烈，这就导致核心机密的市场价格昂贵。为谋取个人收益，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内部员工可能将行使职权过程中所把握的核心机密通过种种不正常渠道泄露出去，实现重大金融决策信息到“腐败收益”的转换。例如，原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为拟上市企业与证监会发审委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涉嫌以出卖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名单牟取个人私利，伙同他人受贿140万元。

3.利用现职权力获取“腐败期权”。有些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为企业发放贷款、逃废债务等提供方便，例如在对融资风险把握不大或者明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

向关系方提供利率低、还贷期限长、放宽额度等优惠贷款，为企业和老板牟取非法利益。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们在位时并不向企业索取眼前的直接回，而与企业暗订“君子协议”，许诺其在辞职“下海”后到企业谋职，通过拿高薪等方式来获取企业回，或许诺在其退休或辞职后按贷款的一定比例给予高额回，将过去预留的“腐败期货”或“腐败期权”变现。4.利用职务便利谋求“腐败利益”。有些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及重要岗位人员利用其职责范围内主管、经手、治理公共财产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假借执行职务，侵吞、窃取、骗取本机构的公共财产，或通过非规范交易收受经营者假借手续费、劳务费、佣金等名义给付的现金或实物。有的伪造单据，假借户头，凭空转汇私吞资金，透支储户存款、利息，收入不入账，贪污、挪用公款，为自己的亲属、朋友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和财产上的便利等等。

5.利用单位“小金库”进行集体的商业贿赂与贪渎。在有些情况下，商业贿赂并不是直接贿赂给个人，而是某一个集体。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那种从法律很轻易界定的商业贿赂行为将越来越少，而灰色商业贿赂行为将越来越多，甚至成为金融商业贿赂的主要形式。银行业不正当交易和商业贿赂行为，主要发生在存、贷款业务、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出具信用证、信用卡等授信治理、结算、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领域和基建工程、营业用房装修、商业广告制作和大宗物品采购以及IT等业务环节。

金融腐败的特点

1.金融腐败的“低成本、高收益”特点。从形式上看腐败“成本”似乎高于“收益”。但实际上，现阶段腐败“成本”是有伸缩性的，弹性幅度极大。一旦腐败行为案发，成本极其巨大;反之，假如腐败行为没有被揪出来，相比之下，“成本”极小而“收益”极大。

2.犯罪主体的岗位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既有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造成腐败，也有信贷资金运行、人事治理、财务分配、基建和物品采购等基层单位要害部门、岗位人员违规操作产生的腐败问题。

3.犯罪主体的年龄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犯罪人员年龄趋于两极分化，有退休之前冒险捞一把的“59”岁现象，也有正值当年、思想过度开放的30岁左右的“少壮派”犯罪现象。从近年来金融腐败案例看，80%左右涉案人员年龄在30岁左右，并且大都是中层以上干部。

4.涉案金额巨大，经济损失严重。金融部门腐败渎职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以上的大案件，而且，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各种欲望，将公款用于个人及家庭高消费，或用于营利性活动，甚至用于嫖娼、赌博等非法活动，致使公款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大、损失重，社会影响恶劣。

5.窝案串案突出。金融部门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案件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窝。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临高县支行原副行长陈建学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涉案人员多，涉及范围广，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相继立案查办了29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已有15人被法院一审作出有罪判决。

6.腐败现象呈现“高智能化”、“国际化”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金融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犯罪分子借助计算机网络垮国境划转资金，使犯罪行为愈难以察觉;而且当犯罪分子在其犯罪目的达到或罪行即将败露时携款外逃居多，以躲避法律制裁。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现象“高智能化”、“国际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

二、金融腐败的主要根源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很深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金融腐败是权力异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以权谋私，一般而言，社会体制转型时期，也是金融腐败的突发时期。而权力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交汇处，金融腐败的产生往往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金融行业作为社会资金的治理者，是配置资源的枢纽，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干预经济的重要通道，成为社会腐败分子逐利的重点领域。同时，金融业内部人员可能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利用手中把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政治根源

