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结婚难范文
普通人进中书协到底有多难难!难!难…… 观点
圈内说：“普通会员进入中国书协“就像梦一样” “我个人的感觉，进入中国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很难很难，就像梦一样，多少年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去工作，最后终于实现。”张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从小习字，这条“追梦之路”，他一追就是30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从投递的作品石沉大海到作品第一次入展，经历了从区书法家协会到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再到中国书协，经历了从区展到市展到全国展再到国际展。
根据中国书协官网发布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个人会员入会条件细则(试行)》，“在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应入展全国性展览或者获奖”。
张先生举例说：“比如我因为作品优秀，进了崇文区书协，参加区书协组织的一些展出和活动。之后我想进入北京市书协，那么我的作品就需要入选市书协组织的展出，并附上崇文区书协提供的申请表格。由市书协再进入中国书协，则需作品两次进入全国展，才有资格申请，并由北京市书协上报中国书协。若申请通过，中国书协将通知北京市书协，会费也是交到北京市书协的，证件上写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 我们注意到，《细则》除了创作上有较高水平者，在理论研究上有较高成就者和从事教育、编辑、组织工作等有显著成绩或有突出贡献者也可申请成为中国书协会员。其中后者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体会员副秘书长(驻会)以上的组织工作者任职5年以上、地级市书协主席任职5年以上等。这样的一些规定细则，于普通人来说，入中书协真的就像梦一样，遥不可及。
之前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布公告，开除6名违法犯罪、损害协会声誉的会员会籍，对12名涉嫌违法犯罪被调查者暂停会籍。据调查，被开除者当中至少有3名官员，其中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分别在2010年和2007年被判处死缓。被暂停会籍者全部为官员，而且不乏近两年刚落马的高官。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遆高亮认为，若干年前已被判刑的官员至今才被书协开除，“有点晚了”。 前省部级官员落马 作品拍卖无人问津
据了解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2007年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有杰自诩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法爱好者，曾出版有《王有杰书法集》。据报道，他在台上时，有评估其书法价格为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马后，某拍卖行曾通过网络拍卖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仅30元，但无人问津。
南宁市委原书记 落马次日书法被撕碎
另有广西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去年涉嫌受贿罪被逮捕。余远辉喜欢书法，他的字迹曾挂遍南宁众多楼堂馆所。据报道，余远辉曾经花几十万从广西河池买来一块大石头，放在区党委办公厅楼前，上面刻着他的题字。余远辉调任南宁市委书记后，新任区委秘书长上任不到两周，就把大石头上的字磨平，搬至角落。而当地一家宾馆内的多幅余远辉书法作品，也在余落马次日被服务员们撕碎。
聂党权水平一般 慈善拍卖被拍至上万另一位被暂停书法家协会会籍的肖鹏曾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正厅级)，去年其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肖鹏爱好书法，常在过年过节给员工写春联，媒体称有人“投其所好”，对他进行“腐蚀”。 聂党权为广东省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去年10月被查。广东媒体报道称，聂党权曾为江门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练习书法，真的非常热爱。书法界人士认为，聂党权的水平在广东省领导级别中写得很不错，但是从专业级别不值一提。在多个慈善活动中，聂党权的书法被拍卖至上万元，其中价格最高的一幅为6.2万元。 声音：“不反对有才能的官员进协会”
2013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遆高亮当时曾当选副秘书长，而后辞去了这一职务。他曾接受采访表示，当时新当选的18位副主席中，有9个人连中国书协会员都不是，还有五六个是通过非参展途径加入中国书协的。
遆高亮在接受采访时，对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将落马官员开除的决定，他感到“有点晚了”。“像陈绍基，出事已经四五年，我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有点晚了、麻痹，按说这么大的官员出事，当时就应当有反应。”
对于这些被开除的成员，遆高亮表示大部分不认识，不太了解他们的作品。他曾粗略看过几位的书法，感觉“不咋样”，比如陈绍基的作品就比较一般。
据报道，陈绍基为了广东书协的职务花了1000万。遆高亮表示，有没有领导职务对于书法的价格是有影响的，一些没有实力的官员进入书法协会并成为领导，应该花了不少钱，具体数目他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思是花点钱，当了主席和副主席，通过卖字就赚回来了。”遆高亮说，很多人大张旗鼓地卖字，认为卖字就是通过劳动换钱，没有错，而且卖字赚钱很快，又有保护性，为谁卖字、赚多少钱，这些不好查，不好追究责任。
遆高亮并不反对真正有书法才能的官员进入书法家协会。“官员从古到今都有写得很好的，我们反对一些写得乱七八糟的、通过关系的进到书协。”遆高亮认为，书协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审查会员资格，“不要弄进来再开出去。”
第二篇：招工难VS就业难
——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热点问题的讨论
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我们来说，就业成为了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之一，在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就业问题也成为了大家争相讨论的热点问题。在3月8日举行的主题为“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提出了我国目前就业形势的矛盾很突出，就业难的同时还存在着招工难的问题。在此我对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一、 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现状
