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文学作品鉴赏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改革，我们的语文学习逐渐改变了侧重点，让文学作品的鉴赏成为学习中的重点部分。通过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还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其蕴含的情感，并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特殊魅力，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因此，本文对高中生文学作品鉴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提高文学作品鉴赏提出个人的意见。

第一篇：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如何体认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

摘 要：古代文学作品因其历史而在知识性、文学性、经典性等方面有其特性。中国古代作品的文学性内涵更为广泛，既包含各类社会思想的精神实践，也包含个体或集体的情感体验，还包含具有匠心和美感的文本形态。古代文学的经典性体现在人文精神、美学品质、创造性三个方面，是在交流、教育、欣赏、批评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当代鉴赏者首先必须有丰厚的古典语文知识、历史意识、文学史知识。在继承和发展“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的同时，要以自己的心灵体认其精神内核，以现代话语阐释其超越性意义。鉴赏者还必须从历史的真实、逻辑的真实、情与意的真实三个维度，来维护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古代作品;文学性;经典性;体认;阐释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学是塑造民族文化和传统人格形态的重要力量，是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精神的巨大宝藏。今天，古代文学已经失去了它的鲜活性，成为一种历史遗产，作为一种古典知识被学习和传承。但是，古代作品的文学意味并未减弱，它所展示的思想、情感、意境，它多样而精美的形式，仍然令当代读者流连忘返。植根于悠久历史中的知识性和萌发于伟大心灵的文学性，是古代文学的双重特质。所以，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既要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知识形态，还要重新激活它的文学感染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古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学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书面文学。自文本出现之始，就被赋予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从而与人们的生活语言有了明显的差异。文学就在这差异性中萌生、滋长。中国古代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历史更为悠久，内容也非常丰富，它们很早并一直受到官方或文人的关注，被载录而成为书面文学的一部分。在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献中，我们很难清晰地划定文学的疆域，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都有着人文和精神的内涵，也都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可以认定一首诗是文学的，但它同样也可能是政治的或教化的;而一篇奏折或家书，也许有着更多的文学性。所以，谈到古代文学，人们往往关注各类文本的文学性，而非仅限于当代文体学意义上的纯文学文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古代作品的文学性是如何界定的呢?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精神文化内涵，二是形式美感，三是文本的应用和传播方式。

精神文化内涵通常是指思想和情感。思想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观念和价值，情感则是个体的存在性感受和反应。思想是各种认知学科的对象或成果，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各类社会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社会现象判断、个体精神实践和社会传播等方面。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气质，所有社会、政治、自然、哲学的观念和意识，都要求社会个体的精神认同，同时被赋予情感内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必须内化到个体的生命中，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过程。这就是“教化”。孔子论诗之功用在“兴、观、群、怨”，认为诗可以认识社会、认同社会、批判社会、改造社会，使某种思想成为一种充满伦理情感的个体体验。这一过程，在文学中是通过“兴”来实现的，也就是文学对个体意志的感发，即审美感化。古人认为，仪式、歌咏、音乐、绘画等，都有着移人心志的力量，就是因为其中的价值和观念因体悟、涵泳和某种戏剧情境的设置，而具有了感动性体验，也就自然地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教化”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学性的体验，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以传播思想和观念为目的。

个体独特的精神和情感经验，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主流思想之外，也留给个体精神和情感一定的空间。出于个体生存体验和感悟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在“文以载道”的范畴之内，但也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被人们认同和传诵。无端而起却飘缈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是煎熬，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总也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独特的感受和领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使人意识到此在生命的丰富性。那些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的人，往往又能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将人的精神空间伸展到更为幽深之处，并借此追问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可能重返现实，并从切实的政治实践和伦理经验中找到一份温润和安宁。这些情感活动和精神实践，通过隐喻、象征、启示性等手段表现出来，从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间。

形式美感首先体现在文体上。中国早期文体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方式、应用场合、应用者等决定了文体的形态。《诗经》中的风、雅、颂由于采集的地点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也有不同。先秦其他文献，诸如典诰、铭文、史著、语录、论辩等，各有功用，因此在文体上会相互区别。后世文体新创也往往由此而形成，如祭吊文、“古文”、文人乐府、笔记等，这些都包含着不同的实用目的和文化功能。在文人创作传统形成之后，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会导致文体的创新，如骈体文章、律诗、词曲、拟话本等。因此，求新、精致化、表现力、受众等，成为后世文体发展的动力。语言形式的规范化——韵律、对仗、习用语、结构、篇幅、语体风格等文本因素的统一，就形成了文体的形式特征，也构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纷呈的文体，显示了文本写作的创造性和机趣，也刺激了人们的接受愿望。

作品形式的最基本单元是词语、句子和句群，它也是修辞术的应用范围。文章的辞藻、譬喻、句式、韵律、叙事和描写等，诗歌中的叠句、联章复沓、用韵、对仗等，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能给人新奇和优美的惊叹。而在这所有的元素中，对仗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方法。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中，也出现在文章里。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就诗歌而言，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加上多种平仄组合，可以说，对仗是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当然，其他修辞方法也有着各自的美学效果。此外，文本表达的深刻性、生动性、丰富性、隐喻性，文本风格的典型性和个性化，文本的结构或诗歌意象的独特性，等等，都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取美学享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也是判断一个文本是否具备文学性的重要的尺度。文本形态虽然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但古代并没有明确哪种形态属于文学，哪种形态不属于文学。一般来说，只要具有形式美感，都会被认为具有文学性，如疏奏是纯粹的公文，但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语言风格被公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同样，以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诗歌还用于教育。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大多是以诗的形式编纂的，如晚唐胡曾所撰写的150多首《咏史诗》，均为标准的七言绝句，每一首咏一个历史故事，每一个历史故事也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教育的意图十分明确。除此之外，《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虽然不是纯粹的诗歌，但也是韵文，诗歌意味浓厚。这些用于政治、教育的诗歌，大部分都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诗歌还是文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言志，并借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显示了上古诗歌神秘的宗教特征。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可以进行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温馨的气氛，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人生意趣，非常生动。中国古代有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唐代以诗艺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在进士考试后，朱庆余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作是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的个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并且被艺术化地呈现。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以现代的文学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文本和欣赏活动划定一个确切的界限。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活动无处不在，文学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文献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诗词小说等集中在集部，但经、史、子三部也都有被认为具有文学性的。准确地说，对于以上所说的诸多文学性因素，只要有任何一项有突出之处，就会被当作文学文本进来欣赏。

