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1余谋昌摘要：当今的时代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中叶，工业化先进国家首先暴发全球性生态危机，掀起环境保护革命风暴，提出生态文化的重要观念;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道路惯性，没有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时，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虽然取得伟大成就，但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第一篇：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论文

生态文明环境下环境艺术设计分析

摘 要：当前建筑行业的发展，针对环境艺术设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发展环境设计与人们的工作生活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满足多元化环境艺术发展的需求，培养人们相对独立的环境艺术设计理念，为人们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艺术;设计

一、生态文明观下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遵循的原则

1.适度性原则

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以环境保护为核心，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不破坏生态环境，所有工作的开展都应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进行，解决已存在的生态问题，确保环境工程建设的秩序化。统筹协调是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保障环境、保护工作规范性的有效途径。从宏观层面出发，一定要把控好环境保护的力度。如果环境保护力度过度化，既影响环境设计的美观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水平的提升造成影响;如果环境艺术设计过度化，那么也会对生态平衡产生较大破坏。所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遵循适度性原则，找准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人本性原则

在生态文明观下，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应遵循人本性原则，这也是对生态文明的一种尊重与顺从，所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其核心价值便是满足人们的精神层次以及物质层次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好的环境艺术设计一定是为人民而服务和设计的。不过，虽然人本性原则主要是以人为主，但其设计的背景还是自然，毕竟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人本性、自然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最高境界。

二、生态文明环境下环境艺术设计

1.生态文明环境下室内环境艺术设计

1.1合理规划室内空间。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下，环境艺术设计主要分为室内环境设计和室外环境设计，设计时需要结合人们的设计需求，调整室内空间整体结构，为后续的装修工作开展，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空间结构的整体规划，能够降低装修污染，保障设计流程的规范性。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总结人们的个性化发展特点，对现有的空间进行作用分化，将空间分为功能区、艺术区、办公区等多个区域，让施工设计流程变得清晰明了，减少施工人员的决策失误，以免造成材料的重复使用。为了满足人们的功能需求，需要建立三维立体模型，收集用户的信息反馈，优化室内整体结构，为人民带来轻松愉悦的居住体验。除此之外，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合理规划室内空间，能够保证装修工作的稳步推进。

1.2运用安全环保的施工材料。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为了有效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可通过对工程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要求设备采购人员选择安全环保的装修材料，不仅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能有效降低自然能源的消耗，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需求。通过运用新型环保砖墙，进行室内装修设计，能够起到良好的隔音隔热效果，降低空调冰箱等设备的使用，实现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发展目的，一些可重复利用的环保装修材料，能够起到良好的环境保護作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相契合。

如在室内环境设计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运用木质材料，经过实践调查分析，建筑物中的木质材料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使用周期较短容易受潮开裂，同时具有较高的火灾风险。为了保障室内设计的安全性和环保性，需要选择价格低廉、使用率高的塑料装饰板，参考相关质量标准选择合适的装饰板生产公司，在涂料选择阶段避免甲醛、VOC等有害物质含量过高的溶剂型聚氨酯漆，尽可能选择无毒无污染的水性涂料。在室内环境设计过程中，一部分装修材料的有害物质含量较高，对住户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大量使用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室内环境设计要综合考虑不同因素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全面提高安全环保材料的使用率，运用有机环保的绿色建材，减少装修材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针对室内环境设计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制定科学的处理方案。

1.3保护生态环境。在进行室内装修设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业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生，想要有效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需要制定合理的废弃物处理方案，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完善现有的废弃物处理方案，制定科学有效的环境污染处理制度。多元化设计方案的制定，能够全面降低因装修材料处理问题带来的环境影响，购买可循环利用的装修材料，推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运用，在设计装修流程的过程中，可采用太阳能技术，进行室内光源和水资源的应用调节，从而合理利用再生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太阳能技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新型替代能源，能够通过太阳能进行热源、电源的提供，转换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能和电能，发挥出环境保护的作用，降低生活必备能源的消耗。

2.生态文明环境下室外环境艺术设计

2.1景观设计的合理规划。在室外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首先要结合周围的生态环境，合理规划室外景观设计形式，景观设计是室外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环节，能够为人们带来更为直观的视觉体验，要想全面提高室外环境设计的美化程度。就需要在实际方案制定过程中，调整区域内的景观配置，有效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同时在进行景观形式选择时，要与周围的生态环境形成呼应。例如：室外喷泉设计，首先需要确定喷泉的辐射区域，了解区域内的人流量，结合周围的环境特点，制定彼此协调的设计理念，同时，要建立三维立体模型，调整喷泉面积大小和喷泉外观，合理分配现有资源。

结束语

在室内环境设计中，要注意节能材料的使用，充分利用自然元素，利用建筑结构营造合理的室内环境，节约装饰材料，注意材料的二次使用等。在室外环境艺术设计中，要充分利用自然景观，严格控制室外景观的投入，合理规划土地资源，充分利用绿色植物，提高室外环境质量。从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和室外环境艺术设计两个方面，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环境艺术设计理念结合起来，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符浩彬.论生态文明观下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J].才智，2013(13)：228-229.

[2]孟凯.林业管理与虫害防治技术管窥[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24)：30-31.

作者：周雅婷

第二篇：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

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1

余谋昌

摘 要：当今的时代是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中叶，工业化先进国家首先暴发全球性生态危机，掀起环境保护革命风暴，提出生态文化的重要观念;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道路惯性，没有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这时，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虽然取得伟大成就，但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应对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中国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环境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观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理论支点，现在它只是一种初步的形态。中国环境伦理学将在促进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在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服务中，不断发展、完善和走向成熟。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道路惯性;社会核心价值观

环境伦理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观念。工业文明时代没有环境伦理，只有人和社会伦理，因为人们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而只对人讲道德，无需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类道德底线应当从人的利益，画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利益。这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当时，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为表现的生态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这是人类文化的问题，它同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于是兴起一种新文化——生态文化，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神学，等等。新文化对人类新社会的产生起先导和推动作用，就像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它推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工业文明新时代。现在，新文化——生态文化将开启一个人类新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当然，现在环境伦理学等新文化只是一种初步的形态，需要在为新社会的产生服务，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和完善，建立它的符合新时代的实际和需要的真正的科学体系。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新文明

我们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时代。20世纪中叶，世界工业文明达到它的最高成就，工业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峰，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达到最高峰。同时，与这些成就相伴的问题以全球性危机出现：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表现的生态危机第一次成为全球性问题;第一次出现全球性环境污染，第一次出现全球性资源短缺现象;人类第一次变老，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21世纪，全球信贷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接连不断。全球“危机”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马克思在说到人类历史转变时说：“转变的顶点，是全面的危机。”1“危机”表示转折，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表示一次时代转折的到来。这是世界历史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人类从工业文明社会到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新时代以20世纪中叶轰轰烈烈的世界环境保护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新文化兴起为起点。全球性危机作为社会转折的开始，它表示工业文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并正在走向衰落;生态文明作为新文明正在兴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人类正在迎来新时代，认识和理解我们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时代，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一)我们处于生态文明新时代

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三个阶段：最早是史前文明时代，或渔猎文化时代。那时的人类生活，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的生存资料，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完全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一种“自然性”。它历经了300多万年。

