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措施。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目前辽宁海洋生态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通过分析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体的策略和建议，对于促进辽宁海洋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温暖的生态海洋：自然·环境艺术·生态批评

[摘 要]在这篇访谈中，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个人的生态批评研究历程做了回顾和总结，为我们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人与自然、环境艺术与自然、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比较生态学、生态批评的第三波等。斯洛维克还评价了生态批评当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最后，他肯定了生态批评良好的研究态势，希望读者能从文本分析和跨学科中汲取营养，在文学文本的生态维度和其他人文表述中有所建树。

[关键词]斯科特·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环境文学

笔者利用在内华达州立大学访学的机会，对当代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作了访谈。斯洛维克教授是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美国文学与环境协会(ASLE)的创会主席，现任《文学与环境的跨文化研究》(ELSE)主编。

苏冰：斯洛维克教授，最近我正在读沙门·鲁塞尔的《饥饿：一个非自然的历史》(2005)。该书的第一章(The Hunger Artists)，她谈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有各种怪癖、有的极度肥胖、有的厌食，里面有句有意思的话，“人类在硬件上是被设计成吃了又吃的，并且特别要吃脂肪多的食物，因为我们不经常获得这类食物。”人为什么有种种的不同?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您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联系?

斯洛维克：莎曼·拉塞尔这本书我也读过，她谈到种种不同的个人和不同怪癖，主要体现在他们与环境的不同关系上。像魔术师大卫·布莱恩，2003年在靠近伦敦塔桥的地方悬空吊起一个大箱子，体积是6英尺×6英尺×3英尺，不吃不喝，在里面他呆了54天。他真的没有饮水?有没有呼吸空气?这个公众称之为“A.B.”的465磅重的苏格兰人曾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节食13个月，减掉276磅体重。即使在他长期的节食期间，“A. B.”先生仍然依赖地球、依赖自然生存。纵观历史，所以人类都要依赖与自然的种种联系而生存。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有人要么对自然漠然置之，要么像西蒙·C. 埃斯托克所言，人类对自然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认为人的成功和安逸的生活要求人类控制并开发自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栖的世界上。艾斯特克把这种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这种恐惧会导致对自然的藐视、改造和破坏，你们有句话叫“战天斗地”吧。

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不可思议而反讽意味的悖论，人离不开自然，但是又习惯于认为个人能摆脱生理需要的累赘。人自认为足够聪明，能够克服我们地球上种种现实生存困难：空调可以调节室温、蔬菜水果不随时令、出行飞行一日万里、任何动物都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即使黑猩猩，这种人类的近亲，仅管比起人来，体型更大，力量更强壮，也会成为人类盘中之餐。我们所有人，在各个方面，都有以上行为。我也如此，尽管我被称作所谓的“生态学者”。在当代互联网时代，有些学者甚至于提出物质世界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人类同时也生存于网络世界，诸如此类。但是，人类需要吃喝，需要呼吸，需要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立足，许多人认为人类在精神上难以满足，除非他们感到清风拂面，听到园中鸟鸣啾啾。

本能地，有人喜爱生物，有人厌恶生物，这些行为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复杂和矛盾。事实上，不能将二十一世纪、城市化、第一世界等简单地定义为工业化的结果或者后现代的怀疑推理。人类文明初始，就从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耕种?怎样狩猎?南部欧洲的比利牛斯山洞穴里墙壁上怎么画出麋鹿和公牛的毛色?蓄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为了反击西蒙·C. 艾斯特克的“恐家症”，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生物自卫”，一种对生物本能的喜爱，有人将此延伸，认为它是人类的一种整体生态的纯粹的情感，会升华人类行为，督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态保护的队伍。

苏冰：您谈到的人类以实用、审美和哲学等方面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比利牛斯山洞穴墙壁上的麋鹿和公牛的图画，是否“环境艺术”?“环境艺术”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是否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斯洛维克：谈到“环境艺术”，想起几个月前，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市我进行了系列学术讲座，期间参观了尼奥洞窟，洞窟延伸地下半英里深，洞壁上绘满了羚羊图案，距今约有14000年。其它附近的洞窟，像拉斯科洞窟壁画还要再早数千年。几天后我又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造访了摄影师克里斯·约旦，他善于使用尖端电脑软件处理影像为SUV、手机和塑料袋等产品进行LOGO设计，2009年他的作品《流动数字，一幅美国自画像》以图解透视的形式描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消费状况，通过直观的摄影图片方式，让人们透过日常生活中所消耗的能源材料，进一步意识到全球环保危机。上述通过视觉艺术展现“环境艺术”的例子存在时间相距甚远，从人类的远古时期到当代，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相同的魅力和困惑，直接激发人类的创作灵感，与自然有关的歌曲、故事等应运而生。在现代学科背景下，我们倾向于将诗歌、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和戏剧等归类成“文学”，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一谈到同一类型的交流形式，包括歌曲、故事和报告等，人类依赖它们表情达意，互致问候。通过这些“环境艺术”(文学、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影视)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界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苏冰：“环境艺术”与“生态批评”关系如何?您能否用某个作品阐释一下两个之间的关系?

