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环境法律实质上仅是社会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环境政策是影响环境法律的重要因素。
第一篇：环境法律论文范文
环境法律责任论
摘 要 法律责任内涵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法律责任概念既指法律责任形式又表征一种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环境法律责任是综合性法律责任，包括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三种责任形式。多种责任形式的存在决定了追究环境法律责任不能适用统一的归责原则， 而只能分别按照三种责任形式各自的归责原则完成环境法律责任的归结。
关键词 环境法 责任 归责原则
一、环境法律责任概念
关于环境法律责任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环境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环境法律责任与环境违法行为紧密相连，只有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即环境违法行为是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前提，环境法律责任则是环境违法行为的必然后果。”王灿发教授在《环境法律法学教程》中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主体因不履行环境义务而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本文给环境法律责任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环境行政法律责任
(一)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
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学界对“违法”涵义的解释有“主观违法说”和“客观违法说”两种。前者立足于行为人行为，凡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即构成违法;相反即使该行为侵犯了应受或者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如果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也不构成违法。后者则以行为效力为着眼点，行为侵犯了应受或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即使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也构成违法。
(二)环境违法主体具有相应责任能力
环境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既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又包括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实现环境行政责任的机关比实现环境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机关还要广。它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另外因为一些特殊的障碍使环境行政责任难以实现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协助实现。
(三)行为的危害后果
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承担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选择要件之一。在环境行政法有规定时，才作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的行政法要求损害必须是对人身和有主财产的损害，而现代的环境行政法则扩大了这种损害的范围。
(四)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条件。在法律规定不以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条件的场合下，不存在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相反如果法律规定以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条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危害后果与环境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损害结果是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构成要件。在要求有损害后果时，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就必须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一)环境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
在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因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消除危险之诉、恢复环境原状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
1、民事诉讼起诉资格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判例一般都要求原告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但是由于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其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环境污染损害救济诉讼的专业性等性质，许多国家出于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需要，扩大了公民的诉权，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诉讼起诉资格的限制。
2、授予环保等社会团体和环保局以环境民事诉讼起诉权
“集团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他作为一种典型的扩大诉权的诉讼形式，如今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按照传统的理论，“集团诉讼”的原告都应该是受害者，非受害者不能参与到集团诉讼中。团体诉讼的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大公司周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效果要好得多。因而在国外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此外，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基于自己的法律传统，以“公共信托”理论授予环境保护局代表联邦、州长代表其所在的州寻求相关的民事诉讼救济的权利。比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相对人停止违反许可证的行为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一般都要求受害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及受害人本人没有过错等证据，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但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这样的“举证”，受害者往往是难以做到的。长期以来，我因一直实行“双方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原则，立法上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即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定的，由被告举证。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事实上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四、环境刑事法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是环境犯罪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因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产生，因司法机关的追究而被实现。相对传统的环境刑事责任理论而言，在环境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现代环境刑事责任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方面和客体等方面。
(一)环境刑事责任主体方面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法人充其量不过是法律所拟制的 “人”，它没有法律所允许的合法目的以外的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也没有犯罪能力。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操纵法人或有关享有法定职权，或被法人的决策者授予职权的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从刑罚的处罚功能来说，对法人不能处以自由刑和生命刑，充其量只能判处其罚金、责令停厂、关闭。而这些功能，行政责任同样可以做到。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法人环境犯罪的危害远远大于单个自然人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且法人在若干例外情况下为规避其责任，常有利用第三人的行为以掩护或转移自己责任的事实。所以法人最终也成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
(二)环境刑事责任主观方面
刑事责任的主观方面是指环境责任人对其自身产生社会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的刑事立法也采用了此归责原则。作为解决我国环境资源问题最严厉的刑事法律也是如此，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指在没有排污行为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而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被告又不能证明环境危害结果并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的，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已为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
(三)环境刑事责任客体方面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指由环境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并为环境犯罪行为所侵犯或威胁的环境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污染事故中，首先遭到侵害的是环境，环境只有在被侵害后才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损害或威胁。也就是说，环境的损害是环境犯罪的原生结果，而由环境损害造成的其他损害则是环境犯罪的派生结果。因此环境权益排除在环境刑事责任的客体之外，不仅与法理不通，而且对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权益是不利的。随着环境犯罪现象的日益增多，具有保护社会权益功能的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把危害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扩充至环境及其环境要素。
(四)环境刑事责任客观要件方面
环境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指应负环境刑事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社会危害的客观事实的总和。包括危害行为、危害情节、危害后果以及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突破和发展的客观要件主要是危害后果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方面。
