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

中西文学（精选十篇）

中西文学 篇1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 它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对于中国文学, 它有数千年悠久历史, 有着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它构成了自己的特色、审美理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二、中国文学基本特征

由于受自己的语言特点、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 这样就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不同的特征。

1. 汉语言文字

在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方面, 汉语言文字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它容易引起具体意象。对于自身排列, 有时也会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

(2) 对于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 也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 在外观上, 也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

(3) 诗人们利用汉语言有四声这种特性, 写诗时注意了字声安排。

(4) 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 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

2. 文学观念体系

由于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 这种观念体系的思想渊源, 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来说, 西方文学, 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比较倾向于锋芒毕露, 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 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倾向一泻千里的铺张, 中国文学则倾向尺幅万里的浓缩。在总倾向上, 这种审美观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1]。

三、中西方文学的区别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 中国文学显得较含蓄, 竭力体现意境、意象审美, 多在辞藻、修辞及意境等的表现;而西方文学显得比较直白、大胆, 浪漫、开放。这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同相关, 因为文学源于劳动。虽然中国文学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但却表现出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 这与西方文学比较而言, 统一性和单一性就比较明显。因为这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联系的。对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联系来说, 相对较少。由于处于封闭的环境中, 总的说来, 这与宗教的关系比较疏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凝重而稳健的性格特点。再有, 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来看, 中国文学一般比较倾向于表现的特点。在体裁上, 中国文学比较偏重抒情, 对于叙事文学, 兴起较晚, 也不发达;在创作方法上, 中国文学不重视写真实而重视写意境。在中国文学理论方面, 随着自身的发展, 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即有着整套与西方不同的范畴。它们不是玄虚的, 而是微妙的, 经过不断演变、完善, 这些范畴的内涵也日渐丰富, 在相互间交叉的基础上, 形成网络体系[2]。

四、中西方文学差异

(1) 中国文化传统追求, 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即通过人与客体对象的融合, 达到没有我没有对象的水平;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来说, 则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 来达到对自然控制, 为我所用。

(2) 中国文化所尊崇的至高境界, 即中国文学都是吸引比较柔和的“琴棋书画”“高雅”技术, 排斥一些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

(3) 中国文化所定下的目标过高, 要达到这个目标, 难度过大。

(4) 中国的教育极为糟糕。主要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可以操作的技术可教。我们所谓的“圣人”不是通过上学产生的, 而是通过“顿悟”出来的。对于“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实际上, 这是不能从“教育”这种手段中得到益处的。

(5) 西方文学的情况恰恰相反, 定的目标比较合适。即通过学习, 发挥人的智能, 就能达到控制自然的目标。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 形成规范的知识体系。这样可以很好地推广教育, 提高民族整体素质。

(6) 中国的文化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的世界文明中心。

(7) 由于客观条件得限制, 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人间天堂的美景无法实现, 只好通过一些梦幻手段“假装”来实现。而西方人, 为了达到天堂, 花了两千年时间进行造战车和梯子等。虽然人类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在策略上, 中国人目标定得太高, 结果反而落后在西方后面[3]。

(8) 中国文学由于受世俗与封建压力很多, 很大程度上, 在元末明初之前, 中国文学都是以哲理文言散文、诗、词等为主, 但他们大多避开谈政治问题, 但西方文学, 在元末明初前, 其主要围绕的是宗教展开说的, 尤其对爱情、自由方面初步有了一些萌芽。这样的西方文学, 可谓是逐渐发展。封建制度的打破之后, 人们思想得到解放, 西方国家文学的自由, 民主, 文明的题材, 随之不断兴起。而中国文学仅是初步自由思想萌芽的开始, 这样相比西方文学, 真可谓是落后了一大截, 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坛和西方文坛差距的原因。

(9)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除了以上追求境界不同之外, 还与生存环境, 宗教信仰, 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即第一、生存环境方面:语文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第二、宗教信仰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第三、历史典故方面,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大量的由历史典故形成的。

五、中西方文学自然观差异

对于中国人与西方人来说, 由于历史渊源、地域特性及哲学与文化心理的不同, 导致了思维的差异。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 即“靠天吃饭”。农业、土地与民生息息相关, 这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们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 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也是统一的。由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崇尚自然、行于自然;不违背天命、顺其自然。在人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的世界中, 我们存在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尤其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哲学, 其深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也是汉民族的循回式思维方式, 在语言表现法中, 有回环式:即“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还有递进式表达:即“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中国人表达事物, 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 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大到小进行阐。这种思维模式具体一般型表达的特点。在语言上、在文化艺术、经济活动中都占有统治地位。这就是说中国人所擅长的具象思维。而西方人恰恰相反, 他们总是将人与自然分开, 思维是独立的, 讲究“人物分立”, 即人能够通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六、中西方文学的精神差异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 中国文学有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文学往往是社会生活影响的产物, 但是中国文学受古代的封建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大多数文人具有批判性, 即对社会本身的不满和无奈。比如《红楼梦》, 红楼梦中的描写比较细致入微, 每句话都有其特殊的含义,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好书, 但是它的语言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特别是其中的诗歌。在中国文学里, 这绝对可以堪称是经典。对于西方的一些人, 他们看到的只能是大体上的主导思想, 而中国文学, 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 其主导思想大部分都是反映本国社会情况的, 因为外国人没有接触过, 所以也就无法想象到中国的局面, 更无法体会到中国文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推动作用。实际上, 中国文学确实也起到推动社会的发展的作用, 也仅是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如果把他放在世界, 甚至是人类的高度上, 它就显的很渺小了。用很多外国人的观点来说, 这就是小家子气, 中国社会避免不了影响中国的文学, 一定的背景下, 它能生存;在世界的范围, 它无法有太大的实质性的飞跃。反过来讲, 往往世界上的一些名著, 其都是对人性的一种诠释, 具体针对的是人类, 而不是带有局限性的社会, 比如《老人与海》, 它表现了人类的伟大和不服输的精神。这是适应社会和民族的文字, 最终它能登上世界的顶端也是必然的。对于世界名著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大多都表现了人性的伟大、丑陋、自由、博爱等观点, 这就突破了单一的民族, 而走向世界。相对于经典的《红楼梦》而言, 沈从文的《边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由于他的思想是博大的, 西方人更容易接受。

总而言之, 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空虚, 我个人认为, 除了外国人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的不理解之外,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学的社会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孟琦.对比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 (16) .

[2]赵珍.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及处理方法[J].青年文学家.2009 (15) .

