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消费者利益保护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如何将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良好愿望落到实处，是各国反垄断立法、实施反垄断法时面临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在此，以反垄断立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为基础，对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如何体现消费者利益的导向，消费者如何在反垄断法实施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及在反垄断案件中消费者利益保护的代表诉讼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篇：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摘 要：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关键词：在职消费;薪酬补偿效应;利益侵占效应;显性激励水平;管理层权利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作为管理层隐性激励的重要手段，在职消费一直以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当前，中国企业在职消费绝对额已远远超过高管薪酬，且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1]，不断增长的在职消费究竟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何种影响?目前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主要存在“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观点。“效率观”认为在职消费是货币薪酬的有效补充，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2]，不僅能够彰显公司形象、有利于企业与政府、商业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3]，更是管理者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从而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提升工作效率进而提升公司业绩。“代理观”则认为当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使管理者权力过大时，不仅容易造成权力滥用，而且会提高管理者采取自利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侵害股东利益，而在职消费恰好成为管理者实施利益侵占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两类观点都有相应的证据支持，Adithipyangkul et al. [4]利用中国公司的研究样本发现，在职消费能够激发管理者工作热情，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高其工作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未来的资产回报率。Rajan and Wulf[5]以管理效率作为考察对象，以是否拥有专机作为在职消费的主要代理变量检验了美国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发现高管的专机服务为企业带来的管理效率提升要高于管理者据此所得的私人利益。然而，Yermack[6]在以股票市场表现作为考察对象时发现，CEO享有专机这一信息的披露会产生负面的市场反应，Edgerton[7]对高管专机使用状况的研究也得出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过高这一结论，并且，冯根福和赵珏航[8]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间呈负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并未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效应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各研究仅站在“代理观”或“效率观”的某一侧面来看待在职消费，因此易得出片面的、不稳健的结论，另一方面各研究侧重点有所区别，有些侧重效率提升，有些侧重市场表现、业绩表现等，因此会得出不同结论。多数情况下，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可能并存，本文将其概括为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但不同情境中两种效应的作用力大小不同，导致的最终结果会有所差异，有些情境下会表现为“效率观”，有些情境下则会表现为“代理观”。因此，研究中不能概而论之，而应该进行分类讨论。本文主要考察的对象是企业绩效，与以往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在深入挖掘在职消费薪酬补偿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多种情境分别讨论两种效应的作用程度，以此确定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丰富在职消费的相关研究，并为企业如何发挥在职消费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1.薪酬补偿效应。在职消费能够给高管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一方面，在薪酬管制背景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并未完全体现其贡献，而是受到一定程度压制，此时，在职消费契约对货币薪酬契约提供了有效补充，两者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9]，在职消费能够产生与货币薪酬同样的物质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在中国自古以来的等级文化背景下，以企业为名义的在职消费能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如高管俱乐部、专机服务等，从而实现高管精神上的满足，激励其努力工作。此外，诸如公务用车、考察学习、良好的办公环境等在职消费还有利于提高高管的工作效率，例如，当高管远赴外地进行商业谈判时，乘坐头等舱的高管与乘坐经济舱的高管相比，其更有可能以充沛的精力拿下数十亿元的合同，倘若企业不愿为高管支付头等舱的差旅支出，则高管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较经济的出行方式，而这可能会降低高管的工作效率。
2.利益侵占效应。合理范围内的在职消费既能为高管带来个人利益，又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超过合理范围的在职消费(超出正常商业需要的在职消费)会导致预期回报低于所付出的成本，从而造成对股东利益的侵占。虽然某些在职消费能够提高高管工作效率，但对企业来讲未必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10]例如，在公司提供乘车报销即可解决高管出行问题时，却选择配备专车，在自有会议室符合办会条件的情况下却选择高档会所，自建远超工作需求的豪华办公室等，这类超额在职消费[11]的出发点是满足高管的私欲，而不是提高工作效率，是对企业资源的过度消耗，并不具有生产性和效率性[12]。更有甚者，有些高管会利用公司宽松的报销制度为个人消费买单，这些在职消费行为不会给企业带来边际收益的提升，反而大幅提高了边际成本，是代理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降低了企业价值。[13]
目前学者对在职消费的作用效果主要存在“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观点，认为高管激励水平和管理层约束程度是影响在职消费作用效果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按照高管激励水平和管理层约束程度区分不同情境，分情境讨论薪酬补偿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的作用程度，探究在职消费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效果。也有学者指出CEO的个人特征如年龄等因素会影响在职消费的作用效果，但这些因素可以囊括在高管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两个方面，如当CEO临近退休时在职消费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利益侵占效应，但这取决于管理层权利的高低。另外由于产权性质会对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产生较大地影响，本文在后续部分中将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二)高管激励水平对在职消费薪酬补偿效应的影响