斯洛维克：我们将环境艺术看成以审美方式探索和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交流手段，生态批评就是阐释与思考这种艺术形式的学术方式。像罗伯特·佛罗斯特于1920年发表的《春潭》就是环境文学的例子;2006年格雷·安德森和约翰·埃尔德的《佛罗斯特〈春潭〉的生态系统解读》则是一部生态批评作品。

安德森和埃尔德两人都兼有生物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他们给予佛罗斯特的诗歌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瑟瑟寒颤的野花迎着料峭的春寒挺立在池边，努力向周围散发着它那一缕幽香，用以展示它生命的倔强。尽管它们的生命如昙花一现般地短暂，它们是如此热恋着生命，诗人在这里有感叹，也有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但发出的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感，因为在生态批评视野中，野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死亡，而只是自然界万物生命的转换，并且这生命随着夏季的来临，将会更加蓬勃旺盛。弗罗斯特的这首诗是极具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闪耀着生态智慧，展示了大自然的价值，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与关注，并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包括人类内部和自然的全球生态平衡。

苏冰：自从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后，随后很多学者对这一术语给予了不同的阐释。我看到今天围绕生态批评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更好地细化其研究范畴，包括确定研究方法论、确定文本研究主体、确定研究的意识形态等，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规范其定义?如何确定生态批评的方法论?

斯洛维克：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首次提出“生态批评”一词，但是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在鲁克尔特提出该术语之前，已有学者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题和环境主题。例如，2001年大卫·梅泽尔出版生态批评专著《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对1864至1964年这一百年间的生态作品做了总结，为当代生态作品奠定基础。尽管鲁克尔特可能是首位使用“生态批评”的学者，直到90年代批评界关注该术语并开始将它使用到以环境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领域。该时期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面对当前文学批评倾向于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人文语境(性别、心理、社会角色、种族等)，格罗特费尔蒂与费洛姆于1996年主编了《生态批评读本》，该读本是国际学界的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汇编，也是一部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该书强调了要把文学放到跨人文语境的更大的语境进行研究。2000年，大卫·梅泽尔在其《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开篇深刻评论道，“生态批评简单地研究文学，只是因为地球至上。”既然地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包括我们每位文艺批评者，那么我们进行文艺批评时，首先要考虑地球。2000年，我在劳伦斯·库珀主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生态批评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那些文本初看起来似乎显然描写的是非人类的世界。这种观点仅是我个人的，它说明了生态批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多学科互相渗透，结合了不同的批评技巧梳理出所有人类表述的生态意义，既有诗歌、绘画和古典音乐等高雅艺术，也有电视广告和摇滚等流行文化。

2002年英国学者皮特·百瑞的普及读物《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之介紹》的最后一章把“生态批评”作为标题，明确地把环保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本章具体内容有：以生态视野重新解读文学经典;把诸如“发展和能源、平衡和不平衡”等生态概念应用到不同场合和现象;特别关注重视自然的作家;褒扬曾被批评界忽视的秉持自然书写的作家;摒弃对现实进行社会建构或语言学建构的批评理论。百瑞通过勾勒这些措施，最后总结道：就像惠特曼曾经自称的，生态批评定义本身内涵包罗万象。

2005年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也给出近似的表述：“文学批评朝环境批评的转向被充分理解，……它不是一个矗立前面的庞然大物，而是种种不同努力的汇合。”布依尔建议生态批评应该这样：一群学者尽管用不同的方式研究，但是他们的前进的方向大致相同。就像在机场的航站楼里，乘客和工作人员来来往往，但是他们有自己确定的目的地。