据可靠数据，我国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已达到本世纪初的6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就仅从今年城镇的就业情况来看，大概需要安排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人左右，其中高校、技校毕业学生和初中高中毕业以后不再升学的学生，加起来就近1400万人，从这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就业形势严峻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就在众多学生大喊“就业难”的同时，沿海地区代工企业却频频传出“招工难”的消息，“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遏制这一趋势的发展，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这“两难”使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沿海企业纷纷去西部招工，却始终招不到人时，大批应届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怀揣印制精美的简历，直奔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人才招聘会，却始终一职难求。
二、 同时出现就业难和招工难的原因
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这几年都尤为突出，但即便如此，大学生还是宁愿失业，也不会去类似于东莞的毛纺厂中做一般工人，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环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这也就造成了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的问题，这“两难”看似很矛盾，但其实它们是有联系紧密的因果关系的。许多大学生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第一份工作就应该是一份体面的高薪酬工作，认为如果屈就一些薪酬、待遇比较低的工作还不如不就业。但是从近年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我们也能看出，现在一纸文凭已经不足以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现在更重视的是工作经验，
是所掌握的技术。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或者说没有真才实学，你的学历再高，招工单位也没有招你的必要啊，同样的工作一个高中毕业生去了就能直接上岗工作，那么试问招工单位为什么要招一个什么都不会，还需要上岗培训的大学生呢?但就在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大学生却还是始终不愿放下自己的“架子”，因此导致了招工难情况的出现。但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说，我国的大部分企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模式，这个事实在短期内也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可供大学毕业生高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与每年毕业生人数相比，还是相距甚远的。也许你也曾看到过“农民工月薪过万，大学生无薪实习”的报道，可真正“过万”的农民工却一定是懂技术、会应用的高级技工，绝不是一般的只会出卖力气的普通农民工。同理，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业不是问题，尤其是重点名牌大学的本科、研究生，问题在于选择怎样的职业就业，是否与自我能力相匹配。
三、 关于解决“就业难”问题的建议
多年的“就业难”问题使得未就业的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无疑是在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人才的未利用不仅不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还不利于人才的流动，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应理性地分析原因，找出科学的应对政策。
(一)广开就业渠道，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方向还是比较单一的，大多数大学生看准的还是经济发达城市的高薪工作。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广大学生改变其就业观念，拓宽就业面。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拓展高校毕业生面向农村、基层就业的渠道，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农村、基层、边远地区就业，不仅能够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实现均衡就业，而且能够促进城乡和区域间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重点扶持中小企业，使民营企业成为吸纳毕业生的主要力量;还要积极鼓励自谋职业。
(二)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化全程就业指导，培养青年人创业精神 重视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高校应加强对学生择业观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全程就业指导教育，遏制“职业贵贱之分”的思想，使各职业处于一个平等地位，而不是个别职位的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
应当引导大学生树立新的就业观，鼓励和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最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职业。其次，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帮助其摒弃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大批大学生到国家、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然后，高校在注重理论教育的同时，更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出去，让学生在没有毕业之前能够了解各个职业的情况，为以后的择业提供参考。最后，高校还应该大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政府和高校应当给予社会更多的空间去创业，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培养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 大学生应摆正就业心态，根据自身条件择业