1、危害结果
由于许多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常常是连续的，持久的。其行为通过广大的空间，与其他包括自然原因在内的其他因素进行累积性的复合反应后，才产生危害后果。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它并不因为环境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消失。由于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要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而有的破坏往往是无法恢复的，且环境质量遭受损害往往会严重危害一定地域内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因此如果只是惩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结果犯，不仅不会促进全体公众的福利，反过来会导致厂群关系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紧张。因此一些国家在惩治环境将染和破坏的结果犯的同时，在新制定或修改的刑法中规定了行为犯和危险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可以不作为实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行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法律规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必须要件时，往往需要确认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污染与生态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不可能。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刑事责任领域也是这样，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责任领域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应用于刑事责任领域。
五、结语
环境法多样的责任形式不仅决定了它只能按法律责任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归责原则，同时也使得环境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了大量的责任竞合问题。环境法是整合了多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法律部门，其责任规范分别具有行政法、民法和刑法性质，因此就出现了在同一法律部门内部非冲突性法律责任的并存。虽然出于保护环境和充分救济环境侵害受害人的目的，分别执行这些不同规定的不同部门法性质的环境法律责任的会使相关的环境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同时这也可能使不法行为人承受多重责任，受到多种惩罚，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如何协调适用三种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更好地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建立系统性的环境损害责任机制是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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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作者：陈思宇
第二篇：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的抵牾与交融
摘 要：环境法律实质上仅是社会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环境政策是影响环境法律的重要因素。环境政策实施对于环境法律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公共政策的演进促进环境侵权法律责任机制内在机理的更新；专门的环境政策催生新的环境法律、更新环境法律机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地方环境政策，对于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也呈现出多种形态。
关键词： 环境法律；环境侵权救济；公共政策；环境政策；政策再界定
文献标识码：A
环境法律要实现预期效果必须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因为环境法律通过对现实矛盾予以法律格式化的路径来分配社会资源，社会对资源的分配具有悲剧性［1］，环境法律仅是社会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决定了资源的分配。现实社会中，环境政策对于环境法律实施的影响非常大，但已有的研究过于简单地总结了政策因素对于环境法律实施的干预。因此，迫切需要细致分析环境法律与政策的抵牾与交融，以揭示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在应对环境问题中相互关系的真实状况和关系类型，环境侵权的救济在现实法律实践中最为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关系范畴。
一、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关系的分析框架
环境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政策是政府、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社会成员或者公共部门自身的限制规则或引导措施，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涉及其相关群体的利益［2］。按照涉及的不同领域，公共政策可分为福利政策、环保政策、经济政策、卫生政策、教育政策等。任何公共政策均是以解决公共社会问题为指向的，环境问题作为众多的公共社会问题的一种，被纳入公共政策关注的视野，便形成了环境政策。
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与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较为宏观而抽象，是在认定法律与政策存在重大分野的前提下论述二者关系的：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经济基础的要求，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政策需要法律贯彻实施［3］。在权威的法理学著作中认为，“政策和法律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是高度一致的。”［4］现有对于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进一步深入论述也表现在采取何种制度路径把政策转化为法律（注：相关的研究有方世荣：《论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基础和条件》，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方世荣、周伟：《政策转换为法律的正当程序研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丁丽红、刘冬艳：《政策转化为法律前的审查制度》，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等。）。由于学界对于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认识处于抽象层面，所以环境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也涵盖在这些论述之中。当然，也有学者从剖析制定法视角，分析在中国当代制定法中，政策占据了重要的并且是非常显著的地位，有时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这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了更大的政治合法性和实践可能性［5］［6］。
国外学术界对于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关系的处理没有那么简单生硬，这来源于不同的法律系统和不同语境对于二者的认识上的差异。尤其是在灵活性很强的英美法系国家，政策本身是法律逻辑展开必不可少的环节。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最为完善，它把环境法律作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一种工具，其基本思路就认为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本身就是公共政策（注：参见美国未来资源研究中心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主编：《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第2版），穆贤清、方志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分别介绍了空气污染政策、气候变化政策、水污染政策、危险废弃物与有毒物质政策和固体废弃物政策等，在这些政策介绍中分析了相关的环境法律。瑞典托马斯•思德纳重点探讨为了制定和实施良好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政策，人们到底需要做什么，并且在专门章节探讨了法律工具的使用，参见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张蔚文、黄祖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日本也是世界上环境法制发达的国家，日本对于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有了清晰区分，并且非常注重剖析环境法律与其他政策手段在环境保护中不同的效率价值［6］。
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
我国现有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存在着严重抵牾之处，这是环境侵权状况严重和法律在救济环境侵权中“客观不能”的重要原因，尤其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不利于环境执法的地方保护政策加剧了这一后果。现实情况总能作出这些“一言以蔽之”的总结吗？我们需要细致考察在具体情势下我国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有何关系，政策对于环境法律在救济环境侵权中有何影响，概括而言有以下三个层面：
（一）环境政策的演进对环境侵权法律责任内在机理的更新。当下社会环境政策的演进，对于环境侵权法律责任内在机理的更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二）国家环境政策对于出台专门的环境法律或者环境法律制度的推动作用。环境政策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外在表现为环境法律制度，尤其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环境政策必然在很多方面通过环境法律得以实现。
（三）地方推行的环境政策对于环境法律机制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影响。地方对国家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对于环境法律在救济环境侵权中会有不同影响。
二、公共环境政策的演进对环境侵权法律责任机制内在机理的更新
侵权责任的追究需要考察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来说，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主体实施了污染环境等致害行为；第二，发生了损害结果；第三，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际调研情况发现，实践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抽象学理限定的框架，其中，环境政策的目的诉求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环境政策活动是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取向的，主体在特定民主程序下广泛参与和连续抉择，使得公共社会问题转化为政府下决心要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环境问题经历了这一阶段而成功地成为了公共政策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对环境侵权法律救济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对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认定方面。
