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难解就业困境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通道中。尤其是经历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失衡对全球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认清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外部环境，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贸易保护难解就业困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贸易保护难解就业困境论文 篇1：

多重困境下的台湾经济走向与思考

【摘要】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在“亚洲四小龙”中持续垫底，这是岛内投资不足、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债务问题难以改善等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累积叠加作用的结果。民进党政府上台已一年有余，由于政策不当，岛内上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加剧，并使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

【关键词】台湾经济困境 经济走向 周期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 机制性因素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9

进入新世纪以来，周期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等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台湾经济一直在低位徘徊。台湾岛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产业结构调整前景黯淡、债务累计已达临界点，加上岛外市场开拓能力有限和两岸关系难解的僵局，使岛内外各方对台湾经济前景疑虑加深。台当局试图通过政治加经济的手段“亲美联日”、全面弱化与大陆的联系等举措来摆脱困境，实在是南辕北辙，只能加深台湾经济的困境。

持续低迷的台湾经济回暖乏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低位徘徊已是常态。1981～1990年10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1.5%，在“亚洲四小龙”中位列前茅。1991～2000年年均GDP增长有所下降，但仍能以年均8.8%的增长率较快增长。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开始先于其他“四小龙”进入低速增长，其中，2001～2010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2%；2011～2017年平均GDP年增长率为3.1%，在“四小龙”中台湾经济增长继续垫底（见表1）。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岛内投资不足，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岛内消费动能弱化是拉低台湾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

岛内投资不足与资本闲置情况并存。首先，岛内总投资从2012年到2016年连续5年下降，岛内投资占GDP比率（投资率）分别为：21.8%、21.5%、21.2%、20.3%和20.2%（见表2），这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其次，岛内“超额储蓄率”（储蓄率—投资率）持续上升，2012～2016年分别为：8.6%、10.5%、12.4%、14.4%、13.7%，也是近30年所少有。如2001年“超额储蓄率”仅为6.07%，而到2011年增长至8.5%，2016年更达13.7%（见表2）。这一指标显示近年来岛内投资不足、资产闲置情况严重。而且由于台当局债务已超越法定上限，难以复制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举债来进行投资、稀释储蓄的情形，另外，当前岛内企业岛外生产比已超过50%，加之岛内投资环境难以优化，岛内投资空间，尤其制造业投资空间有限，使岛内民间投资尤其占比较高的制造业投资很难提振。

岛外资本投资持续萎缩已成常态。在吸引境外投资方面，台湾地区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就面临萎缩，2014年岛内吸引外商投资金额比2007年大幅缩减62%。除个别年份由特殊投资案拉动，如2016年由于美光科技（美國）和阿斯麦（ASML，荷兰）对台湾半导体企业的大手笔收购，台湾当年在获得境外投资方面有较大的提升，当年台湾吸引境外投资达110.3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其余年份均在低位徘回，2008～2015年台湾年均获得境外投资仅为53.4亿美元。再者，尽管2016年外资在岛内投资达110.3亿美元，但与当年台湾对外投资相比，资金仍呈净流出态势。另一值得关注的点是，美国、日本等与台湾经济关系密切、且为台湾产业链上游的经济体，近十年来对台湾的投资也是持续下降，如美国2007年对台湾投资为31.4亿美元，2008年为28.5亿美元，而2015和2016年分别降至1.3亿～1.4亿美元；日本2006年15.9亿美元，2016年降为3.5亿美元。

岛内消费动能持续弱化。岛内消费动能趋弱难以拉抬主要是受岛内经济不振、就业困难、薪资增长停滞、股市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由于对经济前景悲观，台湾民众持币而不敢消费，如近年来台湾人民储蓄总额在5万亿～6万亿新台币之间，连续7年储蓄率（储蓄总额/GDP）超过30%（见表2）。同时，台湾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2007～2014年8年间，台湾工业与服务业受雇人员薪资增长总额仅为6.6%，而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9.3%，薪资增长落后于物价增长。据台湾“主计处”数据，2016年岛内民间消费增长率仅为1.3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而台湾民间消费占GDP总量50%以上。在岛内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解决以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必然会弱化。

对外贸易周期性与结构性难题并存

台湾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国际贸易占其GDP的比重在100%以上，高度受制于国际经济周期性的波动。2014年，台湾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60.3%，2015和2016年稍有回落分别为54.3%、52.9%，而同期韩国为45.0%左右，美国和日本也仅为9.4%和15.2%。面对近年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台湾外贸备受冲击。

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对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增大。从此轮经济周期的需求面看，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如2012～201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而全球贸易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增幅。作为曾经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作用最强的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拉动效应也明显减弱。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7059.78亿美元，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2.8%。据日本海关统计，2016年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2521.4亿美元，同比下降1.6%。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2%，进口同比下降6.3%。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6年，欧盟27国进出口额为38355.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1%。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7%，进口同比减少1.5%。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台湾对外贸易振幅加大。从总量情况看，2011年台湾对外贸易达到近年峰值，对外贸易总额创纪录（为6009.9亿美元），而2016年则直降至5108.9亿美元，两者相差901亿美元，降幅达15%。如无稳定增长的两岸贸易，其对外贸易的大幅波动对岛内经济的冲击将更大。再者，长期以来台湾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近年以来更为严重，2010～2016年7年间年年贸易顺差，且累计达2452.2亿美元，年均顺差达350亿美元。

