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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基础货币论文范文
东亚货币一体化合作基础研究
[摘 要] 随着欧元成功实施和拉美国际美元化呼声的提高，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障碍。
[关键词] 东亚 货币一体化 可行性
在欧元得以成功实施后，世界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东亚，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回顾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国外学者多从货币合作的经济条件进行论证。Junichi Goto(1994，2001)研究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经济先决条件。Hazel Yuen(2000)采用动态方法，对东亚地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进行研究。戴金平、熊性美(2001)通过对与欧盟的对比，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形态选择。杨胜刚、黄文青(2002)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进行了研究。张蕴岭(2001)对东亚合作的驱动力、进程、前景、长远目标和可能障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阐述。余永定等(2002)则根据最新资料对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二、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
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一个经济区域是否能形成货币一体化可以依照经济开放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要素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目标的相似性五个标准来判断。
1.要素自由流动
Mundell(1961)提出应该把要素的自由流动作为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首要标准。他认为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区域更适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我们以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为例对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发现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所遵循的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各有不同，并且各国和地区劳工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自由之家”指数明显过低，这导致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存在很大障碍。
2.经济高度开放性
Mckinnon(1963)则主张把高度开放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判据。东亚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开放度差异过大，必然加大建立统一货币区的难度。同时，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并不发达，很多还处于讨论和研究阶段，可见区内贸易与投资合作程度依然较低。
3.金融一体化程度
这一标准是1973年由詹姆斯·伊格拉姆(James Ingram)提出的。除香港和新加坡以外，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同时，东亚各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资本项目还远未开放，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加强了。
4.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爱德华·托尔(Edward Tower)和托马斯·威莱特(Thomas Willett)在1970年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确定标准。东亚各国中，真实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净储蓄率差异都较大，这反应了各国政府政策目标的较大差异，可见，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建立还存在政策协调的难题，这也加大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难度。
5.经济发展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相对较为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而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大。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是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均在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可见差距之大。这显然对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项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就目前来说，短期内建立货币联盟还有较大困难。结合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大致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东亚货币基金EAMF(East Asia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MR的东亚汇率联动机制EAERM(East Asia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EACA(East Asia Currency Area)。总之，虽然现阶段建立起完善的单一货币区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可以循序渐进的构建区域货币体系，通过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确保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应对积极参加东亚货币合作并发挥领头作用。中国具备了参加并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将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的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使人民币成为东亚支付货币，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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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永定 何 帆 李 清: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2.(2)
[3]李 晓 丁一兵: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国际经济研究,2003(4)
作者：谭蓉娟
第二篇：亚洲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摘要：近年来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正在加快。尽管亚洲各国各地区已经就开展货币金融合作达成共识，但是由于亚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复杂的历史问题，使得人们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提出诸多疑问。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对亚洲地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进行考察。通过进一步研究亚洲各经济体面临冲击的对称性以及对冲击的不同反应，分析亚洲开展区域性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亚洲;货币合作;冲击
自1970年代初期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来，亚洲的经济增长及其现代化进程一直令世界瞩目，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洲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的问题日益暴漏，尤其是面临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亚洲各国迫于经济赶超与资本不足的压力，不得不加快了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过程，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传统经济体制、货币银行体系和汇率制度等和金融开放及自由化之间发生冲突。亚洲内部的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上的固有缺陷，使得亚洲地区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爆发和传染的对象。而亚洲地区日益密切的贸易、金融关系要求更为一体化的货币金融合作。
