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精选八篇）

资本主义萌芽 篇1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

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毛泽东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毛泽东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

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毛泽东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摘要：如果必须直面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毛泽东,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李振宏主编.《新中国学案丛书·总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

[2]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2).

[3]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253-256.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篇2

第三节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制糖业大都是在产蔗农村就地煎炼，也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据我们研究，它的生产，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商人资本支配。但在清前中期，主要产糖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制糖作坊，其情况与烟、茶等加工稍有不同，因此另作一节论述。

一、制糖技术的发展

西方国家通用的甜菜制糖，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我国都是用甘蔗制糖。我国很早即曾用甘蔗计调味【1】，东汉时已有用甘蔗做馅汤的记载，亦称为糖【2】。而用甘蔗制成现代所说的结晶的糖，据说还是七世纪时唐太宗派人从印度学来的。【3】甘蔗在生长期喜高温和雨水，到成熟期又需干燥晴朗的气候，并不耐霜，产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我国以广东、福建、台湾、四川为宜，其他江南各省亦有少量生产。明代以前有获蔗，亦用以制糖，以后则皆用竹蔗。蔗中密节之种，则主要用作食蔗。

制糖工艺一般是制黑糖（红糖）比较容易，制白糖较难，而制冰糖（糖霜）属精致工艺。在杨罕的《异物志》中，即有将甘蔗汁“煎而曝之，即凝为冰，时人谓之石蜜”之说。到宋代，则确已有冰糖生产，实属可贵。不过当时制造冰糖尚无一定的加工程序，生产很不稳定，工具亦简单，产量不多。南宋人王灼著《糖霜谱》，记四川遂宁的撒山一带，有糖霜户近400家。他们将甘蔗去皮，剁成小片，再碾碎或舂碎成泊。将泊入额蒸透，然后用榨床榨出糖水，所余蔗渣经煮后，仍可再榨。所收糖水，煎稠后放人瓮中，插入竹片，听其自行凝结，过五、六个月后将冰糖沥出。但是，“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铣两无获，域〕收数十斤近百斤”。并且，在山后、山左一带人家，“霜成皆下中品”，有的地方，还“不能成霜”，只好将糖水卖给山前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前和山右的300家糖霜户中，已出现拥有数十瓮的上户（小户只有一、二瓮人这种上户用工达“

一、二十人”。不过，这一、二十人只是用于削甘蔗皮和剁甘蔗这一工序，不需多少时间，若有雇工，亦是短工，很可能是地主雇工。

到明代，种蔗制糖，转以广东、福建为盛。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其他地方产量合计只能占十分之一。不过，崇锁时，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在那里推行单一种植业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蔗田面积达到稻田面积的三分之一，砂糖年产量达170余万斤，宋应星大约未予计入。

明代制糖业，照《天工开物》所述情况，在工具、技术和工艺上，都比宋代大有进步。首先是蔗车的使用。广东的蔗车都是木制，主要构件是一对坚木（荔木）制的轴辊，直径约2.2尺，高3尺，竖立在车床的上下两块横板（天盘、地盘）间。轴上端凿成阴阳凿，使两轴相接。其中一轴有长出1尺余的轴颈，出样于车床的天盘，接以担犁，用半拉着绕场转走，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于两轴间，即压榨出汁，下有潜接收，流入缸中。压榨三遍，尽得其汁。这就比前述的削皮、剁蔗、碾碎、蒸熟再榨汁，工省而效率高得多了。蔗车的制造，也比用于榨油的各种榨槽（都是靠人力打入楔子）进步得多。

其次是炼糖。明代采取三级炼糖法，即蔗汁“经炼为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再炼而凝之则曰冰糖。”【4】按《天工开物》，糖灶设三锅，列如品字。先将蔗汁加入0.5%的石灰，除去杂质，依次人三锅煮炼后，凝成黑砂，即是红糖。将这种黑砂置于陶制漏斗（瓦溜）内，用黄泥水将黑渣淋下，溜内所存糖的最上一层变白，即为白糖，其下层仍带黄褐色。将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置于钵内，撒入约一寸长的竹蔑片作媒剂，使自行结成冰块，即为冰糖。每次煎炼，都要看水花火色，掌握时间、温度，须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天工开物》说：“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以供急用。”【5】这样，上述糖的生产过程，完全可以在农民家庭中完成，他们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若说每家蔗农都置备用牛驾驶的蔗车，恐怕是不可能的。该书所说，大约是指富裕之家。在前引《糖霜谱》中说，“碾缺则舂”，即置备不起石碾的人家只好用石臼舂蔗压汁。在明代，碾或舂的这种原始方法，仍是大量存在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福建的制糖法就不用蔗车，而是“取蔗入硾杵烂”【6】。鉴于在明代史料中，还没有看到较有规模的制糖作坊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到清前中期，广东蔗糖的生产扩大到番禹、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而罗定州的糖厂林立，伊然成为制糖的中心。同时台湾成了重要的产糖地区，康熙末年产量达1亿斤，【7】嘉庆以后稍衰。而四川的沦江流域却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地区，由内江发展至资阳、资中、简阳等县。

在制糖技术上，清前中期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但在量上有发展。在蔗车的构造上，台湾、四川挪用石轴代替木轴，以加大压力。石轴上端凿20个孔，各镶硬木成阴阳齿，互相带动。同时加大了体积。四川蔗车的石轴直径有3.4尺，比明代的大半倍，高也加长为3.4尺。不过，这也使它变得十分笨重。明代蔗车，按《天工开物》所绘图式是一牛挽车，清代则是三牛，行动缓慢。在炼糖设备方面，四川糖灶用9口锅，为明代的3倍。其前夕口锅排成圆形，后5口锅排成一行，利用火力从第一至第九锅依次减弱，各有不同的用途。第一第二锅称泡子锅，煮蔗汁去泡沫；第三第四为糖锅，蒸发蔗汁水分；第五第六锅为紧锅；第七锅为出糖锅，糖饧至此成糖；尾部两锅供烧热水用。使用这些设备，产量增大，效率也提高了。

工艺方面，清前中期亦略有改进。原来糖作为商品运销，是以白糖为主，在明末即称洋糖，因“西洋糖绝白美，故名”【8】。《广阳杂记》有段记载说；“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9】这里“偶值屋瓦堕泥”一段，未必可靠，不过白糖的制造，可能是明后期才通行。请前中期，仍沿用泥水淋漏这种原始的方法。不过，到道光初，在制白糖中已形成一套“蔗汁——水糖——糖清——白糖”的工艺流程，不必再由砂糖重炼。并在漏斗上铺纸，泥水自纸上淋漏，渐干后，连纸带泥揭去。所制自糖有上自、中白或上档、二档、三档等名色，其上等者，可与西洋糖比美。漏下之水，复制各种粗糖。制冰糖时，未凝结的冰水亦可复制成二档冰糖。这都扩大了原料的利用率，品种多样化，有利销售。