必须强调的是，当前国际贸易格局正处在深刻调整时期，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将是常态。据WTO数据测算，全球外贸依存度1970年为27.9%，1990年为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而2016年则回落至42.2%。与此同时，2010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13.9%，其中发达国家为13.4%，此后一路下滑，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3.1%，其中发达国家降至2.5%，2016年增长速度更降为1.7%，2017年的预测为1.8%～3.1%[1]。因此，台湾岛内推动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寄望于外部周期转好、外需大幅提升的拉动效应了。

优化贸易结构难以突破。台湾对外贸易在量上难有大的突破，但如果台湾对外贸易在结构上顺应市场，有所提升和优化，对外贸易的扩大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至少不会出现衰退隐忧。但我们从台湾进出口贸易结构看，台近10年来在这方面的变化有限，从贸易产品的要素密集度角度分析，台湾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进口额有所降低，2011年为1544.6亿美元，2016年降至1107.19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也由2011年的1124.66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997.86亿美元（见表3）。从出口情况看，资本密集度高和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出口均有所降低，如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783.63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92.15亿美元，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由2011年的1612.30亿美元降至2016年的1555.44亿美元，而能源密集度中等和劳力密集度中等的产品则分别由2011年的1197.44亿美元和1364.76亿美元分别上升至2016年的1322.9亿美元和1411.68亿美元（见表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岛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的竞争力难以提升，甚至有所倒退的现状。

发展前景堪忧。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已经开始。美国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德国实施工业4.0、日本《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正在落实、大陆《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在全面进展中。我们知道，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强项在信息技术、石化产业和精密机械等方面。但从目前来看，台湾这些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业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与压力。以信息产业为例，现在世界正进入后PC时代，国际上的竞争重点已?再是台湾具有一定优势的信息硬件技术、标准化产品与价格方面的竞争，而是过渡到以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软件等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竞争，一向以代工为主的台湾相关产业，在在这些方面的技术创新储备明显偏弱，除了高性能集成电路方面的代工外，其他产业方面的优势有限。

岛内產业结构调整缺少亮点

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随即提出产业政策方面的具体举措：打造亚硅谷、智能机械、绿能科技、生技医药以及军工产业等五大创新产业。为此，台湾行政部门2017年2月颁布“2017～2020年四年发展规划”，其关注点主要在两大产业：一是将台湾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半导体产业，确定为“提振岛内经济的第一主轴”；二是重点为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规划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将其定位为“建置台湾成为亚太生医研发生产重镇”，提出持续大力度培育生技医药产业作为下一个产业亮点，并在捉襟见肘的预算额度中少有地划拨了2017年度109.47亿元新台币的专项预算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大产业责任重大，既有保持既有产业优势、稳固岛内经济发展的重责，又有培育堪当大任的新兴产业、维持岛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期待。但这两大产业的前景如何呢？

岛内各界对台湾IC产业心态复杂。当前岛内约有250家IC设计厂商、15家IC制造厂商（包含晶圆代工及内存制造）、27家专业封装与测试厂商。其中，当前台湾晶圆代工世界第一（占有率约70%）、IC封装测试世界第一（占有率约50%）、IC设计世界第二（占有率约20%）。毫无疑问，IC业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以世界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TSMC）为例，其2016年全年营收为创纪录的9479.38亿新台币，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20%，而且过去5年，台积电的加权平均毛利率更达为48.6%。可见IC业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台湾IC业的短板也显而易见，还以台积电为例。

第一，台积电在瓦森纳协议[2]的保护或制约下生存，自主性很低。如台积电的材料、设备、制程均在瓦森纳协议体系的清单中。换言之，台积电的经营权的独立性、自主性是受质疑的。其未经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允许，是不能与其他企业、经济体、机构合作的，甚至台积电在海外设立晶圆制造厂区（FAB），都要按照瓦森纳协议条款审核，决定权不在企业手里，台当局也不可掌控。

第二，实质上台积电现今已是一家在岛内运营的外资公司。当前台积电股本结构主要为：外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和自然人）占78.98%，台湾当地投资人（当地法人、自然人、官方以及该公司全体董事、监察人、经理人）仅占21.02%，其中，岛内自然人股东仅为8.09%。因此，说到底，台积电是一家设立在台湾的以外资为绝对主导的电子公司。[3]

第三，当今台积电已是带动整个台湾IC产业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台湾经济的基石，没有台积电，台湾IC产业的竞争力就会打一个巨大的折扣，甚至引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现在台积电已经占了台湾股票市场近20%的权重，台积电股票涨，台股就涨，台积电股票跌，台股就跌，将其经营情况直接、间接地传导至台湾整个产业和经济。

生技医药产业成为台湾下一个支柱产业充满变数。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生技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十大科技领域之一，2007年在亚太地区率先颁布实施了《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2009年又颁布《生技起飞钻石行动方案》，以加速生物医药相关产、学、研机构研发成果的商品化，鼓励岛内企业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的投资。2014年，台湾共有850家生物制药公司，其中500家为生物技术公司，其余为药企。民进党当局希望岛内生技医药产业?增长率达6%～9%，高于同期GDP增长，并计划2020?使岛内生技医药产值达到5008亿元新台币。

