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传播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本文是以辽东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在内容方面，建设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以技艺为形式和纽带、以知识为理念和目标的文化传播的内容。在途径方面，建立语言交换生基地、创设教师交流平台、实施专业交流机制、语言学习基地、技能培训基地、文化交流基地等多渠道途径是主要思路。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个性化传播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个性化传播研究论文篇1：

繁荣而活跃的网络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随着Web2．0时代各种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正在呈现不断繁荣的态势，其研究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本文概括了2006年我国网络传播发展的总体特点，归纳了这一年网络传播研究的整体情况，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网络传播；web2．0；博客；媒介融合

1994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其技术属性日益鲜明，社会影响日益深刻。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研究在经历了10年的发展之后，骤然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随着Web2．0、3G技术、宽带技术等各种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网络融合等趋势的明朗，我国网络传播的研究视野也随之更加开阔。

有研究者认为：“2006年是中国互联网步入新阶段后进一步发展的一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中国网络媒体和网络传播继续展现出空前的活力，蓬勃向前。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进一步朝着理性和规范的方向前行。”

2006年我国网络传播发展呈现新的特征：1、在网络传播技术方面，其宽带化、移动化、互动性等技术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2、在网络内容发展方面呈现出参与性、创造性、视频化等特征；3、在网络传播发展方面热点迭出，博客传播、手机媒体、媒介融合、网络实名制等不断成为社会和研究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而网络侵权、网络恶搞、网络示丑等现象也成为如何加强互联网管理的争论焦点。经历了2006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网络传播在发展的繁荣中呈现理性的需求，并逐渐迈向规范之路。

然而，我国网络传播业的发展迅猛，热点现象迭出不穷，网络传播的成就与问题相互交错呈现，也使得网络传播的研究者疲于进行应对性解释，对网络传播现象的跟踪、阐释较多，对网络传播深层次的研究较少。研究总体上呈现繁荣和活跃，但是其研究分量和研究成果仍显轻微。在研究方法上，2006年的网络传播研究仍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的方法相比以往有所增长。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性特点，我国网络传播的研究者较多的采用“比较”的视角考察网络传播。

下面分为若干问题阐述2006年讨论较为集中的网络传播问题。

1、聚焦web2．0：拓展网络传播技术和应用的新时代

在互联网的Web2．0时代，我国的网络传播发展也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势头。有研究者将web2．0归纳为：一、理论基础：六度分隔理论、公共版权、长尾理论。二、典型应用：blog-博客，wiki-维基，tag-互动标签，SNS-社会性服务网络，RSS-联合组织规范技术。三、实践特征(与web1．0和传播媒介相比较的实践优势)：参与性、自组织性、真实性、免费性、开放性、粘性、去中心化、聚合性、创新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以微内容为基础。

Web2．0为我国呈现了新传播时代的实践图景。关于Web2．0，研究者认为，“这种让全民共同决定和编织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让每个个体的知识、热情和智慧都融入其中，让人们在具有最大个性选择的聚合空间内实现共享，这恰恰是新传播时代的价值真谛。”“Web2．0必然用一种新的形式带给我们一个高效、新鲜而有活力的传播场域，新的传播时代即将到来。”

其他如网络BT、维基百科、Flash新闻等研究，都是在web2．0大的传播技术背景之下展开的。研究者认为，新一代互联网，将使网络的能量再次成倍增长，而Web2．0，则更多的是信息互动传输，即应用方式的新变革，它可能会对网络中人与电脑、人与信息、人与人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变革推动力。

2006年的Web2．0及其时代的研究及论述，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随着Web2．0各种技术和应用的逐步推广，相关研究还将继续深入。

2、网络新闻传播地位：从边缘到主流

2006年中国新闻奖首次将网络新闻作品纳入评选，并且评出了三类(网络新闻评论、网络新闻专题、网络新闻专栏)首批13件网络新闻获奖作品。这次评奖标志着网络媒体作为我国重要传媒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反映了自2000年以来网络媒体快速的发展及其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力的现实。

研究者认为：“网络新闻奖的评选将有利于强化新闻网站对于自己作为独立媒体的角色、地位的认同感，促进网站责任感的加强，促进网站的主动性与创造能力的发挥，使网络新闻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网络新闻的原创能力得到挖掘与拓展，这将促进网络新闻业务的进一步繁荣。网络新闻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网络新闻的业务模式、行业标准以及发展走向的一个示范。”网络新闻作品纳入中国新闻奖评奖序列，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评奖本身，它表明网络媒体在新闻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肯定和确认，是对新闻事业的促进和发展。还有研究者参照国际视角研究认为：中国新闻奖首评网络新闻，反映出有关管理部门、行业上下和主办单位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和开放精神。

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对建构我国网络新闻的评价体系的课题展开研究。

3、微内容：长尾理论开始发力

在2006年，互联网微内容成为一个新鲜话题。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所生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这些零星散乱的数据众沙成塔，成为网络神奇力量的真正来源。而当一种工具出现以后(如它的第一代产品的代表Google)，微内容便羽化为蝶，登上社会发展的大舞台，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主角。显然，对于“微内容”的聚合、呈现、利用的有效工具的打造终将成为拯救互联网未来的英雄。

还有研究者认为：“微内容是互联网所独有的内容产品，是Web2．0的创新技术使互联网凸显出来，并日益呈现出其作为互联网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潜力。”这个概念从长尾理论的新视角，重新诠释了互联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另有研究者对微内容塑造传媒业形态的力量寄予期望，认为在互联网上，俗称“草根”的“微内容”开始表现出经营性价值，微内容的出现可能会空前改变传媒业的产业形态。