二、糖市场和商人资本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国糖的资源并不太丰富，制糖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晚，长期以来，糖并不是人民每天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半奢侈品。但它的生产从来就是商品性的，并且体小价高，适于远销。清代以来，随着糖产量的增加，糖的市场特别是京畿、江南和海外等远距离的市场迅速扩大。虽然它在整个商品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我们专作一些考察。

清代糖的产销，以台湾的资料较多，我们先就白糖作一些分析。前已述及，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即把它作为掠夺糖产的基地。他们用贷耕牛、贷资金等办法发展蔗糖生产，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指定价格收购，运往波斯、西欧等地销售。在此期间合糖出口额，崇须十二年（1639）为18.8万斤，顺治五年（1649）为30万斤，顺治九年（1652）为58.7万斤，顺治十八年（1661）为85.6万斤【10】，20年间增加3.5倍。因缺乏同期产量数字，无法看出各年出口比重，但可从一些年份的情况看出它的趋势。顺治五年（1648），台湾生产砂糖90万斤，其中30万斤运销波斯，60万斤运销荷兰，即全部砂糖都用于出口。十年以后的顺治十五年（1658），台湾砂糖的产量增加到170万余万斤，这年运往日本的有60万斤，运往波斯的有80万斤，留在台湾销售的只有33万斤，这就是说，出口部分达到80%。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他在台湾仍奖励种蔗制糖，并派人去福建带回蔗苗分给农民种植。这时。因兵燹之后，加以西欧、波斯销路断绝，糖的产量有所减少，年产量大约在100万斤左右。、台糖出口则转向日本、菲律宾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台糖运销日本达99.2万斤，几全部为外销。【11】

次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糖产迅增，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超过5，000万斤【12】，康熙末期更达1亿余斤，雍正和乾隆年间，估计分别在8，400万斤至8，800万斤之谱【13】，嘉庆、道光年间约在7，000一8，000万斤的水平上【14】。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后，继续出口合糖，同时规定每年运销东洋200万斤【15】。康熙三十六年（1697），“台人植蔗为糖，年产二、三十万，商船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16】。这里二、三十万是指银两，当时白糖每百斤值银1.3—1.4两，即合ｌ，500至2，300万斤，约为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清政府放松海禁，大陆成为台糖的主要市场。康熙时，“福建、广东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乾隆时，又将准商人使用“横洋船”，这种船，梁头达两丈以上，装载量大，从台湾直驶天津，称为糖船，又称透北船【17】。此外，台糖还通过厦门运销东南各地。“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18】

贩运台糖的，有台湾商人，但很多“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19】，而“海船多（福建）漳泉商贾贸易”【20】。漳泉商人从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载当地土产运台湾，国船时载台湾的糖和其他物产到厦门、上海、苏州等地。在台湾，雍正初年就有了商人的组织，名叫“郊”。最大的有北郊、南郊和港郊，谓之“三郊”。其中北郊，主要是配糖兴贩华北诸地。此外，还有专门贩卖台糖的糖郊。乾隆以后，糖郊发达，商贾云集，糖市文渐由南向北转移，彰化一带形成新的糖区。糖的贸易利润很大。朱小阶在其所著《小琉球漫志》中说：“漫讶飞霜暑路中，舳舻货殖倍三农，海东千里饶甘蔗，何啻人间千户封。”又在其序中说：“糖之息倍于谷，台地富户每岁货糖吴越，所息不赀。”【21】

广东的制糖业历史悠久，制作较精，其白糖也供出口。“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22】国内市场亦行销甚广。如“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3】“琼〔州〕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4】潮阳“黄糖白糖，„„商般装往嘉［兴］、松（江）、苏州，易布及棉花。”【25】澄海之糖，“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26】。这些糖货，经”海船（广东称增船）北运，说明它已经成大宗的贸易。福建的糖也是海运天津。直隶总督刘于义在《奏闽船到津拆》中，所列商货，首项就是“白糖、松糖”【27】，其价值可知。

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逐渐扩大，竟与台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注云：“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乃四川新产之糖价廉而货美，诸省争趋之。台糖因而减市。”【28】

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是促使制糖业扩大生产规模、以至出现一些工场手工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商人积累资本、并渗入以至支配生产者的过程。他们首先是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蔗农的家庭制糖手工业，同时，也会以同样办法控制一些制糖作坊，最后，他们还可能直接投资，开设一些雇工生产的手工糖厂。下面是一些事例。

（广东）“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29】

（四川富顺）“种得万挺千挺蔗，预贷十万八千钱，始春得钱十胜千，半果饥腹半入田。”【30】

（广东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桔，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31】

（台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指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32】。

这里第一个广东之例，是贷款给蔗农，他们是“家家晒糖”的小生产者。出贷者是“糖房”，广东的糖厂通称“糖寮”，这里所说的糖房大约是商人经营的糖栈，故说“旧糖未消，新糖复积”。第二例四川，也是贷款给种蔗的小生产者。出资人未详，看来也是商人，惟原注有“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这霜户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商人开的糖房。总之，蔗农经常是靠借高利贷作为糖本，这在以后的文献中就更多了。第三例澄海，明说是“富商巨贾”放账给糖寮。第四例台湾，是“客人”即各地来的商人向糖厂（在台湾通称糖廍）预买。这两则是商人资本控制糖厂之例，看样子也是普遍现象。

糖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在还没有巨大的产业资本投资制糖专业的时候，由商人控制生产，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以远距离贸易为主要市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如台湾在康熙末年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嘉庆初年发生蔡牵起义事件，这时海运受阻，商人裹足，台糖生产即大幅度跌落。不过，上举这些资料，还只反映商人资本通过买卖或借贷关系控制生产，剥削生产者，他们还不具备包买商的身份，因而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提到，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从上引广东“家家晒糖”的记载可知。但是，清代已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廍、糖察、糖房，这些糖厂的性质如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们的生产规模，再探讨其生产关系。

（台湾）“十月内筑届屋，二蔗车，雇募人，动廍硖糖。”

“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

“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陕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33】

这里所记台湾的糖廍，每廍用牛18头，用工17人，一般是分两班，昼夜生产。其中两人是糖师，他们要“知土脉，精火候”，属技师性质，也是生产的指挥者。其余15人各有分工，大约火工、车工需稍有技术经验，其余是粗工。每月工资支出银60—70两，平均每人3石一4.1两。榨糖季节是阴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约半年时间。如每廍可榨36甲（合407.16亩）的甘蔗（甘蔗采轮种制，另有36甲休耕）。如是上等的甘蔗，每廍可出乌糖2，400担，每担值银八、九钱，即总产值达2，000两上下。再加工成白糖，价值更高。我们不知道一个糖廍的投资有多大，但从雇工和产值看，规模不算小了。

广东的糖厂，也是入冬在场地“搭寮”。广东是用木制蔗车，较轻巧，也是三牛驾驶，炼糖则较精。其规模无记载，可能比台湾的廍要小。下列雇工记载，仅反映工人多来自雷州、琼州，一般有人身自由而已。

