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消费心理论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旅游消费心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在回顾国内外心理契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自制心理契约调查问卷，在成都、西安、昆明、重庆、深圳、杭州、上海和北京8个城市，针对在酒店、旅行社、餐饮等40家旅游企业中消费的1000名旅游消费者展开调查，旨在探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维度及其关系。

第一篇：旅游消费心理论文

年轻女性旅游者消费心理及营销策略

摘 要 年轻女性旅游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市场的开发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从业者旅游从业者只有了解年轻女性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打造出契合消费者的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并采用一定的营销策略，最终才能吸引潜在的消费者，从而提高知名度并扩大旅游市场。

关键词 年轻女性旅游 消费心理 营销策略

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开发，消费者群体的需求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市场不断细分，“年轻女性旅游”市场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只有关心年轻女性旅游者的心理特征和活动模式，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才能提升旅游产品形象，提高旅游企业竞争力。

1 年轻女性旅游者普遍的消费心理

(1)關注自我形象，具有从众心理。爱美是女性的天性。年轻女性旅游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追求时尚和品牌都是提高自我形象的体现，她们在购买产品时经常会因为选择太多而犹豫不决，这时候她们习惯从亲人、闺蜜、朋友、同事获得信息。她们认为熟悉的人更了解自己，能帮助自己作出最明智的选择，具有从重心理，所以在参加旅游活动时一般会邀请熟悉的人与自己同行。

(2)注重价格，期待物美价廉。女性在选购产品时，对价格十分敏感，期望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在各类消费市场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往往都是女性消费者。年轻女性较其他年龄段的女性而言每月的花销更大，特惠降价总是能吸引年轻女性的频频驻足，甚至有的仅仅只是赠送一些价钱并不高的纪念品，比如一个旅游钥匙扣、一本纪念相册或者一套景区邮票。

(3)安全性要求很高，活动量小，参与性强。受女性身体素质、体力等方面限制，女性在出游选择旅游产品时对旅游产品安全性的要求较其他旅游者要高，并且在旅游过程中希望提供专项的安全服务，以保证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旅途中长时间的舟车劳顿和行程安排过多都会使女性感到疲惫和痛苦，一些轻松的、参与性强的旅游产品会更吸引她们的注意，可以有时间和精力结交群体中的陌生人，产生归属感。

(4)关注细节，注重服务。由于年轻女性身体易疲劳、心理较脆弱，所以都倾向于做低风险的事情。为降低风险并且能追求完美，她们经常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收集旅游行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绞尽脑汁地考虑每一个细节，期望自己得到最优质的服务。例如年轻女性到餐厅吃饭不仅仅会关注菜品是否外观精美、味道可口，也会关注餐厅的整体环境是否优雅、服务人员是否具有较好的能力与素质。

(5)购物欲望强，且易受媒体影响。女性天生爱购物，因为在购物过程中她们会感受到服务人员的尊重、他人羡慕的眼神带来的优越感、拥有自己喜欢东西的满足感。很多年轻女性参加旅游活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购物，同样购物也花掉了她们大部分旅游预算。年轻女性喜欢新奇的事物，往往易受媒体影响，网络媒体、户外媒体、自媒体等各种媒体无形中引导她们的消费理念及其行为，她们在看到某个广告宣传某种产品时，经常会产生购买的冲动。

2 针对年轻女性旅游者消费心理的营销策略

2.1大力发展休闲体验旅游

目前我国旅游市场上的的旅游产品大部分属于观光游览型，这类产品大多缺乏吸引力，因为游客只能单纯欣赏自然风光而不能亲身参与体验，失去了很多体验的乐趣。现今社会的年轻女性思想活跃，自我意识比较强，反对观光型单一性的旅游产品，喜欢体验式旅游。因此应大力发展休闲体验旅游，使年轻女性在旅游活动中能自由地释放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更自信、愉悦地享受旅程。不同年龄的女性对于体验旅游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应针对性地设计旅游产品。年龄小于25岁的女性大多数为单身，有着充沛的精力，喜欢挑战，敢于冒险，可以设计漂流攀援游、探险巡幽游等产品;25 岁～30 岁的女性多数是高学历的职业女性，她们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喜欢浪漫和享受，可设计美容温泉游、浪漫海岛游等产品。

2.2 制定价格运用价格的心理功能

女性旅游者在消费时，既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同时又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能通过所购买产品的价格向他人表明，所以旅游开发商应重视产品价格的心理功能，制定合理的价格满足女性消费者的需求。首先，对于市场上已经发展成熟的旅游产品，潜在的旅游者已经很少，在营销时应主要针对传统的年轻女性，她们大多勤俭节约，用季节折扣、数量折扣等低价策略可以激发她们产生购买意愿。其次，对于已经形成品牌的旅游产品，特别是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和项目，品牌知名度高，产品的生命周期长，在制定价格时采取高价策略，主要针对收入高的现代年轻高学历的女性。她们对新生事物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旅游产品在营销时可以利用“好货不便宜”的价格心理进行促销，并在服务上别出心裁，使消费者体验到品牌产品的优越性。