2015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4]未来5年的年增长率在4%～7%，预计在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1.4万亿美元。但台湾能否在这一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推动台湾生技产业成为又一个支柱产业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能否另辟蹊径，以小博大，异军突起，完成不对称发展。以生技产业中相关新药的研发为例，这是一个收益及风险都很大的项目。由于当前研发过程更为复杂，相应的研发费用投入也越来越多，2011年美国获得批准的生物药品研发费用需要花费12亿美元，传统小分子化合物药品需花费13亿美元，[5]近年来更是在15亿美元以上。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2014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称，如果将直到上市的全部费用计入，那么开发一个处方药的费用最高估计可达25.6亿美元或28.7亿美元。台湾基本没有以上硬条件，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有所成就。

二是能否将相关企业整合成一个跨领域、跨团队，从全球竞争与合作着眼的产业团队。除了高昂的费用支出外，创新药物从研发到上市的产业链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据研究，平均每5000～10000个化学或生物分子中可筛选出250个先导化合物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约5个可以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最终仅有1个被批准上市，而这一个新药从发现到成功上市通常要经历10～15年的时间。[6]岛内业者均属中小型企业，本身缺乏完整的药物开发经验，因此岛内生技医药产业起步虽早，但至今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产品，其症结之一在于没有培育出一个相关旗舰企业及一批舰队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台湾五大产業中除了电子、精密机械在瓦森纳协议保护之下还有若干年的领先优势外，其余产业若想通过蔡当局产业政策的推动而异军突起，难度极大。

持续恶化的岛内债务问题难以改善

近年来岛内财政支出增长持续下降。2009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6708.9亿元新台币，2016年台湾财政总支出为27457.0亿元新台币，仅微增7.5亿元新台币，这种近乎于零增长的财政投入对岛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已造成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降低社会福利、退休抚恤及其他民生支出的能力；同时，也开始影响岛内社会稳定以及民众对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制约台当局利用财政工具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对岛内经济未来发展造成伤害。

首先，已导致科技研发展水平降低。台当局在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6018.9亿元新台币，而2016年大幅降至3947.2亿元新台币，8年间直降2071.7亿元新台币。其中，由于当局在财政方面支持乏力，岛内整体科技经费的支出大大降低。其一，当局研发经费2009年支出为1061.5亿元新台币，2015年为1075.6亿元新台币，仅增长14.1亿元新台币，基本上原地踏步；其二，当局研发经费支出的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岛内企业、岛内外资企业的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2009年台湾整体科技研发经费为226.5亿美元，2014年也仅为323.1亿美元，而同期2009年韩国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为459.9亿美元，2014年为722.7亿美元[7]，远远超过台湾。

其次，也使基础科学研发水平降低。台湾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支出2009年为5815.4亿元新台币，2016年的支出为6649.3亿美元，增长104.2亿元新台币，相较其他经济实体而言增长缓慢，加上效率等方面的原因，台湾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全面下降。从相关科技成果在国际上的排名看，2009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4万篇，世界排名第16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9万篇，世界排名为第9位；而2016年台湾科技工作者在SCI论文发表篇数为2.6万篇，世界排名降为21位，下滑5位；EI论文发表篇数为1.8万篇，世界排名为第16位，下降7位。

尽管改善财政收支恶化状况一直是台当局试图解决的问题，但一直难以找到“良药”，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财源，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台湾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严重不足，很难达成这一目标。同时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和较高的岛内各种支出的需求，又衍生出各种社会矛盾，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障碍。

第二，已无空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债务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是各经济体常采用的政策举措。但台湾的财政赤字在过去二十多年大多数年份都在3%以上，个别年份赤字占GDP比重超过6%。[8]截至2015年5月末，台湾地区债务总额达6.5万亿元，若加上各种隐型债务18万亿元，债务总额近25万亿元，[9]远超当年台湾GDP总额（16万亿元），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56%，已超过2010年希腊的债务水平，[10]也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赤字安全线标准，[11]在债务方面持续宽展风险加大、空间有限。

第三，非经济因素严重制约台湾财政改革。要恢复岛内健全的财政功能，必须从“开源、节流”即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推动。但从岛内的政治大环境看，各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不仅不敢加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反而通过诸如废除证所税、艺术品拍卖所得税、减免综合所得税等减少税源，以照顾特定的政治势力；在财政支出方面更是以增加“中央”支出的形式直接“关照”属于“本党”的地方政权。这种在政党政治的社会背景下，选票考量重于一切，财政回归正常相当困难。因此，岛内财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似悬在头上的利剑，而财政困境又将是难以克服的执政困境，这是笼罩在台湾上空的又一片经济和政治阴霾。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困难重重

台湾是外贸导向的经济体，为实现竞选承诺，蔡英文上台后即刻开始推动其“降低对单一国家、单一市场的依赖”“亲美远中”的国际经贸布局，其主要举措有三：一是推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是争取与其他经济体签署FTA；三是启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但由于台当局这些政策虽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之名，但实质是“台独政治工作者”们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因此这三大举措难以落实。

首先，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已走入僵局。其一，推动加入TPP受挫。过去几年，加入TPP一直被视为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目标。到了蔡英文时期，TPP一度成了唯一的战略目标。蔡英文在就职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一再重申加入TPP的决心，试图通过加入TPP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并获取政治利益。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确定退出TPP，支撑到最后的蔡英文才不得不暂时放下TPP。其二，台湾参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难以实现。台湾经济本身发展以及台湾业界均盼望参与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但由于两岸相关部门交流的停摆，这条路也是个“断头路”。其三，台湾其他相关期待也没有现实可能。如蔡当局试图在前期就参与日本等国正在研究的、由日本主导的TPP，以及日本、印度合作建设“自由走廊”计划。研究显示，即使日本领头主导TPP计划，但此TPP已非彼TPP；“自由走廊”计划更是尚未启动便已走入僵局，即使这般，台湾的加入也不被看好。