“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34】。

（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苗搭祭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文约。”【35】

（英德）“钟统化雇吴书城在蔗察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36】

四川的糖房，也无雇工材料。下面是内江的两个记载。

（艺蔗为农者）“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轮护煎者，昼夜轮更，其雍资工值，十倍平农。”【37】

“按欓（糖）之类有六：曰欓清、曰红欓、曰白欓、曰结欓、曰水欓、曰漏水欓。业此者有三：曰欓房、曰漏棚、曰冰橘房。”【38】

第一条，“数十百人”是又种蔗、又制糖。内江蔗车、糖灶都很大，到制糖季节大约“数十百人”一齐动手。第二条反映制糖的分工过程。将甘蔗榨汁，除去杂质，即糖清。糖清经煎熬，成红糖。红糖或糖清经泥水淋漏，成白糖。白糖下面的黄色物经加工，即橘糖。漏斗淋下之水，即漏水糖。将白糖溶于水，加工成冰糖。冰糖下面未凝结的糖水，称冰橘水，用以煎橘枣等水果。这里是把全部作业分成三部分，即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好象三个专业化车间。不过，这个材料较晚出。

单从分工、雇工和规模上还不能断定它的性质，还需要从投资者或业主方面来考察。下面是台湾的情况。

“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主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39】

这里糖廍分为三种。先说头家廍。头家廍是独资经营的。投资人有商人，也有地主。他们自置生产设备，雇工生产，并有头目管理业务。如果是商人开设，向蔗农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则其生产关系已完全是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了。如果是地主开设，给自己农场生产的甘蔗加工，所用雇工也可能就是自己农场的工人，则其性质尚可斟酌（见下面广东糖寨的讨论）。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多，比较道行的是将廍租给蔗农加工，其中又有“大租廍”、“小租廍”之别。大租廍是蔗农将自己的甘蔗拿来加工，除割蔗是蔗农自理外，其余人工均由康主供给。蔗农付给廍的租金（包括工人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事前订立的契约，分一定比例的产品即糖给廍主，通常是廍主分45%，蔗农得55%。小租廍是蔗农出甘蔗，由廍主组织生产，双方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分糖。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仔细分析，它实际并未改变头家廍的性质，仅是业主的收入，名义上变成实物租而已。同时，由于采取租廍制，地主开设的廍，也和商人开设的廍一样，是给他人加工，获取收益了。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台湾的头家廍，基本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当然象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完整的，有些地主开设的廍，可能还属例外。

公司廍又名公家廍，是合股组织。商人合股，商人与地主合股，有时也有蔗农以耕牛或提供运费的形式入股。它也是雇工生产，有头目管理，经营方式与头家廍相同。如果没有或只有少量蔗农的入股，那么，它的性质也可以和头家廍同样看待。

牛犇廍，是蔗农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主要是加工自己种的甘蔗，也接受他人委托加工。因蔗车运转以三牛为一挂，故用犇字来表示股份，有一户出数犇的，也有数人合一犇的。后来，就不限于牵牛供役，而是在开工以前按当年牛价，折合现金入股。牛犇廍由入股者选出头目主持管理工作，蔗农参加劳动，有的也有雇工。这里边，大小户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劳动者合作组织，并主要为合作者加工，不能视为资本主义性质。【40】

台湾的糖廍，“系各就田园设厂”【41】，季节性生产，还是就地加工的性质。但因台湾人口密度较低，所出的糖历来是大量出口外洋和远销大陆，它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糖廍，农民家庭煎制的已居次要地位了。康熙中有人描述说：“蔗田万顷碧妻萎，一望葱笼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响群犀”【42】。这种生产的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部，乾隆时有蔗车370部【43】，糖廍的数目，大体相同。前引资料说牛犇廍“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三类廍中，可能是以小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牛犇廍较为普遍。这说明，即使在台湾，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微弱的。

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前引屈大均的说法，“广人饮撰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似乎农民家庭煎制还占优势，这大体是明末清初的情况。但广东的糖也是远销东西洋和京津、江南，糖察在清代颇有发展，其规模则较小。看下述记载，也有与台湾糖廍类似之处。

（广东东芜）“春月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氓山千亩，芋埒封君也。”【44】

（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45】

这里第一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放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看来可算资本主义萌芽了。不过，此例资料较晚。

第二例是说榨糖时，上农一家搭一个糖寮，中农5家合搭一寮，下农8—10家合搭一寮。下农的糖寮，有类台湾的牛犇廍，是小生产者合作社的组织。中农的糖寮，看来也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即使雇工也不会多，顶多是小业主合伙。上农一家一寮，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雇工生产，有类台湾的头家廍。但是，头家廍常是将廍租给蔗农收取加工费（按实物计），这里的“一家一寮”，从文义来看，象是榨自己农场所种甘蔗。这些甘蔗亦不知是地租收入，还是业主雇工所种。因有这些考虑，这种“一家一寮”虽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却是不那么肯定了。

在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乾隆时，有个富农租地种蔗，并开设糖房，雇工熬糖发卖的例子。【46】这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比较明显了。

四川的糖房，规模颇大，但其生产关系如何，未见记载。若前引叙州府资料，有专业分工，其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若属一家所开，雇工必多，当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若分属三家，则漏棚、冰橘房不需榨车，用工无多，就可以是小作坊以至个体户了。场外专业化分工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在清代手工业中是常见的。

福建的制糖业，未见集中糖厂制糖的资料。有个兴化的记载说，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47】这还都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注释】

【1】《楚辞·招魂》：“腼鳖炮羔，而拓浆些”。应劭注：“柘（拓）浆，取甘蔗汁以为饮也。” 【2】杨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

【3】《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迫使取熬糖法，即用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按摩揭陀，即今之印度。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是太宗时外国贡使所传。【4】王世懋：《闽部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该书所记炼糖方法也与《天工开物》稍有不同，如制红糖是用草木灰洒蔗汁，用油滓点化，制冰糖用泥封等。

【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载；“三县（即台湾）每岁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9】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版第192页。

【10】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朔。所列出口额，指运往波斯、荷兰等地的数字，不包括运销日本等东洋的数字。

【11】产销数均见徐方研：《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2】郁永和：《稗海纪游》载；“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担）”。按此系郁永和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福建去台湾采办硫磺期间的记事。

【13】据余文仪等：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张，乾隆时有370张，按平均每张车年产糖24万斤计算，分别如上数。【1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页四四四。

【15】“兴贩东洋白糖一项岁定二万担”，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苏拜、总督姚启圣等会议疏，载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16】郁永和：《稗海纪游》。【17】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18】黄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赤嵌笔谈。

【19】《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拆。【2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