1.权力的“寻租”与“设租”是金融腐败之源。腐败总是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相伴而生，在金融交易中，金融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的寻租行为。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指出，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近10年的要素寻租，无一不存在权力腐败的踪迹。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

2.权力的失控和缺少制约催生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年来，在一些金融机构中，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领导的分工负责也淡化了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得不到贯彻执行，导致“权力不对称”和权力使用上的失控。从金融部门的监督环境看，现行的监督体制也存在明显弊端，监督主体权责不明且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导致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在金融部门“一把手”腐败的案例中，“一把手”往往通过培植亲信、排斥异己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同时又容不得不同意见，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以贷谋私、以赔谋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的不到根本的遏制。

经济根源

1.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逐利性。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将社会上不同的自然人和法人抽象为单纯的“经济人”，那么，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经济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直接目的或最终目的，成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因。应该说，在商品经济社会，这种逐利性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当它渗透到金融业的公权领域，发展到“利用公权谋取私利”和“权力揽买卖”，就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金融腐败了。

2.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治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一是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组织结构欠缺。如分支机构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并且上下级之间存在紧密的内部利益关系，监督主体实质上存在缺位问题。又如我国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股东责任淡化问题，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形同虚设。二是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缺失。有些金融机构对内控制度的熟悉还不很明确，忽视了内控制度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贯穿于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过程之中的相互制约的防范机制，因而缺乏执行内控制度的意识。还有些单位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执法执纪不严，内控执行机制和处罚机制弱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三是转轨时期金融行业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规范的缺陷性和冲突性，为金融行业留下了“腐败的缝隙”。四是高收益低风险成本效应助长了金融腐败。腐败成本主要指被抓住后所受到的惩处，腐败行为被抓住只是一种可能性，因而腐败成本实际上是预期成本。假如一个特定时期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的预期成本，就形成了腐败激励机制。在金融行业，由于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存在不少缺陷，易被腐败分子利用，大打“擦边球”，模糊违规与违法的界线，造成监管查处上的难度，因此，腐败被抓住的“概率”极低，导致金融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 思想文化根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规定和影响着人的行为。大量金融违法违纪案例说明，一个人的腐败变质最初都是从思想防线崩溃开始的，都是放松思想修养和世界观改造，从而导致私欲膨胀、利令智昏，最终堕入腐败的深渊。

1.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是金融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吏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一直存在着贪官文化与清官文化的激烈交锋。比如“笑廉不笑贪”和“官场潜规则”等就是腐败文化最好的写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诸如封建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私有观念等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也对金融文化的建设形成无形的冲击。

2.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是金融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拜金主义的精神文化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激素。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货币经济时代，使人们产生货币崇拜意识，导致对其追逐的无限性，这就是货币拜物教。我国对外开放以来，面临的腐朽文化冲击之一就是拜金主义对人的观念的再造。金融行业员工处于一种非凡的工作环境之中，每日与数以千计、亿计的金钱打交道，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滋长了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的错误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这种私欲一旦与权力结合势必产生腐败。

道德伦理根源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旧的道德观念没有根除，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约束制度体系又尚未建立，难免出现道德规范认同障碍。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和行为的失范，金融腐败就是这种失范状态的表征之一。这种道德防线的溃塌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金融系统中一些领导干部和员工心理严重失衡，思想道德底线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个人自律能力差，放弃了道德修养，堕入贪欲的深渊。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使下，道德伦理就显得苍白无力。

三、金融腐败的防治策略党的十六大告中明确提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将反腐败重点转到了惩与防并重，将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作为主要防治策略。因此，防治金融行业腐败必须考虑到这些新形势和新特点，把金融改革、制度创新和积极的防范措施结合起来，立足于制度反腐和源头治理。

加速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1.加快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一是金融机构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以破除金融机构的官商作风，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的合理竞争。要加快金融产权多元化进程，在坚持公有产权为主体的前提下，答应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二是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为社会组织的融资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三是金融机构运作方式的市场化，用市场手段调节配置金融资源。四是资金价格的市场化，即逐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2.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健全金融机构的组织机构，逐步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二是高级治理层要逐步实现经营的专业化，并真正对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三是金融机构要逐步引入董事决策机制，董事要相对独立。四是改进金融机构治理层的决策方式，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

