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选8篇）

篇1：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摘抄

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很多误解，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一些意识形态论者斥之为唯心主义，但也有今儒东施效颦，认为儒教或所谓“东亚价值观”，对工业东亚的崛起居功至伟。1997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暂时沉默了。

基督教的历史本就错综复杂，作者和译者恐怕也有认识和表述的局限，中国读者更没有这种宗教背景。简而言之，最早可追溯到古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元素，公元前一千纪初形成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后扩展到非犹太人发展为基督教，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宗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分离出诸多新宗派，通称新教。其中韦伯认为最接近资本主义精神的是加尔文宗。

整体理性

传统教徒特别是僧侣，推崇避世苦修冥想。新教徒则以世俗活动证明自己的信仰。两种伦理对商业影响的差异，在我看来，韦伯这段话分析地最透彻：“标准中世纪天主教平信徒„„只是一系列独立行为„„一项行为的具体意图决定这项行为的价值„„加尔文宗的上帝要求的不是个别而是一生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中国典故田忌赛马。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都稍逊一筹，满盘皆输，但变阵以下马对上马，这一局输地更多，却三局两胜反超。套用这个典故，假定一个人一生工作50年，除去节假日，便于计算取整，总计10000天。天主教徒的人生就如同10000局独立的比赛。加尔文宗则是一场10000局分赛的终生赛，以5001局胜为胜。也如同田忌赛马，人生首要的决策是排列10000匹上中下马的出阵表。

将10000天整合于一个目标，就像放大镜聚焦点火，又像10000人在同一天协作，因而总绩效远远超过分散之和。相应每局都有相对全局和自身两个价值，未必一致，可能因小失大或丢车保帅。逐利是人类的共性，新教徒的独到之处是基于全局实现欲望，韦伯称为理性，更确切说是全局理性，对立面的非新教徒都有高超的局部理性。

这就是商业和军事上习称的战略和战术，也是为什么要区分战略战术。此种联系是客观的存在。只是以前被传统伦理所忽视。中世纪以农为本，农业是年复一年的耕作，不需要区分二者。但资本主义，无论远程贸易还是工业，具有规模效益，也就是较高的盈亏临界点，运营也是非线性地，只有战略思维能支持相应的投资和管理行为。在资本主义早期，就隐含于新教伦理中。

所以与意识形态观点正相反，这是唯物主义。儒教虽然也提倡入世和有为，以<论语>为例，是松散的语录，全书仁字出现上百次，没有两处含义完全相同。总之依赖情境，而缺乏超越其上的战略思维。孙子曰我专而敌分，是空间的战略思维。我孤陋寡闻，直到清末，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提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才具有时间的战略思维。

工业东亚先行的日本，有意识地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产业政策可能以其它产业的虚

弱为代价。后起的东南亚，克鲁格曼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预测其金融危机。都只是战术高手。

中国企业在伯仲之间。以韦伯的标准衡量，其中大多数只是在做一个又一个项目。小企业先生存后发展还可以理解，但一些已有相当的物质积累，仍然缺乏战略意识。大多数员工只是在谋生，缺乏新教式的职业观，规划整个职业生涯。当今国际秩序正在剧变中，列强的国家战略都面临程度不同的迷失。

虚拟战略

新教徒极其虔诚，显然意识不到实际效果与战略相当。这种先知先觉的无心之合很耐人寻味。直至19世纪初，克塞劳维茨的<战争论>标志军事战略思维的成熟。20世纪初，韦伯才能领会数百年前的奥妙。再过50年，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标志商业战略思维的成熟。

而向前数千年，文明起源存在类似的无心之合。考古学家发现，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会建造“华而不实”之物。埃菲尔铁塔之前，金字塔一直是地球上自体最高的建筑。古埃及人可能视为法老升天的阶梯，关系到全民的福祉。学者对此当然不信，令人困惑，以当时技术之落后，金属工具尚未普及，为何要“浪费”如此巨大的资源。还出现外星人地标等一些无稽之谈。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IT的虚拟技术。以虚拟硬盘为例，文件大小不一，硬盘经常会有一定的空间闲置。虚拟技术能整合多个物理硬盘的碎片，在客户界面上像一个完整的硬盘那样显示和使用，充分利用资源，也降低运维的成本。

同理，各种神迹确实没有实用性，但先民们还有耕作、水利、贸易和军事等各种真实的活动。神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地是当人们信神以后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神是存在的。整合于虚无信仰的共同体，各种真实协作都能增值。增值减去建造神迹的费用，如有盈余，就值得建造。

今天商学院已将真实战略方法发展地博大精深，炉火纯青。但相当时间内，虚拟战略还有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愿景。战略作为长期规划，必然存在较大弹性或模糊性。普通员工未必有耐心和能力去理解复杂的战略。好战略应同时兼有理性决策和情感激励。比如微软曾经的理想：让每个家庭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

