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公共管理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内涵和关系的探讨历来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所在，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产生、发展、演变历程入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界定。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政府;范式“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

第一篇：公共管理学论文范文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已经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是明确的提上了日程，渐渐深入到我国“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中，是从科学行政走向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效能行政三者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我国渐渐也开始了行政体制上的改革，在摸索中寻求适合中国当代国情的发展途径，“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发展路径将带领我国走向公共管理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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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行政改革;五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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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 是众多西方国家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众多发达国家的体质改革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推动了其国家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型(有时也称“从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对行政改革的一种超越，过渡成功之后，行政权力将重新进行匹配与配置，其管理的重心关注点将转移到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上，是对原有行政体质的一种改革与优化。

2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家政治行政规则的有限顺序上，要求市场规则优先;另一个方面体现在行政过程上，要求行政绩效优先，在公共管理的专业层面上，也被简略的称为“两个优先”原则。

众所周知[1]，行政过程以事物性质角度规则为参照标准划分，可以划分为政治方面的规则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规则，政治方面的规则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政府权威、国家强制力之类的，而经济建设方面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的交换制度上。“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实行，所以“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典范”。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在改革中最主要的价值定位就体现在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转变，改革之后的政府定位将落脚在市场化定位上，也就是说将重新调整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节之间的关系，重视市场原有的价值规律和市场变化情况，遵循市场自身的市场价值和交换制度。“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重新定位与运用，市场占据行政的主导地位，市场不能完成的部分再交予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强制力去完成。于政治层面上讲[2]，市场交易的原则是一般等价物、商品货币之间的交换和买卖，本质上具有是公平性;而自然人的政治选择上的交易从本质上将就是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交换，而是“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轉变恰巧是一种“规则间的转变”，平衡经济市场导致的和谐经济秩序和政治市场个人选择导致的不平等后果的一种平衡，保证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和谐。

同理，在国家政府的存在价值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要求相对于政府过程来说要注重政府的绩效，也就是将政府的治理、责任、资源利用情况等众多情况综合考虑之后，运用统一指标来衡量工作的完成情况。所以[3]，“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另一个价值定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的高效性，是绩效责任制度的落实与体现，是保证国家公共服务事业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中政府屡行的是公共服务的职能，而政府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开支均属于我国财政预算，属于财政预算当中的“刚性开支”，是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最直接的优势就是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在财政预算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实质上是各国探索出的一条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行政出路，这条出路可以适应信息社会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模式，在放松经济、收缩政府社会经济职能方面均有良好的运用客观条件。另外，“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还可以帮助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调整，保证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措施的有序延续。

4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具体路径选择

4.1 转变工作切入点，对公共服务进行有效配置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行政管理实质上是行政权力以国家或政府为单位体现在社会公共事物上，本质上是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在公共行政的管理思路下，着重的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種有效配置，关注的重心是社会事物而非公共物品。而公共管理的着重点在“管理”二字上，上文中也说道，公共管理注重的是市场原则和政府绩效优先原则，逻辑的开始点是在公共物品上的(包括公共服务)。所以，“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从对权力配置向对公共物品配置进行思维逻辑上的转变，将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上，保证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服务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合理需求。

4.2 由“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

国家政府具有强制力，在相关领域的管理上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垄断性。在传统的“公共行政”阶段，政府沿袭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即政府利用强制力，通过行政权力来垄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直接造成政府独揽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作用模式。这种模式的管理上只有政府，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形成的是一种“单中心”的控制模式。在“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实践中，要打破政府原有的“单中心”的控制模式，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团体组织、企业、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多重力量，形成公共管理上多元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模式，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力量，共同促进我国公用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讲求的是一种协调共治，政府的角色有所转变，由原先的“管理”变成了现阶段的“治理”，讲求的是多种力量之间的协同协作与协商协调，相互之间配合，行动一致。所以说，“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过渡实质上是政府可调用社会资源的一种扩大，是社会力量合理使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4.3 将行政的过程和行政结果融合一体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想要做好“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转变，一定要做到合情合理、合规合法。公共服务事业本身就具有法律和科学两种属性，在转变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科学行政和依法行政的有机结合，保证我国公共服务事业的高效性和廉洁性。在现实具体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将政府的过程和政府的绩效融合在一起，注重实际，依靠政府的绩效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能力。再者，对于相应的流程操作原则和流程也要重新定位修改，保证新原则新标准能够体现出公共管理的基本条件，保证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转变方向的正确性。同时，在依法行政和科学行政落实好的基础上，也要相应的强化现阶段有关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要遵循公共行政自身的发展规律，积极借鉴西方行政成功改革的优秀经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国本土基本国情的相应情况，保证“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与现实情况之间的有效衔接。

5 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共事业的管理模式和行政方式的一种变革。文章首先论述了“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之后对行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最后文末落脚在对现阶段“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具体路径的解读上。望本文对我国行政改革路径探索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宋世明. 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发展趋势[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172-186.