一万年前农业产生，马克思把农业称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农业社会是第一个文明社会，称为农业文明时代。它经历了约一万年。中国农业文明达到世界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

300年前，英国工业革命开启工业文明新时代。这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文明。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使人类生活现代化;而且表现在政治和其他文化方面。它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20世纪中叶，以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为标志，人类文明开始走向新阶段——生态文明时代。

人类文明发展这四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用表1和表2表示。

表1 人类文化的4种形态

[人类文化形态&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中心产业&渔猎&农业&工业&生态产业&社会中轴*(社会财富形式)&道德(原始资本)&权势(产业资本)&经济(金融资本)&智力(智慧资本)&]

注：“社会中轴”，指社会发展中占主导的要素。

表2 人类文明4种形态的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生产方式&运用人的体力&畜力使用&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工具&石器&青铜和铁器&机器系统、电子计算机&智能机&资源开发方向&物质&物质&能量&信息和智慧&能源形式&人的体力&薪材和畜力&化石燃料&太阳能&材料&石块&铜、铁&各种金属、非金属&合成材料&社会主要财产&动植物&土地&资本&知识&社会主体&公社社员&奴隶和奴隶主

地主和农民&工人和资本家&知识分子&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混为一体&从物质生产中产生&从物质生产分离为独立部门&独立发展&科学形态&萌芽&经验&理论&信息&人与自然关系&崇拜自然自发力&掠夺自然&掠夺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哲学表达式&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天命论&人统治自然&尊重自然&主要环境问题&物种资源丧失&土地、森林破坏&环境污染&(未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1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层次的状况，表2是它的次一级层次的状况。人类文化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列表只是简述它的主要方面。需要指出的是：

(1)人类文化发展是连续的，既有稳定性又有继承性等特点。但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并据此分出不同发展阶段，但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

(2)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后一阶段包含前面阶段发展的内容。例如，人文文化发展中包含自然文化;科学文化发展中包含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生态文化发展中包含前面三种文化，但是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同样，现在社会形态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但某些个别地区仍然存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形式。以社会中心产业而划分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中农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但采集和狩猎依然存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但渔猎、农业依然是重要产业，只是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生态文明社会，生态产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它不是否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而只是抛弃它们的不完善方面，采用新技术(生态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生态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业。

人类社会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均包括物质、能量、信息和智慧，例如不能说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包含人的智慧，它也包含物质、能量、信息和智慧全部四个方面，表中说的只是人类开发资源的主要方面不同。

其他方面也可以作类似的说明，例如环境问题：渔猎文明时代，过度狩猎导致物种资源损失;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森林破坏为主要环境问题，但同时有物种资源损失的问题;工业文明时代，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环境问题，但同时有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在新的文化时代，这些环境问题可能以一定的形式得到解决，但还会有新的环境问题。

人类文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世界会越来越美好。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根本性变革，从工业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发展。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从狭义理解，它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广义理解，它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

生态文化的发展，包括文化的精神层次、制度层次和物质层次的选择。

生态文化的精神层次的选择是，摈弃“反自然”的文化，超越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实现科学、哲学、道德、艺术和宗教等发展的“生态化”，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生态文化的制度层次的选择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改变现代社会不具有自觉的保护环境的机制，而具有自发地破坏环境的机制的性质，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界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使社会获得自觉地保护环境的机制。

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次的选择是，摈弃掠夺和统治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能源形式，采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综合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既实现文化价值增殖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又保护自然价值，保证人与自然“双赢”。

(二)现在我们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

人类社会经历渔猎文化、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为标志，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开始人类社会的新时代。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现在，虽然生态文明的事业已经兴起，中国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作为生态文明的事业，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是，社会发展总体上仍然是按工业文明模式运行的。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

(1)环境保护事业主要仍然按照工业文明的原则运行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的事业。工业文明社会没有提出“环境保护”问题。因为环境污染只是个别和局部现象，没有成为全球性问题，没有成为社会中心问题。300年来，世界工业化发展向环境排放大量废弃物污染了环境，逐步积累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和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20世纪中叶在人民反“公害”的社会运动中，第一次提出“环境保护”目标。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对人类生存威胁的挑战。

1972年，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发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是人类庄严责任”，开启了世界环境保护事业。40年来，虽然人类作出了巨大努力，投入最新科学技术和十分巨大的经济力量，但是并没有扭转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或者说是“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继续恶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虽然“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的事业，但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工业文明的思维，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来对待。现代工业生产，用模式可表示为“原料——产品——废料”。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生产，它以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排放废物导致环境污染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在原有模式上增加一个环节——净化废物。生产模式变为“原料——产品——废料——净化废物”。为此发展了一个新的产业——环保产业，生产净化废物的设备，并成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迅速发展。这样，社会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分为两个独立的生产过程，由两部分人完成。

问题在于，净化废物设备的生产、安装和运转是很花钱的，一般占企业投资的20%，甚至50%;而且，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以达到净化目标，但社会物质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废物的量太大、质量太复杂，很难达到净化的目标。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这里被净化的“废物”是有价值的，在生产中可以找到它的用途，在生产中用这样大的代价去“净化”它，是非常不经济的。

这是现行的环境保护道路。它是按照工业文明模式设计的。它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转变是必然的。这就是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向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发展，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的、循环的生产方式，以原料的最大限度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

生态文明的生产，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完成。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样，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成为统一的生产过程，由一组人完成。也就是说，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这是真正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将为人民创造足够的消费产品和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真正改变环境保护道路，根本改变环境问题恶化的趋势。

(2)资源保护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模式

工业文明时代，人们认为，地球资源是无限的，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没有所谓“资源保护”的问题。世界工业化发展过早过量过多地消耗资源，20世纪中叶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短缺的现象。1972年，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发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提出“资源危机”问题，要求人们“在使用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1992年，第二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发表《里约热内卢人类环境宣言》，基于资源危机等问题提出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

40年来，人们对资源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有所认识，在科学技术、资金、人力等各方面作出很大投入;但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缓解，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全球矿产资源面临枯竭，资源“耗尽的危险”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我国资源全面短缺的问题又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严重。

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虽然资源保护的事业已经起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仍然主要遵循“原料——产品——废料”这一非循环、线性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生产中，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节约，只能达到局部的效果，或延缓资源全面枯竭时候的到来，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

资源危机的严重性及其进一步恶化已经表明，人类需要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生态文明时代需要超越这种线性非循环模式，依据矿产资源有价值的观点，遵循生态学整体性思维，创造“矿产——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的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模式，通过“资源再生”的生产方式，实现地球资源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对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行反思，我们认识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这是一个非常长期和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阶段产生和积累的社会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无论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矛盾，还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矛盾，必须超越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生态危机问题，社会危机问题，这是工业文明社会带来和不断积累的根本问题，现在如果仍然按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在工业文明模式范围内，用工业文明的办法，是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的。现在，工业文明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工业文明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上升中的新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将开创人类新时代，创造新世界。生态危机问题，社会危机问题，等等，只有在生态文明模式范围内，用生态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才能获得根本的解决。从生态文明思考，新的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主要是转变生产方式，在生态文明的社会物质生产中统一解决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