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指出：在证券市场，人们基于未来的价值贴现，未来又取决于现在如何贴现，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纠结。这种认知缺陷与实际进程之间的互动即反身性。也许虚拟战略天生的“确定性”能部分地弥补认知缺陷。

先民们和新教徒半出于天才的直觉，半出于自然的选择，找到了虚拟战略。但现代的管理者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致力提升“虚拟”技术，使虚实两层战略保持大致的磨合。

重要地是战略不是虚拟，但虚拟比战略更直观，因此经常本末倒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洪秀全既然把自己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是到了

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

特别需要强调，虚拟战略绝不是虚伪的战略，这在中国企业尤为突出。电影<鹿鼎记>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

篇2：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最初源于韦伯探索东西方的差异问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只产生于西欧,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甚或空白阶段,韦伯试图从人文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韦伯通过对各人文因素的分析发现,同时代在西方出现的几乎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艺术以至于建筑、印刷、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治体制等都可以在东方世界找到相似的或影子,甚或有些内容还是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同时期欧亚大陆的两边,区别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方正进行的新教改革,于是韦伯从宗教上找到了他的突破口。

通过对新教各派的产生过程、教义、教派发展的分析,韦伯认为,在新教众多派别教义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并未在书中作定义性阐述,而是通过对富兰克林的言论引用,表现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于:积累财富,理性的积累财富,时间、个人美德等的存在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话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精辟的描述。虽然可能会引起误解,被看作是美国人极端功利主义的表现,但韦伯认为,尽管这生活是功利的,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功利主义。富兰克林是把自己对这种功利性的认识看作神的启示。这种伦理要求人们尽量的赚钱而避免生活享受。财富的积累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而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义务,赚钱成为一种职业美德和表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手段,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和基础。但是,这种伦理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出现的,它本身不

篇3：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韦伯在上篇《问题》中的第一章中告诉我们,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 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因为在宗教改革前, 天主教会掌握了国家政权, 新教徒只好更多的涉足经济, 以争取经济地位。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也增加了他们的语言权。在十六世纪的古老帝国中, 越是自然环境优越、越是富庶的地区, 就有越多人转向了新教, 并都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种对于宗教权威的挑战之所以能够实现, 原因如下:首先, 古老的宗教的教义中有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其次, 说明“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 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倡导一种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宗教改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宗教与之相适应。至此, 上帝终于回归了理性, 我们的职业都是“天职” (calling) , 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

马克思主义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欧社会之所以能够完成宗教改革, 正是体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始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上帝”要求人们节俭, “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于他的物品的受托人……如果仅仅为了一个自己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 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资本积累在于剩余价值, 在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商品量的增加, 于是“上帝”要求人们要守时, “浪费时间是首要的, 而且原则上是最该死的罪孽。人的一生无限短暂、无限珍贵, 都应该用来确证他的入选与否。把时间损失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 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的时间 (6小时, 最多8小时) , 是一定要受到道德谴责的。”

总之, 新教伦理的要点为:人都是有罪的。作为上帝的仆人, 要赎罪, 只能靠工作勤奋, 生活节俭, 积累财富。这便是人们的“天职”。尽了“天职”, 就是最好的赎罪方式。韦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产生于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新教国家, 正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影响, 是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

二、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变化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二章中, 韦伯为解释何为“资本主义精神”, 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的几段话。韦伯指出“我们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些话里了”, 但“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内容大致如下:

“切记, 时间就是金钱……”“切记, 信用就是金钱……”“切记, 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影响信用的事, 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要当心, 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 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假如你说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 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 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1、所谓“诚实守信”。

富兰克林, 或者说是韦伯, 他想解释的资本主义精神就藏在这一个个“钱”字中。这些“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告诉我们, 诚实守信、勤俭节约, 能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财富。而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它的宝贵之处并非在于会带来大量财富, 而是在于, 这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本身就是“至善”, 就散发金子般的光辉。

诚实守信, 体现的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 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就是商品交换的有序、持续、有规模地进行, 交换双方的差额如果太大, 这场交易也很难进行下去。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有赖于诚实守信这个“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导。

但是反过来, 古老的东方, 或者说中国, 诚信也是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的美好品德。而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萌了几百年也没开花结果。我想, 区别在于:西方式的诚信偏重于各社会团体、契约双方的规则, 而我们的诚信多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美好品德。

所以我认为, 在作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时, 诚信的本质应该是卢梭的“社会契约”、应该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应该是洛克的“三权分立”。它的起源与其说是新教伦理, 不如说是整个西方社会的理性史观。宗教改革是理性史观发展长河中的一部分。

2、所谓“勤俭节约”。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勤俭节约。在西方世界里, 当初财富积攒最多的并非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是西班牙。当西班牙的贵族将掠夺来的财富用于享乐尽情挥霍时, 英国人则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发明机器, 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于是西班牙却并没有形成如西欧、美国这般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 这种伦理 (指新教伦理——作者注) 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挣钱, 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 (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 成分搀在其中”。