一、 理论与综述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表明影响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来源越相似，也就意味着货币金融合作的成本较低，各经济体倾向于合作。区域一体化程度可以从区域内经济体宏观经济基本面走势是否一致、要素流动一体化程度、贸易一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无论是针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总体趋势，还是一体化程度的研究，都只能获知地区经济体之间各经济指标是否存在同方向性或者一致性，无法解释经济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体面临的冲击类型、来源和大小。产出和价格的波动本身并不足以代表经济冲击。而且尽管经济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根源，但它与经济波动本身并非一一对应。所以研究产出和价格波动的相关性，不能有效分析政策协调的基础条件，只有把产出和价格扰动分解为需求和供给冲击，直接研究冲击的相关性，才能对区域内各经济体所受冲击的对称性有更加深入的把握。因此本文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来分析亚洲区域内经济体是否具备货币金融一体化的条件。
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角度来研究一体化程度最早由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完成，他们使用结构VAR模型的估计方法，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作为模型中的两个扰动项，分析了欧盟国家的一体化。Eichengreen和Bayoumi(1994)进一步研究了东亚国家潜在冲击的性质，发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以组成子通货区，而日本和韩国可以组成另一个次级通货区。Trivisvavet(2001)，Baek和Song(2002)等分别采用类似方法对欧盟和东亚等国家经济冲击进行了研究。后来的学者对两变量进行了扩充。丁一兵，李晓(2006)运用三变量结构VAR模型，通过对东亚、欧元区和美洲三个区域内部潜在经济冲击的比较，发现尽管东亚目前尚不具备经济合作乃至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但在现有基础上有足够的条件进一步推动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但在现有基础上有足够的条件进一步推动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李(Jong-Wha Lee，Yung Chul & Kwanho Shin，2005)将影响产出波动的因素分解为三部分：世界性因素、区域性因素和国家特异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亚洲地区，国家特异性因素造出的产出波动在下降。Huang和Guo(2006)通过对东亚九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经济冲击相关性较高。
现有文献将冲击来源主要分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种，分解为世界性冲击和国家性冲击，全球产出水平代表世界性冲击，本国产出代表国家性冲击，本国价格变动代表需求冲击。分析随着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下亚洲各国宏观变量和经济冲击的相关性和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二、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三变量的SVAR，首先建立一个全球产出、本国产出和本国价格变动的结构VAR模型。将全球产出引入模型，是由于亚洲经济体外向型战略导致亚洲国家产出易于受到全球产出变动的冲击。各变量可以表示为冲击的无限加总形式：
简化为：Xt=A(L)?着t，其中A(L)为滞后算子L的三阶参数矩阵。
?着t分别表示为全球实际GDP增长率、本国实际GDP增长率和本国通货膨胀率的序列，均为平稳的随机过程。?着wt，?着yt，?着pt均为白噪声序列，分别表示世界供给冲击，本国供给冲击和本国需求冲击。SVAR模型引入了变量间相互作用，而SVAR模型中的冲击向量无法直接得到，需要转化为简化式。即B(L)Xt=?滋t，其中E(?滋t?滋′t)=Ik。如果B(L)可逆，即Xt=D(L)?滋t，其中D(L)=B(L)-1。由于外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着t不可能直接观测到，因此结构冲击和简约冲击式模型残差关系为：
?滋t=A0?着t
要求得结构冲击序列，首先对简约式VAR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到?滋t的估计值，再求得A0的逆矩阵后，就可以计算出结构冲击序列?着t。根据SVAR模型的识别条件，引入如下约束条件：(1)长期内，全球产出不受某一国影响。(2)本国需求冲击对本国产出不存在长期效应。由此A(L)为下三角矩阵。通过求出A0的逆矩阵，最终得到结构式?着t，在通过计算冲击序列的相关系数考察各经济体对各种冲击的相关系，相关性越强越显著，表明经济体之间一体化程度越高，货币金融一体化的收益越高。
三、 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和单位根检验。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的亚洲经济体共有30个，包括孟加拉国、不丹、中国、斐济、印度、印尼、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汤加、瓦努阿图、越南、香港特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时间段为1980年~2011年。本文的数据来源于IMF的IFS数据库。
在设定SVAR模型之前，首先对原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原时序序列均不平稳，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皆为平稳序列。ADF检验时，滞后项的选择依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通过建立SVAR模型得到简化形式的残差序列?滋t和系数矩阵A0的估计值，最终求出结构式冲击?着t的估计值。该值代表各经济体所面临的外部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的估计值。如果一个地区内部，不同经济体对同一种经济冲击的影响程度相似，则适合开展货币合作。因此要研究各经济体对同一经济冲击的反应是否相似，可以通过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如果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经济体对同一经济冲击的反应是对称的。
2. 实证结果。
(1)内部产出冲击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内部供给冲击的相关性越高，即当区域内部一国遭受供给冲击时，另一国宏观经济的变化与冲击国较为一致，意味着两国采取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有利于两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就内部产出冲击相关系数的估计结果来看，亚洲国家内部经济体之间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差异较大。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主要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供给冲击相关系数较高并且大部分为显著，而印度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供给冲击的相关系数较低或者为负。缅甸、孟加拉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之间的供给冲击相关系数显著正相关并且程度较高。其他亚洲国家的内部供给冲击相互之间影响并不显著。其中，最为显著的东亚地区国家如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经济体的相关性达到0.6以上，甚至高于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所计算的欧盟国家的相关性。
产出冲击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之间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供给相关性弱，表明区域内国家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即影响产出的因素不同。在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出口对于拉动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很高，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由于采取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至国外，使得本国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用于发展的资本。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更多的体现出竞争性，即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出口较为集中。这样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产出冲击较为一致。而印度等国由于出口在其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较低，其产业结构更多是内向型的，因此印度本国的产出冲击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较小。