中西人文精神与文学精神论文 篇2

人文精神的现状及问题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培养主要依靠大学的人文教育，外国文学无疑是人文教育的重心之一。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精神的重视、个性的尊重、人的自由的追求，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它的对象和目的都指向人本身，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和外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使命，造成了它们对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的理解，但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追求是它们共同的历史和现实使命。

受2 O世纪世界科技理性潮流的影响，一种工具理性思维和物欲思维席卷全球。大学生在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人文滑坡的现象。中国自不例外。从社会层面看，面对社会金例外。从社会层面看，面对社会金钱观和功利主义的诱惑，不少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偏颇，少数人甚至出现人性极端扭曲的现象。从校园层面看，不少高校的人文教育比例严重失衡，人文课程萎缩，专业的设立越来越注重实用化，量化思维的全部在于追求高就业率。人文选修课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素质拓展课成为极度放松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成为偶尔的心灵鸡汤，文学类课程成为不思进取的黯然选择。请假逃课的唯一理由就是实习(当然正常的实习时间段除外)和兼职，一句话就是：教师不安心教，学生不专心学。若长此以往，大学不再作为传承人类精神文明薪火的摇篮，不再是博学宏思、厚重深远的教育理念的携带者，不再是具有历史价值和时代责任感的先锋承担者。它仅仅是～只围绕市场经济指挥棒的跟屁虫。

失落了人文教育的大学教育如此，那么这种言论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从部分大学生自身看，颠倒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造成人生观的迷忙，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动力和危机感，即使有所谓的竞争和追求，那也只是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和对包含高价位的职位的追逐。这确实是一部分大学生的现实写照和人生道路的真实选择。总之，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滑坡是客观事实。因此，在当前重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的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就显得必需和必要了。而对于拥有深厚人文传统的西方文化与文学来说，无疑对当前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着无比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文学中也同样蕴含着无比丰富的人文精神。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展开对中外历史中人文精神的搜寻。

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从人文素质教育的视角而言，西方的人文素质教育经历了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和近代化的通识教育三个阶段。其中，贯穿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本意识，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鲜明体现。而从外国文学的视角来关照西方人文主义，国外则有着悠久的文学创作历史与理论实践。外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文精神的发展链条。而对于外国文化与文学中的人文传统与自由精神的研究，则更是汗牛充栋，我们只能是择其要者论之。瑞士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文艺复兴造成了“个人的觉醒与发现”，是近代化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即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端。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形成了对个人精神的重视和对古典文化的重现发现。因此，文艺复兴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毫无疑问都指向个人的觉醒与发现，是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的自由表达。

西方近代理性文明的展开。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展开，资本将人无情地抛人一个异化的深渊。马克思在《1 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描绘了资本主文明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异化的劳动导致了“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诗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②马克思的异化观深刻影响了2O世纪的西方文学，使一大批作家创作出了形象反应资本主义文明新阶段的人的异化本质。如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恶心》、加缪的《鼠疫》，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多》，黑色幽默作家海勒的《第22条军规》，等等。正是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劳动异化观的基础上，这些作品深刻地表露了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人性荒谬、孤立、悲剧的异化本质。人的异化作为一种与人之外的对立本质力量，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异化状态的严重性和虚伪性，这是独属19世纪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一表露人的生存和存在情状的异化本质。马克思认为，要消灭这种异化观，就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阶级制度，建立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我们不能论证这种社会历史发展观的现实性，但是马克思对人异化的关注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展望却饱含了对人性的关怀，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马克思同样也是一个深刻的人文主义者，这是他继承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表征。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提出了对机械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和语言的造反与革命。他极为认同波德莱尔笔下那些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这些“波西米亚式的流浪汉”、“游荡者”、“拾垃圾者”是这个透露机械工业味道的城市的革命者与造反者，因为这些人把自己同这个被包装的现代城市隔离出来，在社会边缘的缝隙处，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样发现了人的一种诗意的存在。本雅明一方面是一个马克思式的现实观察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个体式的生存体验家，从社会的破碎处发现诗意的存在，在文本的整体复杂思考中透露诗意的寓言，这是本雅明的复杂之处和奇特存在。他赞同普鲁斯特对逝去的经验的重拾，这种经验无疑是与传统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这使他成为一个“收藏家”，这不仅在于心灵的收藏，本雅明更是赋予这个现实行为一种诗意的意味：“‘收藏’是现代世界的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收藏者“构筑一道界限，把自己同虚无和混乱隔开，把自己在回忆的碎片中重建起来。”“使事物从一个实用计划中摆脱出来，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并把这种新鲜直接带人思想的行文中是本雅明在作品里处心积虑要达到的效果。”‘然而，本雅明还是一个现实的革命家，他以语言和思想的革命家姿态去革新人们眼中的这个扭曲变形的社会：“即在一个四散的物的世界里聚合起一个精神的整体，在一个缺乏意义和表达的方式的条件下说出话来，保持思想的活力。”④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本雅明是一个造反者和批判者，在一种深层意义上，本雅明其实与两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联系存了一起，注重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注重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这也是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文人”的原因所在。

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详细梳理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史。他认为：“人文主义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信条，而是一场曾经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而且现在仍在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的持续的辩论。”⑤这就表明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文主义如同传统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会体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对人性的尊重，对个性的追求，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重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憧憬不会变，也不可能变，因为这是符合人性和人的生命本质的需求。布洛克认为，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一个发现了“人”的时代，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欲望的合理要求，对人的自由的吁求，成为西方后来人文主义发展一以贯之的探求。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2 0世纪，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践踏，对人性的践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布洛克看到，“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⑥人性具有两重性，这是布洛克对人文主义的辩证态度。人类的2 0世纪，尽管有战争、有创伤、有痛苦、有忧郁，但是，保持了开放姿态的人文主义必然走向科技的极端之后返归心灵，即人文主义与科技和宗教的融合，只有全面融合开放的人文主义，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从而在物欲文明的进程中保持心灵的适度与平衡。不得不说，布洛克的观点是深刻的。他既看到了人文主义在2 0世纪失落的现实，同时也对这个现实给予了自己的展望和憧憬，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人文主义。

中国传统文明源远流长，人文传统博大精深。在2 00 0多年的历史积淀中，以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方式阐释着关于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安贫乐道和释家的明心见性。这种人文主义在以儒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脉络中总是参杂着不同流派的融合、变通之道。在历史中，儒家被官家掌握后总是以压迫式的强势方式，甚至以对人文的变异和扭曲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王朝的巩固，这是历史的客观性使然。然而，在这种大潮澎湃的底层，总是有一股股清泉涌动出来，呈现出被压抑的人性和人文主义。如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流露的是人格的自觉和人性的觉醒。宋明时期理性压迫下的心学思想，就贯穿着对人欲的尊重和人性的尊重。晚清时期，面临国破家亡的处境，康梁等有识之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借古维新，体现的是一种上升到民族家国层面的人性尊严和民族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方文化的启发和刺激下，鲁迅等新文化斗士“别求新声于异邦”，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来凸显他立人的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启蒙主义道路的开端，西方文化与文学是作为一种模仿、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也有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渗透影响。尽管在其后的道路中，中国文化与文学是作为一种革命道路的标向，呈现的是中国本土特色和中国革命的特色。而革命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是具有深刻人文性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审美存在的艺术关照方式，革命文学无疑是此一时刻中国激进性想象的体现，与艺术的自然发展呈现一种错位的发展道路，因此这对启蒙主义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是一种遮蔽和阉割。新时期以来，人的解放和人性的释放成为文学描写的核心，也标志着时代的风气转向。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完善的趋势下，大学人文教育起着塑造大学生精神和灵魂的重要作用。9 98年，我国出台《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的政策，其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从更深的层面和更综合的角度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怍为文化素质一环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这是站在宏观角度对人文素质的阐释和理解。不仅国家层面的理论和政策导向着人文素质的重视和培养，而且各阶层也在以各种方式实践着、完善着对人文素质的追求。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和重塑，是5 O年代的美学讨论和“人学论”的延续。9 0年代的人文精神不仅是对8O年代文学辉煌性和启蒙性的眷恋回忆，更是对新时期商品经济席卷和吞噬人性的审美呼救。新时期，人民崇尚经典、热衷读国学、恢复传统文化的活力，都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心浮泛的一种纠正，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审美冲动。但是，因为地域、文化、阶层等方面的相异，这种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和理解阐释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且，在普遍性经济冲动力刺激之下，人文精神的重塑显得力不从心或说效果不明显。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受西方学科分科的影响，我国学科不断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的同时也不断走向琐碎化和精细化，人文精神的缺失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果论和经济实用论的功利主义冲击下，人文素质的下降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向。因此，在当前重提人文素质，尤其是作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生力军的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徐葆耕的《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全面考察分析了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注重对人的心灵历史的挖掘，透视人的精神主体力量，从中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作者注重对人性的重视和挖掘，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探求，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追求，成为这本书的最大特色。这对于当今沉醉在世俗物欲大潮中的部分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育与提升，不无启发意义。