大学毕业生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能力、特长、爱好等自身条件进行职业规划和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不是盲目的跟风，或者盲目的“向钱看，向权看”。要有清晰的职业目标和准确的职业定位，了解职业的准入条件、核心的知识结构、必备的能力积累，选择合适可行的职业发展路径，了解目前有效的求职渠道。就业的路很多，大学生一定要摆正心态。在校大学生应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只要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加强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注重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培养，不断增加自己适应社会、适应环境的能力，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学有所用，每个职业都是最好的出路，都你那个有一番作为，干出一番成绩。
四、 关于解决“招工难”问题的建议
第一，加强信息的引导，及时掌握劳动力供求变化信息，特别要加强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直接对接。对人员紧缺的职位及时了解与掌握，以便能更快、更好地选取相应的人员担任这份工作。同时还能及时地遏制“招工难”现象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第二，要加强职业培训。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只要是需要就业上岗的人员就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这样才能在上岗后更好地、更高效率地完成所交与的工作任务。为此前不久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电视电话会议，对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要求。
第三，要引导企业进一步改进用工环境，特别是在薪酬待遇、劳动条件、劳
动合同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采取措施。到工作当中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很好的保障，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还能减少人们对一些岗位的歧视现象。
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我相信“招工难”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进。
五、 总结
当代大学生既然已经意识到“就业难”这个问题，就应当有意识的去解决问题，对于就业和择业要务实。外部因素我们无法改变，所以只能从自身出发，加强自我学习，学会自我提升与修炼，在努力学好理论知识以外，获取一技之长，打造企业用人时最看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项人才，更是需要在求职、就业之前做足准备。
而企业在意识到“招工难”这个问题之后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相应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以便更好地吸引前来应聘的人员。使得企业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同时还能减少应聘人员的一些顾虑与担忧，达到双赢。
总之，对于“招工难”和“就业难”这两种问题，除国家给予必要的调控外，只能依靠农民工和大学生降低自身要求与提高自身素质、技能来缓解“荒”和“难”带来的压力了。
第三篇：执行难究竟难在何处
执行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工作又是法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多年来困扰着法院工作的就是“执行难”问题。如何解决“执行难”已成为各级法院的大问题。党中央对此也十分关注，曾以文件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并引起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视。但是，“执行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顽症在哪里，笔者以办案的亲身体会谈谈自己的看法。“执行难”难就难在因素多，使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难以实现。这些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当事人经营风险意识不强，从而导致许多资金有投入而无产出;二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盲目发展企业开发项目，举债建企业办厂子，经营自主权不到位，在经济活动中超过其责任能力时不愿承担责任;三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事人的诚实信用
一、执行工作不是单靠法院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把普法的重点放在培养和树立法律权威意识上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头脑里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尊重法律，服从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法律意识的加强、守法水平的提高，必然对全社会的法制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执行工作离不开党委领导和人大的监督。积极主动地争取党委的领导、支持和人大的监督、帮助，使党委、人大及时了解法院执行工作的情况，帮助解决执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认真贯彻中央11号文件精神，坚决抵制和消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扩大执行工作的社会效果。