2.3 提供优质的服务

年轻女性在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时比较挑剔，会挑选多家对质量、安全、个性化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反复比较，通过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才会做最终的决策。作为旅游线路的设计者和旅游产品的生产者需要对旅游行程中的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提高总体的服务水平。例如在住宿安排上，尽量将相熟的团友安排在同一楼层附近房间，让其相互之间方便照顾，可以串门、聊天，女性游客的安全感会大大增强。另外酒店可以提供满足女性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例如在女性的客房内放置香薰用品、玫瑰花、粉色拖鞋、瑜伽垫、简易化妆工具等，为她们创造浪漫、温馨、舒适的环境。年轻女性感情色彩丰富，注重心理感受，一旦对某一旅行社产生偏爱，便会在较长时间里成为它的忠实客户，并会促进周围年轻女性对该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因此以年轻女性的立场使她们参与、沟通、体验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营销，提供细心、热情、体贴的感情服务会增加年轻女性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好感，旅行社也会引来更多女性旅游者，更好地开拓年轻女性旅游消费市场。

2.4 设计年轻女性的旅游产品

大部分年轻女性外出旅游都热衷于逛街购物，喜欢买一些服装、配饰装扮自己，希望给他人一种较强时尚感的印象，但是普遍的旅游行程并没有安排逛街购物的行程。所以针对年轻女性这个非常典型的爱好，旅行社可以推出购物旅游专线。在开发旅游线路时，可以将当地知名的购物广场、步行街、美食街等全部介紹并推荐给游客，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自由搭配。例如杭州某旅行社开发了“购在海宁”的旅游线路，行程包含海宁中国皮革城、人民广场购物中心、盐官古城，安排擅长形象设计的导游教游客如何为自己搭配服装、配饰，为她们提供参考意见，使她们的形象得到美化和提升。年轻女性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强，心灵手巧，喜欢自己制作一些物件。针对这个特点，旅行社可以开发手工制作旅游线路，让游客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制作过程中欣赏美、鉴别美、创造美，从而产生一定的成就感，释放工作中的压力，激发自己的潜能。例如让年轻女性旅游者到当地手工作坊亲自动手设计、抛光、打磨，完成一件独一无二的首饰或者陶器制品。

2.5 采用新媒体推广的营销渠道

年轻女性易受媒体影响，电视、网络、杂志是她们最常接触并且最喜爱的媒体。旅游产品的开发者可以运用这些媒体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整合在一起，旅游产品的信息可以更直观、更全面地展示给潜在的女性旅游消费者，促使她们作出购买决策。旅行社可以利用无处不在的新媒体推介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如某家酒店、某个景点，某道小吃，通过精准而精彩的推荐，吸引年轻女性游客的注意。例如爱情电影《非诚勿扰2》播出以后，作为外景地的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和三亚阳光鸟巢酒店突然火了，大量向往童话般爱情的年轻女性纷纷慕名而至，掀起了海滩旅游的热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旅游景区和酒店借助新媒体进行营销，把游客实地旅游的体验通过美图加美文不断发酵和传播。

3 结语

年轻女性旅游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市场的开发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从业者要了解年轻女性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打造出契合消费者的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这样最终才能吸引潜在的消费者，从而提高知名度并扩大旅游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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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荟芳.对女性旅游市场开发的几点思考[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1(5).

[3] 王奇.女性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7(7).

[4] 张丽娜.国内女性旅游消费市场的新趋势与营销策略[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8).

[5] 张莉萍.女性旅游消费心理研究[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9).

[6] 张丽娜.女性旅游消费特点与市场策略[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9).

作者：司小妹

第二篇：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心理契约的维度及其关系

摘要：在回顾国内外心理契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自制心理契约调查问卷，在成都、西安、昆明、重庆、深圳、杭州、上海和北京8个城市，针对在酒店、旅行社、餐饮等40家旅游企业中消费的1000名旅游消费者展开调查，旨在探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维度及其关系。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的两个部分——“旅游企业责任”和“旅游消费者责任”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了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心理契约是由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构成的二维结构的理论假设。最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心理契约的两个雏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旅游企业;旅游消费者;心理契约

1　引言

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是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源于组织行为學，用于研究组织与员工之间以许诺为基础的义务或责任观(Rousseau.1989)。自从Roehling(1997)指出，心理契约概念可以一般化地用来描述除组织与内部员工关系之外的许多相互关系(如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咨询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之后，心理契约被应用于各种营销关系的解释中。近年，将心理契约理论引入营销领域中，研究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内隐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和理解(即心理契约)开始受到国内外學者的关注。然而，就旅游业这一特殊行业来说，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如何?与组织行为學中组织与员工的心理契约、营销领域中一般企业与顾客的心理契约有何异同?目前国内學者对此少有涉及。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结构。希望研究结果能为一些顾客流失严重的旅游企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从而为旅游企业更好地实施顾客关系管理、培养忠诚旅游消费者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心理契约概念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心理契约这一概念被引入管理领域，随后众多學者对心理契约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學术界普遍认为Argyris(1960)最早提出心理契约概念，他通过对两个工厂的雇员和监工进行访谈，用“心理工作契约”术语来描述雇员与工头之间的关系。Levinson(1962)将心理契约界定为，雇员与雇主关系中，组织与雇员事先约定好的、内隐的、未公开说明的各自对对方所怀有的各种期望。Sehein(1965)认为，心理契约理念意味着个人对组织怀有许多期望，同时组织对个人也有许多期望，这些相互期望虽然没有写入雇员与组织之间的任何正式协议，但它们都是行为的有力决定因素。Kotter(1973)指出，心理契约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份内隐协议，协议中指明了在彼此关系中一方期望另一方的付出与回报的内容。Rousseau(1990)提出了建立在个体认知基础上的心理契约狭义定义(这一定义后来成为心理契约研究的经典定义)，即：心理契约是在组织与员工的互动关系中，员工个体对于雇佣双方彼此应该为对方承担的责任的认识和信念。Robinson等人(1994)进一步研究指出，雇佣双方相互义务的信念是雇员对自已的贡献(努力、能力和忠诚)与组织诱因(薪水、提拔和保障等)之间交换关系的承诺、理解和感知。Morrison和Robinson(1997)更明确地指出，心理契约是雇员对其与组织之间相互义务的一系列建立在对承诺的主观理解基础上的信念。