近年来，波多黎各大学的卡梅勒·高美德斯、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西蒙·艾斯特克都疾呼需要一个更专门、更精确的生态批评的方法论。2006年，高美德斯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检验生态批评新定义的方式”，“就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提出道德拷问，并就此呼吁建立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来束缚我们的行为。”从不同方面看，这个定义值得赞许，它使艺术作品和学术研究密切结合，引导读者更贴近自然的生活。一想到此，我就想到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约索夫·布鲁克的散文《圆看起来的样子》，其中他讲了格鲁斯卡巴的故事。在美国西北部土著传统里，格鲁斯卡巴是一个魔术师，用他的“猎物袋”一次就捕走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其他猎人再也捕不到猎物，人们面临饥饿的威胁——通过格鲁斯卡巴无节制的滥捕行为引起的恶果，布鲁克警示了21世纪的读者不要重蹈覆辙。

苏冰：您第一个问题谈到艾斯特克把人与自然的对抗态度称作“生态恐惧”，南非大学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认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就有了一种“生态恐惧”，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能否认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潜意识?

斯洛维克：西蒙·艾斯特克2009年出版的《生态批评与莎士比亚：阅读生态恐惧症》结合莎士比亚作品深入探讨“生态恐惧症”这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并以此作为对蔑视自然及其文学表现的理解。艾斯特克认为，生态恐惧症的探讨，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于未来生态批评行为的关注，对扩展生态批评研究领域以及理解文学对自然的表现都是必要的。他提示道，生态批评应该成为“生态恐惧症的扼杀者”，能识别和谴责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对自然的仇恨、蔑视和破坏的行为。最近我读了文化批评家柯提思·怀特2007年一篇论文《生态学的工作》，论文中他谈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被集团企业和资本体系控制，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变成生态的”，因为“环境主义的说教无法撼动资本的运转轨道”。换句话说，今天的许多社会，“生态恐惧症”呈燎原之势——即使发展了数百年的现代社会，回溯到工业革命初期，我们可以见到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态恐惧的症状。

苏冰：我发现多数学者像艺术家一样，不愿合作，而是更喜欢单兵作战。您经常飞往世界各地，与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态批评学者和环境艺术家有着合作和沟通，尤其我注意到您几次访问中国大学参加生态批评方面的研讨会，举办讲座和短期的教学活动，您能否评价一下不同国家的生态批评学者，尤其中国的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有什么侧重性的差异?还有，当前生态批评潮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斯洛维克：你说的单兵作战现象比较普遍，也是生态批评学者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沟通上的问题。确实我与中国学者在生态批评方面的合作比较密切，也交了一些朋友，2009年我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做过生态批评讲座，2010年夏天我曾在山大文学院短期讲学，所以对中国生态批评现状比较熟悉。中国是一个14亿人的泱泱大国，已有数百学者投入了该研究领域，有独特的研究视角。2006年鲁枢元出版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其中专门一章分析汉字“风”的“语义场”——“风”在汉语堪舆学中具有丰富而多重的内涵(如：风水)。纵观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过程，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令人瞩目的是曾繁仁和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他们通过辨析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格言，包括宋朝的“天人合一”(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和公元前400年的思想家庄子的“自然大美”(自然是最美的)等来自文学和艺术的格言警句来影响和推动中国当代庞大的消费社会朝向一条新的生态的道路。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诞生了世界级生态批评学者的国家，有着极端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地理环境，从干旱的沙漠到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从高山地形到广阔的海滨。澳洲的生态批评自然地倾向于“地理决定论”，一种将强加于语言和心理状态的效果作为重心来理解和体验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2005年马克·特里德尼克出版《旷野之歌》，明确提出澳洲作家从其本土汲取文学风格。塔斯马尼亚学者皮特·海于2002年出版《西方环境思潮主要流派》，将西方的主流生态批评与塔斯马尼亚岛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罗斯林·海恩斯在其论著《文学、艺术和电影中的澳大利亚沙漠》中强调了澳洲红中心”(辛普森沙漠)的酷热和干旱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

印度生态批评学者尼莫尔·萨尔瓦摩尼引领一群学者将“提奈”(Tinai)，(提奈是印度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一种本土性生态思想)应用到文学研究。南非的丹·威利想象用布希曼族人(居住于丛林中的部落)的自然观构建地方的、适当的视角审视文本。

当前生态批评潮流之一是把环境展望应用到地方文学或者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角度比较文学文本。2000年帕特里克·D·墨菲就认识到其重要性，在《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中论述道：

如果生态批评只是关注于纪实散文和非虚构的小说，那它同时囿于美英文学范畴。为了拓展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予某些流派特殊关注，也要对某些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内的种族划分给予关注。这些重新考量会在自然文学的框架内赋予地方文学更大的包容性。这样会使像我这样只关注美国文学的批评家和读者拥有全球化的比较文学视野，这也是我们拓展生态批评领域的一种方式。

苏冰：美国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研究目前很活跃，同时我了解到2009秋，您在内华达大学给研究生主讲了一门“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课程。结合您个人的学术生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吗?