【21】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22】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按所记为乾隆间事。【23】嘉庆《雷州府志》卷二。【24】道光《琼州府志》卷五。【25】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26】嘉庆《澄海县志》卷六。【27】载《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28】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版第90页。诗中“闽糖”即台糖，当时台湾属福建省。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0】陈崇哲：《富顺蔗欓诗》，载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31】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4】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5】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6】清代刑部钞档；嘉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37】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38】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40】此外，台湾还有官府和驻军经营的官田、官廍，为数有限，不在我们考察之列。【41】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42】郁永和：《稗海纪游》。

【43】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44】宣统《东芜县志》卷十五。【45】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

资本主义萌芽从哪儿来 篇3

很多年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这样一个著名判断，以为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这个判断，很多年来我们坚信不疑。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观，从现代化史视角观察，这个判断还有可供讨论的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早期形态，是资本主义幼苗，是现代化起点。毛泽东，或者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起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不一致，但没有说这些不一致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不明白传统中国社会并不需要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

根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出现，中国的历史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走向终结。中国帝制时代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中华帝国完全可以持续“超稳定”存在、演化。只是因为西方社会到了近代发生巨大改变，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使西方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渐渐消失，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领却在无限扩大。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生。

对于蒋廷黻这个判断，我们过去很难理解，更不愿意接受，因为在“革命年代”，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向外输出资本，期待市场。如果我们过去对近代中国外国资本主义不那么容易理解的话，仔细体会今天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机会、遭遇，以及受到的批评，应该有新的认知。

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不可能推演出资本主义萌芽，主要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或不发达，而是因为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无法容忍商品经济的冲击。我们过去不能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盐铁专营，垄断农业社会最基础的物质；不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

其实，如果从现代化视角观察，传统的农业社会就是一个“超稳定”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分立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农工两个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阶级，但他们在农业社会最没有消费冲动，没有购买能力。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必须抑制商业资本对社会的冲击，对农工的诱惑，因为这两个巨大的阶级一旦形成需求，必将给帝制时代的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仅有的手工业根本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西方14世纪开始出现的“圈地运动”，究其本质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成为必须。所以，马克思说“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序幕。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渐渐积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为了消化这些产能，西方资本主义漂洋过海来到还没有新工具、新动力的东方，这大约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真相。

中国社会内部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文明的社会架构、治理方式，也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农抑商依然是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但是帝制中国最终还是无法阻止新工具、新动力的进入、尝试与流行。

西方的新工具、新动力什么时间传入中国，已经不可确考了，但是正如许多重大社会现象一样，纸上的记录一定落后于社会的实际存在。1950年代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发生在明代中晚期，地点主要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地点，都很值得玩味。这个时间没有超过西方的“圈地运动”，没有超过西方近代纺织业的兴起。这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来自西方的启迪。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证据，但很值得思索。

资本主义萌芽 篇4

(一) 从《门罗宣言》内容看霸权主义萌芽

《门罗宣言》是时任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的, 它包括三个原则:“一是欧美大陆相互隔绝, 即‘美洲体系原则’;二是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 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 即‘互不干涉原则’;三是除现有的殖民地外欧洲各国不得再将美洲大陆视为殖民对象, 即‘不许殖民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了门罗宣言的全部内容。这三个原则构成了门罗宣言的全部内容。” (1)

《门罗宣言》的这三大原则, 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美洲独立运动,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当中有不少“隐患”存在。首先, “美洲体系原则”将欧美的政治制度根本对立起来, 将原先“美国的孤立”扩大为“美洲的孤立”。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将美洲纳入到美国的阵营中, 与欧洲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它并不表明美洲各国在地理环境、政治原则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性, 而只是表现了美国一国的扩张利益”。 (2) 美国发表《门罗宣言》的目的不在于解放美洲, 而在于占领美洲, 只是他们打的是人道主义旗帜, 所以隐藏了其背后真正的动因。

《门罗主义》对“互不干涉原则”的表述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且维持独立, 而我们基于伟大的动机和公正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国家, 如任何欧洲国家为了压迫它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他们命运而进行的任何干涉, 我们只能认为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现。” (3) 我发现这段表述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它仅仅对欧洲有约束力, 而美国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保证不干涉美洲既有的殖民地和欧洲, 但对独立国家, 美国只字不提, 这给日后美国对拉美各国实行霸权主义留下了缺口。当时的国务卿亚当斯更是露骨地指出:“对美洲的事务, 美国都不能置之不理, 有关他们的一切政策问题都对美国的切身权利和利益有直接关系, 它不能听任欧洲列强们的安排。” (4) 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把美洲划入美国的权利和利益范围之内, 不许欧洲人插手。这种双重标准正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门罗宣言》的“不殖民原则”看起来具有反封建反殖民的倾向, 但它的“反殖民”仅仅是针对欧洲各国, 对于自己则没有作出任何的规定, 而且这种“反殖民”倾向当中还暗含了当时美国外交的利益追求。当时俄国在美洲的西北地区进行扩张和英国在俄勒冈问题上与美国的争执, 都令美国很苦恼。在这样的情况下, 《门罗宣言》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恐吓了俄国和英国, 减缓了他们扩张的步伐。通过恐吓来要挟对方放弃自己的利益需求, 从而达到自己的利益要求, 这不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吗?

(二) 从《门罗宣言》的背景看霸权主义萌芽

从当时美国国力来考虑, 美国无力也不想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保卫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 发表《门罗宣言》这样的声明在当时是毫不起眼的。反“神圣同盟”的主张是由英国发起的, 英国之所以联合当时尚属弱国的美国, 更多的是想让美国成为英国控制美洲的“代理人”。可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人在附和英国的情况下, 不仅单方面发表了《门罗宣言》, 避免了成为英国的傀儡, 而且通过它将美洲纳入到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作为新生力量的美国, 从建国开始就处心积虑地想对外扩张, 增强自己的实力。当时正值“神圣同盟”和英国两股传统势力相互牵制时期, 美国当然要抓住机会发表一份可以在日后作为扩张原则和依据的文件。另外, 尽管“神圣同盟”对拉美独立运动恨之入骨, 但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在欧洲各国的档案馆内, 我们没有发现实质性文件。就连美国史学家查理士·韦伯斯特也称“神圣同盟干涉论”仅仅是个别人的想法, 但没有任何政府接受这样的意图。

无论从内容还是当时的背景看, 我们清楚地看到《门罗宣言》都不是协助美洲独立运动的文件, 而是美国霸权主义萌芽的文件。“门罗主义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暗含着要在整个西半球建立美国的领导权的思想”。 (5) 而日后美国外交政策一步步地将美国门罗主义中蕴含的霸权主义倾向“发扬光大”。

二、门罗主义的发展及霸权主义的确立

19世纪中后期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完成, 使美国成了世界强国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 美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与之相适应, 在对外政策方面, 美国也对门罗主义主要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和运用。

(一) 奥尔良重释“门罗主义”