二、经典性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般都是经过历史汰择，而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经典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作者所赋予的有意味的内涵和有美感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赖读者的选择、传播和再创造。姚斯说：“文学史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其主角当然是接受者——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也经受了多番的选择，可以说，那些至今仍然廣为传播的古典名著，是真正的经典。

文学的经典性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作品在它诞生之初就受到关注，并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人们欣赏、模仿的典范。西晋作家左思撰写的《三都赋》，甫一问世，即声名远扬，“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此类作品或契合当时的审美情趣，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或作者本人已拥有巨大的声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只有在历史大河中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名作。如初唐上官仪的诗，时人争相仿效，有“上官体”之称，但一时的喧闹之后，就再无反响，与经典无缘。而有些作品则会错过自己的时代，要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其价值才会被人们逐渐认知，如陶渊明的诗，自其创作之时，甚至经过整个唐朝，都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北宋时代，经苏轼大力推崇，方能大放光芒，成为不朽的名著。

就古代文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不外乎两种：教育和欣赏。教育包括一般的素质教育和文学教育。春秋以后，人们对《诗经》的传诵和学习，是读经，也是一种典型的素质教育，诗歌在这里虽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但更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行为规范、名物知识的教材。不独《诗经》，中国古代以文学形式进行社会教育的情况很多。前文所说的胡曾的《咏史诗》，以诗歌的形式讲述重要历史故事，阐发政治、伦理价值，对幼童进行启蒙教育。晚清时，黄遵宪等提倡小说创作，主要目的是要启发民智，宣传新的社会理念，等等。素质教育偏重于思想性，所以一些思想价值高的作品会被挑选出来，并在历代的教育行为中成为经典，如《出师表》《师说》《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诗文创作，是古代文人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长期被视作个体才华的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了文学教育的发达。文学教育离不开对典范诗文的学习，这对确定文学经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编纂的《千家诗》、清代编纂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教材。实际上，这些文学教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数代诗文教育的积累。吴乘权《古文观止自序》云：“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显然，这几部选本是历代诗文教育家的经验总汇，文学教育实践也造就了作品的经典性。

更多的文学选本是出于欣赏或研究的目的，它们对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诗经》是春秋时代编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编辑于汉代，此后，历代皆有诗歌总集和选本问世。散文编纂的历史也同样古老。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及策士文献等就已经被收集和传播，尤其是策士文献，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有意以内容和形式的美感区别于经史著作，是文学性很强的选本。《文选》之后，历代皆有各种形式、各种标准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虽然取舍尺度和趣味各不相同，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它们在确认作品价值方面，有着更高的专业水平，也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一个好的选本，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倾向应该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受众群体、某种美学观念的共同抉择。民间口传也能为文学作品赢得广泛的声誉，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集异记》载，唐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遇伶人会宴唱曲，三人云：“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结果，王昌龄以数多、王之涣以质优取胜。又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可见，王昌龄、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头传播中获得声誉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学评论活动，它以多种标准和方式对作品进行评骘，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文学经典。比如，楚辞以其浓烈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文化、神奇的诗歌意象等，奠定了其抒情诗歌的经典地位。但在汉代，文学理论水平有限，并且受限于意识形态，司马迁和王逸等只能以儒家的思想和比兴方法来标榜楚辞。今人可能质疑这种方法，但在当时，它对确定楚辞的地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如，钟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衡量诗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分辨出文学经典来，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形态、创作过程、欣赏过程等方面的论断，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龙》中所褒扬的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经典性。唐代元稹论杜甫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对杜诗经典性的高度概括。这些评论起着确认作品的经典性的作用。也有的评论者或赏析者能独具慧眼，从乱石丛中挑出宝石，对塑造文学经典有着独特的贡献。陶渊明在《诗品》中列为中品，到唐朝也一直名声不彰。杜甫曾注意到陶诗，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之三)也就是说，唐人认为陶渊明对道的体认不够完善，文笔也不够丰满，评价并不高。但到北宋时期，苏轼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正是苏轼高超的鉴赏力，以及独到而深刻的评点，使人们体悟到陶诗的深厚的内涵和隽永的形式，它们在平实质朴这一风格中，得到完美的统一，是诗中的至上妙品。此后，陶诗被普遍接受，成为无可动摇的诗歌经典。此外，基于某种特别的文学理念，如古文运动对于先秦汉代散文的推崇，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诗的推崇，等等，这些理论性的活动，也会造就出一批经典作品。

总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除了依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外，还特别依赖传播过程，取决于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接受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古代文学名篇，差不多都入选过各种形式的选本，也都经过古代学者的评点，或是被某个文学流派所推崇。经典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着普遍的意义，同时，它也具有时代、群体、个体等特殊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经典。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对经典的目录进行补充、删减，打造出属于我们时代或我们自己的经典来。文学名篇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经典性”这一角度，大致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

第一，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首先，人文精神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反思，包括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存在、社会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特质和美学理想，等等。一个优秀作品，必然会以自己独特的侧面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芒。其次，人文精神还包含着对个体存在的深切关怀，对独特思绪和个性精神的呵护和坚持。袅袅秋风中凛冽的洞庭之波，深夜秉烛却又不知所往的末世多士，舉杯邀月共醉花丛的凌乱光影，豆棚瓜架下令人迷恋的秋坟鬼唱……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屈原、李白、蒲松龄们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丰富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是空洞而乏味的，是不能成为经典的。