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直接讨论，我国于1 997年在人文精神讨论的文化背景中得到体现。1 99 7年5月1 8—21日，“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以“外国文学与人文精神”为主题在厦门大学举行。这是一次集中、权威讨论外国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会议，并成为后来研究外国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奠基。而事实上，后来的相关研究很少甚或某些主题的阙如使得这次会议精神变得更为重要，不少学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重要观点。蒋承勇的论文《西方文学人文精神论纲》重点疏离了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演变，使得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认识更为深刻，人文精神的提炼变得更为清晰可寻。蒋承勇以此为基础写出了博士论文专著《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从“人”的精神发展演变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视角，全面考察分析了西方文学从古代文学到18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发展，论文资料详实，论证有力，新见跌出，是研究西方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力作。刘建军的论文《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从文化的视角审视了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演变即“人用以生存为核心的自由意识对自然暴力及其转化形式的抗争”到“人与神的对立”再到人对“‘物’的认识和反叛抗争”⑧三个阶段。

总体而言，国内外对外国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关系问题都集中于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挖掘、整理和归纳，并结合时代的大学教育制度和国家政策予以适应性的调整。国外对人文主义的研究一以贯之，成果众多，效果显著。国内对人文主义的研究并不成系统性，截取人文精神的某一侧面做深入研究是大部分研究者的选择。并且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人文主义的研究曾一度中断。新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研究更多是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借鉴和模仿，但也有自己的开拓性。而具体针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外国文学研究则显得较少。即使涉及到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多是从西方文学的视角，缺少除西方文学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学的考量。因此，全面宏观整体的外国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关系研究势在必然。事实上，纵观我国各项理论和国家政策，都表现了对人文素质的重视：邓小平的“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体现的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辩证法。“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透露的是内含着人文素质的先进文化。“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背后是对物质文明过快发展的协调和补充。“中国梦”的实现，更是离不开精神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摘自习近平2 01 4年3月2 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背后，突显的是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⑨

注释

(①[俄]高尔基．底层[M]．芳信译．中戏6 0个经典剧本合集，2 014：6 84．

②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9 5：47．

③[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 Ol 2：12一l3．

④[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H]．张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12：24—25．

⑤[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H]．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 97：2 33．

⑥[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H]．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 97：165．

⑦高等教育司．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H]．[199 8]2号：1998-04-10．

⑧刘建军．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A]．赖干坚．外国文学人文精神论集[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 9 9：3 0—3 3．

融汇中西之文学实践 篇3

关键词：韩少功片段体小说

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再到《山南水北》，韩少功将这种类似的小说文体固化为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模式。这三部韩少功称之为“片段体”[1]的小说有着与传统长篇小说面貌迥异的文体特色：哲思与叙事相杂糅、整体与片断相贯通，即感性与理性、片断与整体的有机统一。用韩少功自己的话说，是“在描述中展开思考，在碎片中建立关联”[2]。

传统线性叙事小说貌似具有宏大的整体性面貌，但有时候恰好妨碍表现整体，从而是片面的、武断的、扭曲的；而切换自由、焦点灵活的片断体小说则有效规避了这种片面性和武断性，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视角来表现更为客观的整体。在《马桥词典》、《暗示》和《山南水北》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历史叙事中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鲜明对峙。小说以平等对话的视角，着意呈现生活的原生态，情节交错，时空交替，传统小说的主线被解散，意识形态被消解。作为一个具有学养深厚思想深刻的先锋性作家，韩少功创作这种文体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中国杂文学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进行的。

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借鉴

八十年代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作家深受觸动于西方小说模式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并纷纷致力于在小说领域追求新的表现形式。

和早期先锋派作家不同，韩少功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绝不只是移植外形和皮毛，更着重于思想和内容，他是借现代主义文学之形，注入本土文化与理性哲思之魂，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小说文体。

一九九六年以张颐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指责《马桥词典》模仿或抄袭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实际上两者除了都以词典的形式结构小说之外，文本的展示和思想的表达上并无相似之处。比起《哈扎尔辞典》，我们更愿意承认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片断体”对韩少功创作片断体小说的启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部分章节采用词典式的写作样式，《马桥词典》则整部小说都是采用“词典”的形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三章“误解小词典”以个人命运、性格、心理为语词作注解，《马桥词典》则扩之为以群体的命运、性格、心理为语词作注解，二者的构思方式基本一致，即由语词作为切入点来观照社会人生，这就是《马桥词典》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深层联系之所在。而这一点正是《哈扎尔辞典》所不具备的，其仅有词条展开的外形，却无释义之实。若说《马桥词典》模仿或抄袭《哈扎尔辞典》，未免不是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于皮相的肤浅理解。

二、中国杂文学传统的继承

中国古代小说与散文常常混为一体，文、史、哲的区别界线难以辨认。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芽到基本成型始终未能摆脱经、史、子、集的影响，文章、学术、思想、文学混杂一处。区别于西方的“纯文学”，这种“杂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的基因。

作为文化寻根的实践者，韩少功一直致力于通过审视自己的民族传统，获得文学创作新的生命力。 “我的《马桥词典》是力图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努力寻找不那么欧化、或者说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方式。[3]”可见，他的片断体小说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下，对中国杂文学传统的继承。

韩少功回归传统的文体实验最终落实在对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创旧”之上，即对其“散点透视”、“散文化”、“文史哲杂糅一体”、“小说与非小说的文体杂交”等杂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再创造[4]。韩少功并不讳言《马桥词典》同古代笔记小说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说：“马桥人的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作琐碎浅薄的言语，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5]”