【2】谢志岿. 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及其局限——兼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J]. 公共管理研究，2006(0)： 165-188.

【3】朱晓红，郝英杰.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1-55.

作者：冉宁

第二篇：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

摘 要：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内涵和关系的探讨历来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所在，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产生、发展、演变历程入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和界定。

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政府;范式

“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是政府管理模式新旧交替，前后承接的渐变过程。然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二者的关系始终存有争议，并在长期争论中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本文首先介绍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过程;其次针对学界存有争议的二者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历史沿革

19世纪20年代，西欧国家早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封建体制之外的公共领域，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自治需求产生了公民社会，并由此导致了公共行政的萌芽。早期公共行政以私人权力为主，是封建皇权下服从与被服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非我们所认识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现代公共行政体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存在行政上的“政党分赃制”，从而产生政府更迭频繁、立法与行政的冲突等等，并最终导致早期行政模式的改革。早期行政模式改革出现在英国，19世纪中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与议会改革观念对美国公共行政产生了重要影响。1887年以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代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正式诞生。1900年古德诺发表文章《政治与行政》，进一步完善二分法概念，指出政治与行政均存在所有政治体制中，并发挥着国家意志表达和执行的作用。此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与韦伯的官僚制、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威尔逊——韦伯范式，并以此奠定传统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70年代早期，是传统公共行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和“滞胀”现象使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巨大危机，各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以谋求解决问题之道，新公共管理运动悄然兴起，并使“公共管理”一词进入大众视野。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成为历史必然，然而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概念及二者关系问题学界始终存有争议。

二、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之争

(一)公共管理从属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传统公共行政面临危机，公共政策学派的崛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抽象概念和原则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时表现出了政策制定困境和执行力明显不足的问题，用政策视角探讨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学逐渐兴起。公共政策学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注重经济学理论与数理方法的结合，与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关注抽象概念和原则不同，公共政策学更多关注实际，主张将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分析，以培养能够进行宏观政策制定、分析和批判的政策分析家為目标，而不是单纯听从命令，被动执行命令的政府办事员。然而，以公共政策理念培养出的政策分析者并没有预想中的完美无缺。在经济学上，他不如专业经济学者的竞争力;在社会需求上，对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和政策执行者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政策分析者的需求，公共政策学派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将公共政策学与公共行政学联系起来而使之又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就显得尤为迫切，“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据此提出。以罗森布鲁姆和克拉夫丘克为代表的行政学家将公共管理看做隶属于公共行政的子域，并以此界定公共行政是运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来实现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指令，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与服务职能。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管理作为实现行政目标的手段之一，是被认为具有工具理性的技术而不是独立的部分。因此，公共管理被认为是公共行政的子域。

(二)二者的对立关系

无论是从政策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途径研究公共问题，都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失效或过时的一种反应和替代，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产生了竞争，这是学者们所持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欧文·休斯认为，行政与管理在本质内涵方面就存有差异，这种差别通过行政和管理前面的“公共”一词就可以体现出来。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活动，着重在政府工作人员的执行力上，即公务员只是被动执行上级的命令，以服从任务为主，强调程序及将政策转化为行动的过程，而公共管理在于政策执行的技术性手段，强调执行的结果及承担的相应责任。根据以上分析，他认为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与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是不同的，即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它们应该被看做两个互相竞争的典范。同样，在国内，张康之教授首先提出了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基于服务倾向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服务为主，而非以公共行政的权威为主，公共行政更多表现出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者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内涵上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关于公共管理中公共服务功能的作用现在已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据此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对立，并认为公共管理已然取代公共行政的观点仍是部分学者的看法，关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关系仍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所在。