斯洛维克：我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专业是美国文学，但是感到自己下意识地增加了比较生态批评研究的兴趣，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全球比较语境下教授美国环境文学》，以比较生态批评的视角论述了相关课程。我倾向于在课堂上教授美国作家的环境文学，像对美国自然诗歌的调查啦，有关先验论者传统的课程(从艾默生、梭罗到安妮迪拉德和佩里·洛佩兹)。“比较生态批评和全球生态文学”是内华达州立大学研究生的专业课，授课方法是运用比较手段研究环境文学，该课涉及以下作家作品：俳句诗人芭蕉的《奥州小路》(日本，1966，英译本)、高行健的《灵山》(1990)、玛荷莉·亚葛辛的《远离陆地和大海：一个智利人的回忆》(智利，2008)、奥特鲁·米勒 《诗集》(墨西哥，1998)，这些作家，连同许多东亚、拉美、非洲和南亚的作家都受益于中学和大学的环境文学课程。

几个月前我前去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环境研究”的研讨会，随后在我的课上就增加了以下作家：彼得·赫格的《女人和猿猴》(丹麦，1997)、克里斯汀·艾克曼的《黑水》(瑞典，1997)连同一长串类型繁多的作品：卡本提尔的《失掉的台阶》(古巴，2001)、勒克莱齐奥的《寻金者》(法国，1993)和《飙车》(法国，2002)、扎克斯·米达的《唤鲸人》(南非，2006)、威提·伊希麦拉的《鲸骑士》(新西兰，1987)、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2004)、提姆·温顿的《低俗音乐》(澳大利亚，2003)和《呼吸》(澳大利亚，2009)等等。通过比较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促使学生思考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维持生命;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如何旅行，等等。

苏冰：哈佛大学英语系主任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以视角的不同为区分，把生态批评分为“第一波”和“第二次波”，第一波是从以环境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第二波中，环境问题不仅仅单纯地放在自然环境中去考察，而是应该放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去考查。您在前面提到与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亚当森教授合作在《多民族美国文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①这一表述。后来，您在2010年在发表于《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学刊》(Ecozon)的文章《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北美学者的思考》中归纳了生态批评第一、二波的主要特征，您能否简要阐述一下提出“生态批评第三波”的缘由?

斯洛维克：2011年6月，我在内华达州立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布兰奇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的文学与生态研究会议上做了关于“环境幽默”的演讲，题为“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生态批评家”，布兰奇的回答是：十个。布兰奇口中的十个生态批评家既有人质疑是否需要这个人造光源，也有人对电灯泡形状产生想入非非的不良联想，还有人想要拒绝换上灯泡以节约能源，最后两个批评家一边袖手旁观，一边“争论从灯泡中发出的光是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

他们讨论的波是什么?劳伦斯·布伊尔在2005年的作品中首次使用“波”的暗喻来描写生态批评的进程，我可以通过生态批评的近代史归纳出我个人的生态批评的综述。要更好地了解详情，结合我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生态批评第三波”，谈一下25年来我关注的生态领域的研究：

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始于1980年，持续到目前，初始人们甚至没有广泛接受“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其开创性的工作倾向于关注非虚构文学，也称为“自然书写”;文学中描写的重点是非人类环境，即“荒野”;最初它定位于美国和英国文学;“生态女性主义”是麾下一只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波大约始于二十世纪中叶，且急遽高涨，涵盖了多个流派，甚至涉及流行文化，有人称作“绿色文化研究”;被研究的作家和作品也变成多元文化;人们对区域环境文学的兴趣不断增长;此时，环境正义生态批评开始出现;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即覆盖城市和郊区，也波及乡村和荒野。

2009年夏天我和乔尼·亚当森在《美国多民族文化》杂志上合作发表的文章中开始使用“第三波”这个术语;起初，我们关注新生态批评的比较文学学者，尤其2000年左右的跨民族和跨族群文化的比较。后来，我开始研究其他值得关注的研究动态：