第二，必须具有优秀的美学品质。中国古人对情感的体验深度和表达方式，对文字和声音形态，对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都有着非常敏锐的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完善并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技巧，创造出优美而繁富的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美学大花园——高楼孤月的忧怨，大漠飞雪的苍凉，金銮大殿的惶恐，古庙荒刹的宁静，村野市井的絮语，高山大河的激荡，历史深处的感慨，沙场横刀的悲歌，心系百姓的嗟叹，穷途末路的恸哭，才子佳人的温情，舐犊情深的慈爱，草末的露珠，深秋的蝉鸣，智者的思绪，狂者的怒吼……无论多么平凡的生活，都么琐碎的事实，多么刻板的道理，多么短暂的感受，都在作家的笔下有了美感，都成为引人共鸣、让人沉湎、发人深省的审美对象。所以，经典著作是赋予现实生活以美学品质的魔盒。文学名篇的语言技巧、文体创造，对读者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文学是用方块字垒成的世界，再加上汉语音节的特点，特别容易造成形式上的美感。中国文学作品讲究练字造句，讲究文字和语言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更讲究表达的精确性、独特性，也讲究表达的模糊性和通俗性，因此，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文体。中国韵文学在句式和韵律上的追求，形成了诗、词、歌、赋等多种形态的名篇，自然也是语言和形式美学的典范，如宏阔而精致司马相如赋，严谨而独具匠心的杜甫诗等。钟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形式美感是经典最重要的滋味之一。

第三，必须具有不落窠臼的创造性。一个经典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而要独出心机，并且是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运用、抒情方式、文体形态、表达风格等方面，能够别出心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后世的典范。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苏轼说：“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可贵的创新意识，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学识、感悟和独特的形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新鲜的作品，开拓人们的意识领域和审美境界。如李白的古风所表达的超人般的意志、宏阔的自然境界、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等，都非前人所能比拟。又如，李贺的诗作，探幽烛微，在宇宙自然的阴暗面，在人类心灵被遮蔽的深处，孤独经营，描绘出震撼人心的杳渺意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还有那些在文体或风格上创新，如柳宗元散文、苏轼词作等，都是独创性的代表。我们也可以说，大凡名篇，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独创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典型性和独创性是统一的。

经典作品有着广泛和久远的影响力。那些艰涩难懂、极端个人化、风格怪异的作品，接受程度低，也就难以成为经典。首先，优秀的作品必然被普遍地接受，前文所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普及的，才是真正的经典。如孟郊的《游子吟》，就非常经典地表达了母爱和孝道这对永恒的情感，它因为通俗，更因为隽永和醇厚，而成为普及性很高的经典。其次，经典因高标独树而成为竞相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除了模仿其情节和文辞而出现的《东墙记》《梅香》等，《倩女离魂》《牡丹亭》《娇红记》甚至《红楼梦》，都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和启发，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再次，经典因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而经常被注释、改编和续写。古典诗文名篇被注释者非常之多，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有的被改编或续写的，如《三国演义》被改变为多种戏曲形式，《红楼梦》身后有三十多种续书，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对经典的需求，也说明了经典著作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

三、鉴赏方法

古典名篇有着自己的特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欣赏方式。为了很好地领略古代文学，我们必须做多方面的准备，尽可能多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在逐渐熟悉、深入了解和反复的比较中，磨练自己的文学感受能力。同时，一些古代名篇经过了前人的赏析和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欣赏传统，这个传统会丰富、制约、引导着我们的理解和鉴赏。因此，还必须充分学习、认真揣摩前人的评论，做到既要把握和继承传统，又要独立思考，信任自己的真实感受。熟悉作品及其相關评价，是我们领略作品的前提，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鉴赏者，不能止步于前人的理解。

当代鉴赏者必须扎实地掌握古代语文知识、文化知识和文学史知识。古典作品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即使是所谓白话小说、通俗戏剧，也与我们当下的语言差距很大，何况用文言文写成的诗词歌赋，尤其是远古的作品，如《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等。如果没有很好的古汉语水平和古代文化知识，理解都很难，更何况要感悟它、欣赏它呢。经典名篇是古代语言的桂冠，其语言运用的技巧和呈现出的风格，语义的丰富性、隐喻性，语言形式的创新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领会文学经典对我们的语言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古典名篇是历史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古典名篇的理解要有历史意识，不能简单地套用今天的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逻辑来衡量古代作品。古代的民族关系、德义内涵、自然观念等，并不完全符合今人的标准，甚至有抵牾之处，但我们要从古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发展水平来理解它、评判它。每一篇古代经典都是文学史的产物。古代作家特别注重对前代作品的继承和学习，并期望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多地体现或蕴含着文学传统，或者归属于某一个文学传统。因此，掌握更多的文学史知识，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充分了解经典作品内涵和形式特征，也十分重要。

在古代，文学阐释活动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鉴赏者往往关注作品中所蕴藏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教益。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的“观”“群”“怨”意在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和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孟子的“知人论世”(《孟子·万章》)，《汉书·艺文志》所谓“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都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或社会认知功能。这是古代文学鉴赏的主流理论，也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古代作家大多有着“有益于世”的自觉意识，将文学创作看成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和人生寄托。因此，深入了解历史和作家本人的思想及现实处境，是充分、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重要前提，也有益于当代读者认知民族文化传统、塑造人格情操，有益于当代文化建设。因此，“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古典名篇同时也是美学的典范，它的美学价值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却能超越时空，触动当代读者的心灵。文学的超越性，是指作家对生死、苦乐、悲喜等各种生存困境的深切体验，以及对这些生命体验的理解、领悟和超越。古往今来，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精神状况却有着相似性、相通性。很多古典名篇在尝试突破人类自身生命有限性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探索，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永恒的美学魅力。文学的美学阐释，目的就是要引领读者以诗性思维面对并领悟这种诗意境界，以诗性情怀栖居于世。而作家的生命体验具有深刻、神秘、个性化的特点，“知人论世”的方法难以完全把握这些特点。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灵，直探其超越性的精神内核，揭示其美学价值，这样才能赋予古典名篇以当代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段话说的是诗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和思考，但对文学鉴赏也有启发。在文学鉴赏活动中，“入乎其内”是指鉴赏者必须进入作家曾经的体验当中，以求把握作品的内蕴。面对一个过去的文本，我们必须认真“聆听”它，真切地揣摩作家当时的真情实感，捕捉那曾经电光石火般的灵感，和瞬间照彻古今的生命境界。相当一部分古典名篇诞生于作家独特的精神体验，也必定依欣赏者的生命体验而“活着”。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阐释者也必须是一个敏感而丰厚的精神体验者，必须全心投入，以体验的方式“入乎其内”，重新捕获作家当时的生命感觉。所以，古典名篇的鉴赏，在本质上是对作家和鉴赏者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的双重超越，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求得“人同此心”，展现一个的“心同此理”的精神世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是说困境和困境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而当代鉴赏者很少有机会重新立于古人的境地，那么，如何才能“入乎其内”呢?我们相信，精神和文化积累也可以达到这一境地。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常常进行反思，并通过阅读体悟他人的经验，就同样能够深刻地理解人生和社会，从而与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同一个台阶上。鉴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鉴赏者的感性，依赖鉴赏者对文学的敏锐感觉，也依赖鉴赏者对人生的玄思和领悟。