(2)本国需求冲击的Pearson相关系数。内部需求冲击的相关性，是指当一国遭遇本国需求冲击时，另一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与本国宏观经济变量的一致性。但是，需求冲击具有内生性，各经济体之间政策协调度越高，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越强。如欧元启动以后欧元区各经济体内部需求冲击相关系数远高于启动之前，就是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程度提高所致。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亚洲内部需求冲击的相关系数低于内部供给冲击的相关系数。东亚地区之间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较产出相关性弱，说明亚洲地区就货币政策协调并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和进展，导致需求冲击低于产出冲击。根据估算结果，依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较为明显。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亚洲地区内部冲击相关性差异较大，而某些次区域集团内部的相关性指标较高。如“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主要指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通过与欧元区内部相关性指标做对比，“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冲击相关性指标已经超过了欧元区内部多数国家之间的相关程度。根据检验结果，亚洲地区内部产出相关性较高的几个次区域为：东盟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韩地区即日本和韩国。因此目前在亚洲地区虽然不能开展普遍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但是某些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是有必要的，如东亚国家或者东盟国家内部，其宏观经济冲击的相关性很高，开展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合作有利于维护亚洲国家内部宏观经济的稳定。
2. 亚洲地区需求冲击的相关性普遍要高于供给冲击相关性。这和丁一兵、李晓(2006)针对东亚10国的计算结果不同。由于需求冲击的内生性，即需求冲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部政策协调的程度。因此，需求冲击相关性高于供给冲击相关性时，可以认为区域内部的政策协调程度有所提高。近年来亚洲国家日益重视内部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高了区域内部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而未来随着亚洲国家内部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冲击的相关性也会提高，因此货币金融合作成为必要。
3. 作为区域内大国，中国和印度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供给相关性较弱。供给相关性弱，表明区域内大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一定差距，其产出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中国和印度的产业体系与其他亚洲国家区别较大。供给相关性较弱时，大国参与经济合作尤其是政策协调会存在障碍，但是当该大国经济长期处于一种稳定增长的状态时，供给冲击的弱相关性可以促使大国作为区域内经济的稳定器，有助于区域内环境的稳定。
通常，区域货币合作包括宏观经济协调、区域性危机防范组织、联合汇率机制和共同货币等几个阶段。目前我们只是停留在货币合作的初级阶段。亚洲各国最近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包括签订稠密的自由贸易协定和货币互换合同，开展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等。开展货币领域方面的合作，亚洲国家可以首先从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经济体开展，如东盟国家内部，进一步扩展至其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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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素芹，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2-04-28。
作者：张素芹
第三篇：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区域金融一体化以及货币合作不断深入。欧盟地区已经率先实现了欧元区货币统一从理论到实践的实质性转变,并且总体运作良好。而亚洲作为新兴的经济高速增长地区,也开始不断加强区域间的货币合作。在此当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且从现实角度看,该地区也是亚洲最有可能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还与我国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在此进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文章以最优货币理论为基础,对东亚货币合作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
一、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仍为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兴起,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文为标志,奠定了该理论体系的基础。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在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围绕着对能否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标准展开讨论的,多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主要有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的开放程度标准、产品多样化程度标准、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指标的相似性标准、政策一体化标准等。
上述标准的给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实上,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最优货币区几乎不存在。因而传统的短期静态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作出较为完善和客观的解释。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最优货币区的付诸实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尝试和进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假设,将早期的各种标准进行合并,另一方面也侧重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最优货币区”,拓宽了该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一,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鲁格曼,1990)。该理论指出,一国加入固定汇率的货币合作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规避的浮动汇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等的损失。当一国与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非常广泛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形成货币合作的收益将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应与政策协调(滨田宏一,1985),此观点是从当下比较流行的博弈论和福利角度来分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优货币区安排中,各参与国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协调的前提;并且政策协调需选择各参与国都能够接受的目标组合;同时还需要处理违约机制。那么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下,经过重复博弈,参与各国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
第三,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运用OCA指数来评估特定地区的综合情况。其运用计量方法,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汇率波动的因素。