在委托代理背景下，为了有效地激励管理者，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同，降低代理成本，股东与管理者签订了一系列薪酬契约，其中显性契约主要包括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货币薪酬主要包括固定薪酬和以企业经营业绩为考核指标的绩效薪酬或奖金等。[14]大量研究均表明货币薪酬的提高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业绩，而管理者持股则是促使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同的另一种手段，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份，从而成为公司股东的一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其经营行为会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目标，由此降低了代理成本，提高了公司业绩。然而，当管理者感知到其显性薪酬低于其公平薪酬水平(同行业、同等规模、同等绩效水平的其他企业管理者的显性薪酬)时，会产生对比效应，使管理者产生外部不公平感，从而降低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及对企业的认可度。在职消费这一隐性薪酬契约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显性薪酬较低的管理者提供一定的补偿，降低其外部不公平感，激发其工作热情，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而且，在职消费能够为高管带来更高的身份和地位，且具有避税效应，因此更易于被管理者所接受。[15]据此提出本文假设：
H1a：管理层货币薪酬水平相对越低的企业，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果越显著，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大。
H1b：管理层不持股的企业，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果较显著，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较大。
(三)产权性质对在职消费薪酬补偿效应的影响
受多種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企与民企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有所区别。客观因素方面，受“限薪令”的影响，国企高管的显性薪酬低于其公平薪酬水平的可能性更高。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组部、监察部、国资委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央企高管的显性薪酬，对于央企下属企业，国资委也启动了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并明确指出，中高层薪资增长要低于净利润增长。在这一背景下，在职消费成为国企高管薪酬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职消费能够发挥与货币薪酬激励方式同样的作用，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观因素方面，一是受多年来社会认知的影响，国企与民企高管对在职消费的认知有所不同。虽然国企的显性薪酬较低，但隐性福利较高，这点已成为社会共识，而在职消费则是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国企人员在心理上会将隐性福利放在与工资同等的地位，因此隐性福利能够发挥与工资等显性薪酬同等的激励作用。相反，在人们的认知中，民企的隐性福利较低，高管所能获得的主要是显性薪酬，而一旦出现在职消费的机会，民企高管也往往将其视为“意外之财”，不会付出与“意外之财”所对等的心力，因此非但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可能产生阻碍作用。二是受政治晋升动机的影响，在职消费对国企高管具有更强的正向激励，加之国企高管激励契约的绩效导向更加突出[16] ，因此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近年来国资委不断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等规定，逐渐确立了以企业绩效为中心的高管考核体系，可见经营目标仍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首要关注对象[17]。另一方面，姜付秀等[18]的研究指出，不同于人们以往的固有观念，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提高公司业绩的显性要求并且已经形成基于业绩对CEO进行考核的显性激励契约，面临更强的社会监督以及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等目标使其攫取私利的动机较弱等特点，高管激励契约更加注重提升企业绩效，因而作为激励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消费对国企业绩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由此提出本文假设：
H2：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更显著。
(四)管理层约束程度对在职消费利益侵占效应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在职消费利益侵占效应主要是由超额在职消费引起，而超额在职消费的产生是有条件的，除了管理层具有超额在职消费的意愿外，还需管理层具备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即管理层权力。[19]管理层权利是管理层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能力[20]，它一般是管理层在有缺陷的公司治理以及较弱监督的情况下，所拥有的超出契约规定范围的对公司的控制力[21]。管理层权力不断增大很大程度上是相应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缺失所导致的，即管理层约束程度过低，例如，CEO兼任董事长，则管理层所受到的来自董事会的监督力度会大大减弱，从而管理层更易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利用自身权力谋取私人收益，又如CEO任期较长导致CEO拥有较高的威望，公司股权不集中会导致管理层所受到的来自股东的监督力度减弱等，此时，缺乏制衡和监督致使管理层权力不断膨胀，股东与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程度不断加深，管理层便有机会利用在职消费契约的不完备或契约执行事中、事后监督的缺失，来攫取个人利益，更有甚者，当管理层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可能使管理层凌驾于股东与管理层签订的契约之上，使其能够控制在职消费契约的设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从而损害股东权益。由此可见，管理层权利为超额在职消费提供了温床。由此提出本文假设：
H3：管理层权利相对越大的企业，超额在职消费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效果越显著，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企业绩效选取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代理变量。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其中总资产平均余额=(总资产期末余额+总资产期初余额)/2。
2.解释变量：在职消费(JC)、管理层权利(Power)。在职消费绝对额的设计参照权小锋等(2010)[21]、傅颀等(2013)[15]的研究，以采用间接法将年报中披露的管理费用扣除其明细中与职务消费明显不相关的项目(如无形资产摊销、董事高管股东的薪酬总额等)后的余额作为企业的在职消费额，在职消费(JC)指标采用上述方法测算出的在职消费绝对额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管理层权力(Power)的度量指标，是在借鉴已有研究[20][21][22][23]的基础上选定5个度量指标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选定的5个度量指标分别为：(1)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Dual)。若兼任，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当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其权力加大，可能影响到董事会的决议，同时管理者所受到的来自董事会的监督较弱，因此该指标数值越大，管理者权力越大;(2)董事人数(Director)，即董事会的人数。董事会人数越大，管理者所受到的来自董事会的监管压力越大，对管理者权力的约束越大，因此该数值越大，管理者权力越小;(3)CEO任期(Tenure)，即CEO任职期限。数值越大，则管理者权力越大;(4)CEO是否兼职(Prestige)，若CEO在外兼职，则该数值取值为1，否则为0。CEO在外兼职，则说明CEO拥有较好的声誉，在企业内部拥有较强的话语权，该数值越大则管理者权力越大;(5)股权集中度(Con)，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数值越小，股权越分散，则来自股东的监督力量越小，管理者权力越大，因此该数值越小，则管理者权力越大。由上述五个指标经由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管理者权力综合指标，数值越大代表管理者权力越大。
3.控制变量：管理者货币薪酬(MC)、管理者持股比例(MO)、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产权性质(State)、行业虚拟变量(Ind)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货币薪酬以前三名高管薪酬占总资产比重来衡量，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中管理者持股数量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公司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产权性质以公司最终控制人的属性衡量，若最终控制人为国有部门，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二)样本和数据选取