其一，从地域上，以乌苏拉·海塞的生态世界观和汤姆·林奇的鸟巢式生物区的新生物区域主义为代表，关注地域上不同概念的融合和冲突，既重视地方生态环境，又重视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女性主义越来越关注女性的实际环境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态，还出现了新兴的物质生态女权运动和多元性别理论，包括生态男性主义和绿色男同性恋理论;其三，“动物性”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催生了进化论生态批评、动物主体性、素食主义、非人物种的公正、后人本主义等理论;其四，生态批评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更加注重自身的实践意义，出现了约翰·菲尔斯蒂纳利用诗歌与自然对话、为自然代言的生态行动主义等等。这些动向表明，承担领军角色的美英等国生态批评在新世纪正在向深广方向发展，正在走向成熟。

苏冰：最后，您对年轻的生态批评学者有什么寄语?

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的研究可谓深似大海，如果你仅仅伸进脚趾探探其深浅，可能会深不见底。不要担心，这个大海的水很温暖，你尽可在里面畅游。生态批评是人文科学最有活力和最急迫发展一个研究领域，它也能给人们的生态意识提供富有教益的启蒙。这一领域已拥有活力四射的研究态势，也拥有良好的传统，但需要从其他相关文学分析和学科领域汲取营养，我希望我的观点会鼓励读者从文学文本的生态维度和其他人文表述中有所建树。

作者：苏冰

第二篇：基于海洋生态补偿的辽宁省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策略

摘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措施。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目前辽宁海洋生态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通过分析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体的策略和建议，对于促进辽宁海洋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辽宁省是海洋大省，在过去的开发过程中出现围海填海过多、海上养殖密度过大、海洋资源使用过度等现象。辽宁省提出要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和损害赔偿及责任追究制度，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而我国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域生态系统，对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的现状，发现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二、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1、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缺失

辽宁省近年来出台了一些有关海洋生态保护的政策文件和办法，但目前仍缺乏专门的海洋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法规方面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辽宁省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难以满足依法治国背景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需要。

2、海洋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有限

目前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金来源以政府补贴和专项基金为主，资金来源极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到海洋生态补偿中的资金数量，相比因经济发展造成的海洋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态修复资金而言远远不够。

3、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单一

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方式以经济补偿为主，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专项基金、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实施生态补偿。而且财政转移支付以纵向转移为主，生境补偿、资源补偿在海洋生态补偿方面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4、海洋生态补偿评估标准不完善

辽宁发布了《辽宁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但是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涉及面广，申请鉴定事项千差万别，部分案件不确定性较多，可复制性较低，说明其可操作性还有待提高。另外，辽宁省目前只有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标准，而海洋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并没有建立。

5、海洋生态补偿行政管理体系不健全

从海洋污染源看，80%以上来源于陆地，加上海洋具有流动性强、多用途的特点，使得海洋生态补偿的管理和实施更加复杂。而传统行政部门的划分是以职能为边界而非地域边界进行部门设置，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职能交叉、部门间协作不畅，导致海洋生态补偿工作效率低下，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正面临着进一步碎片化、边缘化的风险。

6、缺乏有效的海洋生态补偿监督评价机制

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财政监管工作不能站在全过程的高度掌控全局，财政检查与财政管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政府重分配、轻监督，导致有些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监督机构往往是采取纠错式监督，出现问题后再责令整改，无形中加剧资源浪费。

三、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提升辽宁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1、加快编制出台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海洋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制定辽宁省地方性法规能有效弥补海洋生态补偿地方立法的缺失，为国家海洋生态补偿立法的建立与完善积累经验，有利于规范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因地制宜地解决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问题。辽宁省可借鉴福建、山东省的海洋生态补偿办法，加快制定《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办法》，明确划分省、市、县对海洋生态补偿的责任。

2、拓宽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渠道

辽宁省应该拓宽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方面扩充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明确生态产权，明确各方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讓市场参与海洋生态补偿，建立海洋生态补偿融资机制。在以往货币化的政府财政资金补偿的基础上，通过PPP、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社会主体参与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全碳排放权抵消机制，实现碳资产市场化。

3、生态补偿方式多元化

辽宁省首先要探索建立海陆之间、河海之间、省际之间、部门之间、项目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建立横纵交错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其次，除经济补偿外，应多采用生境补偿、资源补偿等多元化补偿方式。通过人工鱼礁试验、湿地建设、海洋牧场建设以及成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洋生境补偿。