（一）环境违法行为从主观标准向客观标准的拓展
传统民事责任以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必要条件，通常情况下的损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行为属违法行为，行为人只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违法性”要件可归入道义责任的范畴，代表了法律对于特定行为的负面评价。从根本上说，对于环境的侵害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环境资源存在的稀缺状态甚至并非由资源绝对匮乏所造成，而是一个社会经过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为社会不愿由此而舍弃其他的利益［7］。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把何种行为规定为可归责的“环境侵权行为”，很多时候来源于国家公共政策的选择，否则环境侵权者完全可以基于环境侵权的合法性，否定自己的环境侵权责任。国家必须允许企业排污行为的存在，只是通过制定环保标准将其排污限制在“忍受的限度之内”，只要是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就可以发给排污证，表示了国家对其排污行为的认可，不属于“违法行为”，但并不免除其侵权责任，这是来源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社会正义的要求。
我国的环境侵权救济实践之所以有这些转向，与近些年来实行的环境公共政策紧密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防止环境质量恶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政府提出了与之相应的15年（1996—2010年）环境保护工作要求：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年基本改变环境恶化的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8］。实现上述目标的两项重要措施是制订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在此环境政策背景下，法律机制也要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应的环境保护的诉求并不当然地让位于经济发展，考察是否发生环境侵权行为也不再以道义可谴责性为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否认其他的社会价值诉求，判定环境侵权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的标准要更多顾及到哪些是社会追求自身政策目标中反对的行为。
（二）损害事实到危害事实的范围拓展
损害事实既是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后果，同时也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环境侵权的成立，并不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确定其事实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9］。传统侵权法上认定的损害事实是对于人身、财产或者是精神的实际的或可预见的损害，但在科学研究的揭示和环保主义者的呼吁下，公众环保意识觉醒，政府高度重视，在公共政策上已经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估环境侵害行为的危害后果，需要法律在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时把损害从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拓展到环境损害（或生态损害），如欧洲委员会2000年2月9日在布鲁塞尔提出的《欧盟环境民事责任白皮书》就明文规定损害既包括传统损害（对健康和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环境损害（场所污染和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中国在公共政策演进上也体现了这一点；1972年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为起点，1983年在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规定把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公共政策的演进对环境法律在追究造成环境损害风险活动的法律责任时，必然有潜在或者实际的影响。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就体现在需要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从污染行为拓展到生态破坏行为，需要在全面认识环境对于人类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基础上，把环境损害纳入环境侵权法的规制范畴，因为环境损害直接侵犯了人类的阳光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通风权、眺望权和自然景观权等环境人格权益。（注：阳光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通风权、眺望权和自然景观权等新型权利都属于环境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参见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8页。）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把环境视为纯粹的客体不同，还承认环境某种意义上的自身价值，所以环境法律责任还包括了人对环境的责任。更加注重环境法律在救济环境侵权中保护的客体范围，也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因为环境侵权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环境不友好行为，救济环境侵权是构建“两型社会”的底限要求。
（三）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的环境政策影响
传统的侵权责任构成中，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环境侵权法律责任追究中要求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非常困难，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因为科学发展而引发的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理解和把握就常常会对法律制度，并对通过这一制度完成的责任分配产生重大影响［10］。环境法律不能等待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得到充分而明确的解释之后，才以此为依据进行责任分配，因为“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环境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还赖于人类行为规则设计。
因果关系最重要意义在于责任分配，尤其是在法院在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中。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需要对被告或者第三人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时，价值判断也会影响因果关系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势下具有流变性的，它们借助的是构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一个概念，普通群众，包括陪审员们，在接受最低程度的指导后就能够掌握它们［11］。卡多佐也认为，法律的逻辑推理固然重要，但影响判决结果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公共政策的考量，比较原告与被告的行为，分析整个案件社会观念与价值判断，得出合乎公平正义的结果［12］。
三、专门的环境政策催生新的环境法律、更新环境法律制度影响环境侵权救济
环境侵权是通过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中介来侵犯环境权利的，因此，环境法律体系是否有效地规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从根本上影响到环境侵权是否能从源头上予以救济。国家宏观的环境政策需要落实到具体层面，综观近些年来的社会实践，可以发现环境政策的演进催生了专门的环境法律，也更新了一些环境法律制度。
（一）环境政策催生的专门环境法律
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后陆续出台的政策是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重视环境问题的解决，而此过程也是中国的环境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二者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把一些重要的环境政策转化成为了专门的环境法律，以下仅举两例：
1．循环经济政策与《循环经济促进法》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和废物处理等阶段，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清洁生产、产品延长使用、资源循环利用和循环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概念的核心是减量化，实际就是提高资源的生产率。这一经济发展理念包括的内容非常庞杂，作为一种专门的经济发展政策在中国有一定的演进过程。我国目前的循环经济政策包括：第一，废旧资源综合利用及相关环保产业政策；第二，清洁生产政策；第三，资源能源开发利用政策；第四，生态农业政策；第五，环境友好型产品相关政策。从1985年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发［1985］117号）到2005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期间，共有超过100个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政策出台，其中也包括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
正是我国在发展进程中对于循环经济政策的重视，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力争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因此，经过多次草案修订与审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已于2008年8月29日表决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当然，也有论者从该法的可操作性、立法的现实条件和与已有的法律体系的冲突与重叠等方面，对于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13］。
2．清洁生产政策与《清洁生产促进法》
清洁生产政策属于循环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洁生产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创造性的保护环境的战略措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志，体现“全过程控制污染”机制的精神。《21世纪议程》中所提出的全过程控制思想就包括清洁生产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采用清洁的能源、少废无废的清洁生产过程和对环境无害的清洁产品。