建立和完善防治金融腐败的法律体系1.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不断完善我国金融法规体系，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2.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一是要根据金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金融领域出现的违法违纪新动向、新问题，及时修改《刑法》有关金融犯罪方面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协调刑法和金融法规的关系。二是要考虑超前立法，把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严重金融腐败行为列为犯罪行为。三是要加大刑法对金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发挥刑法在打击金融腐败中的应有作用。

加强金融行业廉政体系建设

1.加强金融廉政文化建设，树立新的廉政观。要旗帜鲜明地以廉政文化反对贪腐文化，把反腐倡廉教育同思想教育、纪律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一是在内容上，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注重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业务，贴近群众，不断丰富金融廉政文化的内容，满足党员干部对廉政文化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奠定基础。二是在形式上，创新金融廉政文化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要充分利用传媒、网络、文艺等载体，把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多样化渗透，多举办一些主题鲜明、寓教于乐的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营造春风化雨、布满人情味的廉政文化氛围，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得到启迪。

2.加强金融廉政制度建设，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以民主化治理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权力的正确行使。坚持集体决策，不搞一言堂，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包括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重要情况通和告制度等。二是建立和完善包括公开性、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建立和完善行务公开、财产申等制度，增强干部任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员工关心热点问题等工作的透明度。三是构建内部控制制度的总体框架。建立内部控制十大系统，即授权治理系统、资金计划系统、会议控制系统、人事教育控制系统、筹资风险控制系统、信贷资金风险控制系统、外汇业务控制系统、信用卡业务控制系统、计算机风险控制系统和清算风险控制系统。四是健全授权授信审批制度。在强化一级法人制度的同时，严格推行授权、转授权制度，确定授权范围和责任。五是建立健全制度的有效执行机制。要加强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建设，营造有效的执行文化，建立健全问责制，提高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3.加强金融廉政监督机制建设，构建内外部监督体系。

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把党委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要建立独立于同级机构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如在内部控制组织机构设置上，金融机构的内控组织应相对独立，有相对独立的工作目标和考核系统。三是要加强对轻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的重要部门、重要岗位、重要环节的监督。四是要实行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换交流制度，以及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廉政谈话、诫勉谈话等监督制度。

建立反腐败的奖惩机制。通过经常性和性的廉政考核，建立严格规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金融行业腐败分子惩处力度，使金融腐败成为被查处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经济成本极高的“高风险、低回”行为。同时，弘扬金融行业廉洁正气，对防范风险或举、消除案件发生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鼓励干部职工与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

建立高效的金融行业监管制度。一是加强金融监管。通过金融监治理念、方法和制度的更新与改进，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抑制金融腐败的滋生。二是完善金融外部审计制度，建立公共监督机制。审计是腐败尤其是金融腐败的“克星”。应该通过对行长或董事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或履职审计，对他们的业绩和问题进行系统地审查和评价，赏功罚过。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审计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支持做好金融监督工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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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鸿雁.体制转轨时期行政腐败持续不止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哈尔滨市委党校学，2001，.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预防金融业职务犯罪大家谈.金融，200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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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社会中群体腐败的原因及防治对策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主体特征，提出了“群体腐败”的概念，并从法律，道德和社会学的角度分别剖析其实质，阐明这种腐败现象的特征及危害性。通过对群体腐败与一般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共性分析以及产生群体腐败的具体原因的进一步探析，提出了遏制这种腐败现象的治理方法。 关键词：社会群体腐败腐败现象原因防治对策