传统鉴赏以评点为主，主要是感悟性、启发性、总结性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评点法已不能适应当代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对审美的唤醒作用也大不如从前。古典名篇不能再以感悟的方式阐释，必须使用严密而细致的现代话语，因此理论素养对于当代鉴赏者十分重要。当代学者在研究或鉴赏古代名篇时采用了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理论，探讨作品中所表现的生存之境、审美机制、精神状况、文学形态等，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过分依赖自身的主观体验，有可能使得阐释游离文本本身，从而损害了阐释的可信度。同样，当代话语中的概念、表达方式等，是理论发达的产物，虽然它们可能更精细、更有体系性，但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幽微要眇的体悟活动毕竟存在着距离。所以，当我们以现代学术概念或表达方法来传达古典名著的意境时，就可能会出现偏差，形成阐释不足或者阐释过度。

为了使得古典文学的鉴赏更加可信、更有意义，我们必须为鉴赏设置一个限度，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鉴赏应尊重历史的真实，这是古典文学鉴赏的文化限度。任何生存之境和超越形式，都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内的存在。古典名篇的精神虽然可以超越时空，但它的存在本身必定依赖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反映了作家当时的文化处境和生存认知。所以，理解作品一定要从作家特定的文化处境开始，并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实。其次，鉴赏应尊重逻辑的真实，这是文学鉴赏的学理限度。鉴赏活动离不开鉴赏者的主观性情和意愿，也就必然允许一定的“误解”存在，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但“误解”必须是合乎人情、合乎逻辑的。人情和逻辑本身并不意味着事实，但却是一个可接受的限度。人情在常识范围之内;合理与否，则取决于当下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念。再次，应尊重情与意的真实，这是作家情感和思想的个性特征所给定的限度。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必然受到一定限制，鉴赏者不能逾越这一限度，将不属于作者时代的情感方式、思想状况，强加于作品之上。最后，鉴赏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作家的人格、性情、认知水平等个性化特征，使得所阐释出的情感、意志、思想仍然具有作家的个性特点。

古代经典名篇，是在当代读者面前展现出的一个历史性存在，无论是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层面的真实性，还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真实性，都有忠实于历史、超越历史的双重性质，而揭示出这双重性正是我们鉴赏的目的。

[责任编辑：陈立民]

作者：过常宝

第二篇：浅论高中文学作品鉴赏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改革，我们的语文学习逐渐改变了侧重点，让文学作品的鉴赏成为学习中的重点部分。通过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还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其蕴含的情感，并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特殊魅力，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因此，本文对高中生文学作品鉴赏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提高文学作品鉴赏提出个人的意见。

关键词：高中;文学;鉴赏

一、前言

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关于文学性的篇目比例较大，并包含了部分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经典的古诗词等。而近年来，我国高中语文试题中有关于文学作品的题目也越来越多，这让我们必须将学习的重心转移到文学作品的鉴赏中。

二、高中文学作品鉴赏的必要性

大量研究证明，提高我们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不仅能够利于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能养成良好的思想素质。同时，文学作品能够将社会生活进行真实的描写，并在文中真切传递出作者是非观念、精神理想和思想感情等。在高中学习中提高我们的鉴赏能力，还能让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让我们在阅读和鉴赏过程中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因为在阅读完文学作品以后，要对其进行鉴赏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这种对文学的鉴赏细致势必能够提高写作能力，特别是其中语言的生动传神，文学结构的细致精巧，以及人物的深刻丰满等，并能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感受到作品的衷心。另外，我们的高中教材中汇集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不仅具有很大的学习难度，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学习压力。加上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只能将教学重点进行简短的介绍，对于如何提高鉴赏能力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所以，作为高中生，我们必须要利用课余的时间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并通过相关的学习策略找到鉴赏的重点，以提高个人的文学鉴赏能力。

三、提高高中文学作品鉴赏的意见

(一)个性化的阅读和鉴赏

在进行语文学习时，教师总是会不断的提示我们，给予我们一些引导和帮助，让我们的阅读以个性化的角度去进行，并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进行积累和充分利用，以在主观的情感和思维中，感受和体验到作品的独特之处。同时，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还应当保持一定的创造性和探究性，以有效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习惯于颠覆文本内容，比如中心思想的归纳、段落层次的划分和作者的相关背景等，总是会采用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表面到内部去实现一种认知过程。例如：在鉴赏“诗经”、“登高”等古诗词时，我们应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各种问题的思考。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完全颠覆了文本的完整性和完美感，并颠覆了原本协调的结构，并不能体会到其中的语境。所以，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对原著的精神思想充分尊重，以实现个性化的阅读和鉴赏。

当我们在个性化解读作品的过程中，除了对原著精神的尊重以外，我们还需要将阅读视角进行合理性的转换。鉴赏文学作品除了理解的个性化以外，还要实现解读的多元化，让我们能够将作品中的问题、困惑有效的找出来，并在鉴赏过程中发现新的生成点。所以，要鉴赏一部文学作品，我们首先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阅读，并将作品中的人文精神、美学意境准备的找出来，以此提高自己的道德思想，并实现个人情操的陶冶。