总的来说，依照行为主体的不同，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可分为员工心理契约和组织心理契约两大类别，在每一类别的心理契约中又分别含有“组织对员工的责任”(或称“员工对组织的期望”)和“员工对组织的责任”(或称“组织对员工的期望”)两个方面。由于组织心理契约的主体难以确定，迄今为止心理契约的研究主要是采用Rousseau(1990)提出的狭义心理契约界定，即以“员工理解的相互责任”作为研究基础的。

2.2心理契约结构研究

关于心理契约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二维结构说和三维结构说。二维结构说由MacNeil(1985)最早提出，认为心理契约包括交易和关系两个维度。交易维度(transactional dimension)是建立在短期回报基础上的，主要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的交互关系;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以社会情感交换为基础，更多关注广泛的、长期的、开放的情感交换关系。Robinson(1994)、Millward和H叩kins(1998)、Westwood等人(2001)、陈加洲等人(2003)的研究也验证了二维结构的存在。主张心理契约三维结构的观点主要有：Lee等人(1999)提出，心理契约中包括3个维度，即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团队成员维度(team player dimension)：Coyle—Shapiro和Kessler(2000)对雇主责任进行分析时也得到3个维度，即交易责任、培训责任和关系责任;朱晓妹和王重呜(2005)通过对我国知识型员工的分析发现，心理契约中组织责任由物质激励、环境支持和发展机会3个维度构成，员工责任由规范遵循、组织认同和创业导向3个维度构成;李原(2006)通过实证研究也提出了心理契约三维结构模型，包括规范型责任、人际型责任和发展型责任;张明(2010)通过对旅游企业中大學生员工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旅游企业与大學生员工心理契约的三维结构，包括规范遵循、人际关系和发展需要。

2.3将心理契约引入其它领域的研究

Luseh和Brown(1996)被认为是在组织行为學之外的其它领域中探讨心理契约问题的少数學者的代表，他们的研究关注渠道成员如何理解彼此间的责任和义务。Blaneero和Ellram(1997)将心理契约理论用于战略伙伴关系研究，认为心理契约是双方持有的对互惠协议的感知，这一理解可以延伸到其它关系中，包括买方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Llewellyn(2001)认为，心理契约是交换伙伴之间关于双方关系的条款和条件的一种没有言明的协议，隐含着双方对行为标准的共同看法和期望;他还从服务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服务传递是如何受到顾客与供应商的心理契约支持的。

国内學者中少有将组织行为學中的心理契约理论引入其它领域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海成(2005)、阳林(2010)分别通过对维修业和银行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营销情境中企业与顾客心理契约关系的存在和心理契约的二维结构。

旅游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特殊性及旅游消费者利益诉求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与顾客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如何?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维度及其关系。

2.4理论假设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并借鉴Rousseau的狭义心理契约定义(即以“员

工理解的相互责任”为基础)，本文把心理契约中的主体“雇员与雇主”置换为“旅游消费者和旅游企业”;由此，基于“旅游消费者理解的相互责任”这一角度，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由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二维结构构成;

假设二：“旅游企业对旅游消费者的责任”①由交易型责任和关系型责任二维结构构成;

假设三：“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企业的责任”②由交易型责任和关系型责任二维结构构成。

3　研究设计

3.1调查问卷的编制

前文已述，本文的研究基于“旅游消费者理解的相互责任”，因此，调查问卷包括2个部分：“旅游企业责任”问卷和“旅游消费者责任”问卷，以此了解消费者如何理解双方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应承担的责任。问卷编制工作包括6个步骤：

(1)收集国内外问卷。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国内外學者研究心理契约问题的相关问卷。主要参考的问卷包括：Rousseau(1990)编制的心理契约调查问卷，Luseh和Brown(1996)编制的营销渠道(Marketing Channels)成员的心理契约调查问卷，国内學者罗海成(2005)编制的心理契约调查问卷。

(2)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与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一线工作人员(如导游、饭店员工)、高校中从事人力资源和旅游心理學教學科研的學者进行访谈，收集他们对“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心理契约的相互关系及内容”的看法，并对四川大學旅游管理专业的60名本科毕业班學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3)问卷项目归并。借鉴国内外相关心理契约调查问卷，并对通过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的“旅游企业和旅游消费者相互责任”条目进行整理、归并，得到“旅游企业责任”18项、“旅游消费者责任"20项，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初始问卷。