至此,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与享乐主义的启蒙思潮是相抵触的。然而资本主义本身的后续发展却又必然地产生出启蒙思想, 但这种文化中悲剧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 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部暴力铸就的“血泪史”。

各种非田园牧歌式的圈地方法, 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 使土地合并于资本, 并为城市工业创造出像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其次就是用武力征服殖民地, 抢劫金银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来聚敛财富。例如16世纪的奴隶贸易。就在这样以不道德的方式形成的新世界中, 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职位, 即天职。每个人要做的, 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诚实又辛勤地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 并且不浪费, 不享乐, 只为增添上帝的荣耀。

(2) 资本积累不同于资本原始积累。

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积累的过程叫做资本积累。马克思告诉我们, 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手段是掠夺, 资本积累的手段是剥削。撇开剥削不谈, 单说疯狂的生产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之要求的节俭、克制的生活方式, 就怎么也无法合拍。这就暗示了对外殖民扩张的必然性。这样一种以牺牲他人利益来实现自身的福祉的做法, 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想之“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相违背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却又是客观存在的。

由上可看出, 由新教伦理衍生出的“资本主义精神”, 更多的是作为国家统治集团为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而自设的信念的家园。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与其说“资本主义精神”之诚实守信、勤俭节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如说是韦伯理想化了资本主义, 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实质与弊端。

摘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历史的车轮都片刻不停地向前滚动, 然而, 只有西方孕育现代资本主义。除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地域差异外, 宗教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马克斯·韦伯正是从宗教的视角, 自成一派, 论证了资本主义精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但是, 笔者认为, 来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矛盾, 使得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就真的是资本主义之精神。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禁欲主义,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 陈维钢,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5:23, 24, 148, 168, 35, 37.

篇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序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艰涩难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转译，翻译起来自然比一般学术著作困难。上述两个版本的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专用名词错讹较多，因为“硬译”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处也多，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大师的睿智与博学，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与明达，语言的机敏与灵秀，就这样被转译文字的粗疏与荒芜，掩盖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闪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这次重新翻译过程中，也颇能体会前辈当年劳心劳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来翻译基础上稍有进步，庶几不辜负近半年来的“苦行”。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足以当之者。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说”（天），后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变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转变（人）。天人之际，最为幽邈难测，探究其间关系，舍马克斯·韦伯这等天才其谁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间，特别是1520年之后，“传统基督教整个结构中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受到了批评性的审查”。原来的信仰、实践机制，或者遭到彻底破坏，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现了基督新教，一种新的信仰、实践机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我蒙恩得救了吗”，信教摧毁了原来的常规遵奉结构——含有神秘法术的仪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忏悔”也被告知毫无用处……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预定论”告诉了信徒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对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问题，又什么答案也没有提供，“它是把信仰问题的全部责任，都转压在个体肩膀上了”，信徒必须自己找寻得救的证据与答案，“自己创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赎的确证”。这就给人的世俗生活带来了两大变革。

一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转换。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东西，如神秘主义、隐修制度、独身主义等等，都变得不那么伟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弃，与此同时，原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价值上得到了承认，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这是一种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也是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职业（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圣徒就是履行其职责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业中也能荣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证明，例如1684年英国一位牧师宣称，“商人以其职业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发展这一事业”。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甚至“清扫房间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须忠于职守，干好工作”。这样经过加尔文教义的置换，俗世中的职业变成了荣耀上帝的手段，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Calling”，始终是一种救赎的“召唤”，赚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荣耀上帝。为了证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宠，这些苦行的信徒，就会把剩余资本投入再生产领域，而自己的行为还是要时刻检点，以期符合圣徒的标准。这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制度、资产准备上，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则是开启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浑浑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随机成分居多。现在加尔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证明来，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觉。加尔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忏悔办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则是日记。英国神学家比德尔1656年在监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把我们在一天中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记下来。”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加尔文教徒的共同心声。与比德尔几乎同时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万页的祈祷、谢恩记录。巴喀斯特牧师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对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痛悔不已：“偷水果、读爱情小说” 等等。蒙田和卢梭的《忏悔录》风靡一时，也是有此种社会风气背景的。为了获得救赎蒙恩的证明，新教教徒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反省、砥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归整为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模式，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与否的选民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由共同选民组成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性，这是现代社会组织或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这两种转向，西方文化发展出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现在工商业上，便是如何能够有效率地去赚取利润。这便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再往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至上”的口号甚嚣尘上，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成为新的“天命”，终于造就现代文明的辉煌，追根溯源，还是从这两大转向处发轫的。

但历史的发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发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诡”。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渐走上了“祛神圣”之不归路，在一个神圣缺席的时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俨然谮越成为一个个头顶光环的“神圣目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而原本用来履践“荣耀上帝”精神的“职业”，从“Calling”变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着其内在神圣性的丧失，而逐渐变质为单纯谋生的手段，“完成职业责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职业中的枯燥、无聊、压抑，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病症之一。“理性化”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归整始，却日渐陷入疯狂与虚无的泥潭中无所适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以一种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为美丽画皮的机械性僵化现象”。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嘲讽。