4、博客传播：web2．0时代的传播先锋

　2006年对于网络传播媒体的研究中，博客、播客、维客和手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前三者被称为web2．0时代的三剑客，而手机则是因其“影子媒体”的身份而进入了网络传播媒体的研究视野。

这年网络传播的许多研究都和博客密不可分。不管是网络新闻的博客化，还是网络传播的博客化，都将2006年的网络传播深深打上博客的烙印。

研究者认为，博客的普及不仅仅改变了互联网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促成了人类传播模式从大众传播到博客传播的改变。博客的本质就是个人的“虚拟主体”。拥有博客，一个

人就有了虚拟和现实的双重主体。随着博客应用不断主流化，基于个人博客的博客传播(典型的大集市模式)，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化传播理想。

还有研究者认为，博客现象的兴起为满足个人传播需求提供了新的更为宽容的传播方式。在新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原先无法顺利实现的许多传播需求被不断地激发和满足，并逐渐转换成产业行为，由此再衍生许多大媒体产业的热点现象。研究者通过分析新闻博客对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补充作用、议题的解构、构建作用、传播格局的突破作用、话语宰制的消解作用的分析，揭示出这一网络传播形态对新闻价值观与媒介格局的影响与改变。也有研究者对于名人博客现象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有研究者通过对2004年和2005年的博客研究的考察发现，国内的博客研究，主要还是在传播学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研究视野主要是新闻传播这个维度，显得单一而狭窄，而国外的博客研究开始延展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人种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视角。

5、播客传播：网络传播新焦点

在经历了2005年的“播客”元年之后，2006年的播客话题依旧火热。研究者认为，与当年博客的推广相比，这一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尽管业内目前尚未找到成功的盈利模式，但播客的技术优势仍不容小觑，并且从理论上讲也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研究者认为，未来播客的盈利模式必将是多元化的，并从个人用户收费、在线广告收入、内容出版、无线增值服务、商业应用、资本运作、与传统媒体合作等方面对之作了探讨。

研究者认为，播客具备WEB2．0时代传媒形态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的信息传播方式，以音视频为主的信息传播内容，与其他传媒形态的交融性等等。从发展轨迹来看，播客的来势甚至比当年的博客更为迅猛，这种新传媒形态值得我们关注。研究者认为，在实际发展中，Podcasting逐渐成为一种互联网上的传播形态。当前传媒形态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从广义的角度看，一些博客网站中的音频博客和视频博客也属于播客，播客与网络电台、网络电视也有相当的融合。综观中国的播客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展势头迅猛，但无论从网站数量、播客数量、播客节目的内容、传播方式来看，播客在中国的发展其实还处于初始阶段。

还有研究者认为，播客与“草根”紧密相连。在一些极力追捧个性化的人们眼中，“播客”比“博客”更加令人激动，因为这是从用笔杆子记录生活到用声音展示生活的革命性跨越。在中国，2006年2月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网络电台和互动社区——银河台网站(www．radio．cn)全新改版上线，并加入了大量播客自制元素。不仅如此，美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在积极尝试播客教育了。与此同时，播客极具潜力的商业价值也正在被挖掘。

在博客研究过程中，有的研究者通过大量文献阅读、消化，对欧美博客研究现状及其最新进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评述，提出了我国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域，试图对我国的博客实践、博客传播的公共规约体制的形成以及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6、维客传播：公共与开放的领地

作为Web2．0时代的新的网络传播方式，2006年的维客传播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认为，“维客”不只是一种技术、一种系统，更是一种开放的工作、交流方式。

有研究者从网络新闻的角度探讨了维客技术的意义，认为wiki技术是一种新的信息发布和维护技术，具有迅速、便捷、可匿名编辑的特点，而wiki新闻是wiki技术在新闻领域的运用，具有国际性、快速编辑、公开、中立、志愿和自由的特点，是一种群体协作创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参与式新闻。但是，wiki新闻目前具有可信性危机和缺乏原创性的缺点。wiki新闻的出现，使公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知情权，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一种突破，而wiki新闻并没有能力替代新闻记者和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把关功能和社会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还有研究者从网络话语的角度审视维客传播的话语空间。研究者认为，聚焦当下网络传播领域的一些新兴现象——播客、视客及维客，为当下网络话语空间带来的新特质。网络话语空间不断民主化的进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若干悖论：话语空间日益开放的背后是受众面的日益窄化；技术支持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实际操作的精英化倾向；在话语场域的公共性之外是实际话语倾向的私人性。

对于维客传播，也有研究者从其教育功用入手进行探究。维客是博客之后的又一种新的网络工具，它独特的优势必将成为网络教育、特别是网络学习的强有力的手段；同时维客作为Internet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以及其内在的维客精神，也必将对网络教育的学习方式乃至教育理念产生重要影响。

7、公民新闻：展现新的新闻图景

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公共新闻、民生新闻是当前比较相关的几个概念。而在网络传播时代，网络所提供的最大可能的广泛参与性，则成为公民新闻勃兴的关键原因。

有研究者认为，公民新闻是网络时代新闻定义的新突破。“公民新闻”的出现，扩展了传统的新闻学理论中的新闻定义。由于采写新闻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做的，许多网民在散发新闻时把自己的情感兴趣，不加专业修饰地夹杂在新闻当中，这对新闻定义的主要因素“客观性”提出了挑战。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新闻的受众也越来越依据自己的兴趣形成小众化发展趋势，新闻在公民网上呈现非一律的状态，即呈现个性化、社区化的特征，这对传统的新闻定义的外延给予了新的扩展。现在我们公认的新闻定义建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上，从发展趋势看，互联网将成为互动性最强、受众最广、信息承载量最大的传播媒体，新的传播方式将对新闻定义重新解读。目前，“公民新闻”对新闻定义的影响已初见端倪，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民数量的进一步增多，新的新闻定义必将出现。

