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精神资源

中西精神资源（精选七篇）

中西精神资源 篇1

——梁从诫

林徽因是20世纪上半叶深受新月诗派影响的著名诗人, 京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 同时也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林徽因出生在有一定民主气氛的家庭, 追求宪政的父亲对她影响甚深, 12岁便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 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20年父亲林长民携林徽因游历欧洲, 这年9月林徽因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St.Mary’s College学习。在伦敦, 林徽因结识了徐志摩, 在理想、信念、文学、气质等方面深受其影响。而作为建筑家的林徽因, 则是在游历欧洲期间受房东女建筑师影响而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在文学的视域之外开拓了其他门类艺术上的造诣。

一、唯美的浪漫与超脱的性灵

文学创作伊始, 林徽因与“新月派”诗人保持着联系, 因而她的诗歌创作明显带有“新月派”的印记, 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感召。在她的笔下, 平常的花草树木、天光云影, 无不具有美的形态和情韵。诗人笔下的自然是一个纤弱、灵巧、幽微的静谧世界, 到处流露出宁静和谐的气氛。在这个由自然构成的诗歌世界中, 诗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风景描绘者, 借助自然她抒发了自己对于美的体悟:《雨后天》, 她直抒胸臆“我爱这雨后天这平原的青草一片”;《给秋天》里, 表现了对秋天来去匆匆的无限留恋和惋惜;《对残枝》里, 对梅花残落的枝条表示深深的怜爱;在《十一月的小村》里, 把山村的浓雾、茅屋、牧童描绘得极富田园诗意。不仅是自然, 女性在林徽因笔下也具有独特的韵致, 在诗作《笑》中, 林徽因抓住女性美的特征——眼睛、口唇、唇边的笑涡、卷发, 用“艳丽同露珠”“轻软同花影”等比喻, 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女性美丽的容颜。通过丰富、新奇的想象, 诗人用“神的笑, 美的笑, 水的映影, 风的轻歌”, “诗的笑, 画的笑, 云的留痕, 浪的柔波”来形容“笑”的甜美、柔媚、温婉, 艺术地再现了少女美的面容笑影, 风姿神韵。

同时, 林徽因追求的“美”也表现为一种对古朴、清远、静幽的情趣的向往与追求。中国文化之中的一脉讲究除去胸中粘滞, 虚心纳物、澄心静虚, 去妙悟参会人生, 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 从庄禅的遁逸哲学到公安竟陵派的“独抒性灵”, 从林语堂的“会心之顷”到周作人的“隐逸”, 莫不如此。林徽因的作品融入对大自然的赞美的同时, 体现了天地万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林徽因对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着超然、达观的“至乐”态度, 与庄子“齐生死, 等物我”观念不谋而合。《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娇艳”, “柔匀的吐息”, “生姿的顾盼”, 人与自然水乳交融;《中夜钟声》和《山中一个夏夜》中轻重缓急的“钟声”, 虫鸣交错的静寂夜晚, 寂寞心境借物言说;《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诗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动融于一体;小说《模影零篇》中的钟绿和绣绣也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纯净的自然景致下“出走”, 生的超脱, 死的坦然,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林徽因的审美追求的最佳归宿是归真返静, 这既顺应自然造化的发展过程, 完成了人与自然彻底融和;也是调和理想与现实, 崇高与平凡之间矛盾最佳方式。

二、西方的现代思潮与东方的文人情怀

林徽因在伦敦游学期间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过直接碰撞, 相较于在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闺秀作家, 林徽因的心态更加开豁, 思想更为新潮。首先, 林徽因的生命哲学以个体生命为本位, 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命运遭际, 她的几个短篇如《文珍》、《绣绣》和《吉公》都是关注边缘个体的生存境遇的, 这并非由于作家视野狭窄, 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个”的存在的忽视的一次纠正。其次, 在二三十年代封建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的中国, 林徽因却对于爱情的情状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在《仍然》中是热烈的讴歌和赞美, 在《深夜里听到乐声》中是失恋后的哀愁和怅惘, 在《情愿》中是时过境迁后的洒脱和豁达。此外, 五四新文化运动, 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 一大批作家追求个体的解放, 也包括性的解放。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书写一个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的窘困的性心理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人生联想和感悟, 传递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解, 性在林徽因的笔下具有了浓浓的人情味, 既是展示个体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 也成为挖掘和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重要支点。

虽以西方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林徽因的目光中却不可避免地透出中国传统的文人情怀。林徽因曾说“我的教育是旧的, 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儒家的“仁爱”与“入世”思想与悲天悯人、忧时伤世的精神姿态深深扎根在林徽因的思想土壤中, 她打开窗子, 走出闺阁, 诗作和小说关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 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与祖国共患难的决心是林徽因对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承续, 当自己面临贫病交加的窘迫状况时, 她坚定地拒绝了身在美国的费慰梅夫妇的避难邀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陷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 具有高度人性关怀的林徽因自然对此怀有无限的感触, 诗作《哭三弟恒》虽为悼念在空战中为国捐躯的三弟林恒而作, 但诗人并不仅限于地倾诉个人哀情, 而是推及对千万烈士崇高精神的赞颂。

三、含蓄的象征与诗画的意境

林徽因登上诗坛时, “新月派”显示出向现代派象征技法过渡的倾向。西方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认为诗人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上乘的方法便是为这情绪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 即“意象”, 通过象征性极强的意象烘托气氛, 暗示诗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诗歌创作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如《前后》的首段诗节以往返过渡的船、桥上络绎不绝的足迹、晨昏的交替三个意象, 象征时间更迭与延续的绵长不断, 第二节道明一味沉湎于过去的历史则看不清前路的方向, 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这首哲理诗具有多义性与暗示性。“通感”是象征主义者另一常用的表现手段, 在象征主义者眼里,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 声音似乎会有形象, 冷暖似乎会有力量, 气味似乎会有锋芒。”《笑》中, 诗人时而比喻, 时而通感, 变本体的“笑”为喻体的“水的映影, 风的轻歌”, “云的留痕, 浪的柔波”, 听觉的“笑”, 在可见的水、云、浪和可感的风的烘托下更加立体可感。