三、总结

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众说纷纭。基于以上对各个学者观点的综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可以用“范式”的概念加以区别。在这里，首次我们要厘清“范式”的概念，范式是指一种相同等级关系模式的集合，在该集合内的事物必须满足该等级关系的要求，满足程度不同，即为不同的范式。简而言之，范式是反映一定关系模式的概念。因此，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就可以看做是一个关系库中满足不同程度要求的不同范式。这里的关系库指“行政”与“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及“公共管理”关系的探讨就是在这一关系库范围内，不同学者为解决不同社会管理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看法，因而形成管理学领域内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争。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不存在从属关系，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公共问题所提出的管理概念，拥有不同的管理内涵，二者是前后相继、顺势承接的关系。具体来说，在概念的丰富性和内涵的充分程度上，公共管理比公共行政更进一步，更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但并不是说公共行政已被当前的管理实践淘汰，相反的，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补充，与公共行政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应用于当前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之中。

传统公共行政已然成为过去，但现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正在发挥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认清二者内涵和相互关系是我们进行管理学习和管理实践的基础和关键所在，管理学的序幕已经拉开，有更多的知识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第三版.张成福，王学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21.

[2] 薛冰.历史与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4.

[3] 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5-44.

[4] (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张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91.

[5] 董晓宇.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1).

作者：杨嘉仪

第三篇：面向公共安全的公共知识管理

摘要：[目的/意义]以新冠疫情为突破口，弥补图情界在公共知识管理方向上的缺失，做好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知识管理研究。[方法/过程]通过对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分析比较，得出适合我国的公共知识管理发展模式。[结果/结论]通过研究面向公共安全的公共知识管理，能够降低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保护承灾主体。

关键词：公共知识管理 公共安全 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24

引用格式：柯平， 胡曼曼. 面向公共安全的公共知识管理[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5(4)： 256-263[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21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管理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聚焦于企业，企业知识管理一度成为知识管理的代名词。虽然知识管理范畴已扩大到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产生了个人知识管理、政府知识管理、媒体知识管理、图书馆知识管理、档案馆知识管理等领域，但是这些研究及其关注度相较企业知识管理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公共知识管理，相较于个人知识管理和组织知识管理发展较为滞后，因此加强公共知识管理迫在眉睫。

1 三种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将知识作为资本和管理要素作用于组织、个人和社会，推动管理的革命以及从信息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的升华。知识管理以知识为主要元素，在成功应用于企业之后，其理论不断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3种知识管理。

1.1 第一种知识管理：组织知识管理

早期的知识管理定位于“企业”范畴，其依据企业知识理论，是在探索企业竞争优势根源及对主流企业理论批判的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理论。从内容上说，企业知识管理是以知识为对象的企业管理，是对企业各种知识的一种连续管理过程，以满足企业现有和未来的需要，以确认和利用企业已有或新获得的知识资本，从而为企业开拓新的机遇。从目的上说，企业知识管理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种知识管理实际上可称为组织知识管理，是为了确定、收集、传播和共享组织中的知识，包括知识的管理和运用知识的管理，来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以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活动。作为营利性组织的企业有了成熟的知识管理理论和方法之后，被应用于非营利性组织如图书馆、媒体、学校等，并得到了有效的證明。

1.2 第二种知识管理：个人知识管理

第一种知识管理发展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之后，人们发现，知识管理所强调的集体智慧离不开个体的作用，如果不进行个体的知识管理，则组织的知识管理很难提升。

在早期研究文献中，F. Jason和H. Carol认为信息激增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1]，是个人知识管理产生的主要原因。个人知识管理是个体管理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是脑化知识(即显性知识)、体化知识(即隐性知识)以及编码知识[2]。个人知识管理是帮助个体收集与整理信息，使之结构化、系统化，使现有信息帮助个人达到目标或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1.3 第三种知识管理：公共知识管理

随着组织和个人的知识管理发展起来，知识管理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从而产生了第三种知识管理。公共知识管理是关于公共知识资源的管理，涉及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公益性机构、科学文化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广播电视等的知识管理应用。与之相关的政府知识管理[3]起源于政府内部的各种组织活动记录，目的是记录政府过去的工作状况、存在的问题，以便备忘、查考以及指导现实与未来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迅猛发展，政府管理也开始了电子政府、信息政府到知识型政府的三连跳。