也就是说，形势已经表明，生态文明是应对生态危机而兴起的。它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对人类生存威胁的挑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40多年来，人们对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问题，虽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人力和资金;但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这里的问题是，不仅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上，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信贷危机和社会危机，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纷争层出不穷，人民的生活并不安宁和舒适，世界并不太平，冲突甚至战争多有发生。虽然人们对问题有了认识，具有紧迫感，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问题还在恶化中。因而，变革是必然的和紧迫的。

(3)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已经兴起，工业化的进程继续进行

现在，我们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主要表现是：第一，一种新文化——生态文化，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等等，已经蓬勃兴起。但是，无论在工业化先进国家，还是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地位，与工业文化相比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第二，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的事业已经起步，但是，它仍然按照工业文明的模式运行。第三，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的事业全面开展，但是，它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模式。第四，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试点已经普遍兴起，但是，有不少地方仍然没有摆脱工业文明的惯性，工业化的进程没有完成。

浙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地区。2002年12月，习近平主持浙江省委全体会议时提出，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什么是生态省?他说：“所谓生态省，就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各个领域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省级行政区域。生态省建设的内涵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运用生态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念，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改善环境质量为前提，充分发挥区域生态、资源、产业的机制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统筹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省是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他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2003年1月，浙江成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2003年7月11日，在浙江全面启动生态省建设的“全省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上，习近平作了题为《全面启动生态省建设，努力打造“绿色浙江”》的报告，8月，他指导全省生态省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正式下发和实施，浙江生态省建设全面兴起。

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有15个省如浙江、山东、贵州、海南、河北等建设生态省，1 000多个县市如宜春、贵阳、杭州、无锡、佛山等建设生态县。据报道，2006年，全国有300个市、县、区、镇被环境保护部命名为“生态示范区”，至2011年2月，全国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有230个，所占比重为46.3%。中国正在兴起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社会实践。

二、中国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20世纪中叶，在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曾经以为，人类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会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有这样的因素：(1)工业文明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世界工业化在发达国家达到最高成就和最完善程度。(2)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全球性问题，在发达国家首先出现，生态危机在发达国家首先暴发，这是产生新文明的强大动力。(3)发达国家首先暴发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它是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美国学者最早提出“生态文化”概念，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代表着上升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在美国率先开始。(4)生态文化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先导，它的重要理论和观念，如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等等生态文明观念，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反思生态危机问题时首先提出的。(5)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人类环境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环境保护的文件，以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性公约和协定，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召开和制定的。

但是，现实的世界进程表明，发达国家率先建设生态文明的形势并没有出现，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发展战略，生态文明没有在发达国家率先兴起。

(一)关于工业文明的“道路惯性”

同我们原先的看法不一样，发达国家没有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也许，这是由“道路惯性”，即工业文明模式的历史和文化惯性决定的。大概有这样一些原因。

(1)工业化国家运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建设庞大的环保产业，进行废弃物的净化处理，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同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把污染环境的肮脏工业和有毒有害的垃圾，转移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有所缓解，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这是一种“道路惯性”，用工业文明的模式，对待生态文明的事业，虽然环境问题有所缓解，但从而失去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和强大动力。

(2)他们的发育和完善的工业文化有巨大的惯性，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惯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惯性。这种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惯性，我们可以概括为“道路惯性”。它形成强大的历史定势。惯性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是很难突破和改变的。现在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虽然作为生态文明的事业起动，但作了极大的努力仍然不见好转的趋势，也是这种道路惯性作用的结果。

这里的问题实质在于：工业文明已经“过时”了。西方发达国家沿用线性思维，运用传统工业模式发展经济和对待环境问题。这样，他们就失去向新经济新社会转变的机会。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第一个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达到世界最高成就，中华文明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对世界进程起决定性作用。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华夏一统，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1 000多年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对全球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80%，元朝中国GDP占世界的30%~35%左右;宋朝人均GDP达2 280美元，整个宋朝占世界GDP的65%，明朝万历年间占世界GDP的80%，后来有所减少，至清朝仍然占全球GDP的10%~35%，遥遥领先于世界。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不仅落后了，而且受尽种种侵略、压迫和屈辱。因而有所谓“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它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悉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提出的。他认为，公元11世纪(宋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顶峰。他说：“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或“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国家早了近1 000年，何以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中国?”

关于“李约瑟问题”，人们众说纷纭，但是不得求解。我们认为，从中国农业文明的“道路惯性”可以找到答案。

18世纪，当世界工业化发展时，中国成熟和完善的农业文明模式的强大惯性：(1)遵循“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完善和高稳态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结构的政治惯性;以及(2)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思想和价值观惯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惯性;(3)中国农业文明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惯性;等等。中国人民遵循农业经济——社会——思想之强大的历史定势，形成高稳态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持续生存5 000多年的人类古代文明。但是，这种“道路惯性”是一种巨大力量，它使中国长期沿着农业文明的道路发展，失去率先向工业文明发展的机会。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世界工业化迅速发展。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的大生产迅速发展，需要世界大市场，扩大其产品销路，以维持大生产的进行。这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又仍然是农业社会的中国，是他们商品的理想倾销地。先进国家不惜以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首先，1840年鸦片战争，又称“通商战争”，是打开中国门户的第一仗。当时，英国推销他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但在中国没有受到欢迎，于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就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中国由贸易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它不仅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严重摧残人民的身心健康。1821到1834年清政府颁布八次禁令严禁鸦片，但没有取得成果。1838年12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将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暴发著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25日)。英国以利益受到损害为由，1840年6月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不仅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割香港岛，并向英国赔款2 100万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经过“通商战争”，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从每年的90多万英镑，1845年增长为239.4万英镑。

接着，其他工业国家也用炮舰打开中国的门户，相继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胁迫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葡萄牙趁机侵占澳门。

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到俄、美支持，签订《天津条约》(1857年)：进一步扩大列强掠夺中国的特权，增加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自由航行;外国公使驻京，并可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1894年，日本为夺占朝鲜对中国发动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5月)，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增设重庆等通商口岸并设立工厂，赔偿白银2亿两，标志中国被殖民化的新阶段。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强占租借地，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

1898年，美国发表“门户开放”宣言，要求按“利益均沾”原则，中国市场向全世界开放。1895年至1900年，中国年平均出口总值1.5亿两，主要为农产品和原料;进口总值2.1亿两，主要为钢铁、工业制品、炼油、棉纱、棉布、杂货等工业品，但很少工矿生产的机器设备。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这是中国的一个“洋货时代”，各种“洋货店”从城市延绵到乡镇，洋铁、洋铁钉、洋布、洋面、洋油、洋火……洋货充斥全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仅全面侵略、压迫和掠夺中国，使之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而且不准实现工业化，永远是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这样就完全扼杀了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虽然，许多思想家和爱国的仁人志士多次倡导改革，中国人民多次奋起进行英勇的斗争，但是突破“道路惯性”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二)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挑战成为突破惯性的重要动力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开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进展非常缓慢，真正比较快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30年来，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实力增强，科学技术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可以这样说，中国30年走了发达国家300年所走的路，取得工业化先进国家300年的成就，虽然工业化的最高成就和最完善成果，它的世界高度和历史高度在发达国家。同时，30年工业化发展所积累的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能源和其他资源过度消耗导致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并全面综合地凸现出来，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同时，社会和民生的种种问题，又与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块，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向社会发展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1)环境污染前所未有的严重