1895年, 在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的纠纷问题上, 美国祭出“门罗主义”, 将英国的介入排除出去。国务卿奥尔良当时声称:“美国今天在本大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 在其干预范围内的种种间题上, 它的命令就是法律。” (6) 奥尔良的讲话公然把《门罗宣言》中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演变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主义也变成美国在拉丁美洲肆意侵略、干涉他国领土和主权的舆论依据, 真正成为一种霸权主义。门罗主义之所以可以被拿来作“犯罪工具”, 就在于它提出时没有准确地定义“America”一词, 这就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定义这个词提供了便利, 门罗主义的迂回性又一次为霸权主义提供了沃土。

(二) “大棒政策”扩充“门罗主义”

1904年, 老罗斯福在多米尼加问题对门罗主义进行了最具干预意义的诠释, 使之附和“大棒政策”。在他自称的门罗主义“必然结论”中, 老罗斯福宣示在西半球仅美国得以行使“一般干预权”:“……在西半球美国坚守的门罗主义, 可能迫使美国不论多么不情愿, 仍不得不对恶名昭彰的恶行或无能, 行使其国际警察权。” (7) 老罗斯福的“大棒政策”无疑是对门罗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延伸, 他把门罗主义禁止欧洲国家干涉美国事务的原意改为美国在必要时可以“警察”身份进行直接干涉。老罗斯福的政策是美国霸权主义确立的标志, 而门罗主义则是这一政策的帮凶。

三、门罗主义的暂时消失和另类霸权主义的发展

1929年秋,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 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迅速作出决断。1930年3月,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门罗主义的克拉克备忘录。根据克拉克的观点, 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要抛弃门罗主义这一信条。其实不然, 美国在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外交政策还是没有摆脱门罗主义的框架。

由于美国在老罗斯福时期对拉美各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较有政治远见的罗斯福宁愿采取一种更温和灵活的政策, 以防止拉美反美运动的高涨, 保持美国在拉美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尽管胡佛和罗斯福在表面上放弃了门罗主义, 但其实质是不变的。老罗斯福采用的是武力威胁, 而胡佛和小罗斯福则是采用经济渗透的方式。罗斯福所采取的这种睦邻政策, 是要使门罗主义重新回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个大前提上面去。因为在罗斯福看来只有保持住这个大前提, 把非美洲国家置于西半球之外, 美国作为美洲最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在拉美地区获得最大的好处。因此我认为, 尽管没有提到《门罗宣言》, 但美国人骨子里在此时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去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所谓的“睦邻政策”只是门罗主义的一种另类反应而已, 而不变的还是称霸世界的野心。

四、门罗主义的卷土重来和霸权主义的顶峰

二战过后, 在战争中大发“战争财”的美国企图在战后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此时东方的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于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台了闻名世界的《杜鲁门宣言》。实质上“杜鲁门主义”就是“门罗主义”的扩充版。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是美洲对欧洲, “杜鲁门主义”的适用范围则已经是“西方阵营”对“东方阵营”。“杜鲁门主义”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内容上受到了“门罗主义”的影响, 并将“门罗主义”中的霸权主义倾向发展至顶峰。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是“杜鲁门主义”成功运动的范例。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面对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事实, 他仅仅实行海上封锁。肯尼迪作出此决定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强攻, 必定两败俱伤, 不仅大丢面子, 而且将危及到门罗主义集体安全体系的概念本身, 从而使美国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另外, 海上封锁看起来似乎姿态稍低, 但不仅可以避免与苏联正面冲突, 而且可以借此弦耀武力, 迫苏就范。同时, 美国可以乘机摆出一付“受害者”反击的姿态争取国际舆论, 巩固西半球防御体系, 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保卫门罗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 美国仅仅通过海上封锁就将古巴导弹危机顺利解决。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跟“门罗主义”的运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是打着“正义”的旗号, 而实际上却是美国称霸世界、打击异己的手段而已。而此时美国的“门罗主义”中霸权主义已经发展至顶峰。

五、“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原因

(一) 美国人的性格和价值观是根本原因

门罗主义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因为门罗主义符合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性格。“美国人极怕会一辈子固定在石头上, 停在同一个地方动弹不得。或许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那么不安于现状的原因”, (8) 而这种不安于现状的性格造就了他们外交上的霸权主义倾向, 而门罗主义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此外, 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 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我们常见的I think、I believe、my opinion is, 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只要自我负责即可, 而门罗主义所反映出来的利己原则也刚好满足了美国人这一行为习惯。

其次, 美国人在价值观上持天定命运论和孤立主义。美国人具有强烈的“上帝选择”和“天定命运”的宗教信仰, 坚信“天定命运”是安排整个世界, 远离邪恶的道路, 把人类引向“新的耶路撒冷”。 (9) 这种信仰很快影响到政治上, 与美国外交政策杂糅在一起, 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基础。从价值观出发, 门罗主义很好地维护了美国“救世主”形象, 而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极力维护这一虚伪的形象。

孤立主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另一个比较主流的价值观。当时, 华盛顿认为新旧世界政治制度迥异, 美国不应卷入欧洲的政洽纷争。华盛顿的警诫绝不是要画地为牢, 束缚美国的发展。因为美国政治孤立的空间从来就不是北美十三州的疆界, 而是把欧洲和美洲隔开的大西洋。从这个意义上说, 门罗主义正式宣告了孤立主义的范围是整个美洲地区, 它体现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选择。

(二) 《门罗宣言》措辞的灵活性是主要原因

《门罗宣言》巧妙、谨慎的措辞赋予门罗主义以持久活力。门罗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进攻性的, 对象则是虚拟性的。它给日后美国的扩张入侵提供了很大的借口。

《门罗宣言》中凡与欧洲相关的语句均经过仔细斟酌, 既警示又保留。“宣言”承诺美国不会干预欧洲内部事务, 不会卷入欧洲的战争, 却未规定美国与欧洲列国进行外交往来时的确切尺度, 也未承诺美国不会入侵和干涉为独立的拉美国家。因此保留了美国未来见机行事的自由, 也为未来美国实行霸权主义找好了理由。

宣言中“America”一词的适用范围也没有解释清楚, 为日后奥尔良的解释提供了便利。“America”的英语解释可以是“美洲”, 也可以是“美国”。门罗在发表宣言时, 有意识地将将这一概念模糊化, 为日后的扩张作好了铺垫。

总之, 《门罗宣言》中回旋余地极强的语言给美国后来的统治者带来了便利, 而当中霸权主义的萌芽也跟美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基础相一致, 这就是它可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原因。

(三) 门罗主义的成功实践是重要原因

门罗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的威力是它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门罗主义诸原则虽然在最初提出来后沉寂了20余年, 但随后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上文提到过的第一次泛美会议之外, 19世纪中期美国利用门罗主义扩张了领土;一战后至1933年, 美国利用它确立了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地位;二战后, 拉美成为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后院”。这一切说明了在美国历史进程中, 门罗主义确实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力量, 而这一过程中永远不变的则是霸权主义的内涵, 因此注定门罗主义将取得美国制定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地位。