研究者认为，“公民新闻”涵盖了包括“博客(blogs)”、“维客(wikis)”、“播客(podcasting)”以及公民网等多种网络新媒体形式。

还有研究者从公民共享新闻的视角，对公民新闻现象进行解读。他们认为，随着摄像手机、DV、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公民共享新闻在全球方兴未艾。有的研究者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对以公民参与、公民报道、公民传播为特征的公民共享新闻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探讨了公民共享新闻对国内媒介生态建设的意义。

8、奥运网络传播：渐渐火热的传播研究话题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对北京奥运会进行研究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课题。

有研究者从网络传播的受众特点、传播方式和多媒体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网络传播是奥运新闻传播的最佳模式。研究者认为，网络传播将改变传统奥运新闻传播方

式和奥运新闻传播对电视媒体的依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络传播的创新点，在于创建功能强大的奥运官方网站、谋求与国内外网站的广泛合作、进行多媒体技术的创新与运用。

还有研究者则从奥运会网络传播的历史线索人手，对奥运网络传播的前景进行展望。他们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使网络图像能够轻易地跨越国界相互传递，这对现行奥运会按照地区单独销售电视转播权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为了保证电视转播商的利益，国际奥委会对网络转播一直保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得奥运会网络传播发展十分缓慢。搜狐公司成为北京奥运会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意味着互联网公司正式登上了奥运会商业开发的大舞台，奥运会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已不可阻挡。从我国互联网技术应用状况、互联网用户数量及奥运会网络传播的政策环境等方面衡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实施网络传播的条件十分优越，北京奥运会网络传播的前景光明。

另有研究者认为，北京奥运传播理念须从传统的线性宣传模式转移到多媒体共融的新传播模式，整合internet、IPTV、博客、播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等多种新媒介形式，树立北京奥运的数字媒体观，建构新媒体·新奥运·新传播的盛大图景。应该借助北京2008年奥运会，建构多媒介互生共赢的北京奥运传播体系。

9、媒介融合：一个和网络传播密切相关的话题

2006年，融合成为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研究者认为，媒体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各类媒体边缘淡化，并相互渗透融合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研究者认为，从多个角度来看，融合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这才是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合”与“分”，最终指向一个趋向，那就是，信息企业大联合之后的再分工。新一代电子报纸是报纸与网络融合的新方式。而新一代电子杂志则是超越杂志的新媒体形式。不过，媒介融合还只是一个发展趋势，完全的媒介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研究者认为，“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我们可以更多更方便地根据信息内容传播的需要来选择和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媒介，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与传播的载体分离，载体的使用将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内容。”

对于由媒介融合引发的产业融合，研究者认为，经历了150年的历史进程，电信业和传媒业终于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从各自独立的产业状态逐渐发展为大媒体产业。基于产业融合而诞生的大媒体产业是一种具有跨国家、跨产业、跨媒介特点的新型产业生态和产业群。

总体而言，媒介融合、融合新闻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网络传播的作用。但从宏观层面看，媒介融合仅仅是产业融合的一个层次，现在对于融合的探讨，还停留在业务层面和物理层面，真正对于产业融合未来趋势和具体措施的探讨尚待进一步深入。

10、融合新闻：使新闻回归了新闻者本身

媒介融合为新闻传播业带来的深刻变化备受关注。研究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促使新闻媒介融合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一批学者正致力于研究两个新课题：“融合媒介”(convergence media)、“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malism)，并已经获得了第一批成果。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从2005年开始新设了融合新闻专业，致力于新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限于实践发展的进程相对滞后，尚未充分展开，还有待探索和突破。

融合新闻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融合新闻’对媒介规制和内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融合新闻’对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融合新闻’需要公民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融合新闻是一种更接近于新闻本质和新闻最佳形式的新闻，正因为此，融合新闻使得新闻回归了新闻者本身。在业务层面，新闻融合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融合新闻’的前提和基础是‘融合媒介’convergence media)。”在物理层面，媒介融合成为讨论的焦点。论者认为：其重要含义之一“就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而在产业层面，不同产业之间依托网络融合而产生的产业融合则如水下之冰山，潜潜移动。”

其他研究者也从理性的角度对媒介融合进行了思考，或从世界杯报道的角度分析了媒介融合的有效应用。

1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互联网的理性与规范发展之路

在法律层面，网络传播的法律规范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有研究者对近年来的网络侵权案例进行了述评，认为在“法律无法预期网络发展”的时代，司法实务往往走在了立法的前列。不过对于非判例法传统的我国而言，法院并不能确立规则，也就不能保证判决的一致性。最终借助立法，从而给网络行为以规制，才是给人们生活以预期的稳靠之法。

还有研究者对如何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进行了辨析，同时对如何使用避风港规则进行了介绍。他们认为，利用一种侵权的方式获取盈利，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不能长久的。要转变这种经营模式，在短期内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它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2006年5月10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由国务院第13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研究者认为，《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立法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综合了立法和司法实践大量经验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网络环境下方方面面的矛盾。《条例》为建立一个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同时也有利于作品广泛传播，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网络环境，确立了操作性很强的法律依据。

还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但立法相对滞后，使得互联网成为侵权盗版的重灾区，与网络侵权相关的事件不断出现。如何调整好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条例》的颁布和实施适逢其时，成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网络传播作品的潜能，满足人民群众使用作品的正常要求”的一把尚方宝剑。