三、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作风，讲求执行艺术，以提高执行质量、效率和效益。在执行中，要有不为权势所屈的信念，坚持法律宣传、说服教育，依靠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要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要依法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手段，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司法公正。总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职责是以审判的形式，依法确认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可能的前提下，确保所确认权利义务的实现或履行。案件的执行，关键在于被执行人有没有履行能力。其实部分经济纠纷案件权利人不能实现权利，正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必然存在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引起纠纷就成为案件，一部分通过法院审判和执行，权益能够得到维护实现，另一部分法院虽然确认了权利，但仍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迫使经营者必须及时总结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素质和管理水平，尽量减少风险，减少纠纷，从而减少损失。因此，部分案件的权利人不能实现权利正是其经营不善或自己不慎所应承担的苦果，从而要纠正那种法院的执行工作就是实现当事人的债权的思维方式。在执行工作中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要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促使法院执行工作逐步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促进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用工难”“就业难”问题解决工作总结
本文作者：徐勋伟 好范文原创投稿
近年来，随着汉川市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入开展，加上原有外来企业技改扩能和本地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全市企业用工需求增长较快，缺工高峰时期达2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工人的期望值与现实工作的巨大差距又导致了求职者“就业难”问题凸显。致使汉川市一度出现“有事无人做”和“有人无事做”的错位现象。
为了有效缓解全市企业“用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汉川市劳动就业局大胆探索，采取积极措施，有效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两难怪圈”的问题。
一是强化宣传，加大就业信息的发布力度，拓宽供需渠道。第一是利用网络报刊媒体发布用工信息。通过汉川电视台开设的《就业广场》栏目、广播电台用工信息专栏和汉川就业信息网等现代化网络媒体资源及时发布企业招聘信息。目前全市所有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信息都可通过市劳动力市场在第一时间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零收费“的发布，使城乡各类求职人员都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最新用工消息，使“要上班，到汉川”的用工品牌进一步叫响。第二是散发企业用工信息宣传单。今年以来共发放企业用工宣传单共6万多份，在十月中旬秋季招聘会期间，发放各类宣传单数万份。第三是利用“公告”宣传。为了满足企业的用工需要和各类求职人员的求职需求，及时将企业的招工信息制成招工信息宣传板，在固定的宣传橱窗和电子显示屏上发布，供求职者详细了解企业情况和招聘信息。
二是举办招聘会，实现企业和求职者岗位对接，积极满足用工双方的需求。通过开展“春风行动”，举办专场招聘会，着力缓解“招工难”和“就业难”。2月22日，汉川市举行大型用工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服务，共有120家企业提供了纺织、缝纫、营销、文员、会计、管理等15600个用工岗位，共有18000人进场，当场达成用工意向7800人，其中返乡农民工1500人，特困人员200人，下岗职工160人，大中专毕业生2000人。今年十月中旬，汉川市就业局又举办了“2010年汉川市就业援助行动暨秋季劳动用工招聘会”，共有51家企业单位参加，提供各类就业岗位达6000多个，现场达成用工意向的人数就有1050人。同时，不断加强与周边县市劳务协作关系，积极引进劳动力资源，今年汉川市就业局专程带领30家回归企业参加孝感、孝昌、云梦等地的招聘会，共招得员工300多名，进一步缓解了劳动市场“两难”问题。
三是增加投入，健全基层劳动就业服务网络，为用工双方提供服务平台。一方面，着力加强了基层公共就服务平台建设。近两年来，市政府投入资金120万元，按平均每年乡镇2.6万元的标准在全市27个乡镇和16个社区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达标建设活动，给每个乡镇、社区配备电脑与城区中心劳动力市场联网运行，工作人员全部从乡镇企业服务中心聘用。每年还组织乡镇(社区)劳动保障专干进行为期一周的劳动就业政策培训班。同时在全市641个行政村聘请劳动保障协理员，把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基层，使各项就业政策和用工信息能便捷传递到农户手中，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城乡劳动力资源库。汉川市劳动就业局抓住全国开展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的机遇，与市统计局联合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入户调查统计，把全市21.5万农户按一村一档、一户一卡的要求建立了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还及时制定了村、乡、市三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报表》报送制度，分级分类往上报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实行了动态管理，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打下基础。
四是开展劳务输入，引进外地劳动力资源，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民营企业用工短缺的燃眉之急，市劳动就业局按照汉川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思路，外出开展劳务输入工作。他们在与贵州黔西、大方、织金三个县市建立劳务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去年又与巴东县达成了劳动力输入协作关系。巴东县作为汉川市对口支援劳务合作的对象，汉川市劳动保障部门千方百计做好移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他们还把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及时向协作县市传递，通过协作单位组织劳动力来汉川市就业。目前孝感、云梦、应城周边县市劳动力在汉川市就业的有2000多人;天门、仙桃、云梦、应城周边县市劳动力在汉川市就业的就有500多人;四川、重庆和贵州、河南等地约有1000多人在汉川市民营企业就业。为了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他们还和企业一道，一起赴外地招聘员工。对于输入到汉川市民营企业上班的外地人员始终坚持上岗前培训，及时掌握输入人员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加强对输入人员的跟踪管理。目前他们帮助各类企业从外地引进到汉川就业的有近5000人。
