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贸易保护主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由来已久，是各国国际贸易政策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由贸易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而贸易保护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可以各取所长，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

第一篇：贸易保护主义论文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摘 要：受到上一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我国因为在对外贸易上的比重较大而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在不少国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倾销现象，反倾销的对象也从发达国家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這就使得我国的一些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再加上其他新贸易保护主义形式的出现，使得中国应该加强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易;影响;对策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量的影响。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的国家开始加大对本国国内企业的关注，更加的注重国内公民的生活状态等等，而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深重的国家开始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来对国内的企业进行保护。这些现象就使得很多较为依赖于出口的国家收到了一定的冲击，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很多的国家开始对进口产品的质量进行关注，对产品的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以及包装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考虑，但是在我国并不能尽快的在这些方面有所提高以适应国外的要求，这就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数量急剧降低。因为受到这些影响，我国的出口值在我国的进出口总值的比例逐渐降低，出口值也在逐年降低，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策略，但是我国的出口增速还是出现了缓慢的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增大了我国对外贸易中的贸易摩擦。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中的反倾销形式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了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因为中国出口的很多的产品属于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在数量上较大，许多国家为了对国内的企业进行保护，使得中国成为了很长时间内受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不少的国家和地区中，时常会出现由于“中国制造”引起的贸易调查，并且在不少的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对中国产品的贸易调查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在相关的数据统计中，中国受到的贸易调查数量达到了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充分表明了我国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下受到的影响。在不少国家中对知识产权及产品的安全性能等方面有着一定的要求，也使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因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产品的质量等发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要求，使得我国的一些出口产业为了维持相应的出口额，增加了人力和技术上的投资，造成了出口成本的增加，整体上出现了对外贸易行业的缩水情况。也正是因为我国的整体出口数量减少，使得很多的工作需要就相应的减少，因此很多公司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裁员政策，这就导致了某些工作人员失去了工作岗位，某些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很好地在自己应在的岗位上工作，失业率在不断的增高。

(四)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吸引外资的影响。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中的金融保护主义形式的影响，许多跨国贷款很难进行，这就使得许多的新兴经济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正是因为金融保护主义的影响，许多外商不会因为原先的投资环境而选择在我国进行投资，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

二、中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应对策

(一)国家方面。首先应该积极扩大内需，正是因为许多的出口产品不能很好的在外国销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货物囤积，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扩大内需来对这些产品进行处理，利用国内消费者的作用来减小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其次应该建立和健全贸易预警机制，通过相应的机构组织来对外国在进口货物方面的需求和要求等发面的信息进行收集，然后对国内的相关企业进行预警，防止国内企业无目的的进行生产活动。另外，我国应该出台相应的金融保护政策，这样能够减少财富的流失。

(二)行业方面。首先应该加强企业自身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通过健全和强化决策机制能够进一步表现出管理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能够更好的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及时充分的了解国内外的市场情况。针对国外对进口产业的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企业应该加强对自身产品标准化的重视，积极的关注并应用国际上相关的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改善行业自身的发展趋势。

(三)企业方面。企业应该加强对新兴市场的开发，这样能够有更多的方向去出口，减少了单一产业产生的严重后果;另外，还应该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的提高技术含量，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也可以根据国外市场的需求来不断的研发自主品牌。

结语：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之间贸易的联系在增大，影响也在增大。针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的对国际贸易形势进行分析和研究，努力将新外贸保护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肖黎.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探讨[J]. 特区经济，2011，02：209-211.

[2] 赵丽娜，孙宁宁.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理论学刊，2014，11：63-71.

作者：李晓芳

第二篇：国际贸易法中的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

【摘要】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由来已久，是各国国际贸易政策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由贸易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而贸易保护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可以各取所长，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自由贸易

一、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历史渊源

自从国际贸易产生以来，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就一直相互竞争，此消彼长。

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形成了早期的贸易保护制度，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基础就是重商主义。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在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利益”等学说倡导下，以英国废除《航海条例》为标志，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困境，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经济大萧条和社会动荡，为了应对危机，各国争相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企业。

二战以后，各国反思贸易战争带来的恶果，为了避免各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的倡议下，由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是自由贸易主义及其支持者的巨大胜利。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各大经济体的复苏，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下降，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相对此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依赖于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变得更加模糊、隐蔽。

二、自由贸易主义分析

自由贸易主义是建立在地域分工、比较利益的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遵循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教训，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干涉贸易自由的政府措施。①

自由贸易主义支持者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使得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在国际间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对于各国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自由贸易主义绝不是完美无缺的。第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的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亚非拉等后进国家在被发达国家压榨和压制了几百年后，相对优势已经所剩无几。第二，贸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与政治紧密相连。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自治的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国人必须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赖他国的生产，必然会导致在国家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无法自处。第三，贸易自由主义忽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的关系。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说过：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而财富的原因就是生产力。

