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分析

2022-12-24

一直以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都是令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顽疾。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 全国有150万左右的流浪乞讨儿童, 其中大部分是由犯罪分子拐卖而来。在我国部分地区, 买卖儿童呈现市场化、链条化的畸形发展。这种现象亟需政府部门予以严厉打击。我国解救拐卖儿童的部门有公安部门、民政部门、社区部门。但后三者所解救的被拐卖儿童进展总数的2%左右, 绝大部分的工作由公安部门承担。可以说, 公安部门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中, 几乎称得上“一力独撑”。因此, 研究刑事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行为,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拐卖儿童犯罪的新特征

(一) 犯罪组织集团化, 犯罪行为职业化

拐卖儿童犯罪成员以惯犯和累犯为主, 长期从业, 犯罪特点趋向职业化。这是因为, 该犯罪行为需要具备贩卖儿童的渠道信息和运送经验。长期以来,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 人贩子由单独作案逐渐发展成团伙作案, 集团作案。犯罪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这给打击犯罪带来了新的难点。

(二) 犯罪手段暴力化

以往, 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诱骗的方式拐带儿童。现在, 犯罪手段越发暴力化, 入室盗抢婴幼儿、闹市街头抢夺儿童、儿童绑架等恶性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给社会治安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

(三) 犯罪目标模式化

首先, 被拐卖的儿童年龄和性别模式化。通过研究, 本文发现, 在被拐卖的儿童中, 86%年龄处在六周岁及以下, 且婴幼儿占很大比例。低龄被拐卖儿童中, 被拐卖的男童比例明显高于女童。随着年龄增长, 被拐卖的女童比例明显上升。年龄超过14周岁的被拐卖儿童中, 97.6%是女童。

其次, 被拐卖儿童的拐入地和拐出地模式化。虽然拐卖儿童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但程度不均, 且相差较大。拐出地最多的两个省份是河南省、云南省;拐入地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河南省、江苏省和山东省。

第三, 被拐卖儿童的生存状态模式化。统计表明, 6周岁以下的被拐卖儿童主要以买方收养为主;14周岁以上的被拐卖儿童主要以服务于色情场所为主。这种生存状态与买方人群的需求相关。

二、拐卖儿童犯罪案件侦破的难点

(一) 调查难:存在多个现场

拐卖儿童案件存在多个案发现场。该类案件大多跨区域、大范围, 案犯拐骗儿童为第一现场, 中间转手到最后买卖, 存在多个现场。给后期侦查带来难点的是, 这些现场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关联性较小, 无法通过第一现场寻找其他现场。

(二) 取证难:调查取证难度大

大多数拐卖儿童案件的犯罪现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 现场无从保护、遗留信息少, 能直接证明拐卖行为的痕迹物证非常少, 案件侦破大多依赖案犯线索的提供和查证, 但该方面的证人证言也少得可怜, 无法获取言词证据, 掌握信息线索。

(三) 追逃难:犯罪范围流窜化

拐卖儿童案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外性, 包括三重含义, 一是犯罪嫌疑人, 来自外地, 二是被拐儿童来自外地, 三是儿童被卖到外地。拐卖儿童案件中的被拐儿童大都经历多次倒手, 拐出地和拐入地地理位置跨度大。且案犯不在本地居住, 与被拐家庭案前互不相识, 案后互不联系, 体现出流窜化特点。

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对策

(一) 加重拐卖儿童犯罪主体的惩处力度

1. 加大对案犯的惩处力度。

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拐卖儿童的量刑普遍偏轻, 惩罚力度较小。对于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较小, 难敌该犯罪行为所带来的高额非法所得带来的刺激。加重此类案件主体的刑法处罚, 是减低拐卖儿童案件发生率的根本措施之一。笔者认为, 对于认定为拐卖儿童罪的案犯, 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拐卖三名儿童以上的, 或者作为贩卖儿童团伙首领的, 或者有虐待儿童情节的, 或因拐卖儿童行为造成其亲属伤亡等恶性后果的, 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2. 严惩买主。

买主的存在是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根源, 堵住源头则要严惩儿童买主。但根据我国目前《刑法》, 在一定情况下, 买方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使得出钱“购买”儿童的买主基本不会承担任何法律风险。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实际上是培育买卖儿童的土壤。因此笔者认为, “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应改为“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 比照卖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能随随便便就可“不予追究”。

(二) 建立的快速反应机制

拐卖儿童案件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 是案件侦破的黄金。在这个时间内, 人贩子仍滞留在现场或附近。一旦案犯逃离本地, 破案难度将会被极大提高。一般情况下, 人口失踪24小时之后才可报案。但儿童失踪案件予以特殊对待。2014年4月9日, 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拐”专项行动, 并规定“凡是接报儿童失踪和被拐的案件, 立即立为刑事案件, 并展开侦查”。对涉嫌拐卖儿童犯罪的在逃人员要强力组织抓捕, 尽力挤清余罪。这个做法有待成为一种长期的, 固定的“立即立案, 迅速侦查, 及时追逃”快速反应机制。

(三) 建立多警种、跨区域协作机制

就目前各地的公安力量来说, 大多停留在打击独自作案或小型团伙作案的水平, 对于流窜式的, 区域跨度大的犯罪团伙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 有必要建立多警种、跨区域、多部门的协作机制, 集合力建成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一体化格局。

1. 建立公安机关跨区域、多警种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

对于集团化的犯罪, 要加强拐出地、拐入地和中转地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 并对各个地点所属管区内公安机关的职责任务加以明确。加强民警巡查、刑警侦查、技术力量检查、交警排查等工作协同, 将买主和上游人贩子纳入严打范围, 压缩买方市场, 从源头上遏制犯罪。

2. 加强与交通运输部门的通联。

运输环节是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侦破难点, 也是关键环节。公安机关要加强与客运部门的合作与沟通, 对携带婴儿人员的盘查力度, 发现可疑及时联系公安机关, 及时打击查处, 力争在运输环节就将人贩子截获。

3.

提高与法院、检察院、民政、妇联、计生等其他部门的配合度, 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积极作用, 解决打拐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确保打拐工作顺利进行, 共同搞好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安置、遣送工作。

(四) 强化信息意识,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打击工作中的作用

第一, 继续发挥DNA数据库的远程“盲比”作用。从2009年开始, 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建立。该数据库能够异地查询及比对被拐卖儿童DNA数据, 实现了DNA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共享。在2009年的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中, 公安部利用DNA检验技术解救了2700名被拐卖儿童。这充分说明了这项技术在儿童拐卖案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 提高信息侦查的科技化水平。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来说, 有效情报与信息是破案的关键。因此, 在案件侦查工作中, 不但要做好摸排工作, 还要提高信息侦查的科技化水平。除了技术侦察、视频侦查等传统科技手段外, 还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监控、“微博打拐”、“微信转发”等手段, 收集有关情况、信息, 发现犯罪线索。

摘要：近期, 随着电影《亲爱的》热映和屡见报端的儿童失踪、幼儿被拐事件, 拐卖儿童犯罪再次成为社会焦点。一直以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都是令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顽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该现象又出现了新的犯罪特点和手段。降低拐卖儿童犯罪率, 维护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刑事视野下, 对拐卖儿童犯罪行为进行分析, 试图寻找打击犯罪的刑法途径。

关键词：拐卖儿童,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