除了受《世说新语》、《儒林外史》等古代笔记体小说影响之外，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同为杂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似乎也对韩少功的片断体写作给予了一定的启发：如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和大量杂文，其文风之幽默深刻、短小犀利无不与《马桥词典》、《暗示》暗含契合之处；沈从文的《湘西》、《湘行散记》等则与《山南水北》之自然流畅、情致饱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融会中西，回归古典

其实，古今中外采用片断化风格的名作并不少见，韩少功的片断体写作广泛吸取了这些作品的长处，但从整体结构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更契合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昆德拉等人的片断体小说：“现代社会里传媒发达，人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一个文学写作者描述这些事可能是不重要的，而描述这些事如何被感受和如何被思考可能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有时会放弃传统叙事模式的原因。我想尝试一下被笔墨聚焦于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前人的笔记体或者片断体。[6]”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昆德拉等人的片断体都以散点透视的多维视角给“如何被感受”以更客观和多元的立场，又以思辨化和散文化的特征给“如何被思考”注入作者更丰富的感知和体验。

在对中西文学的研究和比较中，韩少功意识到二者的相通之处——小说的散文化是小说文体创新的通途。总体而言，他的片断体小说创作，显示了他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寻觅、融合以及最终向古典小说艺术的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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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少功.大题小作·文化透镜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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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述务. 韩少功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18.

[5]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68.

[6] 韩少功. 写到生时方是熟[N]中国文化报，2002-10-18（4）.

浅要比较中西方生态文学 篇4

而笔者认为,既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古存在,那么生态思潮虽兴起于20世纪的欧美西方世界,中国生态思潮的真正兴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 但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中西方自古皆有之,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一、不同的文化地位

“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脱离开整个文化语境是无法理解文学的。”[1]中西方生态文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根源,但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基础却造成其思想根源所占的文化地位不同。

人类文化的源头主要包括三种: 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贫瘠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有着丰富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则发源于岛屿、滨海地带。自然环境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形成文化类型。游牧、商业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农耕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

前者由于内部资源不足,只好向外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文化精神是流动的、进取的、冒险的,表现出强烈的“战胜与征服欲”,从而形成一种有强烈“对立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异族是“敌”与“我”的对立, 对自然则是“天”与“人”的对立。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决定了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必然不可能占据西方主流文化的位置。相反,以人类为中心,征服、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思想才是西方主流文化所奉行的。

而后者地形资源丰富,物产丰足茂盛,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稳定生活,需要家族人员世世代代齐心协力、持之以恒、踏踏实实的辛勤劳动,因此文化精神体现为平和而保守; 但是农耕生活必须依赖气候和土壤,自己不能安排和控制,只能信任、忍耐和顺应自然的变化。因此, 形成的是“和谐”“天人相应”“物我 一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思想历来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二、不同的发展轨迹

虽然中西方生态思想都源远流长, 但因占据的文化地位不同,从而导致各自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不同,进而导致各自生态文学的发展轨迹也大相径庭。

追溯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绵延数千年,历经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才得以真正清晰。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强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提出自然整体观念, 但不是主流。古罗马时代,普林尼愤怒指责: “何时将是地球枯竭的尽头,人类的贪婪最终将渗透到何处![2]”却只有孤独的回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泰莱西奥怒斥“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激烈抨击人们对大自然的粗暴[3],但无力挽狂澜。18世纪才是西方生态思想有所发展的时期。思想家都宣扬“遵循自然”,出现了许多诸如“自然宗教”“自然道德”等与“自然”相关的术语。这一时期的卢梭是西方生 态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卢梭的生态思想包括六个方面: ①征服、控制自然批判; ②欲望批判; ③工业文明和科技批判; ④生态正义观; ⑤简单生活观; ⑥回归自然观等[4]。他的思想影响了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们倡导回归自然,他们的作品赞美纯洁的儿童、质朴的人们和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

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文学自古希腊神话以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母题———“与 自然搏斗、征 服自然”。如: 英雄神话之《赫拉克勒斯》, “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此后出现大量此类主题的文学作品,如: 《鲁滨逊漂流记》 ( 笛福著) 、《白鲸》 ( 麦尔维尔著) 、《荒野的呼唤》 ( 杰克·伦敦著) 、《老人与海》( 海明威著) 等。

而中国的生态思想自文化形态奠定之初便已然决定了其清晰的主流地位。

上古时期,中国的祖先在祈祷风调雨顺,期待五谷丰收之时,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除了敬畏崇拜,也充满感激赞美: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 《易·上经·乾》)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 《易·上经·坤》) 。“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天地万物都由“乾”“坤”相生而成。这是中国自然哲学的发源,亦是中国生态思想的滥觞。

继之,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把对自然的依赖和爱慕表现到淋漓尽致。他们“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的东西严格区分, 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快乐,人为给人痛苦[5]”。

老子是朴素的自然主义者,其主要观念“无为”是顺其自然、不强作妄为的意思[6]。他认为要遵循自然法则, 不加干涉,顺其自然, “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 《道德经·五十一章》) , “道”即万物的由来, “德”则是万物本性的依据。他强调寡欲,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 《道德经·十二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 《道德经·四十六章》) 。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 《道德经·五十五章》) 。

庄子进而发 展为主张 “天人合一”。他认为, “天”代表辽阔无垠的自然宇宙,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 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庄子·天道》) ,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与大自然本质上是一致的,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 《庄子·齐物论》) ,他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大本大宗”, “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人类要了解、掌握、遵循自然规 律,这样才能 “天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自然规律与道德原则是合一的,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科学史、宗教史、政治史、伦理史等诸多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文学艺术上,道家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见解,但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视自然为最高理想境界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从古至今都喜欢把自然作为描写和抒情咏怀的主要对象,沉醉于天地自然之中悠闲自得、静寂自娱、清高自洁,体验着物我浑融的境界。

三、表现形式的不同

尽管国内外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有分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中西方,生态文学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不同的文化体系孕育着不同的审美意趣,即意味着中西生态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西方主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古希腊人认为“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与智慧的起点”[7],美是理性的。因此, 西方美学以“摹仿”为主,如柏拉图所说“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现实是对理念的摹仿”,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艺术摹仿的是现实,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必然规律或内在本质”[8]。这种审美思想强调理性人为和量化微观,从而“再现”与“摹仿”一脉相承,成为西方文艺的主要特征,叙事成为西方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生态文学也不例外。如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叙写了能诗善画、热爱自然的青年维特 在一个青山幽谷、晨曦暮霭的小山村里所经历的痛苦、憧憬和绝望的爱情。小说批判城市文明,在大自然寻找心灵的慰藉,热情赞美大自然的纯净和空灵之美: “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 ……真想变成一只金甲虫,到那馥郁的香海中去遨游一番,尽情地吸露吮蜜。[9]”