12、博客实名制和博客官司：自由和责任的博弈

正在讨论中的议题包括实名制管理的适用范围；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登记身份信息的内容；登记真实、准确身份信息的保障措施；管理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实施的时间安排等。

但是博客实名制却引起了各方的热议。支持方认为实名制将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反对方认为实名制将损害博客的发展；折中者认为实名制不失为一种好的管理模式，但是要慎重施行。这种争论是现有网络利益格局在现实中的反映和折射。

有研究者认为，伴随Web2．0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

变化，政府面临着“如何管理”的难题，网站面临着“如何赢利”的压力，网民面临着“如何表达”的选择。总之，三者间的关系必然随着互联网的新发展而进一步调适。其实，博客实名制不仅是博客的问题，而是网络实名制或信息传播领域实名制整体管制思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还包括网络、手机、小灵通等信息传播平台和终端工具实行实名制的问题。由于手机短信诈骗日益猖獗，因此2006年手机实名制成为信息产业部规划中的“阳光绿色网络工程”中的一部分。

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实名制的实施，使得网民在发表违背道德甚至法律的时候有所顾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网络道德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利用互联网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使社会公共文化得到净化，网络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也就间接的将网络的社会责任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将是媒体与受众社会责任的双重回归。

另外一个和博客密切关联的话题是博客官司。2006年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堂发状告中国博客网的“国内博客第一案”引起各方关注。

研究者认为，博客通过服务器发布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可能一一审查、核实。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他人的言论在博客发布前进行审查，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研究者同时建议，博客名誉侵权的受害人在寻求法律救济前，可以首先尽量通过网络行使回应权，进行自助救济。最后，博客用户、网络服务提供商以及整个互联网行业都需要自律，应该以自律换取更大自由。

还有研究者认为，博客问题是网络法律问题的缩影，网络法律问题是现实法律问题在网络世界的影射。坦率而言，我国的法律还没有与社会生活完美地契合。在前所未有的立法忙季，如何在保证立法效率的同时，兼顾法律的适用性，使法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社会生活，值得我们深思。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著名记者安德雷斯·克鲁斯(Andreas Kluth)认为，Web2．0将从2007年开始改变主流社会。人们普遍认为，Web2．0是基于所谓的“参与性架构”的新网络。正因为这一点，Web2．0被认为有“生命”的互联网。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Web2．0浪潮的盎然兴起，为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加宽广活跃的舞台。我们期待着2007年网络传播的新发展。

作者：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100872

付玉辉　中国网通集团综合部高级主管、传播学博士

邮编：10004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陈力丹　付玉辉

个性化传播研究论文篇2：

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

摘要：本文是以辽东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在内容方面，建设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以技艺为形式和纽带、以知识为理念和目标的文化传播的内容。在途径方面，建立语言交换生基地、创设教师交流平台、实施专业交流机制、语言学习基地、技能培训基地、文化交流基地等多渠道途径是主要思路。在策略方面，运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的策略以及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对比的策略进行研究。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化传播

关于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国际教育这方面研究，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在国外的开展和研究比我们早很多，但是各个国家对这个学科的研究与建设存在很大差异，学科建设还不成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我国从建立到发展三十多年的历史，所以对于学科和专业建设还是在发展和完善中，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也增添了新内容，孔子学院成为汉语传播的新途径。但是无论怎么发展和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的核心是教学研究，国内对该学科的研究还在争议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研究价值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目前全国开设该专业的学校超过300所，并且高校的专业设置逐年增加，加上社会诸多培训机构的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可谓遍地开花。但是其中设置对韩汉语方向的院校，或者说人才培养明确面向朝鲜半岛的只有两所：延边大学和辽东学院。然而延边大学的对韩汉语招收的是母语为朝鲜语的学生，所以从专业方向设置和招生对象看，辽东学院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国际教育在全国尚属首例。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是在迅速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地区地方特色、能够发挥地域优势的新途径，促进辽东学院汉语过教育专业的科学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最大程度发挥教育的创新作用。同时，有效完成中国文化传播的责任和义务。

二、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的不断建立，文化传播和推广研究著述开始涌现。尽管对外汉语发展了三十多年，汉语国际教育尚处在发展初期，但是“汉语国际推广”概念自提出至今历时不足十年，其间研究成果颇丰。由于对外汉语最初的发展都是面向英语语言的国家，所以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推广也是这个专业研究的主要方向。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开始关注小语种国家，一些小语种国家的汉语推广以个性化的教学研究成为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内容。即便这样，不管是面向英语语言国家，还是面向小语种国家，以语言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较多，而基于文化和文化对比进行的研究的成果还是不多的，特别对朝鲜半岛的文化研究，基本的方向是面向韩国，而对韩国的研究又是近年“韩流”对中国的影响居多，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文化和文化对比研究是比较弱的。

目前辽宁省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学校有十所，招生分两类，一类是招收留学生，成立了国际交流中心；一类是招收母语为汉语的对外汉语师资，其中辽大、沈师、大外和辽东学院既有国际交流中心，又有招收母语为汉语的对外汉语专业。在对母语为汉语的汉语国际教学中，人才培养主要围绕对英语语言环境的汉语师资。课程设置基本是语言和文学的架构，语言以汉语为本体、英语为工具。只有辽东学院是对韩汉语师资。所以从专业方向设置上，辽东学院的对外汉语（对韩汉语）具有区位和地缘特色。