同时, 在创作带有西方现代感的诗歌时, 林徽因还是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的传统因子融入了创作中。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意蕴主要是通过具有近似表征的物象比拟——比兴手法而获得的, 被比事物或情感与比喻事物经常同时出现。如《山中一个夏夜》, 将深夜对山的灯比喻成“夜的眼”, 风的轻柔比喻成“蹑着脚”走路, 流水声像“石头的心, 石头的口在唱”, 将山谷夏夜静谧空幽、平和清灵的氛围及作者宁静淡泊的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再如《记忆》, 作者将它喻为“断续的曲子”、夜空“一天的星”、梗茎上“两三朵娉婷, 披着情绪的花”、“沉在水底”的“倒影”, 把握住了本体与喻体的契合点, 将抽象的东西描绘得清晰可感。此外, 林徽因的许多诗歌所刻画的意境, 都饱含着深厚悠长的古典韵味, 如“当时黄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话, 相信!那三两句长短, 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 (《山中》) , 这样的诗句极易让人联想起辛弃疾《清平乐》中有关“明月”“清风”“说丰年”和“七八个星”的描写, 诗人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巧妙化用, 使得整首诗传达出浓厚的古典意蕴。

四、先锋的现代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技巧

在中国小说现代性发展历程中, 林徽因的创作虽然不多, 却是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 主要体现在对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首先是横断面特写法。林徽因没有拘泥于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 她的六篇小说全部采取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横切面”写法, 如《九十九度中》叙写发生在某一高温天气中的五个故事;《窘》截取某一个暑假的几天时间中维杉对豆蔻少女芝产生的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其次是镜头组接法。《九十九度中》包含了14个情节片断, 讲述了北平炎热的一天中4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 林徽因在小说中用了好几种技巧来组织场景的转换:主题的相关, 第二部分是以挑夫渴望喝到冰凉的酸梅汤结束而第三部分以拉车夫的口渴开始, 炎热夏天口渴的主题在这里起了过渡串线的作用;人物位置上的接近, 第三部分写喜燕堂门口车夫杨三与王康的打架连带引出第四部分喜燕堂中阿淑的喜事;人物心理的联系, 第四部分写阿淑对被摆布的婚姻不满, 心里幻想着心仪的九哥的关心, 而第五片断则引出逸九怀念着死去的琼又忽然记起瘦小、不爱说话的阿淑。再次是意识流技法的运用。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窘》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开掘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和性心理。作者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 试图从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层面来揭示人性中“性欲”被压抑所带来的尴尬。维杉在朋友少朗家第一次看到初成少女的芝时, 潜意识里产生了性的冲动, 北海公园, 维杉看到穿着短裙、露着微红肉色的两条腿的芝, 不禁拉住她的手, 这时“本我”冲出了“超我”的束缚。

同时, 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林徽因也熟练地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手法。《九十九度中》看似结构松散, 但时间上写溽暑的一天, 空间上始终没有离开北平, 并采用了首尾圆合的结构, 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 形散神聚。此外, 林徽因写人物的性心理波动不像现代派作家用梦幻或心理分析加以表现, 而用形体的描绘、色彩的象征, 去触动、掀起人物内心性爱意识的流动。比如写维杉眼中的芝“是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 “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借鉴意识流手法时, 林徽因始终没有放弃人的情感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契合这一纬度, 所以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时没有突破到潜意识非理性的层次, 她的现代性是中国式的, 保留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旨趣, 这是真正的吸收后的创造。

林徽因以开阔的西方之眼回望东方, 以深沉的东方之魂感悟西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建筑史均洒下浓墨重彩。她是杰出的建筑家, 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她是“新月圣手”, 诗作璀璨;她是“京派灵魂”, 小说先锋。她深受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教婚姻观、儒家的生命本体观、道家的超脱遁逸、诗画意境文学创作也渗入到林徽因的灵魂中。中西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 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诗作和小说。

摘要：林徽因学贯中西, 她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教婚姻观、儒家的生命本体观、诗画意境创作手法也渗入到林徽因的灵魂中。中西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在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本文旨在通过唯美的浪漫与超脱的性灵、含蓄的象征与诗画的意境、先锋的现代技巧与传统的叙事技巧、西方的现代思潮与东方的文人情怀这四个方面的对比阐述, 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中受到的中西精神资源进行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林徽因,中西精神资源,影响

参考文献

中西精神资源 篇2

中西方审美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的。但在艺术活动的类别以及具体形态上, 中西方却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到目前为止, 还很少有人对中西音乐文化作比较, 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中国, 也不是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分类阐述, 而是通过音乐美学思想主要特征的比较更深入的去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实质, 帮助我们更好的建立中华民族大文化精神内涵, 更好的把握民族文化的价值指向。