翻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焦虑与担忧，这应该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初动机，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还是希望能对他那个时代文化上的种种弊端提供救疗的启示，起码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唤起治疗的注意来。

翻译完毕，有两个感想不期然涌上心头。第一，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从韦伯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现在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现代文明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诸多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环境等危机也在所难免。在这道五百年的数学题中，西方自有其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韦伯的这本书便是一个证明。但对于跟着人家演算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找到、也很难使用这些调节、化解的方法。例如韦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从中汲取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智慧，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别的，光那些教派名称就让人脑袋大。但当我们也试图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寻可以医疗现代文明病的启示时，却发现在这道数学题中，很难兼容下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在进退无据的尴尬。

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演算，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它不能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即使埋头“算”得再好，也不过成为一种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内部迷惘、混乱日剧，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第二，韦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模式，新教信徒的“入世苦行”便是。一方面有着高远而超越的理想，一方面积极入世而履践苦行，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发展，都是一种最佳态势，是取得成就的基础模式。两者互为依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理想而仅仅入世苦行，那么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必然会裹足不前，人的本能冲动，因为没有超越性理想的升华与克制，必然会升腾为享乐的欲望，物质财富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聚散之间，消耗殆尽，更无法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础与动力；而如果仅有某种高远的理想，却缺少踏踏实实的入世苦行精神，则难免蹈虚陷溺之弊。任何偏颇都会带来危害与弊端，观诸中西方文化发展历史可知大半矣。

最后还要对一个关键词的翻译做一点简要说明。

本书第二部分有一个词非常关键，即“Asceticism”。以前的翻译大都译成“禁欲主义”，我们这次改译为“苦行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从词源上看，“苦行”比“禁欲”更为准确；。据《新天主教百科全书》（2003年版）云，“Asceticism”一词来自希腊语“Askesis”，意为锻炼、身体训练，特别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戒除享乐而进行刻苦训练。早期基督徒借用该词，指为获得美德而进行的灵性训练。刻苦训练包括“禁欲”，但还有训练的意思，迥非“禁欲”所能包括。

二、比较两个词的语体色彩，“苦行”带有褒义，“禁欲”带有容易引人误解的贬义，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特定时代思想的反映。而且翻译成“禁欲主义”，词的外延较为狭窄，似乎只是“禁止欲望”，甚至更褊狭地理解为“禁止性欲”，然后又按照现代人的眼光判定为不人道。其实该词在本书中不仅仅有遮止意义上的“禁欲”之意，更有积极作为以求得拯救之确证的含义，例如积极做工、谦卑、服从、斋戒、恒切祷告等等，绝非“禁欲”所能涵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便是直接将“Asceticism”译成“苦行主义”，并有较长的解释，如云：“宗教上为了实行精神上的理想或目的而克制自己肉体或心理上的欲望的一种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不具有苦行主义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又云：“苦行主义源于人们企图达到种种最后目的或理想。……基督教中有多种类型的苦行主义。早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是主张苦行的，叙利亚的基督徒是极端的苦行主义者。天主教注重隐修院生活，耶稣会注重乞食为生，都是苦行主义的表现。尽管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不接受苦行主义，但在加尔文宗、清教派、虔信派中，还有某些形式的苦行主义。”在本书中另有一个词语专门用来表达“禁欲”的，即“Mortification”。所以我们认为，将“Asceticism”译为“苦行主义”，比“禁欲主义”更符合本文的语境。

篇5：资本主义精神及新教伦理读书感想

《资本主义精神及新教伦理》是有着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的，本书主要指出：新教伦理产生的勤奋、忠诚、敬业、是获取财富为上帝的使命的信教精神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主要有三派论述，一派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劳动者由自由者沦为雇员工人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者学派；一派注重资本主义精神，如本文的韦伯；一派重视自然经济如何锐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三派各注重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同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道理。现在我们看看韦伯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

韦伯从宗教着眼，论述了宗教在西方中的演变，以及宗教变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本文开头即鲜明的指出，对于财富的贪婪，根本就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有个观点与马克思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古之既有的，并且遍布全世界。然而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在数量和形式、方向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科学的、政治的、艺术的或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在印度和中国等地也走上西方现今的道路呢？作者后文即指出，正是由于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的理性思想的发展促进了西方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区。