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八大公害事件”震惊世界，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环境保护运动，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现在，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或环境污染事件，无论是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它对人体健康与对经济社会的危害，还是它的持续时间之长和性质严重程度，都比“八大公害事件”要严重得多，不知严重多少倍。

中国空气污染是前所未有的。北京成为真正的雾都，2013年1月31天中有26天被雾霾笼罩，2013年全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超过国家标准的1.5倍，空气达标率175天，不足全年天数的一半，五、六级严重污染累计58天，占全年的15.9%，平均每6、7天有一次重污染天。现在北京的雾霾已经名震中外。问题还在于，雾霾不仅在北方的大城市，而且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南，乃至东北，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整个中国东部都成为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有人说，中国雾霾已成宇宙奇观。这是严重的生态灾难。

空气污染损害人体健康，提高肺癌、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报道说：中美学者突破性研究发现，雾霾缩短中国北方人5年半寿命。1这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进行联合调研，利用中国各地数10年来的污染数据推算出，20世纪90年代，北方的空气污染已经减少了人们合计25亿年的寿命。报告作者之一、清华大学李宏彬教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取长期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能反映出空气污染对寿命的影响，还能反映出空气污染带来的疾病种类。这一数据表明人类寿命因空气污染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报告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说：“我们发现，淮河以北的居民人均寿命减少5.5年。这项研究是建立在真实的中国污染数据、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数据之上，所以这不仅仅是推断。”

虽然，一些学者对此报告的数据和结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是，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它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危害，这是没有疑问的;以及它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些城市已经作出决定，严重的雾霾天，汽车限行、学生放假和有关工厂停工的决定。卫生部前部长陈竺等在《柳叶刀》(2013年第12期)发表文章说：“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就空气污染对健康造成影响联合展开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每年有36万至5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过早死亡。”它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四大威胁，是肿瘤致死的罪魁祸首。该刊物发表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说，PM2.5仅2010年一年内就使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2

中国重金属污染，如镉、铅、汞等污染事件呈高发趋势。

——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湘和化工厂2004年12月建设铟生产线，第二年3月便发现厂区重金属铅、镉、汞严重超标，但继续扩大生产，2008年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2008年3月厂区附近二村民死亡，经检测体内镉严重超标。2009年7月31日，污染区检测2 888人中有509人体内镉严重超标，250人住院治疗，又有二人不治身亡。

——陕西“凤翔血铅事件”。东岭冶炼公司，一个年产铅锌20万吨的冶炼厂，2006年投产，污染排放超过“人居标准”，导致厂区附近三个村子严重铅污染。2009年8月13日，首次发布731名14岁以下儿童检测结果，615名血铅超标，163名中度铅中毒，3名重度铅中毒。8月18日，血铅超标儿童增至851人，154名血铅中毒儿童住院治疗;同时，湖南省武冈市政府组织1 958名儿童检测血铅，其中1 354人疑似血铅超标，确诊轻度铅中毒儿童28名，中度铅中毒儿童17名。人在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环境污染物质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积累，导致生病或死亡，成为人体健康的大问题。

——水污染使一些地方癌症高发，有报道说，中国癌症发病率占全球40%以上，甚至出现了一些“癌症村”。例如，淮河流域的“癌症村”，据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发表的报告说，1973至2006年，河南沈丘县肝癌死亡率增加了5倍多，胃癌死亡率增加2.6倍;安徽蒙城县肝癌死亡率增加增加3.7倍;山东汶上县肝癌死亡率增加2.7倍;安徽灵璧死亡率增加2.4倍。广东“癌症村”，韶关上坝村，受大宝山矿开发造成水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村民吃了受污染的大米和蔬菜，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68至2000年，全村死亡250人，因癌症死亡210人，占死亡人数的84%，最小的仅7岁，全村癌症死亡者留下孤儿21人;孕妇出现早产、怪胎和死胎7例。江西“癌症村”，德兴市和乐平市铜业等有色金属开采，导致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乐平市有9 269亩耕地荒芜绝收，1万多亩严重减产，其中戴村有2 800亩耕地无法耕种，全村癌症患者70多人，每年有4、5人死于癌症，成为“癌症村”。

这些有限的报道表明，我国汞、镉等重金属污染，比日本“水俣病事件”和“骨痛病事件”事件要严重得多，解决也要困难得多。

(2)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突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中国和世界，至9月15日，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 253名，其中6名已死亡;最后普查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 000万，国家损失20亿元。

此外，毒饺子事件(2008年)，劣质奶粉事件(2004年)，导致13名婴儿死亡，200名婴儿得严重营养不良症;“瘦肉精”事件(2001年)，广东河源484名市民因食肉中毒;“毒豇豆”事件(2010年)，“地沟油”事件(2010年)，每年全国有200万至300万吨回流餐桌，严重为害人的健康。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比当年日本食品污染事件严重得多。

(3)资源前所未有的全面、严重短缺

中国资源问题非常严峻，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2012年12月发布《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指出，中国消耗资源的速度是自然资源恢复速度的2.5倍，随着碳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远远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赤字——这是由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导致的。该基金会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说：“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中国今天在消费、生产、投资贸易以及经营其自然资本方面作出的选择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1

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国虽然是矿产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少，45种主要矿产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值的50%。改革开放30年，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不断加剧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现在有三分之二国有矿山已进入中晚年期，有400多座矿山由于资源枯竭面临闭坑威胁，石油、冶金、有色金属、黄金等矿山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不高，消耗量大，资源短缺问题非常紧迫，只好求助于国际市场。

但是，寻求国外资源又面对严峻的形势。例如，工业发展需要铁矿石，不仅花大价钱在澳大利亚和墨西哥投资采矿业，而且遭受严重的价格压力，每吨开采成本仅为10美元的铁矿，要价170美元;能源的缺口也很大，甚至一多半要依赖国外进口。虽然我国是煤炭大国，但2012年进口煤炭3亿吨;石油和天然气对国外的依存度也不断加大，石油对外储存度58%(2012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29.5%(2012年)。为了补足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的需求，我们在中东、南美和非洲国家寻求进口，不仅需要大量外汇，而且甚至被攻击为新殖民主义。资源短缺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

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的严重挑战，这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沉重代价。现在，它的严重性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的，也是无法比拟的;同时，社会和民生问题，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问题的压力和挑战也十分严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建设工业文明300年所积累的问题的总和。

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但危机可以变为转机，建设生态文明是重大战略机遇，它将使中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一个中国梦。

(三)建设生态文明开始成为中国的国家行动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第一次写入中央的文件。

2007年，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报告说：“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建设的战略任务，2007年12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来。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战略任务。我们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下最大决心、用最大气力把这项战略任务切实抓好、抓出成效来。”

2012年，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十七大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的基础上，总结人民群众生态省、生态县、生态市建设的创造和经验，总结一些地区的“生态文明模式”的创造，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国家发展战略，从“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发展，而且，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又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四个建设”中，贯穿到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创新性表述，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思想和实践。

生态文明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作为中国建设的新的总体布局实施，这是新的“中国道路”，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生态文明融入和贯穿经济建设