本文以我国沪深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公司2010—2015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选择2010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主要考虑到在2010年之前很少有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管理费用的明细项目，从而无法相对准确地度量管理者在职消费的情况。同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A股上市公司中发行B股或发行H股的样本;(3)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类上市公司，以避免财务信息质量和异常值影响实证结果;(4)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由此构造了共包含7768个观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本文的基础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其中，在职消费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而成。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建立模型1：
为检验管理者货币薪酬高低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即H1a，将总样本按照管理者货币薪酬高低分为高货币薪酬组和低货币薪酬组，货币薪酬高低的判断标准为实际所得货币薪酬与公平货币薪酬之间的关系，公平货币薪酬主要考虑了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规模及当期绩效，若实际所得货币薪酬高于公平货币薪酬则为高货币薪酬组，否则为低货币薪酬组。具体操作方法为：
属于高货币薪酬组，否则属于低货币薪酬组。之后采用模型(1)，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为检验管理者是否持股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即H1b，本文将总样本按照管理者是否持股分为管理者持股组和管理者不持股组，分别进行回归。为检验产权性质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即假设H2，本文将总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同样采用模型(1)对各组进行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H3管理层权利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首先将总样本按照管理层权利的高低分为高管理层权利组和低管理层权利组，将企业的管理层权利Power与其所在行业的管理层权利平均水平作比较，若某企业的管理层权利水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为高管理层权利组，否则为低管理层权利组。然后利用模型(1)对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管理层权利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管理层权利指标构造
本文主要从Dual、Director、Prestige、Con、Tenure五个维度衡量管理层权利，为了更加清晰的反映管理层权利对在职消费经济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管理层权利综合指数，其中，提取的主成分分别为Com1、Com2、Com3、Com4、Com5，方差累计贡献率为100%，各主成分公式为：
由此合成的管理层权利综合指数如式(3)所示，据此可衡量各企业管理层权利水平。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1为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由表1可知，除企业规模与财务杠杆间的相关系数和企业规模与管理者货币薪酬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高于0.5外，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被解释变量ROA与解释变量JC及控制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选取较为合理。
(三)管理层显性薪酬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检验结果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第(1)列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在职消费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就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其主要发挥了薪酬补偿的作用，对管理者产生了有效激励，从而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管货币薪酬与管理者持股这两类显性激励手段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显性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管理者持股的回归系数极小，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近似可忽略。此外，企业负债水平、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分别在1%、1%和5%的水平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正向和负向影响。
将总样本按高管是否获得了公平的货币薪酬分为高货币薪酬和低货币薪酬两组，回归结果如表2第(2)、(3)列所示，可见，在职消费仅在低货币薪酬组对企业绩效发挥了显著正向影响，而在高货币薪酬组虽发挥正向作用，但不显著，由此验证了假设H1a。进一步将总样本按管理者是否持股划分为管理者持股组和不持股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第(4)、(5)列所示，同样的，在职消费仅在管理者不持股组对企业绩效发挥显著正向影响，由此验证了假设H1b。综上，在职消费在显性薪酬较低组的提高能够提高企业绩效，表明其有效发挥了薪酬補偿效应，而在显性薪酬较高组的在职消费无法发挥薪酬补偿效应，因此对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影响。
(四)产权性质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检验假设H2，本文将总样本按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由回归结果可见，国有企业组在职消费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职消费对其业绩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在民营企业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无显著作用，这验证了假设H2。将总样本按货币薪酬和产权性质进一步划分为四组：低货币薪酬民企、低货币薪酬国企、高货币薪酬民企、高货币薪酬国企，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在职消费系数仅在低货币薪酬国企组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H1、H2。
(五)管理层权利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了探究管理层权利对在职消费双刃剑效应的影响，本文将全样本分为高管理层权利企业组和低管理层权利企业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1)(2)列的回归结果来看，低管理层权利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职消费对其业绩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在高管理层权利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并无显著的作用，从而假设H3得到了检验。进一步地，本文将全样本按照管理层权利的高低和不同产权性质分为低管理层权利国企组、低管理层权利民企组、高管理层权利国企组、高管理层权利民企组四组。从(3)(4)列所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低管理层权利民企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高管理层权利民企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民营企业中较高的管理层权利使得在职消费表现出显著的利益侵占效应。(5)(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中低管理层权利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而高管理层权利组的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国有企业中相对较高的管理层权利使得在职消费表现出更显著的薪酬补偿效应。本文分析认为这一回归结果是符合国有企业高管现状的。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高管有其特殊性，身兼“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身份，政治晋升同在职消费一样都是“隐性激励”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高管显性激励(如货币薪酬)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王曾等的研究指出国企高管面临着更强的社会监督，政治晋升的动机会使得国企高管为了防止过高的在职消费水平被曝出严重影响其政治前途而在一定程度减少在职消费。