正文：

一、 群体腐败的概念和特征

㈠群体腐败的概念

群体腐败同其它腐败现象一样归根结底就是以权谋私，只不过在行为主体和手段上与众不同：它的行为主体是群体，手段是联合、互利。从法学角度看，群体腐败本质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共同腐败行为，构成犯罪的群体腐败在法律上归属共同犯罪。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通过的新《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1〕。 构成犯罪的群体腐败适用于此，原因在于满足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对犯罪有共同的故意，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在群体腐败犯罪行为中，尽管各个行为人所处的地位、具体分工、参加程度和时间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为都是围绕着共同犯罪目标——谋私利，通过彼此联系、相互配合，对所产生的危害结果都起了一定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群体腐败本质上是一种集群行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集群行为是指人们在相对自发的、未经组织和不稳定情况下，因某种共同的影响和刺激而发生的行为〔2〕。个别腐败分子在相对自发、不稳定情况下，因谋求私利的刺激而联合行动，这便是群体腐败。㈡群体腐败的特征：

1.终极目的个体化

它的首要特征是：在群体的形式下追求个体的最大私利。

2.谋利形式群体化

群体作为群体腐败的行为实施主体，只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整体。。正所谓“成员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使得群体腐败的谋利形式呈现群体化特征。

3.成员的互利性

互利性是群体腐败最鲜明的特征，腐败群体的成员往往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结合，因为在这种结合所产生的联合行动中他们彼此利用、各自得利，相互帮助、相互提携，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4.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群体腐败具有隐蔽性，主要是指它的发现和处理困难、 复杂。

5.渐趋恶化性

群体腐败的发展会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形成恶性发展。集群行为的特征使其质的恶性发展表现在，成员间的相互联合经过屡次反复后，便会在他们中间形成一种较紧密的结合，导致群体稳定性加大。这样发展的结果，便会最终产生一个有组织性目标、有实体形式的腐败集体。

二、 群体性职务犯罪成因

群体性职务犯罪是指在同一单位、机构或案件中，拥有公共权力的一些人或集体成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团体成员或个人私利的犯罪行为。通过对此类案件的调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道德修养的不足

由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价值观、道德观还未形成，加之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地方和单位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致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价值取向发生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导致一些人私欲膨胀，滑向腐败的泥潭。群体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二)法制观念淡薄

一些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抱着“别人能捞，我也能捞”的错误心理，将手中权力资本化、商品化，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如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所所长何某、副所长蓝某和黄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便利，通过订购挂历虚开发票、虚拟拨款等手段，违法套取本单位所管理的国有资产23万余元私分给全所职员。

(三)认识上的误区

发生群体性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其单位的负责人和单位职工都是事后才知道他们侵吞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事前均认为是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而且是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人人都有份，不会构成犯罪。某县电业

公司虚列无电村工程款42万余元，在春节前以发劳务费、奖金名义集体私分。直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该公司领导干部职工还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四)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

有的检察机关在查办的私分国有资产以及共同贪污等群体性职务犯罪案件中，除了依法追缴非法所得上缴国库外，数额不是很大，影响不是很坏的，能够作不诉的就在检察环节消化掉;数额较大，影响较坏的，就诉到法院。而法院也是能轻判就轻判，首先是考虑免除刑事处分，免不了的即考虑判缓判;数额很大，影响很坏的，法院也只是在最低量判幅度内判决：量刑幅度3至7年的，判3年而不是判7年。打击不力助长了个体性职务犯罪和群体性职务犯罪的发生。

(五)管理制度薄弱 一个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严密或执行不力，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成为引发和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从查处的案件来看，虽然单位内部各方面也有一些规章制度，但大都不完善或形同虚设，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主要表现在小金库仍然屡禁不止，致使单位资金监管失控;财务制度形同虚设，领导个人说了算，资金体外循环现象普遍。近年来，某县所查处的涉嫌群体性职务犯罪的单位，无一不设有小金库。

三、预防与治理群体性腐败的对策

㈠国家层面

1. 加强思想教育

应该把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逐步构建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一是要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二是充分运用典型的案例和本地本部门查处的案例，积极开展法纪教育。三是要开展艰苦奋斗教育。实践证明，要保持党的作风建设与时俱进，务必“苦”字当头。四是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

2.建立健全约束机制，遏制权力的滥用。

建立外部制约机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注意把握好四点：一是广泛性。凡是群众办事经常碰到的制度，要全部向社会公开;二是科学性。制度要切合实际，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彻底性。凡是与群众直接有关的制度，无论对部门利益有无影响，都必须公开;四是严肃性。注意抓制度的检查落实，出台一项，落实一项。