三、贸易保护主义分析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它的支持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利于保护幼稚工业、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会非常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贸易保护主义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对于保护幼稚工业，首先政策制定者无法确定哪些幼稚工业值得保护，即将来一定会有盈利，人们在确定保护项目时往往根据该产业给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担幼稚工业低效益产品的额外费用却是普通民众，保护幼稚工业导致的资源浪费也要全民来负担。而且，我们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产业是需要保护的，往往是在决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产业就成为了民族产业，必须得到保护。至于保护就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反问，为什么本国具有优势的产业不能扩大生产，而是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不具有优势的产业，以浪费资源和国民资金来保障其工人的就业。在国内政治中，保护主义总是容易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四、总结

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有其优缺点。

纵观整个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从没有哪一个国家始终执行单纯的自由贸易政策或贸易保护政策，各国的贸易政策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摆动，他们的目的就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今天坚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明天就有可能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同盟军。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实现各国人民团结协作、互惠互利。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积极参加国际贸易，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应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全面调整国家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政策，而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行适度保护贸易政策。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和科技转换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完全自由贸易政策，发达国家的商品必然会占领我国市场，对消费者来说，短期内可以获得一些福利，但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必然造成严重打击。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可以相互共存，而各国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实现人类共同大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法]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肖云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金祥荣 贸易保护制度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陆金梅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治理[J] 创新，2011，（03）

[3]杨宏玲 新区域主义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J] 河北学刊，2010，（06）

[4]林莉 从文化视角看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的历史选择[J] 前沿，2010（03）

作者：李璐

第三篇：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1881—1891年英国公平贸易运动

摘 要：本文以1881—1891年英国公平贸易运动为切入点，研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打破了由英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美国内战前的农场主构成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跨国联盟，欧洲大陆国家纷纷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品市场。此前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部分制造商受到冲击，从而领导和组织了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公平贸易运动。但由于英国的工业先发优势，形成了更强大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联盟，从而没有让公平贸易运动的政策主张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虽然如此，公平贸易运动的许多主张符合当时英国的长期利益，但却因为对自由贸易的信仰而被推迟执行。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公平贸易运动;英国对外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重商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对外贸易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3—16世纪，英国的毛纺织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先是由低地国家控制英国的出口市场，再到16世纪英国出口呢绒，但由于缺乏印染等技术，荷兰获得多数的利润。在这种困境下，英国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多次重申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重罚，同时征收高额的羊毛出口税以及禁止外国呢绒输入，鼓励技术工人移居英国，并且以国家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下，毛纺织业最终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通过类似的措施，英国的亚麻、丝织产业也得到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在18世纪下半叶超越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首要产业，并开启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使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此时英国对外贸易政策也开始转向自由贸易。英国于1823—1827年开始降低关税，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2]。

19世纪40年代，英国由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这被称为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一次转向。但此后英国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固定为自由贸易，而是随着英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和德国崛起，英国发生农业危机。面对竞争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英国也出现了要求关税保护的呼声，1881年出现了公平贸易运动，1903年张伯伦领导了关税改革运动，1932年实行帝国特惠制，最终完成了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二次转向[3]。

目前，学界对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一次转向关注较多[4]-[7]，对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第二次转向的研究则稍显不足[8-9]，且对第二次转向的研究重点在20世纪初的关税改革运动[10-11]和20世纪30年代的帝国特惠制[12-13]。Zebel[14]指出，已有研究倾向于直接分析1929年经济危机对英国对外贸易政策最终转向保护主义的影响，或者仅仅将这种转向追溯到张伯伦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而忽视了更早的要求回归保护主义政策的一次政治尝试——公平贸易运动。虽然这次运动最终并没有改变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但这次尝试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政治实践上，使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并为之后的保护主义在英国的复兴积累了社会优势和政治优势。英国关税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张伯伦称其对自由贸易信条产生怀疑，就是在作为贸易大臣反对公平贸易运动者的过程中产生的[15]。因此，研究和分析英国公平贸易运动有助于理解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二次转向，并厘清这一转向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也能够为理解美国当今回归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逻辑以及如何应对提供一些启示。