我国近年来十分注重清洁生产政策的贯彻，专门出台政策文件有1997年的国家环保局《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环控［1997］0232号）》、1999年《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计划的通知》（国经贸资源［1999］402号）、1999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国家经贸委员第6号令）、2000年国家经贸委《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第一批）和2001年《关于开展清洁生产审计机构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发［2001］154号）等。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就是这些清洁生产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体现。该法的第一、二、四章基本上都是政策性的条文，规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技术政策等等。将政策与法律结合起来，以政策为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清洁生产促进法》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与传统法律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可以说《清洁生产促进法》基本上是一部政策法，是政策的法律表现形式。
（二）环境政策演进与环境法律制度的更新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建设主要致力于：建立环境标准和法规、加强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相应的具体的环境政策有“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企业环保考核”、“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污染源限期治理”等等（注：对于此一时期中国环境政策的演进和具体内涵的详细论述参见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李京文主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曲格平：《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述环境政策构成了中国环境保护基本法的主要制度体系，由于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渐进的改革时期，环境保护政策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即行政命令有余，管制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不足，这构成了已经形成的环境法律制度的特征，出现了“三同时”制度这种被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企业治理污染的过程控制制度，并且该制度在中国适用最为广泛。排污收费政策而催生的环境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政策催生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都带有明显的管制特征。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的报告中就首次提出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向，随后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单行法和2002年颁布的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都不断完善了该制度，但是不彻底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起来会出现诸多问题，2007年爆发的厦门PX事件，集中反映了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注：对于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具体缺陷分析参见吕忠梅、刘超：《多种博弈与诉求下的剑走偏锋——法社会学视野下的环保风暴》，载吕忠梅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及刘超：《环境法的缺失与厦门PX事件》，载《江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产生的限期治理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救济中也存在制度失效之处［14］。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已经从倡导转向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推动可持续发展观从环境法秉持的理念体现为具体法律机制和制度设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全面拷问了环境法律体系。
具体而言，环境政策的演进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表现在：
（一）由偏重“命令——控制”制度类型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制度的兼顾，并且后者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比如环境费制度的创新，在先后修改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和《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中废除了超标排污收费制度，首次确立了“达标收费，超标排污违法”的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并且2002年国务院还修改制定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对排污费征收和使用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我国部分省市也开始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试行排污权交易。还在讨论的制度创新有环境税制度。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资源与环境问题被提至更高的层面。开征环境税将成为2008年政府重点推进的税收政策之一。
（二）战略环评制度。在发生一系列重大环境事件后，环境法学界已经开始讨论在法律修改中要把战略环评制度纳入到正式的制度体系内。战略环评是指对政策、规划或计划及其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规范的、系统的综合评价，并把评价结果应用于负有公共责任的决策中。它是为了针对现有的环评制度中仅针对项目开展环评的缺陷而提出的。
（三）环境保护问责制。虽然我国在之前的环境政策中也推行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但并没有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约束。近几年频繁爆发的突发公共性危机和重大恶性环境事故，使得行政问责制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在2006年2月20日起公布施行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详细规定了环境保护问责制的具体内容。
（四）环境法保障人体健康的立法目的从虚化到实化。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明确规定了要实现“保障人体健康”的立法目的，但迄今为止都是一个虚化的价值理念，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可以预见，这种情况很快将会改变。2007年11月5日，国家卫生部、环保总局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8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是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制订的我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计划》在近几年内将成为控制有害环境因素及其健康影响、减少环境相关性疾病发生、维护公众健康，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环境政策，而这
对我国的环境法律政策从宏观思路到具体制度的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对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
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以对作为媒介的自然环境的危害来侵害他人的权利，以法律途径救济环境侵权就需要在完善公民环境权利的制度体系建构和完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两个层面同时并重，法律制度自身的普适性特征要求其在解决环境侵权个案时能具体适用，而具体环境执法与司法实践受到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的影响
（一）环境政策的再界定
环境政策的再界定是指，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之前，对中央环境政策中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进行细化，制定出具体的操作细则，形成地方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众多、疆域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种分权不仅可以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会有助于治理目的的实现［15］。具体到环境治理中也体现这一行政体制运作的特点，环境政策的运作（制定与执行）存在着分离性，中央政府只负责决策，而政策的具体执行由地方政府来进行，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权力中心制定出来的政策都比较粗略，只是对政策涉及到的有关方面作原则性说明，具有高度不完全性的特征。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之前，必须对政策进行再界定。事实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各级地方政府经常需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不断对政策进行再界定和调整［16］。
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再界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方式上：
1．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进行具体化并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很多环境政策由于要统筹全局，也由于信息缺失，一般只是对政策的基本目标和“精神”作出原则性规定，而没有规定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这时需要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实施与操作。有的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情况对中央环境政策进行具体化并严格执行，以符合中央环境政策精神，实现其目的。这些一般都是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的，并作了强制性规定的政策。
2．地方环境政策公然违反或者“阳奉阴违”中央环境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着视域和目标设定上存在差异，中央注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以及从全局和长远上考虑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一级代理机构要贯彻中央环境政策，但经常出于政绩诉求会规避中央宏观政策要求和监管，追求短期经济目标。所以，现实中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公然违反或者“阳奉阴违”中央环境政策，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比如媒体经常曝光的地方环保局引进污染项目事件。