2 从公共知识视角开展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研究

上述第一种知识管理是组织知识视角的研究，第二种知识管理是个人知识视角的研究，这两种视角的相关研究比较广泛。第三种知识管理是公共知识视角的研究，可以针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问题进行研究。

2.1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研究的理论依据

国际上将应急管理称为公共安全管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 Association)提出紧急事态管理的生命周期(Emergency Lifecycle)理论，将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分为4个生命阶段(见图1)：减除(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应对 (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4]。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Mitigation 阶段是疫情发生前相关政策、法律的制订，为公共信息立法，降低疫情发生概率。Preparedness阶段是指在疫情可能爆发的初期(即有病例确证但尚未大面积爆发的阶段)，应做好疫情预案、特别资源提供准备、突发事件演习等。Response阶段是指疫情爆发后实施预案、发布预警、动员资源、提供医疗援助、提供紧急救济、封城等。Recovery阶段是重建阶段，包括医疗资源重建、生产恢复以及灾区群众心理重建工作。加拿大全盘吸收了美国的4阶段生命周期理论，仅将Mitigration阶段补充为Prevention/Mitigation，构成了PPRR4阶段模型。1986年，斯蒂文·芬克从医学角度将危机与按照病症发展不同阶段相对应，构建了4阶段模型：征兆(Prodromal)、发作期(Breakout)、延续期(Chronic)以及痊愈期(Resolution)。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针对企业危机提出的，之后常被用于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在我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范维澄教授为公共安全建立了三角形理论模型(见图2[5])。这一理论将公共安全分为3个维度：突发事件、承灾载体和应急管理。物质、能量、信息等客观物质被称为灾害要素，但灾害要素在短时间内超过了环境负荷，就形成了突发事件。承灾载体，即在突发事件中本体被破化或功能丧失的对象，它也是公共安全知识管理所要保护的对象。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承灾载体有人(病、亡)、物(华南海鲜市场功能丧失)以及系统(封城)。不同的突发事件会对承灾载体产生不同的破坏。地震会使得桥梁、地表、生態产生破坏，而谣言则会引起社会恐慌。应急管理是从降低突发事件发生频率或保护承灾载体的目标出发的。对此我们需要对既往相似突发事件进行知识管理，人为干预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提高承灾害主体的抗御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社会以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个理论模型中，信息是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产生的要素之一，说明信息过载会促使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导致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除了信息要素，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仅从安全视角、规则管理视角以及信息视角来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进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庞杂的信息加工成知识，运用公共知识管理原理来研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2.2 我国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研究的四大领域

在疫情的非常形势下，学术界大量开展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研究。目前关于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研究主要分为四大领域：①安全和管理领域，这一领域包括安全科学、灾害学、应急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协同管理理论等，实际上是安全科学和管理科学共同关注和研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②社会和政治领域，主要有社会学特别是风险社会学、政策科学以及法学;③信息和技术领域，它对应于信息科学与技术科学;④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等，心理科学为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理论研究提供很大的支持。就当下而言，针对此次疫情以及整个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研究，整个知识领域的各个学科都做出了卓越成就。

一项基于CiteSpace的研究发现，中国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的学术版图包括突发事件的概念与分类、应急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的责任与作用、公共安全治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应急产业的发展与准备、公共卫生治理、危机的预防与控制等7大方面内容[6]。针对这7个方面的研究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与信息，知识管理需要将庞杂的数据与被赋予一定含义的信息，加工成结构化的、有价值的知识，降低类似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保护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承灾载体。

2.3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研究的信息视角和知识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爆发了3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见表1)，传统的列表以及知识图谱只能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这已不能满足当下复杂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有许多无法用信息分析解决的问题亟待我们从知识视角展开讨论。此次疫情波及的国家之广、病例以及死亡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如表1所示，2003年以来的这3次爆发时期都是在春节期间，时间节点与疫情知识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流行病学视角与知识管理视角相结合，为研究疫情爆发原因和过程提供参考依据。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面前通过知识管理区分规律与偶然性因素，将结论提供给其他领域专家进行研究。

在上述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分析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信息视角与知识视角有着显著的区别(见表2)。