其次，台湾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FTA难以如愿。在加入TPP受挫后，蔡英文在会见日本业界人士时公开表示，希望尽快与日本展开台日自由贸易协议（FTA）的协商；台湾当局也表示将在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基础上，为签署台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作准备，并表示台湾将“自我主导经济国际化之路”，显示台湾签署FTA既是其重振台湾经济，防止经济“边缘化”的需要，也是其意图抗衡祖国大陆，弱化与祖国大陆联系的政治布局。

但现实是2016年美台贸易总额324.4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3.7万亿美元的0.08%，大陆与美国则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2016年中国大陆对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1%。很难有经济上的理由假设，没有中国大陸的首肯，美国特朗普政府会与台湾签署政治意涵远远大于经济利益的FTA。就日本而言，从经济层面看，日本也已表示过，台湾当前平均关税已经较低，加上日本与台湾贸易数额也不大，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4.8%，也没有理由与台湾签署FTA。

最后，“新南向政策”前景渺茫。“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当局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一方面试图将台湾经济触角延伸至东南亚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地区，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空间；另一方面意欲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建构21世纪新伙伴关系”，践行其“从世界走向大陆”计划，弱化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从经济上看，台商已在东南亚国家经营多年，有一定基础，但能否使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进一步，取决于以下三点。其一，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RCEP的关系。当前，大陆与东盟之间的关税已大幅下降，RCEP的推动将使大陆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为紧密，而且其内容除了贸易及投资开放，亦包含经济及技术合作。如果台湾不能加入这一区域合作的进程，其“新南向政策”带来的只能是资本单向流出、岛内产业的空心化及失业率的扩大。其二，如何处理“新南向政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被认为“超乎想象”。从当前情况看，台湾在不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善用大陆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利基的情况下，很难推进和提升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其三，如何处理两岸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关系。如果两岸产业合作思路没有转变，两岸产业尤其传统产业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很可能大于合作，而且如果产业趋同性过高的话，不排除这种竞争会演变成恶性竞争，综合来看，结果必然是台湾企业难占上风。

在两岸没有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台湾“新南向政策”必然面临重重挑战，其失败在刚刚起步就已成定局。即便如此，蔡当局仍会“硬”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盘棋局进可收获台商自身努力及前人的成果，退可将责任推给大陆，确保民进党当局在政治上进有所得，退无可失，稳赚不赔，台湾经济的未来并非其考虑重点。

两岸经济合作面临挑战

自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蔡英文政府就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出现僵局，两岸经济合作面临冲击。

首先，两岸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断。2008年以来，两岸两会恢复协商，达成23项协议，使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由过去的间接单向走向直接双向，在众多领域建立起合作平台，使涉及两岸公权力的制度化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自2016年5月民进党正式执政后这些平台工作完全停摆，如两岸两会领导人的制度化协商中止；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停止运作（该委员会是推动ECFA落实的两岸公权力授权机构）；两岸达成的23项协议存量部分暂时没受影响，不过一旦遇到问题时公权力部门很难介入；相关协议执行效率也不会乐观。

其次，两岸经济政策协商模式将转为博弈模式。蔡英文当局明确宣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12]其目的在于改变两岸经济互补互利、联系日益密切的合作模式。蔡当局上台至今没有出台一项有助于两岸经贸的政策措施，反而抛弃了旨在实现两岸经贸园区对接的台湾经济自由示范区，并强化管制、积极推动所谓“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试图用相关法律牵制两岸经济合作，一旦通过，两岸协商和所达成协议的权威性必会受损。

最后，大背景的变化将使民进党“远大陆”的政策备受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与扩大势必也会融入大陆经济结构升级的大潮之中。多年的磨合使两岸经济合作已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积蓄了抵御风险的能量，受市场规律作用的影响。因此，在两岸民间经济交流日益深化的前提下，两岸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扩大，台湾“远大陆”的经济政策将备受挑战，同时，未来的两岸经贸交流、产业合作恐将更往大陆倾斜，越来越以大陆为主场。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经济叠加困境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机制性原因，同时还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多重原因的累积叠加困扰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大概率事件。台湾要摆脱经济困境，最可行之路就是重回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轨道，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但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社会不安情绪弥漫，政治对立升级，引致台湾经济困境的各种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这些都将增加台湾经济摆脱困境的难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两岸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两岸金融合作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3&ZD053、13AGJ007）

注释

[1]世界贸易预测，参见WTO网站。

[2]文章名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

[3]台积电创立之初，台当局曾持有台积电40%股份，其后陆续对外释股，至今只剩下6.38%左右的股份。

[4]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数据显示。

[5]李晓婉：《新药研发成本评估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初探》，《中国药事》，2014年第2期。

[6]高婧：《全球创新药物研发趋势分析》，《中国新药杂志》，2015年第24期。

[7]中国台湾“科技部”：《科学技术统计要览》。

[8]殷存毅、李鼎：《台湾财政困境分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6期。

[9]参见台湾《“财政部公库署当前财政状况”报告》，2016年7月。

[10]单玉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选择》，《福建金融》，2016年第7期。

[11]马约规定的欧盟国家财政红线，被认为是财政赤字安全线：一是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3%，二是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

[12]蔡英文：《给民主进步党党员的信》，《联合报》（台），2016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姚淑梅、杨长湧、李大伟，2016，《世界经济处于弱复苏周期》，《中国发展观察》，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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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樊保玲