(二)拓宽文学作品的鉴赏范围

在学习过程中，很多同学会忽视誦读的重要性，其实要将作品的精神和思想进行感悟，掌握其中所表现的艺术美，通过诵读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让我们逐渐发掘作品构建的意义和目的，要衡量一部文学的最终价值，其应当是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体现的。特别是我们的高中教材中，其有不少的古代诗歌，我们要对其中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就必须进行多次的吟诵，真正融入到作者构建到情境中去，并受到作品的熏陶和感受，最终收获到文学的美好体验。另外，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必须将其中的“形”解读出来，并能将作品中描绘出的形象刻画到脑海中;要在文字中将作品蕴含的感情解读出来，我们就必须要读出“情”;而要理解到作品中的精神和语意，则必须要找出文学作品中的“神”，以切实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

四、注重美感经验的积累

美感经验是指鉴赏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经验积累和情感体验，它与提高文学鉴赏能力有着直接联系，所以人们的生活经历越复杂，情感体验就越丰富，越有利于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例如在诗歌鉴赏中，你不了解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切，就不理解“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的深情;没有丧失甘苦共尝的爱人的经历的人就不容易体会到元稹“落叶添薪仰古槐，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痛切哀伤。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中要注意美感经验积累的两个途径：一是直接的经历体验，它比较深刻，但是是有限的。另一个是间接的积累，它虽不深刻，但是获得的途径是广泛的，例如，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观察生活中独具性格的各类人物和各种生活场景，可以在与人的自然接触中体味不同情境下人们的心理差异，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设身处地地感受作品所展示的千姿百态的生活，可以在日常的影视作品中，通过演员逼真的表演技巧去体验世态人情等等。

五、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够让我们将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情感思想进行感悟，并能在鉴赏过程中实现性情的陶冶，以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所以，作为高中生，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阅读范围，并对其进行有效的鉴赏，以满足新教育改革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爱兰.探究语境，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J].师道：教研，2012(2)：17.

[2]林丽春.高中文学作品鉴赏教学探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

作者：黄伟

第三篇：如何体认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学是塑造民族文化和传统人格形态的重要力量，是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精神的巨大宝藏。今天，古代文學已经失去了它的鲜活性，成为一种历史遗产，作为一种古典知识被学习和传承。但是，古代作品的文学意味并未减弱，它所展示的思想、情感、意境，它多样而精美的形式，仍然令当代读者流连忘返。植根于悠久历史中的知识性和萌发于伟大心灵的文学性，是古代文学的双重特质。所以，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既要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知识形态，还要重新激活它的文学感染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古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学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态是书面文学。自文本出现之始，就被赋予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性，从而与人们的生活语言有了明显的差异。文学就在这差异性中萌生、滋长。中国古代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历史更为悠久，内容也非常丰富，它们很早并一直受到官方或文人的关注，被载录而成为书面文学的一部分。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我们很难清晰地划定文学的疆域，差不多所有的文本都有着人文和精神的内涵，也都追求形式的美感。我们可以认定一首诗是文学的，但它同样也可能是政治的或教化的;而一篇奏折或家书，也许有着更多的文学性。所以，谈到古代文学，人们往往关注各类文本的文学性，而非仅限于当代文体学意义上的纯文学文本。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古代作品的文学性是如何界定的呢?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精神文化内涵，二是形式美感，三是文本的应用和传播方式。

精神文化内涵通常是指思想和情感。思想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观念和价值，情感则反映个体的存在性感受。思想是各种认知学科的对象或成果，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各类社会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社会现象判断、个体精神实践和社会传播等方面。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气质，所有社会、政治、自然、哲学的观念和意识，都要求社会个体的精神认同，同时被赋予情感内涵。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必须内化到个体的生命中。这就是“教化”。孔子论诗之功用在“兴、观、群、怨”，认为人通过诗可以认识社会、认同社会、批判社会、改造社会，使某种思想成为一种充满伦理情感的个体体验。这一过程，在文学中是通过“兴”来实现的，也就是文学对个体意志的感发，即审美感化。古人认为，仪式、歌咏、音乐、绘画等，都有着移人心志的力量，就是因为其中的价值和观念因体悟、涵泳和某种戏剧情境的设置，而具有了感动性体验，也就自然地内化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教化”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学性的体验，与此相应也就出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以传播思想和观念为目的。

个体独特的精神和情感经验，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在主流思想之外，也留给个体精神和情感一定的空间。出于个体生存体验和感悟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在“文以载道”的范畴之内，但也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被人们认同和传诵。无端而起却缥缈如烟的爱情，季节变换中莫名的兴奋、忧伤甚至煎熬，山水花树里摇曳的寂寞、感动和彻悟，还有无法左右的命运……这些独特的感受和领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使人意识到生命的丰富性。那些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的人，往往又能开辟一个新的境界，将人的精神空间伸展到更为幽深之处，并借此追问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可能重返现实，并从切实的政治实践和伦理经验中找到一份温润和安宁。这些情感活动和精神实践，通过隐喻、象征等启示性手段表现出来，从境界上拓展了人生的空间。

形式美感首先体现在文体上。中国早期文体形成的原因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方式、应用场合、应用者等决定了文体的形态。《诗经》中的风、雅、颂由于采集的地点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其文本特征便有不同。先秦其他文献，诸如典诰、铭文、史著、语录、论辩等，各有功用，因此在文体上会相互区别。后世的文体新创也往往由此而形成，如祭吊文、“古文”、文人乐府、笔记等，这些都包含着不同的实用目的和文化功能。在文人创作传统形成之后，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也会带来文体的创新，如骈体文章、律诗、词曲、拟话本等。语言形式的规范化——韵律、对仗、习用语、结构、篇幅、语体风格等文本因素的统一，就形成了文体的形式特征，也构成了文本形式的美感。纷呈的文体，显示了文本写作的创造性和机趣，也刺激了人们的接受愿望。