Zebel[14]在批评学界忽视对公平貿易运动研究之后，对该运动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他认为公平贸易运动是英国对作为自由贸易范本的科布登条约体系崩溃、欧美国家高筑贸易壁垒的反应，而运动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强烈反对，运动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虽然Zebel[14]关注到了公平贸易运动的社会基础，但并没有对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得失进行详细分析。Brown[16]重点关注了支持公平贸易运动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产品激烈竞争和高关税的制造商和土地贵族，并对各个社会集团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在解释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又回到了政治因素，认为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自由党统一派对保守党的限制，而且对反对公平贸易的社会基础分析不足。Gourevitch[17]从应对危机切入，认为面对1873—1896年的经济危机，英国选择坚持自由贸易，而不像法国、德国、美国和瑞典等选择保护主义，是因为其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联盟。Gourevitch[17]通过分析上述五国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建构了关于政策选择的一般理论，但没有具体分析公平贸易运动的政治运作过程。Gourevitch[17]通过“社会联盟”[社会联盟是由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国家的组成部分根据相关利益交叉组成的，社会联盟形成后推动或反对一定的政策。与“利益集团”概念认为利益明确的某一社会集团直接影响政策不同，社会联盟更强调政策选择的政治运作过程。]的概念链接起决定政策转向的两端——社会基础与政治实施，强调政策转向是社会联盟政治运作的结果，这为分析政策转向的过程和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Gourevitch[17]将意识形态归结为某种历史传统和价值观，认为其相对稳定，无法解释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塑造英国对外贸易意识形态的理论是不断变动的，这些理论往往为社会联盟推动政策的转向提供证据，并且很多理论家是不同社会联盟的重要参与者。此外，还有一些通史类研究涉及相关事件的描述，如阎照祥[18]、钱乘旦和许洁明[19]与克拉潘[20]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平贸易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本文将在Gourevitch[17]的基础上，将理论家及其理论分析加入到社会联盟的分析框架中，对英国公平贸易运动这一贸易政策的运作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二、英国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

凭借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仅占欧洲8%—10%人口的英国，1800年生产的生铁就占欧洲的29%，1830年更是高达45%。1800年英国人均工业产量水平超出其他欧洲国家110%，到1830年更是超出250%[21]。强大的工业能力能够使得英国产品保持竞争力，因而在自由贸易政策下仍然能够获取利润，并且自由贸易政策能够让英国获取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因而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逐渐被工业家及其支持者们所接受。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英国重塑了国内资本家、贵族和工人的利益结构，从而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此后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加速增长的阶段。在1843—1847年和1857—1861年，英国出口量每年增加超过6%，GNP每年增长2.4%，人均GNP每年增长2%，这是1800—1945年的最高增长纪录[21]。这增强了自由贸易信徒的信心，格莱斯顿和科布登等极力推崇自由贸易。1846年，科布登访问欧洲各地，联合当地的自由主义者推销自由贸易政策，他反复强调称：“自由贸易会在国家税收方面带来好处(尤其因为走私将销声匿迹)，会通过消除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所助长的经济扭曲而创造繁荣，也还会缔造和平，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欧洲才能避免自私自利的统治者所煽动的战争”[22]。但当时这些理由并没有打动欧洲大国的当政者们，欧洲的主要国家仍然维持着较高的关税水平。

1860年，试图通过牺牲某些经济利益来实现法国外交目标的拿破仑三世，与极力向法国推销自由贸易政策以缓解英法贸易逆差的英国签署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23]。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废除了所有制成品的关税，大幅降低丝绸、葡萄酒及其他酒类的进口关税，并撤销煤炭的出口管制;法国则同意在5年内以最高不超过25%的税率进口英国商品，并立即降低煤、铁和机器等的进口关税;更重要的是，英国坚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将给予法国的关税消减扩展到所有国家。此后10年，以《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为蓝本，大多数欧洲国家加入了自由贸易网络，欧洲平均关税水平下降了约50%，由此开启了欧洲短暂的自由贸易时代。

英国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影响了欧洲大国的贸易政策。英国通过自由贸易为初级产品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将英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美国内战前的农场主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跨国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联盟。但欧洲国家以从属的地位被纳入英国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中，成为英国工业的供应商[7]。这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英国最终希望通过接受自由贸易，向在欧洲和美国的竞争者提供开放英国市场这个有吸引力的诱饵，借此说服他们把生产要素放回到农业中。……在工业部门的代言人看来，自由贸易是一个手段，借此可把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还有那些‘落后’地区和新殖民的国家，纳入一种塔克早在1750年就倡导的依附关系中”[24]。

自由贸易政策在这一时期的英國非常成功，以至于自由贸易的信徒将其上升为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对大家都有好处，自由贸易导致和平。这也使得政策的合理性消失之后仍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英国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本身来说，作为实现战略目的的政策工具，它更多地依靠观念和榜样引导来实现，从而放弃了使用武力和经济报复达成战略目的手段，减少了通过友好说服达成目的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它既无法排除搭便车者，也无法防止英国的贸易伙伴退回到保护主义。

1870—1874年，欧洲发生了一次经济萧条，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农业进口打击了国内农业经济，造成了欧洲大陆国家农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次危机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打击比英国更严重，因为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相比，整个欧洲大陆还有63%的人口在农业部门[3]。欧洲大陆的这种经济结构使得各个国家都迅速采取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德国在1879年实行了新的关税税则，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甚至更早就开始调整关税政策，就连法国也在1885年5月7日颁布了新关税法。而英国继续实行零关税政策，单方面开放市场。

