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控制下交付研究

2022-09-11

一、引言

在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之下, 导致我国的控制下交付法的立法步伐停滞, 进而产生了大量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立法机关所面临的犯罪情况不断变化, 实现控制下交付的改革与完善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 针对控制下交付的实施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使用对象仅为设计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发展活动;目的为对参与犯罪的人员与事实进行查明;启动条件为“依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批准主体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

二、文献综述

在1982年的联合国第七次特别会议中首次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探讨, 之后控制下交付受到了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之后, 在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公约中陆续出现了“控制下交付”一词, 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就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随着三大公约的不断强化, 控制下交付在国际中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确立。

“三大国际公约”对控制下交付的重视, 推动了控制下交付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许多国家通过制定专门性文件或修改国内法的形式, 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控制下交付措施。这其中, 尤以欧洲各国的控制下交付措施发展得较为成熟。从“三大国际公约”和各国的控制下交付实践来看, 国外控制下交付所具有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 适用案件范围广泛, 不仅仅限于毒品犯罪案件;第二,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三, 有较为严格的审批条件, 一般采取严格的审批主义。

国际公约的约束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是直接的, 只有通过转化之后才能够在我国领域内进行适用。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之下, 我国虽然已经签署“三大公约”, 但是在控制下交付的规定方面却始终较为缺乏。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大公约”签署对于我国来讲毫无影响, 司法实务中具体的体现包括《关于办理毒品案件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毒品案件侦查协作规定》等方面。

三、控制下交付立法的反思与批判

(一) 适用对象的界定方面存在矛盾

1. 适用对象界定中的相关概念存在并列不当的情况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中将“违禁品”与“财物”进行并列, 存在较为严重的逻辑方面的错误。通过对“违禁品”与“财物”两个概念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范畴。例如枪支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违禁品”, 但对于军工企业而言又属于“财物”。两者之间界限并不明确, 将两者并列并不妥当。

2. 适用对象的界定范围相对比较狭隘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对象仅仅局限在违禁品与财务两个方面。有些物品既非违禁品, 也不属于财务, 但是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也存在控制下交付的情况, 这与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相符。例如假币、假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等, 这些并不属于违禁品与财务, 依照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是不能够对其进行控制下交付的。但是在相关的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具备控制下交付的条件, 但却不能实施,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件侦破效益。

(二) 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与主观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 将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规定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在对其进行理解的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界定“需要”二字。在心理学中, 认为“需要”是人的主观状态, 是生理需求与社会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分析, 其更加注重侦查机关的主观要求, 而忽视了实施的客观可能性。此外, 启动条件的规定较为模糊, 可操作性较差, 导致侦查人员可能陷入到无所适从或者滥用的局面, 导致控制下交付的启动不能够选准准确的时机, 增加控制下交付的风险。

(三) 申请与执行的程序缺乏具体性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公安机关实施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都“依照规定”, 但对规定的内容却并未具体体现。时至今日, 我国在法律层面中都没有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与执行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 所存在的都是一些文件与协议。主要的文件包括《公安机关禁毒民警执勤行为规范》、《关于毒品案件侦查协作有关问题通知》等;主要的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等。这些文件与协议成为了我国警方实施控制下交付的重要依据, 能够为反毒的国际合作提供更高的保障。但是依据这些文件与规范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规制, 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缺乏法律的刚性与强制性、缺乏具体的申请与执行程序等。

(四) 控制下交付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从长期的侦查实践中可知, 我国对于控制下交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运作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违法性, 与刑事诉讼法、海关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都存在严重的冲突。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 虽然针对控制下交付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但是其与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例如, 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指出, 我国的搜查与扣押都是公开的, 但是在控制下交付进行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侦查机关采用公开的搜查与扣押方式将会惊动犯罪嫌疑人, 因此需要在绝密的状态下执行, 但是这种非公开的搜查与扣押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中的控制下交付立法模式进行规制的过程中, 实现了国际传统立法模式的突破, 与国际公约的发展相互适应。但是, 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相关规定只有一条, 内容较为粗疏、可操作性较差, 同时还与国际公约相互抵牾。因此, 对控制下交付立法进行变革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对控制下交付立法的改革与完善路径进行选择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2012年3月15日颁布, 2013年1月1日生效, 刑事诉讼法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对其再次进行修正, 难以满足控制下交付变革的需求;第二,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容量较少、设计抽象, 而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措施又较为复杂,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控制下交付进行详细、系统的规范存在一定的难度。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本文指出控制下交付改革与完善的主要路径包括:第一, 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修改, 从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具体化与规范化;第二, 通过专门性行政规章的执行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第三, 通过制定专门的《控制下交付法》实现对控制下交付的规范。这些改革与完善的路基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对这三种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 选择第三种路径的可行性较高。