作品文本的最基本单元是词语、句子和句群，它也是修辞术的应用范围。文章的辞藻、譬喻、句式、韵律、叙事和描写等，诗歌中的叠句、联章复沓、用韵、对仗等，以及它们的变化形态，能给人新奇和优美的惊叹。而在这所有的元素中，对仗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修辞方法，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中，也出现在文章里。对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内容的对称，尤其追求错落有致中的均衡。就诗歌而言，对仗的形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扇面对、借对、当句对、错综对、蜂腰对、偷春对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流水对，“缈缈巫山女，归来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弦”是扇面对，“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是当句对，加上多种平仄组合，可以说，对仗是中国文学语言形式美最典型的代表形态。当然，其他修辞方法也有着各自的美学效果。此外，文本表达的深刻性、生动性、丰富性、隐喻性，文本风格的典型性和个性化，文本的结构或诗歌意象的独特性等，都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取美学享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也是判断文本是否具备文学性的重要尺度。文本形态虽然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但古代并没有明确哪种形态属于文学，哪种形态不属于文学。一般来说，只要具有形式美感，都会被认为具有文学性，如疏奏是纯粹的公文，但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就因其抒情性和突出的语言风格被公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

同样，以文学作品表达政治观点，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儒家以《诗经》的温柔敦厚之风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要求他们在劝诫和批评时怀着关切之心，采取委婉迂回的方式。于是，以诗讽谏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表达手段。如白居易作新乐府诗，议论社会现象，并希望能够传达给皇帝，从而消除政治弊端。作诗讽谏，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而优雅的景观，也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份责任和凝重。诗歌还用于教育。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大多是以诗的形式编纂的，如晚唐胡曾所撰写的150 多首《咏史诗》，均为标准的七言绝句，每一首咏一个历史故事，每一个历史故事也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教育的意图十分明显。除此之外，《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虽然不是纯粹的诗歌，但也是韵文，诗歌意味浓厚。这些用于政治、教育的诗歌，大部分都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诗歌还是文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春秋时期，贵族们通过赋诗来言志，并借以判断出吟诵者的性情和命运，显示了上古诗歌神秘的宗教特征。后世以诗交友，是相信诗歌可以进行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间得以进行超越现实的精神交流。白居易《问刘十九》是一首邀请朋友饮酒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其中洋溢着亲切温馨的气氛，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人生意趣，非常生动。中国古代有唱和、雅集、集社、投赠、干谒等多种诗歌活动，这些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唐代以诗艺选拔官员，政治生活也变得浪漫起来。史载朱庆余很得名诗人张籍的赞赏，在进士考试后，朱庆余作诗问张籍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而张籍作诗回答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这段载录，可以看作这个诗歌盛世的政治形态的一个典型的个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优雅的隐喻中，并且被艺术化地呈现。古人以诗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艺术化，也使得诗歌生活化，富有无限的情趣。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以现代的文学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文本和欣赏活动划定一个确切的界限。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无处不在，文学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文献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诗词小说等集中在集部，但经、史、子三部中也都有被认为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准确地说，对于以上所说的诸多文学性因素，只要有任何一项有突出之处，就会被当作文学文本来欣赏。

二、经典性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般都是经过历史汰择而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经典的作品。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作者所赋予的有意味的内涵和有美感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有赖读者的选择、传播和再创造。姚斯说：“文学史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其主角当然是接受者——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也经受了多番的选择，可以说，那些至今仍然广为传播的古典名著是真正的经典。

文学的经典性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作品在它诞生之初就受到关注，并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人们欣赏、模仿的典范。西晋作家左思撰写的《三都赋》甫一问世即声名远扬，“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 文苑·左思传》)。此类作品或契合当时的审美情趣，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或作者本人已拥有巨大的声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只有在历史大河中最终沉淀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名作。如初唐上官仪的诗，时人争相仿效，有“上官体”之称，但一时的喧闹之后，就再无反响，与经典无缘。而有些作品则会错过自己的时代，要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其价值才会被人们逐渐认知，如陶渊明的诗，自其创作之时，甚至经过整个唐朝，都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北宋时代，经苏轼大力推崇，方能大放光芒，成为不朽的名著。

就古代文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不外乎两种：教育和欣赏。教育包括一般的素質教育和文学教育。春秋以后，人们对《诗经》的传诵和学习，是读经，也是一种典型的素质教育，诗歌在这里虽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但更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行为规范、名物知识的教材。不独《诗经》，中国古代以文学形式进行社会教育的情况很多。前文所说的胡曾的《咏史诗》，以诗歌的形式讲述重要历史故事，阐发政治、伦理价值，对幼童进行启蒙教育。晚清时，黄遵宪等提倡小说创作，主要目的是要启发民智、宣传新的社会理念，等等。素质教育偏重于思想性，所以一些思想价值高的作品会被挑选出来，并在历代的教育行为中成为经典，如《出师表》《师说》《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诗文创作，是古代文人最为重要的技能之一，长期被视作个体才华的评价标准，由此带来了文学教育的发达。文学教育离不开对典范诗文的学习，这对文学经典的确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宋代编纂的《千家诗》、清代编纂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教材。实际上，这些文学教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数代诗文教育的积累。吴乘权《古文观止自序》云：“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显然，这几部选本是历代诗文教育家的经验总汇，文学教育实践也造就了作品的经典性。