一、“和谐”:中西音乐理论共同的审美追求

中西文化和谐观念的起源都有关到音乐, 但西方强调的是音乐的科学性, 中国则着重的是音乐的政治功能。西方的和谐是用明晰的数来说明的, 经过数而获得宇宙的普遍性;中国的和谐是用模糊的风和气来说明的, 经过风和气而上升为一种宇宙的性质。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和谐理论的形态。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无论民间的、宗教的、文人的还是宫廷都强调“和”。“和谐之美”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的创造与欣赏的一大追求目标和重要原则, 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 在音乐艺术中, 十分强调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中和”的规范。与强调对比原则的西方古典音乐相比, 强调渐变原则的中国传统音乐就严守“中庸之道”的阵地。这种“中庸之道”甚至影响了千百年中国文化, 中国和谐观的根本特点是整体和谐。这里的整体不是某一事物的整体, 而是宇宙整体。以宇宙整体和谐为和谐的中心和基础, 决定了中国文化和谐观念。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西方文化和谐的起源也是从这时期音乐开始的。音乐具有的神秘性在任何文化的原始时期大概都是一样的。毕达哥拉斯主要从数的和谐与感情的净化角度, 谈到了音乐美的本质。从审美听觉上的音乐谐和感与数量关系的研究, 提出该学派最为著名的思想“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因素的和谐的统一, 把杂多导致统一, 把不协调导致协调。” (2) 在这里, “和谐”作为一种音乐审美观念或者审美范畴, 是建立在对音乐形态构成的认识基础上的, “和谐”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属性, 处于运动中的宇宙天体, 也是一个结构和谐的发出乐声的物体。在这里, 和谐的音乐史建立在音乐因运动与结构和谐的基础上的。 (3)

中西音乐和谐理论共同审美追求的文化意义便在于要认识到, 和谐思想的一个关键是如何处理对立因素, 西方的和谐重在发展, 强调对立面的斗争, 中国的和谐强调整体的协调。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音乐认识到, 对立的统一, 杂多的统一, 其根本在数的和谐,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和谐在于不同音调的高音、低音、长音、短音的配合。音乐的美靠音程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人在音乐创造活动中, 认识和把握建立“和谐”美的规律, 并用之于诸如乐器的制作使用和声乐的演唱等音乐创造活动, 在更为长远的音乐实践中建立了能够感受这种谐和美的音乐耳朵, 同时使这种美的感受在理性的提炼中升华为一种审美意识。这种和谐与中国的和谐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文化里, 音乐通过风、气达到宇宙的和谐, 在古希腊文化里音乐通过数达到宇宙的和谐, 正像气是中国宇宙根本性的东西一样, 数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因此, 我们说, 具有这种“和谐”特征的音乐, 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乐音构成上的和谐, 也是人的音乐审美意识在乐音构成上的和谐。

二、“意境”与“情理”:中西音乐审美精神的最高境界

中西审美观念的另一区别, 则是“意境”与“情理”之间的差别。所谓“意境”, 主要是指艺术主要用来传达主体的心理、观念或主张, 而不一定要求艺术反映外在世界。因此, “意境”通常被称为“表现说”的基本要素;所谓“情理”是情与理的结合, 以情感的抒发来带动思想和观念的阐述, 反过来用思想和观念的认识来表达在这种观念和思想约束下的情感的宣泄, “情理”多被称为“再现说”的基本要素, 也就是再现现实中的情感, 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应该说, “意境”注重的是“我心——美”的关系, “写实”注重的是“世界——美”的关系。中西审美观念中, 西方文化是重实体, 重形式的, 对审美个体也主要是重“形”;而中方重“意”, 因为实体的“形“并不重要, 而虚性的“意”才通向宇宙之气。

我们知道, 就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而言, 生命是其本体, 是其滋养繁衍的永不枯竭的泉水。因而追求生命的超越, 或者说体验、感悟生命的现行状态并进而获得生命深层意义的启迪, 往往成为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历代知识阶层人生的终极意义所在了。只不过这里讲的生命乃是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体的大生命, 是我心为主宰, 万物相融汇的浑然一体。

在这种“以生命为本”的文化背景下, 中国的音乐将理性融入感性, 以感性张扬个性, 把音乐的灵魂归结为生命对外在物质世界的超越, 从音乐的流动与欢畅中尽情伸展自已生命的性灵, 于空灵间通天地、融自我、接万物, 在妙悟里修心身、观世情、归真性。因此, 便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体验的最具实质意义的主要形式, 到达中国传统音乐之美的核心所在:“意境”。

西方文学多注重“情理”, 是情与理的结合, 以情感的抒发来带动思想和观念的阐述, 反过来用思想和观念的认识来表达在这种观念和思想约束下的情感的宣泄, “情理”多被称为“再现说”的基本要素, 也就是再现现实中的情感, 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它看重的是模仿与现实事物的相似性质, 如亚里士多德主张要按照“必然律”或“可然律”来创作, 显然不是指按照主体情感, 而是按照现实规律之可能性来创作。又如贺拉斯主张“合式”, 也是强调作品模仿与现实规律的遵循。显然, 西方的“情理”理论与中国的“意境”说不同, 一者看重作品与主体情志的关系, 另一者则看重的是作品与外在现实的关系。

这就体现出中西音乐中“意境”与“情理”在文化意义上的一定的差别。西方多注重事物的审美情感与理性思想的作用, 中国则多关心其整体功能, 而在其功能之外, 则不太关注事物的思想基础。西方虽然强调“情”与“理”的意义, 但“情”与“理”对于事物来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范畴, 而中国美学则没有提出与之相应的范畴, 相反, 它提出的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作为形式的概念。如《老子》有“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这样, 表现在中西审美观念中, 西方多注重“情理”, 中国与之相应的美学范畴则是“意境”。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音乐的审美情感的强调与音乐中的理性思想的作用, 从艺术学的角度考察, 因为人的情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 人的思想与人的情感实际上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作曲家被现实生活所感染, 及其强烈情感体验, 随后就需要对生活进行理性的思考, 而理性的思考又必然会深化作曲家的情感体验。换句话说, 西方音乐的目的不仅仅要让人感动, 感动仅仅只是基础, 是在感动的基础上获得对生活的本质认识。或这说要进入到其思想内核中。而中国音乐并不要求进入到思想内核当中, 而是要求产生一种体验, 产生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大多来自于欣赏者的人生经验, 所以听中国音乐时, 并不要求每一位听者都能读懂音乐, 能够读懂中国作品的内核, 但是可以从中国作品中感悟到自己人生经验的渗透。而听西方音乐是要求欣赏者进入到作品思想内核当中, 所以采取模仿的手段, 因为模仿现实生活的场景, 都有可能引起欣赏者经验或记忆的激活。从而进入到创作者或创作背景的思想内核当中。