十八大报告指出，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乃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场硬仗。建立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努力倡导绿色消费，走出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途径。这是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要求。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非循环、线性生产为主要特征。它的工艺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这是一种线性的非循环的生产。虽然它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这种生产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大量排放废弃物，是一种原料高投入、产品低产出、环境高污染的生产，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生产方式以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为前提，因为它没有价值，生产中不计入成本，无需付费，不考虑资源节约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第一次提出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其一为“生态价值”概念。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报告要求生态补偿制度要“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生态价值”概念。现代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是没有价值的，它的消耗无需付费，不存在“补偿”的问题。

其二为“生态产品”概念。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的又一个经济学概念。所谓“生态产品”，不是指我们在商场超市里买到的“绿色产品”，而是指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它们来自森林、草场、河湖、湿地等生态空间所构成的大自然;它还包括地下矿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即不可更新资源;还包括土地、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资源。生态产品，它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产品，是有经济价值的。它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需要付费，对它的破坏或损害需要补偿。

依据新的价值观，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是有价值的，它的使用需要付费，必须节约使用或循环使用，因而新的生产方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循环的生产，以物质分层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这是一种无废料的生产，一种原料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的生产。它是可持续的。

(2)生态文明融入和贯穿政治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强调保障人权和民主，提出“协商民主”制度，要求“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政策;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止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更加美化、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这是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新期待。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生态文明的政治要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未来生活的新期盼，我们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

工业文明社会的政治不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专制主义。“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增殖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它需要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是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的两个主要的根本属性。只要资本及其运行存在，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资本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就存在和继续起作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它必然不断加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同时不断加剧对自然价值的剥削;两种剥削同时进行彼此加强，导致工业文明社会的基本矛盾：人与人社会关系矛盾、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矛盾不断加剧和恶化，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专制主义不仅导致它的社会危机，而且导致它的生态危机。这是当今世界问题的总根源。

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的政治建设，是从资本专制主义到人民民主主义发展。十八大报告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3)生态文明融入和贯穿文化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报告强调全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融入和贯穿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等等，以及它们在实施生态文明战略中的实际应用，不断提高社会的生态意识、生态价值观念、生态思维和生态生产创造力，使我国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按十八大的要求，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发展和繁荣生态文化，增强作为文化的生态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实力和竞争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世界强国的必然选择。

创造“软实力”概念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2013年4月29日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的软实力》一文，文章说：“《外交政策》1990年首次刊登我的文章《软实力》时，谁能想到中国或俄罗斯有朝一日会使用这个字眼?中国共产党2007年表示需要提升国家软实力。普京最近呼吁俄罗斯外交官更广泛地发挥软实力。然而，他们显然都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1他解释说：“实力就是影响他人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胁迫、收买或者吸引……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凭借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按照这样的标准，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根本不具备软实力。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和俄罗斯错误地以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工具。”他援引美国学者沈大伟《中国走向全球》一书说：“中国一掷千金开展魅力攻势，以提升自身软实力。西方援助受到制度或人权问题的约束，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援助项目却不受此类束缚。中国注重高调姿态。尽管费尽力气，但中国的投入只获得了有限的回报。”这是一种误解。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但是它以经济和国防等硬实力为基础。中国从来都理解和非常注重软实力的作用。2 000多年前，中国提出“文化”概念时——文化指“文德教化”——是与硬实力“与武力镇压”相对应的一种软实力概念。300多年前，西方提出“文化”概念，Culture(文化)的意思是“耕种”、“栽培”。它的延伸，如农业(agriculture)、园艺(horticulture)、小麦改良(culture of wheat)，等等。这是一种农业经济概念，硬实力概念。“软实力”主要指“文化”的力量。这是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所一贯强调的。

按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生态文化，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将提升中国软实力，文化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力量。

(4)生态文明融入和贯穿社会建设

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工业文明社会实施资本专制主义战略，不仅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关系领域形成社会危机，而且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领域形成生态危机，威胁社会安全，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实施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解，走向人与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

十八大报告对人民高度关切的问题，制定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重视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缩小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积极发展民主反对腐败的政策措施，报告说：“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期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民主公正、政府清正廉洁、国家昌盛强大的太平盛世。

(四)创造生态文明的新的制度模式

制度是规范人和社会行为的法度或法治，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它规范人和社会的行为，使人和社会有规可循，为社会关系提供一个稳定和有序的系统，使社会发展成为可规划的和可以预测的。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制度创新，从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将创造人类新的制度文明。这将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实行严格的制度和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这里提出两个“最严格”：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格法治，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这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创新，创造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这是长期复杂的过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态和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和实施。

(1)生态文明政治制度建设，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严格的政治制度保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十分重视“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格的法治”，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任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的可能路径：(1)生态文明观念要融入和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生态文明观念要融入和贯穿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或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的认识还很有限，需要广大人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中，喷发巨大的生态智慧和创造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伟大复兴，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2)生态文明经济制度建设，实行严格的法制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公报强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代替过去“基础性”作用。这是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有制度和法制的保障：(1)发展市场经济，如何避免国家财富向少极数人集中，避免贫富两极分化;(2)如何避免经济和政治腐败现象蔓延;(3)如何使市场经济发展惠及最广大人民，国富的同时实现民富;(4)如何避免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仅仅靠调节政府职能是不能完全解决的，需要政府的意愿、决心和行动，依靠发挥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3)生态文明生态法制建设，严格的生态立法和执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关键是严格的执法。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的生态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建设生态文明，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此，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快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了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珍惜、人人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保证人不仅有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权利，还应当有基本的环境权利，有权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权不遭受污染的危害，有权参与对影响环境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大多是为了在工业化发展中，减少或避免环境污染而制定的。例如，依据宪法，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依据这一基本法，又制定了一系列控制环境污染的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保护自然资源的单行法，如《水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煤炭法》、《土地管理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单行法，如《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以及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已经基本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规定体现了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动物和植物以及林木的国家意志，以及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基本思想。这里有几个问题：(1)极力避免长官说了算，避免人大于法的现象。(2)现有法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制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它们需要依据生态文明观念加以完善，甚至重新制定。(3)这些法律的执法力度不够，有的甚至形同虚设，需要加强执法，运用法律强制性力量，阻止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行为。(4)期望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新的宪法，依据生态文明的宪法制定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法律体系。制定和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制度，以真正实现“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4)当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

按照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四项。

第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在美丽富饶的中国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根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规划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发展科学技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第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建设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福祉。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和提高森林覆盖率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中国发展，从“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四个建设”中，贯穿到各方面和全过程，全面开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行“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国家行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实践，极大推动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的全面发展。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当今世界是面临一次根本性大变革的时代，世界从工业文明的社会向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变。这是我们的宝贵的战略机遇，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是时代的使命。现实进程已经表明，按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发展走老路，已经没有出路，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不要跟着西方工业文明模式走，需要实现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建设生态文明。

也就是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需要，又是破除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障碍(环境和资源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需要。中国道路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十八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写进党纲，并由执政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在神圣的场合发布，作为最高执政理念和历史使命，成为党和政府实际行为，领导许多地方的生态省、生态县和生态市建设。这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另一个大国的政府和执政党这样做，没有任何另一个地方这样做。只有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建设中国的伟大实践，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道路”，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