作者通过对一些地区的观察发现，在一些宗教混乱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的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工商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的高级技工等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不是，那么新教在其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基督教中是这样定于职业的：“上帝安排的任务。对于上帝安排的任务，人们必需按时完成，因为人要想的得到上帝的恩宠就必须在尘世间做好本职的工作”。加尔文教也指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要一个生存的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最高权威。”“劳动的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不劳动者不得食无条件的适合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现”。“富人也不能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不能靠劳动挣得生活的必需品，他们也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从这些教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教所起的作用，正是新教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方面为劳动而光荣，另一方面有打破了以往宗教关于获利的束缚，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篇6：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篇7：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专家，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是真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必须作出如下假设：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相当于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只有做出这种假设，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是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我学疏才浅，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的书，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当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经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教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选中的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动（从宗教层面上说），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地。”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母亲呢，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儿子呢，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随着商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去这么做，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西欧属于海洋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刚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甚至中国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篇8：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宗教是人类文明初始的产物。税收, 特别通过立法确定的税收, 是国家制度正式建立后的产物。税法的起步要晚于宗教。从宗教与税收产生之时, 到近代税收意识, 特别是税法观念确立之前的历史上, 宗教与税法大约是互相依存, 互惠互利的关系。

(一) 宗教鼓励纳税

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 大多都承认现实国家的合法性, 在宗教教义中宣扬纳税捐献的义务, 培育民众的缴纳和服从意识, 鼓励信众纳税。《圣经》中的缴纳分为通过教会向上帝捐献, 和通过税吏向政府缴纳两种。前者可视为缴给上帝的税收, 后者则是缴给国王的税收。前者如旧约中厄则克尔先知告知人民理应向国王缴税, 但国王也有义务承担圣殿中祭祀的费用 (以西结书四十五、13-16) 。向教会, 特别是向基督教圣殿所纳税收, 又称为“殿税”。殿税出现于以色列民众的旷野时代, 借登记户口的机会而厘定。凡满二十岁者都应交纳半个“协刻尔”的税 (出三十、13-14) 。但这种规定没有明文记载, 在修建会幕时重现 (出三十八、25-26) 。直到犹太王约阿布时代才有明文规定, 以色列民每年都应向圣殿交纳殿税 (历代志下二十四、4-10) 。充军时代之后, 以民仍不忘先前的规定, 慷慨捐献重建圣殿的一切费用。新约时代, 已经有了定期交税的规定 (马太福音十七、24-27) , 凡满二十周岁的男子每年交半个“斯塔纳” (马太福音十七、27) 。不过不得用外邦人的钱币, 尤其是用撒玛利亚人的钱币交纳殿税。因为自充军归来, 犹太人不得自铸钱币, 于是圣殿门口常有兑换钱庄的地方, 也是为什么耶稣叫伯铎以“垂钓”方式缴税的原因之所在。耶稣的教导不仅给信徒立下了榜样, 同时让人明白交税的目的是“敬畏天主”, 该敬畏的就敬畏。凯撒的归凯撒, 天主的更应归还天主。无论向上帝捐献, 还是向国王缴税, 二者的实质都是鼓励教徒向特定主体无偿地转让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虽然, 在规范性和强制性上存在差异, 但二者都作为税收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圣经》本身也常常将二者相联系。如《圣经》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就明示“将上帝的归上帝”。《圣经》中记载:“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们纳粮, 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 (本文注:指掌权的) 是上帝的差役, 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当得粮的, 给他纳粮。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罗马人书十三、1-7) 说明了这是两种不同的义务, 但信徒对二者都必须遵守。通过《圣经》这种肯定与宣传, 信徒的捐纳意识必然得以树立和强化, 捐献和纳税不仅成为一种由外部力量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经济义务, 甚至还能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望和需要, 义务演变成了向往, 被动缴纳演变成了主动捐纳, 负担演变成了荣耀。这种注重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下手的工作方法必然有利于国家的税款征收, 也必然赢得政府的好感和支持。宗教由此而拉近了与政府的距离。

(二) 税法优待宗教

宗教既能对政府税收有益, 投桃报李, 政府对宗教和教会也会有相应较为友好的政策中, 在税收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 对教会税收给予种种优惠。当然, 教会对政府的支持和有益是多方面的。政府对教会的优待政策和优待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税收领域的相互支持与配合必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基督教享受政府税收的优惠待遇始于其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之时。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 宣布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税收、兵役等义务, 允许教会接受捐赠, 禁止在基督教礼拜日工作等。549年, 奥尔良宗教会议又规定:主教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 有权处分渎职法官;神职人员免除徭役, 教产全部免税。从此之后, 欧美国家任何政府, 无论其是封建君主制, 还是民主共和制, 都以多种法律法令对教会予以特别的税收优惠。不仅基督教如此, 其他宗教在其他国家往往也是如此。例如中国历代政府都给予佛教、道教团体以税收优惠。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尤其宽松, 因此而导致当时寺院道观经济的急剧膨胀。

通过税收领域可见, 税收与宗教这两大文化分据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但二者在封建传统时代却能互相支持和配合, 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同时也说明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宗教群体都含蓄地、并且经常是明显地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规范与制度模式”, [1]说明宗教有塑造人的法律态度与法律行为, 包括纳税观念、纳税态度与纳税行为的作用。