更多的文学选本是出于欣赏或研究的目的而修纂的，它们对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诗经》是春秋时代编辑而成的诗歌总集，《楚辞》编辑于汉代，此后，历代皆有诗歌总集和选本问世。散文编纂的历史也同样古老。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及策士文献等就已经被收集和传播，尤其是策士文献，是供揣摩和模仿用的。及至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其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有意以内容和形式的美感区别于经史著作，是文学性很强的选本。《文选》之后，历代皆有各种形式、各种标准的文学选本。这些选本虽然取舍尺度和趣味各不相同，对具体作品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它们在确认作品价值方面有着更高的专业水平，也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一个好选本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倾向应该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它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受众群体、某种美学观念的共同选择。民间口传也能为文学作品赢得广泛的声誉，尤其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集异记》载，唐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于旗亭饮酒，遇伶人会宴唱曲，三人云：“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结果，王昌龄以数多、王之涣以质优取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广也。”可见，王昌龄、柳永的作品，首先就是在市井的口头传播中获得声誉的。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学评论活动，它以多种标准和方式对作品进行评骘，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文学经典。比如，楚辞以其浓烈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文化、神奇的诗歌意象等，奠定了其抒情诗歌的经典地位。但在汉代，人们的文学理论水平有限，并且受限于意识形态，如司马迁和王逸等只能以儒家的思想和比兴方法来标榜楚辞。今人可能质疑这种方法，但在当时，它对确立楚辞的地位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如，锺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衡量诗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分辨出文学经典来，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形态、创作过程、欣赏过程等方面的论断，对确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龙》中所褒扬的作品自然也就有了经典性。唐代元稹论杜甫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对杜诗经典性的高度概括。这些评论起着确认作品经典性的作用。也有的评论者或赏析者能独具慧眼，从乱石丛中挑出宝石，对塑造文学经典有着独特的贡献。陶渊明在《诗品》中被列为中品，到唐朝也一直名声不彰。杜甫曾注意到陶诗，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之三)也就是说，唐人认为陶渊明对“道”的体认不够完善，文笔也不够丰满，评价并不高。但到了北宋，苏轼云：“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正是苏轼高超的鉴赏力，以及独到而深刻的评点，使人们体悟到陶诗的深厚的内涵和隽永的形式，它们在平实质朴这一风格中得到完美的统一，是诗中的至上妙品。此后，陶诗被普遍接受，成为无可动摇的诗歌经典。此外，基于某种特别的文学理念，如古文运动对于先秦汉代散文的推崇，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诗的推崇，等等，这些理论性的活动也会造就出一批经典作品。

总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除了依赖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外，还特别依赖传播过程，取决于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接受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谓的古代文学名篇，差不多都入选过各种形式的选本，也都经过古代学者的评点，或是被某个文学流派所推崇。经典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有着普遍的意义，同时，它也具有时代、群体、个体等特殊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经典。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对经典的目录进行补充、删减，打造出属于我们时代或我们自己的经典来。文学名篇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经典性”这一角度大致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

第一，必须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首先，人文精神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反思，包括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存在、社会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特质和美学理想，等等。一个优秀作品，必然以自己独特的侧面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芒。其次，人文精神还包含着对个体存在的深切关怀，对独特思绪和个性精神的呵护和坚持。袅袅秋风中凛冽的洞庭之波，深夜秉烛却又不知所往的末世多士，举杯邀月共醉花丛的凌乱光影，豆棚瓜架下令人迷恋的秋坟鬼唱……这些，到底是缘于人性的脆弱，还是缘于现实世界的虚幻呢?正是屈原、李白、蒲松龄们执着于即时的、神秘的、独特的精神体验，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界中，揭示了生命的丰富性，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赋予短暂的生命以特别的意义。缺乏人文精神的作品，是空洞而乏味的，是不能成为经典的。

第二，必须具有优秀的美学品质。中国古人对情感的体验深度和表达方式，对文字和声音形态，对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都有着非常敏锐的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完善并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技巧，创造出优美而繁富的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美学大花园——高楼孤月的幽怨、大漠飞雪的苍凉、金銮大殿的惶恐、古庙荒刹的宁静、村野市井的絮语、高山大河的激荡、历史深处的感慨、沙场横刀的悲歌、心系百姓的嗟叹、穷途末路的恸哭、才子佳人的温情、舐犊情深的慈爱、草上的露珠、深秋的蝉鸣、智者的思绪、狂者的怒吼……无论多么平凡的生活，多么琐碎的事实、多么刻板的道理、多么短暂的感受，多在作家的笔下有了美感，都成为引人共鸣、让人沉湎、发人深省的审美对象。所以，经典著作是赋予现实生活以美学品质的魔盒。文学名篇的语言技巧、文体创造，对读者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文学是用方块字垒成的世界，再加上汉语音节的特点，特别容易造成形式上的美感。中国文学作品讲究练字造句，讲究文字和语言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更讲究表达的精确性、独特性，也讲究表达的模糊性和通俗性，因此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文体。中国韵文学在句式和韵律上的追求，形成了诗、词、歌、赋等多种形态的名篇，自然也是语言和形式美学的典范，如宏阔而精致司马相如赋，严谨而独具匠心的杜甫诗等。锺嵘《诗品》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形式美感是经典最重要的滋味之一。

第三，必须具有不落窠臼的创造性。经典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而要独出心机，并且有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运用、抒情方式、文体形态、表达风格等方面，能够别出心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后世的典范。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苏轼说：“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可贵的创新意识，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学识、感悟和独特的形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新的作品，开拓人们的意识领域和审美境界。如李白的古风所表达的超人般的意志、宏阔的自然境界、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等，都非前人所能比拟。又如，李贺的诗作探幽烛微，在宇宙自然的阴暗面，在人类心灵被遮蔽的深处，孤独经营，描绘出震撼人心的杳渺意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还有那些在文体或风格上创新，如柳宗元散文、苏轼词作等，都是独创性的代表。我们也可以说，大凡名篇，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独创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典型性和獨创性是统一的。

经典作品有着广泛和久远的影响力。那些艰涩难懂、极端个人化、风格怪异的作品，接受程度低，也就难以成为经典。首先，优秀的作品必然被普遍地接受，前文所说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普及的，才是真正的经典。如孟郊的《游子吟》因为通俗，更因为隽永和醇厚，而成为普及性很高的经典。最后，经典因高标独树而成为竞相模仿和借鉴的对象。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除了模仿其情节和文辞而出现的《东墙记》《梅香》等，《倩女离魂》《牡丹亭》《娇红记》甚至《红楼梦》，都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和启发，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再次，经典因其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而经常被注释、改编和续写。古典诗文名篇被注释者非常之多，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有的被改编或续写的，如《三国演义》被改变为多种戏曲形式，《红楼梦》身后有三十多种续书，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对经典的需求，也体现了经典著作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

三、鉴赏方法

古典名篇有着自己的特征，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欣赏方式。为了更好地领略古代文学，我们必须做多方面的准备，尽可能多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在逐渐熟悉、深入了解和反复的比较中提高自己的文学感受能力。同时，一些古代名篇经过了前人的赏析和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欣赏传统，这个传统会丰富、制约、引导着我们的理解和鉴赏。因此，还必须充分学习、认真揣摩前人的评论，做到既要把握和继承传统，又要独立思考，信任自己的真实感受。熟悉作品及其相关评价是我们领略作品的前提，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鉴赏者，不能止步于前人的理解。