作者：曹小衡

贸易保护难解就业困境论文 篇2：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战略转型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通道中。尤其是经历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失衡对全球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认清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外部环境，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型。中国和印度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将面临着较为严峻且不利的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治理环境。两国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模式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因而两国在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教训。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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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一词为IMF（2005）首次正式使用，意指个别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大量集中在其他国家。参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2005）作的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如何起到持续的建设性作用？现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的现实经验，可以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

全球经济失衡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和难以修复性。发达国家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普遍思路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通过扩大国家负债来获得资金并直接注入金融机构，或购买其金融产品。汪进、尹兴中：《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高消费增长模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上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很难从根本上得到削减，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贬值趋势总体上依然难以逆转，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经济格局还将进一步延续下去。而失衡问题给相关经济体所带来的经济结构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造成障碍。全球经济再平衡显得迫在眉睫，如布兰查德所说，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精密的再平衡措施。[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维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金融与发展》2009年第9期。

全球经济再平衡则是指通过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协调、磋商与合作，从而解决全球经济中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问题（诸如贸易失衡、经济增长路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金融体系失衡等均在此范围内），进而促使世界经济增长保持相对平稳与均衡。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同国家在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路径上有较大分歧。本文所持的观点为：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既定增长路径使得其无法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任务，原因包括：1）在美国语境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仅限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阶段，只不过是美国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美元汇率变动实现双向套利的借口；2）美国不可能也无法改变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3）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促进美元贬值的措施，其巨大惯性定势不仅无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只能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为新兴经济体实现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加速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会在其中承担重要角色。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由长期形成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和分工体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部分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所主导的、依赖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不平等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传统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制一时还难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甚至，Cooper（2004）、Mckinnon & Schnabl（2004）认为失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是可延续的。

第一，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与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低端锁定并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的国别结构经历了较大变动。2000～2011年，中国FDI利用额增长204.5%，印度增长779.4%，而美国和德国均为负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并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通过离岸外包转移到境外完成，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不可避免。如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4.7%降至10.1%。而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产业转移，可缓解本国资本要素约束，通过模仿创新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其产业被低端锁定，国内产业高级化步伐被减缓。

第二，传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与其他经济体受出口阻力困扰并存。由于发达国家已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因而为满足本国基本消费需求，必须依赖货物进口。2011年G7国家中的五个均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其中货物贸易差额较大。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倾向于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壁垒。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层出不穷，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涌现。如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限制。这加剧了该国收支失衡，且不利于其产业长远发展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年为33.04%，2000年为32.32%，2008年为28.41%，不升反降。另外，发达国家一般采取严格的移民限制，割裂了国际要素市场，从而使本国劳务成本极高，增强了本国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刘航、赵景峰：《服务产品国际价值的转形和国际转移及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因而，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是客观必然的。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强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暂时结果，无法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长期趋势。

第三，传统全球金融体系中，发达经济体滥发货币与其他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存。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增长和就业，往往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2000～2011年，美国的M0和M2分别增长了91.8%和84.9%，同期GDP仅增长52.5%，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超过了同期GDP增幅。而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美国CPI仅为130.6，可见美国运用开放经济手段消化了很大一部分通胀压力。在现有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拥有大量顺差，积攒了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量居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尤其是中国，其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30%以上。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优势，向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举债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目前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总计已超过10万亿美元，其中约30%由外国政府持有。

第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经济体实行双重标准与其他经济体缺乏话语权并存。世界治理体系是指维护世界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而其治理结构也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裁决，都是由发达国家占有绝对控制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完成。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会员国认购的股本决定。IMF重大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赞成票支持，而美国就占18%，也就是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在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美国占有35%的股份，现在也还占17.37%。在贸易领域，WTO的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讨价还价的场所，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发言权。尽管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并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性有所提高，如中国、印度等在多哈回合中组成了“20国协调组”；G20峰会已经替代了G8峰会部分功能；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席位份额都上升至第3位等。但大部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G20峰会仍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及模式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合力。

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

角色对比：中国与印度同样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印度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模式有较大差异，印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吸取。