(4)评定和修改初始问卷。邀请20名旅游者就初始问卷内容与旅游者想法的符合程度及问卷的可读性进行评价，并作相应修改。之后，请10名旅游管理专业的博士生和5名专家就问卷项目的重要性进行评定，删除重要性水平较低的项目后，得到包括15项“旅游企业责任”、12项“旅游消费者责任”的预试问卷。

(5)预试。选取四川大學旅游管理专业的30名毕业班研究生作为被试。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问卷项目的有效性和问卷结构进行分析，经过对项目的筛选和调整后形成正式问卷。

(6)正式问卷。正式问卷由“旅游企业责任”(13个项目)和“旅游消费者责任”(13个项目①)2个量表构成。问项采用Likert五点计量，其中：“1”表示“非常不重要”、“3”表示“不一定”、“5”表示“非常重要”。

3.2样本选择

本研究先后在8个城市开展调查，调查时间为2010年7月至8月。所获样本被分为两组，第1组用于心理契约维度的探索，第2组用于心理契约维度的检验。

第1组样本由不同时段在成都、西安、昆明、重庆4个城市的20家旅游企业中消费的旅游消费者组成。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6份，回收有效率为95.2%。其中：男性占52.8%，女性占47.2%，20-29岁占29%，30-39岁占37.2%，40岁以上占33.8%，职业涉及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商务人士、员工、學生等。

第2组样本由不同时段在深圳、杭州、上海、北京4个城市的20家旅游企业中消费的旅游消费者组成。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25份，回收有效率为85%。其中：男性占56.6%，女性占43.4%，20～29岁占33.8%，30～39岁占37-4%，40岁以上占28.8%，职业涉及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商务人士、學生等。3.3统计工具

本文采用SPSS 15.O(试用版)统计软件对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的维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运用LISREL 8.30统计软件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探索性因子分析：心理契约的维度

采用第1组样本(n=476)的数据，分别进行“旅游企业责任”和“旅游消费者责任”量表项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对量表数据进行KMO检测和Bar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89，Barlett球体检验显著(Chi-square：144.053.DF=50，p<0.001)，说明量表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分别得到“旅游企业责任”和“旅游消费者责任”的二因子结构(表l和表2)。

表1显示，旅游消费者理解的其与旅游企业的心理契约中的“旅游企业责任”由两个因子构成。因子1包括5个观测变量，它们的关注点侧重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经济互动关系，与以往研究中的组织交易型责任内容相符，故可将其命名为“企业的交易型责任”;因子2包括8个观测变量，它们的关注点侧重情感交流需求的满足和长期交互关系的维护，与以往研究中的组织关系型责任内容相符，可将其命名为“企业的关系型责任”。

表2显示，旅游消费者理解的其与旅游企业的心理契约中的“旅游消费者责任”也由两个因子构成。因子1包括7个观测变量，关注点也是侧重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经济交互关系，与以往研究中的员工交易型责任内容基本一致，可将其命名为“消费者的交易型责任”;因子2包括6个观测变量，它们的关注点也是侧重情感交流需求的满足和长期交互关系的维护，与以往研究中的员工关系型责任内容基本一致，可将其命名为“消费者的关系型责任”。

4.2问卷信度检验

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考察量表的信度，由表3可知，两个量表总体的以及各因子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基本在0.7以上，说明量表的各计量尺度比较可靠。

4.3心理契约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目的是比较多个模型间的优劣，确定构想模型是否得到观测数据的支持并优于其它模型。为进一步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出的上述二维结构模型是否合理，本文就“旅游企业责任”和“旅游消费者责任”两方面另外各构造了3个模型：单维模型、三维模型和四维模型，作为竞争模型进行比较。三维模型和四维模型分别是用第1组样本进行主成份分析，通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强迫抽取3个因子和4个因子所得到①;单维模型则是简单地把二维结构中的2个因于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维度。

衡量模型好坏的指标很多，参照公认做法，本文选用x2/df(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P(拟合优度卡方检验值)、RMSEA(近似均方根残差)、GFI(拟合指数)、AGFI(调整拟合指数)、NNFI(不规范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增量拟合指数)等指标作为模型拟合的评估标准。

采用第2组样本(n=425)的数据，分别进行单维至四维各个结构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对相关拟合参数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和表5。

从表4、表5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责任”和“旅游消费者责任”的二维结构模型在常用拟合指标上均优于各自的其它三个模型，观测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合较好，模型基本可以接受，所以可以认为两个二维结构模型是较合理的。

但是，表4、表5中二维结构模型的x2/df值都略大于2，p值尚小于O.05的最低临界点，RMSEA值大于0.05，AGFI和NNFI值略低于0.90，说明两个二维结构模型均需要进一步修正。按照模型比较结果的提示，如果在模型中允许某些项目之间存在相关，模型的卡方值会有一个较大的降低，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之间会拟合得更优。经过修正后的二维模型的各项拟合参数见表6和表7。

表6的拟合参数显示，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之间的拟合较好(x2/df值小于2，p值大于0.05，GFI值、AGFI值、NNFI值等均大于0.90，RMSEA值小于0.05的临界水平)，所有指标表明“旅游企业责任”的二维度结构比较稳定、可靠。由此可以确认：“旅游企业对旅游消费者的责任”由交易型责任和关系型责任二维结构构成，即，假设一得到证实。