2013年12月，《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罗马俱乐部现任秘书长依安·约翰逊，他说，今年罗马俱乐部推出新的研究报告《2052年：未来四十年的中国和世界》，40年前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横扫全球掀起世界环保运动，“在40年前的《增长的极限》里面，找不到‘中国’这个词，但是，今天，‘中国’这个词已经不可能再被避开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价值观等其他领域”。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非常庞大的国家，且对未来的目标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对自身的未来有这么明确的认识”1。这可能是指中国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国策，并制定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纲领，中国有长远的目光，并真正地实施自己的规划。

现在，中国崛起是生态文明的崛起，它令美国惊讶和不安。美国学者扎卡里亚认为，现在是美国之外的世界在崛起，他说：“在世人的记忆中，做开路先锋的似乎第一次不是美国。美国发现一个新世界即将产生，但担心塑造这个新世界的是外国人。”这是世界的巨变。

人类正在迎来生态文明的新世界。塑造新世界的是中国人，率先建设生态文明，重启中华民族的世界话语权，崛起的中国以生态文明之光照耀世界。这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又一个伟大新贡献。

三、环境伦理学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

道德是社会的重要力量，所有社会都重视道德的力量。中国古代，以道德为社会中轴，孔子强调以道德处理政事，他说：“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说，用道德处理国政，就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安然不动在星座上，其他星辰都围绕着它。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德和法相需为用，以德生法，以法固德，可以确保国泰民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既包括社会道德建设工程，又包括环境道德建设工程，不断推动道德的完善和进步，以发挥道德这一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就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并在这种服务中不断的发展、完善和成熟。这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主旨。

(一)环境伦理学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

环境伦理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播环境伦理观念，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这是环境伦理学的新的光荣使命。

(1)传播环境伦理，提高国人的道德素养

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生活，我们都知道，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所有的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我们的道德底线。环境伦理学是新的伦理学，它告诉我们，地球是生命有机整体，生命和自然界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它同人一样是有价值的，因而我们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这是我们的新的道德底线。这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观念。

环境伦理是新的伦理观，建设生态文明要牢固树立的生态文明观念。新的伦理观念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类道德的对象从人与社会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也就是说，既要对人讲道德，又要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它的基本问题是：在理论上，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权利;在实践上，尊重生命，保护自然，以确保人类对自然的持续利用。它的道德标准是：人类行为既要符合人类利益，又要有益于生态平衡。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民的事业，需要所有公民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从道德的角度，不同社会阶层，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道德要求，社会所有阶层的环境行为，对环境都有重要的影响，都要对环境保护承担责任。因而，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需要从调查研究开始，调查社会不同阶层的环境态度和行为，以及环境责任，并在这种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不同阶层的人必须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以指导、调节和制约人的环境行为。这是中华民族道德境界提高、道德素养完善、道德进步提升、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人(生态人)的需要;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期待中国道德进步，期待在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设完善和成熟的中国社会环境伦理学，期待传播环境伦理使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承担自己的环境道德责任。

国家各级领导人，是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具有极大的权力，对自然保护承担最大的责任，国家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计划和决策，不要搞“GDP”主义，禁止在GDP的大旗下贪污受贿，不要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以损害环境质量和自然价值为代价实现GDP增长。为了完善执政，不仅要有政治伦理，实现社会公平;而且要有环境伦理，实现环境公平。

企业家是经济和社会物质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办企业要赚钱是自然的，但不要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环境为代价赚钱，要重视保护环境，使企业的发展有益于环境保护;而且，只有保护环境才能赚钱，实施保护环境的伦理原则是必要的。

科学技术工作者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要关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开发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用生态学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用生态思维对科学发展、城乡建设、对工艺技术的创造进行生态设计，使它既有人类的目标，又有环境的目标。这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新的道德责任。

劳动者，工人，农民，第三产业劳动者，军人，老师和学生，文艺和传媒业者，其他所有阶层的人，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秀美江山维护者，是环境革命的最大推动力量，必须守住尊重生命、保护自然的道德底线。

这种新的道德要求，是我们新的道德素养、道德进步和道德完善的表现，是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

(2)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伦理理论和道德原则

环境伦理为生态文明服务，需要有符合中国实际的环境伦理学。第一，它生长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开发利用中国古代哲学宝贵的环境伦理思想，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第二，通过深入的调进研究，例如，不同级别的领导者的环境行为和伦理态度的调查研究;科学技术工作者环境行为和伦理态度的调查研究;企业家和不同行业业主的环境行为和伦理态度的调查研究;各种行业劳动者的环境行为和伦理态度的调查研究;军人、商人、学生和其他社会阶段的人的环境行为和伦理态度的调查研究。在这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不同阶层的人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和规范，以指导、调节和制约人环境行为。这是中华民族道德境界提高、道德素养完善、道德进步提升、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生态人)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

(3)促进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先导，其中社会核心价值观起决定性作用。环境伦理学，又称环境哲学，作为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成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负有重大使命，具有重要作用。人类文明建设，所有文明时代都由社会核心价值观指引，形成社会核心价值观又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传播时代的哲学和伦理观有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农业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我国有5 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古代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华文明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和最完善程度，站到历史的高度和世界的高度。这是由中国文化决定的，其中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它起源于《周易》，所谓“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经·序卦传》经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诸子百家之百家争鸣，哲学、文学和科学七彩纷呈地发展，最后由孔子综合总结，形成“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指引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到民国。中国社会，皇帝称为“天子”，君权神授，统治者的合法性是世袭的，并且在各朝各代为统治者和臣民接受和遵从;“三纲五常”的观念，作为社会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臣民接受和遵从，从而形成高度稳态的社会秩序，中华文化延绵5 000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没有的,是农业文明核心价值观指导的结果。

工业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但是，在整个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起主导作用价值观指导人的行动时，从来都没有，而且也不是以“全人类”为尺度，或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更没有考虑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只是以“个人(或少数人)”为尺度，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个人和家庭的活动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出发;企业的活动从企业的利益出发;阶级的活动从阶级的利益出发;民族和国家的活动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没有顾及其他，不顾及他人，不顾及子孙后代，更不顾及生命和自然界。它的实质并不真是“人类中心”的，而是“个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整个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是工业文明的全部人类行为的哲学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它的实践建构了整个现代文明。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经历两个世纪，起始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首先在文学领域，诗人但丁发表《神曲》，尽情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彼特拉克发表《歌集》，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薄伽丘发表代表作《十日谈》，批判宗教愚昧，禁欲主义，肯定人权，反对神权，主张“幸福在人间”。

接着，科学革命，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它阐述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是由原始单细胞生物发展而来的，以生物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思想，创立生物进化论，批判并代替神创论。

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发表《人权宣言》，宣告“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形成“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

最后，哲学家归纳总结，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69—1650)，创建主客二分的哲学和数学归纳法，在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中，人成为主宰者，自然界是被主宰的对象，他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

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的伟大思想家，他是现代实验科学实验归纳法的创始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具有“实践性”。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他认为，人类为了统治自然需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科学的真正目标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他说：“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靠方术和科学了。因为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1

英国哲学家洛克，主张事物的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坚持人的经验性原则。他认为，人类要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认为，人是目的，而且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而且，据此人要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因而学术界认为，康德是使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在理论上完成的思想家。