3．“用足”地方权力，创造性地体现中央环境政策精神以最佳保障和救济公民环境权利。中央环境政策在确定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与原则等作出基本规定后，也提供了政策具体化和创新的空间，允许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政策。有些地方政府在政府政策定位上高度契合国家环境政策，会结合地方特色，“用足”地方权力，以最佳的政策来保护环境和保障公民环境权利。比如厦门市“用足”《立法法》规定的较大市立法权，在《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2004年修订）中规定的代执行制度，适用的对象是一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又拒不履行整治恢复责任或者整治恢复不符合要求的主体，突破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代处置”制度仅适用于“生产危险废物”的单位的规定。
4．打政策的“擦边球”，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时，尽量向本地的地方利益倾斜，以多种形式使中央环境政策落空。现实中这种情形最为常见，公然违反中央环境政策的地方政策极为少见，而在地方发展定位上完全契合中央环境政策的地方政府也不多，经常出现的利用国家环境政策宏观性、原则性，在结合地方特色予以具体化时附带了地方利益的诉求。
（二）政策再界定的地方环境政策对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以调研材料为例
以调研材料为例，下面对各地政府对国家环境政策再界定，从而形成的地方环境政策作出一个类型化的分析，以此细致区分不同类型的地方环境政策对环境纠纷解决、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
1．环境友好型地方环境政策对环境侵权救济的积极作用
环境友好型的地方环境政策有助于环境侵权救济，具体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地方政府定位建设生态型省市，在此发展目标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有助于环境侵权救济。典型的省份是海南省。1998年底，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决策，1999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海南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示范省。海南省在1999年第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战略地位和目标任务，赋予了生态省建设的法律地位。这在中国内地各省、区尚属首例。在这一系列的构建生态省的地方政策体系下，海南省的环境保护总体状况较好，政府在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出台地方环境政策时，非常注重环境保护，这从源头上减少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切断了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调研资料显示，海南省发生的环境侵权案件非常少。
典型的城市代表是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市在特区创立之初就进行了建设现代化生态城市的战略选择。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定位之下，珠海市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1992年以来，珠海制订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珠海市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珠海市环境保护“八个不准”的规定》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使得珠海市的环境现状和环境保护状况已处在全国前列。珠海市充分利用较大市立法权，重视《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在保护环境、解决环境纠纷中作用，在2008年发布的《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很多制度，较国家立法和其他省市立法都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环境侵权救济有直接适用效力的是，首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并且有32个条文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改变了环境法律规范中经常出现的责任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违法责任过轻，导致违法成本过低，不能有效地救济环境侵权的弊病。
（2）地方产业结构合理，已经逐步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些省市一般经济相对发达，当地政府积极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能够在经济发展中采用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减少环境纠纷的发生，从源头上控制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其次，这些地方政府特别重视环境案件的处理，有助于环境侵权救济。
典型城市有上海市。在上海市法院系统获取的调研资料来看，从1995年到2007年，上海市有关环境诉讼的案件中，民事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约90件、环境行政诉讼不足20件、环境刑事诉讼1件，无行政复议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相对其他性质的案件，数量非常少。当地法官认为其原因是上海市产业结构已经更新换代，传统产业少，污染相对较小；上海市各级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上相当强势，各级政府注重环境纠纷发生后，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和救济受害人的权利。
2．环境不友好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对环境侵权救济的消极作用
我国当下各省市实行的地方环境政策中不符合环境友好型要求的占多数，这些政策多数不会体现为成文文件而是体现在政府的行动导向中、体现在当地环境执法司法人员的环境案件处理中。调研显示，这些地方政府会把解决环境纠纷、救济环境侵权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往往总结到当地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现实情势的制约、归咎于现行法律上的漏洞和弊病、推脱到执法力量的薄弱和环境司法本身存在的技术上的困难。其根本原因是，在国家宏观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认知和目标机制上存在的差异，在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过程中，地方政策的局部、短期预期与国家政策的全局、长远预期的抵牾。概括而言，也可分为两种类型：
（1）资源消耗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这些地方自然资源的丰富，经济发展以粗放型、资源消耗型模式为主，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对公民环境权利侵犯现象经常发生。典型如山西省。山西省是资源大省，煤炭生产是当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频繁爆发的突发煤炭事故，也是山西省环境案件和环境侵权最重要的原因行为。调研资料显示，基于山西省煤炭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发展过于倚靠现有的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单一，致使该地的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呈现出尖锐的矛盾，政府往往以行政手段平息环境纠纷，导致山西当地居民对于长期生活在重度污染中已习以为常，权利意识很差，不愿主动寻求救济，由此而导致的环境侵权诉讼非常之少。对于因环境污染导致的权利受损，受害者多倾向于与侵权者私下协商解决，尽量回避司法程序，法院事实上处理的只是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一小部分，环境侵权救济机制中，法院审判并不是目前环境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并且，即使是少数环境侵权案件经过法院审理，判决结果在事实上很难以执行。
以下的案件统计数据明显与山西省环境侵权事实情况不符，这表明在山西省很难通过诉讼途径救济环境侵权。
（2）新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环境政策。这些省市在全国范围内占大多数，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也注重环境保护，为湖北、河南、重庆等大部分中西部的省市。这些省市会出台一些积极保护环境的政策救济环境侵权，但总体上其地方环境政策还不符合环境友好的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冲突时，当地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环境侵权救济不利。调研资料显示，这些地区通过诉讼途径救济环境侵权不少，但在此过程中受到政府干预严重。某些企业的经济效益较高，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它们对环境造成污染和损害时，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必然受到政府的干涉，政府不会让法院的判决影响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地区，司法机关的工作与其他所有性质工作一起都必须坚定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这一“政治任务”。
结语
现实环境法律实践中，环境政策的影响已经弥散到从环境立法到环境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二者的关系绝不止于现在普遍认为、初步总结的二者的抵牾之处——环境政策破坏了环境法制统一、阻碍了环境法律实施。环境政策是一个立体的系统，这决定了它与环境法律的关系必然是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总体来说，我国陆续出台的宏观的环境政策是逐步向注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方向迈进，这推动了环境侵权法律责任机制内在机理的更新，催生了新的环境法律，更新环境法律制度，这是公共环境政策对于环境法律的积极影响，是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的交融之处。最为复杂的是地方政府在对国家环境政策的再界定过程中，非均衡的地方政府对宏观的国家环境政策的再界定，形成的地方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存在着抵牾与交融的多种类型，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在热烈讨论的专门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定，也不得不正视环境政策对于环境立法和实施的影响，吸纳与兼容其与环境法律的交融之处所形成的积极影响，同时，需要在环境侵权法中把原则性的规定细致化，确定完整而细致的环境侵权责任体系和救济程序，尽量减少政策再界定过程中地方政府可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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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Tort RemediesLIU Ch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本文责任编辑：曹明德
作者：刘 超
第三篇：环境权法律属性分析
摘 要：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自生自发开展的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环境权理论研究和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理论基础、被害人确定、赔偿范围等方面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问题。“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三种理论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各有利弊，但“环境权利说”更能有效适应我国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区分抽象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从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反思、重构环境权理论。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权利本位;义务本位;法益