第四,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观点认为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对称性等标准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那么判断最优货币区需要根据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观点还包括俱乐部理论(Klimenko,1998)和跨界货币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乐部理论探讨了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测性问题;而跨界货币使用则提出在最优货币区中应关注货币在外国与外国之间以及在外国国内的使用问题。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在梳理了货币合作以及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东亚地区。经济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应该界定为地理上的东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总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十国等国家和地区。
自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亚洲各国便开始了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对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进行了关注。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才开始加快。但在货币合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货币合作机制。各种最优货币区方案(如“亚洲货币单位”、“亚元”等)仍停留在学术概念阶段,目前并无现实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优货币区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各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本文对这种互补性的经济状态的可持性和稳定性度表示怀疑,因为此种区内分工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步入上游国家行列,因而此种产业链形式的贸易互补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考量。而其他标准,如要素的流动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等标准从现阶段来看,东亚各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随着东亚各国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和整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还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东亚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小国的政局也并不稳定,自身发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几个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这样便不可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础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使得谈判成本和维护成本被无限放大。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也需要拭目以待。
三、东亚货币合作实现路径选择及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路径
亚洲开发银行将整个亚洲分为五个区域: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这5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所谓亚洲的货币合作问题,一般是探讨这5个次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问题。其中以东亚和东南亚的货币合作前景最被看好,发展也最为迅速。但从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东亚的货币合作,也仍然是困难重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
对于东亚的具体情况,需要以多重货币合作作为起点,循序渐进。即在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在次区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导货币区域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创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逐渐替代本国货币,然后在各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统一货币(见表1)。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建设,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国货币区的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基,再进一步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设当中。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整体金融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资本市场深度还远远不足,需要不断努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在进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适时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完全流动也是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2、加快中国货币区建设、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第一步应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国货币区的货币统一。目前我国共存的4种货币为:人民币、港元、澳元和新台币。加快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与货币统一,将使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可以从启动两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贸易区开始,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政策协调,对外保留独立的经贸机制,以实现中国货币区域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的加强。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海外业务规模,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储备支持;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打造以上海为主体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主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加强各国之间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寻求深层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与政策协调不利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货币合作的维护成本;其次需加强东亚各国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发挥大国优势,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的签订,同时将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放在整个东亚货币区的环境中加以考量,最终达到“在稳定的货币区域内实现稳定汇率,并保持对区域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享受区域货币合作带来的种种成本节约与经济收益。
综上所述,东亚货币合作与最优货币区的形成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我国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对内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的上行轨道,另一方面还应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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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范丽娜,广州一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姜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作者：范丽娜 姜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