恩格斯对他们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2。

现在，发达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是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这是在政治层面说的;在哲学层次，民主、自由、人权等包含在个人主义的定义中。核心价值观应从哲学层次定义，因而是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现在人类迎来新文明——生态文明时代。20世纪中叶暴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21世纪初年暴发的全球性社会危机，使世界历史面临一次根本性转折，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折。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最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人与自然界和谐”为目标，反对“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主张“人和自然的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3他们认为，这种“世界革命化”，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4，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世界。

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导致历史变革，又一次形成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神学，等等，它们一致批判和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哲学，超越还原论分析思维方式，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这是形成生态文明社会核心价值观重要步骤。

这是又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时期，兴起中的新文化——生态文化，虽然现在没有进入现代文化和现代学术的主流，虽然它们没有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批判和试图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哲学，超越还原论分析思维方式，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

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发展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但是它又有继承性，有普世性的方面，例如，农业文明的仁、义、礼、智、信;工业文明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它会包容在新的价值观中。它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文化和新社会中形成。这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二)为生态文明服务中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观念，一方面，它要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同时，它要在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中发展和完善。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1)现在的环境伦理学是它的初级形态

利奥波德(A. Leopold，1887—1948)，美国思想家，著名生态学家，1933年，《大地伦理学》一文在他主编的美国《林业杂志》上发表。他把此文收入以《沙乡年鉴》为名的文集，在美国寻求出版没有成功，是在他逝世后，1948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很少为人知道，直到20世纪中叶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后，重新被人们发现。《大地伦理学》一文，被评价为“拓宽道德研究的范围，实现伦理观念的变革”的论文，莱奥波尔德被誉为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

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只有半个多世纪。现在，环境伦理学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伦理泛道德主义，它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延伸到子孙后代，乃至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并对整个自然界给予道德关怀。二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观点，主要有四个学派：新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学术界把环境伦理学称为环境哲学，因而把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神学等也归入环境伦理学派别。

当前，环境伦理学状况是，学派林立，争论不休，没有形成学术界认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综合统一的理论体系、概念框架、基本原则和规范。也就是说，现在，环境伦理学只是它的一种初级的形态。

(2)中国环境伦理学在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从介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起步，1994年成立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30年来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现在，同西方环境伦理学一样，学派林立，争论不休，不仅公众感到无所适从，中国环境伦理学工作者也感到不满意，公众不满意，大家不满意。多年来，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环境伦理学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中国话语下成长、发展和完善;并曾试图努力建立自己伦理学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形成自己的综合统一的环境伦理理论，以能够为国人接受和遵从，真正在中国土地上站立，并对解决实际问题起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这种努力至今进展不大。也许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切入点”，没有找到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具体路径”。

我们讨论“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也许“切入点”和“具体路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在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中发展环境伦理学，这是建立中国环境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切入点”和“具体路径”。

(3)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在确立中国世界话语权中形成

外国学者提出“崛起的中国以什么影响世界?”这样的问题。

在生态文明研究中，我们认为，世界上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中国将以生态文明之光影响世界，具体地说，以确立生态文明的世界话语体系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崛起，这已经是事实。有许多可观和优秀数字，比如，“中国制造”发展，全球制造业一半在中国，钢铁、水泥等许多重要工业产品已占世界第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贸易进口国，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经济成就。但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因为，现代世界由世界话语权主导，经济不是影响世界的主要的或决定性因素，主要因素是谁拥有世界话语权。

现代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人类文明的世界高度和历史高度，工业文明的社会，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创造了现代世界话语权，现代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个现代文化以及人类行为准则，都是根源于工业文明。世界话语体系是适应建设工业文明的需要，为了推动工业文明建设而确定和实施的;世界交往和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工业化国家依据现代世界话语权，决定世界的现状、进程和发展。当今世界由工业文明的话语权支配，游戏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不拥有世界话语权，虽然经济崛起，但是对世界的影响很有限。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谁将拥有未来世界的话语权?这是由谁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即世界的高度决定的。未来世界是生态文明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话语权是生态文明的话语权，中国率先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未来世界话语权将由中国创造，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在确立中国世界话语权中形成。

(4)建设生态文明，重建中国世界话语权

我们说“重建”，因为中华民族曾经拥有世界话语权。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伟大的农业文明，历史上中国取得世界经济和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在2 000多年的时间里对世界起主导作用，拥有世界话语权。200多年来，世界由工业文明的话语权主宰，中国遭受了百年的屈辱和落后。

现在，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回答“崛起的中国拿什么影响世界”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认为，把握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机遇，在世界上率先启动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以“中国道路”确立“中国世界话语权”，以生态文明之光照耀全球。这是中国真正影响世界的战略选择。

我们的主要条件是：

——建设生态文明是时代的使命，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有条件实现这一使命。“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效”。中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潮流已经兴起，广大人民正在行动，伟大的实践已经开始，伟大的智慧和创造力正在崛起，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已经起航。

——30年工业化发展为中国准备建设生态文明的物质条件，雄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物质基础。

——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前所未有的严重性的挑战，实际需要变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强大动力。

——中国国家领导人，设计中国发展战略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的生态智慧，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宝贵资源，中国哲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人为本”的政治传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为中国率先走上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打下浓厚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说：“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中国没有率先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历经磨难”。现在，建设生态文明，重新获得复兴和崛起的强大动力和生机。这是重大的历史战略机遇。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把握新时代的伟大战略机遇，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的历史起点，加快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创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强大生机，有能力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的伟大贡献!

[作者单位：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朱凯)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u Mouchang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nvironmental ethics;inertia of develop;core values of a society

作者：余谋昌

第三篇：建设生态文明与维护环境正义

[摘要]随着工业化达到其最高成就，特别是不良社会生产方式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促使I。业文明必将发生转型，走向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但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实现，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需要注入环境正义的理念。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环境正义

[文献标识码]A

一、生态文明的缘起和理论阐释

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达到其最高成就，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严重化，特别是不良社会生产方式带来生态环境恶化，促使工业社会面临历史性变革。西方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预感到传统工业时代的结束，广泛使用一“后”字，作为一种综合形式来说明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美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认为他们处在“后文明”时代的开始。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如何来表述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也就是说，在工业文明走到尽头之日，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发展?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已经成为有远见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越来越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以《寂静的春天》揭示了伤害自然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事实，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作了理论表述，形成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实践，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强调和深化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拉开了人类自觉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序幕。

西方社会文化领域也感受到当代环境问题的压力。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缘起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实践的历史反思，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哲学、艺术、宗教、文化、科学等等。就环境问题而言也多有论述，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试图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世界观，以大卫·格里芬、科布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观，认为人类参与的社会并不仅权是由人类组成的，生物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实在观就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网络。认为生态学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而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至关重要。正是生态运动的兴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应当同我们的总体环境保持某种和谐，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大卫·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致力于倡导、推进这种后现代的生态意识。

从目前所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他呼吁，应该以污染税来代替所得税，以信息交换来代替无限制的增长等，来节制工业文明的危害，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生态民主”则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必由之路。

