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2022-09-11

刑事和解制度是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这一制度有助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形成谅解, 便于维护二者根本的利益。它自从出现以来对刑事司法产生巨大影响, 已经为很多国家所借鉴。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 也开始借鉴西方国家做法, 引入刑事和解制度。201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 规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情况、适用条件、司法实践原则等, 这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但是, 该制度实行几年以来, 由于制度本身的法律界定过于粗略, 造成司法实践中, 公检法等机关无法真正做好刑事和解工作。因此, 探究新时期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做好刑事和解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新刑事诉讼法下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的现状

2013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把司法和解制度引入司法实践以来, 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 已经开始出现刑事和解案例。部分地方公检法机关通过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了一些较为棘手的刑事案件, 提高了办案速度和效率。以2014年河南郑州市刑事诉讼法庭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 全年共接收刑事案件审判569起, 办理结案328起, 其中采用刑事和解方式处理结案的案件达到27起。虽然后者占到整个刑事结案案件的比重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刑事和解方式处理速度更快, 结案率较高。全国其他地方的刑事案件的处理, 也开始重视采用刑事和解制度。但是, 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毕竟刚刚出现两年时间, 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部分地方公检法机关还是习惯上采用以往刑事案件处理方式, 缺乏刑事和解的经验。特别是由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大多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实践, 在具体司法中总会出现或多或少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之处。因此, 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任重而道远。

二、践行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出现的困难

(一) 立法过于粗略, 司法实践指导作用不足

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第五编第二章规定,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 可以通过刑事和解方式, 通过调停人或者其他组织让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开展直接协商沟通, 只要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 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 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从上面的法律条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立法有点粗略, 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如调停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参与刑事和解, 但是对调停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并没有做出更加细致的规定。对刑事和解下的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 进行免于刑事处罚或者从轻处罚, 这一规定不好界定, 如何种情况下免于刑事处罚, 何种情况下从轻处罚, 具体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由于我国采用成文法, 不是西方的判例法, 造成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实行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

(二) 刑事和解中公检法角色定位不清晰

新刑事诉讼法, 规定具体办理刑事和解的司法部门, 主要包括当地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个部门。作为我国传统的三大司法机构, 虽然规定了一些他们在各自司法领域的职责, 如规定公安机关主要负责案件的侦破, 检查机关主要负责提起公诉、法院做好审批等。但是, 在刑事和解制度下, 三个部门到底有谁主要牵头负责, 还没有准确的法律角色的定位。这就造成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 出现刑事调解司法实践冲突的行为, 如公安机关做了刑事调解工作, 法院却没有获知, 继续进行司法审判等。2013年, 河南郑州市处理的一起刑事案件, 本来公安机关经过刑事和解已经让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达成了和解, 但是由于没有及时通知当地法院销案, 造成法院继续对本案审判的司法冲突。

(三) 没有有效引入第三方参与刑事和解

西方国家在刑事和解中, 经常会让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法外人士参与刑事和解。通过第三方人士的参与, 不但能够提高刑事和解的效率, 同时也可以节省司法机关大量的时间和司法成本。但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引入有效地第三方刑事和解参与方式, 大多数刑事和解案件还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检法机关负责。但是公检法机关的人员毕竟有限, 这就造成很多可以通过刑事和解方式解决的刑事案件演变成常规刑事案件。这既增加了司法成本, 同时也给原被告双方带来负面影响。有的刑事案件久拖不决, 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和解方式压缩处理时间, 但是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最终造成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工作效率的下降, 当地民众对此也颇有微词。

(四) 忽视对犯罪人利益的维护

在刑事调解中, 很多刑事调解多是围绕如何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开展, 争取给被害人获得更多的补偿。当然, 这种立足弱势群体的做法毋庸置疑。但是, 忽视对犯罪人利益的维护, 缺失刑事调解中的一种缺憾, 这也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2014年, 山东某地法院在处理一起本来并不严重的刑事案件中, 采用了刑事调解手段。被害人仅是受到轻伤, 依据正规法律程序, 被告最多赔偿受害人几千元就行。但是, 被害人却要求更加高额的赔偿, 最终赔偿金额达到数万元。当地司法机关在对本案进行刑事调解中, 片面重视维护受害人利益, 压迫原告按照受害人的要求予以赔偿。本案刑事调解没有成功, 最终还是通过正规法律诉讼途径得到解决。最初进行的刑事调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还直接增加了司法成本。

三、提高刑事和解司法实践法律效力的建议

(一) 更加细化刑事和解立法, 让司法实践有法可依

完善我国刑事和解立法, 从刑事和解的适用情况、适用条件和司法实践等角度进行更加细致的立法。只有明确的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 才能够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践行刑事和解提供法律凭据。在具体的立法中, 我们可以总结过去两年多我国刑事和解中出现的典型案例, 考察案例的特点, 结合我们国家刑事司法的具体情况, 进行相关的立法实践。我们还可以考察西方国家在刑事和解中的成功做法, 把它们也引入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中。当然, 在引入中必须要充分结合自己国家的特点, 不应当照搬照抄。

(二) 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刑事和解方式, 明确公检法的角色定位

要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中, 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刑事和解方式。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可以进行刑事调解, 但是必须经过同级的法院授权。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法律实践中, 要及时把刑事和解的情况向当地法院传达, 由法院进行司法备案。法院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如果采用刑事和解方式, 也应当在充分征询原被告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够由法院相关人员硬性进行刑事调解。只要原被告双方中一方不同意刑事和解, 那么就不能够强制让双方进行刑事和解。

(三) 加强第三方人士参与刑事和解的力度

在办理刑事和解中, 要更加重视第三方人士的参与。这样可以弥补国家公检法机关人员不足的现状, 减少司法成本, 提高刑事和解的司法效率。同时, 第三方参与刑事和解, 更有利于获得原被告双反认同, 让他们更能接受调解方案。当然, 要想确立第三方人士参与形式调解, 必须要对这些人进行专门的刑事调解方面的司法培训, 让他们能够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进行调解工作。西方国家积极引入第三方参与刑事调解的成功经验, 可以为我国司法实践所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