1.两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对比

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获得了丰厚的比较优势利益，但优势产业过于集中，产业结构和外贸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展现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FDI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排名均居第二。2011年，FDI总额占世界的8.13%，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93%，出口额占世界的10.4%。粗钢、水泥、化肥、棉布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第一大、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是美国和欧盟的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可见，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较深，中国已充分融入与发达国家垂直分工的生产模式。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在2006年之前，中国工业领域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维持在70%以上。进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资企业购进原料、销售货物构成的。2011年在华外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1.1%。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相差不多，但是增加值相去甚远。可见，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行业，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较低阶段。第三，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也相对落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10.4%，而服务出口额仅占4.4%，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弱，长期为逆差。这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没有成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与中国相比，印度具有更加高级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与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第二产业地位不同，印度坚持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而印度则经历了“一、三、二”向“三、二、一”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以服务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模式。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印度，但是顺差额与竞争力等指标依然较后者大幅落后。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从绝对数字来看，2011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545亿美元；而印度则为183亿美元。从相对比重来看，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8.7，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微不足道；而印度这一比例则为1∶2.8。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以技术为核心的资本引进战略，从而成功的规避了“比较优势陷阱”，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了相对高端的地位。与中国的FDI大多集中于机械设备制造和房地产行业不同，印度所引入的FDI则主要集中于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通讯行业等。不仅如此，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包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4期。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外包承接，显著地推动了印度软件研发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印度的产业模式也被认为过度超前，其自身也已认识到制造业发展薄弱问题，尤其是制造业外向性程度偏低。印度的制造业还未完全融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其工业增加值、FDI和出口贸易远低于中国。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商投资。于蕾：《中印对外开放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市场开放度较低。而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大约40%的人口为文盲，且多数均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劳动力优势难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2.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数额巨大，但顺差的国别、产业和要素来源分布过于集中，外贸增长方式有待转变。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2000～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对GDP贡献率由2%升至10%，外贸依存度由40%升至60%。中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1994～2008年顺差额从54亿增至2981.3亿美元。尽管200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排名也维持在高位。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积攒了3.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已形成了有效互动，而且雄厚外汇储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但是，连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顺差来源非常集中，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按国别来看，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欧盟。2011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顺差分别为2023亿和1431亿美元。在欧盟各国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仅对该四国的顺差就占欧盟全部的75%以上。其次，分行业来看，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行业。这些行业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来说，虽然属于夕阳产业，但是有较高的就业弹性，而且行业组织发展完善，内部工会力量较大。因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案件频发就成为必然。2010年以来，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且大多涉及纺织品、贱金属制品和低端机械设备等。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对外贸易结构更为合理，外贸规模增速也较为稳健，但是其市场开发程度依然不足，贸易政策较为保守，由此导致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尽管从总量上看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中国，但是其贸易主体和对象的结构更为合理，因而相比中国遭遇了更少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世界的2.1%、1.7%和2.5%，而同期中国的额度分别为9.9%、10.4%和9.5%。其合理的贸易结构主要体现为：第一，印度的出口贸易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在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额中，出口导向所占的份额均不超过10%。相比之下，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第二，印度的外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2000～2010年，印度最终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8.05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则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印度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的大小和增幅都远低于中国。这说明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分工，且均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但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更强。第三，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更为良性。2002年以来，印度的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始终处于顺差，且连年扩大，至2011年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已经达到183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印度服务业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占比的降幅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幅远超中国。第四，印度的出口目标市场更为多元化，国别集中程度较中国更低。

尽管印度的贸易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但其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仍偏低，对货物出口的鼓励促进力度远不如中国。印度的最高关税水平维持在高位（约为20%），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分别约为10.4%和13.3%）。Restall. H.， India’s Coning Eclipse of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 2006.虽然印度政府倡导出口导向战略，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其毕竟要比中国对外开放晚十几年，且开放进程中曾一度经历过保守开放模式，直到目前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吴航、刘航：《中印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模式比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3.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对外间接投资需求，但投资渠道过于集中，从而扭曲了汇率，导致国际储备风险增加。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保持着超高双顺差，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ODI增长不断加速，但是相比1000多亿美元的FDI流量，难免出现巨额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采矿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制造业的比重小，仅占ODI存量的6.3%。在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巨大，但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中国的对外证券投资渠道相对较为狭窄。虽然通过ODI，内地投资者可以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管制性制度决定了投资范围窄、渠道集中。而且，对外间接投资的收益差距较大。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股本证券投资净流出1324亿美元，对外债券证券投资净流入366亿美元，可见中方投资机构将更多资金投向中长期债券，且境内非银行机构逐渐成为对外证券投资的主体，商业银行对外投资越来越谨慎。再加上中国的经常项目也处于巨额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则不难解释。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对中国国内形成巨大通胀压力。而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债的形式存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1.2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近40%。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减持美债，但随后很容易显著反弹。而且，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这就相当于中国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部门挣得的外汇，长期地转借给美国用以支持美国居民继续购买中国低端制成品。

印度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间接投资渠道，外汇储备的持有结构更加合理。但由于总体规模有限，难以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加更多的影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印度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底已居世界第六，达到了2629亿美元。最初，其国际储备以黄金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的份额相对较小，后来黄金储备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中国的这一比例。而且印度国际储备的净增加全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贡献，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贡献为负。印度的FDI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中占比仅为13%，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的主要来源。王国林、许承明：《中国与印度国际储备比较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尽管印度的巨额外汇储备也是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但相比中国投资渠道更为多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对美元资产持续为净买入，而印度绝大多数年份为净卖出（除1998～2001年）。整体而言，印度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更多表现出短期操作和自主灵活的特点。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为微弱。当然这也是印度能够采取短期、灵活的对外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不过应看到，开放经济中的相对小国，既有好处也有弊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印度能够藉由此规避外币贬值和外部政策对本国外汇储备所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难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而且由于印度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较中国更高，一旦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印度可选的对冲措施则非常有限，加剧了资本国际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4.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逐步增强，但被过分夸大，甚至被西方利益集团所负面宣传，不利于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形成。经济多极化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中重要一极。中国企业已逐步掌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技巧，胜诉率有所升高。中国政府已认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参与世界治理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大幅增加，对国际组织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IMF改革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不足4%升至6.39%，列第3位。然而，发达国家中一些利益团体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并让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过分夸大中国的作用。其实，中国的优势多是来源于其总量规模，而人均量非常低。而且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经济结构欠高级化、合理化。目前来看，中国仅以总量规模的优势难以胜任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过多责任，而且还容易引发“中国威胁论”等反对声音。