当代鉴赏者必须扎实地掌握古代语文知识、文化知识和文学史知识。古典作品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即使是所谓“白话”小说、“通俗”戏剧，也与我们当下的语言差距很大，何况用文言文写成的诗词歌赋，尤其是远古的作品，如《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等。如果没有很好的丰富的古汉语水平和古代文化知识，理解都很难，遑论感悟、欣赏。经典名篇是古代语言艺术的桂冠，其语言运用的技巧和呈现出的风格，语义的丰富性、隐喻性，语言形式的创新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领会文学经典对我们的语言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古典名篇是历史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它们的理解要有历史意识，不能简单地套用今天的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逻辑来衡量古代作品。古代的民族关系、德义内涵、自然观念等，并不完全符合今人的标准，甚至有抵牾之处，但我们要从古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发展水平出发来理解、评判它。每一篇古代经典都是文学史的产物。古代作家特别注重对前代作品的继承和学习，并期望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多地体现或包含文学传统，或者归属于某一个文学传统。因此，掌握更多的文学史知识，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充分了解经典作品内涵和形式特征也十分重要。

在古代，文学阐释活动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鉴赏者往往关注作品中蕴藏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教益。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 阳货》)这里的“观”“群”“怨”意在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和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孟子的“知人论世”(《孟子· 万章下》)，《汉书· 艺文志》中所谓的“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都是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或社会认知功能。这是古代文学鉴赏的主流理论，也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古代作家大多有着“有益于世”的自觉意识，将文学创作看成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和人生寄托。因此，深入了解历史和作家本人的思想及现实处境，是充分、准确地理解作品内容和情感的重要前提，也有益于当代读者认知民族文化传统、塑造人格情操，有益于当代文化建设。因此，“知人论世”的鉴赏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古典名篇同时也是美学的典范，它的美学价值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却能超越时空，触动当代读者的心灵。文学的超越性，是指作家对生死、苦乐、悲喜等各种生存困境的深切体验，以及对这些生命体验的理解、领悟和超越。古往今来，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精神状况有着相似性、相通性。很多古典名篇在尝试突破人类自身生命有限性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探索，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永恒的美学魅力。文学的美学阐释，目的就是要引领读者以诗性思维面对并领悟这种诗意境界，以诗性情怀栖居于世。而作家的生命体验具有深刻、神秘、个性化的特点，“知人论世”的方法难以完全把握这些特点。所以，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灵，直探其超越性的精神内核，揭示其美学价值，这样才能赋予古典名篇以当代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段话说的是诗人对于世界的体验和思考，但对文学鉴赏也有启发。在文学鉴赏活动中，“入乎其内”是指鉴赏者必须进入作家曾经的体验当中，以求把握作品的内蕴。面对一个过去的文本，我们必须认真“聆听”它，真切地揣摩作家当时的真情实感，捕捉那曾经电光石火般的灵感，和瞬间照彻古今的生命境界。相当一部分古典名篇诞生于作家独特的精神体验，也必定依欣赏者的生命体验而“活著”。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阐释者也必须是一个敏感而丰厚的精神体验者，必须全身心投入，以体验的方式“入乎其内”，重新捕获作家当时的生命感觉。所以，古典名篇的鉴赏，在本质上是对作家和鉴赏者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的双重超越，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求得“人同此心”，展现一个的“心同此理”的精神世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巧”，是说困境和困境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而当代鉴赏者很少有机会重新立于古人的境地，那么，如何才能“入乎其内”呢?我们相信，精神和文化积累也可以使人达到这一境地。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常常进行反思，并通过阅读体悟他人的经验，就同样能够深刻地理解人生和社会，从而与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同一个台阶上。鉴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鉴赏者的感性，依赖鉴赏者对文学的敏锐感觉，也依赖鉴赏者对人生的玄思和领悟。

传统鉴赏以评点为主，主要是感悟性、启发性、总结性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评点法已不能适应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对审美的唤醒作用也大不如从前。古典名篇不能再以感悟的方式阐释，必须使用严密而细致的现代话语，因此理论素养对于当代鉴赏者十分重要。当代学者在研究或鉴赏古代名篇时采用了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理论，探讨作品中所表现的生存之境、审美机制、精神状况、文学形态等，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过分依赖自身的主观体验，有可能使得阐释游离文本本身，从而损害了阐释的可信度。同样，当代话语中的概念、表达方式等，是理论发达的产物，虽然它们可能更精细、更有体系性，但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幽微要妙的体悟活动毕竟存在着距离。所以，当我们以现代学术概念或表达方法来传达古典名著的意境时，就可能出现偏差，形成阐释不足或者阐释过度。

为了使古典文学的鉴赏更加可信、更有意义，我们必须为鉴赏设置一个限度，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鉴赏应尊重历史的真实，这是古典文学鉴赏的文化限度。任何生存之境和超越形式，都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内的存在。古典名篇的精神虽然可以超越时空，但它的存在本身必定依赖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反映着作家当时的文化处境和生存认知。所以，理解作品一定要从那个特定的文化处境开始，并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实。其次，鉴赏应尊重逻辑的真实，这是文学鉴赏的学理限度。鉴赏活动离不开鉴赏者的主观性情和意愿，也就必然允许一定的“误解”存在，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但“误解”必须是合乎人情、合乎逻辑的。人情和逻辑本身并不意味着事实，但这是一个可接受的限度。人情在常识范围之内，合理与否则取决于当下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念。再次，应尊重情与意的真实，这是作家情感和思想的个性特征所给定的限度。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必然受到一定限制，鉴赏者不能逾越这一限度，将不属于作者时代的情感方式、思想状况强加于作品之上。最后，鉴赏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作家的人格、性情、认知水平等个性化因素，使得所阐释出的情感、意志、思想仍然具有作家的个性特点。

古代经典名篇是在当代读者面前展现出的历史性存在，无论是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层面的真实性，还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真实性，都有忠实于历史、超越历史的双重性质，而揭示出这双重性正是文学鉴赏的目的。

(选自《中国大学教育》)

作者：过常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