资本主义萌芽 篇5

2、更名田和固定丁赋：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土地归耕种者所有，曰“更名田”; 17，清政府规定康熙五十年(127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3、摊丁入亩——⑴内容：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⑵、作用：这是我国封高温导热油泵建社会赋税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样，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入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作物品种推广(棉花推向江北;引进高产作物—玉米、甘薯，粮食产量大增);农产品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专业生产区域。

三、手工业的进步

工具革新;技术提高、种类增加;分工细密;规模扩大、产量提高;新生产关系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四、资本主义萌芽

①、产生：明中后期，在江南棉纺织业的手工工场;②、标志：苏州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关系。③、发展：清代规模扩大;分工细密;部门和地区增多。④、特点：缓慢，萌芽状态中徘徊，整个生产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⑤、缓慢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根本原因)。剥削沉重、农民贫困，无力购买、市场狭窄;地主商人用赚来的钱大量买田置地，资金缺乏，影响手工业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海外贸易。⑥、影响：标志封建制度在经济上走向衰落。

五、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1、商品经济活跃：国内市场扩大;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商贸城市;出现了如北京、南京等数十座商贸城市;江浙地区农村工商业市镇兴起。

爸爸们的女性主义萌芽 篇6

看到这个研究，我选择相信，同时想起了我的爸爸。有一天，酒过三巡，他和另一个大叔在饭桌上争论起来：“女人是否要努力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

有两个儿子的大叔说：“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职责就是收拾家、带孩子。像我老婆，现在每天带孙子，不知道有多充实。”老爸不同意：“如果我生的是儿子，我也会说，女的嘛，好好照顾家庭就行了；但有了女儿，我一定要说，女人必须得实现经济独立，这是一切话语权和幸福的基础。”

我在旁边偷偷听着，心想：“光听最后那句话，我老爸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呢。”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见到的女人都是围绕老公和孩子而活，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像那个大叔一样，认为女人依附于男人生存，是和“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一样不需讨论的真理。直到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了，让那个坚如磐石的“真理”裂开了一道缝——他有了一个女儿。

那是一个小小的有趣的生命，会哭会笑，会乖也会捣蛋，会好奇，会问很多问题，写作文时也会一本正经地描述“我的梦想”。她和一个小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啊。随着她渐渐长大，他开始有点恐慌：“这个小精灵，将来真的会成为另一个男人所期盼和要求的贤妻良母吗？”

他的恐慌不是庸人自扰，因为他太了解男人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男人。一个男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妻子牺牲自我、成为他背后的女人，却很难容忍心爱的女儿被人如此对待。假爱与真爱，一目了然。

在女儿面前，他第一次发现“贤妻良母”这个角色不太对劲。以前，他是多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的一切使命就是成为男人所希望的那种女人啊。否则，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可现在，不对了。他看着她长大，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她明显并不需要依靠男人才能体现价值，更不需要听男人那些愚蠢的指令。

王朔曾为女儿写：“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在爸爸眼里，女儿是没有性别的，他只看到一个美妙的生命——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的真谛：每个人，首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其次，他（她）才是男人或女人，这个先后次序不能颠倒。在这个基础上，几乎所有的“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必须……且不能……”的行为准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微博上，不少大V们会时不时转发他们女儿的微博与照片，疼爱、欣赏之情溢出网页。在这些照片里，是女儿们让他们骄傲的时刻：拿到了知名学府的毕业证书、穿着优雅的小礼服参加朋友们的party、因特殊才华或事业成就而获得某个嘉奖……然而，没有一个爸爸会以女儿给她的丈夫做了一顿丰盛无比的晚餐而骄傲。不是说服侍老公有什么不对和不好，而是对于参与了生命成长的爸爸来说，他们怀着朴素的愿望：这个生命能发挥她最大的潜能，能自由而美好地活着，胜过一切。

一个父亲在TED演讲里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他发现，他对儿子和女儿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他不允许儿子哭泣，希望他阳刚冷酷，像一个“做大事”的人；对女儿却随时容忍她的撒娇。他一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一天，他问他儿子和其他几个男孩：“如果你们被人说像姑娘一样，你们会怎么想？”男孩们都回答：“会觉得特别羞耻，还不如不活了。”他大吃一惊，质问自己：“如果一个男孩认为像女孩那样活着是羞耻，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教育我们的女儿？”

这位父亲意识到了，假如所有的儿子都是那个“做大事”的人，那么他的女儿将会终生被囚禁在琐碎的小事里，还被男人瞧不起。他应当允许儿子柔软，正如也要鼓励女儿坚强。“他”和“她”应该互相欣赏与帮助，共同承担所有的大事与小事。

每一个女孩的诞生，都给了一个男人重新审视性别平等的机会。我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男人，也曾经非常大男子主义，但在有了我之后，他知道自己无法庇护我一生，于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能独立思考，不信那些性别偏见的邪。如果他是一个企业老板，看到那些女员工以自己的劳力与智慧换取在這个世界上生存的筹码，大概也会像文章开头那个研究显示的，愿意给她们更公平的薪酬，而不是对她们说：“女人搞好家庭就可以了。”毕竟他也希望，这个社会能以更公平的方式对待我--他的女儿。

这就是爸爸们的女性主义萌芽。从爱一个女儿开始。从希望她更少受到性别的偏见和束缚开始。从祝福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开始。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只有时间不会撒谎》一书）（责编 悬塔塔）

资本主义萌芽 篇7

一、“社会主义论争”的起因

(一) 论争的历史背景

十月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的伟大胜利, 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五四运动前后, 西方外来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 其中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新思潮就有几十种之多,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此, 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 论争的导火线

1920年10月, 英国著名改良派人士罗素来华讲学。他强调中国当时最紧急的要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只有发展资本主义, 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罗素认为中国当时不宜实行社会主义, 而应当选择社会改良的办法, 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发达的国家。[1]由此, 罗素来华讲学, 最终给中国指出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不断发展实业, 同时不断兴办改良事业。同年11月, 张东荪撰文对此观点进行批驳,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 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对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三) 论争的过程

1921年2月, 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 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支持和修正。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增强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等刊载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的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对梁启超进行了颇 有说服力的反驳。

二、“社会主义论争”所围绕的问题

(一) 意识形态问题

张东荪在论战中指出, 欲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言以蔽之, 就是增加富力”[2]张东荪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改良派宿将梁启超的响应。而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在增加的同时贫困现象也日趋严重, 陈独秀认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避免生产过剩, 废除剥削制度, 可以使社会安定并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二) 阶级力量问题

梁启超认为, 就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 应当发展资本主义, 只有不断发展工业化的资本主义, 才能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而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 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 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我们应当充分发动工人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旧制度, 这样才能实现建立新社会的目标。

(三) 方式道路问题

张东荪指出, 应当通过实行社会改良的方式不断实现社会主义, 应当着力于经营社会的各项文化事业、教育事业, 不断对社会现实情况进行研究。[3]梁启超认为。国家要依靠广大社会大众的监督和严密的政府立法体系来制约资产阶级的行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改良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 陈独秀认为 :“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 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4]

三、“社会主义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是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的革命实践和社会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论争中, 争论双方用理性的辩论与回答表达了各自关于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的观点。由此,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被认定为当时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这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前提。

(二)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内涵就是将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 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 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封建军阀的统治, 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内无民主, 外无自由。因此, 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 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论争”也触及到了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张东荪认为, 中国社会当时的工人阶级力量非常弱小, 思想觉悟不高, 尚未形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可以看出, 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胜利, 才能实现民族独立。这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 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最终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科学的认识。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进行了数次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芽

参考文献

[1]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M].北京: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1921.