由表2可知，从分析对象来说，信息视角往往关注的是事件本身，而知识视角要建立事件间联系的体系化图谱式研究。从分析过程来说，信息视角主要是在数据转化信息等浅层信息流;而知识视角要将信息转化成知识，分析无序或有序的信息流得到知识流。从分析维度上来说，信息视角主要是考虑编码这一线性因素;而知识视角更多的要考虑可编码或不可编码的信息处理。从分析方法来说，信息视角往往是用计算机的方法和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而知识视角不光是靠知识图谱，还要用人脑以及更多抽象的方法。从分析深度来说，信息视角特别关注的是点、线、面;而知识视角更强调立体。从分析结果来说，信息视角往往是直接的，直观的，非常表面化的;而知识视角还会去探索表象之后的本质，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从决策的作用来说，信息视角进行的研究往往只能辅助决策或者是支持决策;而知识视角的研究能直接参与到决策，能做科学的预判。

3 加强公共安全知识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从美国学者霍顿提出“事实的生命周期”开始，由数据到知识的发展路径一直被广泛讨论并形成多种理论模型。笔者参照知识的金字塔模型建立公共安全的金字塔模型(见图3)，其中，公共安全大数据位于金字塔的底层，而大数据的最后归途是“知识”或“知识库”。公共安全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它和大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来源上易于获得，处理上可编码和清晰，传播上较为简单。相比之下，公共安全知识由于有隐性知识的存在，更加依靠人的作用和判断，需要学习才能获得，来源上获取困难，处理上比较复杂，传播上难以转移。

公共安全知识以数据和信息为基础，需要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知识集合，建构理论模型。以美国建立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指挥体系(见图4)[7]为例，在应急指挥者总指挥下横向有3个负责人，其中一个专门负责公共安全信息，纵向除4个负责人外，还有信息和情报职能，公共安全知识在整个指挥体系中起着关键的决策作用与控制执行过程的作用。

各国的预警体系同样也是知识的结果而不是信息的结果，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以中美预警级别颜色为例(见表3)，美国建立了5级国家危机的预警系统，红、橙、黄、蓝、绿5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危险等级并采取不同级别的应对措施，这样一个知识系统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我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安全标识知识体系，将公共安全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分为4级，用红、橙、黄、蓝4种颜色进行区分。这与美国的5级预警系统极为相似，却在采取行动上有很大的差别。颜色、分级都是知识管理的重要要素，因此可以说公共知识管理直接支持了公共安全决策，直接支持了应急管理全过程。

4 公共知识管理发展的三个维度

知识对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关于它的研究也逐渐形成知识体系并开始发挥比信息更大的作用。在新冠疫情期间医药、安全、心理等研究机构发布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这些已构成我们最缺乏的公共卫生安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它超出了原有的公共知识范畴，形成新的公共知识管理类别。

4.1 维度一：面向公共事业的知识管理

面向公共部门的知识管理研究虽刚起步，却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公共管理涉及社会公共事业，关联到公益性信息机构，如科学、文化、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等，而这些机构都需要进行知识管理。目前，除图书馆和高校外，其他部门少有系统性的知识管理，因此推动公共事业知识管理既是整个社会知識共享、知识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其本身亟需努力与发展的方向。

4.2 维度二：面向公共知识资源的知识管理

随着大数据与区块链理论的发展与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比肩的第三大资源类型。知识资源管理可以用来描述社会知识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全部活动，进一步可分为知识产权管理、科研管理、文献信息管理、知识系统管理、网络知识资源管理等[8]，这些都是公共知识资源管理的范畴。这一维度应当加强研究的重要领域有：

4.2.1 国家知识资本

公共知识资源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知识，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形成的一种知识基础、知识聚合。在《知识学研究》这本书里，专门介绍了国家知识资本，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德格鲁特商学院尼克·邦第斯(N. Bontis)提出国家知识资本(National Knowledge Capital)模型以及国家知识资本的指数，国家财富由金融财富和知识资本构成，国家知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9]，实际是将企业层面的市场价值、财务资本、客户资本、创新资本分别转换为国家层面的国家财富、金融财富、市场资本和更新资本。国家知识资本要研究公共知识库、在科学数据开放基础上的科学知识管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基金项目等成果管理)、在政府数据开放基础上的政府知识管理等问题。