[24]政治晋升的动机使得国企高管减少“以权谋私”的行为，从而减少了超额在职消费，加之在国有企业中高官的薪酬激励契约更加看重提升企业绩效[18]，因此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中更多地表现为薪酬补偿效应。这一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即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更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以ROE代替ROA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假设进行重新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由表5和表6可知，与原回归结果相比，以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各组样本中JC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几乎未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存在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这两类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及管理层权利的影响。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①当管理者显性薪酬低于其应获得的公平回报时，在职消费作为一项隐性薪酬契约，是管理者被动接受的薪酬补偿，因此能够发挥与货币薪酬补偿同等的激励作用，促使管理者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努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而当管理者显性薪酬高于其所应获得的公平薪酬时，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作用相对较弱，加之各项薪酬福利对管理者激励的边际效应递减，通过在职消费对管理者进行激励所能获得的收益较低，甚至低于相应的成本，因此不能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②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高管由于受到“限薪令”、社会认知及政治晋升需求等影响，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③当管理层权利较高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在职消费行为可能突破最初的隐性契约，甚至可自行拟定在职消费契约，使在职消费成为其主动攫取利益的工具，在职消费非但不会对管理者产生正向激励，反而成为其侵占股东利益的工具，从而降低公司绩效。相较而言，管理者持股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权力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正视在职消费行为，合理发挥在职消费的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效应具有一定的启示：①合理利用在职消费等隐性激励手段，抑制管理层因显性薪酬过低采取的“不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倡导均贫富，薪酬差距过大会打击普通员工的积极性，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然对高管的显性薪酬有所压制，这又导致高管在工作中可能采取“不作为”态度。同时，国人又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职消费所提供的经理人俱乐部会员资格、专机、各种“小灶服务”等恰好满足了国人这方面的需求，不仅对在任管理者有较强激励作用，对普通员工也会产生较强的晋升激励。②完善在职消费契约，加强对在职消费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将管理层权利关在笼子里，杜绝超额在职消费的发生。在职消费契约完善的首要 前提是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监事会能够独立发挥其职能，并具备严格的审核内控体系，在此基础上，事前在职消费的细则要经过的董事会审批，事中通过内控机制对在职消费进行严格监督，严格抵制超规格的消费、与工作无关的私人消费等项目，事后要对各项在职消费的经济效应进行独立的评估，将经济收益小于成本的消费项目从合约中剔除。③制定有效的管理层持股计划，缓解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提高管理层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使其主动放弃超额在职消费。并非所有的管理层持股计划都是有效的，当管理者持股后，其会权衡通过超额在职消费获得的个人净利(个人收益扣除冒险成本后的净额)与放弃超额在职消费实现企业业绩提升为其带来的股权收益，只有后者高于前者，该项管理层持股计划才是有效的，这就要求企业对管理层的持股条件、持股比例、認购价格、约束措施等进行科学规划，实现既能协调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又能将成本维持在合理范围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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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凤娥 苏宁 温晓菲
第二篇：论反垄断法的消费者利益保护
摘要：消费者利益保护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如何将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良好愿望落到实处，是各国反垄断立法、实施反垄断法时面临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在此，以反垄断立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为基础，对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如何体现消费者利益的导向，消费者如何在反垄断法实施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及在反垄断案件中消费者利益保护的代表诉讼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反垄断领域的消费者利益只有在立法者、反垄断执行机构、消费者或消费者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关键词：消费者;利益保护;反垄断法
有学者将竞争的主要目的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的有效分配;促进技术的进步;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反壟断法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为主要目的。反垄断法通过对竞争的保护从而实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因此消费者利益保护也就成为了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无论是美国的反垄断法体制，还是欧共体的竞争法体制，都充分考虑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竞争法范本》，作为各国制订(修改)国内反垄断法的推荐模式，也在第8章专门提到了反垄断法与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因此，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目标之一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消费者一旦能够从竞争性商品中进行自由选择，那么就有了“用脚说话”的权力，从而迫使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的竞争，由此而使他们生产或者经营的商品能在价格、质量、功能或者创新方面成为最吸引人的商品。因此，在给定市场条件下，有效的竞争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最大的利益。虽然，各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反垄断立法形式体现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条款，但是如何将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标落到实处，恐怕不只是反垄断法的条文规定所能解决的。我们认为只有对反垄断法的整个体制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一、反垄断立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各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一般都体现有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条款。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都明确规定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同样《欧共体条约》的第82(B)也对消费者利益问题做了规定。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波兰和法国等，其反垄断法中专门有一章涉及对消费者利益保护。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法中专门规定了“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条款;也有一些国家通过两套法律，一套涉及竞争，另一套涉及消费者保护。