而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论语·里仁》讲: “里仁为美”,《庄子·知北游》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的美是感性的, 也与“善”紧密联系,大自然是最完美的,具有至高无上、无可言说的美。因此,中国“在审美上关注外物景致与人心情趣的浑然交融,天地万物之气韵与人之生命节律的深度契合”[10]。这种重感性、轻理性,重传神、轻描形,重缘情表现、轻写实再现的审美观,使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多写意抒情,少写实叙事。因而中国历来生态文学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抒情诗词为主,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咏物诗等。如唐代诗人王维,其笔下的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在静谧中呈现着宇宙生命的律动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其诗《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诗人忘却了自我,自我转变成“秋雨”“跳波”“白鹭”,与大自然快乐地相与消融。这种忘我、快乐的精神境界正是生态文学所要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主题。

综上所述,文化形态的不同造成文化地位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地位又导致发展轨迹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体系孕育着不同的审美文化,不同的审美文化决定了表现形式的不同。比较中西方文化,西方强调对“自然”的利用,中国则注重与“自然”的相生; 西方文化以科学知识为本,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伦理为本; 西方文学擅用叙事表达“拯救自然”的主张,中国文学则擅用抒情阐发“热爱自然”的心声,这是中西方生态文学的同中之异。而异中之同是,不论中西方文化存在多大的差异, 回归自然都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它是为了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揭示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警醒人对自然的破坏,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学。

摘要：生态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是生态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其探讨和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随着生态思潮的日益蓬勃发展,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显现出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趋势。本论文主要从文化地位、发展轨迹、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对中西方生态文学进行浅要简略的比较。从而在接受西方生态思潮影响之时,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

中西文学 篇5

摘要：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中，传统语言学时期指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又称为语文学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训诂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词义、语义问题。本文将就中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进行对比和研究。

关键词：传统语言学；语文学时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对比

一：引言

语言学的历史非常古老，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从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看，我们可将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语文学时期，也就是传统语言学时期是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在最早的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主要局限于解释古字词、诠注古书籍。

二：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

（一）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经验主义哲学观

任何语言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18世纪以前，哲学界的特征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影响着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由于语言学与认识论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受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论争的深刻影响。

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来自感官对外间事物的感觉，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感觉经验虽然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的原因，但是能提供关于个别事物最权威的知识。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在古代语言学的第一个论争，即“自然派”和“惯例派”之争中，亚里士多德持“惯例派”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心得经验”的符号，其意义来自约定。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语言研究涉及到逻辑和语法的相互关系，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识别标准、词项和命题的语义解释问题。并且一直反对亚里士多德语言理论的斯多葛学派也遵循这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可以看到，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验主义学派强调各种语言的特殊变化，并且这些语言学家们会根据日益丰富的资料修改自己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描写。经验主义的真正发展，得益于文艺复兴后期采用实验和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他认为知识论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认为建立在物质本质之上的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是预言师进行交际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应该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其语言学观点在其著作《新工具论》和《论科学的优势和完善》中得到论述。

（二）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理性主义哲学观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古希腊的语言研究在两个方面进行，即哲学方面和语法学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与认识学说的研究密不可分，都存在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是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神学思想渗透和影响着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必然导致理性主义在这一时期语言学研究中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在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成就是摩迪斯学派的学者们建立起的思辨语法，这也代表了中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认为自然界和语言结构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系统，并且十分强调理解方式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三：中国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一）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语言学是一门古老学科，自先秦时期就有了中国传统语文学。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为了解释古代文献，用来帮助学习哲学、历史和文学。我国先秦时期就有了大量的文化典籍，这些书籍做使用的书面语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文言文，以文言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结束。中国传统语文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解读文言文进行的，由于书面语汉字独有的特点，所做的研究仅仅只是抓住了汉字本身，分析他的形体，探索读音和意义，我们称这种研究为“小学”，而语言学家们对语文不同的侧重研究就形成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语文学。但是，由于我国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而并没有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没有引起语言学家们的重视，也就没有把它称作一门学科。

中国传统语文学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到清代，尤其到了乾嘉时代，研究达到了其高峰期，清儒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本来就蕴含着语言学的因素，如古代韵图中已开始从文字转向了声音，注重行义并重，有了构拟音值的尝试。虚词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且具备语法学的一些观念。这一时期，方言研究也有了一些发展，重视对实际方言词汇的考证，记录了一些话的方言口语。

（二）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实用主义哲学观

中国语言史上两种重要思想分别是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中国语言学而言，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要差异在于价值观和方法论。就价值观而言，实用主义把语言工具化，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在这方面，我国古人为后人留有诸多关于实用主义与语文学之间关系的经典名句。

孔子提出“正名”之说，以及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就是在定国安邦的高度上强调语言的政治功用。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把语言文字作为宣教明化之本。墨子提出取名予实，立言重视实据和实效。公孙龙认为相互制约中的名和实是一个统一体，名和实具有本质的联系。荀子在提出社会约定论的同时又把“ 正名”和“法后王”联系在一起，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表明了语言与实践的密切关系。

中国传统语文学始终是以“意义”为中心的，而语言的意义又正是人们实践中所关注的焦点。文字训诂直接解释意义，语法也以虚词的意义和用法为主，修辞强调语言为表达服务，音韵学的缘起也是由意义延伸而来的，并一直为训诂和写作服务，一直以训释意义为中心的语言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明显是实用主义的。其次，中国传统语文学观点大多散落在政治辩论和文论诗话之中，体现出浓厚的“附庸”性、“服务”性；再次，中国在语文学研究没有采取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化认知方法，而是采用了经验科学分析方法，而经验性研究又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用为目的，就事论事。

纵观中国语文学的发展，实用主义贯穿其中，但恰好也证明了中国传统语文学重使用，轻文本的特征。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四：中西方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的相同点(一）中西方语言研究相同的实用性思想

首先，中国传统语文学的首要工作就是经典作品的诠释与翻译，其次是古文字学、修辞学和诗学。由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圈定语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书面语言，《中国与文学家辞典》的编者就沿袭了传统语文学的观点，认为“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侧重在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样一门总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

在西方，语言学开始于印度、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研究，围绕经典注释和哲学问题的辩论而展开，这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是解释性的。在中古时期，由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需要，语言学家们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中西方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都以“实用”为目的，在哲学、逻辑学、文学的研究背景下展开的。

（二）中西方相同的开阔视域

在我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显著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家们直接把外国的东西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来，而是经过消化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创造来研究语文学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音韵学的产生与发展，音韵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由于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由于佛教经典传入了我国。

在西方，语言学家们一直对域外语言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翻译作品就大量的出现，公元前3世纪语言学家们就开始把希腊的文字作品译成拉丁语。中古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语言学家们为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们收集和研究了世界多种语言资料。

总的说来，中西方语言学者们在语言研究上开阔的视域推动和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更也他们自身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五：中西方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的不同点

（一）研究对象不同

在我国，传统语文学主要是针对文献语言做出解释，它的研究核心是词的意义。而西方早期学者特别看重语言研究的三个方面：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其中词源研究贯穿了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在这一时期词源研究主要是解释性的。上古时期，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主要是探索梵语词源、语义、语法，涉及词汇、语音、语音理论、语义研究等多个方面。显然西方在这一时期对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比中国宽泛很多。

（二）研究方法不同

中西方传统语文学时期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了其研究方法也不同。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特别重视对于文献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所谓死语言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大量的语言材料进行整理，翻译，总结，所以其研究方法一般都是归纳法。而西方语言学家们往往是对获得语言、已知的语言或事实进行演绎，希望能够推导出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们常常用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六：总结

语言研究的语文学时期是语言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的发展与繁荣影响着后来语言学的兴衰。本文旨在分析中西方语言研究的语文学时期各自的哲学思想对其本身发展的影响以及中西方语文学时期之间的异同点。首先，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从古至今历来都十分密切，语言都是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它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内容来研究的。比如，在西方的“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虽然争论的是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却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的。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名实之争，这也是哲学范畴的研究问题。总的说来，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伴随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而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却与实用主义紧紧相连。可以说哲学影响和贯穿着中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第二，中西方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又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这不仅仅是由于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有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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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篇6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給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讀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注释：

①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流行的翻译为《麦琪的礼物》.