在欧洲大陆纷纷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和高筑关税壁垒的同时，英国国内经济受到冲击，这一时期也被历史学家看成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25]。1874—1879年英国发生了一次工业衰退，1879年制造业和农业方面的失业情况比19世纪后半叶(除1858年)的任何一年都严重[26]。同时，英国国内出现了对与日俱增的贸易逆差的担忧，英国制成品进口比重也越来越高。1868年英国进口报表上第一次为“制铁和制钢”分列一个项目，1868—1869年这个项目的数量平均是40万镑，1875—1879年平均为100万镑，1880—1884年则达到了260万镑[20]。不仅体现在进口方面，英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70年代，英国对欧洲和美国出口的总价值下降了，而对英帝国成员的出口显著增长，其中制造品的这种出口转向体现得更加明显。1870—1880年出口到英帝国成员的纺织品占英国纺织品总出口的比重从27%上升到37%，生铁和半成品的铁制品的占比从22%提高到31%[3]。如果只考虑制造品贸易，英国贸易逆差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3]。

国内的失业和贸易逆差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工业的担忧，很多人认为是英国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导致了英国制造业的衰落。根据1885年对工业和贸易萧条原因的调查报告，就业不足是现在经济萧条的最重要特点，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也十分让人担忧，这是因为外国越来越高的关税阻止英国生产工业品以及外国因为免关税承诺而不断侵入我们国内的市场造成的[27]。这份报告还提到了德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获得成功之后对英国的威胁，德国与英国国内以及殖民地市场的竞争日渐增长。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长时期的物价下跌，再加上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海外和国内市场上都受到了外国制造品的竞争，使得英国实业界产生了沮丧情绪。早在1877—1881年，英国国内就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讨论，这些讨论普遍不满当前英国的关税政策，提倡互惠和报复关税。这些呼声得到了一些工业中心的支持，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自由党政府也没有采纳相关建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两大政党为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代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实行无形帝国政策。与之相对的是同时期的保守党，关注帝国问题，强调要与殖民地保持紧密联系，并且不断扩张帝国势力。]直到1881年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成立，才最终在英国国内产生影响。

三、制造商、国家公平贸易联盟与保守党

(一)制造商与国家公平贸易联盟

1881年，英法贸易条约需要续签，因为不满条约部分条目，麦基弗提议建立一个组织来直接管理反对自由贸易的运动。他得到了几个工业家的支持，1881年5月17日，六位发起者在伦敦组织了第一次会议。在1881年5月31日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参会者们综合了工业和金融等多方面的利益，认为有必要向公众宣传英国单方面自由贸易的影响，同时讨论英帝国是否能在报复关税下独立发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该组织的名称为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并很快以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和启动相关活动的名义进行募款。

国家公平贸易联盟一经成立，便联合商会共同反对与法国贸易条约的续签谈判。国家公平贸易联盟认为，1860年签订的英法贸易条约明显对法国贸易更加有利，而英国因为强烈希望当时的法国能够转变为自由主义，本身已经牺牲了很大利益，现在既然法国表现出对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倾向，让英国牺牲更大利益是不公平的。因为国家公平贸易联盟意识到当时的英国贸易政策导致了贸易逆差和工业萧条，所以主张对那些向英国征税的国家征收进口关税。

1881年8月，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开始准备政策方案并向公众开放，在泰晤士报等报纸上发布宣言：(1)除非提前一年通知可以终止，否则不再续签任何商业条约，以保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维护英国的利益。(2)为了国内工业进口的原材料免关税，以保证英国制造商能在与其他国家制造商的竞争中取得胜利。(3)向对英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国家的制成品征收适当关税，但对愿意对英国制成品出口免税的国家免税。(4)对从外国进口的农产品征收适当关税，但对英帝国其他成员的农产品免税，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与英国制造品合理互换。这是为了将英国的资金、技术和工业转移到自治领，而不是一些对英国持敌对态度的保护主义倾向的国家;将农业进口国家从那些不愿意开放市场的国家转移到英国的殖民地[14]。这是一份代表制造商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宣言，这是对1846年以来英国实行的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否定。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主张，因为存在比较优势，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对双方都有利。现在英国制造商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已经造成了英国工业的损失。

通过分析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成立和当时的经济环境可以看出，英国保护主义复兴最初是由部分制造商支持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在于英国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工业长期萧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恰好英国此时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因此，很自然地，一部分商人开始意识到这两者的关系，质疑单边自由贸易的公平性。面对这种质疑，除了形成代表性社会联盟推动关税改革外，这一时期还形成了支持这一改革的经济学流派——历史经济学派。这一流派的学者包括阿什利和坎宁安等，他们复兴了英国重商主义的传统，并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资源。梅俊杰[2]将历史经济学派的立场总结为：自由贸易时代不过是英国重商主义悠久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国家政权在英国大国地位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角度批评正统(政治)经济学，敦促用归纳、比较、历史的方法重建经济学;英国应吸取自身历史经验，回到以重商主义方式促进国家利益的正道上;英国应该组成一个对内自由贸易、对外构筑壁垒的帝国关税同盟;英国只有重拾曾长期采用的贸易保护及帝国特惠这样的重商主义政策，才能维持自己已遭到威胁的世界优势地位。这一学派的主张为推动英国关税政策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新的代表性社会联盟增强了政策转向的社会基础，新的理论为社会联盟提供了论证合法性的工具，但政策最终的转向还要看社会联盟与政治的互动。