同理，表7的拟合参数表明“旅游消费者责任”的二维结构比较稳定、可靠。由此可以确认：“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企业的责任”由交易型责任和关系型责任二维结构构成，即，假设三得到证实。

基于上述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假设二、三被证实，假设一自然得到证实，即，旅游企业和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由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二维结构构成。如图1所示。

4.4“旅游企业责任”对“旅游消费者责任”的回归分析

前文已述，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包括两个方面，即旅游消费者对于“旅游企业对旅游消费者的责任”和“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企业的责任”的感知或信念。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呢?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旅游企业承担的两种责任维度为自变量，旅游消费者者承相的两种责任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表8中数据表明：对于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心理契约中“旅游消费者的交易责任”来说，旅游企业承担的两种责任维度共同解释了其变异量的38.7%，并且这两种责任对于消费者交易责任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于“旅游消费者的关系责任”来说，旅游企业的两种责任维度共同解释了其变异量的46.2%，其中旅游企业关系责任的影响水平达到显著。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旅游企业的交易责任”对于旅游消费者责任的两个维度，尤其是交易维度具有显著影响，说明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交易关系的达成(即旅游企业实现旅游产品的销售)，关键在于旅游企业能否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这是双方最基础的经济交互关系。另外，“旅游企业的关系责任”对于旅游消费者责任的两个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在现实的交互关系中，旅游消费者除了关注基本的经济交互关系之外，同样关注情感交互关系。如果旅游企业能够给予消费者更多的情感关怀，那么消费者将积极地为旅游企业承担责任和义务，这将有利于企业提高旅游者满意度和忠诚度，减少顾客流失。所以，这一内容应该引起旅游企业的高度重视。

5　结语

本文基于“旅游消费者理解的相互责任”这一角度，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是二维结构的理论假设，即：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由交易型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二维结构构成、“旅游企业对旅游消费者的责任”和“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企业的责任”均由交易型责任和关系型责任二维结构构成。最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这种心理契约结构的内部关系。

充分认知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有利于旅游企业更好地构建基于心理契约的顾客关系管理机制，培养忠诚旅游消费者，实现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价值双向流动的最大化。本文旨在探究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心理契约的结构和关系，而关于心理契约与旅游者忠诚(或旅游者流失)的内在关系、心理契约违背的原因及其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等将是今后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张明 陈谨

第三篇：我国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与旅游消费

[摘 要]我国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存在非线性的阈值协整关系。文章使用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模型检验了家庭债务等因素对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效应，发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家庭债务的变化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原因，随着家庭债务的上升，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当家庭债务低于阈值时，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但是随着家庭债务上升超过阈值时，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不断增强家庭债务的作用，城镇居民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负向影响旅游消费，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二是家庭债务目前还没有影响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所起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影响。文章还就如何推动旅游消费做了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旅游消费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09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杨春花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以及文化全球化等原因，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从重节俭转变为重发展;从量入为出转变为即时消费又到超前消费[1]。消费观念的转变带动了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为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家庭债务主要来源于居民向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借款，并用于提前消费，如购房、购车及短期的信用消费等。在我国，旅游产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已成为一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各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旅游消费是刺激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那么，当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持续变化对旅游消费会生产何种影响?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家庭债务的合理区间是多少?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家庭债务变化与旅游消费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家庭资产结构角度为发展旅游经济提出更具价值的参考。通常而言，家庭债务的上升降低了家庭可预期的收入，当生活必需品消费变化不大时，对旅游等奢侈品的消费就会相应减少，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家庭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呈线性协整关系[2]，那么，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也应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是，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习惯形成的特点，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难以很快改变，因而消费支出不仅受到现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自己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以及周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3];另一方面，居民可能会负债消费旅游产品，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表现为同时上升。因此，家庭债务上升的同时，旅游消费的下降并无必然。这说明如果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那这种稳定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即非线性协整关系。事实上，实证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往往为非线性关系，由于阈值效应的存在，变量在不同机制中的调节是不同的，传统线性模型无法反映这种经济特征，而且线性模型因忽视了经济行为的内生变化可能产生的非线性，很可能会产生有误的结论[4]。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具有消费习惯形成的旅游消费模型用于探讨我国家庭债务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然后在该模型基础上引入阈值协整分析，从定量角度发现我国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和旅游消费之间的阈值协整关系。

1 具有消费习惯形成的旅游消费模型

旅游消费属于消费里的奢侈品消费，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旅游消费的理论模型，现有研究多是借用比较成熟的消费理论研究旅游消费，如使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探讨了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收入的实证关系[5-6]。与以上分析不同，本文参考龙志和等提出的消费理论模型[7]，通过对其修正以构建一个旅游消费模型，旨在分析家庭债务及消费习惯形成与旅游消费的内在关系。

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依赖于当期和今后的总消费，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但会受到收入和资产的约束，假设所有家庭同质，则最大化问题为：

[V=maxEti=0∞1(1+ρ)iU(Ct+i)] (1)

其中，[E]为时间期望，[ρ]为时间偏好，且[0<ρ<1]，[C]是消费者的相对消费，[U]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问题即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用最大，约束条件为：

[At+i=0∞1(1+r)iEtYt+i≡Wt] (2)