二、博弈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督教与税收

欧洲社会步入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后, 特别是16-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兴起之后, 公民社会一改以前对国家政府的单方面服从与顺应, 而是权利观念日增, 不断向国家政府主张权利, 向传统的国家权力发起挑战。其显著代表性文书是13世纪初的英国《大宪章》、18世纪末的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在这股人权与民主的浪潮下, 税收的性质也相应发生变化。纳税人在其中的个人权利观念、纳税人派出代表与国家平等协商、国家必须依法征税、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税是纳税人与国家政府的契约的观念逐渐萌芽、发展、普及。纳税人不能只单方面地服从国家税收政策, 而且还应当依据法律与国家政府就税收问题讨价还价, 反复谈判, 各自妥协和让步后再签订双方的税收契约, 即税法。纳税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由当初的政府定策, 教会服从, 双方互惠互理, 变成了纳税人与国家政府互相主张权利, 互相让步, 签订契约, 共同遵守的博弈关系。在这场转变中, 《大宪章》、《九十五条论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反映出的宗教精神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 《大宪章》:基督教伦理支持封建新兴贵族关于税收法定主张的产物

新教伦理对传统税收领域最大的反动就是否定国家政府对公民的任意征税权, 而通过《大宪章》、《美国宪法》等法律文件确立并强化“无代议则无税收”,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的一种财产契约的意识。《大宪章》揭开了这种契约意识的历史篇章。

签订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从法律上迈向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由英国贵族为保卫自己的人身、经济和政治权利, 迫使英王约翰签订的《大宪章》确立了诸如: (1) 对于那些在贵族权力之下的自由民, 公正不再被出卖或剥夺; (2) 无代表, 不纳税; (3) 未经审判不得监禁人; (4) 未予公正的补偿, 不能从主人手里夺走财产等一些近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尤其是“无代表, 不纳税”, 即“无代议则无税收”条款的确立, 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税收主权在民”, “税收法定”政治文化的先河, 标志着人类“税收法定, 依法治税”历史的开始。以后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宪法》中都作了类似的表述, 使其作为一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 影响至今。

《大宪章》并非教会宗教事务发展的结果, 也并非教会参预政治的结果, 教皇根本就不支持《大宪章》, 但是《大宪章》依然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至少也得披上宗教的外衣, 打上宗教的烙印。《大宪章》的导言写道:“约翰, 靠上帝的恩典……”, 且指出《大宪章》的形成乃出自“对上帝的敬畏, 也为了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所有祖先和后代之灵魂的救恩, 为了上帝的荣耀, 神圣教会之提升以及我们领土的重整, 在我们尊敬的老爷们的劝导下”。

《大宪章》开始公开宣扬“无代议则无税收”的依法立税思想, 那么《大宪章》中这样的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思想的政治代表人物应当是当时的英国贵族, 而其社会基础则应当是已经开始起步的新兴资产阶级 (虽然这时离公认的15、16世纪资产阶级产生还有漫长的历史, 但是必须承认这时资产阶级的种子已经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土壤里萌芽) 。作为英国贵族, 或萌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 他们提出“无代议则无税收”主张的思想基础是朦胧时期的财产权思想。财产权思想是整个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对资本的重视, 首先就是对财产的重视。重视财产的根本目的还是看重凝聚于财产之中的权利, 即财产权。重视财产, 是人作为一种经济动物所天生的本能。但是将财产中权利所明确化、规范化、理论化, 则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的事。继《大宪章》中通过“无代议则无税收”的规定将财产权加以隐形地提出后, 英国政治学家洛克于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中将财产权第一次公开地、正面地、系统地加以论述。洛克鲜明地提出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物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 劳动者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不得侵犯其他邻人的财产所有权。同理, 劳动者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受他人的侵犯。

关于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 已是学界的公认, 此处不再赘述。根据现有研究成果, 本文要声明一点: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正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有学者论证后得出结论:“财产问题何以成为他 (洛克) 的核心议题, 因为这是他在《圣经》之中找到的理性和启示, 以及宗教和自然之间得以契合的唯一交合点, 而且非此不能符合洛克既保持政治的统一, 又维护政治国家道德性的意图……《圣经》文本虽然没有支持‘父权身份’的君主统治权, 但是它却有力地支持了人类共同的财产所有权。”可以说, 《大宪章》揭开了人类财产权的序幕, 洛克以《圣经》为基础, 举起了人类财产权的大旗, 并为近代的“无代议则无税收”, “税收法定, 依法治税”提出了最早的议案。

(二) 《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对教皇征收权的否定和税收法定的暗示

1517年, 德国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张贴出反对天主教会对教徒的愚弄, 挑战罗马教廷权威的著名《九十五条论纲》, 震动欧洲天主教会, 揭起了近代基督教改革, 创建基督教新教, 引导人类精神信仰, 乃至整个人类历史走向近代化的新篇章。