(二)制造商与保守党的联合

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建立不久，英国就进入了一段贸易复兴期。据就业统计数字显示，1874—1879年英国的确发生了一次长期的工业衰退，但在1879年之后，有一次明显的涨潮，1882年一般工会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2.3%[26]。虽然在这几年中，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印刷和发布了大量的小册子和文章宣传公平贸易，并没有引起大众过多的注意，当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相反，许多保守党更加偏爱关税政策。与保守党联合之后，公平贸易运动逐渐开始发展。与自由党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不同，保守党此时已经意识到了随着欧洲各主要大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工业化的展开，英国的经济霸权开始受到挑战。为了保持英国的霸权，保守党大肆谴责自由党政府的“无形帝国”政策，提出建立“有形帝国”的新政策。为此，保守党在19世纪70年代促成的政策有兼并斐济、建立南非联邦以及购买苏伊士运河以保障与印度的联系[28]。

丘吉尔是保守党中支持公平贸易运动的代表人物。1884年，丘吉尔公开呼吁人们关注英国制造业的情况，认为英国铁工业和丝绸工业死气沉沉，煤炭工业“有气无力”，呢绒工业也是“窒息无声”[20]。保守党成员与议会中的公平贸易者联合起来，在议会上对执政的自由党进行质询，要求议会对贸易和工业萧条的原因进行调查，但格拉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一致拒绝任何形式的调查。

1885年，自由党政府辞职，保守党获得一次短暂的执政机会，由索尔兹伯里组成的内阁在议会上立即宣布政府将对导致贸易和工业萧条的原因进行调查，即使自由党极力反对，最终还是专门成立了由诺斯克特爵士担任主席的皇家委员会对工业萧条的原因进行调查。

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一共有四版，最终发行了两份，一份是多数派报告，一份是少数派报告，多数派报告有18位成員签名，少数派报告仅有4位成员签名。两份报告都承认英国的贸易和工业处于萧条状态，收益下降，工人实际状况因为雇工率的下降而变差。对于衰退的原因，两份报告都认为有以下因素：过度生产、黄金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下降、英国工人运动发展导致企业负担大、运输费用下降以及技术教育的发展等。真正产生分歧的是关税和外国竞争是否导致了英国工业萧条[27]。

多数派仍然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认为关税并不是导致工业萧条的主要原因，主张萧条主要是贵金属也就是黄金需求上升导致物价相对下降引起的。少数派则认为英国的关税不利于制造商出口，英国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作为工业家和国际贸易商来说，他们机智灵活，毫不迟疑地采用最新方法制造和出售，竭力取悦客户，德国更是得益于灵活的信贷制度。德国和美国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用关税来保护新兴工业。少数派根据调查对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宣言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认为对外国制成品进口征税应该确定在10%—15%之间;也应该对相应的农产品进口征税，并且为了补偿国内食品价格上升，建议废除对咖啡、茶和糖的征税。这次调查因为自由党的反对没有在议会被讨论，但这显示了保守党对公平贸易运动的回应，两者的关系愈发紧密。

保守党政府的执政期非常短，1885年秋天又面临着重新大选，除了在发起调查上对公平贸易运动回应，并没有其他更多的行动。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在1885年大选中决定支持保守党，在选区为保守党宣传。1885年10月16日，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创办了《公平贸易》周刊，并在此平台上进行了大量关于财政改革也就是关税改革的宣传。虽然关于关税改革的问题并不是这次大选的主要竞选目标，但自由党政府联合科布登俱乐部，提出“面包贵”(Dear Loaf)的口号，从而打败了公平贸易的支持者，自由党最终赢得了这次大选。

188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案》，[该法案允许爱尔兰建立自己的议会和内阁，但其外交、军事和关税仍受英国控制。]这个法案遭到保守党的激烈反对，主张帝国统一的张伯伦等自由党议员也反对这一法案，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不久，张伯伦与支持帝国统一的自由党人组成自由党统一派，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支持保守党组内阁上台执政。