约束条件中的[At]为家庭初始资产，[r]为实际利率，[Yt]为家庭在[t]期的收入，[Wt]表示家庭期初资产与未来收入之和。在式(1)中，将消费者的相对消费设置为当前消费[Ct]与习惯水平[Zt]，并作出严格假设，只有在当前消费超过习惯水平时，效用函数[U]才起作用，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UCt，Zt=(Ct-Zt)γiγi]

在管制条件和消费投资策略给定情况下，Constantinides证明了存在唯一的最优消费[8]，即：

[Ct*=Zt+hWt-Ztr+a-b] (3)

其中，[h]为无风险资产回报率，[a]和[b]均为刻画习惯水平的参数。本文在式(3)基础上，将最优消费分为两个部分，必需品消费[CIt]和奢侈品消费[CEt]，且[Ct=φtCIt+(1-φt)CEt]，[0<φt<1]。因为消费支出会受到以前的消费水平及周围人消费的影响[3]，为了突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假设习惯水平受以前自身必需品消费水平[CIt-1]和周围人的奢侈品消费[CRt]的影响，这样可以将习惯水平定义为：

[Zt=λtCIt-1+(1-λt)CRt]

[0<λt<1]反映为两类消费对习惯水平的影响，这里直接设定奢侈品消费为旅游消费，然后将习惯水平带入式(3)就可得出旅游消费模型：

[CEt=α1CIt+α2CIt-1+α3CRt+α4Wt] (4)

其中，[α1=-φt1-φt]，[α2=r+a-b-h(1-φt)(r+a-b)λt]，[α3=r+a-b-h(1-φt)(r+a-b)(1-λt)]，[α4=h1-φt]，由式(4)可知，本文构建的旅游消费模型反映了旅游消费受当前和以前必需品消费、高消费者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未来财富预期的影响，由于预期值不可得，在估计时往往采取前一期的财产代替，当家庭债务上升时，未来财富的预期也会相应的下降，因此，旅游消费模型也能够体现出家庭债务变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实证中将使用家庭债务替代财产进行估计。

2 阈值协整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2.1 阈值协整模型

在式(4)及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建立阈值协整模型检验我国家庭债务[(HD)]对旅游消费[(CE)]的阈值协整关系，同时将家庭可支配收入[(HDI)]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CEt=α0+α1CIt+α2CIt-1+α3CRt+α4HDt+α5HDIt+(β0+β1CIt+β2CIt-1+β3CRt+β4HDt+β5HDIt)F(BDXt-d，η，?)+εt] (5)

在式(5)中设置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以反映家庭债务变化对旅游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机制转移函数[F∈[0，1]]，[BDX]为阈值变量，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不同变量作为阈值变量，[d]为发生转移的位置参数，[η]为体现转移速度的平滑参数，[?]为阈值变量的阈值，[ε]为误差项。当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0]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由[α1]，[α2]，[α3]，[α4]和[α5]刻画，这时为第一效应机制，当[F(BDXt-d，η，?)=1]时，平滑机制转移函数转变为第二效应机制，此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由[α1+β1]，[α2+β2]，[α3+β3]，[α4+β4]和[α5+β5]刻画。而当[F(BDXt-d，η，?)∈(0，1)]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两个机制之间平滑，具体值由[F(BDXt-d，η，?)]决定。同时，式(5)为基础的旅游消费回归模型，鉴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为了体现城乡居民在旅游消费中的不同特点，本文将对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之前对回归模型中的变量选择进行更为具体的甄别。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及研究需要，本文处理的是2007—2013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家庭债务的季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7—2012年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季度数据来自各年《中国旅游年鉴》，2013年旅游消费的季度数据由《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14)》提供，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了剔除季节性影响，对所有数据使用X11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处理，同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

家庭除向金融机构借款外，还会向非金融机构借款，这部分借款数据难以取得，但家庭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消费信贷总体可以反映家庭债务的变化趋势，因此，使用家庭消费信贷季度增加额代表家庭债务[(HD)]。在统计数据中较难识别必需品消费[(CI)]，考虑到必需品消费相比奢侈品消费更具稳定性，本文使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技术，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进行滤波，平滑数据后可剔除消费支出中的波动部分，经过平滑的消费支出即为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UCI)]和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RCI)]。旅游消费[(CE)]分别使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额[(UCE)]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额[(RCE)]表示，但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旅游年鉴》仅提供了农村居民季度人均旅游消费额和季度出游率，本文首先使用农村总人口计算出季度出游总人数，再根据季度人均消费额计算出各季度农村居民用于旅游消费的总额。对于高消费者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CR)]，在统计数据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没有有效的参照群体，本文仅在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回归中使用示范效应，并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额[(UCE)]作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RCR)]。家庭可支配收入[(HDI)]分别使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UHDI)]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RHDI)]表示。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的初步检验

在做出一系列严格检验后才可以使用阈值协整模型进行回归[9]。这些检验包括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位置参数、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以及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形式等。

3.1.1 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对平稳性进行验证，这是建立阈值协整模型的前提。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城镇居民的相关变量在水平序列仅有必需品消费是平稳的，其余变量在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发现所有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即均为I(1)序列。农村居民的相关变量在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平稳，同样为I(1)序列。检验结果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阈值协整关系。