五是开展技能培训，培育“自我造血”功能，提高求职者的素质。为彻底解决“用工难”，汉川市始终坚持走培训之路，力争培训求真效
第五篇：探索破解法院立法难与结案难
探索破解法院“立案难”与“执行难”
“立案难”与执行难是长时期困扰法院的两个难题。这两难，不仅是当事人或社会对法院立案与执行的负面评价，也是法院自身确实难为之事。
我们先分析立案。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就会发现法院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立案庭则是这个子系统中的分支系统，其所承担的实际是法院系统在社会中的适应功能，即以立案审查方式，决定案件，尤其是一审与再审案件是否受理，将法院认为不宜受理的案件挡在了法院审判权力管辖之外。这实际上表明了法院对案件的取舍方向，由此可以抑制或刺激社会对法院诉讼活动的需求。即如果能够通过立案审查，尽可能把那些在审判中会与其他社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的案件挡在法院之外，法院系统就可以少承担压力，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相比其他审判庭，立案庭法官需要更多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还包括法院自身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立案庭法官具有“经济人”的理性思维——趋利避害是制度使然。于是在“依法立案”的前提下，立案庭倾向于严把立案关。这才导致出现“立案难”的外部评价。
再来看执行。强制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是法律赋予法院的职责，而非权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法院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审判机关，而与审判庭的行为相比，执行更多类似于行政行为，即使与立案相比，前者的法律适用与判断的成分也微乎其微。在该框架下，审判权转化为行政权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也缺乏明确的程序理性规范，于是
1出现如下乱象：对外，当事人对抗执行、下落不明、义务协助人不协助等都会造成执行难;对内，审判与执行环节不衔接、执行环节没有相应的监督也是执行难的诱因。如此等等，再加上社会中种种障碍性因素，“依法执行”实际上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即法院本身无法自我消解执行的制度与程序难题，于是造成外界对法院执行难责难，这种责难反过来又迫使法院采取更多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因素去“破解”执行难，于是更加无解。
但是，面对现实问题，仍然需要找到一些可行的出路，哪怕是试错。有人或许会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院只要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对立案与执行而言，或许并不仅仅是依法办事的问题。因为除法律适用之外，纠纷是否立案，还关系到法院对社会纠纷涉入程度的深浅;裁判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则涉及法院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工具所具有的权威度。
从程序上论，立案与执行，恰好是一个案件的进与出的两个端点。从法院的制度架构来看，立案庭与执行局是否作为审判业务部门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立案与执行，并非如审判那样，是一种典型的居中裁判，即法官作为第三方，对有争执的双方当事人所陈述的各种事实和证据加以判定。从法理上论，法院存在的基础就是充当国家机器中的纠纷的判断和解决功能。而居中裁判，则是实现这些功能的必要条件，因为即使是刑事案件，法院也是在被告人与公诉人之间居中裁断，民商事案件更加如此。比较而言，立案过程中，只有法院和起诉方一方当事人;执行过程中，也是法院应一方当事人之
请，启动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法院转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之前的一方当事人退出。从这个意义上，在立案与执行中，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裁判者，它是与当事人处于对立地位的另一方当事者。如果这种判断正确的话，法院在立案与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存在一种一直为我们所忽视的可能性：法院直接与一方当事人进行立案与否的辩论或执行与否的博弈，从而失去了其作为中立裁判者所应当有的属性与权威，为对方当事人所诟病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对立双方，很少有能直接说服另一方的，除非经过中立的第三方最终裁断。
既然发现问题所在，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引入第三方。所谓引入第三方，并非请第三方裁判，而是引入与立案申请人或执行申请人相对立的一方，由此将法院解脱出来，使法院仍然作为中立者为对立的双方进行裁判或调解，避免直接与一方当事人对立。基于此，目前一些法院施行的预立案制度值得肯定。在我看来，预立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立案前调解，重要的是通过立案前让双方当事人进行正面接触与相互论辩说理，实际上是一种双方对立论辩，从而各自发现自己的问题。在这个程序中，法院重新成为居中的裁判者。经过这个程序后，无论当事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是否进入立案程序，认为立案难的人数应该会有所减少。因为很多时候，要求立案的一方当事人并不清楚法律的理性所在，所凭借的不过是自我朴素的正义感，而经过与对方当事人的说理，加上法院中立、理性的对他们说理进行判断或调解，其势必会清楚其所要求的立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问题所在，除个别外，大部分会明理而知进退。立案难的评价也就
自然逐渐减少。
执行要稍微复杂一些。在执行中引入的第三方，则是根据不同的情形，引入不同的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是协查部门，也可以是政府相关部门。如据法制网载，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人民法院推行的“大执行”工作，就是引入县委作为第三方，县委决定将执行化解工作与乡镇和部门领导政绩挂钩，在提拔考核时实行一票否决。结果是，今年以来剑阁法院执行局就成功执结了县邮政局、广坪乡政府等特殊主体案件，11件涉村积案也在各乡镇的配合下得到了圆满解决。这说明，法院借助第三方与被执行人进行博弈，效果明显好于直接与被执行人对立。
综上，建立引入第三方机制，还原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的基本角色，机理清楚了，就便于进行制度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