三、结语

在探讨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特征与文化精神比较中, 本文试图从中西方的音乐美学理论中找寻文化价值观的同异。中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均是以中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笔者用了几个的词汇, 精炼地概括中西方音乐思想的不同。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和谐”、“意境”等词汇可以说凝结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 并也体现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儒、道思想对音乐文化“美善相乐”、“内向自娱”等观念的体现。人类的审美价值观念固然有其共同性, 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文化里形成的是截然不同审美习惯, 在对比西方音乐美学理论时, 即用到与概括中国音乐美学相同的词汇, 也有与中国理论相悖的观点, 但在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上, 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在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特征和文化精神的比较研究后, 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文化精神重新进行归结与审视。

摘要：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比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比较研究是我们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即研究中国的音乐美学与研究西方的音乐美学互为前提, 并且以研究通透的西方音乐美学史为优先, 以获得一种方法论参照。本文力图从文化精神角度来研究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并通过比较获取中西音乐文化的异同认识。论文在总结并比较中西音乐美学特征前提下, 切入到中西音乐美学中的“和谐”、“意境”、“情理”等美学范畴中。

关键词：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文化精神,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法,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1

[2]张前, 音乐美学教程,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 20

[3]修海林、罗小平, 音乐美学通论,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9

[4]涂维民、刘燕平, 音乐美学论,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5]刘道广, 中国艺术思想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中西精神资源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2007年7月至2009年3月间住院和门诊患者60例, 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病前均有月经来潮、周期正常, 简明精神病量表 (BPRS) [5]总分>36分。60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30例, 平均年龄 (34.58±9.43) 岁, 平均病程 (48±3.02) 个月;对照组30例, 平均年龄 (36.45±10.22) 岁, 平均病程 (48±2.63) 个月。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 有可比性。

1.2 方法

早、晚两次口服给药, 疗程12周。治疗组选用利培酮和氯氮平, 同时加用消遥丸治疗, 利培酮从1~2mg/d加到2~4mg/d, 氯氮平从12.5~25mg/d加到25~150mg/d, 消遥丸每次8g, 2次/d口服。对照组用利培酮和氯氮平治疗, 剂量及服法同治疗组。观察治疗前和治疗后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两组病例在治疗前、治疗后均做肝、肾功能、心脑电图、尿常规检查、血常规, 每2周查1次。观察治疗前、治疗后的BPRS和不良反应。经过12周的治疗后, 按疗效判断标准[6]评价显效 (痊愈+显好) 、好转和无效。

2 结果

2.1 BPRS量表评分

治疗组治疗前 (51.4±8.02) 分, 治疗后 (29.67±5±94) 分, t=14.48, P<0.001;对照组治疗前 (51.0±8.29) 分, 治疗后 (30.10±6.57) 分, t=15.48, P<0.001。两组治疗前后BPRS总分比较P>0.05。

2.2 临床疗效

治疗组显效22例、好转7例、无效1例;对照组显效20例、好转9例、无效1例。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锥体外系反应 (EPS) 5例、头痛1例、便秘3例、流涎4例、心动过速6例、体质量增加3例、月经失调1例;在对照组中, EPS 6例、头痛1例、便秘4例、流涎3例、心动过速5例、体重增加12例、月经失调9例。其中EPS、头痛、便秘、流涎、心动过速经χ2检验, 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但体质量增加及月经失调, 治疗组比对照组低, P<0.05, 在月经失调病例中, 均是月经量减少或周期延长。

3 讨论

多数抗精神病药对下丘脑有直接作用, 问接影响垂体前叶内分泌功能, 且作用复杂, 最突出的是刺激催乳素分泌, 还可引起月经不调、闭经[7]。同时精神创伤、环境变化等因素均可使机体处于紧张应激状态, 扰乱中枢神经与下丘脑间的联系, 从而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出现闭经[8]。有报道, 对闭经6~10个月患者B超检查, 10%患者子宫小于正常, 子宫内膜发育不良[9]。本研究结果说明, 对女性精神病患者月经的影响药物起主要作用。但对照组中月经异常为30.0%, 也提醒我们, 环境改变等其他因素对女性月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有研究结果表明[10],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月经异常是药物与环境改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轻微, 易恢复;药物对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月经的影响严重, 不易恢复, 不同药物对月经的影响不同。