②被音译为麦琪，英文中实为单词的复数形式，意为“贤人们”.

③英文单词“贤人”.

④《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O.Henry.The gift of the Magi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Scholastic Inc，2002：1-3.

[2]伍蠡甫.汉译世界名著·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四百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3-160.

[3]王永年.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

[4]陆巧玲.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1-3.

[5]王楫，康明强.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3.

中西代表女作家爱情文学对比研究 篇7

中国“爱情文化”博大而深邃让众多欲了解中国文化的异域文化人深感头痛,尤其是中国女性深深在中国古典爱情文化中孕育,向往“美丽爱情”而乐此不疲。但爱情虽为两性共同参与之活动,在长久以来,女性一直没有话语权。中西之间虽然都经历男性为主导的时期,形成众多以男性为主的爱情文化,但女文人在她们诗歌文学中充斥着女性对爱情之美的书写,却又因中西之间审美文化之差异,让中西爱情美的交流受阻。

二.文学爱情美之接受分析

接受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理论。由德国文艺学教授HansRobertJauss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所要突出的就是以人为主观能动的艺术经验为主的审美经验,它在读者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中表达出来。该理论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历史能动的创立者。接受美学指出,任何接受者在欣赏任何一部作品之前,在其认知视阈中都会有意或无意的对作品产生或多或少的期待视野,满足之后才能迎合受众的审美情趣。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限制结构。作家对于文学爱情美的创作,往往需要先被读者理解才能进一步审美。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假设的期待结构,是因为接受者在欣赏作品之前就或多或少的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在品爱情文学之美中,不同的时代﹑地区﹑经历﹑甚至是不同人之间,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就会理所当然的导致不同理解,领略美意或是无法理解。审美体验则是要求受众首先在满足期待视野的情况下,即在理解的情况下从事评、品、赏某作品的活动。在重点强调品美的基础上满足受众的情趣,使其得到审美体验。面对爱情文学之美,受众就会领略到文学爱情中寓情于景,直面抒怀等纷纷之美。

接受美学核心两个概念指出中西方理解方式、思维模式、审美不同造就文学家特别是心思细腻的女作家的写作技巧、作品的文本表达方式也有较大差异。一代名媛李清照作为中国古典爱情文学代表语言明快含蓄,意境深幽剔透,音韵婉转可人使其艺术审美境界达到相当高水平,她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诗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女作家,也是难得一见的将爱情之美用女性视角展现淋漓精致的人。而西方另外两颗璀璨之星---伊丽莎白·勃朗宁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均有鲜明的艺术色彩,结构精美,格律严谨,语言富有张力。

三.文学情美之对比辨析

爱情虽是人类共有之物,然中西方文化地域差异大,理所导致文学中爱情美的同中存异。长久以来,中外文学史体现的大部分为男性话语权,而中外女性对美丽爱情之向往却从未停息。美国19世纪著名女诗人及现代派诗歌代表人物艾米莉﹒狄金森中《我一直在爱》:

我一直在爱,我可以向你证明...../我将永远爱下去,也可以向你论证...

直白大胆,抒情直述成为西方女性对爱情美丽向往的一大特征。“我一直在爱,”放弃女性相对男性的“被动”,将西方文化中,爱情无差别,追求不男女的“主动”之美体现淋漓精致,丝毫不逊于男性。据统计迪金森留下的上千首诗歌中,以第一人称“我”开头的多达300多首诗,与东方爱情文化中少有的女性对男性爱情主动权的“叛逆”意识。相比之下,李清照的词中:

《醉花阴》:《一剪梅》:.........莫道不消魂,面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含蓄委婉,寓情于景一直是中国女性爱情文学的主旋律。作为中国爱情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李清照在抒发对丈夫的爱恋时,多用“残风”、“愁雨”或与“黄花”进行类比等一系列意象来抒情。《醉花阴》中通过重阳佳节为夫妻离别的凄美的爱情美埋下伏笔,李清照为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相守相依,用“瘦”这个字深刻刻画了自己的凄切相思。

此外,《一剪梅》中“一相思,两闲愁”、“下眉头,上心头”对“情愁”进行细腻描述了一位闺楼“怨妇”打发孤单岁月,病用女性细腻手法标书了对爱情向往,将中国爱情美描述更加凄美,体现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情美体现方式的魅力。此时女性不再是一个没有独立思维、没有独立情欲的男性附属物,而是一个将自己的思念、爱欲用自己独立的女性意识为视角体现出来的独立个体。

勃朗宁夫人作为另一位代表人物,其《十四行诗》犹如色彩浓重的西洋油画,深情重意更加印证了“西方表现婚恋题材的手法是开放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这句话。由44部诗歌组成的《十四行诗》构建成诗组,一步一步表达自己爱的信仰,一步一步从消沉到振作、从由于到舒畅、从自卑到自豪逐步走向了“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

……….听,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爱呀,让我只爱著你,就算数了吧!

清晰可见,在爱情美的诠释上,李在词中利用一个多愁善感、欲说还休的形象,正式她的婉转愁怨的方式渲染的东方美丽的爱情打动了一千年来的读者。而勃朗宁夫人步步深入的方法把西方女性对追求平等爱情的热情奔放跃然纸上,倾倒一个半世纪的男男女女。中西方爱情诗歌叙述情美得方式迥异,由于中西诗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和发展的,二者对共同的情诗审美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差异。中国文化中模糊性随处可见,这也成就了中国文学中爱情之美的不确定性,让国人赏心悦目,却又捉摸不定更加吸引读者让其主动去猜、主动去想。很多时候,读者读下来除了一幅美丽且很有画面感的美景外,更多的是模糊,而这种模糊感除了用心领神会来描述读者的体验这种美(审美体验)以外,很难找到其他词,也从侧面证明中国读者早已被这种文化传统渲染而习惯(期待视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女作家,从她们独立于中国男性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追求爱情的情感利用多项意境描绘成一幅美丽图画,而图画本身带有充分的模糊性,需要读者主动参与、互动并互相作用才能到达审美。与此相对的是,在西方世界中,女性为了更加体现要与男性等同的欲望,于是将诗歌中的话风锋利化,以谋求与男性等同的爱情文化美。与中国文学作品迥异处体现于,它更多是将具体地直接抒发强烈的爱情,将作者心中爱情美直观的表现给读者,让读者直接性感受到情美的强烈(审美体验),这与西方长久以来文化背景相关(期待视野)。勃朗宁、狄金森在自己的诗歌中,一贯将直率清晰地表达展现于读者,读者不需要过多思考,便能直观的体验到她们热烈的情感并产生共鸣。