建立内部约束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消除产生腐败现象的环境条件。二是适度分解权力，形成相互制约的新格局。针对一些基层单位、部门和个人集权过重又缺乏制约的情况，对人、财、物等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权力进行适度分解，改变单一的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从而达到遏制或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目的。三是实行管理交叉。即对同一工作分别给不同的单位、部门和个人以一定的管理或检查职能，起到了相互监督的作用。

3. 加大群体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

以查处大要案为着力点，逐步构建不敢腐败的惩处机制。一是要多渠道多层次深挖案件线索，扩大案源。二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当前反腐败工作

的重点，从对象上讲就是要把管钱管物、管人的部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因为这类案件影响大、危害也大;从行业上来讲要把垄断性行业和执法监督部门作为重点，从问题上讲要把反贪污受贿、行贿诈骗、严重以权谋私和挥霍浪费作为查处的重点。三是要动真碰硬，一查到底。查处群体违纪案件是一项艰苦任务，特别是查处“能人”、“红人”、“名人”存在的群体腐败问题，困难多，难度也大。解决这个问题，党委要支持纪委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既要敢于碰硬，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又要善于办案，讲究政策和策略，提高办案水平。

㈡大学生方面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遇到腐败现象是，拒绝诱惑并且勇于与其作斗争，在强权、利益前做到不低头，永远坚持廉洁修身。现在的大学遇着小社会志称，而这小社会有着与大社会一样的腐败。父母给予的学费、生活费用在大吃大喝、赌博等事上面着实令人汗颜。大学生不仅要动的学习廉洁修身知道，也要运用所学的知识教育他人。具体应做到：

1：围绕学生工作、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作为学生干部更加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一步理解“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工作宗旨，增强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和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袭击、加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意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学生个人成长结合起来。

2：加强思想教育

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依法实行自己的权利。为反腐倡廉做出自己的努力。

注释：

〔1〕新《刑法》第25条。

〔2〕《当代社会科学大词典》社会学部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蒋云根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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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德法并举防治腐败

腐败问题，是党、政府、人民极其痛恨又非常关注的问题。近些年，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必须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一些标志性成果。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根本性胜利。目前，中央决定要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从源头上抓起，我们以为应当德(治)与法(治)并举，软(思想道德建设)硬(法治建设)兼施，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即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德治建设)，才能真正从源头上、从根本上防(止)治(根治)腐败。

一、抓好德治建设，从思想上构筑起反腐防线

目前我国正处于腐败的易发高发时期。全国的违法犯罪案件数居高不下，大案要案不断，而且形形色色的腐败还在各行各业蔓延。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呢?我们认为这与我们多年来不太重视德治有很大关系。

德治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指依靠道德治理国家。其实，德治的内涵远比这宽泛得多。“德”不仅指道德、品质，还指明辨是非、精神上的心意、节操、功德等等。德治的“德”应是广义的德，是德才兼备的德。相应的德治不仅包括思想道德，也包括政治、文化、理想信念等建设，包括对人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纪观等塑造的工作。而这些年，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比较薄弱。1989年，邓小平就在各种场合反复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薄弱;①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②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③这方面的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一天两天能消除的。当然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一定进展，但与它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不少人的心中，思想政治工作仍是“软的”、“虚的”、“无用的”，因而内心深处是漠视甚至冷落思想政治工作的。此外，不少人思想认识上还有一些误区，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会妨碍经济发展，因而提出“经济要上，思想政治要让”的口号，甚至主张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是改革开放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二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要法治，就要淡化德治。其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发展，相反还有促进作用。因为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了，精神境界变高了，内在的奋斗动力就会变大，