中西精神资源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在徐州市铜山区济复医院门诊治疗部的反应性精神病患者100例为观察对象, 按就诊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治疗组50例, 其中男16例, 女34例;年龄最小18岁, 最大62岁, 平均 (46.25±5.63) 岁;病程最短4d, 最长5个月, 平均 (35.25±4.36) d;病因:失恋20例, 意外事故l5例, 自然灾害7例, 工作受挫折6例, 惊吓2例。对照组50例, 其中男18例, 女32例;年龄最小18岁, 最大60岁, 平均 (45.38±4.85) 岁;病程最短4d, 最长5.5个月, 平均 (32.28±5.45) d;病因:失恋18例, 意外事故16例, 自然灾害7例, 工作受挫折6例, 惊吓3例。两组患者性别、病程、病因等临床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1]拟定: (1) 有精神打击等诱发因素。 (2) 在严重的急性精神打击后随即发病, 或持久的精神刺激下若干小时内发病。 (3) 主要有两种临床相:一种是伴有强烈恐惧体验的精神运动性兴奋, 行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另一种是伴有情感迟钝的精神运动性抑制, 可有轻度意识模糊。 (4) 持续数小时至1周后缓解。 (5) 神经系统检查无病理征, 经脑CT、脑电图、化验血糖等理化检查排除器质性脑病。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以五氟利多片口服, 80mg/次, 每周1次。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中药滚痰汤。滚痰汤药物组成:青礞石35g、沉香5g、黄芩15g、大黄10g、茯神20g、辰砂2g (研末冲服) 。辨证加减:病情急骤, 狂乱无知, 逾垣上屋气力逾常者加生铁落10g、橘红10g、菖蒲10g、远志10g等;病久者病势渐减, 疲惫不堪, 多言善惊, 时而烦躁者减大黄加生地黄15g、麦门冬15g、玄参10g、黄连10g、炒酸枣仁20g、甘草10g等。上药水煎水服, 1剂/d。两组患者以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 连续治疗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1.4 观察指标

于治疗3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参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1]拟定。治愈:临床症状消失, 能正确认识疾病, 能参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随访1年未复发。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好转, 能正确认识疾病, 生活自理。有效:临床症状部分好转, 但缺乏对疾病的认识和批判能力, 生活不能自理。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变甚至加重, 对疾病毫无认识能力, 生活不能自理。

1.6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数据均经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愈率治疗组为70.00%, 对照组为50.00%,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有效率治疗组为94.00%, 对照组为78.00%,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表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组有2例患者于治疗期间出现了药疹, 对照组有1例患者于治疗期间出现了药疹。余均未见任何不良反应发生。药疹经对症治疗或短暂停药后即可自行消失。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反应性精神病是一种临床常见病, 其相当于祖国医学之“癫狂”。现代医学认为, 本病属于心因性疾病, “心病当须心药医”, 因此在服药治疗的同时应消除精神因素或改变坏境, 如此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2,3]。祖国医学认为本病的发生与七情失调、痰湿蒙蔽清窍密切相关[4,5]。如《杂病源流犀烛癫狂源流》云:“癫狂, 心肝胃病也, 而必挟痰火”。反应性精神病均为七情致病, 刘完素曰志过极皆从火化”。笔者认为, 狂病初期, 多为痰火蒙蔽清窍, 多动少静。《难经》“重阳者狂”是对这一病机的概括。故笔者以滚痰汤联合五氟利多片治疗反应性精神病。五氟利多片口服长效抗精神病药。抗精神病作用与其阻断脑内多巴胺受体有关, 还可阻断神经系统——肾上腺素受体, 抗精神病作用强而持久, 口服一次可维持数天至1周, 亦有镇吐作用, 但镇静作用较弱, 对心血管功能影响较轻。对幻觉妄想、孤僻、淡漠、退缩等症状有效。适用于急、慢性各型精神分裂症, 尤其便于长期服药维持治疗, 防止复发。临床研究表明, 五氟利多片治疗反应性精神病具有疗效好, 药物作用持久, 复发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低等优点。滚痰汤中礞石为君, 其性燥悍最坠, 善能攻逐陈积伏匿之老痰;大黄苫寒, 荡涤实热, 开痰火下行之路;以黄芩泻火, 清上焦气分之热, 沉香降气, 乃治痰先顺气之理, 茯神、辰砂镇静安神。再酌加镇心涤痰, 泻肝清火之品。2周后, 火盛伤阴, 原方再加滋阴降火, 安神定志之药[6,7]。因此中西药物合用治疗本病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本研究结果表明, 采用中西药物联合治疗者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者, 其中中西药物联合治疗组治愈率70.00%, 对照组为50.00%, 显著高于对照组,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有效率中西药物联合治疗组为94.00%, 对照组为78.00%,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中药不良反应小, 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较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中西药物联合治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这说明滚痰汤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 滚痰汤联合五氟利多片治疗反应性精神病临床疗效显著, 不良反应, 安全可靠,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观察滚痰汤联合五氟利多片治疗反应性精神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100例反应性精神病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各50例, 两组患者均以五氟利多片口服, 80mg/次, 每周1次。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中药滚痰汤, 1剂/d。两组患者以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 连续治疗3个疗程后观察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治愈率治疗组为70.00%, 对照组为50.00%,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有效率治疗组为94.00%, 对照组为78.00%, 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滚痰汤联合五氟利多片治疗反应性精神病临床疗效显著, 不良反应轻, 安全可靠,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反应性精神病,中西医结合,五氟利多片,滚痰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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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精神资源 篇5

关键词：中西药结合,颅脑外伤,精神障碍,临床疗效

颅脑外伤性精神障碍一般由器质性疾病所引起, 和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具有区别, 如果脑外伤引起脑结构完整性受到损害, 会对神经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导致症状的产生, 目前我国针对由颅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 没有系统的治疗手段, 很容易造成功能残疾, 为患者带来终身的遗憾, 为了探讨西药合用的方式对颅脑外伤精神障碍进行治疗的疗效为此该文通过中西药合用的治疗方式, 对其治疗进行了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的纳入标准为:与颅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相吻合, 年龄在13～65周岁之间, 非人格障碍、情感障碍、其它精神疾病引起的精神障碍, 排除肾脏、肝脏和心脏等出现严重疾病的患者, 病程的时间1周左右。一共200例, 按照复数和单数1∶1进行随机分组, 分别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观察组一共100例, 女48例, 男52例, 年龄为14～65周岁之间, 对照组一共100例, 女40例, 男60例。