中国思维传统不太重视对对象进行条分缕析,而是更加重视主题独特的经验、主客观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整体上直接把握对象,同时看重整体的浑成和圆融(乐黛云2014)。李清照在细腻描述爱情之凄美时,将“残风”、“愁雨”、“黄花”等一系列意象整合融成一幅完美的景象,一环扣一环使其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或缺,以免破坏整体的凄美爱情的品赏。与西方审美方式迥异,形式逻辑在西方思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上,强调逻辑因果从陈述到证明的过程,一步一步的进入最后主题。西方文学两大女性代表作家---勃朗宁、狄金森均在其作品中一步一步将爱情论题引向深刻,一步一步的论证自己作为女性主义代表对爱情追求。

四、总结与展望

中西方文化差异大,同时也导致了各自代表女作家书写情美的方式方法不同。而中国学者大多从写作手法入手分析,过于简单的认为中国女作家对爱情的美丽描绘不过只是延续了中国女作家长期以往的含蓄、内敛及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方式方法,相对而言西方却大胆直率,企图彻底将内心最强大、最热烈的情感喷发出来以求打动读者。含蓄对直率、内敛对热烈是两者表述方式的文化差异(期待视野)的表层差异,更加深层的差异更加体现于中国文学将情美更加侧重于整体把握与读者互动相结合,从而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模糊却又完整的一幅美画(审美体验)。西方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讲究一步一步的推向主题、逐步论证以期达到高潮,让作者心中激流通过作品以尽可能最强劲方式涌向读者从而打动读者(审美体验)。中外通婚联姻逐渐频繁,但是巨大文化差异,让众多中国女性时常将西方男人的率直当成无理,而西方男性也对中国女性之似水柔情不得其解。中西交流最大困难在于双方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差异大,因此在意义表达方式上为了做到互相理解,就需要通过一定程度上“归化”予以表述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

参考文献

[1].米丽娜.艾米莉狄金森和李清照爱情诗的女性意识比较[J].西南名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2):34-36.

[2] .洪明.论接受美学与旅游外宣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关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8):57-59

[3] .黄宇维,刘金明.广告翻译的接受美学取向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人文社科版).2013(05):128-130.

[4] .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篇8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 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 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 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 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 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 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 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 (“福兮祸所倚, 祸兮福所伏”) 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 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 从“道不变, 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 灭人欲”等, 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 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 阳尊阴卑, 同时也讲阴阳调和, 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 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 必生于和, 始于中, 止必中也。中者, 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 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 天地之美达理也, 圣人之所保守也。”[1]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 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 逆来顺受, 很难奋起反抗, 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 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 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 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 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2]《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 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 是叫人与父母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3]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 以家为本位, 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 (男人) 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 家国是第一位的, 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 (国) 。在这种服从中, 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 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 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 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 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 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 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 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 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 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 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 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 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 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 她们奋起反抗, 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 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 强调集体利益, 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 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 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 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 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 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 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 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 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 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 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 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 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 《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 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 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 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 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 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 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 开发智力, 培养能力, 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 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 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 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 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 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 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 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 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 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 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 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 思考中国妇女地位, 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 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 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 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 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 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 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 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 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 许多人还进过监狱, 相比之下, 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 消解了人的地位, 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 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 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 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也可以自由择业, 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 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 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 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 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 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 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立文.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62.

[2]林仁月, 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299.

[3]李秋零.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的一个症结[J].基督教文化学刊, 1999 (2) .

中西文学 篇9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当代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及不同民族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促使中西方女性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相同,但存在的差异性又很明显。西方当代女性文学崛起于本世纪六、 七十年代,并成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和高涨的直接成果。而东方女性文学是在经历了文革前与文革阶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才重新翻开的一页。进行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有利于我们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入的了解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方面的发展故事。

一、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概念

在文学发展史上,“她”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全球女性解放的图腾。随着时光的飞快流逝,历史以斑驳的痕迹给后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文化之旅。21世纪以来,女性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改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通过阅读、赏析女性的文学作品进而理解女性的解放之旅,是当前最为合适的方式。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百多年的文字记录,足以让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针对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都做出的积极的努力。 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较长,封建意识及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也为当时女性的解放事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女权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关于女性解放的文学作品很多都奉为经典,为西方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中,必须在基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及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相对客观的进行评价,并为女性解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增加影响力。

二、女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追溯历史的发展,人们创造了人类、 历史等词语的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女性这一词语。女性,一直以来都存在历史的遗忘角落里。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西方文艺复兴及启蒙理性等运动,都没有将女性的地位予以一定的重视,似乎世界里只有男人,政治上由男人主政,各大政要任务均有男人来担当。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甚至只有男权宣言,男权社会的发展成为主流趋势。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两年后,《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才问世,这也是西方社会为女权解放所写作的第一篇宣言,但是作者却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20世纪60年代, 被誉为现代女权运动之母贝蒂傅瑞丹的作品《女性迷思》, 才在美国社会引起重要的影响。随着中西方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逐渐从被遗忘的角落里被挖掘出来,成为社会上独立存在的个体,在这其中很多学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生命、鲜血的代价。因此,女性获得解放的社会现象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在进行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中,女性解放具备的历史必然性,是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点。

三、中国女性文学觉醒的开始

通过研究史学资料不难发现,西方国家争取女性解放的运动开展的相当坎坷,但在中国过去近百年的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女性为获得解放的争取和斗争从未间断过,在这异常艰辛的过程中,解放运动的斗争历经坎坷、跌宕起伏,才书写了中国女性解放的辉煌篇章。中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非常明显。其中尤以丁玲、肖红、白朗、罗淑、 草明、张爱玲、苏青等的作品最为突出。因此,中国女性文学觉醒的开始,也是中国女权斗争逐渐取得成就的开始。

四、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

20世纪的西方,女性的权益逐渐得到增强,女性由于社会地位得到认可,逐渐得到在社会中工作的机会。在社会思想发展层面,女权运动得到一定的发展。与此同时,女性的作品主题也不断的广泛化,作品的内容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国著名女作家的《啊,拓荒者》及著名学者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等作品,都在社会生活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西方文学研究中,通过解读中西方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并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从其情感、内容、 表现形式上都分别折射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问题。在中西女性之间存在着的这些差异,正是两种传统文化差异的必然产物。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对比,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但其都阐释着女性自由、独立的愿望。因此,在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中西方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很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并在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尊重有关文化的差异,更好地促进文化的发展。

摘要：纵观文学发展史,女性文学进入当代以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在当代的中国文坛及英美文坛都活跃着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并各自形成了全新的发展阵营,为社会生活的改变及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成为研究文学发展史方面关键的问题之一。本文将简要分析,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对比分析方面的相关内容,旨在进一步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发展带来的深远意义。