民族凝聚力就会变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邓小平就多次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会保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推进德治，也不会妨碍法治。德治、法治都是治国方略，只是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法律侧重于惩恶以保护人民的权益，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但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法律也不可能事事都管。相反，道德侧重于扬善以保护人们的权益，道德的要求远远高于法律的要求，道德是法治的基础，道德的调节范围远远大于法律调节范围。人们常说，法律可以惩治王宝森，但培养不出孔繁森，就是这个道理。推进法治，对遏制腐败有极大作用。同样，推进进德治，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道德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治腐败。所以在反腐败过程中，要把推进德治与实施法治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德治、法治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综观各类腐败分子，无一不是从思想道德松懈开始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是非不明、观念模糊、价值错位、理想信念丧失，必然会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有鉴于此，我们就要大力推进德治建设。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江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统一”，全面加强公民的思想、政治、道德、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建设好坏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国家的兴盛衰败，由于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起主导性、支配性作用，所以在反腐败斗争中，要从严治党，从严治干，对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道德、文化素质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首先在思想上构筑起反腐败防线，过好“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经受住执政党的考验，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受住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

二、抓好法治建设，从制度上构筑起反腐败长城

反腐败仅仅依靠德治还是不够的。人性中毕竟有些弱点，即使思想境界比较高的人，也难免会一时糊涂发生问题走向腐败。有些人过去就曾是反腐败楷模，但最后自己却蜕化为腐败分子。此外，要求人们自律，要求大家加强思想、政治、道德修养，某些人未必听得进去，更不用说落实到行动上了，仅仅依靠人们的自觉行为还是不够的。从历史上看，我党在1926年就发布了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关于清洗贪污腐败分子的通告》;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预防糖衣炮弹;改革开放以来，对一些高层官员如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近几年发布的各种反腐败文件更多。但目前腐败仍愈演愈烈，除了我们在反腐败过程中推进德治与其应有状态还有较大差距外，更多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们的反腐败法

制建设滞后并存在不少问题。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⑤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⑥为了使反腐败工作深人持久健康地发展，并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坚决落实已有的制度、措施外，笔者以为我们还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思想政治工作对遏制腐败具有的重要作用已勿需多言。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也早在1982年就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这只是一条原则规定，需要进一步法律化、具体化。目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迎接新的挑战。而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尚无法制保障，队伍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开展工作所必需的钱、财、物也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进行超前研究所需的科研资助等。这些都直接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及取得实效，也就从根本上影响反腐败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如何使应受教育的广大党员、干部等实实在在地接受教育，也要靠加强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己经过“三五”普法，可是河北省委党校对某地的调研表明，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居然颠倒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⑦这看似奇怪，其实只要看看我们的基层普法是如何进行的，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如何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在反腐败过程中起积极作用，需要法制做保障。同样，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及考评，也需制度化。第二，要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三个代表”最根本的在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何保证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把我们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具体化、法制化。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应当最有发言权。而德治最为关键的是“官德”，官德的要求应该比法律和一般道德的要求高得多才行。如何监督官德，保证官德高尚，这也要让官德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所以有必要把“三个代表”具体化，把群众路线制度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方面真正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必然要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代之以选举制、任期制，对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实行主动辞职制度，对腐败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要尽快制定出台新闻法和监督法，让新闻舆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并代表人民进行监督。要认识到新闻舆论不只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因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

第三，要进一步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⑧我国的众多事实也证明这点。山东日照市检察机关1996年至1998年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约4691次，其中反映各级“一把手”的竞占95%。⑨而像黑龙江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向国外非法转移资金上亿元案，像成克杰把国有土地从评估价每亩90万人民币降到50多万，无不与权力过于集中

而缺少有效制约有直接关系。而目前我们无论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对制约权力缺少足够认识，象日常工作中过度强调“人际关系”，象财务工作中的“开支一支笔”，都是缺少权力制约的典型反映。制约权力而不是集权，还有许多事值得我们去做。

第四，要把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法律化、具体化。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它包括国家制度、公民权利和自由、民主作风、民主态度、民主精神、民主习惯等多个层面。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人民与人民代表、政府官员的关系上，“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都是长工。”⑩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才能保证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如何保证人民代表、政府官员具有民主作风、民主态度、民主精神、民主习惯?如何切实保障公民享有和行使宪法及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