[2]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J].时事新报, 1920年11月6日.

[3]张东荪.现在与将来[J].改造:第3卷第4号, 1920年12月.

资本主义萌芽 篇8

关键词：商业“她时代”,中国女CEO,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人丽资本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 “她们”崛起成为中国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她时代”所蕴含的新型社会里, 经济不再单纯依靠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来推动, 组织更加强调人性化与合作, “她们”如鱼得水, 成为给企业甚至全社会带来幸福的原动力之一。“杜拉拉”们突破了职业的“玻璃天花板”甚至“钢筋天花板”,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她时代”还没有到来, 而商业的“她时代”已然萌芽。尤其是在2012年, 步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 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形象已是群星璀璨, 她们敢为人先, 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聪明才智奋发进取, 彰显了新时期新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女性力量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据最新的新闻数据, 中国女CEO在高管中的比例占19%, 位居全球第二, 仅次于泰国, 泰国占30%。在全球的大环境下, 女性高管和女CEO的数量和比例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在我国, 女CEO这一群体却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趋势, 在2011年, 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名牌高校开始举办第一届女高管培训班, 在社会上, 很多首届的女性高管论坛也在举行。一些女CEO活跃在电视网络等相关媒体上, 如《天天向上》、《非诚勿扰》、《非你莫属》等电视节目, 2011年最火的节目是相亲节目, 2012年最火的节目莫过于招聘类的节目, 女CEO在这两类节目上的频频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 “裙子CEO”这个群体越来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来源于2012年网络媒体以及电视媒体的最新报道, 比如福布斯排行榜—中国最美丽的女CEO、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等各大咨询调查机构, 网易财经频道等各大门户网站的财经版块, 《天天向上》、《非诚勿扰》、《非你莫属》等相关招聘节目中出现的女CEO, 以及其它平面杂志中关于女CEO的专访。运用比较分析法、数据相关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结合具体人物案例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 力图对我国女CEO人力资本的各个层面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本文出现的很多数据都是基于笔者近两个月来搜集女CEO们的信息所得, 来源于很多女性杂志和网络报道, 精确度不是100%, 笔者力图在资料搜集以及分析上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伟大的群体。

研究人物:研究样本为25个, 基本上涵盖了我国女CEO所从事行业的各个方面, 并且都是很知名的女CEO, 年龄区间集中在30岁至50岁之间, 既有国企又有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具有极佳的代表性。

二、中国女CEO资本模型构建

我国的女CEO们为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 为祖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所以在人次层面上, 当之无愧的全部归结为人才, 当然不排除有天才的出现, 笔者暂时将我国女CEO人力资本的构成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即人力资本 (包含人力知本) 、社会资本和人丽资本, 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由一个人的IQ和EQ促成的, 而笔者眼中的人丽资本, 更多的是指个人的一种魅力 (BQ) 。

(一) 中国女CEO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 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 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 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 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 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重要得多。

通过对我们考察的25个样本的分析, 基于教育背景方面, 我们发现超过90%的女性CEO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硕士及以上学历占到78%, 并且大多具有名校背景, 表明这些女CEO在受教育和培训方面人力资本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女性高管的高学历背景在其进行公司治理时, 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假如简单的让这25个女性CEO的教育背景与企业绩效进行相关性分析的话, 相关系数达到了99.2%, 并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在经济意义和计量经济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说明, 在人力资本这一方面, 女CEO的教育背景和企业绩效有很大的相关联系。基于领导力方面, 分析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CEO普遍带来了更高的企业市场价值, 在绝大多数领导力维度上女性都要高于男性, 唯独在“前瞻能力”上低于男性。所谓前瞻能力, 是指发现商业环境中的新机会和新趋势, 并为企业制定新的战略方向的能力。一般人们都把“激励他人”前瞻能力的构成要素, 视为总体领导效力的最重要因素。分析可知, 女CEO最突出的优点是:她们“支持他人”的能力比男CEO强得多, 但是这一点在所有领导力要素中被排在了末位。案例研究发现, 由于一直有人向她们灌输, 女CEO必须保持理性, 避免情绪化, 做事要高效, 所以她们可能比男性更加注重了解细节、完成工作。而这反过来又令她们更难改变自己的领导风格, 因为人们总是固守自己熟知的方法。因此, 女CEO面临的挑战就是不要再忽视前瞻能力, 而应该让它成为自己的领导力优势。从一个懵懂的职场小女生奋斗成拥有强大气场的“女魔头”, 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卓绝的领导力—可能得远高于相同级别的男性, 此外几乎各个方面都需要做到无可挑剔, 这包括一颗清晰的头脑、强大的情商、一项媲美公司最专业人员的技能, 还有优秀的沟通能力, 也就是说她们的智商和情商必须非常之高。

(二) 中国女CEO的社会资本

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 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 其基本内涵看,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 它是指社会主体 (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 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 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通过提高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信任, 或利用组织成员与外界的联系, 为组织获得有用的机会和信息, 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但是, 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有两面性的, 社会资本如同刀子一样, 如果没有握住刀柄, 而是握住了刀刃, 不仅丧失了攻击力, 更会对自身带来伤害。反之亦然。很多研究发现, 高的内部社会资本, 在某种条件下, 会使得组织更加保守, 对外来创新、新思想形成阻力, 形成山头主义等, 而高的外部社会资本, 也可能使组织的隐秘信息流失。因此, 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之间并不呈线性相关的。

2. 女CEO的社会资本

与女CEO拥有较高水平人力资本形成对比的, 是她们拥有社会资本的相对非普遍性, 即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女CEO们都没有较突出的在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 现时也较少担任有关行业或社会组织的要职。不过, 尽管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女性高管都不具备异于常人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一要素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只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相比, 社会资本的作用显得较弱。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环境中, 市场经济体制仍受到诸多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因此建立有序、有效的社会资源体系对于企业来说十分必要。在我们所考察的25个样本中, 拥有相对较丰富社会资源的女性高管的比例比较低 (12%) ,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一部分独特的人力资源没有积聚女CEO这一方面, 而是更多的从政了。不过, 从今年的大形势来看, 越来越多的女CEO们开始集中力量打好社会资本的攻坚战役, 比如更多的曝光在社会媒体上、更多的参与公益活动以及各种各样可以培养关系的女CEO课堂应运而生。女CEO往往需要在成功与讨人喜欢之间作出取舍, 把自我怀疑当成一种防御机制。与其说是男性的性别歧视造成, 不如说是因为女性自身缺乏自信。有69%的女CEO善于圈内社交及处理上游合作关系, 与国有大型企业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以获得资金和资源支持, 有20%的女CEO喜欢社交娱乐, 注重与政府官员交往。但是在社会上, 还会有很多的误解, 觉得女CEO能获得此高位社会资本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但据调查分析, 仅有16%的女CEO是家庭背景雄厚, 但是这16%的女CEO更大程度的是靠的自己的努力奋斗, 所以社会上的有色眼镜应该摘除, 还她们一个公平的人言环境。