《九十五条论纲》的核心是揭露天主教会出卖赎罪券, 欺骗信徒, 借机敛财的真相, 并未涉及教会和国家政府的关系, 也未涉及税收问题。然而它对教皇绝对权威的挑战和对赎罪券欺骗真相毫不留情的指责, 暗含了在上帝面前, 对信徒主体地位的确定和主观行为能力的承认, 启发着信徒对民主制度的向往, 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的保障, 进而对国家无端征收公民财产的反对和对有序征收, 有偿征收, 契约式征收的向往。这些平等自主的宗教伦理直接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是清教徒为主的北美殖民地及后来的美国社会的精神信仰, 并转化为保护权利, 保障民主, 坚持法治, 进而要求“无代议则无税收”, 国家政府无权任意征税, 税收法定等现代财税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例如《论纲》第5条 (教皇除凭自己的权柄或凭教条所科的惩罚以外, 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 就是对权威的否定, 对国家公权力凌驾于公民私权力之上的反对。又如《论纲》第46 (基督徒须知, 他们除非有很多的余款, 就应该把钱留作家庭必需的开支, 决不可浪费在购赎罪票上) 对公民财产所有权的第一次直接表达。再如《论纲》第66条 (赎罪票的宝藏是他们现在用以获得人的财富的网) 暗示了税收是纳税人与征税人所订契约的标的, 税收的目的是改善与推进纳税人的生活, 而不是纳税人的个人享受和挥霍浪费。税收必须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税收的特性既是无偿的 (征收环节) , 也是有偿的 (财政环节) 。

总之, 《九十五条论纲》显示了对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和对国家及教会在公民财有权领域滥用公权力的反对, 为近现代社会的税收法定, 依法治税思想奠定了宗教伦理基础。

(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公民拥有国家税收立法权的宗教基础

《大宪章》在1215年提出的“无代议则无税收”思想在英国和欧洲并非一路顺风地迅猛发展, 而是经过了13世纪的“发生期”、13-17世纪的“蛰伏期”和17世纪的“发展壮大期”几个时期, 中间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也是隐隐约约, 潜而不显地传播着。是什么促使这种思想在17世纪后, 特别是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迅速发展, 并且普及推广, 深入人心, 成为欧美国家社会成员大众的常识呢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综合性变迁外, 还有一点重要原因, 或重要因素, 就是随着基督教新教发扬光大而发扬光大的新教伦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教义, 整体上不是革命的, 但这并不排斥其关于平等和法治的一些教义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它在经过民主革命者改造和利用以后, 有利于鼓舞人们推翻封建专制的暴政, 捍卫人民的自由权利。”[2]正因为如此, 所以新教伦理能推动“税收法定”思想的发展。前文已述, 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代表者, 洛克已经从基督教伦理中找到合理的逻辑, 并以此为支柱, 构建起了在近代影响重大的公民财产权理论, 说明了基督教中蕴藏着维护公民财产所有权, 反对他人侵犯, 包括政府以税收名义而进行侵犯的思想, 有可能为近代“税收法定”思想提供理论源泉与支持。不过, 《圣经》不会自己开口说话, 它其中蕴涵的思想理论、伦理道德需要他人的注解和诠释。洛克是进行这种注解和诠释的第一人。在新教正式创立, 并在欧美地区, 特别是通过英国清教在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广为传播后, 新教伦理成为维护公民财产所有权, 主张“税收法定”的直接宗教理由和社会信念。这是因为新教的“入世”伦理观打开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精神蕃篱, 使人们可以公开坦然地追求财富, 以上帝支持的理由公开追求财富, 为拥有财富和保护财产权而与对手讨价还价, 与敌人奋力搏斗, 包括与国家政府相斗争。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学说, 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可概述为“入世”和“禁欲”两方面。[3]入世是要把自己推向外部的世界, 包括到外部世界去追求财富, 可以说是外向的伦理观。禁欲是要自己增强德性修养, 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贪婪、放纵等罪恶, 可以说是内向的伦理观。入世的伦理观首要方面即承认公民追逐财富的道德性。早在1763年前后, 即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就已经有新教浸礼派在弗吉利亚和马萨诸塞等州宣传教派平等, 教会独立, 同是也宣称既然“任何课税只要是剥夺了纳税人支配自己金钱的自由, 就不可能公平合理”, 我们就要求豁免什一税。“无代表不纳税”;“你们这些绅士们在上帝面前充当浸礼派的代表, 替他们的灵魂和良心负责, 比英国代表美洲有任何更适宜之处吗”[4]这种宣传既鼓动了教会的独立、平等运动, 为美国独立战争作了宗教和舆论准备, 同时也当然并有力地宣传“税收法定”, 公民有权保护私有财产, 反对国家任意纳税的现代税法意识。这种理论宣传和思想斗争有时还通过北美清教徒反对具有封建特权性质的教会税 (什一税) 而变得更加清楚明了, 并得以推广普及。例如, 当时新教浸礼会的一位牧师就说:“当前我们最大的异议是在基督教事务中屈从于一项课税权”, 表达了对政府滥征税收的抗议。又有人援引神学原则否定政府征收教会税的权利说:“不论是依据基督的教义或是天理, 你们对浸礼派或其他少数派课税、强制他们支持一种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礼拜仪式的权利, 都超不过你们向天使征税或允许一个人切割另一个人喉咙的权利。”[5]这一切都必然推广了“税收法定”、“无代议则无税收”的思想理念, 引导公众重视税收问题, 要求通过议会制定税法, 限制国家政府的征税权, 保护公民自身的财产所有权。