三、研究界定

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研究对象是汉语国际教育，这里既包括面对中国学生的培养对外汉语师资的汉语国际教育，也包括面向留学生的汉语教育，研究范围定位于面向朝鲜半岛，同样，这里既包括“请进来”的朝鲜半岛学生，也包括已经和即将“走出去”的中国师生。由于地域优势和地缘特色，本论文的研究载体是辽东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国际交流中心留学生。中国文化传播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学和专业建设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如何在专业建设和教学中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途径和策略是本论文对研究核心的基本界定。

四、研究目标

整体设计一个适应朝鲜半岛发展需要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化传播建设方案，促进专业持续发展，增强专业建设内涵，发挥专业桥梁作用。以辽东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国际交流中心汉语教学为载体，以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国际教育为研究对象，以面向朝鲜半岛为研究方向，以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传播为研究目标，以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途径和策略为研究核心，以达到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五、研究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研究：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一体两翼”模式下拓展跨文化交流的内涵，建设以语言为媒介和工具、以技艺为形式和纽带、以知识为理念和目标的文化传播的内容。包括语言工具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与语言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任务；文化知识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目的，传统文化知识是传播的主要内容和理念；文化技艺传播：作为文化的形式，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艺术是文化传播的纽带；生活世相传播：作为文化的表现，进行发展中的民风民俗传播。

中国文化传播的途径研究：由于丹东地区毗邻朝鲜半岛，“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文化传播是既符合国家战略，也具有地域特色的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针对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走出去”国家汉语推广战略的主要形式，作为第一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韩国目前已经有16个孔子学院，汉语教育非常广泛。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让我们的师生“走出去”是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建立语言交换生基地、创设教师交流平台、实施专业交流机制等多渠道途径是本部分的主要思路。针对朝鲜半岛来丹东的人员，“请进来”是主要途径，针对这部分学员对中国文化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感知、观光、震颤、修正、拒斥、接纳的复杂的系统过程，无论是何种汉语学习的目的，我们都从语言基础教学到技能掌握，从日常交流到文化接受，建立语言学习基地、技能培训基地、文化交流基地是主要途径。

中国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运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的策略：从文化的异质性入手，缩短文化距离，避免文化冲突，打破单一文化的思维模式进行传播。运用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对比的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端和影响的对比角度进行文化传播。根据学习对象和学习目的不同的差异教学策略：由于本课题中华文化传播的对象不同，进行汉语教学时候运用因材施教的策略。

六、研究视角

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汉语国际教育本身是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和交际，但是在“汉文化圈”背景下的面向朝鲜半岛的汉语教学又具有异质文化的同构、同源不同流的特点，所以这种跨文化传播又区别于其他中国文化传播。

中朝韓文化对比的视角：在“汉文化圈”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语言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教育文化等等，无论是语言教学中，还是技艺传授中，运用对比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见异。

七、研究思路

这个研究明确定位于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研究，并遵循以下主要原则：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的研究思路；以行动研究为主的实践研究策略；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国际交流中心留学生为载体和研究对象的研究进程。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显示出的重要作用使汉语走向世界成为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正常的学制中，而汉语国际推广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项事业，其发展势头持续强劲。针对目前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同时，着力加快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拓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国际新形势下的重要问题。丹东地处中国和朝鲜半岛边境，近年与韩朝的经贸、教育往来愈加频繁，本论文旨在运用地缘优势，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适应朝鲜半岛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文化传播研究，为汉语国际教育输送优秀人才，为繁荣边境文化寻找更多新思维，为中国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提供新动力。

参考文献：

[1]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王治理.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3]赵金铭.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述略[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5）

[4]亓华.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唐智芳.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张幼冬.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文化传播[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5）

（作者单位：辽东学院）

作者：张芳

个性化传播研究论文篇3：

作为游戏的传播：基于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在短视频的传播研究

摘要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一度霸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在未经官方查明证实前，在短视频中出现了众多关于该事件的“合理化想象”。通过对该事件的传播研究，笔者发现其具有斯蒂芬森传播游戏理论的特征，也充分反映了作为游戏的传播，是现代传播社会尤其是网络传播的主要形态。神话、好奇心、谣言传播等因素共同表征了作为游戏的传播。

关键词传播游戏理论；传播仪式观；神话；谣言传播；猎奇心理

1 研究综述

传播游戏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威廉·史蒂芬森1967年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中提出。其认为以往大众传播只专注于传播与说服，而对传播的娱乐性功能探讨甚少。因而，其将娱乐性功能作为自己的立论之本，提出了传播游戏理论，并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对传播与游戏的关系进行探析。史蒂芬森认为大众传播最佳之处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主动地沉浸式参与游戏的可能，能够令人愉快。其将大众传播分为两个面向，一种面向是工具性传播，一种面向是游戏性传播。在传播作为一种工具时，人们是非愉悦的、被动的；在传播作为一种游戏时，人们则是愉快的，主动的。基于此，他提出传播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游戏化的过程。传播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传播主体的娱乐心理，促使其做出玩笑和消遣的行为；传播过程的契合，是一种自我取悦的个体选择，在此过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不太关注社会规约和外部因素干扰，而致力于从主观心理出发，做出一系列传播活动；传播的效果动因，是基于游戏传播的规则和传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产生，当双方进行一种互相认可的游戏化传播时，互动则会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效果的产生。尽管史蒂芬森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学界众多批判与质疑，认为其过分夸大了作为游戏的传播的作用与影响，而继续主张传播仍然是工具属性存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播作为一种游戏属性存在正在进入传播业态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的发展，为传播游戏理论的证实提供了更多可能。