但是由于两套法律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关系，所以这两套法律往往由同一个部门负责实施。我国反垄断法也明确规定了维护消费者利益是其立法目的之一。尽管各国在立法上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立法模式，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程度可能不等，与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其他目标相比的地位也不相同。但是，这些国家都充分地认识到反垄断问题是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基本目标之一。现任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主席Philip Collins先生认为，今天，全球各国政策的制订者都认识到，反垄断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成功运行和保护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近年来，各国都将消费者利益保护提到了很高的程度。“无论是欧共体水平上，还是各个成员国的水平上，在相关的(反垄断)报告和政策声明中几乎没有不提保护消费者利益内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活动，消费者在有形方面获得的利益几乎总是会被卡特尔行动或者占有市场优势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等所损害。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者似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颂词——消费者利益为中心。那么，立法者真的如此一致地将保护消费者利益确立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从某些国家的整个反垄断法体系来看，我们发现消费利益保护并没有被放在反垄断法的中心地位。例如，美国反垄断法虽然始终重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是，最近的反垄断政策和法律却出现了一些客观上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宽大和赦免计划政策”的实施。这一计划与消费者利益是直接冲突的。又如欧共体反垄断立法，虽然也将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目标之一，但是，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在欧共体市场上并没有得到加强。对此我们可以从欧共体内部对限制性竞争行为是否允许私人在各国法庭提起诉讼，以及在《欧共体条约》第82条的修改过程中所产生的激烈争论得到证明。有学者认为欧共体竞争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比较少的。所提供的只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一般性的保留条款的保护，即不管是否给消费者的利益产生多么重要的消极影响，只要这一行为符合促进技术进步等条件，仍然可能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欧共体反垄断法律体系中的大量豁免的运用，包括欧共体条约的第81(3)的运用，都包含有对消费者利益的限制性内容。如欧共体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判定某类协议或者行动是否授予豁免的时候，并不是以是否损害消费利益作为首先考虑因素的。也即在赋予豁免的情况下，并不以确保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所以无形中抵消了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强度。
上面的讨论使我们看到：一方面，各国将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之一;而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又制订或实施了一些与这一目标相抵触的反垄断政策法律。由此，我们的结论是：虽然在反垄断法的某些形式上体现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是，如果在整个反垄断政策法律体系中没有能够贯彻一致，那么这种利益的保护仍然会受到抵消甚至损害。所以，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但要体现在反垄断基本法律中，还要体现在与反垄断法实施有关的各个层面的政策法律中。同样，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但是现有的法律尚不能有效地消除或者阻碍经营者利用垄断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
二、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立法者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真实意图反映在反垄断法中，执行者就有责任在实施活动中去解释和执行这一意图。反垄断执行机构在解释反垄断法规则的时候，能否确立更加倾向于消费者利益的态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我们有理由认为，消费者利益的反垄断法实施保护与反垄断法的立法保护，其作用应当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在消费者利益保护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对反垄断政策法律的理解方面，也应以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最主要目标。那么，在现实世界里，反垄断执行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实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合理地考虑消费者利益的范围，即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处理反垄断案件中有哪些消费者利益是需要被保护的。其次是培养良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理念。最后是设定合理的损害事实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减轻消费者的负担。
(一)消费者利益范围的确定
消费者利益的范围，似乎涉及消费经济学的领域。确实，关于消费者利益的含义、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标准、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等都应是消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从法律角度对消费者利益问题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们可以从消费者保护法或者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研究。在实践中，不论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从反垄断法视野，一般是从消费者利益范围已经确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人们往往将消费者利益局限于商品的可选择、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等几个方面。但是，这种习惯上以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质量因素等作为消费者利益范围基础的反垄断法实施，并不十分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真正保护。“尽管在欧共体法庭和美国法庭的大量反垄断案件中，对消费者利益损害的情形已经做了更广泛的考虑。然而，在大部分這些案件中，对消费者损害的深度和综合性方面，以及在对这些损害的理由阐释、对消费者利益的态度上，却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或者说至少是不充分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在评价反垄断行为对消费利益损害时，往往仍以价格为主要考量因素。即消费者购买同样商品或者服务时是否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金钱。对其他因素，如搭配销售、新技术的垄断等行为往往不加以考虑或者只作为非常次要的考虑因素。这种以价格因素为主导的判断模式非常简单，但显然是不够的，应鼓励反垄断执行机构去考虑其他一些问题。如现任欧共体委员会竞争总局局长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消费者利益必须进行动态影响方面的衡量，即必须全面观察消费者的利益。如某一商品和服务是否具有竞争性选择;这一商品或服务所处的竞争场所;消费者需求的创新性或者对创新的适应能力：限制性竞争行为除了对直接消费者的影响，还应考虑对一般市民的影响。例如，同一地区内的两家超市的合并，虽然不一定会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但是由于超市的合并而导致的市场数量的减少，使消费者失去了就近购物和选择商品的机会。那么，反垄断执行机构是否应从消费者利益角度考虑同意或拒绝这样的合并情形。又如在我国乘坐火车，不论是有座位的票还是无座位的票，无论是白天的票还是晚上的票，都是同一个价格。而消费者得到的消费利益却是十分不同的，即同样的价格无法选择同样的消费，或者至少没有给消费者选择不同价格、不同乘坐时间火车票的机会。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可以审查这种情形。我们认为，这些情形对消费利益的影响明显比价格本身的因素要广泛得多。建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有人提出终极目标)基础上，对这些情形的考虑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因此，扩大对消费者利益影响因素的考虑是非常有意义的。消费者利益范围的确定以及消费者利益性质的界定，是检验某一限制性竞争行为是否真实的或者是潜在地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害的前提和最基本的事实要件，也是消费者能否有效地、令人信服地实现自己权利的重要前提。