国家公平贸易联盟旗帜鲜明地反对爱尔蘭自治，为此进行了大量宣传。在《公平贸易》周刊公开发声：“在帝国内实行自由贸易以及在世界实行保护主义，这是公平贸易的最终目标，如果英帝国不团结以及在英国国内实行分裂政策，我们又该怎么实现这个目标”[14]?这次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地位，国家公平贸易联盟一时成为官方联盟，这也改变了公平贸易运动的方向。过去公平贸易支持者是在议会上对政府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进行集中攻击，现在由保守党执政自然不能再对政府进行攻击，也不能实行任何关税改革的措施，因为现在政府里有自由党统一派，这些人大部分支持帝国主义，但对关税改革怀有敌意。于是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只能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在国内面向大众进行宣传活动，举行了大量的会议，努力吸引商会和农业会所支持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运动在保守党上台后迅速发展，于1887年到达顶峰。在这一年，公平贸易运动经过长期宣传，获得了多方力量的支持。一方面，公平贸易运动获得了大量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特别是农业利益集团，因为他们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最大，强烈要求关税保护;另一方面，公平贸易运动取得的更大成就是获得了殖民地的支持。在1887年4月4日第一届殖民地会议上，好望角殖民地代表霍夫迈尔提出了一项非常积极且影响深远的建议，即通过商业联合实现帝国统一，即在英帝国内建立共同关税，向帝国以外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2%的关税，其中帝国关税用于日益增加的帝国防卫费用[29]。这项提议与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建议十分相似，在1887年4月28日国家公平贸易联盟为殖民地代表们组织的晚宴上，许多代表都赞赏国家公平贸易联盟所做的工作，赞成帝国商业联盟。

国内的一些组织逐渐接受了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提议，伯明翰保守党联盟在1887年6月27日的会议上接受了一项公平贸易提议，苏格兰保守党联盟在1887年夏季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公平贸易的提议。就连贸易工会都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解决外国产品的产业补贴问题。

公平贸易运动在1887年的成功一直持续到了年底，在牛津保守党联盟的年会上，激进的公平贸易支持者文森特提出一项决议：贸易和农业的萧条、长期的就业不足以及所有阶层的不幸，都表明大英帝国需要改革对外国进口商品和外国移民流入的政策[14]。文森特提出的决议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只有几个保守党议会成员指出，这将对保守党政府带来不利影响，决议最终以1 000∶12的票数通过。这次“牛津投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关注。

从英国公平贸易运动的兴起来看，这场运动主要代表了英国部分制造商的利益，促使他们发生转变的原因是英国经济的萧条以及欧洲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关税，进而导致在海外市场上面临的商品销售问题。不可否认，在这部分商人眼中，英国的确面临着不公平贸易，本国产品因为在外国市场(如德国和法国)面临保护性高关税而失去一部分竞争力，外国产品又能够自由进入本国，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能够通过施加报复关税形成谈判能力，进而降低外国的关税水平，打开外国市场的大门，这种方式的本质和以自由贸易吸引外国开放市场或者以坚船利炮强迫对方开放国门的行为是一致的。然而，这部分商人的要求遭到了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反对。

四、自由贸易者的反对

公平贸易运动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发展得越来越快，这激起了英国自由贸易者的反对。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统制造业衰落时，英国无形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这些无形产业的繁荣依赖全球市场，这种要求公平贸易政策就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将不利于英国的经济发展。

(一)无形产业发展

19世纪后半叶是英国制造业衰落的时候，同时也是英国无形产业强势发展的时候。黄金/白银的比率不断下降对白银本位的国家有损害，许多国家便被迫以黄金作为货币金属基础。德国在1871年采用了金本位，荷兰在1873年紧随其后，瑞士和比利时在1878年也采用金本位，法国采取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的确立为英国金融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虽然英国传统制造业有下降趋势，但造船业和航运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内大量就业。造船业的兴盛正好在公平贸易运动兴起之际，1875年9月30日，英国还没有任何钢船的制造，但到1876—1877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1880年，劳埃德船舶事业及海上保险组合的检查员检查了35 000吨的钢船，在1885年检查了166 000吨的钢船，也检查了934 000吨的铁船[20]。到19世纪末，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制造者、船舶所有者和燃料煤的供应者。像新兴的造船业这种市场利益在全球的产业并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况且英国当时几乎垄断了造船业，外国市场仍然对造船业打开，自由贸易对造船业来说暂时还是“公平”的。

英国造船业与资本的结合使得英国仍拥有霸权，商船大大有助于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和贸易，由此带动的货运、经纪人业务、保险、海运及其他业务收入占很大比例。1870—1901年，英国的企业和资金把许多国家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为非洲、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开发农业和矿业资源创造了条件。英国资本大都以供给修筑和运营铁路所需物资的形式输出，约占海外投资的46%—48%[30]。

英国的金融资本利益倾向于自由貿易，并且实际上是要求英国存在一定的贸易逆差。英国需要这些贷款国家用原材料出口换得的英镑结余来支付利息，伦敦金融城鼓励外国人民持有英镑，这就要求英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要大于出口，这样才能使得外国人民有英镑盈余。因此，英国金融资本家对于贸易逆差不像传统制造商那样感到悲观，认为就算出现了贸易逆差，也是无害的。1871—1875年，英国对外投资的平均收益为8 300万英镑，1901—1905年，这一数值为1.49亿英镑[3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约有一半的资产是海外资产，10%的国民收入来自对外投资的利息回报[32]。