1.1 关于新媒体社交平台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传播游戏理论研究最多的领域是社交媒体的研究。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平台中传播游戏理论的呈现与运用，一种游戏化的逻辑规则如何对社交媒体的不同面向产生影响。譬如从传播游戏理论视角对社交媒体平台中对“网红”的解读与探析。董田田、路凤萍[ 1 ]认为，融媒体有利于促进体育传播，目前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新媒体平台中被自然过渡和塑造成“网红”，让运动员拥有了双重身份。在运动场上他们是运动员，而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中，他们则一方面承担着运动员的标签，一方面又是网红。这种网红是一种全民娱乐化自然形成的结果，例如“洪荒少女”傅园慧、“田径界的泥石流”张国伟等。这些运动员可能在比赛中无法保证夺冠，但其作为传播游戏理论的实证，通过对自我形象的游戏化、娱乐化，让其不为人知的娱乐一面呈现在了社交平台中。刘明[2]认为：“自媒体时代数码影像尤其是微视频的娱乐化与游戏化表达呈现出个性化、草根化、社群化、视觉化等特点，人们参与这种传播活动并不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而是在消费娱乐内容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即将传播作为一种工具的观念转变为了单纯的游戏观念。其将人们在微视频中的传播看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狂欢文化，是对主流媒介影像的挑战。自媒体在展现自我个性的同时，以自由游戏式的狂欢呈现，实现对传统影像规约的跳脱。郭桂萍、王倩[3]认为，抖音平台之所以爆火，是由于其平台内容生产的传播游戏理论逻辑规约。抖音平台中存在着话题模仿挑战游戏，这促使网民在进行社交互动行为时产生巨大的愉悦感；音视频模拟剪辑制作游戏，一种更高层面的自我满足的愉悦感，以往的图像模式已经无法让用户满足，这也反映了社交平台进一步的游戏化娱乐化趋势。陈肖鹏、刘红霞[4]认为，传播游戏理论视角下，对于新浪微博的传播具有促进效果。譬如新浪微博对世界杯传播报道便是一场关于盈余的“游戏”，满足用户对愉悦、娱乐的需求和对游戏的需求；新浪微博在俄罗斯世界杯报道期间，体现了传播游戏理论中主观、个性的“选择性会聚”，让用户在游戏与娱乐的过程中促进了自己的发展；非功利性的传播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游戏娱乐环境；利用微博话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技术传播乐趣，用户从游戏娱乐中得到了愉悦。

1.2 关于视听媒介的研究

蔡盈洲、诸廉[5]认为，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电视剧的社交媒体传播不仅是一种“赋权”，还是一种游戏。史蒂芬森认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应该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主观性游戏。”这种主观性游戏是不带任何没有功利目的，单纯的是为了追求个人心理上的愉悦。这就意味着，传播不再仅仅作为工具属性存在，还可以作为传播快乐的游戏属性存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电视剧接受、对话包括用户在接受过程中自我与剧中人物的虚构性对话，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电视剧话题讨论和进行与电视剧有关的娱乐性、游戏性的互动等。通过这种互动，让一些因为具有相同的观点、价值观和兴趣的人结成一个社区或者不同的社群，通过这种形式，让人在传播中得到愉悦。并且在通过这种对话和社交的传播游戏中，受众获得了自我的实现。武文[6]认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受众全情地投入，反复阅读某一信息或者观看某一剧情，一直在重复并没有带来新的信息内容的产生和新的意义，而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过程正好能够让人觉得自己拥有了某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带来用户自我愉悦的沉浸式体验感受，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内容进行主观上的解读，并不一定要规约某一制度逻辑，并且能从中获得快乐。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解放和培養，而不再是以往的从单纯的编码解码的过程中得到快乐。观众能够借助已有的视频、图片素材对电影进行二次创作和传播，这在青年亚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对文化的重构与拼贴。

刘果果、刘东堃[7]认为，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的大批量出现，从传播游戏理论的视角来看，偶像养成类网络综艺以“粉丝导向”的制作逻辑，体现了节目制作的受众立场，即一切以受众的娱乐和游戏属性为核心，从而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的互动。这充分地发挥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与创造性，同时也提升看受众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不论是综艺、电视剧还是电影等，都在朝着游戏化的传播方式进行。大众媒介在盈余时代更大的价值是娱乐，而非传播信息，因为传播信息只是作为一种原生性的功能存在。美国学者奈特曾经将大众媒介的功能总结为四个，即环境监视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功能，前三者强调的以信息为核心，因为只有信息的有效性，才能正确反映环境、正确解释与规定以及正确进行社会化，但是娱乐的功能是将信息视为第二性的，娱乐强调的是主体的愉悦，这正是传播游戏理论的核心观点，主体的主动性参与沉浸式的传播活动中，而非被动的接受与解码。

1.3 关于理论的再思考与进路研究

刘海龙在《传播游戏理论再思考》[8]中对游戏做了一个历史的梳理，认为游戏是一种规则和快乐。并举例赫伊津哈的观点，认为游戏在人类文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又举例康德艺术是游戏，不同于手工艺的观点，前者本身是使人愉快的事情而得出的合乎目的的结果，而手工艺则是一种痛苦的劳动，还会带来痛苦。这种手工劳动只有通过薪酬作为回报，才能让人被动地参与。而艺术则是一种主动的不求回报的参与。此外，他还提到了斯宾塞与勒席的观点，认为游戏时生物精力是富足盈余的，生产性盈余带来了媒介盈余，从而进行娱乐化、游戏化的传播活动。刘海龙教授在文中关于中国读者主动参与到大众媒介传播活动中的探析中，认为其是作为史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譬如中国读者观看国际新闻报纸时，并不全是出于对国际新闻的关注与重视，而是读者出于打发时间和休闲娱乐的目的进行阅读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不求回报的，且以自我解码为主的阅读心态。喻国明、杨嘉仪[9]认为，传播游戏理论作为一种解读人类在“富裕和闲暇”社会中传播法则的理论，在人工智能逻辑主导下的传媒资源整合与配置的产业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用户创造一种基于玩乐的特质进行个性化、创新性的内容分发机制。陈洁雯、胡翼青[10]则是将传播的游戏理论中的游戏进行了一个理论溯源。将游戏与艺术、游戏与心理、游戏与身体、游戏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析。此外，他对数媒时代的传播游戏进行了研究，认为新闻游戏，即新闻的游戏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游戏化会模糊与工作的边界，使得游戏不断充斥在社会方方面面。“玩工”将会是继数字劳工等又一新鲜现象。