作者简介：谢登科，男，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简易程序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1BFX111;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刑事判决说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3C062;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LZY017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城市化促进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犯罪增加、贫富分化之类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亦是其中之一。这为环境权这一新兴权利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但环境问题并不必然产生环境权，如果以人格权、财产权、相邻权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权利谱系具有足够张力，能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则环境权难有独立生存空间。但从现实表现来看，上述权利并不具备此种张力。在这种背景下，环境权应运而生。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环境法制日臻完备，环境权亦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环境权的争论历久弥新。1但对环境权理论的探讨多在宪法、民法、环境法、经济法等语境展开，鲜有学者从刑事法角度思考环境权问题。对于环境问题解决多主张借鉴、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权理论，比如“环境公共财产理论”、“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等。上述语境和视角无疑具有合理性，但理论源于实践，环境权亦不例外。如果对中国环境法制的运行给予积极关注，就会发现环境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局限于民事领域，其在刑事司法领域可能更为活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环境污染侵害财产权、人身权而引发的侵权诉讼很多，但在此类诉讼中环境侵害仅是媒介，最终仍是寻求对财产权、人身权等传统权利的救济，而非对环境权的救济。真正能反映环境权问题的公益诉讼在我国寥寥无几。有报道称，2000年至2013年十余年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总计不到60起。虽然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但对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予以严格限定，只能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其职权原则上应与案件所涉公共利益相关。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烦琐性与环境行政执法的便利性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行政机关更愿采取行政手段而非司法途径处理环境问题。而《环境保护法》对提起公益诉讼的“有关组织”予以严格限定，将不少环保NGO挡在环境公益诉讼大门之外。因此，若从宪法、民法、经济法等语境来探讨环境权问题，似乎并无太多实践素材。但在另一个领域——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我国司法部门则自生自发开展了环境权的实践探索，这为环境权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因此，本文将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对环境权这一新兴权利的法律属性予以剖析。
二、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环境权问题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刑法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作出重大调整。将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成立污染环境罪无需犯罪行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的后果，而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可构成污染环境罪。之前，重大污染事故罪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将环境利益依附于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法益，而忽视了环境利益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立法错位表明国家在治理环境犯罪中注重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法益，而忽视了对环境利益本身的关注。《刑法修正案(八)》实现了环境刑法由“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1]，使得环境利益成为受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了独立的刑法价值和意义。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由“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为环境权在刑事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先看几例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案例：
案例一：陶某等四人污染环境罪案1
2012年3月，陶某为处理金坛市盛益油脂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益公司)生产污水，让王某寻找排污地点，王某遂找到沈某用于收购废油的码头，并带陶某到此处查看后，三人商定通过此码头向金坛市薛埠河排放污水。后沈某在王某指使下又找到向某，让向某驾驶其油罐车将污水运至上述码头，由沈某、向某向薛埠河排放。2012年4月至6月间，四人共计向金坛市薛埠河排放生产污水850余吨。金坛市薛埠镇政府为治理河道污染，共计花费978 000元。后四人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指控犯污染环境罪。诉讼过程中，陶某向金坛市薛埠镇政府赔付900 000元，金坛市薛埠镇政府向法院出具收款票据和谅解书。法院审理后认定，四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案发后，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有认罪、悔罪表现，金坛市薛埠镇政府予以谅解，依法可从轻处罚。
案例二：张某污染环境罪案2
高某经人介绍承包了三个苯罐清洗工程。后高某雇车将从罐中清理出的含苯废水运往自己的厂子提炼苯，并让张某负责带路。2013年7月26日凌晨4时许，在运送过程中，张某买通货车司机，在高某不知情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含苯废水拉到某养牛场院内，往院内一池子中排放含苯废水10余吨。池子中的废液挥发有害气体造成养牛场职工王甲、王乙中毒住院。后张某用塑料布把废水表面遮盖，找来挖掘机将池子填平，并于2013年9月23日到公安机关投案。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张某案发后，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故从轻处罚。
案例三：张一等三人污染环境罪案1
张一自2008年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在自家院内从事电镀生产，利用盐酸、硫酸镍等化学物质电镀乐器零部件，并雇佣张二、孟某一起生产。其间，三人将电镀中产生的含重金属六价铬和镍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倒入院内的渗井，渗入地下。案发后三被告人给付静海县子牙镇小黄庄村委会污染环境赔偿款20 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一、张二、孟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三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当庭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静海县子牙镇小黄庄村委会，并获其谅解。故依法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
案例四：薛某、李某污染环境罪案2
2013年11月10日，薛某和李某在其作业的油船上装载柴油时，因违规操作致柴油泼洒。其中部分柴油直接洒入长江中，而另一部分洒在甲板上。薛某和李某冲洗甲板后，未使用船舶污水仓进行收集，直接将柴油和废水排入长江中，造成柳林洲附近长江水体严重污染，导致在此取水的荆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柳林洲水厂取水中断。事后，薛某、李某自行到公安机关投案。案件审理阶段，二被告人所在单位为减轻其职员即薛某、李某罪责，主动缴纳排油清污应急抢险费用311 073元，自愿将此款赔付给荆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薛某、李某违反国家规定，向长江中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二被告人所在单位主动弥补二被告人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
刑事和解，是指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理的案件处理方式。[2](P441)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但由于该制度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远大于其法定范围。《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可在环境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但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上述四例污染环境罪案件的处理，均符合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不过，也存在细微区别：第一，赔偿主体差异。有些案件中是被告人自行对被害人赔偿，而有些则由他人代为赔偿。但一般犯罪的刑事和解也允许由他人代被追诉人进行赔偿。第二，赔偿范围差异。有些案件中被告人赔偿的是被害人所支付环境修复费用，有些案件中被告人赔偿的则是被害人因环境污染遭受的人身损害。第三，谅解主体差异。在上述四个案件中，对污染环境犯罪予以谅解的主体各不相同：既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地方政府，也有经营性质的企业;既有村民自治组织，也有作为公民的自然人。
在环境犯罪治理中，刑事和解既可让犯罪人和被害人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环境犯罪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也可让犯罪人直面自己环境犯罪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积极承担责任，恢复因犯罪所侵害的环境。因此，在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被屡屡适用。但开展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不可避免涉及环境权理论。