相比之下，印度在国际上承受的阻碍与压力比中国更小，可采用灵活的经济外交政策，但其明显存在对西方大国的经济依附。印度在1948年加入GATT，也是WTO的创始成员国，还通过多哈回合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影响力，并在20国协调组和90国集团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后印度在IMF中的份额从2.44%升为2.75%，投票权比例从2.34%升为2.63%，排名从第11位升为第8位。世界银行也已考虑给予印度更高的投票权。然而，印度对外开放以来并未走上自主发展道路，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国民经济治理中的思维方式。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印度已经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发展惯性之中。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三、新兴经济体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制度供给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有显著的粗放式和不协调特征，亟待通过改革创新来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目前这一优势已显示出逐渐弱化和消褪趋势。任保平、郭晗：《新增长红利时代我国大国发展战略的转型》，《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这一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中等收入陷阱”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仍对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有路径依赖，在自发寻求新比较优势和增长点时易陷入困境。因此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必要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1.构建优势要素的新投入机制

转变外向型要素结构、构建要素的新投入机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尽可能地使原有要素优势丧失进程得到延缓，熨平其导致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波动；二是寻找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建以技术、资本、创新及制度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体系。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给投资者对称化的信息服务，给劳动者便捷化的就业指导，给要素买卖的各方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支持并扶持中介和咨询公司的创业与合法经营；从宏观层面上加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投资、劳动关系等的法律法规，规避在要素投入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及其导致的效率耗损。第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府及社会组织应为本国企业提供国际市场需求、投资经营环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信息服务，鼓励企业独立或合作开展国际市场调研。第三，打破产品买卖中的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实现，尽快形成新产品、高技术产品及新兴产业的相关产品的国内统一市场。第四，宏观核算外向型企业的隐含成本，使其显性化，规制出口贸易中资源与环境的隐含流。第五，促进制造业在国内区域间的梯度转移，使其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2.构建目标市场的新布局和自平衡机制

发展中国家应区分不同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条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适合开展出口国家的出口规模，开拓其市场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待新的市场开发，应重点提高对这些市场的出口份额，实现多元化的市场布局目标。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在出口中应大力开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充分利用区域性、多边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开展竞争。第二，大力开发拓展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市场，通过政府援助、技术合作或基础设施建设来换取市场权利与份额，从而使本国能分享到世界动态整体发展的红利，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增长。第三，在对比本国与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时，除了需考虑本国与对象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还应注意到发展中大国内部的区域和行业差异，结合本企业及贸易伙伴所在的行业和地区以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来做出分工、贸易与投资决策。第四，适当运用产业调控政策来规范本国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市场秩序，注重同行业集中度低于本国的经济体开展贸易。

3.构建国际化经营的新增值空间

如果“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过度，则很容易造成东道国产品和市场集中度过高，随之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频发，贸易实际所得也难以得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想增强在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则须实现新的进出口贸易与国际化经营增值模式，促进各类贸易方式协调均衡发展，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第一，新兴经济体国家应辩证认识FDI和加工贸易的母国（通常为发达国家）动机，培育有利于本国整体利益提高的新引资增长点，实现吸引外商投资充裕要素的高级化。第二，提高加工贸易在本国的增值幅度，延长国内产业链，增强中间品投入关联，从而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应以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应以自主型企业为主，生产方式应以清洁化生产，贸易对象应以内外销并行。第三，协调各类贸易方式的自主发展，公平使用出口退税、研发补贴等产业政策，实施贸易环节便利化、贸易促进常规化、贸易平台高资本化的新战略。比如，应探索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使贸易服务环节（如贸易金融）由境外公司垄断的现状得到改善，强化对国际化经营中设计研发、国际物流等的扶持和投资力度。同时，应加强对中小企业（包括小微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渠道引导、信息提供和政策倾斜。第四，加大对与贸易相关的ODI促进力度，完善驻外机构的商务服务功能，建设海外经营分销网络。

4.构建外向型经济收益的新分配机制

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未优化调整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即使提升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也可能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同时可能阻滞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收益分配应实现区域公平、城乡公平等。

第一，发展中大国必须使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中的短期行为得到合理规制，避免出现“有规模，无规模经济”的低效率垄断和贫困化增长。第二，推动外向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实现贸易收益差距的区域收敛，尤其注重实现对外开放的空间优势重组和产业圈层升级。第三，有效预防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惩治官员的定向设租或创租行为，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转化，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收益的劳资公平分配。第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集权制国家应尽量给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对等的财权，保证工业用地在农地向非农用途转换中占有一定比例，监督并满足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5.构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欠发达经济体，要想在世界分工与价值循环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并获得收益，必须始终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在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努力克服经济依附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强化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能力，争取更多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如WTO、IMF）的改革，通过合作与对话的方式争取实现原有经济体系的调整，从而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心远

作者：黄顺绪　严汉平　李冀

贸易保护难解就业困境论文 篇3：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国内考虑因素

摘 要：中日韓作为东北亚地区三个主要国家，虽然通过经济发展和竞争关系保持着活跃的经济关系，但由于各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实现更深层次的地区经济合作。中日韩三国对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的贡献相比三国的经济发展，其影响力是有限的。本文将对中日韩三国所处的国内经济状况和中日韩三国的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及促进要素和阻碍因素等进行研究，进而分析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政治经济效果。