基于以上国内学界关于传播游戏理论的研究与运用，发现主要研究面向的是对于新媒体运行机制与技术逻辑下的研究，关于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研究却涉及较少，而关于人的研究其实是史蒂芬森传播游戏理论提出的核心，他从传播过程中的主客体的心理进行研究，用人的游戏心理代替了信息传播。

基于此，笔者通过对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在短视频的传播研究，从传播主体的心理层面进行探析，试图证明作为游戏的传播在现代传播体系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中的普遍性。

2 研究方法

针对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的传播主要依附于短视频平台的现状，基于此，笔者在抖音、快手平台共选取了15名用户，通过网络访谈法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

2.1 访谈对象

运用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其作为传播的主体在进行事件传播时，心理层面的“游戏属性”。在进行抽样时，将抽取的访谈对象其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传播者，另一类是参与谈论者。

传播者主要指在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进行相关事件短视频内容创作与发布的一类人。他们在其间，作为自媒体新闻传播主体存在。

参与谈论者主要指在传播者的短视频内容中，进行评论、点赞、转发等参与式行为的一类人。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对该事件进行自我感知性、预判性、经验性、戏谑性等评论，使得该事件作为原始的信息属性逐渐降低，而游戏属性逐渐升高。

15名访谈用对象中，作为传播者的样本4名，作为参与讨论的样本有11名。在这4名传播者中，有两位是粉丝关注数10 000+、获赞数100 000+的网红；另外，4人中又分为信息型传播者与预判型传播者。11名参与讨论者中，有2名认为应该相信科学、不传谣，有4名认为相信有龙的存在，有2名认为是地震的预兆，有1名认为是庚子年怪象，有2名进行无预测性调侃。

2.2 访谈内容

针对两种类型的访谈对象实际不同，在进行访谈时，也选择了适当的问题调整。针对传播者的访谈中，更加侧重于其进行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传播的原因，尤以心理原因为主。例如询问其在官方未经证实情况下，选择进行传播的原因、对该事件的看法以及自己的预判。在对参与讨论者的访谈中，重点询问其对传播者态度观点的认可度、对该事件的看法、以及为何要参与评论、做出这条评论、转发内容的原因等。

2.3 访谈结果

结合访谈类型的不同，访谈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通过以上对于传播者与参与讨论者的访谈，可以看到不论是传播者类型的信息型传播者还是预判型传播者，或是参与讨论者中的认为是龙吟、地震、庚子年现象和纯粹的看热闹、调侃型，他们共同的心理都有好奇心、神秘感、娱乐心理等。这也就为传播是一种作为游戏的传播提供了实际证明。

3 作为游戏的传播

3.1 “隐秘而伟大”：深信不疑的神话对传播的游戏化影响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认为人类宗教仪式是传播的原始形态，主张用传播的仪式观代替传递观[ 1 1 ]。而宗教仪式中，本身就蕴含着各种神话，是一种文化现象。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认为游戏体现在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早于文化诞生之前[12]。如果赞同詹姆斯·凯瑞的仪式观，就不得不赞同赫伊津哈的游戏观点。于此，游戏化的人在进行传播活动的时候，必然会进行游戏化传播。宗教神话作为一种元叙事，反映或折射了某种真实的文化需求这一需求是社会学意义上的[13]。当科学高度发达时，众多神话便成为科学解密的对象，而神话的神秘感也被科学所一一揭开。于是，神秘感便一直是让人们进行交流传播的潜在文化，一旦有神秘事件发生，尚且未被科学揭秘，便会得到大众的广泛讨论，并且进行游戏化的传播。例如人类一直对于外星人是否存在表示相信，常常将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于外星人，埃及金字塔等都曾被大众、媒体联想跟外星人有关。在这一联想过程中，因为大众与大众媒体进行了传播，而这种传播除信息以外，最多的表现为游戏性。史蒂芬森传播游戏理论认为，人类将媒介当成的是一种玩具，而非工具，工具只是其基础属性，而游戏才是核心。究竟存不存在外星人，究竟是不是外星人的行为结果等，这些信息的传播，在人们的传播交流中逐渐变得不重要，对于外星人的讨论不会让自己变得紧张、压迫，而是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行为。在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中，这种神话所带来的游戏化传播主要表现在怪声在起初的几天，并未被官方用科学的方式得到证实，因此继续保持着这种神秘感，神秘感代表着新鲜感，而人是群体性动物，喜欢看热闹是其天性，因而造成对于该事件的广泛关注。“龙吟”是短视频中知晓该事件很大一部分人的觀点，“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当时间、精力盈余后，一部分人便会带着娱乐的心情选择相信或不相信怪声是龙吟的传播。这种神话对于游戏化传播的影响还表现为线上线下的游戏性联动。短视频平台上关于该事件的信息逐渐刷屏，而娱乐性。游戏性的传播逐渐变为主流。到底是“龙吟”还是“地震的前兆”或者是“庚子年怪象”的疑惑，使得该事件更加具备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以各种神话的形式出现，继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人不惜利用盈余的时间前往怪声所在地一探究竟，对于该事件的信息知晓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游戏化的探寻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神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推动游戏化传播的重要角色。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神话思维的叙事转化经历了身体叙事的感性形式、文字叙事的理性形式及技术时代的神话叙事。以大众身体参与的感性形式构成对神话神圣性的确证，同时通过一系列重复的模式化行为，以及全体人员身体的参与，履行对于世界的解释作用[14]，因而众人才会前往大山听怪声。神话，尤其是科学尚未进行解密的神话，会带给人更多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造成人的内心最真实的不是紧张、不是疑惑，而是喜悦。这种喜悦正是对于神秘的好奇，试图用娱乐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因而在此过程中不断拔高神话的地位，使其隐秘而伟大。为了伟大的信息不必在传播交流中显得严肃无趣，游戏化传播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主要方式。