(二)培养良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理念
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实施反垄断法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反垄断法律规范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由立法者的态度、反垄断法内容本身(如一些概念的界定)以及市场变化的时效性等原因引起的。反垄断立法上的这种特殊情形，必需通过执行者在实践活动中的明确化和具体化来解决。反垄断案件的处理是由反垄断执行机构的一系列反垄断实施程序所组成的。这些程序包括反垄断案件的发起、调查、中期(临时)措施直至做出最后决定。在这些程序中，反垄断执行机构均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无不与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理念有密切的关系。
对某一投诉行为是否发起反垄断调查程序，反垄断执行机构就有自由决定的权力。不论是由消费者提起反垄断投诉，还是由竞争对手提起的反垄断投诉，反垄断执行机构并不是对每个投诉都必须立案而发动反垄断调查的。这既有对投诉者进行投诉动机因素的判断，如竞争对手的投诉往往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市场竞争地位;也可能出于反垄断执行机构自身有限的资源考虑。所以，从客观上讲，反垄断执行机构对哪些投诉应予立案，哪些投诉不予立案，应该有所选择。但是从主观上来讲，反垄断执行机构的这一选择又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同样，在实施反垄断案件调查程序时，调查手段的运用、调查期限的长短、证据(包括专家意见)的取舍，反垄断执行机构都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一个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并不必然会导致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结果。这与其他法律的实施结果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反垄断执行机构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或者是中期性的措施。如有条件许可某一行为、个别豁免、宽大政策等等。而这些措施的运用，也完全是由反垄断执行机构自由决定的。虽然，对某一行为或协议是否构成限制性竞争行为，是由反垄断执行机构依据调查的信息经过经济学和法律意义上的系统的、复杂的分析后得出来的，但是，其中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官员的态度对结果的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同的态度，对消费者利益所起到的保护程度明显是不等位的。对消费者来说，其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对某种行为可能对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的判断，比需要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行为具有违法性要容易得多。另外，前者属于事先防范的态度，而后者属于事后补救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无视事后补救的重要性，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事先防范应该更为有利和重要。我们知道，消费者为了实现事后补救，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而这些成本往往难以得到完全的补偿。更何况消费者在实施自我保护措施时，为获得证据而面临的困难常常是单个消费者难以克服的。
反垄断执行机构的不同态度，从根本上体现了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不同理念。所以，反垄断执行机构确立什么样的态度，将决定着相同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在具体案件中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效果。特别是当经营者的商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相对弱势的消费者利益将直接受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立场所决定。因此，要真正保护消费者利益，从反垄断法的执行层面上，还需要反垄断执行机构形成正确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理念。
(三)对消费者利益损害证明的要求
涉及消费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的事实证明，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消费者受损害的事实;二是损害消费者行为的证据;三是竞争过程的损害行为与消费者利益受损害之间的联系。但是，一些反垄断方面的专家认为，限制性竞争行为与消费者利益及其损害之间的直接联系往往是比较弱的。不如其他民事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那么直接、明了，尽管人们有理由相信消费者利益保护是反垄断法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只禁止对消费者造成直接损害的限制性竞争行为。因为，反垄断执行机构所发现的一个限制性竞争行为，往往首先是损害了市场竞争者，如供应商和贸易商，而不是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从
中长期来看，必然涉及到消费者的利益，如通过贸易将高价转移给消费者，或者减少商品和服务的可选择性。因此，要求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确实有强人所难的感觉。
我们认为，反垄断执行机构在考虑消费者受损害的事实时，不应要求存在直接的、现实的损害。这一点与民事损害赔偿所要求的存在直接的、实质的损害不同。至少当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限制性竞争行为时，不应以消费者是否已经受损害为前提。如果为此要求证明所投诉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与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联系，这种证明是多余的。我们建议只要竞争过程的损害行为与消费者利益损害之间存在着符合逻辑的联系就可以了，而不一定要以因果关系为前提。例如固定价格的卡特尔，这种类型的协议不论是否对消费者利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卡特尔价格高于(有时甚至低于)競争价格，都应当被禁止。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的谢尔曼法中拒绝了对卡特尔作“合理价格检验”，规定了本身违法原则以针对固定价格协议。法院的判决也基本上执行了这一规定(仅有几个例外)。“合理价格检验”意味着要求法院在竞争价格(代表消费者利益)与垄断价格(代表生产厂商利益)中做出选择，而本身违法的采用就使后者失去合法存在的可能性。本身违法原则只要求原告能证明同业者不进行相互竞争、同谋操纵价格的行为存在，而不需提供自身受到损害的证据，即可要求法院立即判决被告败诉。它不仅反对大的价格卡特尔，也禁止小企业的价格同盟，其唯一的价值就是消费者利益。因此，我们认为：反垄断执行机构在处理反垄断案件时，不能以传统因果关系的证据规则来判定直接的、实质的损害。而是只要存在着合理的逻辑关系，就可以认定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
三、消费者(组织)自我保护措施
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是指由反竞争行为的受害者通过向国内法庭起诉来确保他们的损害赔偿或者命令阻止这种损害行为再发生的积极行动。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是否可以通过自己(单独的或者是集体)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应做出明确的规定。
我们先来归纳一下消费者可能参与反垄断实践活动的情形。这些活动包括：向法庭或者反垄断执行机构投诉，主张某一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行机构正在调查或者其他程序中的某一案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一个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案件进行干预;参与并接受集体或者代表的损害赔偿诉讼等。消费者在反垄断领域的这些实践活动，其实就是消费者的自我保护。但是，对这种消费者自我保护机制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如何有效地进行制度设计，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各国反垄断法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的反垄断体制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主要规定在《克莱顿法》第4条：“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的、或有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起诉讼，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损害额的三倍赔偿、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同时，第4条c规定了州司法长可以代表其州内自然人的利益，向区法院提起诉讼;第4条D规定诉讼中“不必单独证明个人请求的损失数量”。这些法律上的规定，为消费者实施反垄断法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相比之下，欧共体消费者在反垄断案件中的干涉程度就不如美国。例如，2006年5月的国际消费者和反垄断法论坛对欧共体成员国做过一项调查，有超过40%的被调查消费者组织从来没有向他们各自的国内反垄断执行机构提出过反垄断投诉。除了可能因限制性竞争行为的信息较少外，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组织缺乏开展这项工作的资源。在欧共体层面上，除了少数涉及到重要的或者很贵重的消费品方面的案件外，消费者组织很少涉足到反垄断法实施程序中来。