1.2 方法

治疗组使用西药制剂和中药黄芪注射液注射, 对照组中单纯使用西药制剂。抗精神病的西药制剂主要包含以下几种:适用于妄想、幻觉患者的舒必利, 适用于兴奋、狂躁患者的情绪稳定剂, 适用于抑郁患者的罗拉, 适用于失眠患者的镇静药物, 针对具体情况, 使用心得安、安坦等药物。

1.3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的评定标准为:精神障碍全部消失, PANSS的减分率≥80%, 显著效果的评定标准为:大部分的精神障碍消失, PANSS的减分率≥50%, 有效的评定标准为:部分精神障碍小时, PANSS的减分率≥30%, 无效的评定标准为:对精神障碍没有改善, PANSS的减分率<30%[1]。

1.4 统计方法

该研究资料均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 测查量表之前, 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使测量的一致性达到0.8以上。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对照组患者中, 显著有效61例, 有效39例, 总有效率为71%, 治疗组患者中显著有效85例, 有效15例, 总有效率92%, 疗效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的疗效对比, 见表1。

注: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抗精神疾病药物使用量改变对比

观察组和对照组中, 精神经病遗传史、婚姻水平、受教育水平、颅脑外伤情况、年龄、性别没有明显差别, 具有可比性。通过观察能够得出结论, 使用中西药结合的方式治疗颅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具有显著疗效, 治愈率较高, 抗精神疾病药物的使用量减少, 缓解抗精神病药物使用过程中对患者产生的不良反应, 使用药过程中的依从性提高, 见表2。

3 讨论

颅脑外伤性精神障碍一般由器质性疾病所引起, 和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具有区别, 如果脑外伤引起脑结构完整性受到损害, 会对神经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导致症状的产生, 颅脑外伤可以导致以下几种器质性的转变。 (1) 脑组织损伤会引起细胞结构产生变化, 具体表现为坏死、变性和水肿, 最终产生损伤病灶。 (2) 神经纤维部分受损, 甚至引起断裂[2]。 (3) 毛细血管产生断裂的现象最终形成颅外或颅内的血肿, 同时, 颅内的出血、水肿又会进一步导致颅脑损害的加剧。 (4) 修复损伤脑组织的过程中, 神经系统可能会产生错构、异构和纤维化的现象。颅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主要有:逻辑思维障碍、感觉知觉障碍、行为障碍和情感障碍等。随着近几年对上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对精神障碍的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 在使用中药治疗的领域获得显著成果[3,4]。

此研究结果证明, 采用中西医药综合的方式治疗颅脑外伤精神障碍症的效果明显比单一采用西药治疗所用的药量小, 不良反应小, 治愈率高, 而且大量实验能够证明, 黄芪能够加快对细胞膜的破坏, 减少大脑含水量, 能够对脑水肿产生良好的保护, 减少继发性障碍, 使用黄芪之后, 存活的细胞数量不断增加, 有效减少因缺氧而造成的神经细胞损伤[5]。黄芪等活血化瘀中药能够在对组织损伤修复的过程中, 拮抗重构、组织异构和纤维化水平增加的现象, 同时能够扩张血管, 加快对血肿的吸收, 红花、桃仁、赤芍、当归、柴胡等中药都有此活血化瘀的功效[6]。

综上所述, 使用中西药合用的方式治疗因颅脑外伤引起的精神障碍, 能够加快脑功能的恢复, 减少病残水平,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同时, 减少抗精神疾病药物的使用数量, 使副作用降低, 用药的安全性得到保障, 多种药物的联合使用, 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具有十分显著的治疗效果[7]。另外, 使用黄芪注射液的时候, 同时配合使用甘露醇对脑水肿进行治疗, 能够大幅度降低甘露醇的使用数量, 减少对患者肾脏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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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之管窥 篇6

何谓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从80年代开始使用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的概念, 在此之前使用的是劳动力的概念。有关劳动力的研究, 主要是从宏观上对社会整体劳动力的分布、移动、福利、教育等方面进行管理调控, 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是近些年才在我国传播发展起来的。其实, 把人力作为资源来研究、开发的学术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 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就曾说过:“一年之计, 莫若树谷;十年之计, 莫若树木;终身之计, 莫若树人。”其中的“树人”就包含着将人当作资源“开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6年, 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提出过应该把人看作是一种资源的问题。很巧合的是, 西方学者彼得·德鲁克也恰好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人力资源”这个概念。自此以后, 从事人事管理、人际关系和劳资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如何界定人力资源概念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探索实践, 但由于研究领域不同,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由彼得·德鲁克提出并由舒勒等人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 人力资源管理是“采用一系列管理活动来保证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 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社会和企业的利益。”此后, 很多学者还是把人力资源管理和人事管理等同起来, 德斯勒等人就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一个新名称, 是指为了完成管理工作中涉及人或人事方面的任务所需要掌握的各种概念和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 英国的斯托瑞等人提出, 人力资源管理本质上是为了躲避工会和掩饰管理控制方法的一种复杂的管理方式, 他们认为, 人力资源管理是用来显示管理人合法性的一种不同方法, 而不是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人力资源管理。

尽管定义的角度不同, 但学者们都在试图解决人事管理、人际关系和劳资关系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即组织应该如何通过对人的管理实现组织的绩效和个人满意度达到最大化。与此同时, 把人看作是组织中最有价值的资源, 这种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

人力资源管理学是从一般管理学中分化出来的, 要探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形成, 首先要研究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情况。