3.1.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为了说明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为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如果两个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变量存在线性协整关系，则可直接用原变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否则须用一阶差分变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本文未做线性协整关系的分析，严谨起见，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做格兰杰因果检验，见表2。

由表2可知，家庭债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及可支配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这说明家庭债务、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及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会引起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变化。再看农村居民相关变量的检验，家庭债务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虽为同阶单整，但两者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债务的数据使用季度消费信贷增加额表示，无论是购房、购车还是信用消费均以城镇家庭为主，特别是购房贷款的前提是房屋具有产权，农村房屋往往建在农业集体用地上，不具有产权，较难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同时，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会刺激旅游消费，这与依绍华和聂新伟的结论不一致[10]，但是可以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使用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据是由出游率和人均旅游消费共同构成，刁宗广实证发现农村居民出游率与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不高、影响不大[11]。在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刺激农村居民的出游率，进而不构成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为此，在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回归中，本文将剔除家庭债务变量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变量。进一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特点是一致的，即只有先满足生存的需要才可能进一步考虑对奢侈品的消费。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也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起到了示范效应的作用。至此，可以基本确定回归模型中所需要的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解释变量为家庭债务、必需品消费、滞后一期必需品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解释变量为必需品消费、滞后一期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

3.1.3 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位置参数

根据前文检验结果，在城镇居民消费模型中分别使用家庭债务[(HD)]和必需品消费[(UCI)]为阈值变量，在农村居民消费模型中分别使用必需品消费[(RCI)]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RCR)]为阈值变量。在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形式确定前，需对其转移位置进行确认，即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将机制转移函数进行泰勒三阶展开式代入回归模型，选取不同阶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中[F]统计量和[Adjust R2]最大或者[AIC]值最小对应的阶数即为确定阶数[12]。将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分为指数型和逻辑型两种类型[4]，对不同类型转移函数在原点的泰勒三阶展开式均可近似的表示为：

[F(BDXt-d，η，?)=?1BDX1t-d+?2BDX2t-d+ ?3BDX3t-d] (6)

将泰勒三阶展开式代入模型，由于本文时间序列数据较短，分别将[d]值定为1、2和3进行回归，见表3，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模型中，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均确定为2，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均确定为1。

3.1.4 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与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形式

本文的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主要依赖Hansen方法，利用[Sup-LM]统计量的非对称性检验模型，P值由基于残差的自助法(Bootstrap)获得 [13]。首先是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量间阈值协整的检验，使用R语言软件程序，当[?1=?2=?3=0]时，[LM]统计量为30.119，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的右尾临界值为29.122，而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该统计量的右尾临界值为34.427，同样1%显著性水平下的右尾临界值为40.687，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10%时可以拒绝原假设，变量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同样方法用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变量间的阈值协整检验，当[?1=?2=?3=0]时，[LM]统计量为54.635，大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右尾临界值48.622，但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右尾临界值58.079，同样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右尾临界值85.926，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变量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对于确定机制转移函数形式的方法，参考杜焱的思路，如果检验参数得到[?3≠0]或[?1≠0|?3=0]，[F(BDXt-d，η，?)]为逻辑函数形式，如果检验参数为[?2≠0|?1=0，?3=0]则[F(BDXt-d，η，?)]为指数函数形式[14]。表4提供了检验结果，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中机制转移函数均适用逻辑函数形式，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中，阈值变量为[RCI]时，适用逻辑函数形式，阈值变量为[RCR]时两种函数形式均适用，为了便于比较，机制转移函数均使用逻辑函数形式。

3.2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最终建立的是4个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用于反映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反映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反映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反映了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阈值)。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体现了消费习惯形成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用于观察示范效应的作用。对于4个模型的回归，本文首先以阈值变量的实际值确定阈值可能区间，然后使用MATLAB软件在既定步长下逐一搜索，在每个搜索值下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以残差平方和最小为无偏一致性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家庭债务为阈值)：

[UCEt=-44.697-0.0728HDt+248.054UCIt- 248.901UCIt-1+6.348HDIt+(2.851+0.104HDt-68.878UCIt+74.457UCIt-1-5.574HDIt){1+exp[10.063(HDt-2-8.155)]}-1]

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必需品消费为阈值)：

[UCEt=-429.297+1.629HDt+51.925UCIt+1.261UCIt-1+36.296HDIt+(-620.882-3.199HDt+84.183UCIt-15.664UCIt-1-64.361HDIt){1+exp[-0.544(UCIt-2-8.095)]}-1]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必需品消费为阈值)：

[RCEt=26.968-90.479RCIt+0.0102RCRt+ 88.054RCIt-1+(-12.298+40.886RCIt+ 0.795RCRt-40.149RCIt-1) {1+exp[-30.104(RCIt-1-7.315)]}-1]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示范效应为阈值)：

[RCEt=-11.789+58.654RCIt+0.6185RCRt-57.072RCIt-1+(38.423-146.309RCIt-0.734RCRt+142.463RCIt-1){1+exp[74.506(RCRt-1-7.421)]}-1]