(二)自由党的长期自由主义政策

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自由党在英国黄金时代的执政十分成功，所以对于公平贸易运动，自由党自然是全力反对的。自由党首领格拉斯顿在1881年10月连任时，就曾讽刺地说：“一个机构以国家公平贸易联盟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成立了。你会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先生们，我怀疑它与我们的老朋友——保护主义相似。保护主义在30年前就已死亡了，被埋葬了，但现在它又从坟墓中走出来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但有过地下环境的长期经历后，它试图显得自己比以前更有吸引力”[3]。

在自由党统一派因为爱尔兰自治分裂出去与保守党联合之后，这部分政治力量继承了原党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在1887年要求进行关税改革的“牛津投票”引起关注后，向保守党施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牛津投票”使得索尔兹伯里首相陷入了一个困境。此时的保守党政府需要自由党统一派支持，公平贸易的要求与自由党统一派并不一致。按照习俗，首相需要第二天处理这次会议的提议，大家都在期待首相对公平贸易者的回复。在一开始，首相还想同时保留这两方力量，在第二天首相的演讲中巧妙回避了这个问题，表达了对这次突然的贸易保护主义提议的不满，随后又对公平贸易者进行安抚，表示此时不是实行关税改革的时机，将在大众都接受的时候进行改革。

公平贸易者和自由党统一派都不满意首相的这次公开声明。自由统一派对保守党这种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不满，开始施加压力希望首相在公开场合拒绝公平贸易运动。布莱特是代表之一，他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写道：“您已经看到了保守党在牛津提出了什么，他们在倒退，就像一只狗吞食自己的呕吐物。他们对于新技术和新选择的接受程度十分缓慢，旧的思想仍然和他们联系在一起”[14]。

国家公平贸易联盟不想失去保守党这个盟友，此时文森特建议举行大型的公众集会以迫使保守党政府采纳牛津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但联盟的大多数成员反对文森特的建议。即使如此，保守党也开始与公平贸易者划清界限，最初首相提出了报复关税作为替代，但财务部大臣格申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在自由贸易者的眼中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1887年12月19日，在德比的一次会议上，索尔兹伯里首相最终明确地拒绝了公平贸易运动的主张。1888年1月，国家公平贸易联盟的领导人宣布暂停一切大规模面对大众的激进会议，建议只在选区内小范围宣传，自由贸易思想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公平贸易运动遇到的最大阻碍来看，是无形产业的繁荣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的盛行，公平贸易者认为，英国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已经渐趋衰落，自由贸易者却认为，英国仍处于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发展高峰。双方主体都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对英国经济作出判断，没有一方能够准确判断英国经济的状况。制造业的衰落和无形产业的繁荣是当时英国经济的总体概况，这种经济结构使得英国保护主义的复兴过程曲折反复。几乎在每一次关于关税政策改革的运动中，都会出现两派各自的观点。

五、转向帝国特惠方向

公平贸易运动在1888年走向衰落，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因为要获得保守党的支持，不再在大众中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保守党也没有作出相应回应。对于沃尔爵士在上议院提出的关于关税改革的议案，索尔兹伯里首相没有采纳。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公平贸易者决定与保守党分离。1888年的选举，很多公平贸易者弃票，既不支持保守党，也不支持自由党。但公平贸易的未来的确不乐观，贸易保护主义不受欢迎，于是大批公平贸易者试图联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帝国的关税同盟，其中包括文森特、麦克尼尔和李斯特。正是这一批人在1891年国家公平贸易联盟解散之后成立了帝国贸易联盟，转而以成立帝国关税同盟为目标，继续在国内活动，但这也没能拯救公平贸易运动的颓势。

1891年的贸易萧条让公平贸易运动的支持者们重新开始积极活动。公平贸易者宣称英国的工业受到了1890年美国《麦金莱关税法》[该法案通过提高进口关税、组合使用从量税和从价税以及扩大应税项目种类提高了关税保护程度，其中谷物关税的提高有助于抵制来自加拿大的竞争。]的严重影响，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也在上升，并且开始重申他们在1881年的宣言。加上索尔兹伯里首相在1892年5月18日演讲上表达对当前英国自由主义关税政策的不满，公平贸易者开始在选区大力宣传关税改革。

1890年，美国《麦金莱关税法》的确大大损害了某些特殊工业，例如布莱德福的毛丝工业，但因为美国关税水平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已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英国对美出口在19世纪80年代丝毫没有增长，美国自力更生的工业政策早就已经把英国出口商推往其他市场，《麦金莱关税法》不过是再推一把而已。此后五年英国对美出口的平均价值不过比前五年少了260万镑而已[26]。公平贸易运动并没有因为美国《麦金莱关税法》引起过多的关注。再加上1892年自由党的选举胜利，1893年4月13日，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正式拒绝了帝国特惠提议。帝国贸易联盟领导人在1893年11月24日解散了该联盟。所以即使英国经济在1891年后陷入了萧条，投资活动停滞，价格下跌[26]，在接连失去了两个阵地之后，公平贸易运动也几乎再也没有什么起色。