4.2.2 语言与术语管理

语言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标志，也是知识的重要载体，语言联系着知识交流的双方，承载着各种信息、知识、文化。然而世界上有很多语言正在濒临消失，能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一些语言的不断绝迹直接威胁人类文化遗产以及知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语言管理不仅仅要依赖于语言学家，也需要知识管理专家的努力。图书情报界应建立区别于语言研究的语料知识库，用数字和多媒体的形式保存人类的各种语言材料。

术语是学术体系中指称概念的语言符号，是凝集一门学科知识系统的关键词，是一个领域内知识的结晶。术语知识管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术语学理论研究与术语标准化建设。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为术语知识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巩固了术语学的学科地位。术语标准化建设旨在消除各种知识在理解和沟通上的语言障碍，确保知识共享的有效性。术语的迅猛发展，为全球各领域的知识共享提供了可能，为保证知识共享的时效，纸质版科学术语管理已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是构建网络版术语库成为必然趋势。图情人有义务来保证国家的公共学术资源不被流失，保证全部学科知识共享有效开展。

4.2.3 网络资源知识管理

自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方式有了质的变化，网络资源知识管理就是对于网络知识资源活动相关的一切活动的管理。对网络的信息资源进行管理一直是图情专业关注的焦点，网络上出现的所有信息如不保存就有消失的风险，然而却没有一个全球公共网络资源库去保存这些信息。在此基础上，将网络存在过的有效信息转化为网络知识，更是图情界尚需努力的方向。

4.3 维度三：面向公共安全的知识管理

公共安全知识管理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区域公共安全知识管理，另一个是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知识管理。区域公共安全的知识管理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知识管理，也可以是国际安全的知识管理，能够直接支持国家安全决策，为国际上的安全机构提供决策支持。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知识管理十分重要，我国将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细分为4大领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知识管理过程包括围绕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知识生成、知识获取、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4个环节。

以新冠疫情为例，此次疫情产生大量的数据，但我们依旧缺乏与此相关的知识。民众如何获得防疫知识?是否能获得这些知识?又由谁来生成与传播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又该如何应用?这次新冠疫情特别缺乏围绕这4个方面的知识管理。

以“戴口罩”问题来做一个案例分析，自疫情发生，“戴口罩”成为我国防疫的先进经验，并向国际上推广，可推广非常困难。由此表象我们可以发现是因为知识管理的缺失使得“戴口罩”的重要性没有被公众接受。国内外的一些大众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传播一些国家不戴口罩的新闻并作出各种各样的分析与批评，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政治因素、民众素质等，结果始终停留在从表象到表象。如果从公共知识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文化差异性才是这一表象的主要根源。这说明，媒体报道的信息表象背后往往隐藏大量知识问题，而这些需要我们从知识管理视角去探索更为本质的根源。

源于信息的预判是否是科学的，不应该仅仅依赖于大数据，更需要融入知识管理的相关知识。未来是否可预测尚无定论，但并不影响知识管理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公共安全知识管理旨在促进公共安全相关知识的生成与获取、传播与利用，公共安全相关知识的服务对象主要有政府、组织和个人，特别是社区、媒体、公安消防部门等。完善的公共安全知识管理，完全可以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发生以前，制订完善体系、法规，做好特殊物质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承灾主体，健全灾后重建体系。当前，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在做好公共安全信息管理基础上，探索出公共安全知识管理的最佳路径与方法指导，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FRAND J， HIXON C.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who， what， why， when， where， how? [EB/OL].[2020-07-02].http：//www.anderson.ucla.edu/faculty/jason.frand/researcher/speeches/PKM.htm.

[2] ABECKER V. Cost-benefit analysis for the design of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C]//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Barcelona， 2010： 95-105.

[3] 柯平. 知识管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4] BLANCHARD B W， et al. Principl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R]//Emergency management Institute Independent Study IS230， 2003.

[5] 范维澄， 刘奕， 翁文国. 公共安全科技的“三角形”框架与“4+1”方法学[J]. 科技导报， 2009， 27(6)： 3.

[6] 徐明， 郭磊. 中国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学术版图及研究进路[J]. 管理学刊， 2020(4)： 1-16.

[7] 费伦. 应急管理操作实务[M]. 林毓铭， 陈玉梅， 等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8] 柯平. 论知识管理[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6)： 132-136.

[9] 柯平. 知识学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作者贡献说明：

柯平：提出研究命题与思路，做会议报告;

胡曼曼：报告成文与案例分析。

作者：柯平 胡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