我们不能否认消费者组织比其他组织或机构，甚至包括反垄断执行机构能更强烈地意识到消费者在市场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从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出发，就应该鼓励消费者组织与反垄断执行机构取得联络，建立消费者组织向反垄断执行机构进行投诉的良好机制。特别是在反垄断执行机构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消费者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竞争问题时，由消费者组织出面与反垄断执行机构进行协调，应被认为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2条第(2)(3)(7)对“消费者组织”的功能定位，虽然我们的消费者组织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可以与行政部门或者法院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但是如何与反垄断执行机构协调一致，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至少还需要在程序上做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发挥消费者组织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用，英国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英国《2002年企业法》引入“超级投诉”程序。根据这部法律第11部分的安排，“任何英国商品或服务的市场特征或市场特征的联合，例如市场结构或者市场行为特征，已经或可能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某些指定的机构可以向公平贸易办公室投诉。这条规定涉及的行为范围不仅限于反垄断法规则所禁止的行为。法律规定，国务秘书指定的消费者团体可以向公平贸易办公室和其他管制者提出超级投诉，公平贸易办公室有义务在90天内做出反应。国务秘书可以通过命令的方式延长反应期间。争议的竞争市场可以是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或超国家的市场。这种制度安排的目标在于鼓励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团体代表集体利益提出相关投诉。超级投诉者必须详细说明控诉的理由以便公平贸易办公室能在法定时间内进行评审。至于何谓充足的理由，公平贸易办公室有义务发布指南进行指导。在公平贸易办公室关于《超级投诉指南》附件中，规定了判断市场功能不能有效运作从而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23类证据，包括：指控所涉市场的详细情况、控诉的详细情况、控诉是涉及一个整体的市场还是仅涉及一个供应商或市场的一部分、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的程度和损害范围的说明、现存或新供应商的市场进入障碍，等等。超级投诉制度能否改变竞争控制过程的本质或者能否实质性地提高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水准，还有待观察。根据大部分评论意见，这种程序在英国已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有人将超级投诉制度的导入比喻为“正如中世纪城堡的所有者获得了枪支弹药，令人激动”。是否能够在欧共体层面上引进“超级投诉”程序，已经受到欧共体竞争领域的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重视和讨论。
另一个涉及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措施是反垄断私人诉讼问题。是否允许或者鼓励消费者在国内法庭实施反垄断法的损害赔偿诉讼，是各国立法者慎重考虑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在第50条中规定了“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消费者是否可以通过诉讼主张民事赔偿，赔偿额如何计算，诉讼费如何分担等等都没有进一步的安排。所以这是一条类似于“水中月”的条款。如何将“经营者承担民事责
任”落到实处，授予消费者(组织)诉讼权利是前提。我们认为，如果从能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或者更广义地从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出发，那么，消费者应该有资格对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获得赔偿。当然，对一些国家来说，特别是反垄断法实施还没有经验的国家(包括我国)，在消费者实施行动中也会存在一些严重的障碍，如证据的获得、成本的承受。同样的障碍还涉及到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中对集体诉讼或者代表诉讼运用的态度。
四、集体诉讼和代表诉讼在反垄断案件中的运用
特定的服务或商品的用户或消费者自发地联合起来，对由于限制性竞争行为而受到损害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就是我们这里所指的集体诉讼。显然，集体诉讼与消费者组织的诉讼不同。在反垄断案件中，企业所实施的限制性竞争行为，对每个消费者来说，其影响可能并不大，如果他们提起个别索赔，可能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另外就是诉讼成本与赔偿额相比，可能也不相称。因此，就要考虑是否允许消费者联合起来对企业提起诉讼。可以肯定地说，集体诉讼比个体消费者诉讼更有效率。因此，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的立法中都允许进行集体诉讼。
当然，私人消费者能否有效地运用集体诉讼，各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做出一致性的规定。在制订有民事诉讼法的某些国家，也没有规定是否允许集体诉讼或者是否特别允许针对反垄断案件的集体诉讼。原来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国家，試图在国内反垄断实施程序中移植这样的制度，却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且不说各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习惯的阻碍，即使是已经确立这种制度下的实际应用仍然有很大的技术性困难。如前面提到的获得证据的困难，诉讼的成本，还有对消费者范围的确定，即间接消费者是否可以成为集体诉讼的成员，损害额的计算和赔偿额的分配，以及其他在程序中会涉及的一些技术性困难等。因此，在没有集体诉讼制度安排的国家，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代表诉讼的制度安排。
反垄断领域的代表诉讼是通过法律授权特定的组织有权代表消费者利益而自主地进行的诉讼，即不需要消费者的投诉或者委托。这里的代表组织可以是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是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并由国家财政负担他们的机构运行和诉讼费用。例如美国，根据哈特-司各达-逻迪诺法，州检察长能够对卡特尔行为所引起的全体消费者总体上的超额支付提起诉讼。代表诉讼很明显的功能在于可以起到对卡特尔行为的威慑作用，同时它还可以起到节约时间和费用的作用。特别是在消费者没有采取集体诉讼(或者没有集体诉讼的制度安排)时，或者也没有要求消费者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诉讼这一特殊程序的建立对受到限制性竞争行为影响的消费者来说，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且有效的补救途径。顺便提到，由于没有直接的消费者投诉或者委托情况下的代表诉讼，可能会发生胜诉后所获得的赔偿金无人请求分配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就可以设立一个基金，将这些无人请求分配的赔偿金作为基金来源，专门用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可以将这些应得的损害赔偿额在有权进行代表诉讼的组织之间进行分配，由此减少这些组织的财政负担和促进它们的能力建设。
从我国目前反垄断法实施效果来看，引进和完善代表诉讼应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于：一是我国消费者个人是否可以提起反垄断诉讼，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即使将来明确允许个人诉讼，但消费者可能负担不起这样的诉讼费用：二是我国客观上仍然存在着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有恃无恐”的垄断行为(特别是行政性垄断);三是相较于集体诉讼面临的困难，代表诉讼更便利一些(如不需要确定消费者的范围等)：四是从产生的威慑性效果来看，代表诉讼更加明显(悬在垄断者头上的这把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五、结语