第五，要加大腐败风险成本。目前，我国的腐败处于高发期、易发期。随着反腐败力度加大，腐败的形式变得多种多样，花样也不断翻新。腐败分子胆敢顶风作案，原因之一就是腐败收益大而风险小成本更小。当成本低、风险小而又可以获取高额回报时，人们就会铤而走险。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要查出腐败分子，实属不易;而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中受到实质性惩罚的更是少之又少。统计表明，1993年至1998年，我国因腐败而受查处的官员，被判刑的仅有6.6%。这样低的腐败成本和风险促使很多人铤而走险。这也就是许多人对腐败深恶痛绝，但一旦自己有权有势，也迅速蜕化变质为腐败分子的原因之一。江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诫作用。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教育、爱护和警醒广大干部，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总之，我们必须坚持德法并举方针，并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推进德治和法治建设，才可能真正使腐败防治于未然，惩治于既然，进而根治腐败。

注释：

①②③④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30

6、

110、37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⑦舒茂兰：《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亟待提高》，载《光明日报》2001年3月20日。

⑧卢梭：《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⑨孙正武：《管好“一把手”》，载《半月谈》2001年第3期，第30页。

⑩严书翰：《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政法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第236页。

第五篇：经济领域防治腐败的思考

经济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也是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发源地。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应重视研究解决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逐步铲除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主要因素

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经济领域滋生腐败的主要因素有四：

第一个因素：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在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全面到位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导致腐败的重要源头。各国经验说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适当的干预和控制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就会制约经济发展活力，甚至产生一些消极腐败问题。近几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削减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把配置资源的权力更多地让位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权力寻租”问题。但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项目，由于有的还没有科学规范管理，“权力寻租”问题仍然存在。对行政审批权力有一个再清理、再规范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行业和部门垄断。其主要是借助非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市场垄断，以谋取高额利润。一些行业表面上看似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但实际上是在搞行政垄断，谋取部门利益，使部门既得利益固定化。行业垄断导致主管部门行为企业化，产生大量的收费，加重了企业和个人负担，也导致了分配不公和行业间收入的巨大差距。

第三个因素：体制制度的空隙。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健全完善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使腐败行为在经济领域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比如：商业贿赂问题的滋生蔓延，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我国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的立法不够完善，目前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善的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经济转轨时期的法律制度缺失与滞后，很多应该得到法律制裁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很多应该得到制度规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这也是经济领域腐败现象得以滋生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因素：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各个层级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凸显，分配不公带来人们的心理失衡，利益冲突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是腐败问题滋生的内在动因。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收入较低，相当数量的人心理失衡，有的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与企业打交道中谋取私利，大捞不义之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发展，搞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有的企业为了获取市场交易机会或有利交易条件，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大肆进行商业贿赂等。

防治经济领域腐败的拓展方向

从源头上防治经济领域腐败，应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某些领域取得成效之后，应拓展防治的广度和深度，拓宽领域和范围。

一是实现由流通领域向生产、分配、消费领域的拓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流通是生产的自然延续，生产与流通相比，生产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分配、消费环节都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为生产、流通提供了条件。我们在流通环节治理商业贿赂取得明显成效后，就应当逐步将防治腐败的触角延伸到生产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应注重解决生产领域中存在的以制造假货、破坏环境、安全事故等相关的腐败问题;在分配领域应注重解决税收流失、分配不公等相关的腐败问题。在消费领域应注重解决售假坑害消费者、市场垄断等相关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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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现由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的拓展。过去我们把防治腐败的重点集中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在这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和遏制后，应将防治腐败的触角延伸到私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去年11月底，全国私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380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其占gdp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这说明，私营企业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单元。应延伸反腐败的触角到私营企业，进行有效规制。

三是实现由“需求方”向“供给方”拓展。以往反腐败重点在“需求方”，主要是对公共部门的官员进行监督制约和严肃查处，而对“供给方”监督不够、惩处不力。反腐败不仅要对公共部门的官员进行监督制约，还要用法律和道德规范企业的商业行为，创造良好的商业竞争环境。不仅要着眼于腐败的“需求方”———收受腐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还要着眼于腐败的“供给方”———腐败资金的来源;既要反对和惩治接受方，又要打击和惩处供应方。斩断供给，遏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