(二) 建议

1. 实现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的变革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控制下交付的适用对象界定为“违禁品或者财务”, 一方面自身存在一定的冲突, 另一方面与国际公约存在抵牾。在对控制下交付使用对象进行变革的过程中, 需要将其适用对象修改为“非法或者可疑的货物”, 主要的原因为:第一, 消除了新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公约之间存在的抵牾, 能够对国际法中规定的义务进行较好的履行;第二, 消除了违禁品与财务这两个概念在外延方面存在的冲突, 为法律制度的内部和谐建构奠定了基础;第三, 实现适用对象的变革实现了打击种类与范围的扩展, 加大犯罪打击力度, 促进了控制下交付功效的发挥;第四, 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一致性, 提高了国际控制下交付开展层面的深度与广度。

2. 实现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的变革

当前, 新刑事诉讼法中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与模糊性, 可操作性较差。因此, 需要对控制下交付启动条件进行变革, 实现对控制下交付风险从制度层面的有效控制。在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 联合国希望各个缔约国都可以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立法控制。然后, 由于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较为繁复,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问题相互牵涉, 导致国际公约中并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只能够通过各个缔约国对其进行自主的调控。

通过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控制下交付的启动条件的法律规定进行分析, 本文指出其启动条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制度条件———法律容许。只有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控制下支付的实施, 在国际控制下交付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必须首先对其“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输出国、中转国与目的地进行明确, 对这些国家的控制下交付的相关法律及规定进行明确, 只有在这些国家法律容许的情况下才能够执行。第二,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前提条件———熟悉案情。侦查人员只有在对案情充分了解与熟悉的基础上, 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控制下支付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如果轻易启动控制下交付, 将导致“非法或可疑货物”的逸失与侦查人员的死亡。第三,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根本条件———协商一致。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 相关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在意向与态度方面达成一致。控制下交付所涉及的国家与地区较多, 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不能够完成控制下交付的实施, 需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侦查结构进行合作以确保实施效果。第四, 控制下交付风险降低或消除的基本保障———有效监控。只有对“非法或者可疑货物”的流转及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的控制, 才能够使控制下交付取得预期的侦查效益。因此, 如果在有效监控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障碍或者不可能实现时, 侦查人员应该适当享有控制下交付终止的权利。第五, 控制下交付实施的最终目的———确保追诉。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过程中, 如果其开展的国家与地区存在犯罪猖獗或者司法腐败的情况, 那么必须提高自身的警惕, 避免出现“放虎归山”的情况。第六, 国际控制下交付实施遵循的重要条件———主权至上。在控制下交付实施的过程中, 必须尊重国家与地区的主权, 是国际公约中强调的首要法则。

3. 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

在新形式诉讼法中, 针对控制下交付的申请程序、审批主体等方面都缺乏具体的规定。从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与监督, 防止滥用的角度进行分析, 这属于立法方面一个重大的疏漏。因此, 实现控制下交付申请与审批程序的变革具有必然性。本文认为, 控制下交付的审批主体应该设定为侦查机关, 主要的原因包括:第一, 部分学者认为控制下交付的审批应该实施司法审查机制, 主要的依据为控制下交付所具有的欺骗性与诱导性等特点, 如果出现控制下交付的滥用行为将导致信用危机的发生, 从而对社会的信用体系造成冲击。本文认为该观点中没有正确区分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在理论基础上本身就存在错误。控制下交付的性质为秘密监视技术, 在公共区域较为常用, 公民隐私期待权较低, 并不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造成较大的侵扰。因此, 没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第二, 法官的侦查专业素质较低, 不足以承担司法审查的重任。控制下交付具有较强的复杂性, 尤其是国际控制交付。只有具备了专业的侦查素质才能够对控制下交付启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正确的判断, 此外控制下交付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与意外因素, 在对其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都需要高度的侦查专业素质, 而法官并不具备这些侦查专业素质。

4. 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

在对控制下交付与其他法律存在的冲突进行控制与解决的过程中, 主要的思路包括:第一, 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秘密搜查与扣押的合法性进行确认;第二, 仅实行“有害控制下交付”, 放弃“无害控制下交付”。在这些思路中, 第一种思路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公安机关进行技术侦查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是在法律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技术侦查措施实现了初步的立法确认, 但是在其种类方面依旧采取回避态度。秘密搜查与扣押是否包含在技术刑侦措施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导致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依旧存在。因此要解决控制下交付与新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 就必须去除“司法神秘主义”的魅影, 将秘密搜查、秘密扣押明确地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都针对控制下交付作出了相关规定, 但是由于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粗疏, 导致这些规定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在对改革路径进行综合分析之后, 指出实现《控制下交付法》的制定是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控制下交付,秘密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