图1为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可以发现以上4个模型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真实值的拟合程度较高，4个模型均较好地预测了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走势，但是对于部分季度波动较大的实际值，拟合值并没有精准地捕获，这与解释变量的选择有较大关系，如果能够控制住在某个季度引起实际值较大波动的变量，那么拟合值将会较准确地捕获实际值的波动，如在图1b中，农村居民在2010年第3和第4季度旅游消费波动较大，拟合值对此进行了反映，说明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及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在该阶段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波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4个模型可以得出不同阈值变量下机制转移函数值，见图2。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有两个阈值变量，分别是家庭债务和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首先，当家庭债务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4季度之前接近于1，之后快速转移至0值附近，从2010年第3季度开始到2013年第1季度，机制转移函数值呈波动型的快速升降，并始终处于0与1之间，之后接近0值。这说明在2009年第4季度之前，我国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服从第二机制，家庭债务越少越接近最大影响值0.0312，即家庭债务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就上升0.0312个百分点，这意味家庭债务较少时，负债行为可以推动旅游消费。这与许桂华的结论较为一致，其通过在LC-PIH模型中引入家庭债务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债务对消费存在促进效应[15]。臧旭恒和李燕桥认为这是消费信贷对内需拉动的结果[16]。但是当家庭债务超过阈值8.155时，家庭债务的非线性效应机制发生转移，会以10.063的转移速度向第一机制转移，在2009年第4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及2013年服从第一机制，该时期也是家庭债务最大时期，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小值为-0.0728，意味着家庭债务超过阈值之后，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对旅游消费开始起抑制作用，家庭债务越多抑制作用越大。这样不断变化的影响是已有研究没有发现的，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多用线性协整技术分析，无法阐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2010年第3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服从混合机制，说明该阶段家庭债务在阈值附近波动，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在推动与抑制中交替进行。其次，当城镇必需品消费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呈现出极为平滑的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机制转移函数的转移速度较低，仅为-0.544，另一方面说明城镇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在不同时期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进一步，机制转移函数值从0.455持续上升至0.542，并始终服从混合机制，随着机制转移函数值的上升，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从0.173下降至-0.137，这是因为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占用了可用于旅游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家庭债务或用于必需品的消费，或抑制奢侈品的消费。以上两个转移过程说明家庭债务对我国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是不断变动的，消费习惯对这种影响也发挥了作用，阈值效应有效地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变化。此外，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前期的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为负影响，并随着家庭债务的上升而增加，这是因为本文假设仅对必需品有消费习惯，而消费习惯的存在让城镇居民产生未来必需品消费的预期，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放大这种预期。同时，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并随着家庭债务和必需品消费的增加而下降。

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与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的两个阈值变量。首先，当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1季度前接近0值，第一机制在模型中发挥作用，2011年第1季度之后，机制转移函数值为1，此时第二机制在模型中发挥作用，2009年第2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服从混合机制。由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可知，在2009年第1季度前，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是显著的负向作用，超过7.315的阈值之后，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作用开始发生转移，转移速度为-30.104，并于2011年第1季度实现第二机制，但仍为负向作用，整个过程说明随着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负向作用不断下降，超过阈值之后，下降速度加快。对此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增加的同时收入也呈现较快的增加，必需品消费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1999年的52.6%下降至2012年的39.3%，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中的较大部分可用来进行旅游消费。其次，当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为阈值变量时，反映了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1季度之前为1，第2和第3季度开始向0值转移，转移速度为74.506，第4季度之后为0，说明2009年第1季度之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服从第二机制，第4季度之后服从第一机制，两者之间由混合机制决定。由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可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在第二机制下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仅有较微弱的影响，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增加，超过阈值7.421之后，示范效应开始显现，从2009年第4季度开始，示范效应始终为0.6185，说明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受其影响增加0.6185个百分点，示范效应明显。这与余凤龙等结论较为一致，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开始并不显著，但随着城乡旅游交流日益密切，其示范效应会逐步凸显[17]。

4 结论

由于消费习惯形成等原因，我国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呈现出非线性协整关系，本文使用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构建了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模型，探讨了家庭债务等变量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家庭债务的变化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原因，当家庭债务较低时，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但是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超过阈值时，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不断增强家庭债务对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负向影响旅游消费，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2)家庭债务目前还没有影响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所起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影响。其中，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负向作用不断下降，超过阈值之后，下降速度加快。示范效应在2009年之前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有限，但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增加，从2009年第4季度开始，示范效应开始凸显。

刺激旅游消费是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途径，随着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家庭债务的上升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研究指出家庭债务在一定区间内可以推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这是因为：一方面，家庭负债购买大件物品，如房产、汽车等，挤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旅游消费;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发展，使得城镇家庭越来越接受负债旅游消费的方式。但是，当城镇家庭债务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还款压力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使得推动作用向抑制作用转变，但这种转变要依赖于消费者所具有的消费习惯。尽管目前家庭债务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还不具有影响，但是，随着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等，形成农村新的消费观念，家庭债务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就会凸显。我们也注意到，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固然与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关，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而我国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又促使家庭的负债消费成为可能。以金融机构发放的消费性贷款为例，在2000年，我国家庭消费信贷余额不足5000亿元，仅为4235亿元，但到2013年接近14万亿，是2000年信贷规模的30倍，与此同时，家庭消费信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由2000的4.32%上升至2013年的22.93%。因此，从家庭债务角度看，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调整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政策同样重要。本文的结论为合理控制家庭债务、推动旅游消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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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