4、完善海洋生态补偿评估标准

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海洋生态补偿具体额度计算的前提和基础。辽宁应明确影响海洋生态补偿评估标准的要素，研究制定海洋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掌握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可结合本省情况，吸取其他省市的成功经验，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分类进行微调，划定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发生变化的范围，明确补偿标准和方法。

5、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辽宁省要探索建立海洋生态补偿绩效评估指标，促进海洋生态补偿规划的落实与达成。实施海洋生态补偿追责制度，完善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监管体制。建立专门的海洋生态管理机构或跨部门协作机制，保障涉及海洋生态补偿的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开展定期监督检查，建立考核站，建立监测数据采集公示机制。建立海洋生态保护的大众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群众监督，使广大群众参与到海洋生态补偿工作中。

6、加大海洋生态补偿宣传工作

海洋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辽宁省可持续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宣传教育进课堂的活动，普及海洋生态环境科普知识。借助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向全社会灌输海洋生态环境付费理念，增强受益地区企业、组织和公民的海洋生态补偿自觉性。建设海洋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基地，传播海洋生态保护观念，使全体社会成员自发参与海洋生态补偿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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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玲.中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1)：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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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简介：赵玲，1980年生人，女，博士，副教授，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受资助项目： 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生态补偿标准评估的辽宁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策略(L19BJY009)。

作者：赵玲 段杨梦雪

第三篇：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浅析

摘 要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可持续渔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更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决策部署。基于此，以汕头市海洋生态环境现状为例，剖析当前汕头市海洋资源现状及海洋生境破坏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并对促进汕头市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海洋生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1 汕头市海洋资源现状

汕头市是广东省沿海大市，海域辽阔，所辖六区一县全部临海，海域面积4424 km2，大陆海岸线长217.7 km，自然岸线长50.42 km，共有海岛180个。汕头市海域有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径流汇集入海，又是南海东北部黑潮暖流和南海暖流主要活动区，水质肥沃，10 m等深线内浅海滩涂可利用面积3万多hm2。有多处港湾和大片浅海滩涂，渔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的生长，近岸海域有鱼、虾、贝、藻类500多种，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1]。

近年来，汕头市把发展海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16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531亿元，较2015年增长26.4%。其中渔业经济总产值108.3亿元，全市海水养殖面积15 201.8 hm2;海洋捕捞总量15.99万t，海水养殖产量20.99万t，从2005年开始，养殖产量超过了海洋捕捞产量[2]。

2 海洋资源衰退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

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渔业生产的基础。海洋生物资源遭受破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地震、风暴潮、海啸等自然灾害，2)人为破坏，如超强度开发利用、污染等。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围填海日益成为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围填海和海岸工程减少了海湾的纳潮量和潮汐的冲刷及水体交换能力，造成淤积，使近岸鱼虾类等生物的洄游区、产卵区、觅食区等破坏严重;而超负荷的开发利用行为及海洋污染也会对海水水质、海床底质等造成破坏，致使海洋渔业资源减少和衰退，甚至会对海洋生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以汕头市为例，1950年至今，汕头市围垦、填海总面积达143.72 km2以上，汕头市大陆岸线中自然岸线仅剩不到24%，远低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35%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指标。同时，城市生活污水和沿岸工程废水的排海，连同韩、榕、练三江出海口带进大量富营养化污水，造成淤积和严重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原来盛产鱼虾贝类的汕头湾，鳗苗的年产量从原来高产时的7 t左右减少至目前的不足300 kg，渔业功能几近丧失。通过近年来汕头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的数据分析和对渔民的走访发现，汕头海域渔业资源衰退明显，渔获物结构组成亦发生显著改变，优质高值经济品种數量严重减少，渔汛期也越来越短，有些品种甚至已不能形成渔汛，如大黄鱼、石斑鱼、黄鲫、海鲶等已呈现衰竭的趋势。以单拖作业形式为例，2016年汕头市各区县海洋捕捞产量均呈现出低于往年同期水平的趋势，全市单拖作业平均渔获率为35.6 kg/h，比2015年减少6.3%;其中休渔前(1—5月中旬)总海洋捕捞产量相比2015年同期水平减少30%左右。且从历年统计看，汕头全市单拖作业渔获率已连续6年出现下降现象，如图1所示[3]。

海洋资源衰退，捕捞业效益明显下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迫在眉睫，汕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3 对策与建议

要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现有的渔业资源基础上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必经之路，笔者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3.1 加强海洋渔业的综合管理