管理学理论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

一般来说, 现代管理理论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管理阶段。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管理阶段, 它经历了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长达150年的时间, 历经了管理科学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阶段后期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虽然被广泛推行, 但由于没有顾及到工人的主观感受, 容易使工人对工作产生不满和厌倦, 因而一开始就遭到抵制和批评, 劳资双方的矛盾由此产生, 为了贯彻科学管理的原则, 人事管理部门随之出现。人事管理部门除负责招聘工人外, 还负责调配劳动力和协调劳资关系, 这就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行为科学管理阶段。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工业化国家逐步增多, 这一时期形成的行为科学管理思想, 使人事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行为科学理论是从社会、心理、人际关系等因素入手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是通过调节人际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在这一阶段的管理学理论中体现出来的对人进行管理的思想更加完善、更加人性化。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管理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 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阶段, 出现了许多经济与管理的新理论学派, 这些理论学派的出现都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 促成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产生。

独成体系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形成

提到独成体系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形成, 就必须再来谈一谈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现代管理阶段。社会系统学派和权变学派作为现代管理理论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学派, 都十分重视人在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社会系统学派认为, 社会组织是一个由相互协作的个人组成的系统, 它包括三个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沟通, 各级管理人员在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为协作而努力进行协调, 以保持组织的活力。权变学派则认为, 管理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 有效的管理是根据组织的内外因素灵活地应用各种管理方法解决管理问题的过程。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实施管理时必须考虑现实情况, 注意所处环境和条件, 特别是要具有洞察人的个性差异的能力, 以便随机应变地采用适当的管理方法。根据以上这些理论, 两大学派对人的看法非常一致, 认为人不是单纯的利己的“经济人”, 也不完全是“社会人”, 而是因时、因地、因各种不同情况而产生不同反应的“复杂人”。也就是说, 人在不同的组织环境和不同的时间、地点会有不同的需求, 人是否愿意为组织目标做出贡献, 取决于他的需求状况以及他与组织的关系。所以, 在管理中既要考虑到人的个性、需求的差异, 又要考虑到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用权变的观点来看待组织系统中的人与人事管理。

通过上述的讨论不难看出, 当管理科学发展到现代管理阶段的时候, 组织对人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逐渐从管理科学理论中脱离, 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已经完全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理论。随着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日臻成熟,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本位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企业本位模式两大派别, 这两种派别模式的形成, 既是历史发展的连续, 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方当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人性假设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 使组织对人的管理理念也发生了改变,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经济悄然来临, 组织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人力资源, 特别是掌握高新技术和管理知识的高层次人力资源, 已成为维系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人力资源管理必须改变过去经营性的人事理论观, 必须将其与组织的战略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于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 的时代悄然来临。1981年戴瓦纳在《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战略观》一文中提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而1984年比尔等人的《管理人力资本》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飞跃。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就是系统地将人与组织联系起来, 是统一性和适应性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目前, 学术理论界比较推崇Wright&Mc Mahan (1992) 的定义, “the pattern of planned human resource deployment and activities intended to enable an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its goals”, 即组织为了达到组织管理目标, 对人力资源的各项部署和活动进行总体计划的模式, 是组织战略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包括组织通过人来达到组织目标的各个方面。

新理论框架的构想

随着人力资源理论的发展, 人力资源理论对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方面产生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我们说, 在一个组织机构中, 只有求得有用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科学管理人才、有效开发人才等, 才能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方面 (即人和组织) 和一对矛盾 (即人和组织) 的对立统一。针对个人而言, 有个人的潜能开发、技能提高、适应社会、融入组织、创造价值、奉献社会的问题, 实现这样的目标有赖于组织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时进行调控。

作为学术研究, 应该有独特的新视角。笔者认为, 从地理角度切入, 以新的视野考察、丰富人力资源理论的实质性内涵, 建立人力资源地理学学科体系, 应该说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人力资源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建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 国别不同、民族不同, 其人文背景、民俗特点、文化传统也就必然不同。第二, 地理位置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气候特征不同, 导致人的性格不同、体质不同, 思维方式也不同。第三,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 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人力资源主权问题。因此, 应当从地域分布、地域特征、地域政治、地域经济这些各不相同的层面上综合考察、分析、评价、确定人力资源发展战略。

在人类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中, 人力资源是第一宝贵的, 因而, 自然也就成了现代管理的核心。21世纪的人力资源管理, 既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深刻烙印, 又反映新经济时代游戏规则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 只有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管理, 才能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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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精神资源 篇7

一、主要人物的对比分析

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立传的人, 他将列举的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布衣之侠和暴徒之侠三类。司马迁认为布衣之侠“虽时扞当世之文网, 然其私义廉洁退让, 有足称者。名不虚立, 士不虚附”。但是前人没有写他们, 所以他要为这类侠士立传。

鲁国的朱家“家无馀财, 衣不完采, 食不重味, 乘不过軥牛”, 却一心为他人的急难奔走。“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 及布尊重, 终身不见也”。朱家的义举使天下人“自关以东, 莫不延颈愿交焉”。他虽然救过许多豪杰, “然终不伐其能, 歆其德, 诸所尝施, 唯恐见之”。郭解以丰厚的财物接济别人而不求回报, 他外甥欺负别人而被人所杀, 郭解的姐姐要他报仇。在了解了事实之后, 他说:“公杀之固当, 吾儿不直。”“遂去其贼, 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人们都称赞他是仁义之侠。郭解还能以德报怨, 郭解出门人们都给他让路, 但有一个人坐在道旁不让路。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 是吾德不修也。”还悄悄帮那个人减除了劳役, 他低调地化解了洛阳人的仇怨之后连夜离开。他为人很谦敬, “之旁郡国, 为人请求事, 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 各厌其意, 然后乃敢尝酒食”。司马迁说:“吾视郭解, 状貌不及中人, 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 知与不知, 皆慕其声, 言侠者皆引以为名。”然而, 由于郭解的行为与统治者的意愿相悖, 汉武帝最终找借口杀了郭解及其翁伯。“虽死犹闻侠骨香”, 司马迁笔下的郭解是一个很值得人同情的悲剧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下层人民的利益, 是仁义之士。《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杰出的骑士小说, 主人公堂吉诃德虽然在表面上给人以疯癫之感, 但他的行为是骑士精神的典型代表。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倾注了自己全部美好的感情, 透过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件荒唐事, 人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大方的英雄气概” (1) 。