(三) 中国女CEO的人丽资本

1. 人丽资本BQ

所谓人丽资本, 是指一个人的外形气质, 与学历、能力一样也是构成个人职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人丽资本在现代社会就业竞争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用微整形等方式来为面试和工作加分。人丽资本指数为BQ指数:即Beauty Quotient, 女性魅力指数, 是女性特质的代表, 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2010年底, 香港做了一份关于「BQ」 (Beauty Quotient) 的调查, 发现84%的受访者认为BQ较高者较容易受同事、客户欢迎及信任, 94%认为BQ对工作表现有帮助, 64%认为BQ可提升个人竞争力。中时人力网也曾经做过调查, 结果发现有高达48.7%的上班族认为, 员工的容貌会影响薪资高低或升迁机会。另外, 还有达41.5%的受访者表示, 会为了职场发展, 进行美容或减肥。英国科学家发现, 在职场中被认为缺乏吸引力的男子较英俊的同事少赚15%;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研究人员killings指出, 长相一般的秘书比起漂亮的秘书收入少15%;英国伦敦一所大学追踪了17733名1958年3月以后出生的人, 发现身材高的推销员赚到的钱比身材矮的同事多1/4, 而矮个头女性平均收入少5%。各大研究数据调查综合表明:目前职场竞争力中, 外貌 (即人丽资本) 在各个行业, 各个职业阶段都占据了非常大的决定性作用。即使各行业所要的形象不同, 但“美丽”却是共通的原则。

2. 女CEO的BQ

对于女CEO来说, BQ不只包含一个人的外貌、气质, 从职业的角度讲, 人丽资本还包含更多因素, 比如职业形象, 与学历、能力一起形成综合素质。这25个样本女CEO皆是身心健康兼具美丽与智慧, 她们的优雅气质与其说是先天形成的, 不如说是后天习得的, 高达100%比例BQ的女CEO们, 并不是靠着她们的人丽资本上登上今天的高位, 她们只是在成为女CEO以后的过程中, 更加注重人丽资本这一要素, 并且人丽资本这一要素更多的是感官变量, 可量性不大, 正是因为她们的人力资本让笔者感觉她们的BQ都很高, 所以说女CEO不是因为“人丽资本”而“人力资本”, 而是因为“人力资本”更加“人丽资本”。

三、三者之间的内生联系及产生的外部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给我国女CEO三方面资本附加一个权重比例, 可以按顺序依次为65%、25%、10%, 人力资本反映的是人的认知能力、信息搜集处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女CEO们来说, 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她的决策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 从而对提升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应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就较为复杂一些, 社会资本是个体 (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拟人化的组织或企业) 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存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之中, 能够被这一社会成员使用来帮助其采取某种行动、达成某种目的。从企业高管团队的角度, 引入较高的社会资本显然应有其正面的作用。类似的, 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类型、复杂程度、及应用的特殊情境都将影响到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作用的发挥。怎样的特征会帮助女CEO更好地发挥促进企业绩效的作用?如前所述, 女性所拥有的与男性不同的天然品质已然发挥了效力。然而, 许多的天然品质往往不可直接观测到, 必须通过实际管理行为中的展现来为人所了解。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怎样的可观测的特征会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发挥起作用, 而人力资本 (以受教育程度、领导力测量, 着重于IQ和EQ) 和社会资本 (以过往的职业经历与现时的社会兼职测量) 这两个维度是潜在的支持因素。而BQ是在前两者都具备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 同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三者虽然权重占的不同, 但三者相辅相成, 联系密切。

我们可以总结出: (1) 在我们所考察的样本中, 女CEO们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特殊关系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并对企业做出了贡献; (2) 尽管独特的社会资源并非造就女性CEO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拥有一些独特的社会资源仍然是有利于女CEO更好地发挥作用, 进而提升企业业绩。女性CEO的存在使企业更符合公众对“公平”、“代表性”等普世意义的期待, 从而有利于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支持, 女CEO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和内部员工的忠诚, 她们更能了解女性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 从而有助于企业制定针对这一特定消费群体的正确经营策略。从争取员工的角度, 高管团队中有女CEO参与会向女性雇员传递出积极的信号, 让她们感觉到在企业中会有较好的发展和晋升空间, 从而降低企业因员工流动造成的成本。另外, 女性CEO在管理中带有较少的官僚作风, 管理风格也更为互动, 这些特点有利于团队建设、员工激励和发挥团队创造力。所以女CEO做团队建设要用好情感“双刃剑”。

四、中国女CEO资本模型修正

经过以上的分析以后, 我们清晰地看到,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丽资本三者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 三者共同促成了女CEO这一特殊人才的形成, 但是三者在构成人才的比例上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是成正相关的, 发挥作用最大, 所以笔者给其权重为65%, 而社会资本这把双刃剑在以上对女CEO的分析中, 还是处于一个“凸弧”的上升阶段, 还未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有待开发, 赋权重为25%, 女CEO之所以能突破钢筋天花板, 绝对是靠其卓越的人力资本以及少量的社会资本, 同时人丽资本对女CEO以后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给其10%的比例。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 IQ比EQ起的作用要稍大一些, 因为人力资本很关键的就是学习能力, 而在社会资本的组成里, 情商要比智商更加重要, 社会资本主要还是看一个人的沟通能力。此模型的构建打破了人们持有色眼镜看待女CEO的误区, 同时对正在奋斗在成为女CEO路上的女高官以及普通女职员们一个正确的职业导向, 让大家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增强自己的人力资本, 清醒的看到未来奋斗的方向。

五、中国女CEO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10年, 中国女CEO在展现女性知性之美的同时, 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与精神原动力。新的10年, 中国女CEO将突破重围, 化茧成蝶, 在事业、家庭和社会舞台上尽情展示女性风采和柔美智慧。

参考文献

[1]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R].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 2011

[2]王明杰, 郑一山.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8)

[3]陈玮.危险基因——发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领导力缺陷[J].中国企业家, 2007 (14)

[4]陈璐, 杨百寅, 井润田, 刘璞.高层管理团队内部社会资本、团队冲突和决策效果的关系——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框架[J].南开管理评论, 2009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