无论是将提高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还是将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我们都不能忽视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一基本功能，那么，反垄断法就没有生命力。反垄断法实现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功能，并不是完全由反垄断法律本身来完成的。当然，各国法律体制的构成决定了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强弱。如果从主体角度来看，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只有在包括立法者、反垄断执行机构(由于在反垄断领域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所以对反垄断执行机构的态度尤其重要)、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组织等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有效地实现。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反垄断法律体制的设计问题。只有建立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体制，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功能。同样，要实现我国反垄断法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目的，也需要形成良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实施中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定。
[编辑：苏慧]
作者：阮赞林
第三篇：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消费行为细分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利益内涵，结合电子商务消费购买行为特征，提出以利益为细分变量的利益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模型。利用本文提出的包含16个属性、33个研究变量的电子商务市场利益属性观量表，通过网上采样对电子商务市场进行细分，验证该模型的应用过程，研究表明该模型和方法可对电子商务市场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细分，进而为企业营销管理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决策指导。
[关键词] 电子商务市场 利益 细分研究
市场细分是营销管理决策的基础，如同传统营销，网络企业也需要利用市场细分等合理营销手段，使利益最大化。消费者购买行为指消费者受营销和环境刺激产生需求直至最终做出购买决策的整个过程。在网络经济中，由于电子商务市场与传统实体市场存在很多差异，比如技术和购物环境、实现途径、支付方式等，导致电子商务消费与传统消费的购买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差异，使电子商务市场细分与传统市场细分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对电子商务消费购买行为的分析和研究，提出针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细分方法。
一、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
利益包含与产品特征相关的利益和利益链两个层次，综合了产品的相关特性、消费者心理和行为过程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利益细分是进行市场细分的有效途径，但在电子商务领域尚未建立一套规范的细分变量选取标准及细分模型，本文首先从利益的基本内涵入手，结合电子商务的具体特征，确定细分维度。本文从四个维度解析利益。
1.基本要素
产品特征，包括使用价值和相关服务过程。服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对于电子商务，包括交付地点、网页设计、网上定购程序的便捷性，付款及交付过程、网络的安全性等。基于客户偏好特征的多样化及利益运作机理，特征可能是单一或某种组合，本文用“特征包”概念表示。
2.功能利益和心理利益
作为第二和第三个维度，用于体现各种具体功能和心理满足特征。功能利益强调商品本身的实体和功能效用，承担连接产品特征和心理利益的桥梁和催化剂作用;心理利益是功能利益的延伸，体现消费者心理满足和自我概念增强。
3.情感或价值观
作为第四个维度，是消费者心理本质的体现，具有对相关心理和行为方式做出判断的功能。
二、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模型设计
本文在A.Sharma“基于顾客服务的市场细分模型”基础上，结合消费则行为活动中的利益因素，综合考虑电子商务市场及用户网络行为的特征与差异，提出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模型。
1.细分模型设计
基本假设:电子商务市场不同消费利益族群的消费者，其利益寻求存在显著差异。
结合利益特性，综合电子商务及用户网络行为特征，本文提出模型架构，如图。
2.研究变量定义
模型的建立和使用需要研究变量来支持。多元化社会和多样化的个人需求，使消费者在消费决策时无法以单一因素进行具体描述。本文依据利益内涵和消费者心理，借助A.Sharma观点，确定相关研究变量。
电子商务消费者追求的利益可归结为产品特征、功能利益、心理利益及情感或价值观四种要素，它们的部分或全部组合构成消费者选择的依据。实际运用中，这些要素需要细分，以便企业挖掘消费者重视的具体利益组合，制定相应的、可操作的营销策略。
本文对各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定义1:产品特征，包括产品使用价值(内在特征)和外在属性(外在特征)。
定义2:功能性利益，强调商品自身的实体和功能效用。
定义3:心理利益，功能利益的延伸。商品的购买、展示和使用将传递某种符号意义，消费行为也指向通过对符号性产品的使用来增强自我概念。符号效用在网络消费中尤为重要(Grubb和Grathwohl,1967)。
定义4:情感/价值观，购买行为发生时消费者情绪状态的改变或其满足的情感，是产品具有的满足消费者好奇心、审美、或满足他们对情感价值追求的能力。情感性利益在于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研究变量具体见表1。
三、研究应用及实例分析
1.数据来源及量化
本文数据源于网上采样。消费利益问卷将各利益属性细化为33个问项，其中包括部分人口统计变量。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衡量，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给予1至5分评估，分值越低表示对该问项的同意/重视程度越低，反之，同意/重视度越高。
采样共收集到1760份问卷。采用如下原则剔除无效问卷:(1)利益属性与人口变量存在未填答题数;(2)填答过于集中夸张者;(3)存在奇异值。有效问卷1410份,有效率80.7%。
2.数据分析方法及检验
采用SPSS 1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分析。
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mbach’s α系数和因子分析测量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分别为信度0.763(大于0.7)和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4.579%(70%为理想)，结果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信度，公共因子基本可解释测量结果，该量表可有效地应用于电子商务市场细分。
3.电子商务购物决策利益取向的因子分析
利用因子分析探讨消费者电子商务购物时寻求的利益构成。
以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截取数据,进行最大方差旋转,选取因子载荷大于0.35的变量并根据载荷量的各测量变量进行排序。结果得到14类因子,可解释方差累计为64.579%,表明这些因子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电子商务市场消费者利益的多维构成,见表2。
其中，因子载荷越高，表明该因子包含该变量的信息越多。
4.基于利益因子的电子商务消费聚类分析
利用3.3结论，采用K-mean聚类分析方法，选用欧式距离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
数据处理结果得到8个族群。经ANOVA方差分析显示8个族群的利益寻求有显著差异，接受本文的基本假设。根据8类细分组群不同利益取向，可分别定义为“高质高效型”、“注重实质型”、“品质及享乐主义”、“谨慎实效型”、“综合型”、“个性+理性型”、“传统型”和“浏览享乐型”等，体现了电子商务市场不同消费形态。
四、结论
本文通过剖析电子商务消费利益的构成，构建基于利益的电子商务市场细分模型。该模型可以揭示不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消费需求，营销人员可据此构建相应图谱，使决策者对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有较系统、宏观的认识，锁定目标市场，针对不同细分市场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组合策略。
同时，本文以一般性产品市场为基础划分电子商务市场类型，实践中，不同产品对其消费者决策时的利益取向会有所不同。下一步的研究，将定位于具体的产品、服务市场，研究其中的消费者细分问题及其特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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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武新丽 令狐大智 武新艳