问题一，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我国刑事和解在本质上是一种刑事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3](P1-32)，是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和解。这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将刑事和解适用于民间纠纷而引发的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犯罪和除渎职罪以外的过失犯罪。因此，刑事和解本质上仅涉及对个体或者私人利益的处分，而不是对公共或者国家利益的处分。而作为环境权基础的环境利益是一种个体或者私人利益，还是公共或者国家利益?不同环境权理论，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存在分歧。如果认为环境利益是个体或者私人利益1，则在环境犯罪中可适用刑事和解。如果认为环境利益涉及公共或者国家利益2，则答案可能截然不同。如果允许在环境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被追诉人赔偿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基于对环境权的侵犯，还是对环境义务的违反?被害人谅解的权利来源于什么?被害人谅解导致对被追诉人从宽处理的依据是什么?如此等等。上述问题无不触及环境权理论问题。
问题二，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确定。开展环境犯罪刑事和解，首先需确定环境犯罪的被害人。在“人本主义”环境刑法观下，环境犯罪被害人相对容易确定，他们往往是犯罪所侵害的人身、财产权之主体。在“环境本位主义”环境刑法观下，环境犯罪客体是遭受犯罪侵害的环境法益[4]或者环境权[5](P500-501)，但在环境权理论中关于环境权主体的巨大争议，这直接导致环境犯罪中被害人的不确定性。环境犯罪立法实现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后，除了在环境犯罪中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的人可作为环境犯罪的被害人，环境权主体也是环境犯罪中不可或缺的被害人。在上述四个环境污染罪案件中，与被告人进行刑事和解主体分别是镇政府、公民、村委会、水务公司，上述主体是否都是环境权主体?哪些主体有权获得环境利益的赔偿?这也是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亟待解决的难题。
问题三，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赔偿范围。在刑事和解的实践运行中，能否获得赔偿是被害人决定是否谅解的重要因素。赔偿范围、数额往往由被追诉人与被害人协商确定，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数额与其遭受的损失大致相当。在“人本主义”环境刑法下，赔偿范围主要包括被害人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失。这些传统权利的客体相对明确，赔偿范围也比较容易确定。但在环境犯罪中，由于环境权客体的不确定性，使得被害人遭受损害的范围不易确定。在上述四个污染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当事人根据各不相同的方式来确定损害赔偿范围。
三、不同学说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利弊分析
自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环境权被首次提出并将其作为环境法制的理论基础[6]，理论界的成果可归纳为“两种路径三种学说”。“两种路径”分别是对环境权的肯定和否定路径。前者认为传统权利谱系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环境危机，需创设以环境权为核心的环境法律制度。后者则以概念模糊、主体不明确、范围不确定、对现有法学理论完整性的破坏等为由，对环境权持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权利说”“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
(一)环境权利说
“环境权利说”从权利本位出发，将环境利益设置为环境权。该说认为，在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人们无法通过财产权、人格权、相邻权等传统权利获得充分救济。由此导致环境法这一新兴部门法的形成，环境权由此诞生。但“环境权利说”内部学说林立。代表性观点有“环境私权说”、“环境公益权说”和“综合环境权说”。
“环境私权说”认为，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该说主张环境权主体是当代人和后代人，客体是整个人类环境整体。环境权是以环境作为权利客体，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的新型权利。3按照“环境私权说”，环境犯罪侵害了环境权，由于其是公民个人所享有的权益，因此，被害人可就其遭受的环境权益损害与犯罪人之间进行刑事和解。但它也存在缺陷：首先，在犯罪人与特定被害人刑事和解中，特定被害人是否等同于环境权的全部主体，如果不是环境权的全部主体，如何保障其代表性?其次，将环境权视为个人权利，不足以保障被害人在获得赔偿后将该赔偿款项用于环境修复或者保护。再次，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多在被告人与国家环保主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环境私权说”亦不能对此提供有效解释。
“环境公益权说”以批判“环境私权说”而兴起。该说认为，各国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仅仅宣扬环保政策和理念，而并非确认权利。环境权主体是公众，内容是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决策参与权以及公众诉权。环境权性质是公益性权利、是社会权，而不是私权。1“环境公益权说”能为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多数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实践中多数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发生在被告人与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或者受国家委托代为行使部分环保职权的组织，其和解权源于其环境管理职权。但该说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可能面临公共利益不可交易性的困境，理论上需对该问题予以合理解释。
“综合环境权说”承认环境权在环境法中的核心地位。该说认为，环境权正朝着主体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公民环境权、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环境权、国家环境权、人类环境权等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的环境权体系。[7]“综合环境权说”对于环境犯罪中的部分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客观方面认定标准的把握，法律赋予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向环境排放废物的权利，只有超过排放标准、严重污染环境才构成犯罪。但该说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的运用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即被害人的确定问题。按照“综合环境权说”，环境权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和人类。如果将上述主体确定为某一具体环境犯罪的被害人，则被告人对这些不同环境权主体需承担多重赔偿责任或者比例赔偿责任。如果采取多重赔偿义务，显然因加重了被告人的赔偿责任而显失公平。如果采取后者，可能产生赔偿比例无法确定的难题。
(二)环境法益说
法益，是被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法益是权利的上位概念，其外延广于权利。在权利之外，还有非权利法益，有学者将其称为“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权利与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区别在于：是否进行类型化处理。权利是类型化、体系化的法益，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则因缺乏相同或者相近特征而无法类型化处理。二者是否作类型化处理的本质差异，决定了其在侵害行为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规则、承担责任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差异。[8]“环境法益说”与“环境法权利说”均承认环境利益是法益，但在是否应对环境法益作类型化处理进而上升为环境权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环境法益说”主张将环境法益作为环境法律制度的核心范畴。[9]该说是在批判环境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环境权是“权利泛化”的产物，其必然造成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公民环境法益可分为具体环境法益和抽象环境法益。具体环境法益是那些在实定法上已有所规定但未上升为权利的环境法益。抽象环境法益是实定法应规定而未规定或者规定得非常抽象模糊的具有保护价值的环境法益。[10]“环境法益说”一方面可避免主体需求与客体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环境权”对现有权利谱系所产生的破坏性冲击。环境法益说对于特定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后代人的环境利益。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之存在不需相关原因证明，因此，该法益享有主体无须具备权利能力，比如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环境法益亦是如此，对良好环境的需求亦无需任何原因，而该需求不仅存在于当代人，也存在于后代人。
“环境法益说”能有效解释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被告人赔偿依据、被害人谅解权的来源等问题：赔偿源于对环境法益的侵害，谅解权源于其环境法益的主体地位。但该学说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环境权利说”的部分缺陷同样存在于“环境法益说”，比如主体的局限性、客体的不确定性。其次，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是否作类型化处理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侵害行为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规则、承担责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由于“环境法益说”将环境利益视为一种未穿上权利“外衣”而未作类型化处理的法益，其在遭受侵害后获得救济所要求的条件更为苛刻。这显然不符合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实践运行状况，也不利于被害人救济和环境保护。再次，“环境法益说”有将环境客体泛化的趋势，存在侵犯传统权利谱系的危险。“环境法益说”主张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都属环境法益范畴，但这显然不符合环境犯罪刑事和解的实践运行。比如在案例二中，王甲、王乙作为被害人主要是基于其人身权遭受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所侵害，虽然被告人污染环境中包含对二被害人环境利益侵害，但环境利益并不等同于人身利益，从本案赔偿范围来看，刑事和解中主要赔偿的是被害人因人身损害而遭受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而并非环境利益损失。“环境法益说”将环境利益客体泛化，显然侵犯了传统权利谱系。如果扩大这种趋势则有可能让环境法益丧失其独立空间，导致现有环境刑法由“环境本位”向“人本主义”的倒退。
(三)环境义务说