3.1.1 加大海洋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宣教力度

汕头渔民靠海吃饭的传统观念由来已久，谋生技能相对单一，且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修复意识。因此，应加大海洋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渔民海洋环保意识，使其从根本上明白海洋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放弃捕捞幼鱼和产卵期成鱼，让海洋生物资源有更多自我修复的机会。同时，大力宣传使用违规渔具的危害性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设立并公布咨询电话，积极为群众解答疑问;在电视台、电台、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体上宣传海洋环保法律法规;深入渔区、渔村、重点渔业水域向渔民开办培训班或现场咨询会，设立宣传展板、布告栏等，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

3.1.2 鼓励、引导和扶持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

渔民转产转业，最终目的就是保护海洋资源的同时使渔民增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转移涉渔劳力，还应包括海洋渔业的产业升级。在敦促渔民改进作业方式、转变生产习惯的同时，燃油补贴、淘汰废旧渔船等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也应该紧随其后。此外，还要加强培训渔民其他谋生技能、坚持信息引导和政策扶持，鼓励渔民在相对熟悉的行业里重新就业、创业，减少海洋渔业捕捞压力。

3.1.3 推广生态养殖模式

近年来，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锐减，为满足人们对于海产品的需求，海水养殖业发展迅猛。然而，由于科学养殖技术和海洋生态保护意识不够普及，不合理的养殖布局和养殖模式破坏了海洋生境与海洋生物多样性，同时也严重制约着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走出当前的困境，1)海水养殖业要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养护型转变，从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向高质量高效益的科学型转变，如大力发展外封闭内循环的防病养虾系统，实行鱼虾、虾藻、贝藻混养或间养，从而达到资源养护的目的。2)配合海洋牧场的建设，架设多层次养殖结构，将养殖水域分为三个层次，下层为人工鱼礁礁体，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养殖海参、海胆等底栖品种的同时，又可以吸引海螺、虾蟹等底层海洋生物聚集;中层开展扇贝、鲍鱼等贝类养殖，为海参提供饵料;表层养殖龙须菜、紫菜等大型藻类，为整片海区的生态结构提供初级生产力。

3.1.4 打击非法作业和查处取缔违规渔船渔具

长期以来，有部分渔民受利益驱使，用底拖、多层刺网、吸蛤泵等违规渔具，或在休渔期违规偷捕及电、炸、毒等非法行为，将海洋生物资源一网打尽，严重影响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渔业执法部门应高度重视，坚决打击违规作业渔船，清理违规渔具;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与公安、工商部门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对渔具批发市场和各个销售点进行清查，依法处理销售违规渔具的商家，从源头上杜绝违规渔具的出现;建立长效机制，保持打击非法作业和查处取缔违规渔船渔具的高压态势，规范渔具使用、保护渔业资源。

3.2 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种鱼亲鱼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稚仔鱼的保护相对较完善，对于大鱼的保护则主要通过设置禁渔期、禁渔区等来实现，措施相对单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保护种鱼亲鱼才能保证有更多的健康幼鱼产出，从而使种群得以补充。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大鱼未到产卵期或未产下鱼卵就已被渔民捕捉殆尽，这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后续补充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于1979年颁布实施，距今将近40年，已无法满足当前汕头海洋资源状况和海洋渔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亟待更新修订。汕头市作为中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这一独特优势，制定符合汕头市本地海洋资源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规，弥补当前法律法规上对于种鱼亲鱼保护力度的不足与空白，用政策条例帮助海洋渔业资源自我补充。

3.3 积极倡导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汕头市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放流品种包括班节对虾、真鲷、黑鲷、黄鳍鲷等本地常见经济物种。然而，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规模与资源恢复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缺乏长期增殖放流规划、增殖放流工作尚未引起有关领导的充分重视、市区(县)一级的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了渔业资源恢复的效果。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提高对增殖放流工作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突显其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市政府重要工作日程。其次，将增殖放流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投入和宣传力度，保持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规模化和常态化。最后，加强标志性放流、跟踪监测、效果评估等工作，鼓励科研单位深入资源增殖科学研究，为恢复资源提供技术支撑，力争获取更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4 加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護

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渔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海洋保护区可为已受破坏的海洋生态提供恢复的空间，保护受威胁物种的关键生境，防止渔业资源量衰竭，增加个体密度和平均大小，提高繁殖量，维持较自然的物种组成、年龄结构、产卵潜力和基因多样性，并可形成渔业资源的扩散中心(向保护区外溢出)，从而提高保护区及周边海域的渔业生产力。