在西方国家，无论是社会学家对后工业社会的探讨，还是科学家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努力，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生态学世界观，都在同一方向上预示着工业文明因面临着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在前苏联理论界也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以弗罗洛夫、扎格拉金、费多罗夫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生态环境问题看作是涉及人类生存、人类未来的大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研究。弗罗洛夫在其1975年出版的《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一是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二是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狭义生态学方面;三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着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O·K·古谢夫认为，技术文明对自然界的进一步入侵将对地球外貌产生更加彻底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不由自主地发展起来的，但它却能给人类带来数不胜数的灾难，他指出，当我们认识到对自然界的进一步掌握和改造是绝对不能避免的，我们便应当学会以我们的理性、意志和各种技术措施的全部力量去控制这些过程。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只有在迫使人与自然界转为合理地井然有序地相互影响时，才有可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改造自然环境这一过程，如果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并且考虑到自然界永恒规律和生物地理群落内其他一切相互关系。如果是以深刻全面的科学分析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将会而且应当导致人在地球上的幸福生活。当时的苏联理论界已经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态问题进行详尽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目的在于进一步阐明现代人同自然界协调一致的关系，通晓其各种发展过程，有理性地去利用自然，以便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道化理论丰富起来。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984年第2期《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杂志刊登的《在

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生态文明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一定影响的结果，是从现代生态要求的角度看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特性。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方法及其物质基础、工艺以及社会同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而且包括这些问题与一般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规范和要求的一致程度。

显然，前苏联学者当时界定的生态文明含义不是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是将生态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弗罗洛夫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对环境的合理组织看作形成新人的条件之一;与此相适应，也把形成合理的，有益于人的环境的过程看作生态的发展过程。这样，使所形成的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适应人的需要，就成为生态学上平衡发展战略的基本目的。”尽管前苏联学者较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但因为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苏联学者虽然感受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未感受到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将面临转折。

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叶谦吉先生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他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奋力疾呼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什么是“生态文明”，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很明显，作为生态学家的叶谦吉教授，是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1987年6月23日出版的《中国环境报》发表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访问报道。中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在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1988年4月，刘思华教授在其所发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的根本特征与基本矛盾》一文中就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派则持有协调论的生态经济观。生态经济协调论认为，人无论作为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都不是消极适应自然，而是在适应中不断认识自然与能动利用自然，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必须顺应这一普遍的发展趋势。”这是在论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论点。其后，刘思华教授在1991年出版的《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一书中论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企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中国学者当时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还只是从人类对自然应持有的一种文明态度出发，并非认为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形态。

随着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促使人们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生态文明等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经过近30年的理论发展，对于如何界定生态文明，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国情不同，生态文明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境遇也不同，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的层次应该有所不同。

从初级层次看，生态文明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不野蛮开发，不粗暴对待大自然，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通常意义上大多数人理解并广泛使用的生态文明含义，也是生态文明所具有的初级形态。在推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努力建设的也是这个层次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翻译成“conservation cul-ture”首先强调的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明显具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党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的问题上，最终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这就说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包括保护自然资源的内容，而且还包括调节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和“循环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的，这表明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便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式，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包含生态学思想的现代文明形式。目前生态文明尚未成长为新的社会文明形态，但是如果人类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制度管理、日常行为等都走向生态化，那么，未来文明形态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社会。

从文明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看，生态文明社会应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在文化价值观上，对自然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能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念，自觉地提高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生态道德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生态化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业，它不是否定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人类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运用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人类个体的生活既不能损害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应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改造自然以不损害自然生态的整体稳定和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为前提。人类从单向度要求自然满足人的价值需求转变成生态法则制约下的有条件满足。人类生活不仅是富足的，而且是自然的。建立起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目标、新时尚，从而使人过上真正的全面符合人类本性及社会道德的生活。

第四，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生态

化渗入到社会结构中，但这只是社会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诸如在社会政策上考虑如何组织好经济，以便加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制定决策上，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人文学者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生态效益评估，以期维护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最小损害并能够进行一定的生态建设。这是生态文明的高级形态。当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从价值观念到生产方式，从科学技术到文化教育，从制度管理到日常行为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就标志着文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就是生态文明已露出端倪，需要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超越工业文明，指向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

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维护环境正义

建设生态文明，这既是对人类文明进入转型期的规律性把握，也是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理念的实践性提升。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它将给我们带来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

建设生态文明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提出的，但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实现。马克思说，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撇开社会形态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以片面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目的，从而达到实现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传统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索取自然资源，大量地消耗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之上，忽略了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制约问题，如今表现为环境压力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推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全球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非再生资源和可耗尽资源的高强度开采，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格局至今仍在延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各个资本家、垄断集团对资源展开自发的无序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因此，这就涉及到需要维护环境正义的问题。

正义为正当公平之意，是指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正义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并以此为基准，规定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环境保护越来越被看作是人类繁衍的核心，甚至是生存和死亡的核心。许多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一些人对资源的滥用将导致另一些人的贫困，由此可以推断，环境问题也是正义范畴之中的问题。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也要求一国内部的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遵循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分配、补偿的原则，平等地享有环境权利，公平地履行环境义务。环境正义既包括国内公正，也包括国际公正;既包括代内公正，也包括代际公正;既有共时性问题，也有历时性问题。对环境正义和义务的关心已超越国界走向世界，超越现在走向未来。

从世界视角看，在享有地球资源时，发达国家制造了许多环境不正义。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其增长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得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印度多22倍，是巴西的11倍，中国的8倍。而那些承受最多环境灾难的国家和人民通常得不到相应的环境利益。例如，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将完全毁灭像马尔代夫、图瓦卢等一些国土低于海平面的小岛国。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国将忍受更多风暴、飓风的灾难。7000万孟加拉国的农民因为土地被海水淹没而失去家园。然而，他们的环境利益得不到真正的维护。

一个国家内部甚至一个区域内也存在许多环境不正义现象。对中国来说，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在中国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在社会不公之外出现了环境不公，社会不公加重了环境不公。

首先存在着城乡不公平。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可以说，中国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资源污染。

其次是区域不公平。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因为资源价格偏低，使西部地区并未得到合理补偿。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再次是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全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病死亡人数达36万，直接经济损失1500多亿元。又比如中国1998年发生严重的洪灾后，一些省市陆续出台了禁止砍伐森林的法规、章程，这使得长期以来主要以砍伐森林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方和个人在经济上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如何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维护资源保护区人民的正当经济利益，这既是环境正义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

环境正义还包括代际公平。因为未来人不可能参与今天的决策，他们的环境权利被我们今天的人剥夺了。就代际公正的具体要求而言，需要确定代际之间有关公正的恰当“储存率”。实际上，这是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本代人所应消耗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与本代人应为后代人积累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之间的比例问题。公正的储存包括两种类型：其一，再生性资源的储存。这主要是指每代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储存。其二，非再生性资源的储存。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以非再生性资源为动力基础而实现的，非再生性资源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对于它都有共同使用权即共享性。但是，非再生性资源并非无穷无尽的，因此，前代人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过度消耗。将意味着后代人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较少占有。而且，对于非再生性资源的过度开采，会直接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破坏生态平衡。造成人居环境的侵蚀和污染，从而直接地损害着后代人的切身利益。有鉴于此，应当注重非再生性资源的储存，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代际公正对于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持续性，对于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向生态文明社会转型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环境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才具有真正现实的意义。既然环境是一种资源，它的分配就需要遵循正义的法则。但是如何恰当定义环境资源?如何评估利益和代价?什么样的分配法则是公正合理的，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需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工业文明尚未成熟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还只是舆论中的呼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需要注入环境正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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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