关键词：中日韩FTA 经济合作 国内经济

1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东北亚同北美、欧盟（EU）共同构成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但中日韩的贸易额仅仅停留在36.3%。同EU（67%）等相比，只是他们的一半左右，因此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并没有得到激活。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到目前为止，由于东亚经济与世界经济分离，并没有形成自主、稳定、质的经济增长。中日韩三国在未来可能会遇到新的外部冲击，并且很难排除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是迫不及待的，并且在经济危机时三国的应对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第二、通过这样的努力，巩固三国间的合作，并消除三国间的重大缺憾，从而使东亚成为一个不是以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政治问题等为中心的东亚，而是一个为合作、和谐的东亚奠定基础。

2 中日韩三国FTA的国内经济考虑因素

首先，中国在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停留在7%以下，并且有专家预测中国在2016年开始至2020年，年平均生产总值将为6.5%，所以中国经济将持续新常态的态势。而且股市的不稳定和人民币的持续贬值等，在金融领域也发生下降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还是非常高，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尖端化表现出很多局限性。在中国石油化学、钢铁、汽车等领域的很多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由于设备的老化、不明确的治理结构、过剩劳动率的雇佣的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了打破中国的这些经济结构的问题，东亚地区主义的建立尤为必要。

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后，低出生率和高龄化问题的深化，竞争国的技术革新等原因，使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日本集中力量解决内需、全盘经济改革等问题。日本在经济政策构思方面需要瞩目的有两大方面。2012年安倍内阁亮相以后，日本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和摆脱通货紧缩问题实施了安倍经济学。这虽然对缓和经融货币危机、扩大财政、通过机构改革等政策落实日元贬值政策和物价正增长都做出了贡献，但是推迟了企业的良性循环，也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增长的目标。

韩国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物价的态势，很难得到恢复。另外，低出生率和高龄化、青年失业等问题使国家正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韩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没有恢复经济不景气状况，为了解决这一经济状况韩国希望能够与韩国产业结构相互补充，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中国和日本进行经济上的合作。韩国在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内分工结构中将中间技术产品产业专业化，并将从日本进口的生产资料加工成半成品和成品出口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额始终是赤字。韩国对日贸易赤字的相当部分是由对中贸易黑字来补充的。换句话说，韩国在工业化和扩大出口方面保持着中国和日本的相互补充作用。

3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中日韩FTA）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

3.1 中日韩FTA的机会因素

2016年6月27日，在首尔第十次中日韩FTA协商首席代表会议上，三国代表主张“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中，中日韩三国要团结起来克服危机”。在这样的以三国的危机意识为中心，中日韩经济合作和扩大区域内贸易的呼声不断扩大。目前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内贸易及规模已经可以与NAFTA或EU相媲美，所以中日韩FTA将成为新的机会因素。

如果中日韩FTA签订，一方面会消除三国间存在的贸易壁垒，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主动；另一方面，可以对地区内的国家实行优待政策的同时可以维持原有的贸易壁垒，所以对贸易的转移现象和贸易扩大效果也会出现。这样对三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经济发展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在劳动力资源的相互补充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费用也相对低。韩国和日本人口密度高，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资源不足，劳动费用也高。中国可以向韩国和日本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进而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在产业结构相互补充方面，韩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IT产业发达，希望通过积极的产业结构的改革，提高增长战略。日本是工业和尖端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是工业化进行中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发达。所以，三国在资本，产业技术上的相互补充作用大，在相互合作上会成为好的合作伙伴。

3.2 中日韩FTA的障碍因素

中日韩三国政府为了推进FTA，首先要调整三国间的经济差距。日本是主导世界经济的先进国，韩国处于进入先进国行列的阶段，中国经济虽然正在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但是仍然还停留在发展中国的水平。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差距会产生在经济活动中的纠纷，健全相关法律或规定有一定困难，另外在利益分配方面也会发生问题。

中日韩三国存在贸易指数不均衡和贸易壁垒问题。从中韩两国相互商品出口额来看，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韩国的贸易政策方面，如中国商品进入市场有“特别保护条款”一样的阻碍和问题存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也在持续发生。由于日本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限制和严格的检疫措施，曾使中国出口日本的部分农产品数量大幅度减少。另外，韩国对日本贸易赤字这样的贸易指数不均衡等问题不仅会影响韩日FTA的签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日韩FTA的签订。

2014年11月中韩两国签订FTA，2015年12月正式生效。中韩FTA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方面其象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协定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是完全被除外的。因此，农产品领域仍然是中日韩FTA难解的问题。中国在农产品领域相比日本和韩国占绝对的价格优势。随着中日韩FTA的签订，农产品的关税一旦被撤除，韩国和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很容易被中国吞没。因此，如果不灵活解决农产品领域三国的利害关系的话，这将成为中日韩FTA最大的障碍因素。

4 结语

中日韩三国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面临着不简单的问题。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经济状况与2000年代相比，又进入了新的挑战局面当中。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9%，这维持了2010年的7%以上的增长势。日本虽然通过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的增长，但2015年第四季度与前几度相比减少了0.3%，韩国经济增长率停留在2%左右。由于这些原因都在出口方面表现出了减少的态势。

也是就说世界经济的困境使中日韩三国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福利和GDP及整个经济都会起到积极的影响，所以这将成为实现FTA的机会因素。但是，中日韩三国的弱项产业、自国内的敏感产业及对弱项产业的持续性保护都削弱了全盘经济的竞争力，造成巨大的经济费用。这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使自国国内经济和中日韩三国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不景气中。所以，中日韩三国正在加速国内的弱项领域的机构调整，进而提高三国经济的竞争力。三国在地理位置上相近，这一优点应该充分被利用，加强FTA的伙伴意识。以通过FTA创造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政治、领土问题上互相理解，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PARK JANGC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