中西文学 篇10

影视文学作品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文化样式, 由于受到观众、传媒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等诸多人士的关注, 因此, 对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评述也存在各种分歧。本文从文化视角来探析中西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异同, 并从我国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上寻找真、善、美等品德, 同时对21世纪新女性的角色及定位进行反思。

二、中西方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共同的文化认知

(一) 对人类美好事物的共同认知

人们在接触或者感受到某一事物的时候, 其大脑和思想会产生一种很直观的想法, 并将其反映到心里, 呈现出对事物的印象, 这就是认知。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美好事物的认知是一致的, 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 在中西方的影视文学作品中, 都赋予爱情美好的向往, 从而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如《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 尽管长得不漂亮, 却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当爱情来临时, 简爱能十分清醒地认识对方, 认识自己, 并在爱情中保持着女性的尊严, 坚守爱情平等的理念。《红楼梦》中也塑造了一位对爱情有着美好愿景、要求爱情平等的女性——林黛玉。林黛玉的形象不仅诠释出中国女人的 “柔弱美”、梨花带雨式的美, 而且在她的身上, 人们能看见独立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要求爱情平等的现象。

(二) 特定历史时期对女性性格的塑造

文化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 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而每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思想等不同, 都会对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产生影响。中西方影视文学中的共同点, 还包括在特定时期, 所塑造出的女性都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并赋予女性特殊的性格特点。《乱世佳人》中斯嘉丽的性格塑造, 是在美国内战时期的环境下完成。在经过战争洗礼和生活挫折后, 斯嘉丽由一个娇纵、任性、目中无人、虚荣的庄园千金小姐, 转变成一个坚强、韧性、勤劳的女人。离开美国内战这个环境, 斯嘉丽的形象就不会这么生动、丰满。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性格塑造, 在《边城》中也出现过, 将主人公翠翠置于如诗如画的湘西小镇中, 小镇有淳朴的民风、爱唱山歌的傩送和白塔下爱讲故事的爷爷。只有在这种宁静、美丽的环境中, 才会养成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翠翠 [1]。

三、中西方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具有文化差异性

(一) 中西方影视中女性观念上的差异

1. 爱情观的不同

中西方人的生活环境、文化观念、民族性格等不同, 因此, 西方人的爱情观与中国人的爱情观存在差异性。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起源, 古希腊文化中自由、奔放、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影响着西方人, 因此, 西方影视文学中塑造的女性, 对待爱情都是采取不顾一切、不受束缚的态度。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因为无法忍受与冷漠、自私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在和军官沃伦斯基相爱后, 毅然离家出走, 这种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做法, 在中国影视文学中是很难见到的。《梁祝》中的祝英台在与梁山伯冲破家庭和时代的束缚后相爱, 但其依然不敢打破封建社会的枷锁与梁山伯私奔, 最终只能用“双双化蝶”来为爱情画下圆满的句号。

2. 婚姻观的不同

在婚姻观上, 中西方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女性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礼仪等的影响, 将婚姻看作爱情的最终结果, 《诗经》中“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室宜家”家庭式的爱情, 影视文学中祝英台、林黛玉、翠翠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 都期望获得爱情的时候, 能嫁给心爱的人。这表明在中国女性的心中, 爱情的最高级就是婚姻。而西方女性则将爱情视为最可贵的, 无论是古希腊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 还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朱丽叶, 她们在获得爱情的时候, 选择无拘无束地相爱下去, 不一定要举行婚礼。

(二) 中西方影视中女性行动上的差异

中西方影视中女性行动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以爱情为例, 中西方女性在表达爱意和捍卫爱情两个方面的行为就迥然不同。中国女性在表达爱意的时候, 是含蓄、隐约的, 不会将爱意宣之于口, 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含蓄美, 这与中国的风俗文化息息相关。中国影视文学中的女性, 会以赠送荷包、手绢、自己贴身的饰物等方式, 向心上人表达自己的感情。而西方影视中的女性, 在表达爱意的时候, 表现出泼辣、大胆、无所畏惧的性格, 会用最直接的言语告诉对方自己的爱意[2]。

中西方女性捍卫爱情的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中国影视文学中的女性, 捍卫爱情的时候, 往往会受到社会、家庭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女性会因为生活而向爱情妥协, 中国女性捍卫爱情时, 更为“人性化”。《红楼梦》中林黛玉捍卫爱情就很人性, 当出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薛宝钗的时候, 林黛玉会表现出强烈的斗争性, 而对于出现在贾宝玉生活中其他的暧昧女性, 如有肌肤之亲的袭人、行为暧昧的妙玉、过度关切的秦可卿等, 林黛玉却选择亲近或者置之不理。这就表明林黛玉在捍卫爱情的时候, 同时也在捍卫自己将来的地位——宝玉之妻。西方女性捍卫爱情的方式是纯粹、干净利落的, 朱丽叶可以为了爱情, 抛弃家族的荣誉、自己的地位, 甚至自己的生命。

(三) 中西方影视中女性价值观的不同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 在不同的文化氛围、社会背景下生活的女性, 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 而价值观是衡量人的道德和思维的标准。在西方影视文学中, 女性价值观是建立在“人性”、“人权”、“自由”等思想上的, 如《乱世佳人》中斯嘉丽对有妇之夫阿希礼的爱意, 不会受到社会谴责, 因为在美国, 爱情有时候是高于婚姻和道德的, 而最后斯嘉丽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是白瑞德, 这种对爱情三心二意的态度, 也不会受到西方人的诟病。

在中国“斯嘉丽式”的爱情是会受到道德谴责的, 中国影视文学中, 也有女性形象对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渴望》中刘慧芳嫁给了身处困境的王沪生, 体现出她的善良, 刘慧芳对小芳的爱超过了东东, 只因为小芳是领养的, 她对弱者的同情已经上升到博爱的层次[3]。

(四) 中西方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解读不同

西方受众比较关注女性的外在美, 这在影视文学中更为突出。如《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 因身材高大、皮肤为健康的小麦色而深受美国观众的喜爱;《罗密欧与茱丽叶》中, 罗密欧对朱丽叶一见钟情, 是因为朱丽叶貌美。而在中国的影视文学中, 受众关注的是女性的内在美, 即关注人物身上温柔、善良、聪明、坚强等美好的品性。如《女驸马》中冯素贞是一个集聪明、坚强、勇敢于一身的女性, 她的未婚夫李兆廷家道中落, 她却不嫌弃他, 勇敢追寻未婚夫上京, 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成为公主的驸马。冯素贞的形象深入人心, 靠的不只是美貌, 而是她内在的人格魅力。

四、结束语

从文化视角下探析中西影视文学中女性形象, 可以了解中西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在不同文化视角下的性格特点, 并让人们能从影视文学中认识到中西女性形象的异同, 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特点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定位。

参考文献

[1]崔剑剑.从文化视角探析中西影视文学中女性形象[J].影视文学, 2012 (23) :198.

[2]谢红岭.浅析文化视角下的中西影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J].语文建设, 2013 (2)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