(四) 新教依然培育纳税人的法律意识, 鼓励纳税

现代税收法定思想的第二部分是依法征纳税, 即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征税, 不得任意多征或少征, 也不得任意早征或晚征, 相应地公民也必须依法适时适量地纳税, 不得任意改变税额和纳税程序。与“无代议则无税收”的依法立税思想不同, 依法征纳税思想在1210年《大宪章》中尚未得以清晰表达, 而是在传统时代即已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和漫长的传统, 在现代税收国家逐步建立过程中, 随着依法行政, 程序公正等法治思想的发展又愈发加强的。正如前文已述, 依法征纳税思想与基督教新的宗教伦理有密切关联, 新教的“禁欲”观直接推动着政府和公民依法征税或依法纳税意识的发展, 推动着现代税收法治国家不仅在制度上, 而且在行动上的实践和建立。

新教主张入世, 而非如早年天主教、佛教一样的避世修行 (当今的天主教、佛教等在入世与避世的教义上也发生着变化。天主教也并非如中世纪一样完全禁闭于修道院内而远离尘世。一部分佛教学者高僧也在倡导入世修行的人间佛教) 。但是, 入世不等于阿世, 不等于迎合世俗 (隋唐之后的禅宗即有这种趋势) 。新教在主张入世奋斗, 追求富裕, 积累财富只是响应上帝感召的手段和过程, 而非目的和结果。这种外在形式要和内在的崇高精神品质相般配和契合。在取得财富之后, 除了改善自身的生活外, 更加重要的是时刻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 精神的向上, 生活方式的节俭朴素等美德, 并以财富报效社会, 造福他人。所以, 新教主张入世, 但时刻禁止信徒由人的本性所致的恶劣欲望, 如放纵、贪婪、虚伪等。这种主张诚实信用、勤劳节俭的宗教伦理表现在税收领域, 当然是主张依法纳税, 反对偷税漏税。因为偷税漏税是不诚实信用的表现, 同时也是放纵自身贪财之欲, 逃避社会责任的表现。这显然不符合新教的“禁欲”伦理。当然, 反对偷漏税, 也不等于放弃纳税筹划和依法节税。因为纳税筹划和依法节俗不仅不是贪婪放纵、弄虚作假, 违反“禁欲”伦理, 而且是人追求财富, 维护财产权的体现, 前提是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所以, 适度的合法的纳税筹划和节税正是新教“入世”伦理的要求所为。反之, 如果纳税人主动自愿地放弃合法的纳税筹划和节税权利, 从普遍层面而言并不符合人追财求富的正常心理, 极有可能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欺骗, 是收税方一种别有用心的宣传说教。

通过财产权和税收法定, 依法征税与纳税两个方面可见, 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现代基督教 (包括欧洲大陆的天主教) 对国家税收问题既有传统的肯定与支持, 鼓励和要求信徒依法纳税, 但同时也反对国家政府单方面拥有征税权, 肯定并支持“无代议则无税收”、“税收法定”、“依法治税”。这种区别于传统时代教会与政府互惠关系的新型关系, 可以概括为“博弈式”关系。从互惠到博弈, 反映了宗教在人类走向民主与法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人类历史上, 宗教与税收的关系经历了封建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在封建传统时代, 宗教与税收是互惠式关系。宗教承认国家征税权, 强化信徒纳税意识, 支持国家税收。国家承认宗教特殊性, 给予宗教团体税收特权, 维护宗教利益。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 宗教与税收是博弈式关系。基督教新教倡导“入世”精神, 鼓励信徒追求世俗财富, 支持公民的自由权与财产权, 成为近代以来“无代议则无税收”, “税收法定”思想的伦理基础。新教同时倡导“禁欲”精神, 力主信徒的节俭理性, 成为公民依法纳税, 承担纳税义务思想的伦理基础。这种对抗与服从相结合,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博弈关系构成近代以来“依法治税”思想的伦理基础, 反映了近代以来宗教与法律矛盾统一的基本特征, 对当代中国的“税收法定, 依法治税”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①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 尹今黎, 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15页.

②顾肃.“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厦门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

③将新教伦理综合为“入世”“禁欲”两大特征, 是本文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章“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概括总结。

④李世雅.“北美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与宗教自由”, 《美国研究》, 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