公平贸易运动的政策主张在当时没有被实行，但从英国历史来看，公平贸易运动和历史经济学派的主张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33]，其部分建议也符合英国的长期国家利益。Bairoch[21]认为，除了意大利，总体上欧洲国家采用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加速了前10年的增长，这些国家在后10年中进一步加强了保护主义措施，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了。

六、结论：对外贸易政策的社會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一场农业过剩危机打破了由英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美国内战前的农场主构成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跨国联盟，欧洲大陆国家纷纷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品市场，而被称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发源地和堡垒的美国一直维持着高额关税[21]。原本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占有全球市场的英国制造业开始出现增速放缓，制造商开始质疑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英国的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不公平的、不利于英国的政策，于是由这些商人领导联合农场主、部分工人和农民组织了一场公平贸易运动，这场运动获得了历史经济学派这一新理论流派的支持，契合了短暂执政的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开启了英国对外贸易政策向保护主义的回归。公平贸易运动对英国现状的调查和分析有真实的一面，而其部分政策主张也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

公平贸易运动最终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这是因为工业先发优势为英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联盟，包括渴望出口和贸易的工业家、伦敦的金融家和货运商以及渴望获得廉价食品的大部分劳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自由贸易提供理论支撑，自由党的政治家们为获得这一联盟的支持也坚守着自由贸易政策。但当自由贸易政策变成了一种信仰，他就会妨碍人们对英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实力的准确判断，从而使更符合英国长期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被大大推迟了。

参考文献：

[1]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38.

[2]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47-198， 178.

[3]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 [C].王宏伟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196， 44， 76， 48，76-77.

[4]Cunningham， W.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M].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05.1-99.

[5]Kindleberger， C. P.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1820-1875[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5， 35(1)： 20-55.

[6]张云宜.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J].史学月刊，1984，(4)：89-94.

[7]王铁军.政治策略与社会联盟——英国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J].国际政治科学，2014，(1)：24-45.

[8]孙莹.从自由贸易到帝国特惠——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英国经济界主导思想的转变[J]. 甘肃社会科学，2020，(1)：198-204.

[9]Marrison， A. J. Businessmen， Industries and Tariff Reform in Great Britain， 1903-1930[J]. Business History， 1983， 25(2)： 148-178.

[10]Coats， A. W.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ariff Reform Campaign of 1903[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8， 11(1)： 181-229.

[11]Brown， K. D. The Trade Union Tariff Reform Association， 1904-1913[J].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970， 9(2)： 141-153.

[12]Capie， F. The British Tariff and Industrial Protection in the 1930’s[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78， 31(3)： 399-409.

[13]Rooth， T. British Protectio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verseas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1930’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1-100

[14]Zebel， S. H. Fair Trade： An English Reaction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Cobden Treaty System[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40， 12(2)： 161-185.

[15]Amery， J.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umes V(1901-1903) and VI(1903-1968)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210.

[16]Brown， B. H. The Tariff Reform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881-1895[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1-152.

[17]Gourevitch， P. A.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J].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77， 8(2)： 281-313.

[18]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8-374.

[19]钱乘旦， 许洁明.英国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251-357.

[20]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M]. 姚曾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4-321， 319， 322，89.

[21]Bairoch， P.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0， 45， 50， 32.

[22]Howe， A. Free Trade and Liberal England， 1846-1946[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73.

[23]Iliasu， A. A. The Cobden-Chevalier Commercial Treaty of 1860[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71， 14(1)： 67-98.

[24]Hopkins，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0， 33(4)： 463-490.

[25]杰拉德·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M]. 乔吉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4.

[26]克拉潘.現代英国经济史(下卷)[M]. 姚曾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17，17，20，25.

[27]Medley， G. W. Fair Trade Unmasked： Notes on the Minority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epression of Trade and Industry[M]. London： Cassell， 1887.11-13， 21.

[28]张红.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J].史学月刊，2000，(6)：108-113.

[29]Tyler， J. E. The Struggle for Imperial Unity (1868-1895)[M]. London： Royal empire society， 1938.127.

[30]Pollard， S. Capital Exports， 1870-1914： Harmful or Beneficial?[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85， 38(4)： 489-514.

[31]Deane， P.，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M]. Cambridge： CUP Archive， 1962.36.

[32]Cairncross， A. K.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3.

[33]高岱.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4.

(责任编辑：孙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1.08.003

[引用格式]刘强，谢雪. 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1881—1891年英国公平贸易运动 [J].财经问题研究，2021，(8)：22-30.

收稿日期：2021-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看西方的崛起和中西大分流研究”(15AJL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英国与中国财政制度的历史比较研究(1492—1815)”(17CJL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竞逐海上：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1625—1684”(15YJC790059)

作者简介：刘 强(1984-)，男，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E-mail：lqdufe@163.com

作者：刘强 谢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