堂吉诃德救下被主人鞭打的小牧童, 结果却使小牧童被打得更惨;他把风车当成巨人冲去决斗的结果是摔得遍体鳞伤;他将店主的女儿想成城堡主的女儿并认为小姐爱上了自己, 结果受到捉弄;他把羊群当成敌国的军队, 冲进去乱刺一气;他释放了一伙囚犯结果被囚犯揍了一顿……这些看起来荒唐的行径下蕴含的是堂吉诃德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骑士精神。

首先, 堂吉诃德身上表现出为维护正义不怕牺牲、保护弱小的精神。他救下遭主人毒打的小牧童、毫不畏惧地冲向风车等都是出自善良的本性。“天叫我生在这铁的时代, 是要我去恢复那金子的时代”。其次, 他具有慷慨无私的品德, 为了心目中伟大的骑士事业, 他可以献出一切。他放弃舒适的生活, 出门冒险行侠, 当桑丘的驴被偷后, 他答应把家里的驴驹分三匹给他等。最后, 堂吉诃德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素养, 对于女性总是谦恭有礼, 他将臆想的心上人视为“黑暗中的光明, 痛苦中的换乐, 前途的北斗星, 命运的主宰”,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她。

二、侠士精神和骑士精神的对比

无论是侠士还是骑士, 他们的行为都是围绕“义”展开的, 表现的是正邪间的冲突。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点相似之处。

第一, 中国的侠士伸张正义, 施恩不求回报。游侠能够救人于困厄, 典型的是朱家在朝廷通缉季布的危急关头, 冒着牵连九族的危险救助季布, 却不求回报。而骑士也尊重所有弱者并成为他们的保护者, 如威廉·卡克斯顿在《骑士阶层》中说:“骑士之责任在于护卫寡妇、孤儿、病人及无钱无力者。”堂吉诃德说:“他要消灭一切暴行, 承当种种艰险。”

第二, 侠士和骑士都有慷慨大方的特点。中国的侠士面对需要救助之人能慷慨解囊, 朱家“振人不赡, 先从贫贱始”、郭解“厚施而薄望”。堂吉诃德在和牧羊人对话时发表的关于“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的议论, 表现出对财产共有、生活幸福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中西方侠士的这种相通的精神观念代表的是人类共同的美好的道德品质, 虽然如此, 但侠士与骑士的“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首先, 动机与目的不同。骑士之“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产物, 他们以封建君主和教会的利益为准则, 追求的是个人荣誉, 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如《圣忒莱的小约翰》中约翰到四大强国冒险的目的是履行职责, 中国的侠士们则将“义”看得非常重, 其侠义行为带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感。

其次, 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不同。中国的侠士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利益, 游侠希望消除世间不平事, 有“任侠”之称, 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中侠客反抗暴政的形象, 但是游侠“以武犯禁”, 成为统治者打压的对象。骑士是封建君主和教会利益的维护者, 他们要铲除的是背叛君主的行为和异教行为等, 著名的《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系列故事就明显表现出了这点。

最后, 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中国古代侠客认为“义”高于爱情, 《游侠列传》中根本没有提及女性, 后来古代游侠文学中爱情、女性也不是主要的描写对象, 骑士的爱情本身就是他们“义”的构成部分, 并且形成了他们典雅的爱情观, 如《特里斯丹和依瑟》中对爱情不可抗拒的赞颂、著名的“破晓歌”等。

三、造成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于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经济形式的不同、文化背景和作者生活遭际的差异导致这些不同。

首先, 经济形式不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教权和君权没有完全统一, 产生了服务于战争的兵种———骑士, 骑士相当于封建君主的雇佣兵。中国是封建专制的皇权, 皇帝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游侠行为对于皇权是一种挑战和威胁。

其次, 文化背景不同。游侠文学属于东方文化体系, “儒家的理念、墨家的行为, 使游侠节操儒化, 使游侠的行为墨化” (2) 。中国侠士带有强烈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力;骑士文学属于西方文化体系, 以宗教信仰和理性精神进行自我约束。骑士代表的是西欧上层社会的文化精神, 随着欧洲封建体制的瓦解, 骑士文学烟消云散。中国的侠士是大众文化的产物, 武侠小说没有像骑士文学一样消失。

最后, 作者的人生遭际不同。司马迁因李陵之事遭受宫刑, 身心受到极大创伤, 所以对遭统治者打击报复的游侠有着惺惺相惜之感。塞万提斯所处的西班牙“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 并在军事外交上屡遭失败, 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在国内, 为了镇压人民的不满, 宗教裁判所进行了严厉的迫害” (3) 。塞万提斯因为富有正义感得罪了权贵和教会, 数次被诬下狱。堂吉诃德“身上体现出人类最普遍、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感情” (4) , 寄予的是塞万提斯全部美好的感情。

无论是中国的侠士之义还是西方的骑士之义, 表现的都是人类追求正义、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然而, 由于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作者经历的不同, 他们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道路, 同时对各自国家后世的文学发展和民众的精神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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