3.2 谣言：一种游戏化表征

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最终在官方实地侦查后确定怪声来源于鸟类的叫声。此前在短视频中该事件热门视频“大山怪声系龙吟”，被证实为谣言，主要传播者也已被处罚。但为何在被处罚的谣言传播者中，即使知晓不可能是龙吟，却依然选择传播谣言？胡泳在《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15]中认为，学界对谣言持否定态度，但谣言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存在的，在新媒体环境下，谣言大多矛头直指政府、公安等上层建筑，这其实是谣言者在与不公所做的抗议。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中，在短视频平台撒播谣言的人，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行径。这一类人，从心理层面而言，是急迫需要一起公共性事件作为自己游戏化传播谣言的起点。造成社会恐慌便是这类人的根本目的。在此过程中，他们会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神话的想象，继而不惜选择将原怪声用动物园老虎的叫声替换，营造成“龙吟”的假象，给广大的网友“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而此过程中，传受双方都是游戏化的互动，传播者即谣言制造者携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希望大众阅见自己的视频信息并且选择相信；接收者同样以一种“拓荒者”的喜悦心情进行信息接收，以一种有趣、娱乐性的心态对待。而在谣言未被证伪的情况下，传播者看见越多人选择相信，自己便越开心，这是一种将公共事件游戏化处理的极端心态，但是却又是谣言盛行的主要原因。这种传播效果的产生正是史蒂芬森认为的“基于游戏传播的规则和传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产生，当双方进行一种互相认可的游戏化传播时，互动则会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效果的产生”。

3.3 猎奇心理推动的游戏化传播

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能够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甚至引起线下大众的实地观察，这一媒介影响大众行动且行为游戏化的事件背后重要的因素就是猎奇心理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心，西方新闻界一直认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猎奇一直都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对于未知事件的向往促使着人们进行着一些庄严或娱乐的行为仪式。戴杨、卡茨的媒介事件中，将“加冕”“征服”“竞赛”，当作一种传播的仪式观存在，其反映的是媒介事件本身的一种稀有性，一种能够带给大众猎奇的媒介化操作，而这种媒介化使得观众在观看这些媒介事件时，常常伴随的是一种游戏化的状态，处于一种惬意自在的观看环境[16]。观看体育比赛时，不仅体育比赛本身就是一种游戏，有着严格的游戏规则，因而观众也就遵循着一种游戏化的观看规则。在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中，首先其作为一起社会生活稀缺事件，本身便具有新鲜性，能够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而猎奇文化本身又具有娱乐性与游戏性，大众一般不会对某位政要人士的正面新闻过分关注，但会对其工作背后的八卦新闻十分关注。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在其他事件中，诸如“精准扶贫”等，不会像该事件一样的非正式。在对15名访谈对象的访谈中，他们无一例外的提到了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猎奇促使他们不断进行着游戏化的信息传播与互动，而这一过程的前提除事件本身具有猎奇性外，还有克莱·舍基《认知盈余》中认为的大众利用盈余创造文化[17]。这种盈余尤其在网络社会体现明显，因其网络媒体使用的易得性、简便性、非正式等特点，让大众不费力气便可以利用工作劳作之余的时间进行游戏化的传播，而盈余为何不是进行严肃正式型传播，则正是史蒂芬森传播游戏理论里认为的人们更愿意进行游戏性传播，而不是工具性传播，游戏性传播得到的是快乐，工具性传播得到的是压抑[18]。

4 结语

通过对贵州毕节大山怪声事件在短视频的传播研究，尤其是受访者的心理分析，从大众对神话故事里神秘感的向往，谣言传播里的游戏化传播以及猎奇心理对游戏化传播的推动共同表征了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作为游戏的传播”。这种传播是具体普遍性的，并不只存在于某一单个事件。

当然，本文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选取上存在着不完备，在辩证分析上也存在着片面，譬如基于事件在短视频的传播研究，对短视频的研究却思考甚少，是否作为游戏的传播不仅存在于短视频、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或是仅存在于网络社会等问题仍然值得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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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桂萍，王倩.基于傳播游戏论分析抖音App爆红[J].北方传媒研究，2018（6）：68-69.

[4]陈肖鹏，刘红霞.传播的游戏理论视角下新浪微博俄罗斯世界杯传播效果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9，33（3）：33-38.

[5]蔡盈洲，诸廉.电视剧的社交媒体传播——以《都挺好》为例[J].中国电视，2019（8）：64-68.

[6]武文.传播游戏理论对国产动漫电影推广的启示——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J].东南传播，2019（1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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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海龙. 传播游戏理论再思考[C]//新闻学论集（第20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8：19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