目前，汕头市已建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共7个，但其中除南澎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其他保护区均无设置专门的管护机构和管理人员，相应的管护、执法、监控设备更是欠缺不足。有关部门应重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完善，加大财政、人力、设备、宣传等的投入力度，充实自然保护区软硬件配套，让保护区发挥应有的生态功能，从而达到渔业资源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赢的良性循环。

3.5 建设海洋牧场，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3.5.1 建设海洋牧场

许多海水养殖区域富营养化严重，极易引发赤潮和养殖病害，给渔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而紫菜、海带、江蓠等海藻能通过吸收光能进行光合作用，将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有机物，通过光合固碳作用提高水体初级生产力和溶解氧，降低鱼类发生缺氧性窒息的危险性;还可防止水体变化，减少温室效应，同时在生长过程中能大量吸收氮、磷等营养元素，在水域生态补充碳循环和减缓营养化方面有极其重要作用。据研究显示，在鱼类养殖区域栽培江蓠，利用鱼类养殖过程产生的废物作为江蓠生长的营养素，1 hm2的海区每年可生产江蓠约260 t，可吸收约1 00 0kg氮和380 kg磷。通过栽培大型海藻，能有效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维持近海水域安全和生态系统健康。同时，海藻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如江蓠既可作为人类食品，又可用于养殖鲍鱼，还是生产琼脂的主要原料来源。建设海洋牧场，采用生态养殖等措施可大幅度提升单位面积海域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5.2 建设人工鱼礁区

有些鱼类出于本能或趋性，喜欢在海底岩石、夹缝或洞穴之间生活，而平秃荒漠的海底无法为海洋生物繁衍提供足够的栖息条件。人工鱼礁便是人们利用鱼类的这种行为习性有目的地在海里设置的构筑物，通过为海洋生物提供繁殖、生长、发育、索饵、避敌等生息场所，达到保护和增殖诱集海洋生物的目的。

1)人工鱼礁提供了广大的礁体表面积，其迎流面产生的海水上升流加剧上下层水体之间交换，把表面高氧水带到下层，把底层丰富的养料带到上层，形成海洋初级生产力较高的区域。其次，人工鱼礁背流面产生的涡流区也会凝聚成密度较大的浮游饵料生物，礁体本身的结构、堆放后的重叠效应及其表面大量生长的附着生物都构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空隙、洞穴、适应许多稚仔鱼的庇护成长。2)礁体表面可供给许多黏着性鱼卵附着和孵化，并为孵化之后的稚鱼提供成长的庇护环境;同时，礁体会吸引洄游性中上层鱼类在其上层洄游，起到聚鱼效果，提高渔获量。3)礁体还可防止底拖作业滥捕，保护渔场环境，改造海底环境，使原本生产力较低，鱼种较少的砂泥地质环境变成生产力较高，鱼种较多的岩礁环境。

另外，各种海藻可在人工鱼礁区生长繁殖，吸收大量氮、磷等营养盐，释放出氧气，净化水质，改变海域生态环境，幼鱼喜欢在鱼礁周围停留，摄食礁体上的附着生物，而以幼鱼为食的凶猛鱼类也会到鱼礁周围索饵。这样，不同食物链级的物种均可聚集到礁区周围，形成一个较为完整和良好的小型生态圈。因此，人工鱼礁区的建设能大力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3.5.3 海草养殖

海草是一种生长在淤泥质或砂质沉积物上的开花草本高等植物，多分布于热带、温带近岸海域或滨海河口区水域中。大面积的连片海草被称为海草床，是许多大型海洋生物甚至哺乳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食物来源以及沉积物的稳定器，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在生态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汕头海域约4 424 km2，面积广大且生态环境优越，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但至今尚未有海草养殖项目，也鲜有科研机构针对本海域进行海草养殖研究试验。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鼓励科研单位和高校开展海藻养殖的研究探索，积极配合及帮助企业实施海草养殖相关项目，通过在海水养殖区周围养殖海草，改善养殖水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同时增加养殖者的收入，实现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市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力度，海洋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然而海洋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过度开发利用势必导致资源枯竭，阻碍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当前党和国家把海洋生态保护列为国家重点任务，出台多项政策与措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笔者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海洋渔业工作者，深知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意义，只有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海洋渔业才能走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陈晓鹏，黄博晓.汕头市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初探[J].农家科技，2017(7)：26.

[2] 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汕头市2016年渔业统计年报[Z].2017.

[3] 汕头市海洋与渔业局.2016年汕头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Z].2017-03-09.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陈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