“环境义务说”从义务本位出发，以批判“环境权利说”而兴起。它与“环境权利说”和“环境法益说”价值目标相同，但实现路径截然相反。“环境义务说”对将权利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提出质疑。该说认为，运用环境权解决污染问题会产生“公地悲剧”效应，导致公民对环境利益自由使用权与对这一公共利益保护目的之冲突。[11]“环境义务说”抓住了“环境权利说”的软肋，提出以“环境义务本位”来构建环境法律制度。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公地悲剧”效应也初步显现。比如在案例三中，若遵循“环境权利说”，村委会在获赔偿之后，就有权对该赔偿款自由支配，他人无权过问。若村委会不将该款用于环境修复与保护，则有悖于其获得赔偿之目的。但若对该赔偿款的用途予以限定，则有悖于权利可自由选择的本质属性。“环境义务说”认为要达保护环境之目的，就须对人们的开发利用行为予以限制，这种限制构成人们应当承担的义务。享有环境利益只表明所有人都可从环境中受益，但受益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对环境分割拥有从而享有权利。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每个成员去维护。如果某一行为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即使其表面上是个体行使权利的行为，其本质已不再是权利，而是对社会共同体所履行的义务。保护环境就等于保护了每个人的利益，而并非仅仅是当代人的利益。所以，对环境的保护既非当代人环境权的行使，也非与后代人环境权相对应的当代人义务之履行，而是对人类整体的责任和义务。
“环境义务说”将环境保护视为人们的职责和义务，有利于强化环境保护。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该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将赔偿款用于环境保护之目的。但该说也存在自身缺陷，有学者从权利本位出发对“环境义务本位说”进行全面、系统批判。[12]其中，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公民承担某种环境作为或者不作为义务的正当性来源。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环境义务说”无法解释被告人赔偿义务或者被害人获得赔偿权利的来源。对于义务的违反可通过赔偿方式获得救济，但前提是对权利或者法益造成损害;也可以惩罚方式予以救济。对于环境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意味着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环境义务说”无法为被告人赔偿义务和被害人获得赔偿权利提供有效理论支撑。
四、环境权法律属性反思：以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为视角
任何理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面前都会有其局限，环境权理论在应对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时亦不例外。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需对不同理论在审慎权衡基础之上作出合理抉择。遵循“环境法益说”和“环境义务说”，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将面临不可克服的障碍和困境。而“环境权利说”虽有其弊端，但并非不可克服。因此，需要在坚持“环境权利说”的前提下，对其缺陷和批判予以积极改善和回应。
(一)环境权客体：抽象环境利益和具体环境利益
虽然环境权理论观点林立，但对环境权客体则并无太大分歧。一般认为环境权客体是人类生活、生产的环境，既包括天然环境要素，也包括人为环境要素。不过，前述对环境权客体的分析是理论上高度概括的产物，可将其称为抽象环境利益。如果单纯强调抽象环境利益，必然产生环境利益整体性与环境权利个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对环境利益的侵害往往是具体、局部的。比如上述四例环境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对于环境的侵害是着眼于具体水域、地域，然后才由此蔓延开去。对具体环境利益的侵害，是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被告人赔偿的理论依据。
客体的差异决定了环境权与其他类型权利区分的必要性。环境权的客体是环境，而诸如财产权、人身权等传统权利的客体分别是物、行为或者人身。不过，“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环境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13]。环境权客体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侵害环境权时很可能对其他权利造成损害，比如因环境污染而损害人身权、财产权。在“环境本位”刑法观下，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环境权，但其危害后果并不局限于对环境权的侵害。因此，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需根据遭受侵害的具体环境利益来确定被害人。当然，环境犯罪有可能仅仅侵害环境权，也有可能在侵害环境权的同时侵害公民财产、人身权益。这些权利主体也因此而成为环境犯罪的被害人。
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制度设计，其初衷是善意的，但结果却未必如愿。在没有环境权的情况下，公民可以健康权、生命权对抗环境污染。在这种对抗中，公民是胜利者。因为在权利位阶中，健康权和生命权总是优先的。但将健康权、生命权上升为环境权之后，在面临同样危害健康、财产等环境污染行为时，公民则只能以自己环境权与侵犯者相对抗。”[14]上述观点显然混淆了环境权与健康权、生命权的客体。虽然环境是人的健康、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但并不等同于人的健康、生命本身。环境权的诞生并不会剥夺公民以财产权等传统权利对抗环境污染的武器，它在传统权利之外赋予了环境权主体对抗环境污染的新武器，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在上述四个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案例中，有三个是要单纯实现对环境权侵害的救济。
(二)环境权主体：抽象环境权主体和具体环境权主体
环境权主体是环境权理论争议的焦点问题。客体是确定主体的重要依据，环境权主体亦可分为抽象环境权主体和具体环境权主体。人类环境整体作为抽象的环境利益，其主体是全体人类。但这种抽象的环境权主体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因此，它一般体现在各种原则宣言和国家政策之中，仅仅为环境法律制度提供原则性指引。而具体、特定区域的环境利益归属，则相对清晰，这些具体环境利益的归属者，就是具体环境权主体。对于具体权利主体的确定，应遵循“最佳环境利益”原则，即最能实现环境保护之目的。由于环境利益的公共属性，将环境权配置给公民个体，可能产生“公地悲剧”效应而不利于环境保护。因此，具体环境权利不宜配置给公民个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公民作为人类之一员所享有的抽象环境权利。国家作为特定领域全体公民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也可将其享有的具体环境权委托其下属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各级地方政府。特定法人及其他组织可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对特定的具体环境资源享有使用权。
在上述四个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案例中，法院分别将镇政府、公民、村委会、水务公司作为环境犯罪的被害人。案例二中，王甲、王乙作为被害人主要是基于其人身权遭受污染环境犯罪所侵害。而将镇政府、村委会、水务公司作为被害人则主要是基于对其所有的环境权之侵害。作为环境要素的水、土壤，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集体。案例一、三中将镇政府和村委会列为被害人，主要是因为二者分别是代表国家和集体而享有环境权。而水务公司之所以被列为被害人，是因为它基于国家许可而获得对特定水域的经营、管理权，它对特定水域享有具体环境权。
(三)环境权的内容和性质
抽象环境权内容是人类所享有的适宜、健康的良好生活环境。抽象环境权的实现需借助于具体环境权。具体环境权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处理权、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环境处理权，是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合适手段和方式，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对危及环境资源的污染进行治理的权利。环境管理权，是国家对本国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权利。国家为了实现这一权利，可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等手段，干预经济个体与环境有关的各种行为，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之目标。环境监督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授权的部门，对环境质量予以监测，并督促各环境法律关系主体防止污染，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则由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公民环境监督权，以督促国家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环境利益具有公益性，它属于每个人，而非特定个人。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环境权的公益性。环境权的公共性决定了其可能产生“公地悲剧”效应，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承担环保成本，而自己能搭上便车。为解决“公地悲剧”效应，行之有效的办法就由国家行使环境权。
在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是否存在环境权的公益性与公共利益不可处分性的冲突困境?从抽象环境权来看，环境利益最终归属公民。当环境利益遭受侵害后需对其及时补救、修复。环境犯罪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虽是环境权主体，但其所获赔偿是针对遭受侵害的环境利益。赔偿目的并不是以交易获得环境权，而是对侵害环境利益予以修复。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还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审查其合法性，这亦可保障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利益依法得到保护。在上述四个环境犯罪刑事和解案例中，除了案例二中，对被害人赔偿是因被告人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对其人身权的侵害，其他三个案例中，对被害人的赔偿都是源于对环境权的侵害。上述被害人对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职能，决定了其需承担对遭受侵害环境的修复工作，能够将所获赔偿款用于环境保护，从而保障赔偿款用途的公益性。
参 考 文 献
[1] 王勇：《环境犯罪立法： 理念转换与趋势前瞻》，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3期.
[2]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 李希慧、李冠煜：《环境犯罪客体研究——“环境权说”的坚持与修正》，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 陈泉生等：《环境法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6] 蔡守秋：《环境权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7] 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8] 孙山：《寻找被遗忘的法益》，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
[9] 杜健勋：《环境利益： 一个规范性的法律解释》，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2期.
[10] 郭英华：《环境权还是环境法益?——权利泛化背景下对环境权的反思》，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1] 刘卫先：《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2] 钱大军：《环境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以义务本位论对权利本位论的批评为讨论对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13]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4] 徐祥民、张锋：《质疑公民环境权》，载《法学》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李宏弢]
作者：谢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